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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1
对于一个成熟而且完善的市场经济体来讲，一旦出现经济过热，市场性调控手段理所应当成为首选，行政性调控手段只应当起到辅助作用。然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来讲，这种选择却根本行不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本文对引发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完全由市场性因素引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加根本不可能成为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政府部门的扰动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城市档次、扩张城市规模而大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由此引发的直接投资需求和由此拉动的其它关联的投资需求，是运用市场性调控手段所很难调控的，最终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只有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性调控手段才能抑制这种宏观经济过热。
直接性的行政性调控手段虽然抑制了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限制了市场经济微观部门的投资需求，不同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我国微观主体的投资需求并不是拉动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元凶，这样，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投资需求同时被调控下来，也就重伤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元气，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宏观经济调控的出发点原本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所以，为了更好地完善宏观经济调控，防止政府部门今后可能再次推动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急需进一步明确。
一、引发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分析
近两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090美元。而由国际经验可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破了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该国的消费结构就会升级，人们消费的基本方向由满足温饱转向享受和发展，从而会增加对住房、汽车、高科技电子产品、旅游产品、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2002年和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6029．88亿元和6510．9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分别为1834．3l亿元和1943．30亿元，在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不同产业之间的盈利机会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企业投资的方向也相应变动，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
产业的升级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等一批产业的蓬勃发展上。当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后，私人购车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扩大，这是促进汽车Tql,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2002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325．1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90．9万辆，增长幅度为38．81％，2003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444．3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19．27万辆，增长幅度为26．85％，汽车工业不仅产值在不断增加，而且产业效益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对于住房的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见表l，房地产业在近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
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的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也拉动了相应上游原材料能源产业和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当跨进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相互作用，两者螺旋式的上升，从而共同推进了宏观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种纯市场因素是构成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纯市场力量在此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所起到的拉动作用，然而政府部门的力量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政府纷纷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档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绩考察的压力，但是它们却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开办国有企业或是上新的投资项目了，因为在已经开放的竞争领域中，国内的民营企业都已颇具规模，政府新建的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和这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摆在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市政建设工程。另外，某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应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获取寻租的机会，在当前的社会监督机制还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大肆开展低等重复建设，通过投资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这两方面重要原因共同促成了政府部门的投资过度。
然而很多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能力却非常有限，但是即使这些政府部门面临缺乏资金的实际情况，它们仍然各尽其能地筹措资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投资活动。另外，除了地方政府自身进行的直接的投资活动以外，它们还间接地影响到其它企业的投资活动，吸引其它企业扩大了投资，可以说，政府部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拉动了本次宏观经济过热：
第一，政府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和征用权是它们开展投资的重要依赖。
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征用权，因此它们能够以非常低的土地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农民获取的补偿在很多时候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大批的土地转手就能够以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地方政府由此获取巨大的利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获取了大肆开展投资的资金来源。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直接以极低的价格征用来土地，从而大大节约了开展投资项目所需的成本，也就可以顺利地开展更多的基础设施工程，满足它们的投资膨胀。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土地被征用时，一旦应有价值被低估以后，不管它是被转手卖出，或是被地方政府自己作为投资所用，都相当于增加了地方政府本
不应有的巨额财政收入。这就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提供了可能，也就成为本不应有的推动宏观经济过热出现的因素了。
第二，地方政府部门仍会常常依赖银行信贷以获取投资登金。
货币供给M2在1998年到2001年这四年之间大约增长了74％，政府部门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61．6％，四年一共累计增长了581．4％，而企业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是10．4％，四年的累计速度只有48．6％，信贷增长明显偏向了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获取的银行信贷支持明显不足。
一般来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政府部门不能够直接从商业银行贷款，那么政府部门又是如何获取大量的信贷资金呢?政府部门绝大部分具体的基础建设投资活动，比如供水、电力、供气、电信和铁路等等，都是由相应的国有企业所从事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尚未完成，它们和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方政府设定投资指标或是发展任务以后，它们一般才是具体的完成者，所以在政府的投资活动中，它们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投资资金时，这些国有企业的资金也就无法到位，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向商业银行贷款而开展经营活动。由于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就是国家，国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信用在其背后给予担保，所以，这些国有企业就可以扭曲地使用到政府信用，比较容易获取银行贷款。而且，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即使是商业银行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某些困难，地方政府也能够给予商业银行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帮助这些国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
可以说，在这些信贷活动中，虽然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但是政府的信用却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而不计成本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多时候只是完成行政任务，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值对于它们的约束作用也不会很大，那么投资异常膨胀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从事政府项目和政府工程而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并不只是个别现象。
第三，地方政府也希望最大可能地吸引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在当前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约束下，他们的目标就是发展地方经济，提升自己的政绩，因此，在设定国有企业的投资任务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制定具体的招商引资计划，吸引非国有企业在地方上的投资。
然而非国有企业都是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微观主体，它们的运行机制不同于国有企业，一般只有当投资项目有盈利可能时，它们才会予以投资，所以，为了吸引投资，很多地方政府都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而土地优惠政策是其中最为频繁使用的一种优惠手段。当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获取土地时，投资成本无疑下降了很大一块，这样，一些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根本不会有获利可能的项目也变得极具吸引力，而且有地方政府在背后做支持，只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这些非国有企业就可以顺利地扩大企业规模，间接扩大了正常的投资需求。
“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吸引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一个案例。铁本公司仅以自身的两亿资金，能够绕开中央投资项目的审批，投资了一百多亿的大项目，如果背后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铁本公司是当地的利税大户，而且能够解决当地的部分就业问题，所以才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关于资金和土地等等方面的优惠，从而可以一路绿灯放行，而使地方政府可以甘冒风险违背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因，无疑就是它们对于政绩的渴望。
第四，政府部门投资的示范效应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跟风涌入相关盈利领域。
由于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膨胀，大批基础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项目纷纷上马，由此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等原材料的需求，煤、电、油、运等等能源供给部门出现全面供不应求的情况。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扩张给上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遇，企业是市场经济这个有机体中最为基本的细胞单位，只要出现市场盈利机会，它们肯定不会放过。
在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效应”的影响下，众多企业也随之跟风涌入这些出现盈利机会的产业，它们的投资需求也跟着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扩张而节节攀升，共同导致不必要的投资过度。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大致估量出政府部门力量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大小。衡量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而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政府部门的实际投资，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3499．91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国有投资额18877．35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3．40％，同比增长7．2％；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566．6l亿元，同比增长27．70％，其中国有投资额21661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8．98％，同比增长4．70％。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政府部门在推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力量，见表3，在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说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推动的，而在更新改造投资中，中央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和地方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两项，在2002年分别为1953．46亿元和4797．09亿元，在2003年分别为1915．96亿元和6708．90亿元。房地产行业中，2002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04428．1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3874．61万平方米，2003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43741．6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6758．04万平方米。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政府部门在投资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但是由这些数据可以大致分析得知，在本次投资需求迅猛增长中，政府部门的推动可以说成为最主要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应当负起最主要的责任。出于政绩的压力和腐败的动机，地方政府部门大肆进行城市规模扩张、提升城市档次，即使面临资金缺乏的现实，它们也毫不节制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开工了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而拉动了投资需求。另外，它们大势铺张地从事大量的低等重复建设所间接带动起来的各种投资，完全超越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的投资需求，这成为导致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二、历次宏观经济过热主要也都是由政府部门所推动的
除了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四次宏观经济过热，这里我们再次对它们进行回顾，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起到了最为主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3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起源于1978年的“洋冒进”，当时引进了22项成套设备，增加了财政支出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在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当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以后，它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兴办自己的加21532业，盲目地上项目，增加投资，掀起了小企业纷纷上马的，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时也由此拉开了各个地方经济的重复建设的大序幕；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体制实施初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
价格，引起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第四个原因，为了偿还对群众的所年欠债，国家大幅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使得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造成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而投资过热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4年，结束于1986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失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价格总水平随之提高，原来隐形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但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信贷资金增长过猛、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国务院在1984年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等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项目的现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第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7年，结束于1990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增速过快，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地方办企业的热情异常高涨，各地攀比增长速度，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贷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虽然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过热而采取了限制投资规模的做法，甚至不息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把该上的项目也暂缓处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马上推出相应的对策;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钓鱼工程，导致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得非常厉害。
第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6年。金融体制不合理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主导因素是当时实施的利率双轨制，专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放的几乎都是高利率贷款，企业很难获得低利率贷款。而这些高利率贷款的投向却是风险大、盈利高的投机性行业领域和奢侈消费品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生产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取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且很多银行往往一两个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货币管理失去控制，当需要银行拿出资金用作收购棉花、粮食等用途时，却无资金可用，中央银行就面临着要么打白条、要么发行货币的两难选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开展重复建设，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42．6％，1993年更是达到了50．6％，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涨，继而带动消费晶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扩大。对此，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固定资产投资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在分析了这四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导致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导致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不顾财力、物力的实际现状，盲目地上新项目、开办新企业，强行让企业扩张，争相攀比发展速度，重复设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争抢投资的资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但是同时又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无疑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导致财政赤字，扰乱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无法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要求下，中央银行最终都会被迫让步，超额发行货币，这就形成我国独特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迫使经济管理部门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
三、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就在于让政府部门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既然政府部门的投资渴望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是最主要的扰动因素，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呢?而且，由此前的经验可知，在治理此类宏观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最终只有采取“一刀切”的直接性行政手段调控，才能够将过热的苗头压制下来，因为面对占据投资主体地位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欲望，间接性市场手段是失灵的，唯一有效的选择只能是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各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日益壮大，“一刀切”的做法虽然压制住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会对非国有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元气。
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着重的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通过对财政收支、货币供给、税收、利率以及汇率等等变量的改变，最终达到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让各级政府部门去审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是否合理，以及限制总的投资规模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事情。投资项目是否合理完全应当由银行、企业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上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最终由市场所检验，政府部门应当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政府部门的职能应当合理定位，政府官员越位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部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应该从经营性项目中逐步退出来，不应当再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务。所以，相关体制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政府部门的功能其实就在于创造并且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促使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才使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能够形成合理的互补。但是，如果各级政府政绩考察的指标始终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果法律体系对于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情况始终不能够有效监控的话，地方政府仍然会继续想方设法地强化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能力，类似于这五次宏观经济过热的经济波动仍然还会出现，因此，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就当前而言，政府扩张投资需求所采取的方式比较前四次中采用的方式已经有所变化，以城市档次提升和城市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政府部门不再是单纯地办企业、上项目、搞工程，而是通过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和间接使用政府信用进行信贷这两种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投资愿望。因此，这两种手段所凸现出的问题也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1、政府运用土地审批权所出现的问题。
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土地审批权，可以使得它们以很低的价格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用来土地，通过转手将土地倒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由此增加财政收入，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或是直接降低自己投资项目中的土地成本，以最小的成本扩张自己的投资需求。
但是这种扩张投资的手段存在着诸多弊病，第一，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此涸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仅仅考虑了即时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一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却为今后各界政府提出了难题；第二，就征用土地和转卖土地这两个环节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首先就是在土地的征收阶段，严格保护耕地是征收土地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约有60％的农民还是依靠从事农业而生存，并且我国的现实国
情就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再肆意征用耕地不只是会断绝一些农民的经济来源，
而且也会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时，一般都是一次性支付给当前的土地使用者一定数额的金钱，由于土地的价格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农民获取一次性补偿的数额是否合理很难得到考证。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一次性付清一定的补偿金这种方式对于农民而言也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农民都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不管土地究竟能够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拥有土地依然会是农民最后的心理依靠。我国的农民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他们就失去了立身之本，虽然他们可以一次性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不管是突发的意外事件所致，还是不恰当的挥霍所致，一旦这些收入被他们消费精光，或者人民币贬值的情况出现，他们就会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当政府部门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尝试其它的补偿方式，比如说将土地从农民那里租用过来，政府每一个月都支付给农民相应的地租租金；或者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以后，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名单，每一个月都支付给他们最低的社会保障金，等等。这些做法可以在每一年都给予农民一定的收入，使得他们有一个长期生活保障的预期，由此可以消除社会生活中不稳定的可能。
其次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卖阶段，如何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土地价格这个问题再次被摆到政府的案前。正因为目前政府在批租、转卖土地时手中掌握的权力，才会导致寻租现象的可能，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难明确界定，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情况而制定。所以，为了控制地方官员腐败的现象，在今后的土地转卖或是招租的过程中，一定要摒着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尽量公开竞标，规范、公正地选择土地所有权的受让人，由市场上的供给需求关系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地方政府仍有责任跟踪管理，防止土地在利用中用途、权属发生变更。
2、政府信用不应该再进入信贷活动中。
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让相关的国有企业部门大规模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宋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投资主体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其实可以说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要求的，在它们背后，政府信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要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那么就应该让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彻底退出来。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但这不是说政府一定要进行具体的投资活动，政府应该从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地安排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当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时，可以尝试与民间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其实，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供水、电力、道路与桥梁、垃圾处理等等公共事业部门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急需提高，而且服务质量也亟待增强。而只有当这些部门的投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能够让民间资本进入以后，相应的困难才可以逐步解决。
首先，通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够提高投入产出比，提高公共事业项目的效率，也会有利于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只能是服从地方政府的投资愿望，根本不会考虑项目的效益如何，政企不分、盲目投资的现象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目前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很多，改制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相关的公用事业部门放开以后，也就引入了竞争机制，由此可以打破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状况，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而且只有当政府部门退出投资主体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地竞争。民间资本投资于公共事业是必然要求有回报的，新上项目的可行性也会得到更深刻的论证，这样就能够防止政府部门的投资膨胀，提高投资效率和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2
关键词：贵州；经济仿真；GDP；通货膨胀；失业率；预测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全球所有信息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大数据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特征：一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海量和瞬息万变的信息，人类无法依靠个体的能力处理这些信息；二是人类的社会经济运行必须对海量和瞬息万变的信息进行高速和有序化的处理，否则就无法使得全球化经济系统协调和稳定的发展。这就是说，整个人类，包括每个个人、家庭、企业、行业、政府要取得成功，都必须能够迅速地获得，以及处理全球化的海量和瞬息万变的信息，保证自己做出的局部决策是与全局变化协调一致的。
建立现代经济宏微一体化模型是经济学理论领域长期追求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该目标的实现能够帮助人类在有效的处理现代全球化经济活动产生的高速、海量和无序的动态经济信息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商业价值。形象地说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该项计算机软件技术发挥着一种类似人的大脑中的中枢神经系统思维功能的作用，是一种使得人类能够高速和协调发展的关键技术。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历史仿真的方式，在输入我国与贵州省2010-2012三年的微观经济数据的基础上，用宏观与微观一体化的SED模型，仿真全国与贵州省2010-2012三年的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并以此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比较，验证模型的合理性与客观性；然后在完成以上基准效验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用SED模型预测2013年的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
1.4 创新点
首先是理论创新，补充和完善了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公理假定体系，主要补充了两个假定，一个假定是效用等级和劳动价值三个要素都是决定价值的主要要素，这三个要素之间有一个等级序。即假定每一个人都先追求效用量的满足，然后再追求档次的提高，最后才追求劳动价值。第二，我们假定生产过程中产品效用等级（档次）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这两个假定都非常重要。第二个假定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马克思的理论里原来没有这个假定，推论出资本主义很快灭亡。因为生产率不断提高，提高以后有过剩产能，实际上人类消费的产品的档次是可以提高的，提高以后可以消化很多新产生的产能。有了这两个假定以后，同时还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学数学模型，基于微分几何的数学模型。
2 SED模型简介
现阶段的SED模型是一个国家模型，该模型输入微观经济数据初值，便可以开始进行相关的经济仿真运行。在仿真运行过程中，人们可以模拟各种经济对象的运行状况，即可以模拟一个现实国家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具体地说，SED模型拥有居民、企业、行业、市场、银行、证券、政府，等子模块。可以模拟成千上万个居民、42个行业、每个行业有上千个企业、每一个行业都有一种特定的商品、每一种商品在同一时刻有4种不同的档次，相应地，也有42个不同的商品市场。SED模型可以模拟以上所述的经济对象的每一天的物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的变化情况。
本案例以2010年作为SED模型运行的初始年，其中2010至2012年为基准年份。我们以这三年的输出结果作为效验模型仿真结果的正确性的基础数据，通过真实经济指标数据与SED仿真数据作对比分析，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DP）、通胀率、失业率宏观经济指标，以验证仿真系统的可信度及其科学性。
3 基于SED模型的仿真
在输入国家与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具体数据信息详见SED模型输入数据预处理）进行模拟运算后，2010至2012年全国和贵州的GDP模拟结果如下：
由以上表可知，我国2010至2012年的GDP模拟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的误差率分别是2.45%、0.10%、0.94%；贵州GDP的模拟结果与贵州统计局公布的的GDP数据的误差率分别是1.04%、1.40%、2.89%。SED模型仿真模拟的数据与国家及贵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比，平均误差率为1.47%。
4 基于SED模型的预测
在基准效验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SED模型在输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进行模拟运算后，使得输出的宏观数据（GDP）连续三年与国家、贵州省统计年鉴的2010至2012年的统计结果误差在百分之五以内的情况下，模型继续往下再运行一年，即运行到2013年，得到全国和贵州省GDP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为58.80万亿元，而预测的数据为57.58万亿元，误差为2.07%。同时，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贵州省GDP为0.8087万亿元，而模拟结果为0.7857万亿元，误差为2.8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模拟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真实值误差较小，所以我们的预测是较为准确。
5 研究结论
完成在应用SED模型的国家经济仿真的基础上，进行贵州省2013年整体经济仿真与预测的工作。我们的仿真结果与分析结论是：2013年全国GDP为58.80万亿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比增长了10.09%，通胀率是5.07%，失业率是13.87%，基尼系数是0.36。2013年贵州省GDP为0.8087万亿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比增长18.02%，通胀率是5.07%，失业率是10.55%。通过以上仿真输出数据和SED模型的其它相关的仿真输出数据分析表明，贵州省整体经济当前正处于经发展时期，同时也可以看出贵州省经济份额占全国排名倒数，总量还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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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3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实现了快速增长，房产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保持房屋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成为了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RBC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得出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
关键词:
房地产;价格波动;宏观经济波动;微观作用机制;RBC
一、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设定与分析
笔者利用RBC模型(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并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与房地产价格的相互关系建立相关模型，从微观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RBC模型是以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结合外生随机冲击，以此为基础对其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一)国民经济产出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RBC模型)，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产出可用生产函数表示。Yt=Kat(AtLt)βXεt(1)其中，影响国民经济的因素为技术(A)、资本(K)、劳动(L)、房地产市场价格(X)，为保证方程有解，及满足平衡增长路径条件，则α+β+γ=1。
(二)家庭行为假设家庭存活期的期限为两期，其初期财富为W0。在初期进行消费与投资，其消费比例是θ，则储蓄率为s=1－θ。假设家庭将(1－θ)W0的财富全用于房地产购买。则期末家庭可投资收益为(1－θ)W0Rt。期末资本存量为:K1=K0+(1－θ)Y0－δK0(2)折旧率为δ=1，则K1=(1－θ)Y0－sY0，即期初储蓄率与期初产出决定期末资本存量。
(三)家庭优化因为家庭的期末消费与房地产投资收益有关，因此，家庭在t期的效用既取决于消费Ct，还取决于房产投资收益Rt，即有:Ut=Ut(ct，Rt)。设家庭效用函数为满足相对风险系数的CRRA函数，则有Ut=c1－γt1－γ+bR1－γt1－γ(3)所以当γ1时，Ut=lnct+blnRt。当t期房价上涨时，Rt＞1，投资收益增加，则消费者收入增加，lnRt＞0，则消费总效用大于消费效用;相反，则投资收益减少，消费者收入负增长，消费总效用小于消费效用。由于家庭存活期为两期，经一系列数学计算得:1θ=ρ1γμ1－γγ+1(4)其中价格期望收益率μ，主观时间偏好率ρ，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γ。由此可知，当μ上升时，消费者持观望态度，消费比θ与ρ成反比例增长，反之消费比θ则上升。同理可知房地产μ与消费比例亦呈负相关，当μ上升时，则θ下降，其表现的意义即房价上涨对消费者的约束效应显著大于财富效应。对上式变形，可得:1θ=(ρμ)1γμ－1+1(5)由式可知，当ρμ＞1时，即房价期望收益大于1时，γ越大，则消费越多，θ就越大。反之，θ就越小。当ρμ=1时，即房产价格保持不变时，消费者不受γ的影响。当ρμ＜1时，房产价格在期末下降，则消费者不会投资房产，θ=0。所以，当μ＞1时，消费者的预期房产收益为正，即投资房产实现盈利。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机制
(一)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根据理论模型，本文选取了2004年到2014年全国商品房价格的定基指数的季度数据fdct，用来表示房产价格的变化情况。选取对应时间段的GDP数据gdpt表示宏观经济变化。为了增加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笔者将季度数据转换成月度数据。
(二)房产价格波动的模型分析笔者采用GARCH模型，对房产价格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1、ARCHLM检验首先笔者对房产价格波动的ARCH效应(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性)进行检验，再估计房产价格波动GARCH模型。设序列{lnfdct}为因变量，{lnfdct}的滞后两期序列作为自变量，设置拟合参数为最优质，则结果为:lnfdct=0．065+1．7886lnfdct－1－0．8025lnfdct－2+εt(6)代入数据可以得出，现期房产价格对后期房产价格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减小，且成正负交替性。对上式进行ARCHLM检验，发现{lnfdct}存在ARCH效应。
2、房产价格波动的GARCH模型在GRACH(1，1)模型中，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方程的最优拟合均值方程为:lnfdc=1．8055lnfdct－1－0．8054lnfdct－2+^εt(7)方差方程为:^σ2t=7．34×10－7+0．3863^ε2t－1+0．5588^σ2t－1(8)调整R2=0．9948，对数似然值为571．98，AIC=－8．86，SC=－8．747。由此可知，(8)式的似然值较(6)式有所增加，同时AIC与SC值均减小，说明该模型与房产价格的波动拟合较好。
(三)房产价格波动作用机制分析
1、ADF检验由以上理论分析可知，即宏观经济波动依赖于当期房产价格波动与滞后一期宏观经济波动和滞后两期房产价格波动。现将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一阶差分序列得{dlngdpt}，用来表示宏观经济波动。将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取对数得{lnfdct}，用来表示房产价格变化，建立数学模型。若数据平稳，则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处理，若数据非平稳，则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主要用来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建立的系统只包含两个时间序列，因此采用E－G两步法检验宏观经济波动与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关系即可。由最小二乘法对二者处理，得回归方程为:dlngdpt=－0．1709+0．0389×lnfdc+μt(9)对回归残差序列μt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序列{dlngdpt}和{lnfdct}的协整关系。
三、结束语
房地产价格上升在短期内确实对宏观经济起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长远来看，其模式不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经济多远化、可持续发展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在当前我国房地长经济持续升温的现状下，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措施，实现房地长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俊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作用机制探究［J］．经济研究，2012，S1:117－127．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4
【关键词】金融加速器 宏观经济波动 货币冲击
我国金融政策积极地保障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容忽视。通过本文的我国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实证研究，具体计算出各个金融变量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全面分析我国金融加速器的特征与规律。以上研究结果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准确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依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Bagehot（1873）提出了银行信贷量是引发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的金融因素。Aftelion（1913）第一次提出了像这样经济冲击能够被加速和放大的状况。Haberler（1937）在对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研究中，发现了金融市场中有可以放大冲击的效应存在。muelson（1939）提出了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观点，增加消费或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提升有推动作用。Christiano等人（2004）估计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的金融加速器效应。Jacobsen与Hammersland（2008）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检验。Nadeau和Wasmer（2011）验证了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Gatti和Gallegati（2012）建立了一个信贷网络，该网络包含了银行体系以及上、下游企业。
（二）国内研究现状
蒋冠（2004）在微观基础上，利用金融摩擦理论，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龚六堂和杜清源于震，刘森以及赵振全（2007）对我国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验证。袁申国（2010）研究分析了我国不同省市的房地产信贷市场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差异。崔光灿（2011）通过在BGG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研究了我国资产价格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汪川、周镇峰以及黎新（2012）在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分析了我国信贷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非参数模型
设Y为被解释变量，X=（X1，X2，…，Xd）为解释变量，给定样本检测值，假定（Yi，Xi）独立同分布，建立非参数回归模型：
Yi=m（Xi）+σ（Xi）εi，i=1，2，…，n （1）
其中m（·）是未知的函数，m（Xi）=E（Yi|Xi），εi是均值为零，方差为1，且与Xi独立的序列，随机误差项μi=σ（Xi）εi，其条件方差为σ2（Xi）=E（μ2i|Xi）。
窗宽hn>0，核权函数K■（u）=h■■（uh■■），核函数K（u）？叟0。回归函数核估计的渐近方差随着窗宽减少而增大，渐近偏随着窗宽减少而减少。所以，非参数估计就是在估计的偏和方差中寻求平衡，使得渐近均方误最小，渐近均方积分误差，AIMSE=？蘩AMSE（x）dx，最小化渐近均方积分误差，得到最优的全局窗宽为：
h■=■n■ （2）
其中，A=？蘩■dx，B=？蘩2D■■（x）D■（x）f（x）■+trH■（x）■dx。
使得AMSE（x）最小的核函数为使式R■（K）μ■■（K）达到最小的核函数。
三、实证分析
金融加速器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非线性的。这时基于线性设定的回归分析模型可能存在较大误差。本文建立非参数模型来考察金融加速器机制中各金融变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
（一）变量选取与处理
本文中所采用的变量有：产出、消费、投资、价格水平、M1、M2以及金融机构贷款额。
（二）实证结果
1.货币市场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产出（GDP）分别对M1、M2的线性以及非参数回归结果如以下四图所示：
图1产出对M1的线性回归 图2产出对M1的非参数回归
图3产出对M2的线性回归 图4产出对M2的非参数回归
图1、3为产出对M1、M2的简单线性回归，图2、4为非参数回归。可以看出，非参数回归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简单的线性回归，拟合值更接近于实际值，因此采用非参数回归方法能够得到更精确的回归结果。
非参数回归模型的斜率在不同的时点是变化的，因此以上非参数回归方程在每个时间节点都对应一个相应的斜率估计值。产出对各个金融变量的平均弹性系数的估计值。M1增长所导致的产出增加的弹性系数为0.4094，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M1增长一单位，能够导致产出增长0.4094个单位。而M2与金融机构贷款增长一单位，仅能分别带动产出增长0.0027和0.0050个单位。这说明在我国金融市场中，M1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着重考虑M1因素，以更好的传导货币政策，保证产出的平稳增长。
2.信贷市场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产出、消费、投资以及价格水平分别金融机构贷款额的线性以及非参数回归结果如以下图：
图5产出对贷款的线性回归 图6产出对贷款的非参数回归
图7消费对贷款的线性回归 图8消费对贷款的非参数回归
以上图分别为产出、消费、投资以及价格水平对金融机构贷款额的简单线性回归，同样的，非参数回归的拟合效果更优于线性回归，其拟合值更接近于实际值，非参数回归方法能够估计出更为精确的回归系数。
以上四个非参数回归方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对应着不同的回归系数，我国信贷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货币市场更低。信贷规模增加一亿，能够分别拉动产出、消费和投资增加0.0050、0.0021和0.1676个单位，而信贷规模增加一万亿，能够拉动价格水平增加0.0746个单位。因此，在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金融政策方面，应更多地考虑货币市场，特别是M1因素，而可以相对减少对信贷政策的依赖。
四、结论
第一，我国货币与信贷市场以及企业资产的变化能够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其中，企业资产的影响作用较货币和信贷市场更为明显。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中应更多地考虑企业因素。
第二，在我国的货币和信贷市场变量中，其中M1对产出、消费以及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金融机构贷款额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对M1的宏观调控应是我国货币政策中最先被考虑与重视的工具。
第三，我国货币、信贷市场以及企业因素对产出、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因此可主要通过对金融市场及企业资产的调控实现产出、消费以及投资的稳定增长，而不会使价格水平产生较大变化。
参考文献
[1]Bagehot Walter.Lombard Street：A Dese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J].London：Henry S King Co，1873.
[2]Wicksell Knut.Interest and Prices.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M].1898：11-44.
[3]赵振全，于震，刘森.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J].经济研究，2007，（6）：27-37.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5
[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机遇与挑战；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42.028
2015年9月份，国务院与工信部联合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要求在“十三五”规划中重点推动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这也为在大数据时代下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地开展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政策保障。
1 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1.1 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要想保证宏观经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就必须以大量的数据信息做样本，对数据样本进行客观、专业的处理和评估。传统的宏观经济数据获取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一方面是数据样本数量有限，难以反映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整体因素；另一方面是数据获取途径少，时效性低，往往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现状不相符合。而大数据技术借助于计算机、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数据，例如全国旅游消费总额、全国商品房年销售总量等。可以说，只要数据分析部门获取了相应的数据调查权限，就可以随时调用管辖范围内与宏^经济分析相关的数据内容，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宏观经济分析所需的样本容量和样本种类，确保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1.2 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更多的方法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手段，由于受技术条件和工作理念的影响，往往采用统计分析和随机抽样分析的方式，近似地反映或推断出宏观经济的分析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和我国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手段难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云时代的到来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更多种类、更加简便的分析方法。例如，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由于获取数据困难，因此采用“随机抽样反映整体”的分析方法，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必然会存在较大误差；而大数据的分析是以海量的数据样本为基础，并且样本种类丰富，基本上涵盖了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所有行业，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分析结论无限趋近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可靠性。
1.3 优化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单纯的计算机数据统计的不同之处在于：计算机数据统计只能进行初步的数据分类和整理，并以数字、图标等形式展示出来，虽然具有较强的直观性，但是不能深层次地反映宏观经济内容。而大数据分析融合了计算机、电子信息和数学建模等多个专业技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建立数学分析和统计模型，利用分析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处理和加工，并结合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提高了数据分析技术的专业化水平。
2 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机遇与挑战
2.1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分析具有的机遇
大数据技术融合了多种现代化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的精确分析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从当前的发展形式看，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主要机遇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大数据技术使“在短时间内获取海量数据”成为了可能，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无论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还是其他各类专业统计，数据获取都是最基础也最为关键的环节。数据样本的丰富度和样本容量，直接决定了后期分析结果能否反映实际情况，而数据样本越多，则最终分析结果越趋近于实际。除此之外，宏观经济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数据样本在“获取-分析-得出结论”这一过程中占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因此，数据分析师历来重视数据样本数量和样本获取速度，大数据技术兼具上述两种分析要素，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占据较大优势。其次，大数据扩充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空间广度，使数据价值得以体现。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获取基础的数据信息，不仅能够有效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在数据价值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并且利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和数学模型，拓展了数据所包含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为新时期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
2.2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首先，大数据所采集的数据量大，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标准，导致数据中夹杂着部分无用或不相干的信息。例如我们在采集“全国旅游消费总额”相关的数据时，可能会搜索到与旅游相关的“交通运输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会对宏观经济分析起到影响，反而增加了样本总容量。因此，如何加强信息甄别和筛选，是下一步大数据技术优化的重要内容；其次，数据的安全性仍然有待提高。由于前期采集数据量非常大，但是进行宏观分析是一些相对漫长的过程，这些数据在保存期间如何确保安全性，关系到后期宏观经济分析的最终结果。虽然部分数据库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防火墙和病毒查杀系统，但是也很难彻底根除非法访问的风险；最后，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大量专业化人才，但是从现阶段相关从业人员的整体情况看，大数据分析人才数量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要。
3 提升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分析作用的对策
3.1 构建良好的大数据获取环境
政府应当主导建立一个大数据的收集体系，在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领域制订大数据的收集计划，从而保证大数据的获取。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做好以下具体的工作：首先，政府部门要从思想认识上提高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对于大数据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价值予以认可。从而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形成稳定的资金投入并在政策法规上为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便利条件。其次，政府应当加大高校或者是相关研究机构在大数据应用上的研究投入力度，支持研究机构在大数据应用上的深度挖掘，从而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最后，政府应当支持企业采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从而为大数据的获取提供基础性的条件。利用企业的信息化系统可以快速地获取企业的相关发展数据信息，从而为宏观经济的大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材料。
3.2 提升大数据的采集与管理工作水平
制定规范化的大数据采集与管理体系，保障用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大数据均能够得到有效的采集，并且还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宏观经济的分析中大数据是基础的分析材料，所以有效地采集到大数据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规范大数据的采集工作流程，制定科学的大数据采集体系，从而促进大数据采集工作的有序开展。其次，对于在大数据采集过程中因小集体利益而不配合采集的个人或者是单位，应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威慑这些干扰大数据采集工作的不良情况。最后，要对大数据采集人员进行培养和提升，从而使其掌握较为熟练的大数据管理技能，为大数据的更好地应用提供条件。
3.3 培养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
在大数据的应用中人才是其中的关键性组成部分，高素质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能够为宏观经济的分析提供有力支撑。为此，就必须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上进行改进和提升。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内容：首先，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培养，出台各类支持性的培养政策。其次，高校应当根据现实的需求而开始相关的专业和课程，从而发挥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培养的基地作用，以便为社会输送大量的大数据专业应用人才。最后，企业也应当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企业内部的数据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提升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实际技能。
4 大数据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
大数据革命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加服务种类，并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政策指导。同时，在大数据分析的运用、提高效率与其他政策和技术协同以及为公共服务领域带来变革等方面，政府可以加大重视和投入力度，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大数据给政府的经济统计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面对大数据带来的技术变革，政府应该将其纳入政府统计之中。经济统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提供的技术和条件，促进政府统计工作的变革。例如“10亿价格项目”便是政府应对大数据变革的成功典范。其次，面对大数据带来的统计对象扩充，政府不但应当重视结构化数据，更应当重视挖掘非结构化数据，以期找寻出恰当的经济统计指标。大数据时代，非结构化数据包含更多信息，而且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数据挖掘，不仅可以得到数字资源，文本数据也可以通过挖掘获得。最后，面对大数据带来的统计资源的拓展，政府应该将其统计资源拓展到政府以外，重视拓宽其他数据资源。在过去，政府靠自己的力量收集数据，但在大数据时代，人人都是数据的制造者。例如，谷歌和百度等数据巨头拥有大量政府无法获取的数据资源。政府要想办法让数据巨头将数据放到统计中来，而不能仅靠自己调查统计。
5 结论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极大地拓宽了信息来源、提高了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同时，新信息的非结构化对宏观经济分析的技术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噪声的存在，宏观经济数据挖掘变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改进技术，加强对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挖掘。实时、快速、海量的数据为更加准确的宏观经济预测提供了可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也有待于进一步更新。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机器学习算法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改进宏观经济分析技术，解决“维数灾难”，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大数据时代也将促进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变革，提升政策的时效性，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1]文桂江，李昕.大数据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冲突与协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5）：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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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成峰，张连增.我国财产保险区域差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12（11）：142-153.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6
当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突破这个最大的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加速农村的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去广东一些偏远农村考察，发现农民的发展观念非常落后，一直处于经济滞后，生活贫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的困境。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成了制约农村发展的枷锁。按照“分类指导，重点突破”的原则，笔者深入调研，发现农村发展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只是缺乏科学技术的指导，于是提出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在正确引导和鼓励城市企业走入农村的同时，还大力加强提高农民自主创新的意识，这样一来，城市的企业，通过利用农村廉价的剩余劳动力，获取了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农村不仅解决了劳动力转移不出去的问题，还开拓了农民的视野，更新了他们经营发展的观念和思维，实践证明，这样的经营模式，既降低了成本，也提高了产品质量，同样也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要促进农村的和谐发展需要切实做到统筹兼顾。为此，我们不仅要从宏观上着眼，还要从微观上入手，不仅要从横向上布局，还要从纵向上破阵，不仅要全面统筹好，还要重点兼顾到。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调控首先和主要是总量调控，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与稳定，也就是说宏观是研究大范围的，如国家、社会问题。微观是研究小范围的基层问题。实践证明，宏观调控总是要通过一个个微观调整，才能得以实现，而微观调控也离不开宏观调控的指导，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切不可分裂或对立。
我国农村面广人口多，相对于中央和省市来说是微观，而相对于乡、镇、村，社区以及个人来说是宏观，因此农村也就成为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交汇处，在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问题上，不能只强调宏观而忽视微观，也不能只强调微观就忽视宏观，只有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协调，综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重点兼顾，切实解决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矛盾，充分调动农民谋求科学发展的积极性，获取更多的综合经济效益才能全力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