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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范文1
一、西方经济学流派发展进程
（一）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诞生于1776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当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生产技术和经验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促使古典经济学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该学派遵从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规律会主导价格和要素报酬，认定价格体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产资源，十分信赖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不需要政府给予任何干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古典学派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理论，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绝对优势理论，一个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
（二）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学派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产生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包括分配论和价格均衡理论，主张将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力论以及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前提。新古典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均衡价格论，认为不同需求量和产品价格的构成是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决定的，并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并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发展出分配论，对国民收入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关系主导的均衡价格决定，并认为经济总量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组成的。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涨、产出能力严重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凯恩斯主义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管理，对经济萧条作出了科学解释：“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去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消费和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复苏，恢复正常运转。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是IS-LM曲线，是由凯恩斯主义者希克斯总结并写出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最好的阐释。但是却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质疑与批评，认为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经济学领域中。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众多追随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例如繁荣和通胀的分析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以及索洛等，学派理论观念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强调了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调节社会经济总需求，促进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并且提出了混合经济论，以此应对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
（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诞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涨，失业率很高，并且通胀问题严重。由此引出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经济发展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相信并十分依赖个体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理性预期以及自然律假说四个假设，认为私人经济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货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批判，认为其主张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学流派，其汲取了凯恩斯主义中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观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发展出新凯恩斯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一）代表个体分析模式问题
经济学经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个体分析，可以将微观分析和总转化当作宏观总量，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社会经济个体数量多，并且个体差异大，代表性个体分析的工作量太大，无法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容易出现误差和失误。第二是该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个体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个体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质疑。第三，在代表个体分析模式下，总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时也会受到经济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加总行为出现问题，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统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问题
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分析需要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基础上，认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就是宏观经济理论覆盖下的最优经济行为。但是，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是不存在的，个体的经济行为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采取理性预期分析的方式去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预测和分析。
（三）计量验证分析模式问题
计量验证分析模式在经济学中使用比较多，并且相对常规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问题，并引入函数模型，然后提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数据分析的形式去开展计量验证分析。经济学流派会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函数模型，进而对经济系统开始假设，并使用数据工具去推理、演绎，得到经济规律的数学表达。在计量验证分析过程中，分析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用提出的问题脱离实际，函数模型使用不当等。分析模式的问题容易导致过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现，并且分析过程中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是无法被准确量化的，使得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三、西方经济学流派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
西方经济学流派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化，经历过迷茫，也获得过成功，其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具体划分，应该从凯恩斯主义说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标是颠覆，并不是分立。当然，凯恩斯的颠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会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其相关的问题分析出现错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正常开展的，无法获得正确的分析。另外，正是因为存在质疑，才会一直推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与演变，引导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致力于找到两者的协调发展途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对经济做出最准确的解读和辨析。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范文2
关键词：汇率不完全传递；价格；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6-0069-04
本文简单回顾汇率和国内价格关系的研究成果，从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理论开始简述以传统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汇率完全传递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然而许多经验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完全的汇率传递机制，而且汇率传递的程度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而且近年来各国的汇率传递程度出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即汇率对于国内价格的影响力在进一步减弱，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势必根据这种趋势进行一定的调整。
一、传统观点：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理论
根据传统的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汇率的变化不仅影响一国的外部收支平衡，而且汇率对于进口价格的影响是完全而且即时的。这个分析是基于一价定律(LOP)，或者说是基于购买力评价理论(PPP)的。
一价定律认为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以相同的价格销售，但该理论的假设相当严格，比如利润最大化以及忽略商品运输和流通的成本。假设一价定律适用于两个国家的所有商品，我们得到P=EP*，其中P和p*分别表示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E表示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该等式被称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根据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的变化会完全反应在一国的价格水平上，或者说，一国货币的升值将导致本国的货币紧缩，而货币贬值则会导致该国价格以相同比例上升。这就是汇率的完全传递。根据购买力平价的假设，汇率对于国内价格的传递总是完全而且即时的。
根据该逻辑，名义货币的贬值是和高通货膨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发现类似的现象。比如，在1977年到1995年之间，墨西哥比索对于美元平均每年贬值31％，而该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比美国高了30％。
二、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事实
尽管我们可以从世界经济史中找到货币贬值和高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例子，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找到许多有名的例子来说明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这些矛盾的例子刺激了经济学家们对于汇率传递的持续不断的研究。汇率不完全传递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元的走势与日本产品的价格变动之间的松散关系。1985年签署广场协定之后，日元对于美元大幅升值，人们原以为在美国销售的日本产品价格将出现大幅上涨。然而事实是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只是略微涨价甚至价格保持不变，甚至还出现了降价的情况，这说明将产品出口至美国的日本公司可能自身吸收了汇率变化的大部分fG01dberg＆Knetter,1997)。美国自从2005年开始的美元大幅贬值却没有改变美元贸易赤字的矛盾现象，大概只能通过美国较低的汇率不完全传递程度来解释。
相对于汇率完全传递理论，汇率不完全传递更能解释现实的经济世界。许多案例和计量研究都支持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发现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在其货币大幅贬值之后只受到一点通货膨胀压力。比如，在1992年12月瑞典和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之后，两国货币均出现较大贬值，但并没有遭受较高的通货膨胀。在1993年到1994年尽管瑞典货币名义贬值9％，但这两年瑞典物价水平年均仅上涨3％：英国则在英镑贬值15％的情况下维持了2％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根据Gagnon和Ihrig在2004年的研究，1971到2002年之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递率仅为0.2，即名义汇率贬值10％仅导致消费价格长期上升2％。
三、产生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
从理论上，有若干因素可以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我们把这些原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的，一类是宏观的。
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出发，由于产品运输和流通成本为0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汇率变动而运输和流通成本不变，只导致进口产品的成本出现部分变动。其次，一价定律和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的。在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公司会调整商品价格以维持市场份额，此时公司就要考虑许多微观经济的定价因素，比如市场结构、需求弹性、成本函数、生产替代性等等(Dombusch,1987)。第三，不完全竞争涉及到市场分割。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价格歧视，外国出口商调整其利润成数而非将汇率波动完全传递到价格上，这种现象被Krugman(1987)称为“看市定价”。看市定价被采用的程度越深，汇率传递的程度越低。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定价策略和通货膨胀环境都可以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性。首先，Obsffeld和Rogoff(1995)率先尝试用厂商定价策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在生产国货币定价策略下，名义汇率的变动会1:1地体现在用消费国货币衡量的外国商品的价格上，也就是说，汇率传递是完全的。如果采用消费国货币定价的策略，消费者面对的短期价格不会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汇率完全不传递。现实中汇率传递的程度取决于厂商采用生产国货币定价和消费国货币定价的比例。第二种宏观解释，是由Tay－lor在2000年提出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解释，即考虑到定价的滞后性以及厂商的垄断竞争行为，一个可信的较低通货膨胀的宏观环境将导致较低的汇率传递性。
四、汇率传递程度的影响因素
考虑到汇率不完全传递是国际经济中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汇率传递的程度就愈加需要仔细研究。影响汇率对物价(含消费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传递程度的影响因素有许多。
从理论角度分析，汇率传递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两者之间的联系显然是正向的。一个国家越开放，越多的进口商品进入该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进口市场对于综合物价的影响就越显重要。消费物价指数的篮子里进口商品的比重越高，汇率传递性就越强。类似的，生产投入品中进口品的比例越高，汇率对于生产者价格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开放的经济体的汇率传递程度越高(Ghosh＆Rajan,2007)。
汇率传递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外国出口商在国内市场面临的竞争程度。如果在市场上有许多供应商销售类似的商品，国内消费者面对着许多选择，这时外国出口商只赚取少量利润甚至零利润，销售价格接
近销售成本，厂商不会采取太多的“看市定价”的策略，反而对于价格十分敏感，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出口商的利润，出口商尽可能将汇率变动反映在价格上，否则他很可能亏本或者失去市场，因而汇率传递程度也较高。如果市场高度分割，外国出口商面临较少的竞争，他们更多地采取“看市定价”策略，因而进口商品价格对于汇率变动的传递程度将较低(Krug－man，1987；Froot＆Klemperer,1989)。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汇率变动的方向，即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外国出口商更愿意部分吸收汇率变动，以保证其产品在该国价格的稳定，以此维持其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汇率传递性就较低，或者说汇率不完全传递(Mann,1986)。然而，如果一国货币升值，进口商品显得更加便宜，外国出口商就愿意降低价格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时汇率传递程度就较高。换句话说，生产商对于汇率变动的反应是不对称的。
第四，如果汇率变动的幅度较小而且汇率波动是暂时性的，外国出口商很可能因为频繁改变价格可能影响厂商的声誉而不对价格进行改动，此时汇率传递程度就较低。当然如果汇率变动幅度较大或者表现为永久性的变动，出口商就很可能将汇率变动传递到价格上，以避免其利润空间的大幅缩小(Krugman,1987)。
第五，外国出口商的定价货币直接影响汇率传递性。如果外国出口商用消费国货币进行定价，汇率变动对其市场价格的影响就较小，相反，如果外国出口商用生产国货币进行定价，汇率变动对进口国的价格影响就较大(Betts＆Devereux,1996；Devereux＆En－gel,2002)。
第六，汇率传递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微观现象，与贸易商品类型息息相关。由于不同种类商品的汇率传递性各不相同，进口商品的组成将影响总体的汇率传递性。一般来说，工业制成品价格对于汇率的敏感性，低于原油、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王琼、曹伟，2008)。因此工业制成品在进口品中份额的上升和原材料等商品进口份额的下降会导致总体汇率传递性的下降，即使各种商品的汇率传递性保持不变。
第七，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贸易限制可能带来较低的汇率传递(Branson,1989；Menon,1995)。贸易限制带来的贸易扭曲，成为在国家之间商品流通的障碍，而商品不能自由流通则了一价定律的基本假设，因而不能适用于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基础的汇率完全传递机制。
第八个可能影响汇率传递的因素是跨国界的生产分割，指的是生产过程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一个国家在出口最终商品的同时，也在进口相应的零件，该国货币贬值将使进口零件价格上升，因此汇率变动使厂商成本上升必须提高价格，一定程度抵消了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价格下降(杜晓蓉，2006)。
其他，诸如收入水平和运输成本之类的因素也会对汇率传递带来反向的影响。一个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的市场一般是高度分割和高度竞争性的市场，汇率传递程度一般较低，而较高的运输成本将导致生产成本仅是进口商品成本的一小部分，由于运输成本是由消费国货币计价的，只有生产成本是和汇率相关的，因此汇率传递程度较低(Frankel，Parsley＆Wei，2005)。
最后，也是本文所要强调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表现和公众对其的信心会大大影响汇率传递性，这是宏观经济学视角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通货膨胀率较高而且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汇率传递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在此种经济环境中，厂商认为生产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相反，随着货币政策可信度和有效性的提高，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时，汇率传递程度会降低。厂商面对成本冲击时不急于提高销售价格，因为他们相信货币政策将成功降低通货膨胀率(Taylor,2000；孙立坚、李安心、吴刚,2002)。换句话说，在通货膨胀持续时间和汇率传递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通货膨胀持续得越久，越多的厂商认为汇率的变动将是永久性的，他们越倾向于修改价格以适应永久性的汇率变动。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越稳定，通货膨胀率越低，该国的汇率传递程度就越低，而这进一步巩固了物价的稳定，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这就形成了稳定货币政策与较低汇率传递之间的良性循环。
五、低水平并且呈下降趋势的汇率传递
一般来说，汇率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传递程度要高于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传递。这是因为后者还包含对汇率不敏感的不可贸易的商品。然而不论采用哪一种价格指数，许多研究都发现汇率传递程度较低而且在近几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对于货币政策有着较大的影响。McCarthy(1999]在对9个工业化国家在1983-1998年以及1976-1982年这两个时间段的汇率传递进行研究时发现，汇率传递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了下降。而Gagnon和Ihfig(20041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估计1971-2002年期间汇率传递率约为0.2，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的这个期间的汇率传递率仅为0.05，需要指出的是，后面这个时间段为货币政策较为稳定的时期。
正如计量研究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递程度出现了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零售市场的重组，贸易壁垒的取消，或者是全球特别是新兴国家工业制成品供应量的增加对工业化国家的物价水平产生向下的压力。这些因素难以用计量的方式衡量，然而工业化国家汇率传递程度下降的趋势确实存在，而且需要分析和解释。在之前讨论的影响汇率传递的因素中，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汇率传递率下降的现象，一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另外两个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
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是市场分割的加剧。我们可以认为越来越多的厂商采用“看市定价”的策略，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采用了价格歧视的定价方式。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一种解释是可信的货币政策和良好的物价环境。在过去的10年间，许多工业化国家成功降低了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并且进行一个物价相对稳定的时期，同时汇率传递程度也较低。Tavlor(2000)研究认为许多国家物价的稳定导致了较低的汇率传递，汇率传递取决于汇率和价格冲击的持续时间，因此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和货币政策可信的环境里，汇率传递程度不高。对于发达国家汇率传递下降的另一个宏观经济解释是，国家的进口组成发生了变化，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的比例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上升，Campa和Goldberg(2005)验证了这种假设。
六、下降的汇率传递趋势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范文3
[关键词]国库资金；经济贸易；金融运行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库的业务量也随之成倍增加。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研究国库资金收支活动及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信用的变化情况，国库部门只有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才能确保财政预算收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国库与财税部门相比，国库数据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最及时、金额最准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包括税收、预算计划、货币投放回笼、信贷规模、储蓄、国债发行、兑付等在内的统计信息资料库，才能真正为政府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分析资料和政策性建议。
国库资金分析工作是指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国库收支（包括税收、利润、事业收入、国债发行兑付及收入退库）等情况进行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细致地进行国库资金分析既能弥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之不足，并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起促进作用，又能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国库资金还是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其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近年来，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担负经理国库的中央银行，是联结财政、税务及地方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从客观上讲有必要研究国库资金收支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及产生的效应，为政府正确的决策提供准确的参考资料，因此，对国库资金进行统计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库资金分析是政府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一）由于国家金库处于特殊的地位，其统计分析工作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基础建设中，国库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每年都会在国家预算中安排一定规模的国库资金直接投资基本建设、基础产业以及重点行业，一般而言，财政部门侧重于对财政收支状况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中央银行侧重于对金融运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分析。具体说来，国库分析是央行对财政资金运行给社会经济带来影响的分析，如财政收支对当地货币投放、回笼量大小的影响、财政支拨与库存余额的关系、税收征收数与入库数的比较分析、财政收支与预算收支计划差额分析、国债发行对地方资金吸纳大小的影响分析等等。国库分析主体的特点使这一分析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可参考性。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比较注重统计分析的社会性、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国库收支分析正好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国库资金从性质上讲不同于银行的信贷资金，应归属财政资金。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其资金的大量流动能够创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地方银行的短期信贷行为。
（二）国库收支分析不仅为分析宏观金融运行和制定货币政策服务，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发展。国库资金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债券及银行承兑票据等有价证券的业务活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适度规模的国债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性条件，是国库资金收支不足的平衡器。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理顺了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商业银行的关系，强化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财政弥补赤字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吞吐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量，控制金融机构信用，影响货币供应和市场利率，达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公开市场业务对信用创造的影响因素也将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配合的重要领域，对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实施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库资金的最大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当宏观经济发展不协调、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时，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国库资金进行调控。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调控的经济目标。可见，国库资金调控的特点是时间短、见效快。而货币政策调节则不同，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货币政策发挥效力，对最终目标产生影响，有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在控制总需求时，就调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反之，则降低比率。在此之后，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并通过派生机能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和居民再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影响社会需求，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调节效果相对滞后。
二、国库资金分析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国库分析内容的特殊性，成为政府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综合性较强的参考材料。国库分析不仅是为中央银行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各级政府经济部门服务。国库分析的特点决定了它是对有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点的“边缘性”问题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以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支持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它起着其他分析工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库分析更有利于为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方面提供服务。近几年来，各级国库在国库收支分析方面尽心尽职，基本上能及时反映当地国库收支状况，做到随时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认真、细致地从财政收支、企业发展状况、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银行储蓄、个人消费观念转变及央行货币政策、信贷、税收与企业情况全面地进行分析，为当地政府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参考决策依据。因此国库收支分析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统计、分析并预测国库资金流动趋势和国库资金存量，为政府债务政策提供参考。各级政府在确定债务政策时，需要研究、分析以往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资金流动规律，根据下一时期的政策方向，预测财政资金存量的变化趋势，将债务政策与国库资金状况联系起来，以减少债务成本，提高债务收入资金的效益和债务政策的灵活度。
（三）分析国债发行、兑付对地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国债是中央财政筹集资金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对地方来说，却是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失，各级政府部门应十分关注国债吸纳本地资金的大小。国债不同于税收之处在于国债是一种有偿性或辅的中央财政收入，但就其将地方资金转移到中央财政这一作用来说，国债和中央税收则无二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国债集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支持国家重点经济建设。除了国债导致地方资金的流失及中央财政收人和国债兑付资金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之外，国债购买主体、国债发行总量、时机和期限都会对地方资金供给和需求以及中央国库收入、支出和资金存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债发行、兑付资金数量的大小，国债的流动性效应和利率效应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产生较大影响。
三、国库资金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
（一）国库分析能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深化财税改革提供服务。国库部门通过对国库支出的总量和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执行的情况；通过对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通过对财政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情况对比分析，反映财政改革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服务。
（二）国库资金来源于企业、个人，与微观经济紧密相联。资金在支出时，把资金直接投向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远发展的经济领域，通过减免农业税、直接发放补贴，积极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信贷资金贴息、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引导金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扶优限劣，优化投入，积极支持有效益、有市场、有规模的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中央银行国库资金的收支行为能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大量真实可信的数据、资料、信息，反馈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传递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在货币政策实施时，国库资金为中央银行提供了资金来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充当了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器，直接或间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及信贷规模，有力地支持了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既便于宏观调控又服务于微观经济的发展。
总之，国库资金收支分析对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为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分析参考资料，具有其他经济分析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做好日常国库收支核算的同时，努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国库资金收支分析，提高分析的信息含量，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以赢得政府对国库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确保国库收支分析的完整，提高国库统计分析质量，充分发挥其各种效应，当好政府经济决策的参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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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范文4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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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范文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已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一是消费价格指数延续回落态势(降至6.3％)，通胀压力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进出口在上月下滑的情况下有所回稳，出口增长较上月加快9.3个百分点；三是内需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3.3％，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出现目前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经济在较高水平上稳定增长的局面，实属不易。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对经济发展全局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中央对经济形势变化判断正确，宏观调控决策及时有效；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我国经济抵御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显著增强。无论国际经济还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关键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把握中国经济的走势，观察分析经济生活中呈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更多关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理解并重视与基本面相关的特征和优势。
第一，要把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区别开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率。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可能性继续保持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有的估计还要更乐观一些。支持这种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有一系列因素，包括广大而持续扩展的市场，独特的生产要素组合，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日趋改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等等。在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体完成以前，已经驶入快车道的中国经济有条件、有潜力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基本面。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中存在着由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变动而引致的“中周期”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先后出现了四次这种类型的周期波动；还存在着由于季节性因素、外部扰动和突发事件等因素引起的短期波动，如今年冰冻、地震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当“中周期”与“短周期”的影响出现，特是两者叠加时，容易使人们产生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预期。这时就特别需要强调长周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本面的作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已经连续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增长减速，很可能意味着这一轮增长达到高点后开始进入调整期。但这种变动属于“中周期”意义上的调整。中国经济依然稳定地处于长周期的高位平台上，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并没有发生实厨改变。
第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大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这里要把发展上升期的问题与衰落期的问题区分开来。遇到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发展了；问题会形成压力和挑战，应对得好。就会给进一步的发展开拓空间。比如，这一轮的通胀压力，主要是国内外生产要素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是发展阶段、体制转轨和融入全球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严重的、不可控制的通胀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特定阶段的物价上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如农产品涨价可以使农民增收；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能源资源价格上调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是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治本之策。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推动的物价上涨，“逼着”我们在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减弱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以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竞争优势。所以，面对通胀压力，一方面要采取得力措施，增加有效供给，管理通胀预期，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要利用通胀引出的压力和挑战，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事实上，不在发展方式转变上有大的进展，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将难以从根本上级解。
第三，中国经济在抵御风险、应对不确定因素上有自身的独特优势。首先是大国优势。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进人工业化中后期的大国，对国内外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小的经济体有更强的调整、化解能力。其次是后发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不仅可以引进先行者成熟的科技、设备、工艺等，还可以引入管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知识，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力争少犯或不犯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如果说风险和不确定性难以避免，利用好我国的大国优势、后发优势和政治优势，就可能赢得多一些的主动权。
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将有助于我们从全局和长远视野观察、应对短期问题。从7月份的数据看，虽然消费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但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攀升，达到10％，工业品出厂价格经传导对消费指数价格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要素成本上升所推动通胀压力还会相当大。7月份的王业增加值增速有一定幅度回落，其走势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这一轮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保持较高增长水平的同时增长的稳定性较好，增长中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以往。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在把物价水平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的前提下，保持增长稳定性好的特点，使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得以持续。即使经济进入这一轮增长的回调期，也应避免短期内回调过快，避免波动幅度过大。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继续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所在。当然，这方面的调整和改革需要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的配合。二是在外需拉动作用减弱后，采取有效措施把发展的重心放到扩大内需上来。三是多种途径加快自主创新，使增长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依靠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这几个方面有突破，不仅对短期增长有好处，也将巩固、加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中长期内得到有效发挥。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理解范文6
关键词：市场规制法市场失灵相关性
市场机制往往是看不见的，但政府的干预措施却可以看到它所发挥的作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是必然的选择，所以在此转型期之间，市场失灵的情况不时发生，它的诸多表现都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相关人员也应该正确认识这一阶段的市场失灵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一、市场失灵的含义
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正式对外提出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那时将市场失灵归结为个人选择的结果。之后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得出，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垄断竞争”，在垄断竞争下，通过考察各个生产者的一些经济行为后，市场失灵的范围逐渐从内向外扩展，逐一出现了信息不全面、不对称等问题。而市场失灵现象与政府的干预一直都是个对立的问题，引起了较多争议，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能够干预市场失灵职责的只有政府行为，而且市场失灵的结果导向必定是政府干预。那么综上所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对市场失灵问题，要正视且联系相应法制法规进行不同途径、不同措施的干预和解决，以及协调好我国经济法与市场失灵之间的相关联系。
二、市场失灵的原因和其发展过程
从市场失灵的概念和出现的角度出发，这主要因为在某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导致行业内原本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难以发挥，在一些公共产品方面，也导致其在定价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市场失灵。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失灵主要指的是在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微观市场的原因，导致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降低。比如：最为人熟知的垄断就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市场失灵会导致市场上的商品无法按照既定的价格进行销售，影响了企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还会使得许多的公共物品出现严重的短缺现象。
总体来看，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强调的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研究，并且将社会资源分配和使用效率最大化作为了市场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具体任务。因此在经济学中，其所研究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核心便是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市场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经济的发展效率。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在部分学者的经济学理论中还着重强调了政府利用法律手段和相关的政策来有效地解决市场发展变化中面临的失灵问题，从而更好地避免出现经济效益下降和经济效率降低问题。比如：在解决市场垄断的问题时，政府便可以有效的发挥其积极作用，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严格的把控市场上流通物品的价格，有效解决恶意竞争现象，更好的保障相关的企业和商人的经济利益；又比如在进行界定产权和减少交易成本问题时，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或者规章制度，有效地调节市场。通过外部控制的方式，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综上所述，根据相关学者的概念和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得知，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可以被概括为在发生一些市场经济效率的状况时，国家政府部门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举措和其行为。同时，经济法也是各个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所制定的针对性举措。
三、市场规制法及其与市场失灵的关系
（一）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内容
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出现和产生来看，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垄断资本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新管理制度，作为经济法的一种重要代表，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在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市场关系的协调和企业利益的协商时，多是采用一些私法或者其他的商法，这些法律基本上只能够保障某个利益方的要求。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各个利益方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更好地的稳定社会正常发展，保障各项生产活动的有序开展，就需要相关法律规范。
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垄断问题之后，相关的垄断集团得到了迅速壮大，并且成为了一种不可控的社会趋势，传统的法律已经难以对垄断集团的生產活动进行调节。这些集团在逐步的形成了一种新势力后，开始了对中小型企业打压。并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垄断集团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掺杂售假的现象时有发生。从其影响来看，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也使得这些垄断集团的社会信誉下降，从而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
在此背景下，相关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的认识到仅依靠传统的民商法和经济法进行内部协调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在垄断资本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导致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在此状况下，仍然是按照传统的契约法，只会让强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弱者的利益被剥削。为此，经济法这种追求社会公共价值的法律便应运而生。伴随着该法律的不断发展，还出现了其他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比如：消费者权益法、产品质量控制法等，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功能
从市场规制法律的特点和基本功能来看，主要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首先，该法律出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竞争和自由发展。在垄断资本不断发展过程中，政府层面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利益集团对社会健康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地避免恶意竞争现象的出现，相关的立法者还提出了反垄断法的概念，用于保障市场秩序。同时，为了进一步保障市场的健康发展，稳定社会秩序，避免其他一些不合法行为的出现，相关的立法者还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竞争法法规。
在充分认识到企业的法律效益时，还需要着重的考虑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为此，立法者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律在进行相关的义务和权力制定时，更加倾向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为其带来了众多的便利。在该法律中，还对经营者的相关行为进行了限制，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侵犯消费者权益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
（三）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存在相互交叉却不重合
根据市场规制法和市场失灵理论的相关概念结合，并对其进行简单的对比和分析之后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看，在这两个理论中都明确地提到了和垄断方面相关的内容。但是在市场规制法中，垄断是其中的重点内容，在法律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但是从市场失灵理论的角度来看，该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的彰显。同时，在该理论中也未提出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相关论述；其次，从市场失灵理论角度来看，对市场正常发展和相关交换行为正常开展的影响因素都应进行明确的规定。同时，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还涉及到众多的公共性物品的规定，需要对其进行明确规范。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规制法研究的角度不同，在相关具体操作方面也缺乏对其的具体规划和指导。为此，在开展市场管理的工作中，并不能仅依靠市场失灵理论对相关的工作进行完全指导，还需要结合经济法的优势和相关的举措对其进行针对性地调整。
（四）在经济法中，市场失灵的实质意义
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该法律着重强调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干预支配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整个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业的利益。
四、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的几种表现
（一）不成熟性市场失灵存在的问题
1.我国目前的传统农业市场也正面临着市场失灵的情况。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处在一个经济转型时期，也仍然要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相对目前来说，传统农业仍然居多，农业在经济体制下要高度重视市场失灵问题。
2.对于我国的国情和管理体制来说。用行政手段来强制干预市场经济的例子屡见不鲜，常常通过国家政策倾斜的形式来扶持本地的企业和产品。但这样的手段往往就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
（二）公平性市场失灵
1.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总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这样的情况往往造成了垄断行业的收入偏高，收入来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规范，违反我国现有分配政策的现象也在频频发生。
2.我国区域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是长久以来存在的现象，再加上我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这样的不平衡趋势更加明显。
（三）缺陷性市场失灵表现突出
1.负外部性问题有待及时解决。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与水平日益提高，但很多产权制度的界定还不完善。因此，负外部性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合理地解决措施。
2.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公共产品需求量与日俱增的时期。如今人们的要求也不再是吃饱穿暖这么简单了，转而对教育、医疗等公共的需求增多。但目前，我国在高等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还不够全面，仍然存在着提升空间。
3.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严重的污染、损耗问题。例如我国现有的许多公园开放式博物馆，以及著名的人气旅游胜地等，由于吸引着大量的人流前来参观游玩，从而造成了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在一些开放景区，由于商业入驻量增多、经营设施增多、游客大量聚集，从而造成的城市景区污染化严重。
五、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法律手段
我国应该深刻落实法律制度，完善法律法规，在市场失灵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基于经济法下的处理手段，打破经济法领域的桎梏，在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下，发挥最大作用。另外，法律法规的重新制定和对现有法规的删改也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同步进行，不能随意开展，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同时在司法方面，为了保护市场主体，维护相应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要对市场失灵的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戒，为经济环境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行政手段
政府部门应当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机制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监督机制为的是打击和清除一些权钱交易的违法行为，同时在更多的方面维护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和各个行业领域的绩效评估。这样既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为实现经济社会的价值提供更广阔的渠道。此外，还要建立更加完善的责任制度，并且提高追责的执行力度，不能松懈也不能放任违法乱纪行为。最后，要持续支持和推进政府部门内部改革，建立更加高效、公正的职能部门。
（三）经济手段
对于一个有效的经济手段，无疑是要自觉的依据价值规律来宏观调控。当然也要借助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政府作为整个经济市场里最大的消费者，同样也是公共资源提供者，它的經济行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大影响。基于此，就需要政府正确的把握市场的一举一动，准确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同时政府也要合理的运用货币手段和财政政策来调节整个经济市场的走向。在经济法的支持下，为微观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良好、健康的宏观调控环境，增强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避免市场失灵的现象出现，使得市场经济得到正常的运转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