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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范文1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范文2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范文3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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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范文4
[关键词]方法论 经济学 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0-0027-02
在日常的本科经济学教学中，许多学生学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后常常感到困惑和不解，或是因为将假定条件下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现象一一对应，或是因为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经济理论解释及政策建议，或是因为现有理论很难完全解释中国由计划向市场大规模转型过程中的现象。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常常更注重理论观点的归纳、知识的讲解，而忽视逻辑的演绎推导，分析方法和分析能力的培养训练。教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实际分析应用及创新能力。经济学教学中注重方法论，注重逻辑的演绎推理，更能够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辨别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及创新能力。在教学中应在分析框架、数学工具、实证分析、价值引导等方面加强经济学方法论的应用。
一、理解并在教学中应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中提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由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等五个部分构成。钱颖一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一般从视角 （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 和图表、数学模型等分析工具三方面构成。经济学分析框架通常基于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基本假设，主要探讨经济微观主体（个人或厂商）在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下如何在外部激励作用下形成均衡状态（equilibrium），并探讨所形成的均衡是否有效率，即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
经济学研究的一般途径也是经济学教学的分析框架。教师可以按假定经济主体的行为，解析激励机制，均衡结果的形成及均衡结果的评价等几个步骤对理论进行分析。教学中要利用简明图像和数学模型等工具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让学生理解，不论是个人还是厂商，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在做经济决策时，他的决策原则是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教学中，还要利用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等参照系，并向学生解释澄清：一是这些定理描述的并非是现实世界，通常情况下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不可到处套用；二是不能因为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毫无所用，定理是为解释现实提供参照系。
二、教学中加强数学语言工具的应用
经济研究是解释经济现象，提示因果关系的研究，应当说用文字也能较明晰地阐述和论证经济观点，但用数学语言和数学工具来论述和推导有其方便和严谨之处。数学化的优势表现在：第一，数学工具和数学语言使经济关系的表达变得简洁严谨、清晰；第二，数学方法的使用促进了经验分析，并保证理论检验的可靠性；第三，数学化令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通过数学推导，可不断促使新的经济理论产生；同时经济学与数学之间存在的某种天然联系，如供求、失业、通胀、利率、汇率产出等经济研究范畴都是可数量化的研究对象。从一种经济思想的提出到严谨地得到论证并能推广应用，一般都需要数学证明。以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为例，其基本经济思想是在充分竞争和完全信息下，价格的信号作用会自发地调配资源，并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这一思想的证明是由德布鲁运用拓扑论、集合论等现代数学工具完成的。再以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为例，所谓“边际革命”指的是研究方法的改变，是微积分等变量数学方法的引入带来经济学理论和研究的进步，并一举奠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大量应用，要求我们在经济学教学中，从使用文字语言转变为使用严谨的数学语言，并和学生说明数学工具的重要性。教师在利用数学或计量图表模型等研究分析经济问题时，应让学生理解数学公式、计量模型、图表曲线等所表达和对应的经济含义。用图表等的好处就是表达直观易懂，但在教学中应当超越，要提升到经济学语言的阶段。要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学教学研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数学滥用”。比如在经济学教学研究中，为了表达方便或推导容易，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或预先得出结论，再按倾向性结论来采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或为追求数学技巧而不管客观经济实际。
三、教学过程中注重实证分析
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被称为“休谟的铡刀”。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
相对通过严谨的、可重复的、可控制的实验而获得数据和结果的自然科学，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无法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或实验成本太大）来验证，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出、价格、供求等现实中可观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的任务是提供一种理论体系，用以解释现实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并通过理论的预测与实际观察到的现象相对照，来考察理论的可信性及解释力。因此，根据现已观察的经济现象及能采集的经济数据检验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部分；同时在检验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完善和修正旧的理论并创立新的理论。因此，当前主流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实证分析和经验研究，在国际及国内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也大多数使用经验实证方法和计量研究模型。
在经济学教学中，要向学生强调事实判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认知世界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在教学中，还要向学生讲清楚证伪与证实的关系及区别。理论是不可以被证实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永远都对的，理论只可以不被证伪，即某现象暂时可以用某种理论来解释，当该理论无法继续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时就要寻求新的理论。举个例子，人们通常认为天鹅都是白的，如果某天有人看到了黑色的天鹅，那天鹅是白的结论就不成立了，这就叫被证伪。经济学研究中，通过使用某种方法和某些数据论证了某命题，得出了某结论，也只能说该结论暂时可以被所收集的数据和研究中所应用的方法支持，还没有被证伪，如果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四、加强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价值观引导
教学工作还涉及价值导向的问题，教学内容和方式与学生的思想变化之间存在关联。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闻媒体对经济问题的报道也日益增加，大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经济学理论教育和基本的经济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但毕业后更多的经济学知识的应用者和经济生产生活的实践者，在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期间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观引导是不可少的。
尽管当前主流西方经济学更多地使用经验分析和实证计量研究，但经济学者对社会伦理、道德情操等问题的探究却是经济研究的传统，至今也有伦理经济学的研究分支。以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为例，他开始是研究道德哲学的教授，在出版《国富论》前，着重考察了人的行为、人际关系和行为道德规范的《道德情操论》就已使其成名。
就教学而言，本科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初学经济学，他们经济学理论素养较薄，对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及理论发展了解不够，在学习过程中易产生知识和价值观念的混淆。比如，经济学中“经济人或自利性”假定，在经济学教材及教学过程中，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一般都假定其追求经济利润或财富最大化，如不加引导，学生往往把这种假设直接当作“人都为已”或“人性本恶”的价值判断，这容易使学生对人际关系和人际活动产生认知上的利益化、交易化倾向，如接受这种观点对学生成长不利。同时，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有时为了数据的易采集、或变量的可观察获取、或易衡量操作，通常把中间的变量作为最大化的目标，比如说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幸福舒适的生活，但舒适幸福是不容易观察和量化的，所以就用一个中间具体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比如财富。而且当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向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扩展，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把犯罪、贿赂、寻租、交友、爱情、婚姻等都纳入经济分析的范围。根据部分经济学家的方法和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将犯罪看作最大化的结果。对这些问题，在教学中要从经济学方法论上给学生解释清晰，引导学生形成正面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体系。
[ 参 考 文 献 ]
[1] 邓兰兰.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方法论的意义与方法[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5）：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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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真.关于经济学应用数学问题的讨论[J].东岳论丛，2005，（1）：187-189.
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范文5
一、学科发展现状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还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因此，原本研究一国内部城市问题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其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研究从传统的本国空间研究，扩展到全球（特别是对跨国企业而言）范围内的比较竞争；资源配置研究从如何发挥一国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如何利用国际资源的城市竞争力研究；城市密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从单纯的城市圈经济协调转向城市圈域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国际间的竞争与协调。这些研究无疑均扩大了城市经济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和深度。
在这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我国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城市经济运行规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城市问题及城市经济政策；探讨了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与区位选择、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交通、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城市化问题及日渐发展的城市圈经济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实证研究了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与协调问题，提出城市圈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通过各种网络紧密联系而形成的一体化发展、相互分工互补、交流和竞争的网络体系，都市圈发展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整合模式和组织形态。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的新背景下，城市密集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国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提出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中间环节和各部门经济在空间上的纽结，城市经济学是“中观层次”、“空间范畴”和“应用性”的综合边缘学科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二、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
1．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简短回顾
我国的城市经济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下面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同年末，大连市政府和辽宁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大学）合作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中心城市会议，以后，此类会议分别在武汉、重庆、兰州连续开过三次。在此期间，京、津、沪和辽宁、四川、黑龙江、山西、江苏、湖南先后成立了城市经济学会，或者在省市社会科学院下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所或研究室。从1981年起，南开大学、辽宁财经学院首先在本科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以后，陆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开始讲授城市经济学相关课程，从事城市经济领域的课题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这些院校先后建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所或系，有些院校还相继建立城市经济硕士学位授予点。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有两所高校（南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建立城市经济学博士点。
中国城市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背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国外大量的关于城市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如英国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1976年）、日本山田浩之的《城市经济学》（1977年）和美国赫希的《城市经济学》（1984年），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且为我国高校有关师生所直接使用。同时，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著书立说，陆续出版了《城市经济学入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实用城市经济学》、《城市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教程》、《城市经济学》等著作或教材。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众多专题性著作和论文，使中国城市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研究领域来看，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协调运行、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管理等问题。例如，城市化规律的提出克服了“中国应走非城市化道路”的错误认识；城市经营理论的建立，打破了城市基础设施、居民住宅长期欠账的局面；城市土地经济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新经验；城市与区域“互动关系”和“增长极”、“中心城市”、“首位城市”等概念的建立，使全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区发展的重要性;城市经济学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还使城市流通、城市功能、城市产业以及城市公共经济和空间布局等问题，得到了认识上的不断提升。
2．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有学者惊呼“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如：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界对“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对“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探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阐述、对“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的论证、对“城市管理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城市现代化”问题的透视等等，都是城市经济学研究时代性与前沿性的集中体现，《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从研究成果来看，“中观经济学”和“城市管理学”的推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前者，学术界指出，该书明确了城市经济学在未来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学科定位，拓展了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提出了一系列中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于后者，城市管理“五职能”说的提出，显示了城市管理学的新发展，是城市管理职能理论的重要创新。此外，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如：强调新型工业化必须与加速城市化相结合的观点；提出城市发展离不开乡村发展，市民与农民利益要协调，实行土地股份制经营，加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观点；对城市经营问题、城市病的界定、规律、防治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工业空间布局、高新园区聚集效益分析、西部农村城市化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区域化研究提出的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构建中国“Citistates”的对策和建议等。
（2）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共性问题，应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区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等等。城市经济学则从自身的学科特征和基本优势出发，在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上积极寻找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新问题域和生长点。出现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不仅在城市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出现积极的交流对话，而且还主动突破城市科学的边界，渗入到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目前，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管理学、规划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与城市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关系研究成果的提出，认为城市文化发展滞后，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设先进的城市文化是当务之急；城市能源、交通、环境、水资源等城市发展生命线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公共安全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城市应急管理及危机处置机制的建立等。均是社会学、管理学、规划学、数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成果。
（3）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个性化研究是相对于“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研究方式而言的。它的出现，是与力戒浮躁学风、注意学术规范、讲究治学严谨联系在一起的。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又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这种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综观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研究，城市发展的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研究等，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与突破，究其原因，无不与其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有关。
（4）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界对外联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还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城市经济学名著，使我国学界对世界相关领域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5）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近年来，为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委员会向国家教育部呈报了《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报告》以及建设中国城市大学的构想和倡议，先后召开了以“中国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城市经营与管理” “城市经济学科建设”和“城市经济与管理前沿问题”等为主题的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中国城市管理新论》等著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3．“十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突破
（1）城市化问题研究。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十五”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研究。有关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十五”期间的相关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不断拓展。学者们在继续讨论比较“大城市偏好”、“中等城市偏好”和“小城镇偏好”城市化战略模式优劣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了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提出了“市场型城市化道路”、“城市自然观”和“多元城市化道路”等新观点，并与传统的“计划型城市化道路”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城市化模式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的实现是市场主导化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学者们还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的相关问题给予充分关注，认为城市化并非是单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而是要形成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城市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关系，并比较研究了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圈形成的道路和条件。学者们还把制度经济学引入到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认为“制度障碍”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落后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必须突破制度障碍，进行相关改革，从而引导资源聚集于城市之中。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低的原因，由此而造成了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不对称，并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偏差，同时指出，城市化的发展除了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之外，相关配套改革必须跟上。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城市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就城市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做出了预测，强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关的实证研究。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与测度问题，二是实证考察了有关城市或城市群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经验。第一方面的研究争论较多，主要是集中在哪个指标更适合作为考察城市化发展状况的标准。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更恰当；也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衡量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化的真实水平。第二方面的研究将对象更多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总结了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经验，论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是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实践性很强的一个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性质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与外延是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范围和目标的认识上不同。有学者提出“城市经营与管理企业化”的观点，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是政府对城市空间内的所有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企业化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盘活城市资产，特别是充分利用城市中日益短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筹集资金；有学者则指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是城市空间内的公共事务和国有资产；有学者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只限于城市内的公共事务，不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同时国有资产应该尽量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公共事务应该尽可能多的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多的由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私人在提品的同时应该由私人经营，即完全私有化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私人企业可以提品，但为保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不应采取由私人企业通过向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来回收成本，而改由政府“回购”方式向私人企业提供补偿，这是一种不完全私有化的观点；有学者反对城市经营与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认为这与政府的公共职能背道而驰，削弱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还容易出现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短期行为现象，如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他们把市场营销的相关理念引入城市经营与管理中，认为政府经营城市应该以“顾客最大满意度”为目标；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主体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非政府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强调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民主化，这种“多主体论”的观点颇有新意，也是实践中人们经常忽略掉的；有学者提出“城市治理”观点，他们通过分析城市治理结构与模式，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同时提出在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各个城市应该相互合作与竞争的观点；有学者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认为培育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功能是经营城市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又一独特视角。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土地问题研究。土地是城市的空间载体，在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如何有效的利用土地是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要建立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些学者则把土地的保值和增值看成是筹集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提出应合理调控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加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并从“土地金融”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经营与土地储备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则在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势论”和“困惑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似矛盾，却为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土地制度的利弊，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极好的认识基础。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城市规划问题研究。城市规划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首要环节，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足，缺乏前瞻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朝令夕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趋同现象严重，城市缺乏个性，学者们对此提出了批评。有学者悲观地指出，城市的规划只是一种技能，而不是一门科学，甚至认为是“伪科学”。有学者则不同意此观点，他们一方面指出了城市规划在建筑工程束缚过程中其科学性日益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门应用程度很高、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应在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其科学性，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有学者在分析了现代城市的系统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规划原则后，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城市的规划设计问题，提出了“城市规划系统观”，明确了城市规划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除了工程建设意义上的规划与设计外，还包括从城市发展角度对城市未来发展目标和实现此目标过程的规划与设计。在这一方面，有学者从城市功能定位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对城市功能特征细化要素的能级探讨，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定位，使城市发展战略更加合理。有学者对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规划与设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城市群落或城市圈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原则、规划的区域范围、规划的内容等，认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应从其所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城市分工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这就跳出了城市自身的狭小范围，从区域的高度来进行城市发展的规划与设计，把城市置于一个紧密联系着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中来审视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学者们强调了包括城市在内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了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固有缺陷”，同时从多个角度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一些主要城市进行的城市形象建设、生态城市建设、园林城市建设、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局部建设的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生态重建”和“生态重构”的城市发展方向，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和远景，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认识和行动。
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城中村”现象的研究。学者们以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为例，分析了“城中村”现象的现状和成因，认为“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中，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村庄利益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和维系的原因。“城中村”现象给城市经营与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过高、用地管理混乱和治安消防形势严峻等，这已经严重妨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建议采取资产量化、住房改造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改善。
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研究。有学者认为城市管理中需要应用经济手段，但这并不等于应当以经营城市代替管理城市，指出目前以城市经营取代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可能带来五项风险：政府职能越位、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等，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和健康发展。这在目前社会普遍热衷于经营城市的背景下，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性质，做好具体工作。
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信息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在信息化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城市”的概念，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区别，分析了建设数字城市所需要的条件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地位得到提升，城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城市的发展趋势应是城市个性化、城市生活人性化、决策民主化、管理信息化、扩张多元化、产业服务化和城乡一体化。针对跨国公司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城市经营控制力不断减弱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在城市发展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人为本，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学者从世界城市化发展中心转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城市发展，认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已转向了东亚地区，这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近年来，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对国内外城市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构成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上。有学者从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等五方面，确立了包括58个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对我国265个地级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排名。有学者应用“城市发展指数”来评价一个城市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本拥有水平和利用水平、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和各种资本的日益深化等五个方面，并比较了15个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状况。还有学者提出了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弓弦”模型，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城市竞争力，并把竞争力分解为硬分力和软分力，硬分力侧重于评价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软分力则用来衡量城市的人文环境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等。也有学者以经济实力、总量实力、市场状况、人才和科技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偏重于经济生活方面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城市竞争力。
三、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应当说，这一问题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至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据《经济科学学术观点大全》介绍，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应用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综合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边缘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理论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也始终在进行中，《经济学新科学概览》作者将许多不同观点归纳为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就是研究城市经济的科学，城市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第二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只研究城市本身所特有的一些经济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生产关系，即研究城市中各个企业、各个部门以及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中彼此所发生的联系；第四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第五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经济及城市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
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使得城市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各不相同。有的以发展、土地、环境、交通、住房、规划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有的以发展、土地、交通、环境、犯罪、文化、贫穷为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环境、区域、效益、管理作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交通、土地、住宅、环境、财政、管理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凡此种种，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分歧，对城市经济学性质、对象、范畴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不同，使得城市经济学常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
（2）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表述的不规范。城市经济学理论观点表述的不规范直接影响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一范畴，是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和认识。如城镇化概念的提出，自以为是标新立异，殊不知却画蛇添足，造成了城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混乱。又如对大城市化规律的争议。大城市化是所有国家都出现过的、在城市化中前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和数量以更高速度增长的趋势，大城市化不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再如城市现代化，它所反映的是城市化的质量要求，包括深刻的经济、建设、环境、人文、管理等方面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城市建设先进化”、“城市经济高效化”、“城市社会文明化”、“城市环境优质化”、“城市管理科学化”。然而，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使得实际工作者无所适从，有的城市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现代化标准；有的城市从GDP指标的角度追求现代化；有的城市认为园林化、生态化就是城市现代化。如此等等，都肢解了城市现代化的科学涵义。
（3）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部分分离。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薄弱性，使得绝大多数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城市经济问题时，将宏观、微观经济理论的方法照搬到城市经济领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分离。最典型的莫过于城市经营。除根本否定城市经营的观点外，就即使认为城市可经营的人中又有不同的城市经营观：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认为必须“有与管理相结合的经营，包括直接为城市产业发展服务的经营，以及直接为城市建设发展服务的经营。”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的一种社会活动和管理过程，并由此发展城市经济和城市文明。”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城市经济领域的翻版。
2．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1）城市化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城市化的道路、模式、动力机制和城市规模选择等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但多数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市场主导型”的“自然观”城市化道路和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城市规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好政府的计划和市场的价格机制两种手段，即实践中两种手段的配合运用与平衡，以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第二，城市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如何作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护工作、如何减少或避免耕地的破坏、如何减轻环境压力等有关此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和减少城市化负效用问题的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第三，我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在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上表现的非常突出，要加快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就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如何利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契机，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的需要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第四，城市区域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规律，但是，目前对城市区域化规律认识肤浅，对城市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区别和联系把握不甚准确，使我国滞后的城市区域化进程难有改观。在城市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间是竞争还是合作，各地理解不一，不少城市间竞争多于合作，地方封锁、条块分割严重，已经形成的经济区域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的争论多集中在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和方式、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目标等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定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其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管理中去等问题。目前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这涉及到城市经营的性质和方向，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此问题，但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政府职能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应实现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转变的步骤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第二，城市经营管理中的三个效益统一问题。在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如何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各种“城市病”开始在我国城市中显现、城市发展中政府与市民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更加明显。第三，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传承历史文化的古建筑保护研究还很薄弱。第四，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化问题。市民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与管理中去，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这些具有较强实践性的问题的研究还显薄弱。第五，城市经营成果的评价问题。在目前的评价标准中，过多关注经济数据、总量数据，能够全面评价城市经营管理成果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尚显不足。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上，分别创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内容在内的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成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标准中的相关指标选择和权数的确定随意性很大，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持。第二，指标体系中的“主观要素指标”较少，如“城市认同感”、“市民满意度”等极少被关注，而这些指标对城市竞争力往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学科建设发展缺乏应有的社会条件
（1）国家有关部门对城市经济学重要性认识不足。1997年，在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学科调整过程中将城市经济学由原来的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不允许大学开设城市经济学专业课，招收本科生，原有的几所高校的城市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转为区域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这无疑使这门需要扶植的新兴学科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与此相反，美国在1968年的高校中就有53个系可以培育和授予城市经济学方面的博士学衔，城市经济学还与区域经济学并列为美国10大类经济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视和其地位可见一斑。
（2）城市经济学科教学力量不足，发展缓慢。城市经济学科地位的下降，本科生的停招，硕士点、博士点的消失，使得原来从事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人才迅速流失。教学人才的缺乏，成为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大瓶颈。
（3）科研力量和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城市经济学科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到90年代进入艰难发展阶段。有些地方的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相继自动解体，城市经济科研力量匮乏，严重制约其发展。
四、“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领域及其趋势和方向
1．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发展趋势
（1）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学科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
（2）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三是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六是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3）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4）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城市的指标体系，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起，构成完整的有关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
（5）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是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极其复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环境、生态、资源、经济均衡和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这就决定了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将涉及多学科背景和复杂的方法论，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总体目标的分解和管理工作的依据，将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二是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这涉及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实现的研究，对作为政策工具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2．加速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建议
（1）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我国城市发展的滞后，已经使诸多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经济学的指导。为此建议：重新恢复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规划中，指导该学科在全国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布局。在研究生教学中，进一步明确将城市经济学作为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的必修课程，成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程，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的必选课程；鼓励出版研究生系列教材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的专著；有教学资源条件的高校成立综合性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或城市系；进一步推动现有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协作与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城市经济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共同承担城市经济领域的科研课题，举办国际性城市经济学术会议，加强城市经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研讨。
微观经济研究的范畴范文6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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