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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范文1
1、西方经济学，就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到凯恩斯、弗里德曼、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致于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2、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的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西方经济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范文2
关键词：实验教学；微观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
0引言
构筑于经济理性与均衡分析假定之上的传统经济学通常被视为一门不可实验的学科。正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著名的《经济学》(SamuelsonandNordhaus，1985)中所说：“可控性的实验室是测算出经济规律的一种可行方法，然而，经济学家们还不能像化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做受控实验，因为控制其他重要因素对经济学家来说并非易事。所以总的来说，他们只能是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那样，满足于观察而已[1]。”然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与多样性，对经济世界的认识同样也在不断更新和提高，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同样受到了来自现实经济世界的各种冲击与挑战。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DanielKahneman和VernonL.Smith教授，标志着实验方法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界认可，从而推翻了有关经济学研究不可实验的论断。随着产业组织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等经济学新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出现，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尝试用实验方法来认识多重选择的不同均衡结果，相关的实验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经济学开始步入了实验时代[2]。在实验方法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的同时，实验在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生通过亲自参与实验、分析实验等环节，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抽象的理论，也可以亲自证实或证伪理论，加深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引发学生对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微观经济学作为我国当前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长期以来一直以理论教学为主，是否可以将目前流行的实验方法引入教学当中？如何让学生巩固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实验教学提高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与主动性，进而提高其综合专业素质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微观经济学为何要进行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领域以及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未来经管类专业微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1微观经济学为何要进行实验教学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掀起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边际主义革命”，随着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有关自利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定义一个更加清晰化、统一化的具有经济理性的行为个体，将数理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框架之中以强化经济学理论推理的严谨性，建立起了一套描述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理论和均衡分析体系，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起了统一的分析范式[3]，也形成了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生产和成本理论、要素价格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变，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和分析方法也日益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主流经济理论受到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所基于的理性选择假定暗示着决策个体或群体具有行为的同质性(均是最大化的自利行为)。这种假定由于忽略了真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特征和不同条件下认识的差异性，意味着作为基本理论前提的理性人假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失效的，导致了主流理论的适用性大打折扣[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行为经济学将个体行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理性假定下个体行为的同质性作为异质性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形，增强了对新问题和新趋势的解释和预测能力[5]。此外，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理论假说也需要通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来判断真伪。通过观察现实发生的经济现象，从中获取实地数据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而实地数据获取的不可重复性、缺乏可控性和难度较大等特点使传统经济学很难获得理论验证所需的全部有效数据，影响了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将实验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后，利用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的优势，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实验在扩展理论、检验理论以及发现新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同时，在经济理论的教学方面，课堂实验也发挥着传统理论教学方法无法比拟的作用。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上的微观经济学这门理论经济学课程，由于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抽象的特性，在教学过程中更多采用的是静态分析方法或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讲授过程中充满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公式，导致学生面对理论讲授倍感抽象和晦涩难懂，而且这些运用数学知识推导出的结论虽然在理论上符合逻辑，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验证或与实际不符，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使学生只能应付于相关结论的机械性记忆，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以及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实验的方法则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实验方法在理论教学中的运用，能够让学生“亲身经历”理论所阐述的经济运行，亲自去证实或证伪一个理论，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被动状态，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因此，无论是从微观经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还是从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来看，将实验引入到微观经济学课堂中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2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介绍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和专著大量涌现，实验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实验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之中。根据AlvinRoth教授的说法，实验方法主要用于3个方面：“与理论家对话”(speaktotheorists)，“寻找事实”(searchforfacts)，“在君主耳边低语”(whisperintheearsofprinces)[6]。这3种情况，分别代表着实验方法在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发现新的理论和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参考等方面的作用。此外，实验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在经济学教学领域。最早的有记录的经济学实验可以追溯到1948年张伯伦在哈佛大学课堂上进行的市场供求实验，引起人们对经济学教学中应用实验方法的兴趣。回顾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主要集中在3个领域的运用：市场理论、博弈论和个人选择理论。因此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课堂中应用也主要集中于这3个领域。
2.1市场实验
市场理论实验是西方经济学家进行的最早的一类经济学实验。194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伯伦报告了他的第一个市场实验。他在哈佛大学的课堂通过让学生填写标记着价值和成本的纸牌，导出了这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在这个实验中，参与实验的学生被允许在教室自由活动，并以分散化的方式与其他人协商。尽管市场结构是竞争性的，但是张伯伦发现实验交易的数量大于由供求曲线相交所确定的均衡数量，实验结果显著地偏离了竞争性市场的预测[7]。此后，以学生身份参加这次实验的弗农·史密斯对实验方法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认为张伯伦让学生在教室四处走动所发生的分散化交易不是检验完全竞争理论的合适制度环境。为此史密斯设计了一个“双向拍卖”实验制度作为替代方案，他证明了这样的市场能收敛到有效的、竞争性的结果。此后市场实验的方法除了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有关问题的研究，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市场和证券市场等领域，成为经济学实验中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
从微观经济学教学的角度来看，市场实验主要可以应用于微观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这部分教学内容，通过开展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等课堂实验，让学生扮演厂商和消费者，在课堂模拟不同市场结构的交易过程，亲身体验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的决策行为模式，感受和认识供求机制相互作用形成市场均衡的过程，发现不同市场结构之间的异同，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加深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2.2博弈实验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随着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地位的日益突出，实验方法的运用也日益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实验方法能够用于检验博弈对局人的真实行为，并对博弈理论的预测能力和适用范围进行评价和界定。实验经济学家将博弈规则转换为环境和制度，通过观测实验被试对象的决策行为来检验博弈理论对均衡预期的正确性[8]。囚徒困境、最后通牒、公共产品是实验方法在博弈论领域运用得最多的3个方向。此外，随着维克里在1961年第一个用博弈公式解决了独立私人价值拍卖模型，拍卖理论引起了越来越多博弈论研究者的关注，而史密斯首次通过实验的方法检验了这些拍卖理论。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可以采用实验的方法让学生直接参与博弈游戏亲身感受囚徒困境这一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强学生对占优策略、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感性认识。还可以通过模拟“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环境，让学生通过参加博弈实验，进一步加深对理性人假设的认识，发现理性人假设的不足，让学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远非主流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经济人”所能涵盖，通过实验的方法让学生拉近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的距离，避免经济学成为远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9]。
2.3个体选择实验
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和自利性假设的逻辑推论，是个体能够在稳定偏好下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选择结果及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在现实中，个体的选择和决策往往与这些假设是不符的。由于个体偏好在自然环境中很难被观察到，因此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非主流选择理论开始通过实验的方法对个体选择中经常出现的非理性行为进行分析，这类实验多指不确定或风险情境下的个体偏好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针对所谓的“预期效用理论”而展开，实验形式大多为“彩票”(lotteries)选择实验[10]。在个人选择实验中比较著名的实验有阿莱(Allais，1953)设计的“阿莱悖论”实验、Lichtenstein和Slovic(1971)发展的有关“偏好逆转”的实验，以及Kahneman和Tversky(1979)有关“前景理论”的实验[11]。因此，在中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课程中可以通过模拟上述有关个体选择行为实验来验证期望效用理论。让学生参与实验做出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决策，验证、比较实验结果和期望效用理论之间的偏离，进一步思考期望效用理论存在的问题。
3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的基本原则
经济学实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它通过选择真实的行为人在模拟的实验环境中进行实验，因此实验需要在程序、激励等方面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实现实验设计的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目标。弗农·史密斯通过总结大量的实验设计的成功经验，在1967年提出了价值诱导原则这一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为了确保经济实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他认为实验设计必须满足显著性、支配性、隐私性与报酬的单调性等原则[12]。而实验的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应用到经济学的课堂中，虽然实验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不如研究型实验要求的那么严格，但是同样需要遵循这些经济学实验的基本原则。除此以外，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遵循正确处理辅课堂实验与实验室实验、验证型实验与设计型实验以及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关系等基本原则。
3.1价值诱导原则
价值诱导原则的核心是把实验被试者置于同真实市场交易相似的模拟实验环境中，在合理的实验机制设计下，通过为被试者提供真实的物质激励，考察其在物质激励下的经济行为，而将非经济方面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的程度，这也是实验经济学同心理经济学和其非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区别[13]。在开展经济学实验时，要使具有不同特征的被试者能够像真实的经济人一样做出行为决策，就需要采用价值诱导原则。在实验过程中，可以通过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既可以是货币奖励，也可以是本身没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只要是被试者渴望得到的就行)实现对实验参与人的控制，诱导实验参与人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性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使用报酬手段诱发实验参与人的特征应满足单调性、显著性、占有性3个条件。此外在实验中一般要求对每个实验参与者的所获报酬保持隐私性，实验者可以通过密封的纸条等方式让每个被试者只知道自己从每一次行为决策中所能获得的报酬。可见，价值诱导原则不仅是实验经济学在实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在课堂实验教学中也同样适用[14]。在微观经济学的课堂实验中，除了可以使用一定的货币和物质报酬外，也可以使用本门课程的分数来作为激励手段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做出决策。
3.2正确处理课堂实验与研究型实验的关系
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进行实验教学时，首先要认识到经济学课堂实验和研究型实验的差别。研究型实验主要是通过受控实验对已有的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或通过实验发现经济规律。而课堂实验的目标在于教学，因此需要从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出发来设计实验，根据不同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以及不同层次的实验对象，制定明确的实验目标，确保实验方法、实验制度、实验激励等环节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保证课堂实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并取得明显的实验效果，从而达到实验教学的目的。
3.3正确处理课堂纸笔实验与实验室计算机实验的关系
将实验的方法应用于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当中，教师可以通过简便易操作的实验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这种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手段改变了过去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单向信息流动的状态，形成了师生互动、老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的双向交流过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从实验工具来看，经济学实验主要可以分为纸笔实验和计算机实验两种类型。在实验经济学发展的早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有的实验都是在教室或实验室中通过纸、笔、黑板、时钟等设备来进行。这种纸笔实验最大的优势在于实验工具简单，操作简便，对场地没有特别要求，在教室中就可以进行实验，作为一种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加深学生对相关理论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实验开始依赖于计算机进行[15]。计算机实验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实验效率，通过使用计算机，被试者在进行决策和选择时只需要填写某个数字或者点击一下鼠标即可完成，实验结果也会迅速在计算机屏幕上精确地显示出来。由于计算机实验的进行一般需要在专门的标准实验室来完成，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安排单独的课时来进行实验或者设置微观经济学的配套实验课程(根据专业的不同，也可以在高年级开设实验经济学课程)。
3.4正确处理验证型实验与设计型实验的关系
依据教学目标的高低和学生层次的不同，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开展实验教学时可以将实验分为验证型实验和设计型实验两种类型。验证型实验侧重通过对课本上的经济现象、经济理论等进行验证，使学生通过实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弥补对经济理论和现象感性认识的不足，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基本实验操作技能，是经济学实验教学中最为普遍的类型。但这种实验形式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容易产生依赖性，只是被动的跟着老师的安排走，不利于锻炼学生的独立操作和思考能力。设计型实验是在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经过系统归纳并掌握了较强的实验技能后，只给出实验题目和要求，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并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实验研究。设计型实验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实验查阅文献、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得到全面训练和提高。设计型实验作为实验教学的高级形式和阶段，比较适用于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
3.5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关系
教学方法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教学手段、教学方式，它不仅反映了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也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掌握、理解与兴趣。作为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理论教学的目的在于夯实学生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功底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实验教学则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观察判断能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但是又不能脱离理论教学，实验教学是依存于理论教学的教学手段，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同样如此。实验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或教学手段，与课堂理论教学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的关系。因此，只有建立科学合理并能给予实验教学以充分重视的经济学教学体系，才能全面完成培养高素质经济学人才的教学目标。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范文3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3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3。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范文4
关键词：《通论》 凯恩斯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由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质疑和反思却还远远没有结束（Romer，2012）。[1]在这场反思中，凯恩斯的名字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凯恩斯”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热点。《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作《重新发现凯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作者伊特韦尔和米尔盖特宣称主流经济学理论事前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事后也没能提出有效解决危机的政策方案，因此理应被抛弃，现在是凯恩斯经济学重新兴起的时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倡导现在应该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贝特曼将危机后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阐释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回归凯恩斯》一书。但仔细分辨这些经济学的观点却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或者说，他们所倡导的现有经济学应该改进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本就存在着诸多争论。
本文旨在梳理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后，经济学界存在的主要的几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并简要介绍他们之间的争论。接下来第二部分介绍《通论》出版的背景及凯恩斯革命性的观点，第三部分介绍IS-LM模型的出现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第四部分介绍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判和他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第五部分介绍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综合派，第六部分是总结。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 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四、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恩（Richard F. Kah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尔多（Nicholas 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 Orleans 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 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
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六、总结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并出现了倡导“回归凯恩斯”的研究动向。其实不同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并不一致，而这根源于《通论》出版后，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有着不一样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论》出版后，几个不同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通论》的写作背景是，大萧条后正统经济学（从内容实体看即是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凯恩斯试图指出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论》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却也因内容晦涩难懂引起了很多争论。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并迅速流行开来，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战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对《通论》的解读遭到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剑桥资本争论，并孕育产生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综合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演变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九十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融合，出现了新-新古典综合派。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为主体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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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范文5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范文6
关键词：新古典综合派 新剑桥学派 凯恩斯 时间维度
凯恩斯之后，在对凯恩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以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剑桥）与以罗宾逊夫人、卡尔多、斯拉法等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英国剑桥）就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发展理论等众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形式上则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这个问题上，两个剑桥学派之间同样充满了分歧，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就是他们对于凯恩斯如何认识和处理时间的不同解读。
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对时间的处理
在凯恩斯之前，由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供给将创造自己的需求”原理以及货币中性原理等早已深入人心。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信仰使得经济学家们相信：真实工资的迅速调节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因此，充分就业均衡是劳动市场的常态。过去的历史对现在没有什么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凯恩斯试图摧毁这些传统，对于时间维度的处理就是他破旧立新的突破口。
凯恩斯认识到“在生产者付出成本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期间，往往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有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雇主无法确定产品在未来的销售情况，只能尽量做一个最好的期望值。只要生产需要时间，雇主就只能依靠这些期望值。雇主们脑海中的这些期望值决定了雇主提供的就业量。期望值一旦变化，就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逐步地影响到就业量。任意找出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上的就业量不仅取决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取决于过去某段时期中的许多预期状态。但由于过去的预期已为今天的资本设备所包含，所以就业量就可以在参考今天的资本设备的情况下，根据今天对未来的期望值而定。
可见，凯恩斯在发展自己的就业理论的时候，通过使用预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了一起。过去包含在资本存量中，但人们却苦于无法突破对于未来的无知，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投资量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就业量也会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非自愿的失业将会出现，充分就业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将经济周期归结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交互作用，但最终还是归结为人们对未来的处理。人们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既有理性的一面，又常常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人无法冲破时间的藩篱，最终必被时间戏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体现的正是时间的力量。
在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所倡导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倡导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二者之间都宣称自己才是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真正继承人并展开了激烈论战，史称两个剑桥之争。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均衡式”解读
新古典综合派区分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基于凯恩斯理论的新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宏观经济学。这种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凯恩斯的积极干预的政策主张并保留了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但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主要是去掉了凯恩斯分析中的非均衡理论，而使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改造。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带回了瓦尔拉斯的均衡世界。
希克斯于1937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种建设性的解释”的文章，提出了IS-LM模型的最初形式。此后，用IS-LM模型解读凯恩斯就成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做法。从IS-LM模型中可以方便地推导出总需求曲线AD，总供给曲线可以通过短期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出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将凯恩斯理论的要点用四个方程联立的方程组表达：
商品市场均衡，IS方程：i（r）=s（y）
货币市场均衡，LM方程：M/P=L（r，y）
劳动力市场均衡：D（W/P）=S（W/P）
短期总量生产函数：y=y（N，K）
其中，i表示实际投资，s表示实际储蓄，r表示实际利率，y表示实际产出，M表示名义货币供给量，P表示名义价格水平，L表示货币需求，W表示名义工资水平，N表示就业量，K表示短期中固定的资本数量。联立前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需求方程，联立后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供给方程，联立总需求方程和总供给方程就可以得到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水平。上述模型可以用图1来表示。在图1中，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点，E点对应着方程组的解。均衡价格水平为P0，均衡产量为y0。要保证上述模型的成立，三个假设条件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价格具有完全弹性；第二，价格预期具有单位弹性；第三，不存在货币幻觉。第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论述，第二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因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通过去掉凯恩斯理论中的非均衡思想，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强行纳入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新剑桥学派的历史观
新剑桥学派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意新古典综合派的上述做法。认为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刻意歪曲。既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价格刚性的论述，也完全没有涉及分配问题。由于储蓄分为资本家储蓄和工人储蓄，简单假定投资等于储蓄就是不合理的。罗宾逊夫人曾指出稳定均衡的实现至少依赖于六个条件：实际工资与人均产量同步增长；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保持恒定；资本存量与人均产量在扩张速率上保持一致；储蓄率恒定；投资能保持必要的速度；稀缺约束能被技术进步所打破。罗宾逊夫人随即论证，这六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理论拉回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是太过于天真。
在新剑桥学派看来，凯恩斯革命的真正精髓就在于从均衡观走向了历史观。均衡观认为经济变量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下可以达致一种均衡状态。无论是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利息率还是就业量等，都会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达致各自的均衡状态。不难发现，均衡观在解释经济运行时持一种静止的、永恒的观点。历史观则要通过对时间的引入来打破均衡观的藩篱，采用历史观，就意味着要正视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不同，要正视导致经济系统当前状态的历史因素和其面向未来时的不确定性。就像罗宾逊夫人指出的那样：“现在就是介乎已逝的过去和未卜的未来之间的时刻”。罗宾逊夫人强调从均衡观走向历史观是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而新古典综合派却将凯恩斯理论置于均衡框架之下，使得凯恩斯的理论与真实的、历史的时间相脱节，变成了纯粹的毫无历史特征的数学模型。
为了表明均衡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区别，如图2所示，根据均衡观，均衡的物价水平是在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处决定的。开始的时候，均衡的物价水平以P0来表示。后来，由于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动到了AD1，均衡物价水平因此从P0上升到P1。
但这显然不符合凯恩斯本人的观点，凯恩斯认为物价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货币工资率。而一个国家的货币工资率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并受到近期能够影响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那些因素的影响。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有关货币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的观点是对均衡观的重要否定。另外，新剑桥学派在其价值理论中，突出强调利润加价对于价格的影响。利润加价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独特的历史特征。在分配和增长理论中，他们强调分配状况取决于投资率，投资率的变化受到历史、制度、习俗、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新古典综合派和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那就是通过高度抽象和数学化、形式化来构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可以超越历史、超越国别、超越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直至超越了时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的经济理论完全抛弃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的分析。只要一个社会中还在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他们的理论就是适用的。与之相反，新剑桥学派强调用历史观去替代均衡观，强调过去是不可逆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罗宾逊夫人写道：“时间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不同于空间。在空间中，物体从A向B的运动可以改变为物体从B向A的运动，但在时间中，可行的总是最为严格的单行线交通规则。在空间中，从A到B的距离与从B到A的距离其长短是一样的，但是在时间中从今天到明天的距离是二十四小时，而从今天到昨天的距离则是无穷远，就像诗人常说的那样”。因此，新剑桥学派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与特定的制度、文化相适应。
对两个剑桥之争的评价
在两个剑桥的争论中，以新古典综合派取得完美胜利而告终，新古典综合派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而新剑桥学派则被打上了“异端”的标签。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符合西方国家政府的利益。美国这一时期的繁荣和霸主地位的确立也是人们相信新古典综合派所宣扬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力量。其次，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管理的思想纳入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欢迎。最后，美国剑桥一直试图塑造“科学化”的经济学，而英国剑桥则坚守了经济学是人文学科的信念。但是，事实上，在对凯恩斯思想的解读上，新剑桥学派的确更加接近凯恩斯的原意。凯恩斯的《通论》中充斥着非均衡的分析，其对于历史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强调也迥异于后来的新古典学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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