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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1
【关键词】当代人 精神困惑 精神家园
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丰富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遭遇精神困惑。我们需要反思和重建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当代人的精神困惑
对生存的焦虑与自我认同危机。随着人类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完全掌控自然界的梦想的破灭，人类也越来越感到焦虑和困惑。人们不知道也不确定下一个灾难又将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出现，正如贝克所言，当代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因此，在当代社会里，个体普遍面临着人生意义危机，个体常常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不能肯定自己生活的价值是什么，常常有一种无聊感和焦虑感。自我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立、自我归属感的满足和自我生存意义的肯定。生活在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性和全球性等特征的当代社会中的个体，由于其生存环境的复杂性，还存在着自我认同危机，深陷于身份感的不断迷失和归属感的日渐贫乏的困境中。他们在对于 “我究竟是谁”的追问中，反思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自我认同危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它描绘了当代人生存的现实状态，凸显了人类对于精神家园困境与重构的话语诉求。
个体精神生活的物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西方物欲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扬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人类迎来了一个“物化的时代”。个体极大限度地追求精神生活的物化，舍弃了传统的抽象性和神圣性而趋附于感性世俗的物欲化生活，物欲的刺激与满足成为精神生活的核心主题。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运用使世俗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反过来又把精神生活的感性化推向。物化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被错误地理解为直接的感性刺激与片面的精神享受，被理解为即时的占有与当下的满足，错误地将道德上的善恶价值归结为感觉上的快乐和痛苦，实际上这是在消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切都倾向于成为商品，哪怕传统商品之外的事物也无法幸免：艺术、爱情、人际关系等等”。①
当代人的思想式微。人们生活在一个思想式微的世界，生活在当代的人们普遍感受到思想式微的现实，大的思想几乎已经过时，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使人们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时代。与传统社会不同，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得到任何想要的信息，信息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不同的还有，人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却很少将其加工升华，为信息的触手可得而陶醉，但却牺牲了自己的思想。“如果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任愚钝，而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令人深思的大思想，如果不能很快转化为金钱，其内在价值就微不足道，结果造成产生这样思想的人和传播这样思想的出口越来越少”。②
当代人精神困惑的原因
究其原因，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主要是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人文家园和社会家园遭受挑战，继而导致精神世界的迷失和困惑。
自然家园正面临挑战。自然世界之所以是我们生存的家园，因为大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之根、精神之源，人类依赖于自然界而生活，自然界为人类源源不断提供精神食粮。自然家园是精神家园的存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过多干预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人们普遍面临生态恶化的危机，越来越困惑。“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工业文明形成以来的指导观念或理论不可能成为支撑人类走向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之路的精神依托，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人决定自然的观念，人类只能走向毁灭”。③因此，只有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属。
人文家园困境遭遇冲击。人文家园是人类文明能得以延续和兴盛的保障，人类若失去人文家园，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精神就会缺少了皈依而走向虚无。人文家园对于人来说不可或缺，失去了人文家园，精神世界就是空洞的，生活在其中的人最终会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人文家园是孕育人文精神的场所，是精神家园的文化砥柱。所谓人文精神，它包括道德修养、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等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经济飞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人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人文精神渐趋衰落，人文家园遭遇困境。贝克和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人类精神领域的迷失与心理秩序的混乱、价值虚无化和人生无意义感。
社会家园遭遇困境。虽然自然家园是人类生存和精神存在的基础，人文家园是精神的皈依，但只有社会家园才能提升人的存在，进一步生产出更多的新的“精神食粮”，才能合理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国古代就有，荀子关于人之所以能胜物在于“人能群”的思想，王守仁“天下一家”的思想等等，都已经把社会作为自己生存的家园。萨特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人们都是兄弟，都是一样出自人类之母。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使传统稳定的社会系统功能被弱化，流动性社会系统要求人们必须适应不断的变化。人们在被动适应和变化中寻求精神依托，从而陷入焦虑、茫然、不知所措的精神迷失状态。另外，人们精神需求的和谐的信任关系遭遇挑战，人类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反思与重建精神家园的策略
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遭遇困境，但同时也提升了人们面对这一困境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的能力。
反思与确立人的自我存在范式。自我范式指的是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以及如何调适自我与自我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整体性关系。当代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就是理性自我的存在范式，最大程度追求功利和个性自由，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宣扬，也把精神的困惑推向了极致。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实现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和合为基准，始终持守住一种“合理适应”，这种适应使国人与自然、与社会以及与自我不至于严重地分裂。因此，审视国人的自我存在范式和中华文化发现，认同伦理自我和生态自我的最高形态的存在范式是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策略。伦理自我的观点是：人是社会渺小的一部分，但如因自己的贡献推动社会进步，人生就不再渺小而是伟大和崇高的。孔孟及早期的儒家就将“仁”和“义”确立为自我的存在范式。孔子的“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强调了“为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立已”。老庄及后道家则一如推崇、倡导和践行生态自我的存在范式。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思想就要求构建一个有序的、良性的、永恒的自然万物和合共生的生命系统。“天人合一”进一步反映了古代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秉承的价值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合共生思想的终极旨归。解决风险社会下精神家园危机需要确立的自我的存在范式是伦理自我与生态自我的合理融合，只有这样才可以彻底消解现实功利的欲念及外在目的的限制，从而实现精神的终极皈依。反思人的自我范式是为了实现人的心性的需求和寻皈精神家园的需要，是寻找安身立命场所的心路历程，最终通达精神家园的生存境界。
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曾经使人们获取了许多关于确定性的知识，满足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却也向人们揭示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精神家园和谐重建依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在前进而不是倒退，科学发展是能够接受理性批判的，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在批判中沿着日趋正确的道路前进，才能解决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波普尔认为，科学发展同生物界一样，经历着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过程。“科学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必然增长，也可以说，它必然进步”。④从巴西的库里提巴城，我们可以论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是可以制造出不伤害大自然的能源，人类也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减少对资源的浪费，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最终重建和维护好人类的精神家园。
以制度和道德维护社会信任体系。当代社会，人们不得不超越传统的“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模式，对非个人化原则和陌生人的信任，成为社会的基本要素。但是这种抽象的信任系统也极易造成个体的信任危机，使整个信任体系遭遇挑战，继而影响精神家园的和谐。因此，人们需要建构有效的制度来应对传统“特殊化信任”体系的弱化，同时也需要对传统道德的信任，通过对信任的信任来弥补抽象制度的“不可触性”的缺陷。在制度和传统之间建立一个合作的桥梁，互相依存和统一，有效制度与传统道德的结合，利于提升个体对“陌生人”和“他者”的认同感，是培养大共同体意识的有利平台，是实现精神家园和谐重建的坚实基础。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林和生：《悲壮的还乡—精神家园忧思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②尼尔·加布勒：“当今世界为何难觅‘大思想’”，《参考消息》，2011年8月29日。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2
论文关键词：科技发达时代；职业教育；理念；现代人格；可持续发展；技术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浪潮席卷世界，高能技术、太空技术、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相继涌现，人类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科技发达时代。在科技发达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综合体的核心要素，人类生活变得越来越技术化、知识化。与此同时，人类也受困于一个巨大的悖论，就是人创造了技术，技术反过来控制人。技术成为一个政治与伦理问题。职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实践形态，通常被界定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在科技发达时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制度、方法、内容等必然要发生新的变化。本文结合时代精神，并借鉴相关的理论学说，着重探讨职业教育的理念及其转型的问题。
一、培养现代人格
在科技发达时代，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在科技创新能力被空前强化的同时，技术运用能力也受到特别的关注。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跟职业教育密切相关。不仅如此，职业教育还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一项现代性工程，培养现代人格是其最基本的理念。
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现代化比物质的现代化更加重要，它不是现代化进程结束后的一个副产品，而是整个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先决条件。英格尔斯对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分别进行了区分和界定，并指出它们之间有一系列对立的特征。他是在对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跨文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英格尔斯提出了传统人格10个方面的普遍特征，即：惧怕革命；拒绝新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被动接受命运；盲从权威；缺乏效率和个人效能感；缺乏创造性；对不同意见严加防范；凡事唯传统是尊；孤立封闭、妄自尊大、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不重视教育和学术研究等。而现代人格则基本上是与此相对立的，它是有助于现代化的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英格尔斯指出，“个人效能感、对经验的开放态度、尊重科学和技术、承认严格划分时间的必要性、积极取向于未来、计划等等的每一个特征，我们都把它定义为现代人的内涵。”在区分了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之后，人的现代化就可以简单地界定为从传统人格转向现代人格。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主流素质，有没有可能如英格尔斯那样开出一个素质清单出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研究者基于科技发达时代对人发展的特殊要求，提出“人的创新”这一命题。“人的创新需要思维方式的创新，需要对教育模式和人才管理模式等进行改革。中国人的素质，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深深陷入于传统模式之中，与时代要求深深滞后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尚未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缺乏主体自我意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观念保守，视野封闭；知识陈旧，学科壁垒森严；拘泥于条条框框；缺乏正视矛盾与严峻现实的心理素质与精神。”当代中国的现实表明，人的创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仍然在于人的现代化。
现代人格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下来形成。事实上，人的现代化理论常常被用来解释和说明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教育，特别是通过现代性改造和设计的学校教育是培养现代人格最强有力的方式。教育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主导途径。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指出，“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教育成了一项基础性的工程。
在现代化背景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行为，而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着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诉求。国家试图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职业教育要培养具有现代人格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已经成为了一个当代职业教育命题。职业教育对现代人格的培养具有特殊的作用，表现为能够促进学生对技术和技能的内化，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学生对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化，提升个体的道德水平；能够促进人对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内化，提升个体的思想境界，从而使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更加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二、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科技发达时代的重要主题，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可持续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通常是指一种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可持续发展被拓展到人的发展领域，进而提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而人的可持续发展又赋予了当代教育特殊的使命。人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的发展状态的持续性，二是发展能力的持续性。人的发展并不终结于某一确定的状态，而是永远向未来开放。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了一个生涯问题，当人能够不断地设置阶段性的人生目标，且能够较好地实现这种人生目标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人本主义心理学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自我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试图揭示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建构上，相对传统的全面发展目标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体现在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使人更好地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教育要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教育对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的当下关怀。
职业教育要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职业教育要摆脱那种狭隘职业针对性。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基本从业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职业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并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使学生拥有更加全面的文化素养。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深刻性是空前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有个人色彩的领域。”吉登斯的学说被称为“非连续性的现代史观”，认为现代社会不是历史随着某一既定的发展线索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一种与先前所有各类社会秩序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中国当代社会更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包容了各个时代的物质、各种生产方式和形形的精神版本。
针对现代社会的断裂现象，中国的社会学家郑杭生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这一命题。所谓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是指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士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生活动态变化的现实效果，具体表现为这几个方面的趋势：（1）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2）当代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3）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4）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5）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消蚀；（6）财富的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7）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8）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然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的一些复杂症候。这是一幅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图景，这幅图景中交织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这一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路向也自然会发生变化。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人们越来越趋于这样一种认同，如果学生拥有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就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动不居且经常处于断裂中的社会生活，并寻求更大的发展可能性。
现代教育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深层次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就是现代教育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漠视或背离。有研究者认为现代教育是一种规训。“教育成为一种把人纳入其中的普罗克拉斯特床，人被削足适履地放在教育的度量结构中接受塑造。”规训化的教育是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在这种教育中，学生实际上被当做加工的零件，是一个塑造的对象，学生在教育的流水线中被程式化和标准化了。另外，现代教育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教育，试图“用知识的碎片来建构学生”，忽视了人的完整性，特别是忽视了整体精神的培育。碎片化的教育同样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当代职业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规训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强调外在控制，忽视学生自我塑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强调某一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忽视学生知识结构与素质结构的内在关联；强调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某种工具性质的职能化的人，把人的发展过早地框定在一条固定的路径上。所有这些，都很难经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检验。职业教育要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当前职业教育的制度、目标、内容和方法等进行必要的改革。事实上，也有许多职业院校在这问题上正在进行独特的探索。
三、引导学生反思和批判技术
职业教育要把学生导向一个工作体系，而技术则是工作体系的核心要素，因此职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促成人与技术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使学生掌握和应用某种技术，也包括技术对人的影响，还包括学生主动地去反思和批判技术。在科技发达时代，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完全凸显，技术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批判反思的对象。职业教育必须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反思和批判技术是科技发达时代的职业教育的特殊使命。
科学技术是现代人一项伟大的文明成就，也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证明。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科学技术犹如一只神奇的巨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科学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揭示了自然奥秘、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等。科学使人类过上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的不断显现，科学玫瑰红却开始逐渐褪去。有研究者指出：“一方面，正是在科学反抗神学的霸权，带领人们走出愚昧之谷的过程中，科学建立了自身的霸权，使自身成了新的神话、新的膜拜对象。科学所不予承认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中便不被认为是知识。对科学的崇拜使得科学家们成为人类唯一公认的立法者。另一方面，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的同时，科学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这很显然是一种讽刺意味。科学的“霸道”形象实质上是一种形象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科学神话的终结。
在科技发达时代，技术的本质发生了蜕变。技术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现代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经纳入到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对技术活动的控制与导向已经成为了各个政府的重要权责。技术专家更容易成为官僚，并在各类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现代技术不仅是生产力，同时，也在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现代技术与科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神话和宗教而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合法化的基础。也就是说，技术可以使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得以合理化。
在技术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的同时，技术也成为了一个伦理问题。由技术所制造的伦理恐慌开始困扰着人们。这是因为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行为能力，致使传统的伦理准则失效，而新的伦理准则又没有得到及时的制定和认同，这时伦理冲突和伦理恐慌就不可避免，如克隆人、转基因食品、器官移植与买卖、堕胎、网络黑客、数字鸿沟、杀伤性武器等引发了许多伦理争议。特别是生态环境危机成了一个严峻的全球性的当代问题，而现代技术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一个同谋与帮凶的角色。当代社会也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而正是技术参与制造了许多风险事件。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尔库塞曾指出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也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很显然，造成这种极权主义性质的一个重要动因正是技术。技术事实上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人成了技术时代舒舒服服、平平稳稳且又极度不自由的奴隶，成为社会这架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功能性的部件。这样，马尔库塞从技术着手，对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揭示。
另一位美国思想家弗洛姆则提出了技术的人道化的观点。弗洛姆认为正是技术的非人道化发展使得人类陷入了最严重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危险甚至有可能毁灭人类自身，于是他提出应当把处于十字路口的技术引向一条人道化的道路。人道化的一般目标是：“我们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改变的，它激发并推动人的成长与活力，而不是去损伤他；它激发个人，而不是使他变得被动与接受；我们的技术能力是服务于人的成长的。”在此基础上，弗洛姆还提出了技术社会的改造方案与步骤。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3
关键词:艺术;科学;历史;当代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6-0022-02
一、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艺术与科学
作为心智与创造力的结晶,艺术与科学向来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两翼。在漫长的世界文明史上,二者始终呈现出一种泾渭分明而又难舍难分的关系,艺术与科学之间交互发展、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例子举不胜举,有关艺术与科学之关系的理论阐述也屡见不鲜,大致说来,可粗略地分为两类看法:一类认为艺术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其基本目的和方法原则都不同,科学力图以认知的方式发现宇宙和自然界中的普遍法则,注重客观性、实验性、事实性,而艺术则以情感和想象为特征、通过审美创造来把握世界,强调主体性、想象性、情感性,例如斯诺在《两种文化》一书中,对于艺术和科学的对立和分裂现象就曾进行过充分的描绘;另一类看法则相反,认为尽管艺术和科学分属不同的门类,但都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都力图发现或追求某种普遍性真理,因此从根本性质和最终目标而言具有某种相通性。如赫胥黎就认为,“科学和艺术乃是自然这面圣牌的正反面。一面是用感情,另一面则是用思想,来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①当代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也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②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不尽相同。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原始思维的混沌性和互渗律特征,原始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尚不可能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因此原始艺术和原始科学的萌芽是以一种同源混生、自然融合的状态共存于原始文化母体之中,原始艺术活动一方面体现出人类审美意识最初的萌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原始人类对某些物质、工具、形式和技巧的认识与利用,例如用兽骨和芦苇制作的笛子,既是最早的乐器,也是人类最早的物理仪器;再如原始人用红色矿石粉末在岩壁上作画或涂抹在身上作装饰,既是最早的审美冲动与表达(当然也有巫术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矿石的性质、色彩、用途以及碾磨技术有了一定的认识掌握;当原始人在兽皮、陶器或岩壁上绘出波浪、漩涡、野兽或箭头的时候,他们同时也逐渐形成对圆形、曲线、直线或其他几何图形的概念。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的审美经验和科学知识不断积累,艺术与科学的融合在古代文明中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结晶,以古代建筑为例,无论是埃及金字塔还是古希腊帕提农神庙,都堪称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既是建筑艺术的奇观,也是建筑工程史上的壮举,金字塔所蕴藏的一系列奇异数字巧合更令无数现代人惊叹和猜测不已;再如毕达哥拉斯的学说,用数学法则来解释宇宙构成和世界本原,既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数论和几何学方面留下了卓越贡献。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艺术和科学都得到极大发展,也出现了许多在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都造诣超群的文化“巨人”,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达・芬奇,一方面他热心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探讨如何用线条、光影和立体造型去表现形体,另一方面他广泛研究与绘画、雕塑艺术有关的光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解剖学、生物学、工程物理学等多种学科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因此他的杰作都是既富有艺术性、又具有科学性,被认为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融合,而他本人的艺术实践和科学探索精神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自然科学的体系开始逐渐建立。在此之前,古人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方面受当时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限制,还处于较低状态,另一方面也未能从其他学科的总体论述中剥离出来,而与哲学、文学、宗教等其他知识体系混在一起,被称为“自然哲学”;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理性和知识日益受到推崇,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逐渐从原来的自然哲学向近代科学体系发展,至19世纪完全成熟,形成了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体系,学科分工细致严密。科学家们在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天文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牛顿确立的力学体系就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最显著的标志之一,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日益确切主动,不仅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对西方近代启蒙文化运动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在古典主义艺术和启蒙文学中人们能深刻感受到理性的力量,而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与绘画中则处处可见自然科学的具体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片面发展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现实异化危机也日益凸现出来,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提供了科学的生产秩序、畅通的流通渠道和合理的消费体系,造就了人类空前优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毁着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吞噬着人类一切属人的本质属性,使人异化成为非人。特别是西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使传统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体系受到怀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对立也日渐明显,艺术成为反抗异化现实的重要精神途径,这一特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现代主义艺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现代主义文艺表现出鲜明的反理性特征,构成了对片面技术理性的有力批判和反思。
二、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艺术与科学
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和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运用科学知识获得对自然界更大的认识和创造能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的确也伴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如何规范使用和控制科学及其发展方向的能力,从而使人类获得科学带来的福祉而避免其危害。
事实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当代艺术创作的关系异常密切,现代科学技术不仅为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段、催生出各种新的艺术媒介、带来新的艺术传播和接受途径,也拓展了新的艺术视野和主题内容;更进一步,当代许多创造性活动例如影视、设计、新媒体艺术等等,本身就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产物,既体现着艺术的审美创造,也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技术成就。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前途的支柱产业之一,迅速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纷纷将其作为本国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来扶持;而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动力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及其创新力量,因此,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已成为世界性话题,正如1999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在谈论网络艺术形式时提出:“缪斯也需要科学的翅膀”,“技术进步与新艺术形式的萌芽总是如影随形,艺术与技术的互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显然,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重新考察艺术与关系的问题,思考如何促进艺术与科学的和谐发展、推动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成果,是一个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的重要课题。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首先要以深厚的艺术与科学积累作为最基本的前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在教育和科研体系中更多地偏重于区分艺术和科学领域,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专业细分,但已不适应于当代综合性、开放性和跨越性的知识发展趋势。目前,国外有不少“艺术与科学”的专门研究机构,许多大学的专业设置,如媒体艺术与科学,视觉艺术与科学,设计艺术与科学等等,都反映了试图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学术追求和教育理念。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社会和高校也已对艺术与科学综合教育的问题有了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践。总理在谈到高校教育时多次指出,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李政道等人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多次倡导大学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会涌现出一大批兼具艺术素养与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能够更好地完成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与探索。
就方法论而言,艺术与科学这一课题不仅可以在抽象理论层面,从哲学、思维科学、心理认知等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将艺术与科学视作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两种重要方式,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与相互关联;也可以在具体的技术应用层面,结合不同的专业,具体探讨艺术表现与科学认知如何在方法、手段、途径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科学不断创造新色彩、新材质、新工具、新方法,给艺术家的想象力与表现力以更广阔的空间,特别是计算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艺术家展示了崭新的视觉、听觉与感觉的天地;反过来,艺术给予科学以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人们实现以美的规律塑造世界,引导科学家关注科学技术的精神文化内涵,这种观念与方法上的互启、互用,将推动彼此发展话语体系、符号形式与思维方式,并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总结。当代许多创造性活动如影视、设计、新媒体艺术等等,都是艺术与科学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探讨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追求。由于艺术与科学都具有人类共通性和普遍性,因此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努力探索和寻求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和谐建构和科学发展,也能够通过现代科学和艺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现代阐释,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跨越;更进一步,也只有这种根植于深厚传统、同时又实现了现代超越的民族文化,在汹涌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中,才能够真正与世界进行既开放又独立的平等对话。
最后,也是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讨论艺术与科学结合的问题时仍应注意,在科技时代,艺术在借重技术支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和放弃艺术自律的原则以及审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和反思功能。审美现代性通过强调与科学理性相对的审美维度,对工具理性提出质疑,对日益机械化、碎片化的现代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进行反抗。无疑,在彰显个体精神自由的审美维度、在反抗异化现实等方面,审美现代性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批判功能,或者说,对于片面追求理性合理化、而相对忽视个体精神自由的现代科技来说,它构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和修正。因此,正如韦伯所说,艺术在当代生活中具有把人们从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压制中救赎出来的重要功能。这一独特功能和积极意义,在我们提倡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时,尤其不应忽视。
注释: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4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应该说,医学同时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至今仍有人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主要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使医学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解决临床问题。而且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内涵被忽略甚至偏离。
医学模式的转变,终于使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得到应有的关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根本意义在于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原则及结构进行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
科技、市场经济负面影响
科技的突飞猛进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高、范围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医学影像技术、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无一不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尤其是竞争机制的引入,也极大地调动了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然而,上述条件对医学的作用不是单向的。
科技发展强化了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的作用。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变成了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技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造成临床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无序甚至滥用。拜金主义、道德滑坡等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
所有这些,都涉及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无疑是片面的。
确立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理念
明确医学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医学的基础性理念,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医学同时具有两种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都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的成果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必然是人文的进步。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必然合二为一。医学教育也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
其次,医学彰显人文科学性质,提示应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目前,医学对自身的认识已达到基因水平,但许多疾病仍然是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人体的遗传特征,恐怕也无法明确、清晰地说明疾病与社会、心理状况等的直接关系。
所以,如果医学的基本目标,仅仅被设定在寻找致病物质及治疗手段上,其社会、心理因素得不到重视,甚至被划定在医学基本目标之外,人类与病魔的抗争会更加“残酷”。
所幸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理论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医学实践中,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研究仍是“盲点”。在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里,医学人文科学没有地位,也少有建树,本该成为结实粗壮、枝繁叶茂的“大树”,却发育迟缓、瘦弱无力。
正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医学的基本性质一样,医学人文科学是医学的重要学科群。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5
在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趋势的今天，人类可能遭遇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复杂，就风险的来源而言，既有与人类行为无关的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有因人类行为导致的人为风险，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就是典型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在当代，这种风险的影响已经不断地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对这种文化风险，20世纪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人批判与反思。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中，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技术规范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遵循，也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规则。技术进步与生产进步的融合，在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系统。科学技术带来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的同时，却又使人类的思想日益受到禁锢，思想的自由本性受到压制。然而，法兰克福的这种文化批判仍然聚焦于哲学话语的抽象叙事和负面效应之中，对科学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尤其是文化风险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说明。随着上个世纪中期新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核技术、电子技术、基因技术等新技术进人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并产生革命性影响，核技术风险、化学产品风险、转基因食品风险、工程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进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这些研究的核心仍然在于经济利益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即集中于物质性损失的关注，对文化风险，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的影响则缺少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应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谓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指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及其成果应用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的威胁以及使文化发展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性。在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随着风险的扩展也日显突出，表现出与其它风险不一样的特征。
(一)内隐性
就科技风险发生与传播的时空界限而言，传统科技风险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空界域，因而很容易被人所感知，但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推进，科技风险的感知度则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减弱，在文化领域的风险则隐藏在技术的光芒之中，如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常常被人忽视;就科学技术在不同领域的风险感知而言，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可认知性显然高于文化领域，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风险很容易被感知甚至被计量，但文化风险，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由潜在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时间较长，并且要通过各种物质形式和人的行动来体现，因而这种风险不容易被人觉知而具有突出的内隐性。
(二)广泛性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了可能。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国家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背景下，过去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就很容易跨越政治地理边界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风险所波及的范围自然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多样性
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和多样化的，加上科技风险本身具有的复杂关联性，因此，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和复杂的，从风险的认知程度看，许多风险已经通过负面效应被人们普遍认知，如核技术风险，但某些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被公众认知的程度较低，对文化的威胁更加不能被有效认知，如转基因食品技术;从风险所涉及的范围看，科技文化风险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这种多样性必然带来风险认知与风险防范的难度。因此，认识风险的发生机制并规制风险势在必行。
二、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征
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风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权衡，随着科技风险向文化领域的拓展和对科学技术风险认知的推进，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产生的文化威胁，综合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人对自然的态度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异化的风险
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知，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认知前提。马克思在《isa}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这样描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n[2](P.53)但自近代以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从原始状态下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到与自然的“分离”，再到对自然的超越与控制，每一个阶段的变迁，科学技术都扮演着决定性的力量:电力开发使人类获得了新动力，汽车的发明使得世界四通八达，化工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对自然物加工和再造的欲望，核物理的突破性进展展示了人类科技发展最辉煌的一页，网络技术实现了时空的跨越，然而，这一切都埋下了巨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隐患，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自然关系的错位，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也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支撑，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等优良品质的继承与弘扬带来负面影响。
(二)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所带来的文化符号消失的风险
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物，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见证，特定地域的文化遗产总是同该地域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相对应，是文化的物质符号，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当前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据资料显示，印度泰姬陵由于周围工厂排放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酸雨过多，原本洁白的泰姬陵出现片片黄斑。中国的世界遗产有多处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象龙门石窟、武陵源、乐山大佛等均处于酸性物的污染之中。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消失的风险，面对历史，我们有可能失去证据，没有证据的一切辩驳，都将显得无力，文化的说服力，也将变得虚弱无比。
(三)文化主体一人的全面发展面临新的风险
科学技术活动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与手段，从原始技术到当代高新技术，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科学技术越来越昌盛，作用领域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应用能力的视角，人的主体性确实得到了增强，人依靠科学技术的手段不断克服生理上的局限性，不断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努力地接近真实的自然。然而，当技术手段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的时候，人事实上成了被技术控制和支配的对象，理性成为人类行动的绝对遵循，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灵光咋现的灵感，都很可能被一项项技术规则和标准所湮灭。在当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随之出现的网络依赖、手机控等问题无疑给人的全面发展敲响了警钟。
(四)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受到来自新技术的威胁
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价值交互作用可能引起价值观念混乱的风险日益显现，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成为当下精神领域存在的社会性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先进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传统大众传媒走向没落，新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电子媒体已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宰社会舆论和引导话语权的工具。然而，这种文化生态所体现的文化样式对传统价值产生了颠覆性挑战，当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不能主导的时候，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价值观念混乱出现的概率显著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被技术焕发出来的魅力所消解的危险。
(五)技术突破使伦理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来自技术的挑战
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技术被突破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突破的空间不断向人类道德底线所能承受的空间视域逼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了许多道德难题，迫使我们做出道德决定，人类遗传规律受到来自自体繁殖的挑战，人类婚姻家庭伦理准则也由此而受到被颠覆的危险，依托于克隆人技术而滋生的人的生存准则和交往方式也将受到威胁;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的不断突破，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传统道德无法跟进不断改进的技术成果，对网络世界的许多事件难以进行有效的道德规制，因而出现了对人类生活带来困扰和精神污染的网络事件，所以吉登斯这样认为，“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探索世界的令人振奋的新机会，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毁坏人类和社区关系的威胁。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这种逼近对伦理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不加约束，人类本身会逐渐沦为技术的“奴隶”和“牺牲品”，科学技术也就背离了造福人类的发展方向。
三、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
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只有依靠内外兼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文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从根本上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对文化构成的威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科技文化风险的内部控制
科学技术成为“重要的风险源”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虽然科学技术也存在风险，但由于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较小，危害性极其有限，因而风险也不突出。但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决定力量，科学技术的风险就突显出来了。其内在原因在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把握的局限性，并由此带来风险由可能J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要防止这种转化，必须提高人类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的水平，加强对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预测研究，提升科技风险的辨识能力，完善现有技术体系，提高科学技术运用系统的稳定性，减少因为技术本身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出现，尽可能减少科学技术风险的发生。
加强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评估是近年来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风险评估机制的目的在于对风险发生进行科学的评判，进而实现有效的预防。在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定位于一种潜在的威胁;其次要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其中，转变科技专家和公众在风险分析与评估中的不平等地位，允许公众的合理建议和现实诉求反映到技术评估的具体实施中，进而提高针对不确定性科技风险决策的合理程度，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最后，从评估取向上支持和鼓励那些能实现长期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技术，彻底放弃那些可能招致人类灾祸的技术。
科技活动主体—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专家系统对于风险的预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就科技风险认知而言，专家系统与普通公众间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公众对专家系统产生了建立在“依赖”关系上的信任，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在这种信任关系中，作为被依赖方的专家系统处于主动地位，掌握着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的主要信息资源，而作为依赖方的公众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而，专家系统的风险认知与规避，主要是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展开的技术创新与风险回避，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文化风险的外在治理
在当代，政府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治理所具有的资源集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是其它治理不能比拟的。就风险治理而言，国家、市场和社会对于科技文化风险的规制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风险的政府控制已成为风险理论研究中的共识，政府作为现代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最主要倡导者，对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了避免技术发展产生危害性后果，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合理规划，遵循真、善、美相结合的价值选择标准，鼓励科学技术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进步的方向发展，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抓住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输上的便捷性特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尽量控制和约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科研方向和技术应用领域，同时设立风险评估机构，将风险评估纳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和技术应用评价之中。
在科技文化风险的外部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关系，它决定着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由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生产越来越集成化和短时性，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科技活动与生产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研部门由原来的纯科研机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化，生产性科研机构和民间科研机构大量涌现，因此，市场往往成为科学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不断催生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市场的这种刺激作用在推进科学技术活动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也是科技活动无序化的推手。因此，要发挥市场在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方面的作用，必须实现“两只手”的有效结合，即把政府的正确引导与市场的内在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鼓励科技资源向有利于文化安全的行业与技术研发领域转移，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技术应用，通过市场的有效调节实现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风险也随着这种深度融合而不断扩散与放大，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快，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影响范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广，所以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当今世界称之为“全球风险社会”。他认为，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不断加快，人类将面临许多共同的风险，许多新的风险形式也随之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风险已经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的限制，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风险所带来的影响〔}l(P.sa)。当前应该通过增强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科技文化素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密切注意科技风险并主动采取防范行动，不断地提高分析预测、评估和抵御科技风险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氛围，形成全社会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意识。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6
【关键词】课程；课程改革；高等学校
一、课程的定义
课程作为高等教育学一个重要的理论，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理解它就形成了不同的课程观。
一是认为课程就是教学科目。这种观点把课程等同于所教的科目。我国古代的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术六艺。目前我国的《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众多教育学教材也认为，课程即学科，或者指学生学习的全部学科――广义的课程，或者指某一门学科――狭义的课程。然而，这种定义只关注教学科目，往往容易忽视学生的心智发展、情感陶冶、创造性表现、个性培养以及师生互动等一些对学生成长有重大影响的维度。现在我国各地的课程改革，已把活动和社会实践列入正式课程，这说明把课程等同于教学科目是不周全的。
二是认为课程就是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这一定义把所有有计划的教学活动都组合在一起，以期对课程有一个较全面的看法。例如，我国有学者认为：“课程是指一定学科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教学进程。这个进程有量、质方面的要求，它也泛指各级各类学校某级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相对说来，这个定义考虑得比较周全。但是这一定义本身也存在疑义。把有计划的教学活动安排作为课程的主要特征，往往会把重点放在可观察到的教学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学生实际的体验上。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教学活动对学生学习过程和个性品质的影响，而不是教学活动本身。
三是认为课程就是学习经验。把课程定义为学习经验，是试图把握学生实际学到些什么。经验是学生在对所从事的学习活动的思考中形成的。课程是指学生体验到的意义，因为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学习者，他们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经验都各不一样。所以，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教师作了些什么。也就是说，惟有学习经验，才是学生实际认识到的或学习到的课程。这种课程定义的核心，是把课程的重点从教材转向个人。
二、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原因
高等学校从产生以来，课程就不断地发生变化。尤其是到了现代，有意识地进行课程改革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高等学校课程改革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首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张了高等学校的职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等学校依次扩展了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职能。这一职能上的变化，必然要求课程也随之变化，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向多样化发展。
其次，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改变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类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多种类型。因此，课程的安排也随之做出改变，对高等学校课程的设置提出了新的问题。
再次，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它使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受到怀疑，对整个教育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必然也带动课程做出相应的变革。
（二）知识的激增加速了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步伐
知识的激增要求高校课程作出一些变革。一是数量上的，即在课程中吸收新鲜事物，使课程内容跟上时代步伐。二是质量上的，即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寻求那些最基本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原理，并使之结构化，这是当代高校课程改革的主要方面。
（三）高等学校课程改革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高校课程不仅要符合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满足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必须符合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要求，满足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这一点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都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认可。如何根据精神文明的需要恰当地安排高校课程，特别是那些关系人才基本素质、修养和人格的普遍课程，一直是当代各国高校课程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关于我国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
（一）正确对待通与专的关系
西方所提倡的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被认为是对高等教育专门化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和超越，其最终目标是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因此，课程的设置首先应当从简约性出发，关注科学性和前沿性。选择最能代表学科核心内容的课程，使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握学科的主题精神，了解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而为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其次要注意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相互渗透与贯通。我们强调通识教育并不是说就要排斥专业教育，而是应该以通为基础，在通的基础上关注专，使通与专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使人全面发展的目的。
（二）重视隐性课程的发展
隐性课程既非课内学科又非课外活动，而是第三类课程，即校园文化建设，它是通过整个学校的环境、氛围、学校的风气所施加给学生的影响起到教育作用的。隐性课程使学生在环境的熏陶下以及同伴之间的交往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隐性课程的实施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三）重视教师角色的转变
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课程运作模式中，教师仅仅是课程的忠实执行者，无权也无力探讨“教什么”的问题。然而，教师并不是他人思想的被动传授器，应该反思注重知识掌握而忽视学生个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课程目标是否合理；反思由专家制定的课程内容是否合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选择、改编和整合等方式进行改造和重构。其课程角色应该由传授者向促进者转变，由管理者向引导者转变，由“运动员”向“教练员”转变，由居高临下向“平等中的首席”转变。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把课程理解为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要素的整合体，下大力气推进我国课程改革，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合理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