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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1
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我国推出了法律援助作为维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手段。工伤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一种无法让人抗拒的法律手段，相关的组织机构也会为需要的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我国的司法部设有法律援助中心，用来指导和协调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当事人如果由于工伤想要寻求法律方面的帮助，可以到当地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帮助。
法律依据：《律师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来源：文章屋网 ）
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2
1、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2、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3、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法律依据】
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3
第二条本规范所指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处理违法案件时，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范围内，选择具体量罚标准的决定权。包括从重、从轻、减轻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不予、免予行政处罚。
第三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体现以人为本，遵循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所实施的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减轻处罚，须有正当理由和依据，不得。
第四条对性质、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类型案件，在同一时期内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度应当相同。
第五条不同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遵循法律效力原则，正确适用具体法律依据。
第六条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幅度范围内选择具体罚款额度，一般须对应本规范和分则列明的划分标准实施。
第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
第八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实行“首次不罚”原则，先依法责令（或书面警示告知）当事人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罚款：
（一）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或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法律援助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1)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2)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第九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五）具有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节的。
第十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重处罚：
（一）被行政处罚后2年内又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
（二）严重阻挠、抗拒执法检查，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伪造证据，隐匿、销毁违法证据的；
（四）私自转移、变卖、损毁被依法查封的物品的；
（五）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社会反响强烈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对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首先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方可实施其他行政处罚的，责令改正期限一般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特殊情况可根据案件性质确定改正期限；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案件承办人应当按照本规范及分则设定的条件，收集与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关的证据材料。案件承办人和承办单位研究提出行政处罚建议时，应对所建议选择的自由裁量幅度作出必要的说明。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案卷材料时，发现案卷材料不符合前款要求的，应作退卷处理或者要求办案单位补充材料。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案件时，应依据本规范审查自由裁量掌握情况，准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三条推行说明性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对所决定的自由裁量幅度，说明相关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第十四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行政案件公开。所有立案查处案件结案后15日内，在单位政务网公开违法主体、违法行为事实、处罚依据和理由、处罚决定，接受社会监督。
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4
【关键词】农民工 法律援助机制 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识码】A
新生代农民有别于传统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不仅仅是城市的建设者，更希望通过进城务工早日融入这个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一员。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同样是弱势群体，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时候，更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将会发挥出重要作用，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建O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法律援助作为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障手段，为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让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充分享有这些权利。通过新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能持续消除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安定因素，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积极创造和谐发展的新环境，保证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就是要通过让新生代农民工无偿获得法律救助，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法律资源，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爱护，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党一直遵循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更体现了党和政府心系农民工权益，为新生代农民工创建良好维权环境，全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和决心。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提高我国人权保障的需要。推动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方针和准则。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权保障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也是社会底层人群最为明显的代表。这一群体的维权保障，直接体现了我国人权保障建设的水平。近几年来，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侵害的案件逐年增多，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有效帮助了他们依法维权，使他们的人权得到了保障和实现。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立法亟待完善、运行保障有待提升等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立法亟待完善。完善的机制需要立法来保证，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构建过程中，涉及相关的立法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作为我国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部分的法律依据条款是以条例的形式出现的，这和正式的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在相关的条款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内容的相关约定并不明显，很多时候维权过程中无法可依，法律帮助无法实现，建立一整套专门的法律援助立法迫在眉睫。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运行保障有待提升。虽然近几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活动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保障还有待提升。首先是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部门之间协调机制不畅。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各部门、地区之间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沟通协调制度，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成本。其次是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存在不到位现象。这包括法律援助中的地方劳动合同关系保障、法律援助机构援助能力等一些基础性的保障，法律援助的效果不明显，质量不高。而在具体的法律援助过程中，援助机构主动介入不强，导致以被侵害方单一诉求为主，法律援助机构普及宣传力度明显不够。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相对淡薄。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维权意识相对淡薄，是制约法律援助的关键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专业的法律知识，特别是自身的法律维权还处于较低层次状态，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知识普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是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重要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基础保障不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一直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在实际的工作中，从事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队伍并不是专门的单一机构，大部分由政府的一些法律事业单位承担，这就造成了援助力量不足的弊端。而且受人员编制等因素的影响，还无法成立专业的机构和配备专业的人员来从事法律援助，这种现象的存在使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受到制约，政府部门开展法律援助也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地区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 完善专门立法、加大宣传力度、健全基础保障是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有效路径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注民生、服务民生的具体体现。只有通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依法维权，使之全身心投入到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来，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立法。通过健全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够更好的适应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保持援助法律法规的前瞻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要积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类型、特征以及客观条件，积极推行立法工作，立法要涵盖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各个关键环节，确保法律法规的严密性和科学性，要广泛开展立法调研，结合实际制定适合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服务。
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力度。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生的农民工主体，具备接受新事物快和适应性强的特点。要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持续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全面提高他们的法律维权意识，积极主动的接受法律援助。要紧密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特点，重点宣传与其自身联系紧密的法律知识，鼓励他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其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也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各级政府和法律援助管理部门，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力度，确保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要发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鼓励社会法律机构积极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行动中来，在补充政府法律援助能力不足的基础上，营造全社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与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创造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新格局。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创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要加快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创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新的突破。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法律援助工作模式，实现法律援助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创新。要积极运用现代的科技技术力量，打造“互联网+法律援助”模式。电子政务平台的实施提升了政府服务工作的效率，在此基础上，要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网上工作平台，并实现网上维权信息的共享，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和法律工作者的援助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全面提升法律援助的效率和质量，适应信息时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推动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①孙路：《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探析》，《法制博览》，2016年第32期。
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5
其中主要工作：免费接待多名广元籍（主要是在京）务工人员咨询；为家庭贫困的家乡人提供个案免费服务。其中包括拖欠民工工资、务工人员工伤、务工人员非因工死亡、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为一些在京包工头、在京老板提供一些免费法律支持。
就本年度免费办理案例摘要：
一、川籍刘启举到天津某公司上班仅三天，晚上突发疾病，半小时内送到医院，在就医途中死亡；法医鉴定为病理性死亡。我以广元总工会法律援助团律师的名义，按照天津赔偿标准，免费为其拟制非因工死亡赔偿方案，并制作法律意见书，指导谈判技巧。最终其家属从公司获得3万余元赔偿，公司并支付所有家属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圆满的处理了这件非因工死亡赔偿案。
二、广元苍溪籍在京务工人员李自凯在京发生交通事故，自己受伤，其妻在本次事故中死亡。我以广元总工会法律援助团律师身份，为其提供免费法律帮助，在对方无固定住所，无财产线索的条件下，抓住对方要害，为其拟制了赔偿方案，成功获赔25万元，并一次性付清。
三、免费成功调解一起广元市苍溪籍民工与苍溪籍老板之间劳资纠纷，为同乡人化干戈为玉帛。
四、处理一起苍溪籍李怀诚亲属与苍溪籍老板史某之间因工伤死亡赔偿案，为死者家属计算出赔偿方案，根据法律依据评判赔偿方案是否合理。经过调解，避免一起没必要的诉讼。
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6
（一）程序目标：制衡公权力，保障程序正当性
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为激烈，关乎着被追诉人的自由和生命等重要权益。面对国家强大的权力配置，被追诉人的力量显然薄弱。为均衡悬殊的天平两端，国家对置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被追诉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设计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应运而生。该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平等接近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被追诉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并不了解法律运行规则及专业名词。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现象层出不穷。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涉案情形，保障其应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法律援助律师的有效参与，不仅仅使得被指控人身边多了一个表态的人，同时有助于约束公权力在法律限度内合理正当行使，保障程序正当展开。
（二）实体目标：确保裁决结果的公正、准确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出现，能够帮助被指控人在对抗过程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主张，使得法官做到准确、客观地分析案件情况，作出公正裁决，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实践状况
刑事法律援助的生命在于其质量能否达标。无论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还是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都表明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已经从律师辩护权的普遍性要求迈向对律师辩护权的有效性追求［1］。这就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承担不仅仅要付诸在扩大援助覆盖范围的广度之上，同时应重视保证辩护质量，方能切实维护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真正落实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很显然，我国该制度是建立在刑事辩护能够起到实质效果，即立法层面的权利保障需要律师的有效辩护这一前提下而设计的。然而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与我们上述立法所期待的效果显然有了偏差。实践中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审前准备工作不重视，援助方式单一
由于收费等原因，资深律师更愿意有委托人的案件。加之一些年轻律师缺乏必要的辩护经验和技巧，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普遍不高。有的律师在庭审前既不阅卷也不会见被告人，庭审中根据临场情况应付几句就交差［2］91，使得援助多沦为形式。同时，从客观层面来讲，办案机关不会积极地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地获取案件材料，结果做出格式化的辩护意见和辩护策略，援助方式主要倾向于在案卷基础上积极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相对消极［3］。这种低质量的准备工作无法应对庭审状况，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受援人得到的仅是法律形式上的援助，而不是有效的法律援助，达不到追求的实质效果，影响到了援助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受援人刑事诉讼中权利的保障。
（二）法律援助工作信赖度不高
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存有自己没有付费，辩护律师往往不会认真履行职责的想法。他们认为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明显不强，辩护效果往往不如人意。获得律师帮助的途径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据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3］。这些情况表明受援人与刑事法律援助者的信任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任度，这一援助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对法律援助信任度不高，使得律师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处于尴尬地位，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阻碍重重。
三、影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原因透视
（一）有限的经费投入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力量，要积极保障经费的支出到位。然而，尽管法律援助有一定的补贴，但在法律援助上的支出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这种补贴无力保障办案的成本费用，很多情况下是法律援助律师为此埋单，这似乎有将政府义务转嫁为援助律师义务之嫌。援助经费的短缺，以及各地援助经费的不平衡，直接削减了服务的积极态度，削减了应有的辩护质量。
（二）刑事辩护司法环境是阻力之一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步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缺少任何一个车轮，都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而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相对于有着国家强制力支持的公检法三机关，辩护律师的力量薄弱、执业风险大，四个车轮之间难以实现平衡［2］82。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言论豁免权等保障性权利，执业风险相对得到了改善。但实践中，仍存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随意性现象。面对有亲缘关系的公检法三家，律师自然就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敌对的异己力量，律师在进行辩护工作时不得不谨慎起来。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打了折扣，相应的辩护质量也随之下降。
（三）欠缺刑事法律援助考核奖惩机制
鲍尔丁和赫兹里特认为，原则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即爱、命令或自我利益［4］70－75。显然，第一种途径是不可能使法律援助发挥作用的。法律援助依靠后两种途径即强制的命令和奖惩机制的提出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考核奖惩机制，自觉自律的行业良心是援助质量的唯一证明。
（四）刑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
刑事诉讼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活动，刑事法律援助往往是为了保障弱小力量被追诉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不被非法剥夺，对援助律师的责任感、经验、能力、专业素质等综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一部分年轻律师从观念意识上并没有很好地转变过来，反而将援助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同时，我国从事刑辩业务的人员相对较少，实践中，往往从事民事业务的律师会走上刑辩平台，结果导致消极应对，辩护效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质量控制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刑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提高办案补贴
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切切实实意识到法律援助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的一项大事业。尽管我国在投入上已经加大力度，但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历年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远远不及投入在民事案件的费用。基于刑事程序是强弱双方实力的较量，其程序结果关乎自由和生命等重要的法律权益，对此，我国可注重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投入，同时摒弃重民轻刑的观念。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对案件多发地区和承担援助任务繁重地区，律所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强号召，调和财政分配不均、人力资源不均的状况。
（二）优化司法环境，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
在中国刑事诉讼生态圈内，公、检、法各方参与者合作多于监督制约，司法大环境之下很多时候公检法并不欢迎律师的加入。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之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力量能够为被追诉人利益的分配提供最大限度且行之有效的帮助，能凸显出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司法系统人员应认识到，律师的参与和司法人员的最终诉求是一致的，即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和谐大环境。司法人员应尊重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辩护律师的权利给予充分的重视，共同坚守法律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机制。
（三）加强律师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作为刑事法律援助最主要的实施者，刑事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制约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不佳的司法环境，不单单是一方原因，作为法律援助人员不能情绪化地将原因苛责于司法人员，应冷静地剖析自我问题。法律援助人员要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适应法律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注重质的提升。同时应定期对参与的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辩护的特点及需求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律师执业责任感，增加公众对刑辩律师的信任感。2012年11月国家律师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将承担起律师职业道德体系形成、造就高素质律师人才队伍的培训，是推动我国律师业务水平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对我国刑辩律师人才的筛选也提供了较大便利。
（四）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督标准，但重在落实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3月1日起新施行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作出了规定。确定的标准比散漫的我行我素更能约束援助人员的行为。我们现已着手建立的质量监督体系，对为死刑、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等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格进行合理评估和审查，在援助人员初期的介入及活动中进行监督，实现并落实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制度的良好生长重在落实到位。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应及时落实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律师资格的审查，设置监督员和当事人反馈制度，筛选出符合辩护资格的律师，规范准入机制，激励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我国有些地方如广州、新疆、浙江等地已经开始了质量评估标准的探索，我们可对各地探索作出有益借鉴，建立科学、详细、系统的监督标准，使其适用具有普遍性。
（五）实行质量考核奖惩制度的同时慎用惩罚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将通过法律援助委员会和律师协会对援助律师的内部监督，加上公检法机关对援助行为进行的监督，对法律援助质量进行评估。对评估和辩护质量较高的律师给予适当补贴和奖励，能够促进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并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保证辩护质量。对办案漫不经心，质量较差的援助人员给予惩戒，减弱公众对援助律师的不信任。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旨在控制辩护质量，但同时应慎用惩罚措施。结合我国当前现状，刑事案件持续增长，而我国从事刑事辩护的人数本就略显不足，惩罚措施有时候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过多地参与其中。在实践中，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科学合理地处理援助人员，而不是盲目地采取惩罚措施。新疆兵团司法局实行的“优秀卷”找亮点、“问题卷”找问题的质量评估办法值得借鉴。
（六）借鉴域外经验，引进公设辩护人制度
公设辩护人是英美法系概念，指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或者以非营利组织形态出现，并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雇佣全职或兼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1］。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又呈现持续低迷状态，建立专业化的刑事辩护队伍就成为了必然趋势。借鉴英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公设辩护人的引进是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一种有效方案。当然，并非在全国统一推行该项制度，可在刑事案件发生较多的地区和刑事律师资源缺少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实行探索。公设辩护人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相比，公设辩护人具有很多的优势。其中包括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和工作热情高［5］。专业性是确保公设辩护人质量的首要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有效援助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公设辩护人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是国家责任的实施主体，同时又兼顾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二者身份发生冲突时，公设辩护人能利用其专业知识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被告人的立场。面对我国不断增长的刑事案件的发生，公设辩护人的设立可以优化我国法律人才配置，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参与率，使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质量更好。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