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统计基础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统计基础论文范文1
在此背景下，计算机基础教学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开发可以最大程度应用高职院校现有的实训场所设施，并有机复合学生学习特征及教学培养目标，创建拥有高职院校教学特色的练习与测试自动化系统。该自动化系统应拥有以下优势功能：
（1）计算机软件出题和评判自动化，操作界面简便易用。自动化系统针对实际功能进行模块化设计，从而有利于后期的维护与更新。
（2）题目数据库具有一定的独立，通过开放式的设计，教师能够按照各个专业的学生对计算机基础操作技能的实际需求，对数据库中题目展开即时的更新与替换。
（3）教学练习拥有提示功能，能够对每一个阶段的知识点实施具体分析，有利于学生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学测试环节具备对每个操作步骤详尽的评判分析，能够让学生自主性的展开学习和检测。
（4）最大程度借鉴国外软件的优势，即能够从实际出发，以应用交互式教学模式，完成计算机基础课程练习与测试的自动化，提高教师教学效果。
2计算机基础教学自动化系统设计
（1）结构设计：自动化系统由于需涵括练习与测试两方面模块，因此，需覆盖计算机基础的重要内容，其中有:计算机基础知识、文字录入、Windows基、电子表格、PPT等。
（2）界面设计：应用VB软件开发平台，软件系统操作界面以传统Windows为基础，并有机结合我国相关等级考试的操作界面，旨在全面实现操作系统的实效性。（3）代码设计。系统程序代码最大程度确保通俗易懂，应添加必要的中文注释，从而有利于修改、维护的便捷性，选题练习代码（节选）如下：PrivateSubForm_Load()'加载ACCESS数据库"db.mdb"Data1.DatabaseName=App.Path+"\"+"db.mdb"Data1.RecordSource="jczs1"Data1.RefreshEndSub'单击题号切换试题n=IndexIfA0(n,3)<>1ThenFori=0To3Option1(i).Value=False'取消所有选项NextElseOption1(A0(n,2)).Value=True'恢复选项EndIf
3自动化系统实现的重点技术
统计基础论文范文2
据不完全统计,在难以发表的、已凝聚着作者心血并花费较长时间与较大财力撰写的研究论文中,约半数以上是由于统计错误致其结果与原文主要结论相违背。如一文采用某新药引产,96例足月孕妇的产后出血与新生儿低Apgar评分率均为2.1%(各2例),明显低于应用原药引产的19例,其产后出血与新生儿低Apgar评分发生率均为15.8%(各3例,χ2=7.164,P0.05),这样上述的主要结论就欠可靠而难以发表,否则论文可起误导作用。类似问题文稿中还常有出现。现就文稿中常见的统计问题及其相应的处理方法简述如下。
一、 常用的统计术语
统计学中常用的概念有总体与样本、随机化与概率、计量与计数、等级资料及正态与偏态分布资料、标准差与标准误等。如某研究采用经会阴途径测定宫颈长度,以探讨不同宫颈长度与临产时间的关系。结果显示35例宫颈长度为25～34mm者与32例宫颈长为15～24mm者临产时间的均值±标准差(x±s)各为57.6±58.1与47.3±49.1小时。该计量资料,经t检验显示t=0.780,P>0.05,并未提示不同宫颈长度的临产时间差异有显著意义;从标准差大于均值,显示各变量值离散程度大,呈偏态分布,故不能采用x±s这一算术均数法计算均数。经偏态转换成近似正态分布资料后结果是:35例与32例的临产时间各为34.5±4.1与26.7±4.1小时,(t=7.778,P
二、 正常值范围及异常阈值的确定
如何选择研究对象,至少需多少例,正确统计处理和参考一定数量的病例数据,是确定正常值范围及异常阈值的四个重要因素。
1.研究对象:应为“完全健康者”,可包括患有不影响待测指标疾病的患者。如“正常妊娠”的条件:孕前月经周期规则、单胎、妊娠过程顺利、无产科并发症及其它有关合并症,分娩孕周为37～41周+6,新生儿出生体重为2500～4000g和Apgar评分≥7分。
2.观察数量:观察数量应尽可能多于100例;需分组者,各组人数也是如此(标本来源困难时酌情减少)。有些指标值如雌三醇(E3)、甲胎蛋白(AFP)、胎盘泌乳素(HPL)等随孕周进展而变化,应按孕周分组;邻近孕周均数相近者,可合并几周计算。若为偏态分布,应以百分位数计算,则例数应≥120例。取各孕周对象时,应考虑到所取各孕周中的例数分布大致均衡。显然,文稿中往往以少量例数求得正常值是欠可靠的。
3.统计处理:应根据所得数据分布特征采用不同的统计处理方法。属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的数据,可采用x±s法计算;这也适用于以一定方法能将非正态分布转换成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资料。对无法转换的偏态资料,应采用百分位数计算法。具体计算(包括上下限初步制定)见文献。
4.对照数量:相应观察的病例数(包括分组)应不少于30例,这对制定某指标有临床意义的异常阈值尤其重要,这一点往往易被忽视。如在参考较多病例数据后,唾液游离E3的下限异常阈值应为第2.5百分位数,而非通常采用的5百分位数。否则,将会导致该指标产前监护的假阳性率增加。
三、 t检验与校正t检验(t′检验)
这是文稿中极易混淆的一类计量资料统计问题。
(一)检验的注意事项
1.t检验的意义:t检验与所有统计分析相同,其结果提示现有差别不仅仅是抽样误差所致,且提示犯第一类错误的可能性大小,即t0.05与t0.01犯第一类错误的可能性各为5%与1%。
2.统计意义与临床意义的关系:统计学有显著意义,而在临床上可能是无意义的,提示该研究应继续深入,以明确该差异是否真有显著意义;相反,统计无显著意义,而临床上却是有意义的,不能贸然轻易地下结论。应复查实验设计、方法、试剂及仪器性能、质控措施和实验数据等是否有问题,或尚需再进一步增加样本量进行复测等。
3.t检验适用范围:t检验仅适用于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包括偏态转换)和其方差是齐性资料的检验;t检验适用于可比性资料,即除了欲比较的因素外,其它所有可影响的因素应相似。
4.t检验的结果判断:判断结果不应绝对化,P0.05,分别表示可拒绝或接受原定的假设,但两者都有5%的可能性犯第一类错误;而P值越小,只能是更有理由拒绝原定的假设。
5.单侧与双侧检验:应预先制定本研究的结果是需行双侧还是单侧检验。对有把握确知某治疗措施或某指标是不会劣于现有的,才作单侧检验;若不知何者为优,应行双侧检验。因为在同一t值的界限上,单侧检验的概率(P)仅为后者的一半,也就是说单侧检验较双侧检验更易得出差别有统计意义的结论,不可随意制定。一般讲,绝大多数研究以采用双侧检验为妥。
(二)t′检验与t检验的区别
当两样本均数的方差非齐性时,应以t′替代t检验。例如:甲组32例血清某指标值为53.9±49.6(μmol/L);乙组6例的结果为26.6±7.2(μmol/L),若不考虑两样本方差大小,t检验示t=1.331,P>0.05,提示两组血清该指标的平均含量差异无显著意义。但先作方差齐性检验,F=47.4,Pt′0.012.875,P
四、 卡方(χ2)、校正χ2与直接概率法(或精确法)检验
这三种检验方法为一类用途较广、但也易混淆的、适用于计数资料检验的方法。应注意,鉴于总数与理论值的不同,应采用相适合的检验方法。
例1.192例出生体重≥4000g的新生儿发生难产与窒息数分别为151例与22例;3475例出生体重≥3500～4000g的新生儿发生难产与窒息数分别为185与265例;2451例出生体重≥2500～3500g的新生儿发生难产与窒息数分别为122与169例。3组的构成比:难产与新生儿窒息率分别为:78.6%、5.3%、5.0%与11.4%、7.6%、6.9%。据此贸然认为出生体重≥2500～3500g为最佳新生儿分娩体重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经χ2分析,后两组的难产与窒息率间和前两组窒息率间差异均无显著意义(P均>0.05)。故可认为,单据本研究结果是难以得出上述临床上认可的结论的。这涉及到上述“统计无显著意义,而临床却是有意义”的问题,应进一步复查或增加样本测试。杜绝单纯根据百分率的大小贸然下结论。
例2.某药治疗感染衣原体(CT)的中、晚期孕妇各11例和36例,她们的新生儿感染CT数各为3例和23例。χ2检验得χ2=4.570,P
例3.以精确法替代χ2检验。某新技术测试8例卵巢内胚窦瘤患者,5例呈阳性反应;测试25例卵巢颗粒细胞瘤患者中6例阳性。χ2检验得χ2=4.042,P
五、 相关与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只是以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直线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相关方面的统计指标。无论是正相关(r为正值)或负相关(r为负值),只是经相关系数的统计意义检验(如t检验)后,当P
“相关”是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回归分析是提示两个变量间的从属关系。在回归分析中,应注意由X变量值推算Y,与以Y变量值推算X的回归线是不一样的;直线回归方程的适用范围,一般仅适合于自变量X原测数据的范围,故绘制回归线时,X值切不能超越实测值的范围而任意延长。
可见,这两种分析,说明的问题是不同的,但相互又有联系。在作回归分析时,一般先作相关分析,只有在相关分析有统计意义(即回归有统计意义)的前提下,求回归方程和回归线才有实际意义。决不能把毫无实际意义的两个事物或两种现象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六、 数据的正确书写
1.文稿内各数据的书写必须前后一致;总数应等于各分组的数据之和。
2.对不同指标,有其不同数据精度的要求,这应结合专业知识加以判断。如新生儿出生体重是以公斤为单位,记录测定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的第二位数字即可。
3.测定数据的书写,不能超越其测量仪器测试的精确度范围。
4.同一指标的前后数据应保持同一精确度。
5.经计算,出现比预定小数点后两位数多的数字,应采取“≤4舍、≥6入”与“5‘奇’进‘偶’出”方法,以决定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字是“舍”还是“入”,即5前为单数则入,双数则舍。
统计基础论文范文3
摘要：资源一直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战略因素。本文以“传统资源”为探究起点,刻画了企业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特征,并通过引入“网络资源”这一概念揭示出一个更加全面、以企业网络及其关系资本为背景的资源分析框架,完善性地拓展了传统的资源基础论观点。
关键词：企业网络;网络资源;社会嵌入性;吸收能力
一、理论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熟悉到,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迫于强大的竞争压力,开始对企业竞争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纷纷从对立竞争走向大规模的合作竞争,也因此使得合资、战略联盟、供给链伙伴关系等组织形式成为了诸多企业用来实现资源和战略共享而实施的核心战略。据统计,全球500强中有60%的企业采用了战略联盟的形式。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Economics,TCE)很早就为企业进行类似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它的成本最优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其逻辑起点针对的是单一的企业个体,加上它没有涵盖诸如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等这类对于理解企业学习和创新过程有着非常重要价值的成本类型,因此,给它用于解释企业网络中的知识分配和知识转移等新问题带来了先天的障碍;战略学者们则更加关注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新问题。在长期的探究中基本上形成了两个相对有代表性的观点摘要:一个是产业结构论(IndustryStructureView),另外一个是资源基础论(ResourceBasedView,RBV)。这两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了,但是它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摘要: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RBV观点强调单个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那些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相应地其探究视野也局限于企业的内部。然而,事实上一个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可以从企业的外部来获得。比如,在美国一个典型的制造型企业,它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中有55%的价值是外购来的,而且,大部分的中间投入品都有专门的供给商来负责提供。在对供给链的探究中,Dyer(1996)对生产率和交易伙伴专用性投资和资源共享的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究。结果发现,企业间的联系的确能够带来可观的关系性租金和竞争优势。
另外,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CapabilitiesPerspective)告诉我们,在进行纵向一体化或纵向分解的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外部行动者所拥有的竞争资源和竞争能力,这一点和知识基础论(KnowledgeBasedView)是一致的。知识基础论认为,凡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能力的重要资源,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都要纳入企业自身的能力体系构建之中。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论对我们的探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较之RBV理论和TCE理论,它们更加强调企业获取和积累资源的过程,更加强调对企业间互动行为的探究,使分析的视角转向相互联结、相互嵌入的企业网络。
二、企业网络
1.企业网络的由来及其对组织演化的意义
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中,大企业制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例,自1879年出现了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以后,卡耐基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世界闻名的大托拉斯相继成立,到1900年美国已有185个托拉斯,托拉斯成为美国经济的统治力量。而且,在“泰罗制”、“福特制”等生产管理理论的影响下,企业的发展大多集中在自身管理体制的改进,企业间的合作并未得到重视,大、小企业间的关系往往最终是兼并、收购、合并等形式。因此,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网络组织并未在欧美国家中出现,而是产生于日本的“分包制”。Nishiguchi(1994)将日本分包制度看成是历史和社会相互功能的复杂进化的结果。
从分工的角度来讲,分工在过去主要是靠市场来完成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也是市场机制应当具有的形式。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完成了组织分工的深入和细化过程,起着积极或消极的功能。但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不仅通过市场,更多地还可以通过管理手段来实现,这一点是以前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的。回到分工的观点上,可以表述为摘要:现代企业是逐渐从传统的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管理到跨企业分工管理的转变,跨企业分工管理实现了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再到“相互间握手”所引导的分工效率上升的逻辑,这一方面消除或减弱了市场协调企业组织之间分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科斯意义上的其他交易成本。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组织之间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和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概念相比,这一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向更高一层次分工的进化。在企业内部分工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之间分工的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这是现代企业组织走向网络化的核心意义。
2.战略框架下的企业网络定位
实际上,由于网络对于个人和一般组织(不仅仅是企业)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组织行为学家很早就关注到了网络的意义,至少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已广泛用于这些学科之中。而经济学、管理学的探究相比之下一直处于较落后的状况。Jarillo(1988)指出,战略管理学者对网络概念应用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很难将网络概念放入竞争战略的一般框架之下。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有限理性的假设使得个人不可能完全通过合同来解决复杂新问题。为了把有限理性的约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时又能使交易免受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就会寻求如层级制这种形式的非市场化组织布置。但是,非市场的组织布置不应只限于层级组织这一种类型,资源配置的复杂多样性要求不同的制度布置,在市场和层级这两种配置资源的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组织形式,即存在着其他提高交易专用性资源利用效率的组织布置,Williamson将之称为混合组织。实际上,在市场和层级之间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分。Ouchi曾建议将层级划分成两个部分摘要:“官僚制层级”和“集团制层级①”。官僚制层级以权威来实现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它一方面是一种层级制的科层组织,另一方面又具有许多开放市场的特征。其目标的一致性较低,在现实中它体现了对抗式的劳资关系;集团制层级则因其目标的一致性较强而在解决新问题和激励机制上有着一定的优势,从而大大地减少了交易成本的支出,在现实中最接近于Williamson的层级制组织。后来Jarillo(1988)按照这一思路进一步将市场组织按参和成员间竞争亦或是合作的关系性质———具有零和博弈的特性还是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性———加以划分,将其分成了古典市场和战略网络两种类型。古典市场即是由许多自由行动者相互功能而形成的Williamson意义上的市场组织形式;战略网络则是由一个轴心企业和其关联企业之间所建立的专门关系,这些关系具有层级制关系的大多数特征(相对的非结构性任务、长期观点、相对非专门化的契约),并几乎具有投资的所有特征。这样我们就将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从组织形式和竞争关系两个维度重新进行了划分,并在其中找到了企业网络的相应位置。
3.企业网络和混合组织的深层区别
市场、网络、层级这种结构主义的划分②是否就意味着网络就是市场和层级之间的、Williamson意义上的中间组织或混合组织呢?正确地讲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杨瑞龙,2001)。Williamson(1995)把企业层级和市场看做是治理结构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的状态是混合状态,如双方规制结构、三方规制结构等。它们的特征在于既保持了所有权的自主性,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市场的激励优势;又带有双边依靠特征,兼有企业层级的适应性的合作优势。假如单纯从表面上看,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实质上网络化和Williamson的混合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摘要:一是Williamson的混合结构基本上是企业和市场之间带有中性特征的治理结构布置。因为,尽管它兼有企业和市场两者的优势,但是它的激励优势不如市场强烈,合作优势也不如企业强烈。而企业网络则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共享实现长期共同发展的组织制度布置。它是一种独立的、而非混合的组织状态。二是网络化中的合作不同于Williamson混合结构中的合作。Williamson在分析混合结构具有合作优势时是以企业内部合作为参照系进行的,也就是说,混合结构的合作优势本质上仍然是权威关系之下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不完全合约所产生的组织适应性的优势。但是网络化中的合作不仅仅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不完全合约,它更像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着眼于未来收益的开放性合约,对长期利益追求使得合作各方抛弃了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网络化中的合作产生的地区优势、产业能力等优势是无法单纯用不完全合约来解释的。三是,Williamson认为企业内部的雇佣合约比混合结构更具有不完全性,企业能以更小的成本实现事后的协调。但是网络的组织布置是基于互惠和信任关系建立起来的,它的开放特征使这种合约布置具有更大的不完全性,这使得它不仅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事后的抗干扰,而且开放合约具有的资源共享特征使它远远超出了混合结构所具有的优势。
三、企业行为的社会嵌入性
Andrews曾指出,企业的战略行为是它在现有的竞争资源和可获得的新机会之间权衡的结果。可是,在大量的对企业联盟(网络)的探究文献中我们发现,学者们比较关注的基本上还是企业的现有资源和竞争力,对于企业可获取的未来的资源和能力却很少涉猎,或是重视不足。因此,也就限制了他们对企业外部资源及其相应的企业绩效的探究视野。可以说,直到近期经济学者才开始对企业的外部社会环境资源产生了探究喜好,并认为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不仅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将企业网络的社会结构观点应用于对企业联盟的探究(Gulati,1998)。企业联盟是一种非凡类型的企业网络,对它的探究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进行。前者主要是分析社会网络对于联盟形成的影响;后者则主要是考察联盟所累积下来的网络资源对于联盟产生的影响。在探究先前联盟的社会网络对未来联盟形成的影响时,两种角度的考察可以同时运用。正如齐美尔首先熟悉到的那样,社会环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网络特征。无论社会环境多么复杂,展示了其他的什么维度①,它的支柱仍然是处于一定位置之上的、和其他行动者相互交往的并交换资源的行动者之间互相联系的体系。从网络的角度出发,行动者(企业)并非是“原子式的”在完全自由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活动,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持开放系统观点的组织理论学者和结构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坚持认为,组织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部联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他们强调,经济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网络可以定义成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结点所构成的集合。社会关系可以是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关系等。这种观点最终可以归结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SocialEmbeddedness),通过关系网络,行动者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信息。
网络中有两种机制会使企业产生信息收益摘要:一种源于关系嵌入性,一种源于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认为行动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中结点间的相互联系纽带来获取信息。一般来讲,直接连接的结点会拥有同质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是紧密,他们之间的行动就越是默契,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战略行动。这将有利于行动者之间的学习和模拟,提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结构嵌入性认为网络中不同结点由于位置不同会产生信息优势的差异,处于中心位置的结点或具有更大网络密度(也称网络的可达性)的网络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控制优势。这两方面虽然各不相同,还是有交叉的部分,比如具有结构优势的结点能够具有更好的信息来源(Burt,1992)。另外,从结构方面看,学者们还经常将行动者所占据的网络位置和其具有的“地位”相联系。地位体现的是一种角色扮演,也就是说,处于同类地位的行动者会扮演大致相同的角色。因此,在企业网络中,行动者还可以根据网络位置来获得有关其他行动者可能采取的行动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某一个时刻观察一个特定的企业时,它所具有的网络联系可能是多维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可能嵌入于不同的社会网络之中。这种嵌入可能是全部的嵌入,也可能是部分的嵌入。而且,这些联系的强度、性质以及其间传递的信息和资源等都有很大的差异。众多的网络之间往往就是因为有了像这样的具有多重联系的企业结点而实现了网络和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使整个联系集(更大的网络)变得异常的复杂和难以辨识。
总之,网络探究探索了导致企业间相互联结的网络布置及其演进的各种要素,把分析的重点从原先的注重对企业活动边界的界定、企业和市场相互之间的最佳组合以及对企业内部科层组织形式的选择等,转向了对企业内部或外部能够诱导和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交互功能的网络关系及其结构的探究上,提出了无论是在市场之中还是企业内部,市场原则和组织原则都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这种相互联结和相互渗透,最终导致了企业间复杂易变的网络结构和丰富多样的制度布置。我们认为,企业所深深嵌入的外部关系网络是影响企业行动决策所必不可少的关键性资源,它不仅关系企业内部现有的资源、信息的分布状况,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可控资源集的大小和获利能力,进而关系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企业生存能力的大小。
四、网络资源和竞争优势
1.企业资源和网络资源
企业资源按照Barney(1991)的理解可以分为三类摘要:①物资资源,如物资技术、厂房设备、位置、获取材料的通道等;②人力资源,如经验、判定能力、天资、洞察力、关系及培训体系等;③组织资源,如正式的报告结构、正式和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和合作系统,集团间、企业内、企业间及其和环境的非正式关系等。也有的学者将资源定义在一个较狭窄的范围内,如Daft认为资源是企业所控制的、并能用以制定和实施战略以提高效率和效果的因素;Grant认为资源是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但笔者认为,这种以拥有或可控制为标准的定义,势必会忽视一些不能或不易为企业所控制的资源(或者说企业能对其施加影响的资源),如企业的社会认知资源及其他外部性资源;同样,假如以投入要素作为标准,则一些经投入后再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无形资源也可能被忽略。所以,以功效为目标,对资源赋予一个更宽泛的含义是可取的,即凡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所有事项都应视为资源。
资源基础论观点认为,资源异质性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差异化能力是维持竞争优势的源泉。我们说,在信息有限、熟悉存在偏见及因果关系模糊不清的条件制约下,企业有关选择和积累资源的决策是符合经济理性的。但它明显忽视了资源及市场的所有权特性,没有考虑到影响资源选择的社会环境,如企业交易、网络纽带、制度压力等,也没有考虑到此环境是怎样影响到企业差异性的。这种不足已经被许多学者熟悉到并加以了改进,如Rindova和Fombrun(1999)展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分析竞争优势来源的框架摘要:
图1作者将竞争优势的来源从市场、资源以及宏观文化、微观文化四个维度进行了划分,按照我们上面对资源所进行的定义,可以将图1上半部分看成是资源基础论和产业结构论所强调的会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类型,我们将其定义成“传统资源”。下半部分表明作者考虑到了社会的认知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即个体、群体对企业的释义,如解释、理解、领悟、归因、推断和猜测等是如何影响战略的相互功能进而影响持续竞争优势的。当然竞争优势还将取决于外部社会认知者在产业领域对竞争条件的反应和修订,这是因为外部社会认知者的行为将影响到资源的分配、对成功的评价及产业范式的变迁,如关键的社会认知者和媒介等就能通过他们自己的解释和资源分配以影响整个产业范式的发展,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持久性。我们认为,这些人类释义层次上的影响竞争优势的资源是区别于传统资源而被拓展出来的“新资源”,是在一个企业———社会学视野下的资源类型。虽然它们早就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着,但却没有被纳入到正式的资源探究框架之下。和传统资源相对,我们将其定义为“网络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正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企业内外社会关系网络相互嵌入的最终体现。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强调过程而非结果的观点,即网络是资源的触发器。
这一触发资源的过程依靠的就是行动者之间在嵌入性条件下的持续互动。到此,我们就可以将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这些资源类型都纳入到一个新的被拓展了的资源框架之内,即“资源=传统资源+网络资源”。网络资源是一种用来感知和实施企业战略的非凡类型的企业资源(Barney,1991)。不同于企业边界(法律边界)内的传统资源,对于企业来讲它更像是一种有价值的信息,代表了企业获利机会的多少。因此,网络资源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资源的形成和企业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它具有路径依靠的特征。也就是说,网络中前期的网络关系对于后期的网络关系(如有新网络成员的加入)会有直接的影响。笔者认为,网络资源中最重要的两种资源类型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源,而知识资源和吸收能力又密切相关。
2.企业的社会资本
我们说互动是产生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是构成企业间网络的基石。互动程度的高低体现了交易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有效的企业社会资本就产生于良好的互动关系。一般来讲,可以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信任和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从而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具体包括存在于雇员之间的社会资本、存在于雇员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存在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和存在于各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摄取各种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包括企业的纵向联系和企业的横向联系。前者指企业和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联系;后者指企业和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之间的联系。对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我们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摘要:一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既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成分;二是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有目的地建立起来的;三是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有一个网络规模和网络质量的新问题。
3.企业的知识资源和吸收能力
近些年来,企业的竞争战略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革,以获取传统资源和分担风险为目的的企业间战略已经开始向学习和获取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战略发生转变。知识在企业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异质性资源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Grant等人(1995)提出的企业知识理论认为,生产的关键投入和企业价值最重要的来源是知识,社会生产是在知识的引导下进行的。企业知识按其跨越时空在组织或个人之间转移的程度可分为两大类摘要:一类是显性的知识,只需沟通即可转移,一旦这种知识被创造出来,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其他使用者所使用;另一类是隐含性知识(TacitKnowledge),这类知识存在于组织内个人的专业技能、团体的非凡关系之中,也存在于非凡的规范、态度、信息处理以及决策程序之中。它难以用语言进行表述,也难以通过沟通得以转移。正是由于隐含性知识的这些特征,才使它成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高绩效的基础(Barney,1991),成为了企业网络中的特质性有价资源。但是,企业知识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并不是自发的,还需要具备一种非凡的能力来加以实现,这种能力就是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即熟悉新知识价值、消化新知识以及将新知识应用于商业用途的能力。
一般认为,有两个因素会造成企业间吸收能力的差异摘要:一个是以前的相关知识水平,一个是接受知识单元和知识来源单元之间的同一程度(Assimilation)。以前具有的相关知识决定了企业对所接受知识的熟悉程度,进而影响到企业内在化和消化新知识的能力;同一性是指两个或多个相互交流的人在特定属性,如信仰、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偏好等方面所存在的相似程度,同一程度越高,越能有效地获取、消化和运用知识。这是因为,同一程度越高,意味着行动主体间的语言系统和理解力就越相似。Nicholls2Nixon就曾说过,企业的先前经验比起实物资产投资来讲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刘翌和徐金发(2002)曾对跨国企业集团(母子公司)中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进行了考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用子公司的形成方式作为度量母子公司之间知识熟悉程度的指标,用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来自母公司的人员比例来衡量母子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同一性。结果发现摘要:公司现有知识和在当地市场所需知识之间的重叠程度越少,采用收购方式形成子公司的可能性越大。和新设组建相比,收购形成的子公司更可能创造母公司没有把握的不可复制的知识。而且,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来自母公司比例越低,子公司对于从其他单位流入知识的吸收能力越差。
4.一个开放式的知识学习框架
魏江和叶波(2001)曾给出过一个开放网络式的学习机制框架,在此我们稍加改动以指导企业网络中企业之间的知识学习和扩散摘要:
框架的基础部分是一个公共的知识学习平台,其目的在于将各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起来从而实现学习的有序化。我们知道,在企业网络中存在着数目众多的专业化企业,尽管彼此之间拥有或近或远的某种联系,但是单个的成员就某一技术新问题要在这么多的企业中寻找合适的学习伙伴无疑需要较大的搜索成本(交易成本)。在此情形下,和企业有着密切联系的结点企业将成为进行知识交流的首要选择。这样,就会造成网络的分割而不利于更广范围的知识学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通过一个面向整个网络的半松散组织的协调来降低交易费用将是一种逻辑上可行的方案。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半松散组织是以知识协会的形式出现的,由于网络内企业较多而且分工较细,因此协会下面设置一些更专业化的分会。分会接受总会的指导,二者之间的交流既可以经由总会也可以横向的直接进行。
通过吸收网络内相关企业加入各个分会,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学习网络平台就搭建起来了,从而克服了各自为战时的盲目和无序状态。在上述学习网络的平台之上,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学习机构。知识协会及其下属分会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知识学习的结构化环境,它们对于知识学习过程的支撑功能实际上是通过三种机构来实现的。这三种学习机构分别是信息交换中心、对外联络中心和知识培训中心。作为知识协会中的常设机构,其目的是辅助会员企业的知识学习。信息交换中心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他们负责接收会员提出的具体新问题并在诊断后提交给其他会员,从而形成一个暂时的学习联盟就这一新问题展开联合学习。一般而言,假如新问题是专业性的,比如有关某个零部件的生产工艺新问题,那么中心只在相应的分会中传递该信息,而若新问题涉及不同的专业,则要向多个分会传递,以尽可能地促成最佳的学习组合。假如说信息交换中心是内部的信息中转站,那么对外联络中心则是连接企业网络内外的桥梁。它一方面要时刻关注外部相关知识发展的趋向并为网络内企业提供这一方面的猜测;另一方面还要进行知识的识别和获取。对外联络中心的设立旨在拓宽企业学习的渠道,避免可能的封闭性学习状况。知识培训中心主要为会员企业提供相应的知识培训服务,它开设各种培训课程,会员企业按照各自的需要选择参和。一方面,培训过程为来自不同企业的人员提供了互相交流的舞台,从而促进会员企业间的非正式学习;另一方面,培训也是外部知识内部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知识通过培训中心传输到网络内的其他企业并实现扩散。
五、结论
网络探究将社会经济活动放到了更加现实和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把价值判定和文化也纳入了它的视野之中,这不仅使我们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体现了一种微观、宏观的结合,这种努力很具开创性和启发性。新制度经济学一直想把这两个层次上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范式框架的限制,难以化解两个层次分析之间的矛盾。而社会资本的引入首先在概念上就充分肯定了社会对个体行为选择的约束和推动,避免了以往一些范式中存在的个人和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以网络资源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打破了以传统资源观为基础的战略分析框架,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讨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新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而且,这一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战略结构调整以及企业的国际化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瑞龙摘要:《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李新春摘要:《企业联盟和网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统计基础论文范文4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统计基础论文范文5
关键词：地铁；排水；故障；措施
1概述
地铁给排水系统主要包括:给水系统、排水系统两大部分。
给水系统由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和水消防系统组成。在满足地铁生产、生活和消防对水量、水质和水压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利用城市供水管网来保证供水。
排水系统由污水系统、废水系统和雨水系统组成。水源主要来自消防废水、结构渗漏废水、车站冲洗废水、各出入口和风道的雨水,以及卫生间的粪便污水、盥洗污水等。生活污水经过排水泵提升后排入地面化粪池,通过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系统；废水和雨水经排水泵提升后,分别排入城市污水和雨水管网系统。本人通过在地铁的施工管理，谈谈地铁给排水系统中常见的故障和改进措施。
2地铁给排水系统的常见故障和改进措施
2.1给水管材的防腐
地铁给水管采用加厚热镀锌管，热镀锌层厚度≥80Um。
一般情况下，管材的锈蚀多发生在丝口连接处和焊接点，个别情况是管身锈蚀。主要原因是镀锌层被破坏引起，次要原因是镀锌层厚度不够。
镀锌层被破坏的原因主要是施工工艺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在套丝结束后应该将丝口处的杂丝清理干净并刷铅油，连接管道紧固至剩余两到三扣时将外露的生料带清除并刷银色环氧富锌漆两道进行防腐。在连接管道时对管身镀锌层破坏的处理方法应该是用锉刀将起皮处锉平，再刷银色环氧富锌漆两道进行防腐。而焊接点的处理方法则是先对焊缝进行打磨，然后在焊缝位置涂红丹底漆两道，再刷银色环氧富锌漆两道进行防腐。
2.2潜水排污泵的堵塞和解决方法
潜水排污泵堵塞主要发生在水泵吸水口和叶轮这两个部位。吸水口处堵塞主要是由于有较大粒径的物体被吸附在进水口处，使水泵空转而造成的堵塞。像一些编织袋、饮料盒等物品。叶轮处堵塞主要是一些丝状物缠绕叶轮，导致叶轮转速降低或不转。如废弃的电缆电线、绑扎绳等。
解决的方法有两点：一是严抓管理。造成水泵堵塞的物品大多数是施工阶段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营初期清扫卫生后乱丢乱弃的垃圾以及个人废弃物。只要严格要求施工人员、工作人员做到工完场清、不随意乱扔垃圾，管理人员严格检查，就可以大大减少水泵堵塞的几率。
二是优化设计。在污水池的入口处设计安装一不锈钢格网，网格采用20mm×20mm规格。通过这一措施，可以将工作人员、乘客失落的物品阻隔在泵池之外，避免了水泵的堵塞。
如果选用具有切削功能的潜污泵，个人认为既增加了投资，又不能将如此种类繁多的物品“一切了之”，很好的解决问题。只要从以上两点抓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3排水管路的堵塞
地铁投入运营以后，发现排水管路经常出现排水不畅的现象。通过现场察看，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管路的扬水管段。
地铁泵房内的管道设计如图1所示。
地铁排水泵的设计运行模式采用液位自动控制，即根据水位的高低来决定泵的自动启停，泵为间歇式运转。排水管路上的阀门为手动阀门，处于常开状态。止回阀采用传统的橡胶瓣止回阀，垂直安装
启停泵的瞬间,造成止回阀的A、B两区分别淤积泥沙杂质。久而久之,造成止回阀关闭不严，上部阀门堵塞。又由于广州水质含碱量高，淤积在管道内的水沉积结垢，形成厚厚的钙质堵塞管道（见图2）。
解决管道堵塞的方法最好用电动蝶阀取代闸阀，同时严格按泵的操作手册规范作业。即启泵时先启动泵，再开阀门；停泵时先关阀门，后停泵。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管道堵塞的问题，又减轻了由于排水管路长、高差大，水锤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
2.4排水管材的选型
地铁在无压力排水系统中采用UPVC排水管。该管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和排水性能、经济、美观、管材轻、施工方便等众多优点，但同时又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足。
⑴排水噪声大：由于UPVC排水管内壁较为光滑，水流不易形成水膜沿管壁向下流动，在管道中呈现紊乱状态撞击管壁，同时UPVC排水管的管壁比同规格的铸铁管管壁薄，不利于有效地阻止噪声向外传播，给人们的视听产生不良效果。
⑵建筑防火问题：目前国内生产的UPVC管材虽然难燃，但在火灾情况下，一方面会产生致命烟气，另一方面当温度超过90℃时管材容易软化变形。在穿越楼板时，即使按要求设防火套管和阻火圈，同时进行防火封堵，但由于管材的软化变形，仍可使火势、烟雾穿过楼板蔓延。
⑶刚度影响：由于UPVC管属于塑料制品，刚度比铸铁管差了很多，在室外施工尤其容易受到破坏。在管道回填时，也常因管道部分架空或遇到坚硬物挤压而破坏。所以，埋地UPVC管要求基底夯实后，管下方有100mm、管上方有300mm回填砂，且总埋深不少于900mm。
⑷粘接剂质量问题：在部分工程中，由于胶粘剂本身的质量问题或者胶粘剂与管材的化学性能不相容，导致接口粘接质量极差。虽然《建筑用硬聚氯乙烯排水管设计及施工规范CJJ29-1998》要求胶粘剂应由管材、管件供应厂家一齐提供，但由于管材生产厂家和化工产品生产厂家的不一致，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保证粘接质量。
3结束语
地铁给排水系统的可靠性是地铁安全运行的重要保证，使各系统都能正常、安全、高效地投入运行，对车辆的正常运行、乘客的安全出行和安全消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了解、熟悉材料设备的施工工艺、技术参数、适用范围，才能使其在给排水系统中使用稳定、安全、经济。
【参考文献】
[1]《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2]《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97)
[3]《埋地硬聚氯乙烯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122:2001）
统计基础论文范文6
为了更好的开展信息系统审计，审计组在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前，对支队的信息系统开展了详细的审前调查，摸清了交警部门信息系统的基本情况，掌握了交通违法业务处理流程及业务数据的流向。最终，审计组决定以业务处理流程为切入点，抓住业务数据流向的关键点来开展审计，并确定了全市审计机关上下联动的审计组织模式，明确了审计的方向和重点。
1.开展信息系统审计审前调查审计组在审前调查阶段，专门开展了信息系统审计审前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信息系统承载的业务应用情况、业务应用软件、系统业务流程图和数据交互图、网络拓扑结构、主机/存储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信息系统相关文档等。通过信息系统审计审前调查，大致了解了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的基本情况及业务处理流程：市电子警察系统主要包括违法录入、违法修改、违法审批、法律文书管理、黑名单管理、违法统计等功能。其通过“邮政送达平台”和“银政联网平台”分别与广州市邮政局（以下简称邮局）和银行交换数据，以实现违法通知书的邮寄和罚款的缴纳。四区两市监控设备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专线或3G网络传送到交警大队服务器中，通过前端审核系统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审核，审核完的有效数据上传到市交警支队的“电子警察系统”中。电子警察系统中通过审核的有效数据上传到省系统中，再上传到公安部的“六合一”平台。
2.确定审计组织模式审计组采用了市本级审计组与区县审计组上下联动、信息共享的审计组织方式，由市本级审计组负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两个区分局交警大队的审计调查，其余的四个分局交警大队由各区县审计组分别负责。市本级审计组通过分析“电子警察系统”和“省系统”数据库，将问题数据分割后通过审计署OA系统及时发送给四区两市审计组。四区两市审计组审计分析各自的前端系统数据库，发现的审计线索也通过OA系统上传到市本级审计小组，以确定是否全市普遍存在问题。
3.确定审计重点和方法根据信息系统审计审前调查的结果，审计组决定以交通违法业务处理流程作为切入点，跟踪业务数据流向来开展信息系统审计。审计调查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电子警察系统的合法性审计。因为电子警察系统的合法性决定了公安部门执法的合法性，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存在行政诉讼的可能。例如：执法点位有无按规定向社会公布；执法点是否按规定设置标识牌；执法点的设备是否经过验收和定期检测等，执法点的设备能否正常运行等。二是电子警察系统的有效性、完整性审计。如：违法数据是否按规定全部、及时核对录入；违法记录是否全部及时向当事人制发书面通知；超过规定时速的违法行为是否严格按规定进行处罚；有无擅自撤销处罚记录等。三是电子警察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审计。如，数据上传过程中是否存在上传失败的情况；前后业务处理流程之间的数据量是否存在差异；操作系统、数据库以及应用系统访问是否存在的安全隐患等。四是电子警察系统的效益性审计。对审前调查确定的重点，审计组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步骤和方法。①针对系统的合法性采取的审计方法：⑴取得目前交通“电子警察”的种类、数量及分布情况，与金盾网上向社会公布的执法点对比，检查执法点位有无全部按规定向社会公布。⑵在征询社会公众的意见的基础上，实地抽查执法点有无按规定设置标识牌；抽查指示灯号、标志线、限速指示牌等行车标志、标识是否合理；抽查交通“电子警察”测速设备，是否存在限速过低。⑶抽查交通“电子警察”设备的技术档案资料，检查所用的设备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⑷抽查记录，检查是否存在执罚程序不合法、未及时通知违法行为人等问题。②针对系统的有效性、完整性采取的审计方法：⑴抽查近三年广州市交通“电子警察”定期检测、保养、维护的日志、记录资料，检查设备有无定期检测、保养、维护；通过实地闯红灯和超速检查信息系统设备运行情况的有效性。⑵检查数据校验功能是否缺失。如核查决定书编号是否唯一编号、是否存在重号等。⑶通过不同系统之间数据的对比，核查系统数据完整性。一是横向比对，例如通过交警数据和邮政数据比对，违法记录是否全部及时向当事人制发书面通知，通过交警数据和银行数据比对，检查最终违章记录表中反映的已缴处罚金额总额是否与财政同一期间的非税收入金额一致；二是数据的竖向比对，例如通过四区两市的数据和支队数据比对，支队数据和省交警总队数据比对，检查系统数据在升级和迁移过程中是否发生丢失。⑷处罚撤销情况统计。审核撤销的数量、原因情况。审核撤销是否具有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系统是否有控制手段。③针对系统的安全性采取的审计方法：⑴检查管理制度，查看系统后台记录的有关用户操作权限。⑵实地抽样查看系统操作人员对系统用户权限的管理，并运用数据审计技术和软件，对信息系统自动记录的日志进行筛选分析，检查有无未经授权的进入、非法修改删除数据等异常操作，从而判断信息系统的运行管理是否存在明显错误或者缺陷。④针对信息系统的效益性采取的审计方法：⑴通过直接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征询公众对广州市公安机关利用交通“电子警察”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意见，分析交通“电子警察”信息系统运行、交警执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效益效果，提出对交通“电子警察”建设和利用的建议。⑵现场抽查交通“电子警察”设置到位情况，通过勘察、试验、拍照等取证手段，对市公安局“电子警察”项目的设置规划、分布、效益进行实地调查，重点检查有无长期在建、虚设不用、闲置浪费等低效益现象，形成绩效评价意见。⑶通过对交警执法效率提升、当地车辆保有量增长、交通事故数量及事故死亡人数变化等相关数据分析，采取量化指标反映“电子警察”取得的社会效益情况。⑷调取业务数据进行分析。如抽查监控点近三年开出罚单情况，动态分析监控点的运作情况汇报；分析近三年的事故多发地点，以及在事故多发地点设置交通“电子警察”情况。
4.项目取得的成果审计组通过开展电子警察信息系统审计，查出了以下主要问题：①部分监控设备长期没有维护，导致无法采集数据或数据失效。②部分违法数据未及时核对、录入。③区（县级市）违法数据与市局存在差异。④未在规定时限内向当事人邮寄交通违法处理通知书。⑤电子警察管理系统反映的违法处理通知书数据与邮局反映的寄出数据存在差异。⑥未及时对区县的异常数据信息进行检查、分析，导致滞纳金数据失真。⑦交警部门记录的入库金额与银行返回的金额存在差异。⑧电子警察管理系统数据上传公安部“六合一”平台时数据丢失。⑨信息系统中交通违法信息内容记载不够完整。公安交警部门对以上查出的问题高度重视，边审计边整改。其中对部分监控设备长期没有维护的问题，市交警支队已加强设备巡检、维护工作的监督力度，对未能正常使用的设备已及时排除故障；通过优化系统和设备配置、延长工作时间、抽调人员支援、将人工拍摄的非现场数据核对录入工作下放至辖区交警大队等措施，有效解决对部分违法数据未及时核对、录入的问题；对未在规定时限内向当事人邮寄交通违法处理通知书的问题，支队按不同的形成原因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对确因传送失败而未寄出通知书的，支队与邮政部门重新设计和开发统计违法数据数量功能模块，已正式启用，同时，与邮局采取每日核对数据量、对异常数据加强巡检等监管手段，确保发送数据量与邮局接收数据量一致；对未及时对区县的异常数据信息进行检查、分析，导致部分数据失实的问题，支队已在系统中对滞纳金字段值进行限制，有效解决了缴款时间滞后造成滞纳金不实的问题；对相关业务处理流程之间的数据存在差异的问题，支队正在筹建交通管理数据交换平台，将邮政、银政、电子警察、交委等数据统一通过该平台进行管理，进一步规范数据的共享与交换，同时对数据共享与交换情况进行全面监控，同时，将加强对系统操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和技能水平；对数据上传公安部“六合一”平台失败后没有作补救处理的问题，支队通过开发数据上传失败查询模块和安排专人跟踪数据上传情况，一旦发现数据上传失败立即进行补传，确保不因技术问题导致上传失败；对信息系统中交通违法信息内容记载不够完整的问题，支队已在新的电子警察管理平台中增加相关字段内容，逐步完善系统的设置。
二、做好信息系统审计的启示
1.做好审前调查是做好信息系统审计的必要前提。审计人员需要根据审前调查了解的行业政策、信息系统的设计、管理和维护情况，从而确定审计的范围和关注点，准备好信息系统审计的软、硬件条件。只有做好信息系统审计审前调查，才能充分评估开展信息系统审计的重要性、可行性和风险性。
2.了解信息系统业务处理流程是做好信息系统审计的主要关键。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处理流程，掌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环节、数据处理环节和数据传输转移环节，以业务处理流程为切入点，就可以知道容易产生问题的环节，从而确定审计的重点，做到有的放矢。
3.合理配置审计人力资源是做好信息系统审计的有力保证。当前审计机关普遍面临信息系统审计复合型人才馈乏的困境，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一状况是不现实的。本案例中审计组配备了专长财会的审计人员和专长计算机技术的审计人员，由专长财会的审计人员负责研究行业政策，收集业务流程各环节的关注点，提出审计需求，由专长计算机技术的审计人员按需求设计计算机语言，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再交专长财会的审计人员对筛选结果进行分析，共同研究提出审计意见。复用审计思路的审计组织方式能使信息系统审计事半功倍。
4.采取灵活多变的审计方法是开展信息系统审计的有效途径。本案例中采取了审阅、查询、计算、分析性复核、社会调查问卷等多种方法。多种审计方法的灵活运用，可以相互印证审计事项，拓宽审计视野，扩大审计成果，加强审计的影响力。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