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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范文1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理论基础 现实基础
一、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比较
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经济政策主要从需求端入手，依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即通过国民收入均衡公式Y=C+I+G+NX，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使经济中的C、I、G和NX的需求增加来实现。
而供给经济学遵循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Y=F（A，K，L），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依靠A、K、L，不过在长期中增加K与L并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因为K会达到稳态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也是不变的。所以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在于A（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旨在提高生产力，也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产出水平。
二、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看供给侧管理的发展
（一）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
20世纪是“宏观经济学”不平凡的100年，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及政策的演变过程，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之争为主线，大体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之前，主要强调供给决定需求、政府不应干预，这时是供给管理。
（2）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政府干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这是需求管理。尽管在短期它可以解决一定的经济衰退问题，但长期看会产生滞胀的后果。由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除了对需求端分析外，还必须对供给端进行分析。这就是供给需求综合管理。
（3）70-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大部分时间能够调节好经济，然而供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供给也会提高。这就是供给管理。
（4）80年代到20世纪结束，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两大学派之间，以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的地位来体现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
（二）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三大转换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倾向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换，这就是：从供给管理倾向需求管理的转换；从需求管理再向供给管理的转换；从供给管理向供给需求综合管理转换。任何单独看重短期发展的需求管理而不注重长期发展的供给管理都是有失偏颇的，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因时度势的方法。
三、供给侧改革的中国选择
（一）出口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出口额从12451.8亿元增加到了143883.8亿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20.36%，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06年的35.65%，在2006-2014年之间出口占比下降，2014年的出口占比为22.63%。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我国出口占比减少了，出口再想大幅度增加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图一）
（二）消费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消费总额从23613.8亿元增加到了271896.1亿元，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38.63%，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14年的42.76%，在2001-2007年之间消费占比下降，从2001年的39.05%到2007年下降到的最低点，其消费占比为34.91%，但随后占比又上升。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对消费的刺激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等原因，我国消费水平大幅上升，但同时这也就说明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小了很多。（图二）
（三）供需不匹配
我国既出现了“产能过剩”又出现了“供给跟不上需求”，这说明我国经济存在着“供需不匹配”，需要供给改革。这里的供给跟不上需求与产能过剩并不冲突，因为是针对不同的产业而言，比如在钢铁业和水泥等行业上的大量投资，但消费又是既定的，这就造成其产量过剩；在高科技产业上投资不足，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国外商品，这些产品在外形上和质量上都存在优胜于我国产品的地方，导致其供给跟不上需求。
四、结论
当出现产能过剩时，需求侧管理的刺激社会需求与供给侧管理的“过剩”本身就是不合理应该调整的观点是有区别的，那现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管理制度呢？我们发现，因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核心区别在于市场是否出清，当短期经济并未达到市场出清状态时，采取需求侧管理；当长期经济达到市场均衡时，采取供给侧管理。当“三驾马车”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的时候，就需要供给的作用。当然，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发现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政府管理经济更好的方法，具体时间段的管理应该以侧重点不同而加以区分。
参考文献：
[1]曹国亮.供给侧管理在中国的推出及国际经验[J].品牌营销，2015.
[2]贾康.中国经济需要新供给的“破”与“立”[J].中国发展观察，2015.
[3]王志伟.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4]黄志贤.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趋势[J].厦门大学学报，2000.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范文2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刘越.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兼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3):19-25.
[2]乔洪武,郭亮,叶雨晴.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9-84.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范文3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史中伦理思想的梳理，总结其演进变化的过程，从而加深对整个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理解，并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一些建议。
一、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伦主经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伦理居于主导，经济受制于伦理。在古代社会，经济学、伦理学都包含在哲学之中，没有得到独立化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的思考主要都散见于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坚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却都有着相同的观点：
第一，财富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不等同于幸福，同时德行高于财富。色诺芬的财富观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商品有两种用途，既可以用，又可以交换。在对财富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强调人的德行以及灵魂的追求在人生幸福中的地位，认为“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为更可珍贵”。
第二，关注公平和平等。教会代表人物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他认为服务于公平利益的交换必须公共地进行。他肯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却贬低为谋利的经商活动。在具体的经济交往中，亚里士多德主张遵循“平等”原则，对于那些“没有名分从某些人手里获得钱财”，却“取得过多”的高利贷者，应受到鄙视。
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联姻”是不公平的，因为作为其中一方的经济学并不具备独立性。我们可以简单把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理解为财富在此历史时期没有独立地位，哲学家和神学家仅仅把财富看成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补充，把人生的目的设定于对灵魂的拯救。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主伦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居于主导，伦理为经济服务。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自由主义、最小程度政府干预等等思想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经济学的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核心是“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无形之手”的基础——利己心。斯密根据自利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前提，推论出互利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最基本法则。从市场角度来看，首肯利己心等于尊重人权，等于保护个人发挥自身才能的权利；从人性角度来看，利己心为个人充分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道德和伦理的指引下利己同时利他。第二，“无形之手”的表现——提倡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无形之手会在法律的基础上解决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决定问题，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实现“自然秩序”，无须政府干预。第三，“无形之手”的影响——公平分配和效率。斯密关心经济效率提高对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方面的结果，将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结果视为公平的重要内涵。正是无形之手促进了每个经济人对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动力，进而提高了市场的效率，提高了对于公平的关注。
斯密的思想包含了对经济行为的描述，也包括了对经济活动的规范研究。一方面，他试图摆脱伦理的干扰，为经济学谋得合法的科学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以通过纯粹的经济要素来分析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伦理学家的斯密不可能摆脱经济学和道德伦理的联系，他更多地将伦理因素引入到对经济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不是重点对市场中的道德因素作出论述。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伦分离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与伦理相分离，道德因素最终被排除到经济学分析之外。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三个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严格划分、价值中立。这些假设充分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经伦分离”的特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以这一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最大化行为之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如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解释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主张经济学是独立的科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因此，经济学只须研究和解决“什么是”、“是怎样”之类的问题，不用分析解决“应该怎样”之类的带有伦理色彩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下的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伦理道德“划清界限”，对于纯经济化因素（例如财富、收入和效用）的关注，使得经济学留给自由、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少。象征着衡量经济效率准则的帕累托原则更是忽视了分配和平等问题。正是因为有如此多问题的存在，才为经济学内涵的丰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
四、现代经济：经伦复归
这一阶段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逐渐出现了复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产生不仅有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内部因素的发展推动，也有政治哲学领域出现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奇克的权利论的外部压力。两者都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有过的对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广泛的兴趣。
面对主流经济学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伦理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山于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任为主线，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阿马蒂亚·森则“冒着风险触动主流经济学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中立’原则，推动现代经济学回归到奠定经济学学科基础的传统动因上，进而重建了经济学之中的伦理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森着重强调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当然，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归并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吃掉”伦理学，或者说伦理学一定要“吞并”经济学。二者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影响才是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经济学只有重建伦理道德的思维，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为之提出解决方法。也许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五、结论和启示
在与伦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学不仅在自身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着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产生二者关系演变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与伦理的复归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第一，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肯定个人的正当物质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保证二者实现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的引导方能实现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保持“经济人”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二，扩大人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商品经济，政府扮演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在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人们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样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是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则。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总量的增加，更是社会财富在成员中的合理分配，否则贫富差距将带来社会的动荡，进而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期中国提出了实现包括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内容的“中国梦”，这就要求加快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发展制度这一“生产力”。
总之，在中国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经济观”和“伦理观”一个都不能偏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注，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在伦理限定的框架下加快改革、规范市场，才能使得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范文4
[提要]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经济学探讨的重要主题。本文回溯幸福在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并针对“幸福——收入”悖论，应用幸福经济学前沿理论，揭示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进而对提高个体的幸福感提出建议。
关键词：幸福；快乐适应性；参照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小议经济学视角下的“幸福”
收录日期：2013年1月2日
一、幸福在经济学中的演变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经济学探讨的重要主题。休谟说：“一切人类勤勉劳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亚当·斯密借鉴了这一思想，他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认为市场中的个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看不见的手”，最终促成社会福利的提高。
边沁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或满意程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满意度的衡量指标，幸福成为经济学显化的主题。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人的幸福水平就是痛苦与快乐的综合结果。显然，经济学中早期的效用概念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心理色彩，它是幸福、快乐、满意度的同义词。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补偿的客观对象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随后，幸福、快乐、满意度这些概念在经济学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了。
无论是个体福利还是社会福利的衡量，人们都选择了一种间接度量的方式，以带来主观福利的客观的手段，如财富、收入、资产、决策行为等衡量。以效用替代幸福，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而且会导致人们对幸福规律的认识偏差。比如，经济学通常假设效用是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又通常与收入、资产正相关，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会得出收入或资产越多就会越幸福的结论。这在理论上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则导致人类对财富、资产、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
20世纪中后期，心理学、行为理论的发展，古典的幸福理论有复兴的趋势，幸福、快乐、满意度又重新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线，甚至形成以幸福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幸福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教授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了经济学，他研究注意到一个“幸福-收入”悖论，即只要超出某个限度，绝对收入对个体的幸福就几乎没有影响。卡尼曼突破了理性人完全精确计算和理性决策的假设，将个体行为的利益驱使和主观偏好、信念、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并列起来研究，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能力。苏黎士大学的弗雷教授认为收入提高不一定必然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强烈影响个体的幸福水平。
二、幸福经济学的主要发现
现阶段幸福经济学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证明在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水平。
第一，快乐适应性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体对事物的接受过程往往分为三个阶段：注意、反应、适应。人们对生活中那些带来幸福感的事物的突然出现，在情感的第一反应——喜悦、满足、自豪之后，会进行快速而且无意识的合理性过程，从而使个体幸福感下降到原来的水平。研究表明，如果个体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变化，会习惯优越的生活，不比一般人感到幸福。也就是说，舒适并不是幸福的重要因素。
第二，参照效应对幸福感的影响。参照效应是个体通常会根据一个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判断该结果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得还是失。参照点可以是个体的过去、现状或期望，也可以是与自己相似的人所获得的结果的状况。如果评估的结果为正，那么会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如果评估的结果为负，那么会获得消极的情绪体验。参照效应对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作出了解释：虽然个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但相对于别人，个体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不能补偿闲暇时间减少、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等方面的损失，从而使个体的幸福感会下降。参照效应还可以用来解释攀比心理的形成。当个体的收入、社会地位等状况相较于周围人更好时会获得优越感，从而具有较高的幸福水平；反之，则会感觉不幸福。
第三，非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体幸福感测度的是多维总体的生活质量评价，这种多维度量生活满意度的方法可以看作是一个认知评价的过程。不同的个体对比如健康、婚姻、家庭、闲暇、人际交往状况等各种情感状态赋予不同的判断比重，综合作出幸福水平的度量。非经济因素给个体的影响多为纯粹的情感体验，较少掺杂社会比较的因素，对个体的幸福感有更直接显著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往往不会受到边际效用递减性质的影响，相反，它带给人的精神享乐的无限性，往往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
三、对个体提高幸福感的看法与建议
第一，由于快乐适应性和参照效应的原因，收入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收入很低时，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较大；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少。从较高收入到更高收入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如果不能补偿挤出的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幸福损失，则个体的幸福感可能反而会下降。特别个体能够很快适应奢侈的生活，“由俭入奢易”，存在着“踏水车”现象。即当个体为追求经济收入的增长付出更多努力时，对物质生活的适应性使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而人们的幸福感仍停留在原地。因此，个体应该正视期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参照点的移动，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固定经济参照点，以削弱参照点移动带来的幸福损失。
第二，个体幸福来源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比如闲暇、健康、家庭、朋友、社会的认可等）的综合。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当收入水平达到或者超越了基本生活需要，个体就应该认识收入对幸福的边际效用水平会降低，有必要在非经济因素上投入以提高幸福水平。个体决策时应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收入造成的非经济因素的“挤出效应”而导致总幸福水平的降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个体应注意到追求经济目标不是幸福的全部，应加大对影响幸福水平的非经济要素的投入，必要时放弃部分收入增长，以保障稳定的非经济要素投入，保持较高的幸福水平。
第三，培养积极的人格特性。积极的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情景。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应的压力和风险感受也愈加强烈。经济收入因经济衰退或工作调整等因素突然降低后，个体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时，适当降低经济参照点有助于减少恐惧风险所吞噬的幸福。对于压力情景中的心态较正，应预先作好降低部分生活水平的准备，消除压力并坦然处之。主动认识和自我调整压力情景下的期望，是个体保持心态平和进而提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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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有光.经济与快乐[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范文5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
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新晨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范文6
“上层驱动”与“底层基础”
空间经济学研究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根据空间经济学原理，经济空间分布驱动机制有3个，一是聚集经济；二是地理禀赋；三是随机过程。空间经济学的核心主线是集聚。而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确保生态弹性和可持续的前提下，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及环境标准下，某一区域的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支撑能力。因此，从概念内涵及主要研究内容上，两者的逻辑起点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经济“向心力”和资源市场化配置，后者则更注重区域本底对人口和经济社会的支撑。因此，二者对于国土规划所起的作用可概括为“一上”、“一下”，空间经济学是上层驱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是底层基础。
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提出了“密度、距离、分割”是经济地理16的三个基本特征。这一分析框架吸收了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等最新成果。强调市场是重塑经济地位的“无形之手”。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而言，更要考虑政府“有形之手”，因为我国基本国情是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承载力是重塑我国经济地理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不仅要符合经济规律，更要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聚集不是无限的、任意的。最大制约条件是不能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限度，对一些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要限制和禁止大规模的经济开发。
从实际来看也是如此，仅关注空间经济学而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其危害是巨大的。比如空间经济学是忽视地质风险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引导人们的经济资源配置布局，甚至形成经济带与地震带的高度重合。在同等条件下，经济带越是与地震带重合，由地震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就越大，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青海南部重镇结古镇，是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结古”在藏语中是“货物集散地”的意思，它也成了长江流域中第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因此，我们对灾区产业布局进行了反思，改变过去忽视地质因素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做法，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后重建规划中，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这个评价基础，回答了是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边界在哪里，范围多大等问题，明确了重点城镇和重大工程避让断裂带、避开山体滑坡区、行洪河道等危险地带多大距离，提出重建后区域国土开发强度和产业布局、发展方向等建议。
因此，在全国国土规划编制和实施中，除了充分遵循经济地理规律引导国土开发之外，还需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制度，依此建立空间准入制度以及重要资源的配额管理制度，通过空间激励、约束和管制，促进国土合理开发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