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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想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对于“生态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将生态问题内生化，研究了生态问题的起源、本质和解决途径，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将生态问题外生化，从生产和消费角度分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在剖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二者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和结论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较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分析上，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缺乏可持续发腱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是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途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了物质与人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当人通过社会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并改变外部世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会劳动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对象化。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人，使改变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变成社会化的活动，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生态关系。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纳入了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雇用意味着连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被资本所雇用，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促使资本家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依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端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换来的：在人与自然的一端，表现为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人的一端，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
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李嘉图将其生态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长给生活资料带来的压力，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之所以稀缺是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对此，他提出了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论”。在解决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问题上，李嘉图主张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会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穆勒将稀缺概念引入广义的环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财富应保持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为了防止出现食物短缺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该稳态要远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极限。在穆勒看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的三个要素。他认为，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所以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大小，其总额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此外，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所以土地也会制约生产的发展。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在新古典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问题遭到了压制，但他们并没有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确信价格在替代资源开发、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仅由资源的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最优，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庞巴维克认为，土地和资本应该与耐用消费品处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矿藏地税应该等同。索利首次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他推进了穆勒的矿业生产中存在现在与未来矛盾观念的分析，认为次级矿藏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自然资源最终的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藏，一旦涉及价格，矿产地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马歇尔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然而彻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因此，马歇尔的原理可以作为辨明社会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决定的，一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凯恩斯主义革命。此时，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存，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也沿着这两条道路不断发展。庇古是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运行，因此，在推进经济福利目标上需要政府干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鉴于这样的‘自然’趋势，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进行利益补偿，否则，政府进行任何人工于预以支持这种趋势，必将减少经济福利。”关于资源破坏问题，庇古认为，“市场力量常常无助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本的创造或者保存”，“从性质上看，政府既是未来人，也是当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话，需要依据法律监督和行动，以保卫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或者不顾一切的开发”。关于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制等，庇古提出了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等解决方案。凯恩斯虽然没有围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广泛论述，但他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富足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现在起，我们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长。进入黄金时代的节奏，将部分地依赖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尽管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预中却出现了“政府失灵”，因此，市场又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基于所有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科斯从所有权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资源的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最优配置结果，这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然而实践证明，科斯的理论依旧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尔斯和蒙哥马利又提出了颁布市场污染许可证等措施来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而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炸》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察了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空气、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部门的压力。尽管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技术进步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作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战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肯尼思·博尔丁的《飞船地球》和赫尔曼·戴利的《稳定的经济》等为开端，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生态经济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两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为出发点，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第二，两者都要求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喈统一。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三，两者在生态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两者都要求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的同时，必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构成危害。
尽管两种生态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却是根本的。具体表现
在：第一，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两方经济学对生态问题的阐释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同时也存在规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进程和逻辑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运用历史唯物论考察经济现象，以劳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考察中，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和人的属性的破坏性后果，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辩证统一，从而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生态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以人口增长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借助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自然科学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诠释，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赀问题。可见，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而西方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两者对生态问题解决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绛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积累。而西方经济学内部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即“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在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的协助下解决生态问题；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依靠市场即“看小见的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南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种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呼吁，而马克思经济学是站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高度对生态问题的宏观考量。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2
【关键词】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思想
一、国内关于哈罗德・伊尼斯研究现状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对哈罗德・伊尼斯的研究很少。除了2003年何道宽译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外,再没有单独研究伊尼斯传播思想的著作。哈罗德・伊尼斯被提及也是常常作为麦克卢汉的引子,是麦克卢汉的陪衬。这与他丰富的理论成果是不相符的。
在研究派系上,哈罗德・伊尼斯被认为是“媒介决定论”的先驱。后来在尼尔・波兹曼创立的媒介环境学派上,伊尼斯被认为是“媒介环境学”的始祖。关于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决定论”本文暂且不论。笔者认为,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观里还包含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二、伊尼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论证及分析
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派在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代表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它关注的是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①从伊尼斯的两部传播学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点。
(一)国际政治经济的写作背景
哈罗德・伊尼斯本人是政治经济学家,初期是专攻经济史的,他在研究加拿大的皮货、纸张、采矿业、木材业、渔业、谷物、石油等产业的过程中,发现了纸张等传播方式在国际贸易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转向研究传播学。从他的研究历程来看,伊尼斯的两本传播学著作跟经济学是有很大联系的。
另一方面,《帝国与传播》的主题就是关于美国和英国对加拿大的双重宰割。伊尼斯在书中试图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别。他写这部著作适逢加拿大面临强大的技术传播系统的威胁,“加拿大文化生活的核心”可能遭受打击,进而引发危机,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他写作这两本传播学著作是要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加拿大不能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不能受制于人。加拿大人必须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也不能受制于人,不能成为英美等国的边缘,不能受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②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无论是以前的学术背景还是研究传播学的目的,伊尼斯的这两本著作都带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
(二)“帝国论”与“偏向论”中的政治经济倾向
伊尼斯笔下的“帝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③伊尼斯又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④从他的帝国所指来看,他的写作思想跟政治和权力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一政治倾向性一目了然。
伊尼斯认为,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其基本区别是: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⑤“伊尼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不同的技术各有其传播‘取向’,这些取向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形式。由这些技术决定的‘知识垄断’控制了各种社会团体间政治权力的分配。”⑥这里面的社会组织也即权力组织、政治组织。
伊尼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就是传播与帝国(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倾向,已经带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
(三)著作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
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传播的发展史,也分析了传播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的相互关系。由于时间、空间、学科跨度都比较大,所以他没有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做理论提炼,但其著作中有很多明确的叙述都可以表明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依相伴,很难区分,但为了更详细有力地说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笔者从下面四个方面加以论证和分析。
1、传播对政治的影响
在《帝国与传播》的绪论中,伊尼斯提到:“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⑦这个观点表达了传播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传播对政治的影响,对内主要表现在权力的分配上,体现为帝王(君主)对宗教组织的权力争夺、官僚机构与社会大众的权力制约和这三者权力的相互抗衡;对外表现为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帝国的兴衰。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个时期的权力主要矛盾会不同,媒介对其造成的影响也会不同。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在发生着的变化,给埃及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⑧在巴比伦,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达成了长期的妥协,于是就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⑨……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⑩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⑾ 在中国,因为汉字复杂,舆论受到严重的束缚,造成长期的动荡,引起改朝换代,导致蒙古人征服中原。”⑿在文明古国,媒介的偏向会导致帝国或繁荣或兴亡。
随着纸张的出现,印刷业的逐渐兴起,媒介成为社会各政治组织争夺的场地和工具,在组织的簇拥下,媒介发挥了更广泛的影响。“革命之后,报纸多半紧密挂靠政党,关心如何影响公共舆论。……新闻记者成为积极参政的人物。大量的政治小报使新闻界处于纵的状态,国内外集团通过直接补贴来操纵新闻界。对纳粹党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⒀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印刷媒介和广播媒介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和法制甚至是世界的格局和冲突都有很大的影响。监督政府、制造舆论,充当政,影响国际关系,媒介自身也成为了一种权力象征。
2、传播对经济的影响
传播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伊尼斯在著作中也有提到。在印刷媒介出现以前,媒介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媒介对经济的强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印刷媒介出现后的广告上。
在古代,关于媒介对经济的影响,伊尼斯只是零星的提到, “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纸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⒁“与新闻纸相关的经济十分敏感,其垄断地位与广告相关。这样的经济强调新媒介,尤其是广播这个新媒介,后来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⒂在伊尼斯看来,媒介既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经济萧条。
3、政治对传播的制约
媒介作为一种工具,总是掌握在某些人或某些组织手里,被加以利用或被抛弃否认。从媒介的发展史来看,政府组织对不同的媒介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造成某种媒介的发展或快或慢,甚而消失。媒介会受到不同组织意识形态的主导,进而其传播内容和手段也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埃及君主为了维护其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他们才建立了金字塔等石头媒介。“君主集权有利于宫殿建筑的发展,君主们喜欢用石头雕刻,把石头作为铭刻的媒介,尤其喜欢把法律刻在石头上。其意图是建立庞大的帝国并使之协调一致。”⒃
印刷工业产业化以后,印刷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们成了调节政府和人民的桥梁。一方面,他们作为政府的工具,引导舆论,宣传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它们又将公众对政府的意见、建议通过媒介传达给政府。同时,媒体也是各大政治集团争夺权力的工具。政治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各个媒体加以扶持利用或给予打压,其手段主要是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审查制度和税收制度。这些在伊尼斯的著作中都有叙述,“专制君主对批评的压制,迫使报纸和书籍挪到荷兰去印刷,然后再偷运回法国。1712年,强制执行的印花税,限制了新闻业的扩张。沃尔浦尔首相上台后,印花税又促进了政府对新闻业的垄断。政府对报纸的影响又推到广播上。”⒄
4、经济对传播的制约
媒介作为一种物质载体,也要实现其生产、加工和交换的价值,它是经济交换的一部分,受到经济系统的制约。媒介的高速发展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媒介传播手段和效果的提高。广告的出现,更使得各种传播组织强强联合,发展成为传媒集团。
“报纸成为‘经济布局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⒅为了更生动地说明媒介的经济倾向,伊尼斯还引用了芬诺1799年写的一段话:“美国报纸是最下贱、最虚伪、最奴性、最腐败的报纸――其编辑是最愚昧、最贪婪、最粗鄙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用锈迹斑斑的铁丝做成,这种铁丝是肮脏的商业贪婪。”⒆
媒介是应商品贸易的需要而出现和发展的。为了适应经济规律和摆脱政府的控制,广告应运而生。随着广告的出现,媒介的商品属性随之而来,利润成了其追逐的最大目标。
结 语
哈罗德・伊尼斯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完成这两部著作的。由于受当时的历史和技术条件限制,他的媒介理论没有预测到现在传媒对“消费主义”的推动,没有预测到“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但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已经具有了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引子,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并将其强加于普通法。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的,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⒇面对美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面对网络时代的广泛传播性和瞬时性,现在来研究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论,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庄晓东 主编:《传播与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②③④⑤哈罗德・伊尼斯 著,何道宽 译:《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⑥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 著,孙五三 译:《传播学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3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4
为了更好地理解象征交换的理论内涵，我们先看看影响到这一思想建构的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莫斯（Marcel Mauss）的理论。
巴塔耶的哲学思想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解构。1930年代黑格尔哲学进入到法国，成为法国思想复兴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柯热夫对《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主—奴辩证法的解释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者的研究。在讨论自我意识时，黑格尔谈到自我意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的沉思，而是两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但由于人是有欲望的，因而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两人相遇时，就会发生斗争，一方因不惧死亡而成为主人，另一方因害怕死亡而变成了奴隶，承认了主人的地位。但在这里，自我意识间的承认是单方面的，主人只是认可自己的自我意识，而不会将奴隶当做与他平等的、有着自我意识的人来看待，奴隶承认了主人的自我意识，但却失去了自己。对主人的承认使奴隶在主人的命令与恐吓下，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进行劳动，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劳动陶冶自然”的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发现面对自然界的强大力量，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离开了自己，主人什么也不是。这时主—奴关系就会发生颠倒，奴隶才真正地实现了自我意识所具有的相互承认的内在要求。这也推动了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斯多噶意识、怀疑意识和苦恼意识，都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产生。这个思想是黑格尔哲学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核心主题，它被柯热夫发挥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在柯热夫的解读中，他非常重视冒生命之危险的斗争对于自我意识的意义，正是敢于对自己的自然存在的否定，才能获得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即获得他人的确认。在这里，死亡虽然是一种虚无意义上的纯粹否定性，但死亡本身在这个否定过程重新获得了意义，即面对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生命的尊严。巴塔耶要解构的正是这样的死亡理念。在他看来，在柯热夫所解释的主—奴辩证法中，死亡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虚无化的过程，而是一种诡计，主人由于敢面对死亡，才获得了主人的权利，但如果在斗争中真的死亡了，那么斗争本身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主人必须活着享受他所应得的东西，这正如德里达在评论这一部分所说的：“保存生命，并于生命中自我维持、劳动，延迟快乐，限制冒险，即便在直面死亡的时刻也保持了与它的距离，这就是主人主权及由之而成为可能的整个历史的那种依赖性的条件。”（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三联书店，2001：459）生命的诡计将意义赋予死亡，这种生命的经济学将自身限制在自我和意义保存、循环和再生产之中，意义的自明性使死亡具有了一种理性计算的意味，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巴塔耶的理论嘲讽正是在这里展开，即要瓦解这种被赋予了意义的死亡。他区分了主人主权与绝对主权，前者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后者则是对前者的解构，是对意义的嘲讽。与主人特权保存意义相反，绝对主权要做的不是为了储存其意义的可能性而是为了储存其非意义的可能性，不是要保存生命并使死亡具有意义，而是进入到这个“虚无”之中，瓦解死亡的意义。因此，对于绝对主权而言，其核心规定不再是意义的保存，而是对意义的耗费。
当意义不再存在，当意义的耗费构成了绝对主权的规定时，我们就从当下的经济学进入到了一般经济学。在巴塔耶那里，一般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出来的剩余能量得不到利用，而只能毫无目的地流失，因此剩余不会有任何意义。这种无用途、荒诞的流失恰恰就是绝对主权的体现。所以，在一般经济学的视野中，意义本身被消解了，这是一种价值的毁灭，这样一种经济学是一种以“浪费”为取向的经济学，但这种浪费不同于消费社会中的浪费，那里的浪费是为了更好地生产，而这里的浪费却是为了反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这是巴塔耶面对政治经济学时的一种批判。在这里，一种“不可能性”作为社会变革的指向被清晰地指了出来。
与这种浪费的经济学相关，莫斯的《礼物》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也被鲍德里亚所吸收。莫斯讨论的是较为原始的文化，“在落后于我们社会的经济和法律中，人们从未发现个体之间经由市场达成的物资、财富和产品的简单交换。首先，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之间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订契约；呈现在契约中的人是道德的人，即氏族、部落或家庭……其次，它们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它们首先要交流的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其中市场只是种种交换的时机之一……第三，尽管这些呈献和回献根本就是一种严格的义务，甚至极易引发私下或公开的冲突，但是，它们却往往通过馈赠礼物这样自愿的形式完成。我们建议把这一切称为总体呈献体系。”（莫斯，《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在这种总体呈献体系中，如夸富宴中，赠礼是赠送荣誉、威望和财富，但同时必须回礼，否则便会导致上述内容的流失。在这里，不仅需要回礼，而且还必须有送礼和收礼的义务，实际上这涉及一种文明和行为方式：“所有这些体制，全都表明了同一个事实、同一种社会制度和同一种特定的心态，即一切——食物、女人、儿童、财物、护符、土地、劳动、服务、圣职和品级——都是可以转让和移交的。这些进出来往，便意味着无论在氏族之间、个体之间，还是在品级之间、性别之间和世代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既关涉物也关涉人的精神方面的持续交换。”（同上书，23页）莫斯特别揭示的是一种赠送中的义务特征，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礼物价值。“赠与所采取的形式极其庄严，接受赠与的一方对礼物假装表示出轻视与怀疑，直到它被丢在脚边以后才收下；而赠送一方却表现出夸张的谦卑：在螺号声中，他恭谨地献出他的赠礼，并为只能奉上自己所余的东西而表示歉意，然后把要送的东西扔在对手——亦是搭档——的脚边。”（同上书，48页）生活就是一个不断的取与送的游戏过程，这是义务与利益、慷慨与希求融为一体的境界，要证明自己有财富，就是要把财富分发掉，财富的分发与接受都变成了一种义务，变成了相互确认的过程。对于莫斯来说，通过这些讨论也是想表达他的一种文明理想：“有一种制度，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类在一个极其漫长的转变阶段中所共有的，它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些民族中。那么，我们还可以设想，对于那些业已超越了（从氏族到氏族、从家庭到家庭的）‘总体呈献’阶段，但尚未形成（纯粹的）个体契约、货币流通的市场、确切的意义上的销售，特别是尚未形成使用经过计量与命名的货币来估算价格的观念的社会，这种礼物——交换的原则也应该有效。”（同上书，80页）在这里，一种非计算的、浪费的、可逆的关系构成了鲍德里亚所吸取的内容。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巴塔耶的死亡观念是一种反现代经济学的死亡理论。“因此巴塔耶的作品中有一种作为过度原则和反经济原则的死亡观，由此产生了奢侈和死亡奢侈性的隐喻。只有奢侈而无用的消耗才有意义——经济则没有意义，它只是残余，人们把这种残余当成了生命法则，而财富却存在于死亡的奢侈交换中”（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242，以下所涉该书引文，只标注页码）。在这个评论中，使我们容易联想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因此“剩余”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之维，这也正如齐泽克所说的，在今天，一种“剩余”的，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在特征。在这种价值观念中，将“虚无”的生命也赋予一种“剩余”性的意义，这正是黑格尔关于死亡的解释。结合莫斯的讨论，一种回溯性的交换，也就是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交换，构成了另一种文化的样式，而这种样式恰恰是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所要排斥的。鲍德里亚认为，在巴塔耶的一般经济学中，自然的丰裕仍然构成了最后的理论保证，但巴塔耶还具有一种人种中心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巴塔耶强调延续的欲望是生命的特性。但巴塔耶的这种过度和耗费的经济学，构成了象征交换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象征是一种非积累的、耗费的活动方式，其追求的是一种理性计算之外的无意义，或者说理性意义之外的意义，而这对于现代性的生活世界来说，就是一种无意义。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5
[关键词]环境 双轨制 产业结构 消费 国际形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048-02
我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济运行方式，将政府与市场经济充分结合在一起，这是世界先例。对于我国双轨制的经济发展模式，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未来发展难以捉摸，然而正是这种无法预测让许多国家对我国产生危机感和认同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的阻力会是极大的，会让我国的经济陷入不确定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受阻的经济中获得成功，必将会赢得巨大的胜利。至于不确定性，我觉得政府措施会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制度。
一、凯恩斯主义和马歇尔经济并行形成双轨制经济
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双轨制”特立独行，不寻同于其他国家，是一个以宏观政策为主导l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其他国家眼中，我国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发展方针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从我国特有的环境中出发去考虑，会发现其实我们只是根据国家市场的需求制定规范，发展我国经济。
（一）运用看得见的手平衡供给与需求
凯恩斯主义强调应该突出政府作用，运用看得见的手平衡市场供给与需求，但是我国政府并没有做到绝对的凯恩斯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而言政府起着引导的作用，其中的多个“五年计划”就是我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政府着重于强调控制大体宏观发展方向，而并不完全控制市场。于是，有的完全自由经济国家误解为我国是一个国有制经济国家，它们认为是我国政府完全掌控经济的发展。虽然也有国有企业存在，但是是为了国家基础设施和保密技术而存在的企业，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而设立的并非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政府运用了一定的手段使得经济平稳运行，为我国企业提供指导性意见，减小了企业的发展风险。中国计划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或许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于我国经济来说，这将是决定我国一段时间段内发展的方向。也正是因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存在，让中国经济能够更加平稳安全地发展。
（二）让市场自由发挥，充分释放市场效用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我国经济自由进行，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特别是近几年，不断吸引外资投入和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让我国的经济更加活跃。政府在强调调控的同时也鼓励自由市场的发展，所以对我国有误解的国家并不知道，我们也存在马歇尔自由经济。近几年来不断开放了一些基础行业，允许资本自由进入投资，对于本国的保护产业逐渐减少，我国市场的自由程度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政府还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海外市场，让企业不断提高自我，增加竞争力，与世界企业相互比较，促进企业的发展。而吸引外资驻入我国使得我国市场不仅只有中国企业，还有外资和外国技术。
（三）国家政策与市场经济并行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变方针
“双轨制”经济发展到今天，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我们会一直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宏观调控为市场自由提供保证，但是自由市场的发展方向是不可定的，这必将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需要有政府调控为其保驾护航，这样才能够让自由市场正常安全地发展下去。“双轨制”可谓我国经济发展的两重保护，既能够有自由经济市场的灵活变通性，又能有计划经济的保证安全性。但是，“双轨制”让许多经济学家都犯难，觉得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可预测性太强，无法很好地做出预防。但正是因为有“双轨制”的存在，我国经济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做出反应，面对问题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
二、规模经济和小微企业相结合形成中国式帕累托最优
在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不断追求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与此同时，行业与行业之间会产生部分的产业链间隙，此时，就需要小型企业来完成这些间隙行业。所以，为了经济结构的完整，小微型企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小微企业与规模企业之间很少会有竞争发生，一般情况下小微企业作为大企业的辅助产业，两者之间会相辅相成减少影响，形成中国式帕累托最优发展模式。
（一）促进大中企业实现规模经济
在我国企业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企业开始意识到规模经济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想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必须确保我们的经济浪费是最小的，此时发展规模经济的必要性就愈发重要了。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企业一次又一次进行产业变革与更新，迫使一些产业破产淘汰。现在中国市场上开始出现大批领头企业，它们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有着优先的市场选择和竞争优势，这与它们近几年的产业规模化息息相关。虽然现在的中国企业还不能完全进入规模经济的行列，但是许多企业已经纷纷加入规模经济化的企业进程中来。每个企业若想达到规模经济，必定要有一定的综合实力才行，这样就迫使了一些企业离开这个行业，这对于本行业的产业发展来说是好的，这会使一些企业能够低成本增加资产，完成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方便其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小微企业填补产业空隙
对于有些行业来说形成规模经济是困难的，因为它们的需求是较少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又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就需要小型企业来完成这个工作。对于我国的发展经济模式来说，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大企业存活，毕竟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规模经济对于人才的要求十分严苛并且需要的数量较少，并不能养活中国那么多人，此时就需要小微企业的存在。一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都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特别是纺织与刺绣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在江浙一带有许多这样的小型企业，养活着一大批劳动力。在这个有名的小型制造企业聚集地里，你可以看见许多企业采用传统的方式生产中国特色产品。而也正是因为它们的独特制作形式，才能够让人们如此喜爱。它们的存在不仅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还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小型企业灵活性极高，不仅活跃了中国市场，还易于进入海外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规模企业与小微企业共同完成完整经济体系
作为一个大国，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不能够完全规范企业规模。企业的规模经济能够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但与此同时，小微企业的灵活变通能够减少自由市场的不稳定性。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规模企业与小微企业都是缺一不可的，规模企业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小微企业的灵活性可以调节市场的不可预见性，降低市场错误预测带来的损失，并且可以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与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中国经济市场。我国对小微企业的要求比较低，可以自由申报建立，能够及时弥补市场中缺少的部分，而大型企业则较为稳定。所以，只有两种企业模式共存，才能相辅相成，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三、了解消费者市场，创造新消费文化
对于企业而言，市场是极其重要的生存条件，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需要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改变原有消费传统，创造新的消费文化。
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中上阶层的消费者更喜爱外国产品，因为有些中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中国企业应当提高自觉性，生产高质量产品，而并非忽略国内市场，将残次品留在国内而伤害中国市场。而且，随着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国消费者对外来产品有一定崇拜倾向，所以，中国企业应该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让中国消费者引以为荣。至于外国消费者，我们应该根据各个国家生活水平的不同，生产不同层次的产品。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认为贵的就是好的，而对于非发达国家则更看重商品的价格，其次才是产品质量，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坚持物美价廉的东方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进入外国市场。
四、中国当今面临的全球形势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国不断扩大贸易范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国不断建立组织和实行各种新战略来突破我国经济的阻碍。然而，现在的全球环境也并不稳定，作为现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自然也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因此，现在的中国走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一）中国积极促进全球化进程，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
近几年，我国开始不断开拓国外市场，不仅在原有的世界性组织里积极活动，而且还促使建立一些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性计划和组织。2013年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建立亚投行，让中国在国际上又一次成为焦点，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这两个计划的实行将会把中国经济带上一个新高度。今年，随着“一带一路”的正式启动，众多国家纷纷表示加入的意愿，使得我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更加紧迫。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原有的市场已经不能够满足我国企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不断寻找和开拓新市场。为了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勇挑重担开始策划与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为我国企业谋出路、作保障。
（二）部分国家不断阻碍中国全球化进程，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有目共睹的，这样的发展速度让许多国家感到惊叹和担忧。短短十几年就赶上甚至超越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程度，这让很多国家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世界大国，这让西方国家不得不开始防御中国。所以，近几年来，中国外贸官司不断增加，我国的国外市场和企业不断被压制，甚至不惜挑起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想要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中国站在世界的前端，这个后起之秀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打压。在周边事端、贸易官司、国际地位都被不断干扰与阻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出路，才能继续发展。
五、总结
现阶段中国是世界舞台上一颗新升起的明星，它的何去何从将会影响世界经济的格局。“双轨制”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发展形式，为中国特定的环境所孕育，然而现在的中国企业发展中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创造新的消费文化，才能确保中国企业消费市场的稳定。对于国际环境的种种威胁，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才能够让中国经济不被外界因素所干扰，正常运行。作为一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与他不同，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更加不凡，未来它必将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6
1 设置巧妙的课堂导入,激发学生兴趣
政治课相比其他学科还是较为抽象枯燥的,为了激发学习兴趣,在教学中能够经常性运用一些直观方式辅助设计课堂探究,让政治课堂互动起来,会收到意想不到效果。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
为此,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懂得所学知识的重要性,用各种方式介绍情境,恰到好处的触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具体做法有:
1.1 直观演示法。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图片、图表、音像资料、漫画、成语故事、名言等,注意展示的内容要与教学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可以选取较热的时政新闻,也可是实际生活事例事件。加上教师声情并茂的语言讲述,以抓住学生注意力和调整学生的心理状态。
1.2 情境导入式。利用多种教学手段提供素材让学生进行评讲、表演等,渲染教学气氛,使学生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中,引起学生的心理共鸣。
1.3 制造悬念式。利用层层设问方式,在本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处,教师一环扣一环的设置相关问题,板书在黑板上,调动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追求和谐的课堂活动,在师生交流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离不开平等和谐的课堂教学。因此,教师首先要转变角色,确认自己新的教学身份。美国课程学家多尔认为,在现代课程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更应该承担起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的责任,创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
2.1 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要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出现,更要在科学、和谐的教学活动中进行。目前的政治课教学中,我们教师仍然是在唱主角,在尽情地灌输,即使让学生讲,也不能有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东西,一派教师主体性的体现。这种教学方式的课堂里往往充满着严肃的氛围。要打破这种沉寂的气氛,可以将活动在适当的时机引入课堂,这种方法既为学生创设了合作交流的空间,又能够放手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2.2 通过小组协作,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也”。新课程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在课堂教学中我尽量为学生提供合作研究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3 运用网络资源,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发展学生的创造性
教育知名人士卢志文指出:“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是尊重个性的世纪,个性孕育了创新,创新展示了个性。”政治教学当然也需要改革和创新。美国着名教育学者认为,“网络化教育是各国求学网的重要手段。”可见,运用网络化教学手段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体系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从课程角度讲,要把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世界、网络资源看成重要的课程资源。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网络化的教学能够“唤醒学生沉睡的潜能,激活学生封存的记忆,开启学生幽闭的心智,放飞学生囚禁的情愫”。
传统的教学形式是学生采用“秧田式”坐法,交往方式主要采用师问生答的师生单一互动的交往方式,这种方式教师的角色地位过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性。网络化教学通过组建合作探究的学习小组,适当变换师生位置,增加组内生生互动,小组互动,组际互动等网络化交往学习方式进行知识探究,教师是学习活动组织者、参与者、指导者。大量实验表明:在这种和谐宽松的网络学习气氛围中,教学教师易于调控,便于调节。对于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集中学生注意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确实大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