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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1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数学模型；演化模型
基金项目：[F]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分析”（NCE11030）；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技术、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ZR010Q007）；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的主观博弈分析、验证与应用”（1RWZD11）
作者简介：[F]黄凯南，男，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 济南 50100）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08308收稿日期：[F]01103
一、引言
近年来，构建数学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也促使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从原先推崇非正式的现实性描述开始迈向对正式和形式化的数理逻辑的重视。
当前，在众多的经济学文献中，存在许多被贴上“演化”标签的数学模型，可以不严格地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直接对传统生物演化模型的借鉴、改造和运用。例如，Logistic增长模型、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rPrey）模型和共生演化模型等[1]（P17）；二是演化博弈论，它最早也是源自生物学家构造的生物演化模型（P8），而后被经济学家广泛采用并进一步发展。演化博弈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演化建模工具。根据Silva和eixeira[3]的文献统计，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发表的众多论文中，涉及演化博弈论的占将近0%，而且这个比重近些年还处于上升趋势。演化博弈论模型既包括单群体、离散策略的对称博弈模型，也包括多群体、多维度连续策略的不对称博弈模型[4][5]。这些模型主要涵盖各种类型的选择动态，例如，复制者动态、最优响应动态、平滑最优响应、布朗—冯·诺依曼—纳什动态、选择—变异动态、模仿动态和适应性动态等[6]；三也是和生物学相关，不过它不是直接采用生物演化模型，而是基于生物演化隐喻（Metaphor）发展出来的各种演化算法模型（Evolutionary Algorithms）。这些模型将求解过程类比于生物演化过程，它们最早被运用于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中，现也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演化建模中[7] 。这些模型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遗传算法、学习分类器系统（Learning Classifier Systems）和遗传编程等；四是各种类型的学习模型。较之于前三种类型的模型，学习模型不是直接源自生物演化模型或生物学隐喻，而是主要源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较之于生物学模型，它更加强调个体行为的意识和目的性。这些模型包括虚拟行动、随机学习动态、随机信念学习和经历加权吸引模型等[8]（P895）；五是多主体模型（Multiagent Model）或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这类模型充分考虑了个体行为的异质性以及个体间的互动过程，也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演化分析中，并与计算科学结合，逐步形成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9][10]。
尽管越来越多的模型被贴上流行的“演化标签”，但是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例如，这些演化模型是否真能够描述经济演化的本质特征？某些演化模型（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博弈学习模型等）本质上是更属于演化分析还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各种类型的演化模型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内在关联？面对如此繁多的数学模型，建模者该如何选择适当的模型？是否存在较为一般性的演化模型能够成为经济演化建模的基准模型？ 这里尝试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问题，并尝试部分解答上述一些问题。
二、考察演化模型的三个维度
（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共识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较为流行，并逐步成为时髦的学术标签，但它却是一个极其繁杂的理论体系，至今尚未形成较为成熟和统一的研究范式。被贴上演化经济学标签的理论至少包括：旧制度学派、新熊彼特主义、通用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演化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基于主体的计算理论（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heory）等。这些理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众多的研究方法各异的理论中，还是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odgson[11]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点基本共识：其一，认为世界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或参数上的，它还涉及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恰恰是主流均衡理论难以解释的；其二，承认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奇（Novelty）的产生。通过创新促使多样性的产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三，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主要涉及各种异质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甚至是无序或混沌的互动，从而限定了可预测性，也促使了新奇和种种“涌现”特征产生的可能性；其四，正如达尔文强调的，各种复杂现象是涌现生成的，不是人为设计或上帝创造的，演化经济学秉承了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对于自发秩序的洞见。[JP]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黄凯南：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评析
在上述四点共识中，第一点涉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经济的演化或变化现象，这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的均衡现象；第二点涉及演化的动力，它指出演化的主要动力源自创新，创新推动了多样性的生成或增加，为经济演化提供必要的燃料。第三点和第四点都涉及理论研究方法，它指出由于演化的复杂性，参与者都是有限理性和异质的，并且必须从参与者间的互动来描述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这也是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化过程。而这些互动过程可能伴随着新奇的产生、选择和扩散。
（二）三个维度
基于上述演化经济学基本共识，以下提炼三个考察演化模型的维度。
1模型中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完整演化分析指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不仅承认创新的重要性，还将创新过程内生化，并进一步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必须伴随着新奇的产生过程、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甚至还涵盖这三个过程的互动关系。当然，在某些演化现象中，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可能很难被明确区分开。因此，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必须将创新内生化，它是一种比较严格和彻底的演化分析。当将这种演化分析从单一层级演化扩展到多层级共同演化时，它能够解释更多复杂系统的演化现象。如果以此演化分析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或者用它作为标准来判定某种理论是否属于演化经济学，许多贴上“演化”标签模型可能都不属于真正的演化经济学。那些将创新外生化而只侧重考察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的理论本质上就不属于演化经济学的阵营。这样一来，许多演化模型就可能都被排除掉。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某些学习模型。但是不可否认，许多不考虑创新生成过程的演化模型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深刻的洞见，尤其是对新奇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因此对于这类模型，不能轻易地将其排除出演化经济学的阵营。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演化分析定义，这里将其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是指，尽管承认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了简化分析却没有将创新的生成过程内生化，而是侧重考察参与者互动过程中伴随着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在对待创新问题，局部演化分析通常将创新视为外生给定的随机冲击，或者甚至不考虑创新生成因素，仅仅关注创新后的对新奇的选择或扩散。
通过区分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许多流行的演化模型可能不属于完整演化分析，但它们却属于局部演化分析，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机制提供洞见，因此它们也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建模工具。
模型中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模型。演化模型中参与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说完全理性模型只有一种类型（例如，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优化），而有限理性模型在理论上就可能具有无穷多种，这部分取决于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因此，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视角，可以根据参与者行为决策的意识程度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例如，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
3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较之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个体的同质性假设，演化经济学强调参与者的异质性。但是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现在不同层面上，例如，偏好的差异、禀赋（或预算约束）的差异、信息的差异以及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不同的演化模型有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因此，根据参与者异质性程度的差异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这里通过考察模型中的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动态规则是否存在差异，将演化模型简单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前者指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存在差异，后者则是指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
三、演化模型评析
如上所述，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演化模型进行归类和分析：其一，根据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将模型分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据参与者理性的程度强弱，将演化模型区分为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其三，根据模型中是否考虑参与者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将演化模型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以下通过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五种演化模型，尝试比较这些模型。
（一）生物种群动态模型
在Vincent和Brown[1]（P17）研究的基础上，这里描述一个较为一般性的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首先介绍经典并且被广泛运用的上述种群动态模型描述了种群密度或数量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可以转变为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模型中物种的类型空间和策略空间都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模型并不涉及新物种或新策略的产生，亦即不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因此，这类演化模型显然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可以将物种密度xi视为参与者或互动者i（例如，个体、企业和其他组织等）的某种表现型特征（例如，资产规模、产出等），而策略ui视为互动者i某种基因型特征（例如，投资惯例或R&D决策等）。上述演化模型可以描述参与者互动过程中对策略的选择过程。可以将策略频数的变动规则视为一种策略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则该模型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如方程（5）所示的演化规则。因此，参与者之间的演化规则是同质，这类模型属于群体演化模型。此外，这类模型中参与者的意识程度较弱，通常是采用无意识的学习规则，策略的改变主要是受到自然选择（例如，市场竞争）的作用。
（二）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但演化博弈论在演化经济学的运用却长期存在争议[5]。这里描述演化博弈中最为经典的复制者动态模型。
通过比较方程（5）和方程（7）可知，上述的种群动态演化模型等同于演化博弈论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如果假定策略的适应度不受策略的频率分布的影响（即适应度是不变的），那么，复制者—变异者方程就等同于准种方程（Quasispecies Equation）。n种策略的连续复制者动态方程等同于n-1物种的LotkaVolterra方程。正如，Vincent和 Brown[1]（P30）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的适应度和种群增长率的函数关系，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
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拒绝演化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演化博弈论本质上不考虑创新问题，它仅仅涉及策略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其所谓的策略突变是在既定策略空间中进行的，即从某种已知的策略以随机概率转向另一种已知的策略，这过程并不产生任何新的策略[5]。但是如前所述，只要我们放宽对演化分析的定义，这种仅考察选择过程或复制过程而不考察创新过程的分析可以被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它也应该属于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较之于上述原因，另外一个拒绝演化博弈论的理由则更加充分，即演化博弈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经典博弈论多重均衡问题，其发展出的能够抵御孤立突变策略冲击的演化稳定策略 、累积突变策略冲击随机稳定均衡以及其他的均衡概念是为了进一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如果将演化博弈论视为通过发展新的解概念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则属于均衡分析。因此，演化博弈论既可能属于演化分析，也可能属于均衡分析，这取决于研究者运用它时的分析视角。如果是运用演化博弈论来考察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它就属于局部演化分析，能够成为演化经济学建模工具，这时演化过程可能出现演化稳定均衡（例如制度的生成），也可能不出现策略均衡；反之，如果运用演化博弈论的解概念来精炼纳什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就不属于演化分析，而是均衡分析。
由于不考虑创新生成问题，演化博弈论的博弈形式（ame Form）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演化环境是外生给定不变的，它是一种典型的局部演化分析。演化博弈中的参与者之间拥有相同的演化规则（例如，复制者动态、复制者—变异者动态），因此，演化博弈模型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经典的复制者—变异者动态模型中，演化博弈论的参与者的理性是相当有限的，其行为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
（三）演化算法
演化算法是指将求解过程类比为生物演化过程（例如，基因复制、变异、重组和选择等）的各种优化技术，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涵盖了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基因算法、基因规划和学习分类器系统等在内的各种演化计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方法[6][1]（P0）。
以下简要阐述演化算法模型的基本分析结构，它通常包含如下一些分析构件：其一是种群（Population），种群中包含许多个体，每个个体表示一个可能解；其二是适应度函数（Fitness Function），它是一个特定的目标函数，用来描述一个给定的可能解与目标解之间的距离，适应度越高的解与目标解的距离越近，通常也越容易被保留，反之则更容易被淘汰。存在两种类型的适应度函数，即不变的适应度函数和可变的适应度函数。设定适应度函数是演化算法较为重要的环节。如果设计了错误的适应度函数，可能得出错误的解，或者很难得到收敛的解；其三是初始化函数（Initialization Function），它是指如何从种群中随机挑选出初始的群体，是设定初值的过程；其四是选择，即从种群中挑选出符合选择标准的个体进行繁殖。根据不同的选择标准存在各种类型的选择函数。例如，与适应度成比例的选择，即个体被选择出来繁殖的概率等于它的适应度在种群的比例，以及锦标赛选择，即通过随机分群，选择适应度最高的群体进行繁殖。当种群规模不变时，就需要一种替代机制，即在复制过程中，种群中的某些个体被另一些个体取代。根据不同的标准，存在不同类型的替代机制；其四是重组（Recombination），它是指个体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这也是生成新解的过程。通过重组算子，新的解（例如，后代）从被选择出的可能解之间生成。存在不同类型的重组算子，例如，算数重组、几何重组、平面重组和模糊重组等；其五是突变，是指在突变算子（Mutation Operator）的作用下，一种解突变成另一个解，在整个种群中，突变的比例通常很低，否则对最优解搜寻过程就成为随机游走。根据解的不同表述形式，突变算子也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当一个解用二进制的比特串（Bit Strings）来表示时，突变可以被描述为在特定位置上一个符号对相反符号的替代。如果解是一个比二进制更为复杂的数据结构，突变算子也会相对比较复杂[7] 。
由于重组过程明确考察了新策略的产生过程，演化算法将创新内生化，它是较为完整的演化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者的理性程度通常较弱，最优解的求解过程是通过演化算法来实现。在演化算法中，参与者之间通常拥有相同的演化算法，因此，它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
（四）学习模型
上述三种模型主要与生物演化相关，学习模型则更多地基于认知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用来描述参与者策略频数的演变。根据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识的认知过程，可以将学习分为不存在认知过程的无意识学习（Nonconscious Learning）以及存在认知过程的有意识学习（Conscious Learning），前者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不需要去思考行动及其结果，例如，强化学习和参数自动化学习（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后者则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要耗费认知资源去思考和比较各种行动及其可能的结果[8]（P895）。Brenner[8]（P890）认为，根据意识的强弱程度，可以再将有意识学习分为基于惯例的学习（Routinebased Learning）和信念学习（Belief Learning），前者是相对弱意识的学习，包括满意学习和模仿学习等，后者是相对强意识的学习，包括随机信念学习、贝叶斯理性学习和虚拟行动等。
这里描述一个较为综合的学习模型，即经历加权吸引模型（Experienceweighted Attraction Model），通过改变模型的参数值，它能够描述无意识学习和有意识的信念学习[8]（P900）。该模型可以通过如下两个方程来描述对新经历的学习或调整过程较之于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学习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参与者的微观行为，使得许多宏观演化现象具有较为扎实的微观基础。如上所述，学习模型既包括无意识的基于本能的学习行为，也包括弱意识的基于惯例的学习行为以及强意识的信念学习行为， 它实际上能够描述人类包括目的性和无目的性在内所有特征的行为，是较为一般的模型。前面谈到，通过适当的改造，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能够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同样的，通过适当的改造，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实际上也能够转化为学习模型。例如，演化博弈中复制者动态模型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较为简单的“见好就变”的学习规则；上述演化算法中的选择过程、重组过程和突变过程分别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了模仿、交流和试错等学习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只要谨慎地设定参与者的学习规则，许多演化模型都可以转化为学习模型。
学习模型既可用于完整的演化分析，也可用于局部的演化分析。无论是自己试错式的创新还是在互动交流中的创新都是学习过程，因此，当它将创新内生化（例如，新策略的产生），这种学习模型则是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反之，如果它只考察策略的扩散问题（策略频数的变化），它则是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显然，学习模型包括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同样的，在理论建构中，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是相同的，则它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反之，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存在差异，则它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博弈学习理论中，为了便于求解，许多的学习模型通常都假设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并且不考虑策略创新问题。
如上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建模方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建模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模型。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例如，设定具体的微观参数、宏观参数、决策规则和互动结构等），它能够变成各种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演化算法以及学习模型。因此，多主体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在某些情况下，多主体模型可以求出解析解（例如，演化博弈模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非线性的互动和正反馈效应等，大量的模型不能求出解析解，只能借助计算机进行仿真模拟计算。较之于上述演化模型，多主体模型具备如下一些优点：其一，较好地描述了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刻画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能够描述参与主体各种类型的学习规则以及主体间各种类型的互动过程，进而较好地描述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其二， 能够被运用于各种经济政策仿真实验，比较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借助计算机科学的成果，多主体模型能够方便地通过改变初始条件、宏观参数等来仿真比较各种不同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政策或者制度比较提供仿真实验；其三，结合现实经验数据，通过参数调整和校准，能够更为真实地模拟经济系统的运用状况。
当前，多主体模型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局限，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多主体模型更多是一种建模的思路或方法，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缺少对具体模型建构和选择较为统一和严密的理论分析，亦即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这导致建模者对于模型中初始参数、变量、行为规则或互动结构更多是根据经验归纳和自身研究偏好来设定，模型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相同的经济现象可能出现多种的解释模型，并且这些模型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二，由于许多模型存在较强的正反馈机制，初始条件的设定对结果的影响极大，初始条件较小的变动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可能导致结果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会影响模型的稳健性，并要求建模者必须对系统演化的初始条件拥有足够的信息；其三，模型很难通过实际的经验数据来检验。模型通常产生多重均衡或预测结果是不确定的，但现实观测的数据通常仅仅是一个单一时间序列数据，它可能是位于各种可能结果分布中较小峰的低概率事件或者是结果分布的瘦尾处（hin ail），这使得即便模型能够精确体现这一数据生成的过程，也很难用标准的统计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精确性[9]。
根据模型的具体构造，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将创新内生化的完全演化分析模型，也可能是仅考虑创新扩散和选择的局部演化分析模型。相应的，根据不同学习规则的设定，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也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
四、模型比较与选择
如前所述，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来比较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如表1所示）。从创新是否内生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它们模型本身没有解释创新是如何生成的，而是更为关注创新的选择和扩散问题，这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系统演化的动力主要源自选择的力量。而演化算法模型、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都能够将创新内生化，因而它们能够进行完整的演化分析。当然，它们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演化分析。
创新是否内生（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参与者间异质程度（个体演化和群体演化）
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博弈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算法模型创新内生，属于完整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学习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群体演化模型
多主体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个体演化模型
例如，在博弈学习理论中，大量的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通常是无意识的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演化模型，而根据学习规则的具体设定，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则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从参与者异质程度的维度看，在生物种群动态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是相同的，它们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中，根据模型的具体设定，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既可能是相同，也可能是不同，因此，它们既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也可能是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情况下，为了便于求解，学习模型更多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相同的学习规则，它更多是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借助计算机技术，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考察参与者的异质性，通常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不同的学习规则，因此，更多是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上述五种演化模型中，从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到多主体模型，通常情况下，模型的复杂程度和开放程度是依次增强的，模型的描述性也是依次增强，相应的，模型的抽象程度和封闭程度则依次减弱。较之于其他模型，由于强调参与者之间的异质性及其互动的非线性，多主体模型是一个更为开放和更具备演化本质的模型，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复杂系统的生成及其结构性的演变。当然，描述性越强的模型抽象程度就越弱，多主体模型的预测性和稳健性也较弱。
相应的，建模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来选择合适类型的模型来建模。这包括：其一，根据具体研究是否需要考虑创新的生成问题来选择合适的模型类型。例如，如果研究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建模者就不能选择局部演化模型，而必须选择完整演化模型，反之，则可以选择局部演化模型。其二，研究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过程。这类模型通常基于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或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力求更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机制。模型包含对参与者行为细节的描述。因此，建模者可以根据其所考察的参与者的行为规则选择合适的模型。例如，根据不同理性的程度选择有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或者根据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来选择个体或群体演化模型。其三，研究目的是为了便捷地解释某种典型性事实的生成。这类模型主要强调参与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必须与典型性的事实相符，而不追求参与者微观行为描述的真实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要能够达到研究目的，模型对参与者行为的设定越简单越好。
五、结论与展望
如前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一般和开放的建模方法，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而且借助计算机仿真模拟，它能够考察复杂的宏观现象的生成和演变是如何由多个异质的微观主体互动过程来实现的。这也是多主体模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演化分析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多主体模型还存在许多局限，具体模型的构建还比较随意，它更多是提供演化建模的思路或视角，还远没有建立演化分析的基准模型。因此，在演化经济学基准模型的探索过程中，未来可以沿着多主体模型的分析框架进一步确立统一的演化分析逻辑，这样有可能建立一个较为一般能够被大多数演化分析共享的演化模型。而演化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必须能够刻画选择和创新两个驱动演化的基本动力，并且能够从单一群体的演化分析扩展到多群体演化分析。[J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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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2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起点词汇 假设 成本
一、什么是起点词汇假设
我们认为二语习得在初级阶段由于建构语言框架、形成基本语言生成机制的需要，学习者或教师急需短期内直接掌握一批最基本的、数量无法再缩减的词汇，而这些词汇通过自然习得需要较高的学习成本。如果直接掌握这类词汇则可大大降低初级阶段整体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我们称这类词汇为起点词汇。起点词汇是一个基本概念，具体包含的词汇不是绝对的、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可协商的、开放的。它是通过一个筛选机制逐渐形成的，中间可能存在反复修正过程。只要符合筛选特征并通过实证的词汇都可以入选。
二、起点词汇假设的理论基础
汉语国际教育属于二语教学范畴，二语教学与母语习得存在诸多差异，前人已做过大量研究。从经济学新视角观察，我们认为二者最本质的差异在于成本机制不同。母语习得是人类个体融入社会的前提和必然选择，不计成本是其特征之一。二语习得过程则复杂得多，由于其不是人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是否能最终达成，涉及多方面因素，成本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析、评估成本与收益之比，并不断修正其决策，表现出相应行为。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学校等其他参与主体同样如此。从动态角度看，整个运作机制都可以运用博弈论做出解释和说明，可对具体条件下的结果做出预判。
具体来说，母语习得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习得的成本成为生活成本的一部分，是隐性的。从母语习得实际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说，实际成本无疑远远超过二语习得。但从机会成本角度看，因为其别无选择，放弃的机会是零，成本可看做零。因此其不计成本的特征包含了实际成本巨大无法计算和机会成本过小可以忽略的双重含义。由于母语习得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使其不适用经济学原理或博弈论做出诠释。
二语习得的整个过程较易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成本计算更容易量化，收益相对较模糊，但也可简化为局部参数（成绩、工作前景等），因此总体来说成本收益分析是可行的，这也是运用博弈论的前提条件。典型的二语习得过程存在多方博弈，其中最基本的一对博弈者是学习者和教师，第三、第四方是学校和政府，不排除更多方，如社会团体的介入。
从学习者角度来看，学习第二语言所花的时间、费用、因学习语言而放弃其他机会的成本等都属于成本范畴；第二语言水平的提高（可用考试成绩和语言水平等级来衡量）及带来的物质、精神上的利益、生活上的便利、其他方面成本的降低等则属于收益范畴。从教师角度看，教学花费的时间、精力是最主要成本，因教学产生的报酬及精神上的利益则是主要收益。从学校角度看，为教学提供的场所、人力费用及教材、办公耗材、水电费、各项管理支出等属于付出成本；收取的学费、高校各类排名的提升、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相关性投入、教学科研成果对社会进步的推动等则属于收益。从政府角度看，政策、财力、物力等各类资源的投入属于成本范畴，营造良好的国际语言环境、提升国家软实力、降低相关产业成本促进国家整体利益改善则是主要收益。
传统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可以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各个环节的静态、微观分析，而博弈论可以用来解释汉语国际教育产业的动态发展轨迹并预判今后整体发展趋势。但限于篇幅，本文仅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汉语国际教育初级阶段的起点词汇假设，其他方面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拓展。
三、起点词汇假设的提出
之所以提出起点词汇假说，是基于我们对成人二语习得在初级阶段课堂教学中完全使用目的语的怀疑。首先，我们完全认可二语课堂教学用语应尽可能使用目的语原则，大量教学实例证明，经验丰富的教师在中高级阶段课堂教学中完全可以不使用任何媒介语也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但我们缺乏足够的、经得起推敲的初级阶段课堂教学不使用任何媒介语或学习者母语的教学实例。要证实或证伪这种观点，可以采用说课、试讲或小班教学实证等方式进行足够数量的演示就能看到结果。如果能证实在最苛刻的语言环境中也可以顺利完成教学任务，那么理论上就不存在起点词汇问题。如果能够证伪，教学中的确遇到了一些难于逾越的障碍，留学生对某些词汇的掌握出现了偏差，教学效果明显低于对照组，那么那些阻碍教学的词汇就可能是起点词汇。在汉语国际教育推广到世界更广泛的小语种地区时，起点词汇假设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做好教学准备，切实提高教学有效性，同时对国内典型的学习者国籍混合的初级汉语班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对于起点词汇假设，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反驳意见：观点一：母语习得不需要任何媒介语，那么二语习得不使用媒介语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只关注理论上的可行而忽视实施成本。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之间最难跨越的鸿沟就是成本。对二语习得来说，学习效率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学习过程需要花费很高成本，就意味着这种方案不可行。观点二：过去和现在有大量零起点留学生在不使用媒介语的情况下熟练掌握了汉语，实践证明这也是可行的。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只关注到一部分成功的学习者，没有考虑到学习者整体的成才率问题。从世界范围看，汉语被公认为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对非汉字圈的学习者来说，达到相同外语水平，学习汉语花费的时长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语言。说明汉语目前没有成为一种学习效率较高、花费成本较低的语言，对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是不利的，因此在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方面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观点三：沉浸式教学主张不使用媒介语，在美国等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说明媒介语并不是教学必需的。我们认为接近母语习得的教学方式能否实施，最关键的一点是成本问题。沉浸式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极高，教材编写有其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教学时间非常长，需要制度政策方面的配合。这在汉语向世界小语种地区推广时并不容易做到，不具有典型性，而且不符合国内高校留学生学历教育的学制要求（一般只有一年预科）。我们强调的起点词汇只存在于零起点的初级阶段，教学最终目标完全使用目的语进行教学，这和沉浸式理念是相通的，并不矛盾。不同的是，为了缩短初学者的适应期，提高教学进度和效率，我们允许在初级阶段使用经过慎重挑选的起点词汇作为教学辅助用的支架。这么做可以降低初学者的学习门槛，便于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推广，而且长期来看并不影响最终教学目标实现。
四、起点词汇的选定过程
起点词汇的选定过程包括基本筛选机制和具体实施方法。其过程本身是证明起点词汇是否存在的实证方案。如果初级阶段所有常用词汇都可以找到直观有效且不使用媒介语或母语的方法教学，最后剩下的词汇是零，说明起点词汇是不存在的，这样假设就不成立。反之，则证实的确存在一部分常用词汇需要借助媒介语或学习者母语说明。整个选定过程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些起点词汇具体是什么，而在于那些被筛选掉的非起点词汇是如何被证实不需要非目的语辅助说明的，以及这种情况的具体实施条件是什么。
目前较好的筛选机制可由三个步骤组成：集体协商、演示筹备、实证测试。集体协商具体是指由多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用排除法逐一去除非起点词汇，并记录达成的条件；演示筹备是指根据达成的条件，制作材料或准备演示的具体方案；实证测试是指用零起点留学生测试演示实际效果，依此判断这些词汇是否符合最初判定。最终通过这三个步骤，筛选出的就是起点词汇。
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第一步：确定初级阶段的词汇。我们把初级阶段的范围划定为零起点后保持一年正常学习，对应大约200学时。超过200学时后仍属于初级阶段，但因基本不需要起点词汇辅助，不属于研究范围。在此范围内，选定的词汇可以来自等级大纲，也可以来自相对应的教材，还可以是课堂常用的说明性词汇，或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千词汇。
第二步：去除可用实物、图片、对比图展示的词汇，并逐一做好备注。这类词汇基本以直观名词和形容词为主，如桌子、西瓜、汽车、书、猫、长和短、大和小等，各类数字、颜色、表情、国家、职业等属于这一类。
第三步：去除可用手势、形体动作展示的词汇，逐一备注。这类词汇基本以直观动词和形容词为主，如吃、走、写、看、踢、饱、胖等。此外还有一些词可用比较夸张的动作、表情、身体方位的演示表示，如谢谢、对不起、这个、那个、左、右、不、来、去、我、你等属于这一类。
第四步：去除可用图示、符号、图表等展示的词汇，逐一备注。如可用亲属关系图说明的爸爸、妈妈、弟弟、儿子等；可用日历说明的月、日、星期、今天、昨天等；可用时间表来说明的上午、下午、晚上、小时、分钟、点钟、现在、以前、以后等。
第五步：去除可用已学过的词语说明演绎的词汇，逐一备注，需注明描述时所用的句子或短语。例如：同事（一起工作的人）、爱好（喜欢做的事情）、阿姨（妈妈的姐姐、妹妹）等。
第六步：去除可用归纳方法说明的词汇，逐一备注，需注明归纳时所用的例词。如用已学过的苹果、香蕉、橘子等归纳出水果；用已学过的桌子、书、头、汽车等归纳出名词；用下雨、晴天、多云等归纳出天气。
第七步：去除可用漫画或带有故事情节的图片表示的词汇，逐一备注，最好附有该图片。例如：谈恋爱、打针、上课、吵架、等、丢、骗、马虎、着急、过马路、忘记、懂等。
第八步：去除可用基本句式说明的词汇，并注明该句式。例如：用“我是中国人”说明“是”的含义；用“书在桌子上”说明“在”的含义；用“我把书放在桌子上”说明“把”的语法意义。
第九步：剩下的生词中，大家通过讨论和协商，寻找其他各种非语言方式说明词汇。如果还是不能用上述已知词汇或任何非语言方式有效说明某个词，那么这个词可以初步判定属于起点词汇。
第十步：验证环节。寻找完全零起点、从未学过汉语的外国人，把上述已去除的那些非起点词汇按照备注方式及一定的先后顺序演示给这些对象看，记录演示时长。某个词演示后，用演示对象的母语制作的调查表验证其理解的含义是否正确。整个演示过程只能使用汉语，且需要全程拍摄，记录下演示者的动作、表情及演示对象的反应。没有通过验证的词需要寻找原因，修改方案后再次验证。
下面列举一些我们认为的疑似起点词汇，例如：意思、事情、如果、当然、为了、随便、重要、正式。这些词汇未经充分讨论、协商和验证，只判断为疑似。只要找到有效的方法能证实可以对此加以说明，并注明达成的条件，那么就可以排除对其起点词汇的判定。一般来说，这些词汇由于教学的需要，出现较早，达成条件不能太复杂。过于复杂的达成条件在初级阶段和不能达成是等值的。
五、起点词汇假设的意义
起点词汇的研究过程和结果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现举数例如下：
第一：零起点教学的必备手册。我们可以制作把起点词汇翻译成其他各个语种的对照表。教师被派往海外某小语种国家任教时，需要先掌握这些起点词汇对应的对象国母语的翻译。因这些词汇相对有限，教师在短时间内掌握是可行的。针对国内混合编排的零起点班级，可以把翻译对照表发放给每个留学生，同样让他们熟悉掌握这些词汇。
第二：训练新手教师的有效方式。新手教师往往对教学中的词汇控制没有直观感受，通过模拟制定起点词汇的游戏性训练或比赛，让他们逐渐培养出对词汇控制的感受，熟悉词汇教学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和常规顺序。
第三：改进教学试验田。可在初级阶段平行班中开设实验班，对起点词汇假设进行实证研究和相关教学方法改进，逐步建立起教学实证研究的学术模式。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与证明，由于未涉及实施成本的因素，因此研究结果在实际教学中并不一定可靠。教学成本与教学效率必须置于真实教学博弈中，表现才更接近实际值，得出的结果更有应用推广的价值。
第四：编写符合自然学习顺序的教材。目前绝大多数汉语教材的词汇选取和编排是基于编写者自身判断确定的，某一课中的词汇往往跟课文内容或主题相关，而这些词汇本身不一定有连贯的生成性，因此对具体词汇的释义常是碎片化的。这种传统教材编写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无法避免使用媒介语或学生母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同样无法避免使用媒介语，学习者常把汉语词汇意义和相应外语注释等同起来，产生大量负迁移。基于对起点词汇的研究，可以从新视角开发符合自然学习顺序的教材。教材开始部分并不以课文形式出现，而采用更自然直观的图片和录音方式。遵循非起点词汇生成的线索安排教学。词汇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有故事情节的课文。整本教材的生词可以做到没有任何非目的语注释，也没有任何语法说明，而让学生自然习得汉语。
第五：制作教辅材料的依据。基于起点词汇研究可以制作有针对性的教辅材料，如实物图片、视频片段、教学演示图表、配套习题集等，并逐步建立起电子版资源库。同源材料可运用于网络教学、PPT演示、随书附赠资料、配套教学软件开发、题库建设等。
总之，起点词汇假设是传统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应用于成人阶段汉语国际教育的初步尝试。无论该假设是否成立，在具体验证过程中都可以生成大量对教学有实用价值的素材和演示方案。相信随着今后实证研究深入，会涌现出更多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降低教学成本的应用型成果。
参考文献：
[1][法]让・梯若尔・弗登博格，著.黄涛，等译.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3
关键词:区域金融创新；金融理论；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E.,FinancialDeepeninginEconomicDevelopment,Oxford：OxfordUniv.Press,1973
[2]Austin,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BeiJing：ChinaRenminUniv.Press,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4
【关键词】 文化产业;专项基金;寻租;博弈
一、引言
2003年9月4日,《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作为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与运营,特别是内容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给予资金补助和信贷贴息等支持” 。2008年4月16日,文化部落实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要“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资助、奖励、设立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扶持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和优秀文化产品生产”。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指的是由财政拨款,由有关宣传文化部门负责管理,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管,专门用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专项基金是非常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也亟需其支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设立专项基金,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客观需要,也是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设立专项基金对于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和结构升级,对于转变政府职能和规范政府文化投资行为,对于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引导、扶持、推动、调控和服务作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03年云南省政府最先设立每年1 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后,到了“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2006年,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设立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据来自文化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年底,全国已经有13个省区市设立了专项资金,如:深圳6 000万元,珠海1 000万元,南京1 500万元,河南
2 000万元,山东5 000万元,江苏1亿元,北京5亿元……至今,全国大部分省及部分省会城市已经设立了专项资金,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二三级城市乃至一些县级市也设立了专项基金。这些基金通过一次性补助、贷款贴息、陪同投入、配套投入、奖励等多种形式,通过具体的项目带动,对演艺业、娱乐业(主要是电子娱乐业)、文化会展业、网络文化产业等新兴文化产业以及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还有包括原创研发环节、原创作品的产业化环节、品牌塑造和推广环节、产品推广和营销环节以及国际营销环节等进行了重点资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据统计,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2007年文化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683.25亿元、587.35亿元、 595.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加14.2%、30.68%、18.8%,均高出该地区的GDP增长速度:13.3%、14.8%和14.5%。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据统计,北京市在2006年即实现增加值812亿元,已占GDP的10.3%,之后每年将以15%的速度增长;2006年,广东省实现增加值达1 680亿元,占GDP总量6.5%,占比仅次于北京。
然而,专项资金普遍存在着部门管理和运行不规范、监管缺失和投资效益低下、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政府在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还不够成熟。很多时候政府的做法是直接给予奖励或补贴,以至于提到专项资金,很多人认为就是“国家给钱,企业得好处”。 由于绩效评估体系还没构建完善及监督机制严重缺失等原因,专项基金在使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
二、寻租的内涵
在经济学中,“租”或称“经济租”,其原意是指在一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中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剩余。寻租一直是研究经济管制和政府失灵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寻租”概念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于1974年在其《寻租集团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克鲁格认为,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特权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寻租活动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效率的损失而不是社会资源的增进;二是寻租活动与管制、特权、垄断有关。布坎南认为,寻租产生的条件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而这往往与政府干预的特权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是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来寻求利润,而是把资源投入到以下活动:一是利用现有政策的空隙通过游说或贿赂等手段(事后寻租)直接获得租金;二是通过改变制度环境(事前寻租)来获取租金。现在一般把寻租定义为在体制作用下,因权力和组织设置干预而获得的额外收益。更进一步讲,租金被用来表示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造成了不平等竞争环境而形成的垄断利润或价差。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中,经济租金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只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或者实施垄断行为,影响资源配置,都会产生经济租金。有经济租金存在,就会有寻租行为发生。寻租活动盛行,使人们倾向于在非生产性过程中寻求利润,使经济出现全方位的扭曲, 造成了对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此外,寻租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打乱了市场规则, 破坏了机会均等法则,有权就有机会得益,这不利于减少流通环节,节约资金,降低交易成本。寻租活动的最大危害是造就了靠寻租而生的“利益集团”。
专项基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投资基金,它来自财政的预算安排,具有性质上的公共性和数量上的有限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用于“输血”的资金,而是用于“造血”的资金。这种造血机制是通过其广告效应、杠杆效应、基础效应、导向效应体现出来的(贾旭东,2007)。专项基金的管理和分配属于典型的政府型社会公共经济行为,由于其稀缺性和政府管理的垄断性,造成专项基金运作过程中存在巨大的租金,因而使得寻租行为在所难免。在专项基金运作中,寻租是指政府官员(或能左右项目评审结果的首席评审专家)利用手中的权力转移社会财富分配,为团体或个人争得利益的行为。
三、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寻租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寻租行为的博弈过程如图1所示,其中括号左侧表示政府官员收益,而右侧表示文化企业的收益。博弈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官员选择阶段。在进行专项基金项目申请、评审等过程中,政府官员事先决策是否发生寻租行为,即是否设租。如果政府官员不设租,除固定薪酬外,得不到任何额外的收益,因而可设此时收益为0;第二阶段由文化企业选择是否发生寻租行为。假定在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和文化企业的设租和寻租行为若败露,均受到相应的惩罚。
对各方的支付(pay off)作如下假设:R为政府官员设租时的收益。当文化企业不寻租时其不能获得额外收益,假设此时的收益为0;假设项目评审如文化企业能获得通过,政府给予的资助款项为M,而文化企业向政府官员行贿的金额为R,则文化企业寻租成功时实际能获得的收益为M-R,R即为文化企业向政府官员行贿的金额,亦即政府官员设租时的收益,显然这里R
四、对策与建议
目前,专项基金的使用过程中重分配、轻管理的现象十分普遍。从专项基金使用过程中设租、寻租行为的产生原因和过程分析来看,治理其中“设租”与“寻租”行为的路径选择应为:一方面,根据设租者“经济人”的特性,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使设租的成本和风险加大,导致设租行为得不偿失,即增大相关的惩罚力度和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建立租金的消散机制,使寻租者的寻租预期下降。
(一)建立设租者(政府官员)的监督约束机制
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出善的文化产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增加寻租和设租成本,可以成立专门的监督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专项资金在使用中的资助对象、资助方式及支出结构的确定、资助条件及标准、资助申报和审批流程、资金的使用和项目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检查。此外,要实施有效的惩罚机制,加大政府官员的设租风险,使其设租成本加大,进而得不偿失而放弃主动设租。对受贿者依法从严惩处,使设租者的风险明显加大,从而不敢轻易入局。对设租者的惩罚应该同时进行党纪惩罚、行政惩罚、经济惩罚乃至刑事惩罚,不可分别进行或相互替代。
(二)建立租金的消散机制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绩效评价”的管理模式。成立专门的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评审专家委员会、项目审计评估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可由不同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以及企业家代表组成。其中,项目评审委员会和项目审计评估委员会可以建立专家库,对每次或每个项目的评选和审计评估均随机抽调专家组成,按相对独立、封闭操作的原则开展工作,而且事前严格对文化企业保密。对项目的审计评估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并提交审计评估报告。 这样就会减少设租者的设租机会,加大寻租者的寻租成本,从而减少和消除专项基金使用中的租金。
(三)加强政府官员和文化企业家的思想道德教育和专业
知识培训
加强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操守和道德品质,使其严格执行政府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认真履行职责,消除其主动设租的意识。此外,要积极开展各种知识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减少无意设租和被动设租的机会。同样,对文化企业家而言,通过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培训,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促使其自觉、诚信守法经营,提高资助项目的管理水平,打消主动寻租的念头。
【主要参考文献】
[1] 登图洛克.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 布坎南.寻求租金与寻求利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6).
[4] 杨占武.我国政府采购中寻租行为及对策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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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5
[关键词] 商品价值 交换价值 机会价值
一、前言
对商品的分析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研究的开始和前提，价值性分析是马克思对商品进行的最重要的约束性分析。马克思商品价值论中有一个不被人特别注意的机会价值问题，而此问题的分析手段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效用理论有一定的联系，这可以更加丰富我们对商品的进一步认识。
二、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质对象。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了使用价值，而物的使用价值决定于商品体的自然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物的使用价值与物的交换价值是密不可分的。物的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是因为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这个关系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称为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三、西方经济学价值效用理论
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是一个人从商品的消费或活动的举办之中获得的满足程度。一个商品对于一个人来说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这个商品能不能给予以及给予他的效用的多少。同一个商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效用大小一般是不同的。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序数效用理论和基数效用理论来进行衡量。不管一个商品是不是由人类劳动创造而来的，或花费多少劳动创造而来的，只要消费者认为它的效用大（心理感觉），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就高；反之，如果一个消费者觉得它的效用小或者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效用，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就低或没有价值。
四、机会价值的一般性分析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机会商品的价值性，在分析机会商品价值前我们先论证一下机会的商品性，就是要论证一下机会也是一种商品，它具有普通商品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先举一个例子，比如张三同时考取了国家财政部公务员和某名牌大学博士研究生，结果最后他选择了去国家财政部工作，那么我们如何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以及他的最终选择呢？我们先给机会下一个定义，“所谓机会就是他人创造的供别人从事某种行为的资格”。在当今社会，商品概念早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在当时所论述的商品的界限，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商品价值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效用论来完善、充实和发展我们的商品概念。
马克思认为商品必须凝结了人类劳动从而形成它的价值性，必须有使用性从而形成它的使用价值。普通的空气不是商品，因为它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病人用的氧气要付费，因为氧气的提纯和压缩要经过人的劳动。同样，机会也是一种商品，因为机会都是要经过人的创造才能被别人使用。国家财政部公务员考试为那些致力于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提供了机会，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考试为那些致力于深造的人提供了研究机会。这些考试组织都花费了人类劳动，由这些考试而为人们带来的工作或深造的机会就是商品。正如商品的可使用性是商品价值的外在表现一样，考试的这种形式也是机会这种商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机会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商品是一个外界的对象，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即，只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它就可以说是商品，因为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对人们肯定是有使用价值的，不管它是否经由人类制造。可见，在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中早已包含了西方经济学价值效用理论的雏形，只不过他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也没有从效用的角度分析罢了。其实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价值效用理论是有共同点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两者的共同点上来加深对商品的理解。至此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商品概念已经而且理应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机会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它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
五、机会价值的特殊性分析
上述分析得知，机会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有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三个商品的基本属性。机会的使用价值就是人们通过某种（如公务员录用考试）方式而得到的从事某种行为（如考试）的资格；机会的价值就是它可以使某人在从事这种行为的过程中获取收益（如考试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考试报名费可以看作是购买考试资格这种机会商品的交换价值，因而机会也具有交换价值。
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机会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不容易判断的。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由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来组成的，它还由机会这类商品所独有的时效性组成―机会商品价值特性之一。机会价值具有时效性，机会是一闪即失的，对于一个人来说适时地抓住机会很重要。因为具有时效性，所以机会价值量变地很难准确衡量。牛顿认为，时间是具有一维性的特殊向量，它具有不可逆转性。机会价值具有时间的性质―时效的、一维的、不可逆转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机会价值是无限的，是无法用一般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来衡量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了交换价值概念，人们宁愿用不等价的交换来形式上代表机会商品的交换，且一定意义上的不等价交换还可以满足人们心理上的某种平衡需要。马克思认为“单个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可能是不等价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交换就是等价的了”。机会价值的这种不等价交换也是相对于单个人来说的。对于某个人来说，他所付出的考务费与他所得到的机会价值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但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不等价交换在整体上又是等价的。单个人在得到某种机会的同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给其他人也创造了新的机会（如考上博士的那个人可能以后会做导师，使其他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那个考上国家公务员的人也可以通过他对别人的工作服务来部分释放他以前所获得的机会价值），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机会价值具有可传导性―机会商品价值的特性之二。
机会价值的可传导性是指机会价值的效用性并不是让一个消费者消费之后便彻底消失了，它的巨大效用价值可以不被单独的某一个人消费殆净，它的价值性是可以顺延的。当某一个人在得到机会给予他的价值之后，他又在不经意间给其他人创造了机会和价值，某次机会给予他的价值顺延给了其他人，机会价值的交换在全社会来看是等价的，因为它的价值性已经服务了全社会。
六、机会价值与机会成本的关系
机会价值是它可以使人们在从事某种行为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如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人在获取这种资格的过程中实现它的使用价值。有机会价值必然有机会成本，因为任何事物有价值则必然有成本，不管这种成本是在制造的过程中产生的还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否则“永动机”便可以实现。机会成本是指当事者选择了从事某种活动而不得不放弃的从事另一中活动所能获得的价值。机会的价值性与其成本性是密切相关的，它们都是相对而言的。若一个机会的价值很大，同时它的机会成本也很大，则这个机会的价值相对而言就不是最大的；相反，若一个机会价值很大而它的机会成本却相对较小，则可以说这个机会价值是可取的，机会价值是大的。
七、小结
我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同在，对机会价值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它往往关系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前途，这是因为机会价值具有时效性和可传导性。因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判断特别是机会价值判断，一定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细致的分析，因为任何机会都是有价值的，也都有相应的机会成本。经济博弈论是机会价值比较的一种有力工具，它对我们的生活指导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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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S.Pindyck.Micoeconomics[M].The PressofMichigan University，1999
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6
［关键词］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信任；信任机制；改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0096-02
当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仍然面临着严峻考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问题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是导致难以合作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建立信任是双向的,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会导致双方合作难以实现。
1 关于信任的内涵
对于信任的探讨,始于心理学家研究信任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信任是研究的热门课题。到目前为止对信任的界定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笔者试图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分别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学科范围对信任概念进行简单的概括。①在心理学中：信任是一种置于特殊的相关变数中的期待与强制力,其核心因素是风险,通常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选择行为；同时也一种对情景的反应和个人的人格特征表现,这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是经过后天的社会学习而形成的。②在社会学中：信任注重社会关系对行动者的影响,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文化规范情境和社会制度的作用,比较关注信任的功能与作用。③在经济学中：传统的经济学强调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信任就是通过计算成本收益,然后作出对他人预期的决定,比较侧重交易中成本效益功能。
2 组织之间的信任
结合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特点,双方的信任都是为了谋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并不会滥用自身的组织优势损害对方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相信对方组织会履行承诺并采取实际的行动。这实际上也就是对对方组织履行承诺的一种期望,当然这其中包括理性的因素和非理性的因素。从非营利组织角度考察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就是非营利组织相信政府部门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与其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并且相信政府部门不会损害非营利组织和受益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谋求政府部门本身不合理的利益。但是政府部门及其成员也同样具有“经济人”属性,风险继续存在,同时非营利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其实就是对其承诺和行动的一种预期,这就对于政府部门的特征及其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特征需要特别的考察。
3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信任维度的划分
前面已经分析到,信任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信或预期,但是这种相信是需要原因和理由的,也即信任是有来源的,另外这种来源又是各不相同的。信任的来源是研究信任管理的重要基础,同时又是信任分类的重要依据之一,研究信任的产生、维持和增进都需要这个方向指引。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学者对信任维度划分,可以发现西方学者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文化背景和研究对象而对信任维度进行划分的。但是这种划分是否适合中国非营利组织依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研究对象具有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在中国,通过熟人产生信任,仍然是中国传统信任产生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因为中国“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儒家文化背景影响深远,人情关系依然是中国人相互交往和建立信任的主要依据和准则。
通过调查分析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因素,依据信任的动机特征,笔者在徐贵宏(2008)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信任划分为“计算型信任”、“关系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三个维度,并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计算型信任是一种理性信任,这是经济学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委托理论以及博弈论来解释信任的产生。关系型信任是一种感性信任,强调合作双方之间的感情和真诚程度,关注相互间的感情投资,重视真诚的关心和对对方的关注,并相信这样可以增加他们互惠的信心,关系型信任产生于合作双方长期的频繁互动,并在互动中累积相关信息从而产生某种期待。而制度型信任就是把制度作为信任双方相互交往过程中的一种行动机制,促使信任双方之间能产生合理的相互认同和预期,其也是嵌入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
4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产生机制
政府部门良好声誉可以使非政府组织认同政府部门的行为和动机,并使其相信政府部门并没有欺骗的动机。相反的,如果政府部门的声誉恶劣就会导致相互间的计算型信任越低。同时良好的声誉与关系型信任的增加也是正相关的。研究分析表明,非政府组织对某些政府部门的不好的印象影响了它们对政府部门的关系型信任。目前中国缺乏相应的非营利组织立法,制度缺乏完备与有效性,许多非营利组织处在“非法存在”的边缘状态；同时,也缺乏约束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相互合作的法律法规,所以,目前状态下非政府组织对制度的完备与有效性虽然有所期望,但是期望值较低。但是,在总体上还是存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型信任与制度的完备与有效性是呈负相关的关系。同理分析下去,就可以发现,计算型信任其实就是声誉、能力、经验、沟通与协调、公正与正义性、完备与有效性和制度型信任的函数；关系型信任其实就是声誉、能力、经验、沟通与协调、公正与正义性、完备与有效性、计算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的函数；制度型信任其实是经验、沟通与协调、公正与正义性、完备与有效性的函数。
通常情况下对被信任方特征、双方互动经验的探讨,并扩展到对组织信任的研究,可以丰富信任产生机制内容。被信任方必须具有相关的胜任能力,具有开放、关怀和可信赖的特质,并且这种信用与善意可以被直觉到。徐贵宏(2010)在综合先前学者的观点,认为信任的形成机制包括四个要素：①信任方特征；②被信任方特征；③双方关系特征；④制度特征。由此,也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
信任=F信任方特征,被信任方特征,双方关系特征,制度特征
其中：信任方特征=f(规模,区域)；被信任方特征=f(能力,声誉)；双方关系特征=f(交往经验,沟通协调)；制度特征=f(公正与正义性,完备与有效性)。
另外,事实上有许多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某些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现在或者曾经就是某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把两种类型的组织联系起来,明显地表现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型信任更多的就是依靠这种关系而建立起来。这同时也说明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型信任还是更多地依靠非制度的关系来建立和发展。但是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有效执行仍然是非营利组织最普遍的需要。
5 非营利组织间与政府部门信任形成的关系模型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信任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其重要来源就包括声誉和能力、公正与正义性、完备与有效性,而这些也是被信任者的特征、双方关系特征和制度特征。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相信处于某个社会类别中,其自我定义和自我概念基础就会呈现出来。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信任是基于对被信任者的身份认同,其自身的声誉和能力是被信任者身份特征的重要部分,这种身份特征可以通过双方的交往和沟通而使得对方认可和接受,也可以通过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性、完备与有效性予以保证。通过同理的研究分析,可以明显地发现：政府能力、政府声誉、经验、沟通和协调、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性、制度的完备有效性与制度型信任、计算型信任及关系型信任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产生于政府能力、政府声誉、交往经验、沟通与协调、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性和制度型信任；而制度型信任产生于政府能力、政府声誉、交往经验、沟通与协调、公正与正义性、完备与有效性。
基于政府特征、双方关系特征和制度特征的信任形成关系模型
6 如何提高非营利组织对政府部门信任的相关策略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计算型信任、关系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原因。而要提高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各自的引发原因出发,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对策。
第一,政府部门必须重视提高成员的办事能力和人员素质,充分做好与非营利组织的沟通和协调，同时尽职尽责地树立和维护法律法规的公正与正义性。
第二,重视与非营利组织的友好交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给非营利组织留下良好的印象和交往经验。
第三,政府声誉依然是政府部门重视的信任原因。非营利组织首先可以不关注政府的声誉,但是在经与政府部门交往的过程中,如果遭到了外界质疑,或者非营利组织本身与政府部门交往过程中,做了很大的保留,这就会严重影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长期信任和合作。
第四,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制,做到立法公开公正,并有效地执行已有的法律法规,坚决树立和维护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增强相互信任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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