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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福利的概念范文1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发展； 终极价值；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05 ― 03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但发展的本质或者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一既古老又现实的伦理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的发展实践。如果发展研究不涉及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就不可能实现真实的发展。
一、发展研究的幸福根基及其迷失
人类发展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关于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的探讨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及其他哲学学派，如伊鸠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或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eudaimonia）。他说，“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1〕〔18〕 显然，幸福应当被看作人们在他们的活动中所追求的各种善事物所指向的那种最好的生活，因为“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1〕（19） 继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之后，古希腊哲学关于幸福的观点出现了“快乐即幸福”和“有德即幸福”的争论。伊鸠学派认为，快乐是那个被我们当作最后目的的善，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斯多葛学派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至善应该是追求美德，而不是追求快乐，唯有美德才是幸福才是至善。可见，伊鸠学派和斯多亚学派都主张对金钱财富的拥有和享乐不是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应是心灵上的宁静、无纷扰（mental tranquillity）。
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幸福”、“快乐”、“美德”等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的经典述说，本应该对其后的人类发展实践具有建构性意义。但这些思想并没有对现代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除了一些经典哲学著作之外，这些概念几乎被人们遗忘。社会科学家对古代哲学中的幸福和人类昌盛（human flourishing）亦很少表述。特别是经济学，他们不仅对伦理问题缺乏兴趣，而且试图通过把经济学作为“科学”从政治学和道德哲学中剥离出来以回避主观价值判断。在发展研究队伍中，作为主力的发展经济学家大多转向了对一些更实际问题的研究，如经济增长、竞争、贸易等等。“发展”的现代含义被等同于GDP增长、资本积累、技术变迁、经济结构转型等等。因此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关于发展的终极目的的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发展研究影响甚微，以致在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学者们对作为发展中的价值观难题关注较少，“只是由一小批经济学家从外表加以应付”。〔2〕（3）
事实确实如此，经济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发展”含义的本质讲得很少。大多数文献只是对已有概念的批评（评论），而没有提出新的观点，也没有对发展给出一个直接的定义。仅有的一点讨论主要局限在一些基础性教材和学术论文中，并没有专门和系统的阐述“发展”概念的著作。西尔斯（D. Seers）指出，“在讨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驱散笼罩在‘发展’一词周围的迷雾，并更准确地界定它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设计出富有意义的目标或指标，从而有助于改进国内或国际政策”。〔3〕（ 47） 然而，围绕在发展概念周围的“迷雾”依旧没有被驱散。虽然德尼・古莱（Denis Goulet）在其著作《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中，对发展的含义进行了阐释。但是，古莱在其著作中只用了少数篇幅来构建发展伦理框架。而且，古莱的发展观念（维持生命、自尊和免于奴役的自由）与亚里士多德人类繁荣的思想相比显得相当单薄，包含的新内容也比较少。继古莱之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初，学界所使用的发展概念主要局限于基本需求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罗列与堆积。很少有社会科学家从总体上系统关注和研究发展问题，“除了少数单干的哲学家之外”。〔2〕（4）
二、发展研究的伦理回归
阿马蒂亚・森（A. Sen）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哲学家，他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研究思路和方法。从1980年代起，森在其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尝试构建一个更加综合的关于人类福利和发展的新框架。根据森的观点，发展是关于人类可行能力（human capabilities）扩展的过程。可行能力方法的基本特点是：聚焦于那些发展的最终受益者的需求。森强调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工具的必要性。森指出，人类既是发展的行为主体、受益者和判断者，但也是生产的基本工具。人类的这种双重角色导致了计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目的和手段的混淆。确实如此，生产和繁荣常常被看做社会进步的本质，而把人看做从事生产的工具。〔4〕（41-58） 与大多数哲学家不同，森的观点扎根于社会科学，其哲学已经对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在看待发展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聚焦目的而非手段（或工具），森彻底变革了社会科学对“发展”观念的理解。到90年代，可行能力方法已经成为传统福利概念的重要替代概念。森的概念性框架促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的问世，该报告从1990年起每年发表一份。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IDER）针对森的可行能力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召开了有很多重要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出席的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从此，一个全新的术语进入到了社会科学和发展文献之中。“发展伦理”、“好的生活”（good living）、“福利”（well-being）等概念开始同“生活标准”、“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等名词共同使用。与此同时，一些现代哲学家也对美好的人类生活这个终极目标进行了思考。詹姆斯・格里芬（1986，James Griffin）在其著作《福利》（Well-Being）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清单。
尽管如此，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的争论。哲学家们严格在理论层面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家对纯粹实证工作缺乏兴趣，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伦理学问题仍抱有偏见。由于不能在公共领域检验他们宏伟图景或者构建基于普通人价值观和态度的人类福利观的可能性，一些哲学家把这种努力看作是多余的工作，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多数人认为这些工作偏离了哲学范畴，应该把他们留给那些能更好地胜任具体调查工作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森的可行能力方法变革和拓展了人们对人类发展目的的认识，但进一步的研究仍然很必要。在大量的发展研究文献中，仍然没有一个通过科学调查后提出的关于可行能力或需求的解释，没有被称作“实证哲学”（empirical philosophy）的显而易见的案例。发展研究必须通过对人类价值的实证研究来阐释人类福利和发展的目的。仅有关于人类福利和发展的抽象概念和理论假设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真实的发展研究应该与普通人民的希望、期待和强烈的愿望紧密联系。这一观点在由发展中国家学者编写的《对南方的挑战》的报告中被强调。“真正的发展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应该以提高人民的经济社会福利和开发人类潜能为指导；应该以保护人民的经济社会利益为宗旨”。
充分考虑普通人民利益的发展视角为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认识人类发展目的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实际上，在森之前，德尼・古莱就提出需要认识贫困与人类发展问题。“不发达是令人震惊的：肮脏、疾病、暴毙以及种种的绝望！如果人们仅仅将不发达看作是反映收入低下、住房恶劣、婴儿死亡或就业不足的统计数据，那是无法理解不发达的。最有力的观察家也只有在亲身或代替他人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以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这种独特的文化震撼是人们开始接触到‘贫困文化’所具有的情感而感受到的。……长期贫困是一种残酷的地狱，仅仅看一眼贫困的现象是无法了解其残酷性的。如果观察者不进入这些情感的内部并亲身感受，他是无法了解他要设法消除的境况的”。〔5〕（21）
三、发展研究的趋向----实证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握和理解人类福利和发展，需要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结合，需要一门新的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调查才能建立起的“实证哲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须对以前使用的发展概念予以澄清和重新认识，必须考虑贫困的人们对发展（或美好生活）的认识，必须用普通人民的视野来正视抽象的发展概念。
2002年，克拉克（D.A. Clark）就人类福利在南非两个贫穷的群体做了实地问卷调查。此项调查对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理清两个基本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一是是否存在我们建立关于“好的生活”理论的某些共同的人类价值？调查结果显示，可以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共识。另一个是，“美好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尽管大多数被调查者赞同诸如森、努斯鲍姆、斯特里顿等学者提出的人类可行能力和基本需求，但显然不是全部。工作、住房、教育、健康、干净的水、经济保障、家庭与朋友、民主与政治权利、人身安全、自尊、娱乐和幸福等可能对穷人更为重要。基于此项调查的结果，克拉克认为，发展研究必须进一步关注生存与发展的实践层面、人类福利的心理层面和诸如娱乐等人类生活中的一些善的方面。
哲学在对人类福利的讨论过程中往往忽视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方面，从而导致人类可行能力和基本需求等主要内容不被重视，比如教育和就业。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提高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但教育在获得实践技能、扩大就业面、增加收入等方面基本功能没有被哲学家重视。同样的，在谈及人类繁荣问题时，对那些拼命工作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农民、手工劳动者和其他的穷人也缺少关照。因此，伦理学应该对美好生活的本质和特征进行实质性的探讨，如有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适度的工作时间和报酬、就业保障和法律保护等等。
由经济学主导的发展研究往往忽视人类福利的心理和精神方面，其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讨论总是从属于效用这个范畴狭窄的概念，通常强调的重点是快乐（happiness）。简而言之，发展研究更多地倾向于物质条件，而忽视了人类福利的基本要素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福利包括幸福、快乐、满足和享受等内容。因此，发展研究也应该关注精神放松、减轻挫折和压力、拥有信心、获得自尊和感受自豪等心理方面的成就。娱乐和休闲也是生活质量的潜在组成部分，但对于无数的穷人来说，生活却是“睡眠――工作”的无休止的循环，他们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缺乏最基本的娱乐设施。一些在非洲的调查也显示，人们把娱乐作为放松、休息、避免生活单调、与家人和朋友交流的重要形式，把体育活动、听音乐、教会活动、读书、看电视、看电影、唱歌和跳舞看作是最有价值的活动。
尽管克拉克通过实证调查获得了一些对发展研究有价值的数据，但这些数据还需要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人道主义运动的奠基者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Louis Josef Lebrett）曾经把发展看作是新文明的创造，并认为真正的发展在于人类需求的满足，这些需求存在优先次序。勒布雷特把需求按重要性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包含食品、衣物、住房和卫生保健等在内的满足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其次是包含文化的改进、更深的精神生活、丰富的友谊、友爱的关系、有意义的社交等在内的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商品；然后是从属于前两个层次的能有助于人的生活“舒适”和“便利”的一类商品，如交通、闲暇、利于节约劳动力的发明、令人愉快的环境等。但是，勒布雷特的需求理论过于笼统，与克拉克教授等人在非洲所做的实地调研结果不完全一致，克拉克等的调查显示，穷人对合适的工作、适当的住房、足够的收入和获得食品、衣物、饮用水与卫生保健的权利等的需求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一些人对家庭耐用消费品和诸如汽车、高档衣服、摩托车、电视机、度假和项链等也很奢望。一些家庭宁愿放弃一些生活必须品而愿意获得电视机和收音机。显然，勒布雷特的理论低估了一些家庭耐用消费品和非基本生活品的重要性，这些商品可以使人的生活更舒适和更容易一些，从而促进人们的幸福感、愉悦感、休息和放松，这些商品对提高生活质量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
发展研究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其局限性已经在很多文献中得到讨论，但如果发展还想进一步发展以在发展政策和方案的制定上有所助益的话，就必须吸收一些实证研究的内容，才能真正建立起并不断完善以普通人民的价值观和态度为基础的发展理论。发展研究只有扎根于社会现实，关心穷人的发展需求，才能保有生命力，进而指导社会实践和公共政策，因此应该少一些抽象的理论，多一些实际的调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温平，李继红，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C〕//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着《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 价值中立 评价准则 个人动机 社会选择
“价值中立”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经济学模型的建构中，经济学家“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以保持其模型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干扰。”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可了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提出的，把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的逻辑不可能的说法，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持其价值中立。
阿玛蒂亚·森对“价值中立”的批判是从现代经济学出现的严重贫困化现象着手的，通过对经济学与伦理学间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依赖的本质进行论证。首先，对关乎人类行为的伦理学问题的思考能够使经济学更有说服力；其次，经济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同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伦理学问题的本质。
一，森通过经济行为的动机问题对“价值中立”进行批判
经济学家假设，人的经济行为动机仅仅是人类的理，人能够理性地做事，并且将人的理等同于其实际行为。这便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对理的性质进行了限定，森通过对“理”这一概念的分析指出了现代经济学对伦理学忽视的错误所在。首先，针对主流经济学中“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森论证内部一致性并不能作为有效的工具为个人理性辩护，其论据是：第一，行为的一致性不代表其是出于理性的，一个人可能会始终如一地做违背其追求的事情，这样的一致性并不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必须具有选择与目的相一致的性质。第二，不存在纯粹的内部一致性的概念，在人做具有一致性的选择的过程中，某些外部条件也总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对“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的反驳。自利最大化是几个世纪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在个人行为选择与其个人的自利动机之间存在着外部的一致性，这是对针对内部一致性的批判的有力回应。然而“自利理论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对此应指出自利最大化理论只是一个推理的结果。人的全部行为选择中并不只包含自理目标，也包含有非自利目标。人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其个人自利与群体利益间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在群体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行动不是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还要兼顾整体的利益，从而在自利行为与非自利行为间取得一个平衡。因此，人在经济行为中很难处于“价值中立”的立场——无论研究的结果对他或对其他什么人是否有利，而完全停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仅仅依靠资料的引导做出决策与行为。
二、森对现代福利经济学使用的不充分的评价准则的论述对“价值中立”的反驳
19世纪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是“伦理的”、“规范的”，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脱离开伦理学的分析，反对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于是其福利经济学准则就只剩下帕累托最优了，即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的社会状态。但是，假如帕累托最优是经济行为的唯一准则，那么经济选择的准则也就只能是自利了。然而，不存在相应的市场机制获得充分的信息，以计算实现帕累托最优所需的资源初始分配；并且，在满足前面条件的前提下也无法获得资源再分配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因此，帕累托最优不能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唯一准则，现代福利经济学对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的回避进一步加深了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涉及的是人对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幸福感、欲望满足程度感等个人可感知结果的比较。在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过程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行为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排除价值判断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在经济行为中并不能做到“价值中立”。从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评价准则中可见，自利不能作为唯一的经济选择的标准，人们需要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同时人与人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作为一个整体人们要共同做贡献。即经济学的自利标准与伦理学的规范性是共生共存的。
三、从森对个人动机与社会选择的论述中导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相互联系
在社会选择中，会涉及到很多伦理价值的选择问题。而伦理价值具有多样性，我们无法将被评价的东西具有描述上的同质性这一“一元论”原则诉诸实践。首先，在个人的判断与决策中，由于个人心理上和伦理上的理由，人们并不能明确地平衡不同的事物，以一个完备性的排序始终如一地按照一种规则来行事。其次，在社会选择中，在很多不同的方面都涉及到了多元性问题，理性的公共决策都不得不做出仅仅被认为是部分正确的选择。个人动机是社会选择的前提，社会选择是个人动机的结果。个人动机本身就由于自身的诸多理由而具有多元性，在人做出经济行为之前，其本身就受到自身的伦理价值观的决定和影响；社会选择是关于集体的行为选择，会涉及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这就需要有相应的一套伦理原则对这双方的冲突进行平衡与调和。因此，从个人动机与社会选择的本质中，都可以知道经济学和伦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样，由于经济行为不能脱离个人动机与社会选择中的任何一个，由此可知“价值中立”的行为立场在经济学中没有可行性。
参考文献：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财政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0.147
[中图分类号]D630;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0-0-02
1 福利经济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依据
福利经济学秉承边际学说传统，以研究如何使社会福利达于最大化为宗旨，在发展中又有旧派与新派之分。
英国改良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早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就提出了经济学应该以社会福利为研究中心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是发现现行社会制度下财富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提出改进财富分配以消除现行制度下分配不均等的办法。受其影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1920年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并由此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以庇古为主要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派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法，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主张。为了区分一定增量（边际）投资对私人和社会的不同后果，庇古以外溢性概念为中心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这两个概念，他指出有的产业活动对私人有利而对社会却无益甚至有害，有些活动的效果则恰恰相反。
庇古主张收入均等化，并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根据论证了通过税收和补贴等措施将富人的部分收入转入穷人手中将增加社会福利。他还把戈森第Ⅱ定理扩及生产资源的配置，认为只有当各种生产资源在各种用途中的社会边际纯产值相等时，便可从中得到最大化的福利。换言之，为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庇古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个人实际收入的增加会使其满足程度增大，二是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给穷人会使社会总体满足程度增大。据此，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福利概念：首先是国民收入极大化命题，即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其次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命题，即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将这两个福利经济学命题结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不仅需要增加国民收入，同时还需要消除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庇古的这一观点首次将社会福利问题与国家干预分配问题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门领域加以研究，从而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公共服务由国民收入形成，伴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提高，公共服务的分配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增进社会福利，提高全社会的幸福指数。公共服务资源一般由政府掌握，主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等手段予以配置，如果出现配置失当的情况仍然要由政府自身来纠正。庇古的国民收入均等化思想具有的启示性意义在于，揭示政府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新福利经济学则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并以“帕累托最适度原理”为出发点。勒纳认为，按照“帕累托最适度原理”，社会最适宜状态应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善其福利，除非别人境况变坏。米香还将上述最适度的实现条件加以具体化，分别说明了交换的、生产的和最高水平适度的条件，这些条件都是以往已经出现的生产和消费边际分析的运用。新福利经济学者在修正帕累托最适度条件过程中还分别提出过“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力图使其福利标准的选择更加切合实际。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在边际主义的基本原则范围内进行的。
2 公共财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
从公共财政理论的视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一视同仁”服务特征的延伸。公共财政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将政府财政的管理范围和职能限定在公共安全、公共收入、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公共机构、公债等范围，基本确立了公共财政理论的框架。
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是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把市场失灵作为财政存在的根本理由，把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公共需要作为财政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决策的政治过程，把公共财政作为财政运行的模式，从而建立起一套关于财政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其实，早于1950年布坎南就采用了“财政公平”这一概念来表达他对联邦内横向公平的要求。按照他的说法，在同一联邦体制内，任何两个拥有相同福利水平的人，不论其居住在联邦内的什么地区，都应享受到联邦公共部门的同样待遇。布坎南实际上阐释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公共部门应该给国内居民提供同样的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种基本的国民待遇。而且，考虑到地方政府互不联系的财政活动同样会使福利水平相同的两个居民因居住地区不同而得到的待遇不同，特别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实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待遇。
财政联邦主义施行所仰赖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应原则”（也称最低服务标准原则，The principle of minimum standards of services），就是政府让每个公民都确信，无论他住在哪个州，他都会得到某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水平保证，如安全、健康、福利和教育，这实际上便包含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核。另一个财政联邦主义原则――“财政地位的平等性原则”，则是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最低供应的保障。这项原则强调，尽管再分配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但是财政需要与财政可能之间的平衡在不同的地方政府间存在着尖锐的地区差异，中央政府不能忽视不管，地区政府间非常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财政公平。这样通过或多或少的税收上的努力，才能保证最低水准的服务。
关于公共财政的定义和特征，尽管国内学者的看法尚不一致，但主流的思想是把它与社会公共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公共财政的所有特征都离不开公共性，即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是因为，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代表，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因而，公共财政支出也必须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即要求政府必须对所有经济主体和社会成员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在“一视同仁”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财政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所有的社会成员应该是公平对待的。而在“区别对待”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财政实际上只着眼于和偏重某些经济成分、某些社会集团和少数乃至个别社会成员的利益。政府为社会提供服务时的“一视同仁”，是具体通过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的。
3 均等化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实现手段
3.1 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内涵
均等化转移支付是指以客观、科学地评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求为基础，以各地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为目标而实行的转移支付。
在分税制的框架下，由于政府之间既定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在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之间普遍存在着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的情况。这样，为平衡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异，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就必须实行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这种转移支付实际上是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间、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一种收入再分配形式，体现为各级政府间在财政资金再分配中所形成的一种内在的财政分配关系。
从总体上看，均等化转移支付包括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及上级地方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指同一级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从各国转移支付的实践来看，实行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国家大都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
3.2 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形式和作用
在分税制框架下，由于政府之间既定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在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之间普遍存在着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的情况。这种财力差异所导致的公共服务的不公平性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的，这是因为政府间分级后，每一级政府间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而且由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总是追求预算的最大化，这就使得无法通过市场调节达到自动在政府间调配财力的目的。
按照国际通行的分类方式，依据是否指定资金用途，一般将均等化转移支付分成不指定用途的无条件转移支付和指定用途的有条件转移支付两类。
3.2.1 无条件转移支付
无条件转移支付又称一般性补助或无条件拨款。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的财政资金，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地方财政拿出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相应配套资金，不规定具体的使用方向和使用范围，拨款接受者可按自己的意愿使用拨款。一方面，无条件转移支付可以用于弥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缺口以实现经常性预算平衡，从而纠正纵向不平衡。另一方面，无条件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方向，因而地方政府对资金的使用有较大的自，这有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安排财政支出，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比较广泛的政策目标和普遍改善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
3.2.2 有条件转移支付
有条件转移支付又称有条件拨款或专项补助，指上一级政府在把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转移给下一级政府的同时，提出该款项的特定用途与使用要求，拨款接受者必须按规定的方向使用拨款资金。有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是鼓励下级政府对一些特殊项目的支出，以体现上级政府的某些政策意图。其资金的使用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检查。
有条件转移支付，按其是否有配套资金的要求，又可分为有条件非配套性转移支付和有条件配套性转移支付两种。
有条件非配套性转移支付。指进行转移支付的上一级政府指定了特殊用途的、无须下级政府财政资金配套的专项补助。非配套性转移支付是纠正横向不平衡的重要手段，一般用于促进教育、卫生、农业、社区发展等重要事业的发展，其目标是平衡各个地区的财力，带有明显的社会公平性质，对于促进各地达到最低服务标准，实行社会财富再分配，提高资源配置优化程度具有重大意义。因此，非配套性转移支付发放的标准是各地区公共产品需求与税基之间的差异，对税基小、收入少的地区提供较多的非配套性转移支付以使其有能力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产品。
有条件配套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在向下一级政府拨款时，要求接受转移资金的下一级政府，必须自主筹集一定比例的款项才能获得上一级政府的转移资金。有条件配套性转移支付又可分为无限额配套补助和有限额配套补助。无限额配套补助指只要地方政府有自有资金，可以提供配套资金，就可以一直按一定的比例从中央政府得到补助，没有数量上限。地方政府获得的无限额配套补助将用于某一方面，这样会引发两种效应：一是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从而有可能增加对某一方面的支出，形成收入效应;二是补助相对降低了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活动的单位成本，这样即使地方政府财力没有增加，地方政府也会选择在这方面安排更多的支出，形成替代效应。因此无限额配套补助可以用于矫正地方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因效应外溢而造成的低效率。但对接受转移支付的下级政府来说，这种转移资金使用的灵活性较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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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福利的概念范文6
尽管“问题”和“问题意识”如此重要，但国内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著作，却鲜有以“问题”为核心来组织材料的。传统的“经济学说史”虽以“经济学的皇冠”――价值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骨架，却把其他包孕着丰富内涵的经济思想一笔掠过或拒之门外，甚至把不同于正统观点的学说简单斥为“谬误”。近来通行于世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例如亨利斯皮格尔编著的《经济思想的成长》，收集资料更加丰富，持论力图更加客观。然而，这些著作仍以人物和学派为纲领进行梳理，更像是博物馆里的展览陈列，读者或能“知道”更多的知识，却难在思想上得到鲜活的启示。
汪丁丁教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堂实录”，也是一部以经济学核心概念的发展为中心编撰的经济学思想史。作者始终认为，“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并以十几个“元概念”为骨架组织叙述全书，例如“财富”、“效用”、“价值”、“成本”、“利润”、“货币”、“均衡”等。作者反复强调这些核心概念所本有的“生命”与“张力”――概念越是基本，所包含的不同方向就越多，围绕它的争论和对话的可能性就越多，“生命力”就越旺盛。沿着时间之流，作者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演化史详加阐释，娴熟地描绘了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动态图像。
先看目录的读者也许会陷入困惑――为什么一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在讲完了“导论”（第一讲）和“方法论”（第二讲）之后，要以对“善与幸福”（第三讲）的讨论开头？细读全书可以发现，这样的安排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独具匠心。经济学与道德伦理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亚当斯密曾经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国富论》便是由伦理学脱胎而来。实际上，当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处理相似的应用问题，即现实生活中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在讨论“效用”、“福利”的时候，免不了要追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追究，讨论“财富与效用”之类关键词难免底气不足。
作者以“正义”和“理性”这两个“重中之重”的概念收尾，更包含深意――如果对“社会正义”概念的论说，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那么对经济学“理性主义危机”的批判反思，则构成了作者学术思想的“阿基米德支点”。作者认为，发乎人类理解力的“情境理性”和“判断力”的运用，是解决经济学“效率”和“正义”两大问题的钥匙，然而，要找到具体的解决途径，仍需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努力。作者坦言，“别看这部分的讲稿只有两页纸，它提出的问题，可能还要琢磨几十年”。
从上世纪90年代在《读书》上讨论《经济学的关键词》起，汪丁丁就致力于经济学核心概念“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份讲义的出版，可说是作者十余年阅读与思考的结集。为了使历史的叙述与现实相契合，作者引用了大量当代文献与思想史相互印证。不可否认，这本书体系比较庞大，不同概念间复杂的关联纠缠在所难免。对读者的整体把握能力而言，的确是一大考验。考虑到这层困难，此书在每讲前面都附有一张“心智地图”，即根据人类发散性思维特点而编制的思想网络图，以此描绘各讲的概念关联，使讲义眉目清晰，更便于读者理解和思考。
经济学是一门显学，经济学思想史却似乎是显学里的“冷门”。然而，回首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一流大学对经济思想史也是关注备至的。即使肯尼斯阿罗这样以数理见长的经济学家，也亲执《经济学思想史》课程教鞭达十余年之久。如今，经济学前沿研究充斥着深奥的数学模型与复杂的数据验证，却越来越疏远了思想，而一门缺乏思想的学科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这部讲义，也许是经济学者向思想史宝库开掘的引路之作，引导我们在“根本问题”和“核心概念”的路上，与休谟、斯密、密尔等思想大师相遇、对话、共感、相知，感受到思想元典的浑朴之力与淋漓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