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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1
（20__年9月）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下午好！
在这金风送爽，桂子飘香的日子里，开发区中学又迎来了一个收获的时刻，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党总支、校长室，代表开发区中学20__多名师生员工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感谢你们的莅临和指导！
盐城经济开发区中学是一所年轻而又充满生机的学校，她始创于1993年，20__年迁至现址。新校园建设工程总投资1.1亿元，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68000平方米，绿化面积64000平方米，绿化总投资450多万元，校园绿化覆盖率达48.5％，人均绿化面积30.48平方米，生均绿化面积33.33平方米。20__年我校被确定为“市级绿色学校”以后，我们就迅速启动了省级绿色学校的创建工作。
三年来，随着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校园基础设施和功能建设不断完善，绿化、美化、文化工程的逐步推进，学校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教育环境和办学品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在省级绿色学校的创建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组织领导
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和学校领导班子重视绿色学校的创建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精神，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省级绿色学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予以保证。
2、建设一流校园环境
20__年以来，我们抓住三校合并的有利时机，以创建市级绿色学校为契机，整体规划，以净化、美化、绿化、文化为原则，使校园基本建设与绿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学校财力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仅07年一年我们用于绿化的总投资就达40多万元。我们在校园内添置了分类回收垃圾箱，设置了节约粮食、节约水电、不攀折花木、不践踏草坪等宣传标志。漫步校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空气清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3、注重学科教育渗透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在各学科教学中，我们要求老师们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融入绿色教育理念，使绿色教育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对环境科学的原理和意义也有了认识和了解，形成人人参与绿色学校创建的良好局面。
4、丰富绿色教育形式
自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在广大学生中开展了国旗下的讲话、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文学社、主题班会、主题板报、社会调查、劳动实践、征集环保宣传用语等活动，让绿色意识在每个人心中扎根，增强学生关注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和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提高了学生自主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受到了良好的效果。
授牌仪式，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未来工作的一种鞭策和强劲的动力,我们在深感荣幸的同时,更感到绿色教育工作意义的深远,责任的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厚望，继续推进绿色学校建设，让绿色从有形的生态走进无形的心灵，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对绿色教育的兴趣和崇高的责任感，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和基地作用。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2
关键词：云南；城市化；人均GDP；回归分析
作者简介：许宏，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1-0013-03
一、 引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资源要素配置的差异、工业化进程与结构转变的差异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等等。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促共进的规律，早已被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所证实。事实上，城市是工业化的空间存在形式和有力支撑，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牵引力量。没有城市化的相应发展，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制约。 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生活富裕程度等密切相关。城市化滞后是制约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加速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的拉动、载体及支撑作用是中国城市与区域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云南省已将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战略之一。昆明新区建设已经开始，同时正酝酿滇南个旧、开远、蒙自（个开蒙）的城市合并建设方案，并计划将其建设成为云南省第二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提高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成为云南省决策部门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选择。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云南省提出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35％以上，到2020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目前，云南城市化率也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云南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对于像云南省这样的经济后进省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鉴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二、云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般来说, 在工业化时期, 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是一致的,因而可以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同时, 不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 一般都要与人均GDP的上升相一致。[1] 因此，本研究中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状况。城市化水平测定的方法通常有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2] 单一指标法中城市人口比重指标是世界公认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并为各学科普遍接受。城市人口比重是指某一地区内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反映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这一指标法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它简单明了，反映了城市化的突出特征，且便于计算和理解，具有很高的实用性。考虑到人口城市化率指标较易获得，本研究采用这一最具本质意义的、且便于统计分析的指标来描述和衡量城市化水平。在本文中使用的城市人口比重数据和人均GDP数据均来自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二）经济增长对云南城市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国内和国际城市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水平，但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反作用。周一星教授曾对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两者呈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相关系数为0.96 ，即城市化水平随人均GDP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人均GDP的增加而趋缓。[3]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发展都呈现了新的景象，为了探讨云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笔者采用1978~2004年云南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受资料限制、统计内涵的调整和数据的波动性（其中城镇人口从2000年起用新的城乡划分标准统计，因此云南省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水平数据较之2000年以前的数据缺乏可比性和较大的波动），为了便于考察变动的连续性和趋势预测，本文以城市化率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因变量，分别对云南省1978~1999年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再对2000~2004年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
1978～1999年这一时间段的云南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Y和X不宜采用线性模型来描述，此时应选择非线性模型来描述它们的关系。
根据散点图1，Y随着X的增加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结合经济学中的相关知识，选择指数函数作为模型。通过变换函数的方法将指数函数模型线性化，作为线性模型处理，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3.1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残差序列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D.W检验，判定系数R2值为0.887881，回归分析结果中的各个统计量表明，模型拟合得较好。
对用新的城乡划分标准统计的云南省2000~2004年城市化率和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相关系数是0.941226，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以城市化率为横轴，人均GDP为纵轴，作一散点图，此散点图与图1类似，Y也是随着X的增加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所以选择指数函数作为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中的各个统计量表明，指数函数模型较好的拟合了2000~2004年云南省城市化率和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其中判定系数R2值为0.913427，表明城市化率的上升解释了大约91.3%的(对数)人均GDP上升。
通过对1978~1999年以及2000~2004年云南省城市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个时段的云南省城市化率和经济发展均呈现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用指数函数模型均能很好地拟合两个时段的数据，两者呈一种十分明显的指数曲线关系，人均GDP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反作用的角度上讲，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受到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三）对回归结果的经济学解释
根据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进程的显著推动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第一，城市化的聚积效应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集聚，主要表现为：一是要素的集聚，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会不断地集聚于城市；二是生产的集聚，生产的集聚首先表现为第二产业的集聚，随后表现为第三产业的集聚；三是交换的集聚，这是因为城市不仅能为人们的交换提供功能完备的市场体系和交换所需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而且还能提供交换所需的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灵通的信息条件；四是消费的集聚，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交换集聚，必然使消费活动集聚。集中消费与分散消费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集中消费不仅能促成消费潮流的产生，从而形成消费方式社会化的效应，而且具有降低消费成本的功效；此外，集中消费还能创造出分散消费所不能创造的新产业。第二，城市化有利于聚集经济的规模报酬的效益和专业化经济的效益。前者是由交易成本、知识的正外部性等因素促成，后者则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使得生产迂回度提高而出现的效益等因素促成。从而使城市的优势可以不断积累，形成缪尔达尔称之为的“循环积累因果”效应。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论述了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4]，诺瑟姆根据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于1975年提出了城市化发展过程是S型曲线，城市发展呈阶段性：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低，发展缓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农业劳动力占比也较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10%，城市化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进入中期阶段，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进入高速成长期；城市化水平超过70%时，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工业已由劳动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此时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缓慢发展和注重提高城市质量的时期。这说明了城市的发展和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是一个由缓慢到快速再到缓慢发展的过程。这是普遍规律，不是个别现象。国内学者认为，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对数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说明了城市化发展过程的S型曲线规律。[5]
从本研究的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云南省1978~1999年时段和2000~2004年时段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之间呈现明显的指数函数关系，相关系数都很高，说明云南省经济发展驱动因素中城市化是一个有力的牵引力量。这是因为，从1978~2004年间，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后段向中期发展的阶段，根据诺瑟姆的S型曲线理论，这一时期正好处于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进入高速成长的时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强。尤其从云南省的实证来看，经济计量模型给以了清晰的解释和有力的支持。
三、政策建议
通过云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云南省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推进云南城市化应着重考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在云南省域城市总体规划下，搞好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云南城市化进程快速有序发展、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内在动力。
二是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纽带，实现城市化重点突破和逐步推移。选择符合地方实际的城市化道路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纯理论的角度，或基于模型化的最优城市规模主张进一步扩张大中城市，或出于对大城市病的防备而主张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实际上，究竟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律，应根据区域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城市化道路，才能有所重点突破。考虑到云南省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结构及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显著等特征，宜考虑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重点，强化对各地级行政区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和结构调整力度，使其逐渐向大、中城市过渡，提高其对周边腹地的辐射带动功能。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完善省域中心城市昆明的综合功能，同时有重点地选择部分小城镇加强投入，提高其产业支撑和人口聚集能力，逐步实现乡村城镇化和城市化共同提高。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避免省内多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情况，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形成各地区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使经济增长多点发展。产业结构的有序性演进不仅促进城市发展能力的增强，而且是现代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城市化模式、城市地域空间形态的有序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城市空间扩展、城市职能体系等城市化诸多方面的空间支撑。要努力营造云南城市特色，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特色产业，使地方经济、资源结构和各种要素的综合以及历史和地域的差异能集中体现在地域空间的载体城市上。
四是加快城乡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快城市化进程，就需要彻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限制城市化发展的方针、政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注释：
［1］ 郭克莎等.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2）.
［2］ 柯惠新. 市场调查与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3］ 许学强、周一星等. 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98~101.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3
关键词：城市化；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
一、引言
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它一方面意味着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传统的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以及人的观念和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改变，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发展过程。城市化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而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是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10年的主要任务之一。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97年的31.91%提高到2008年的45.68%，目前拥有6亿多城镇人口，但城市化率仍然落后工业化水平10.8%，所以认真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将有助于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
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因素有许多，总体而言，可以归为制度与环境因素和经济结构发展因素两大类：
第一，制度与环境因素，制度因素对城市化没有直接促进作用，但不合理制度的存在对城市化进程有较大的阻碍作用，而且出台新的政策会在短期内使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产生波动。环境因素与城市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环境是以人为中心的所有一切客观事物的总和，它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城市的发展就是充分利用城市的环境条件，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以获取最大效益的过程。城市化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城市的高工资以及比农村优越的医疗、教育条件以及便利的交通、舒适的生活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因此这些是推动城市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二，经济结构发展因素，城市化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直接相关，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城市文明形成了城市人口聚集的强大吸引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人口的增加，这就必然要求农村人口更多地转移至城市，所以农业的发展即农业现代化产生的农业人口剩余，成为了城市化的外部推动力；工农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由此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城市发展的综合动力。这些经济结构因素直接促进城市化水平长期、稳定的发展，代表工业发展水平的可以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来表示，比重越大，说明其发展水平越高；第三产业的发展状态可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两指标来表示；农业发展水平即农业现代化程度的可用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农业机械化程度（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两指标来表示。由于制度和环境因素难以测度，无法通过数据实证分析来体现它们对城市化所起的作用，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产业结构即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
二、模型及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取对城市化水平发展有直接影响的产业结构因素中的六个指标，即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第二产业贡献率表示）（X1）、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以第三产业贡献率表示）（X2）、第二产业就业比重（X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X4）、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X5）、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以农用机械总动力表示）（X6）为自变量，城市化率为因变量，建立城市化率和经济影响因素六个指标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t=β0+β1X1t+β2X2t+β3X3t+β4X4t+β5X5t+β6X6t+μt
其中Y表示城市化率，β0为常数，βi（i=1，2，3，4，5，6）表示相关性系数，μt是随机误差项。本文选取1997-2008年的有关数据，利用统计软件Eviews6.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6.0软件，输入Y、X1、X2、X3、X4、X5、X6等数据，采用这些数据对模型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该模型R2＝0.9819，R2=0.9602，可决系数很高，F=45.24>F0.05（6，5）=4.95，明显显著。但是当α=0.05时，tα/2=(n-k)=t0.025(12-7)=2.571，x1、x2、x3、x4、x5、x6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这表明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得相关系数表。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表，如表2所示。
由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有的相关系数较高，最高达0.984582，证实存在多重共线性。宜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检验和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作Y对X1、X2、X3、X4、X5、X6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按R2的大小排序为：X6、X4、X5、X2、X1、X3。
以X6为基础，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回归，得到消除多重共线性的结果为：
Y＾t=4.828023+0.007107X2+0.423324X4-
t=（2.3759） （3.1756）
8.788072X5+0.000355X6
（-2.9805）（9.3611）
R2=0.9721；F=60.9585；DW=2.04004
当取α=0.05时，tα/2(n-k)=t0.0225(12-5)=2.3646，X2、X4、X5、X6参数的t检验显著。
四、结论与对策
以上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中国，在1997至2008年期间，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及工业就业比重对城市化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这是因为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出现机器排挤劳动力的现象，从而使得第二产业即工业降低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而此时第三产业则对城市化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化率越高，即城市化速度越快；农业劳动力的产出水平与城市化则呈现反向关系，表明农民人均产出水平越高，农民越不愿意进城；而农村机械化程度越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越多，向城市输送的劳动力越多，则会推进城市化。由此，本文建议制定相关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如服务业的发展，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城市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M].夏门大学出版社,2002.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4
推荐指数：
作者：陈功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功：
安邦咨询（ANBOUND）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智库学者。
本书作者为信息分析专家，书中通过长周期视角的追踪，观察上千年以来世界城市化浪潮与资本过剩、金融危机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危机三角”模型。书中对当前全球陷入的资本过剩危机从战略而非战术层面做出了严肃预警，对各国政府竞相推动城市化的做法乃至发展经济学的目标提出了质疑。
如果穿越到奥古斯都的古罗马时期回望今天，你一定会吃惊的，因为世界的轮回是如此相像，人类对于“造城”的热情，始终不渝。
20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政府为了使本国经济迅速地向欧洲平均水平靠拢，制定了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然而，政府并没有将发展高科技和制造业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把房地产业视作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政府认为房地产业“赚钱”效应大，财富来得快，能够尽快地把西班牙经济带上去。为此，政府于1998年通过了国家土地法律，让全国几乎所有土地都可用于开发，于是房地产开发的“热潮”蓬勃兴起，大量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也靠卖地生财。建筑工地在全国随处可见。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声轰鸣；各地的售楼广告让人目不暇接。房地产业从此成为西班牙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据统计，在1999―2008年期间，欧洲新屋建设的三分之二都发生在这个国家。
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西班牙房地产业的繁荣，高度依赖于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房地产商搞开发的钱都是银行贷款，这些贷款现在则大都成了不良债务。1999年西班牙加入欧元区后，贷款利率曾经明显下降，银行竞相提供贷款和按揭产品，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开发商和居民能够得到贷款，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给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埋下了隐患。有关的新闻报道称，西班牙央行承认，目前国内银行投入房地产的5800亿美元资金中，有2400亿美元存在问题，约占41%。西班牙最大的银行之一Ibercaja的贷款中，有53%是房屋抵押贷款；另一家大银行，马德里Bankinter SA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比例为46%。而目前有超过13%的西班牙房产价值已经缩水，并且价格将会继续下跌，预计未来几年会有超过25%的房产总价值跌至贷款总额以下。这样一来，出现后来的结果就不令人奇怪了。西班牙银行坏账比例升至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不良贷款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增长。
人类在消费主义本能的支持下，对壮美城市的追求从未改变过，没有钱的时候会这样追求；有钱的时候，这种追求就会变得更为狂热与失控。1999年后的世界，伴随着欧元的诞生，投资人口的自由流动，欧洲资本从原本集聚的盎格鲁―撒克逊高地向相对廉价的拉丁低地和边缘的高纬度地区倾泻，从而推动欧洲经历了一波欧洲现代史上的再城市化狂潮，掀起了一场资本狂欢。这一轮资本狂潮的基本特征都是，低利率、量化宽松、房价高企，城市化兴风作浪。
即便经过了数年消化，到了2013年，房地产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依然令人瞠目结舌，西班牙的房地产供应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套。如果对这些西班牙的数据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正常年份的西班牙房地产市场：西班牙总共约有4800万人口，通常每年平均消化的住房只有20万套。这也就是说，西班牙的银行家和开发商合作，为西班牙和来到西班牙的欧洲投资者，准备了10倍于正常需求的房子。
长期以来，人们试图用资本泡沫理论来解释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现象，来解释资本的过剩。至于泡沫产生的原因，则被忽略、淡忘和一笔带过。如果认真查找和追究资本泡沫的根源，你会发现，通常的解释无非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与预期相关联的过度投机行为、幼稚投机者的交易行为、规范失灵、诈骗行为和道德风险等导致了泡沫现象的出现。这种猜测式的假设，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经典的经济学假设而存在，人们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发现了资本泡沫的可怕影响和冲击，但却没有进一步深究资本泡沫产生的根源和机理。
实际上，泡沫是一种中间现象，这是资本过剩必然会产生的一种中间现象。根源在于城市化推动了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了大量的资本活动，这些资本活动在某一市场集中爆发，就产生了泡沫现象。而资本过剩也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城市化是真正的发动机，资本是城市化这部发动机的剂。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以谋求发展为借口，对城市化的刻意青睐和拼命追求，才导致了可怕的资本过剩。所以，城市化是根源，资本过剩是结果。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5
1、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2、城镇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3、城市化进程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比重彼此消长，不断变化；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成正比；城市化水平高，不仅是建立在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也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来源：文章屋网 ）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6
【关键词】 工资理论； 存量―流量模型； 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1-0020-04
一、引言
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以及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工资的接受者，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被决定。其中，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受劳动力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影响而独立决定，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是外生的，给定需求与工资水平，供给被内生决定、受需求的调节，认为在均衡之外不存在多余供给，劳动供求不能调节工资，工资调节着供给以迎合劳动的需求，即长期市场必然完全出清，市场零失业。而马克思从生产领域出发解释工资的独立决定，认为工资由生产过程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与供求无关，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但认为劳动力供给并不受需求的调节，是自发独立决定的，所以当劳动力供过于求时，多余的劳动力被解释为相对过剩人口，由此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市场非出清的原因。但是，马克思没有给出劳动力供给独立决定的原因，而且将失业引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机制，显然理论与现实存在矛盾。
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劳动力的供给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是内生的，假定劳动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独立供给，工资水平由最后一单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形成于劳动力市场内。之后，刘易斯用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完善克拉克无法解释当边际生产力递减至零甚至负数时工资不为零的特殊性。马歇尔提出均衡理论，认为劳动力供求决定均衡工资水平，工资于市场内生，反过来工资水平的不断变化也可以促使劳动力供求均衡。所以从长期看，得出劳动力市场可以完全出清的结论。
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对新古典经济的均衡理论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劳动力市场实际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其出清工资水平，且具有向下的粘性，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失去了对工资的调节功能；二是无论市场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长期内都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人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现实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供求决定机制提出了质疑。
对此，凯恩斯在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同时，对新古典经济模型中隐含假设价格可以随供求变化而作出迅速反应，即价格具有浮动性提出了否定，引出工资粘性理论解释了现实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出清水平的缘由。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因劳动力存量市场工会力量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工资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粘性，导致流量市场上劳动力的需求量下降，而在此背景下，流量市场劳动力的意愿供给原则上只增不减，这些供给能否实现就业取决于厂商对劳动的意愿需求。显然，当前者大于后者形成失业就是非自愿性失业，对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实情的非自愿失业现象作出了一种理论解析。
然而，凯恩斯学派一方面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指出工资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流量市场用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均衡模型分析问题，造成了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
二、文献综述
依据新古典学派原理解释，只要劳动力市场完善、健全，市场一定可以形成使得劳动供求均衡的出清工资水平。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没有形成出清工资水平，是因为市场化不健全。庇古给出现实市场出现失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当前的工资水平，其被称之为自愿失业，而因摩擦性因素出现的则称之为摩擦性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典经济学理论，既强调了理论的实用性，也对现实情况做了新的解释。新古典学家认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看劳恿κ谐×闶б档墓鄣悖即在完全市场化前提下，市场能够形成出清工资水平使得市场供求均衡。但是认为工资是内生的，将失业的缘由归结于现实劳动力市场化不健全，造成了摩擦性失业，且是自愿的、短期的。显然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新古典理论与实际的矛盾。
确实，运用庇古市场化不健全观点可以解释部分现实现象。比如说，市场化学说对建成健全的工资决定机制影响深刻。刘俊和徐志强[1]指出要想实现这一机制就要使工资体系和结构随市场化进程相同步，只有使得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水平提高，才能建成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且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以及失业率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城市化方面，张松林[2]指出在完全城市化进程中，市场化完善程度对劳动收入的占比负效应越来越弱，应以市场化来推进城市化，以加快城市发展建设。在收入分配方面，田卫民[3]、陈享光和李克歌[4]指出，正是因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不健全，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有了较大的分化。柴国俊[5]、贺光烨和吴晓刚[6]认为需要加大市场竞争才能改善性别歧视，因为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完善，收入差距因性别差异而不断扩大。
综上，说明从市场化不健全角度出发，确实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了生活中的一些不规则常态。但仍旧无法解释无论经济实况如何都存在的大量失业，还是非自愿的，长期的。事实证明，即使在西方市场化水平已然很高的国家依然是失业与高工资水平并存的状态，说明它们的市场还是非出清，所以现实与理论之间矛盾依旧突出。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市场出清问题作了探究，点明了市场非出清的根源是名义工资粘性的存在，并提出了粘性工资理论，认为工资的决定与劳动力的供求无关。认为是市场内部失灵、有障碍，然而却用工会力量、信息不及时等一系列市场外部原因来解释为何供求机制对工资失去调节功能。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价格形成是由要素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构成均衡水平，即在厂商的生产函数里，要素供给与需求是自变量，价格是因变量。而在凯恩斯经济学生产函数中，不仅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相互独立，工资也与供求独立，供给、需求和工资三者两两独立，所以就出现市场非出清的一个常态，否定了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换句话说，凯恩斯也认为工资不是由供求机制所决定。
运用凯恩斯模型确实可以解析庇古非市场化论不能解释的部分。例如，王艺明和蔡昌达[7]、杨慎可[8]利用凯恩斯模型分布证明了因成本渠道的存在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和政府财政乘数效应，使得不同类型的政策所起作用差别较大。张四灿和张云[9]在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框架下，解释了中国经济波动出现的平稳化趋势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的不断变化有关。在就业与失业方面，王君斌和王文甫[10]、郭春良和吕心阳[11]在动态凯恩斯主要视角下得出就业波动与非技术冲击相关性不大，应留意市场非完全竞争因素。同样视角下陈利锋[12]发现“失业回滞”问题在中国的存在，解释了我国失业表现出较强持续性的原因，指出失业的持续性及失业超调的幅度会因不同冲击、不同劳动偏好等系数的不同而不同。
显然，凯恩斯模型对市场出清假说作出了重要补充，对于解析现实高工资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有着重要贡献，但是模型自身并没有解析彻底而且只能解释周期性的非自愿失业常态。之所以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信息不能反映到劳动力供求关系上从而调节工资、工资也不能反过来调节供求关系，是因为工资本身就不在供求框架中形成。显然凯恩斯理论存在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并理解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机制。
三、经验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经验分析
研究发现，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都是在总量模型内分析价格（工资）与市场出清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可以将前人就此发展脉络概括为表1。
新古典模型隐含了一个对价格的假设，即价格（工资）可以随着供求的变动作出快速的反应，所以得出无论是一般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总是可以长期出清且价格保持均衡的结论。然而，凯恩斯学派对工资具有浮动性或伸缩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经济中，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工资是刚性、粘性的。依据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将总量区分为流通量和非流通量，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总量区分为流量与存量。基于存量―流量模型，凯恩斯在谈论工资与市场出清时定义的工资内生其实与古典经济学派、马克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外生或内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内生于劳动力存量市场，后者是内生或外生于劳动力流量市场。
经验事实证明，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已就业人士，一般情况下，所关注的是工资水平，而流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求职者，所关注的却是能否成功就业。所以，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形成与流量市场上的就业因素无关，只与存量市场上的非就业因素有关，也就与供求机制无关。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因劳动力具有一般产品所不具有的激励特殊性，厂商会因为想要得到高效率产能而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防止后者偷懒而只能获取低效率的产能。然而，劳动者若工作努力，会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所以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努力工作程度取决于厂商所愿给予的激励，即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变动由激励机制所决定。
（二）模型构建
本文在徐泓等所用的ROSS激励机制模型的基A上进行修正，构建存量市场员工工资水平与厂商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模型修正的研究思路为：（1）给出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模型；（2）在前文基础上，指出模型缺陷；（3）在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修正模型。
1.ROSS激励机制模型。激励机制采用线性法则，表示为w0=b+p×y，w0代表员工获得的实际工资，b代表员工的基本工资，p代表员工参与厂商利润的分成比例，y表示厂商利润，即b×y等于员工的绩效工资。
2.模型缺陷。基于w0=b+p×y，模型把员工实际工资表示为是厂商利润一元函数关系，随y的变动而变动。如果厂商的经营长期内亏损，即y长期为负并且数额足够大，员工就面临着要补给厂商一笔钱的可能性，从风险与利益的正相关关系角度来看，员工不仅不存在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意愿。此外，在最低工资标准（w*）的规定下，w0应不低于w*。
基于上述分析，修正的激励机制模型应为：w0=max[w*，b+p×y]。如此修正，使得员工获取的报酬与为厂商赚取的利润水平相协调，使得厂商的激励机制在风险和收益中运作，决定出存量市场劳动者工资水平。
基于现有理论分析，在一段时期内，基本工资报酬水平很难变动，假定保持不变，而绩效工资报酬水平主要与劳动者的才能t、市场环境ε及努力工作程度e有关。t主要与其自身的学历、工龄、性别等因素有关，ε亦非劳动者或厂商所能控制，故假定t、ε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而由于劳动力的激励特殊性，员工越努力工作，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越大，越可能付出更大程度的努力，两者具有双向传导作用。劳动者选择的e由厂商选择提供的激励程度所决定。即p=p（e），且？坠p/？坠e>0，？坠2p/？坠2e>0，意味着e越大，员工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比例p就越高。但是，员工努力工作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即c=c（e），且？坠c/？坠e>0，？坠2c/？坠2e>0，c（0）=0，即在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为零。
基于劳动力不同于一般产品所独有的激励特性，如果厂商在一开始就答应提供激励给员工将很大程度上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得e增大，主要体现在员工的心理满足感这一非物质激励层面上，用U1=U1[p（e）]代表员工因努力工作而被厂商给予的名誉、地位等一系列非物质激励所得到的效用，用U3=U3[c（e）]代表员工因机会成本损失所减少的效用。
无论是员工是否能得到厂商的或口头激励或合同激励，为了不被解雇，员工都在保证一定的工作效率并基于公司前辈们得到过激励的经验上，期望得到一定的激励，虽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用m（y）=p×y=p×y（e）表示员工可以得到激励的确定性物质激励等值。正如上文所述，在存量市场上的员工不再关心就业问题，所以有没有得到厂商的激励对员工来说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效用问题，假设没有得到激励，员工得到的物质报酬水平为w，其效用为U2（w），这样得到激励的员工获物质报酬水平为w+m（y），效用变为U2[w+m（y）]，所以员工从厂商提供的激励中得到的物质激励效用为U2[w+m（y）]-U2（w）。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梳理经济学有关工资理论的发展渊源，发现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由来已久，虽然各有精彩但也都有不足，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贡献基础上展开研究，针对凯恩斯理论理论与范式之间的矛盾问题，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存量―流量模型，得出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是在存量市场由激励机制所决定的结论。
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区分了总量模型与存量―流量模型，科学地解释了凯恩斯理论所遗留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之间的冲突。（2）基于存量―流量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决定与供求机制无关，而是由劳动力所特有的激励机制所决定。（3）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劳动力工资研究体系。目前，绝大多数就劳动力工资的研究还是局限于供求关系框架内，而且为简化研究模型，往往并没有区分存量与流量，而是在实际基础上放大了流量的范畴，使得研究结果有所偏差。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1）从员工行为选择角度来看，在保证不被厂商解雇的前提下，劳动力存量市场上的在职员工应选择努力工作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水平，换取更高的生活水准。基于委托―理论，一味偷懒的后果就是前提被打破，被厂商所解雇。（2）从厂商利润最大化角度来说：厂商想要确保利润最大化，应加大对员工的激励程度，实现双赢局面。作为委托人，在监督成本很高且不太可能妥善处理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如一定的股权激励计划让员工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创造价值以期获取相应的利益，也符合厂商的利益。（3）从政府促进充分就业角度来看，结合上文所述，政府应简政放权，尽快实现劳动市场更加科学的市场化，以市场化推进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帮助其形成一种健康的就职从业理念，尽快尽好地让劳动者过上更好的生活；出台一系列企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治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人性化。
与绝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的研究也受限于样本数据，并且为研究简便，做了很多理想性的假设，可能遗漏其他影响因素会造成研究结果与实际有一些偏差。另外，本研究未考虑劳动力市场上的人为操作因素，毕竟无论是厂商还是劳动者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要素，不同的济环境下的不同厂商与不同劳动者，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都可能存在差异，有待后续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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