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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1
关键词：奢侈品；效用；效用函数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奢侈品的概念及特殊性介绍
奢侈品一般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惜等特点的消费品。以尼尔.菲斯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奢侈品指的是这样的一些产品或服务，它们比同类商品中的其他产品或服务质量更好，品位更高，也更让消费者们心驰神往，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但是还不至于昂贵得让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奢侈品具有以下特征：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稀有性特征、炫耀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文化特征。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包括炫耀性动机、领先动机、从众动机、社交动机、追求品质精致动机、自我享乐动机、自我赠礼动机、表现内在动机。正是由于奢侈品的种种特征，造就了各种消费动机，同时使得奢侈品的价格远远大于其实际生产价格，使得奢侈品成为经济市场中一种特殊商品。
二、奢侈品的特点
综观奢侈品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可以看出，奢侈品消费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需求收入弹性。与日常生活所需必需品不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其需求增长速度大于收入增长速度。EX=（dX/dL）*（L/X）>1，EX为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X表示奢侈品；L表示收入。二是特殊的效用函数。对于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而言，其效用函数不仅与购买数量有关，同时受到奢侈品价格影响。用U=UX（Y，PX）（其中X、Y指两种奢侈品，P是奢侈品X的价格）表示奢侈品的效用函数。本文将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奢侈品进行分析。
三、相关经济概念
在消费者理论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消费者面临市场如何选择商品，为此引入了消费者偏好和效用的概念。简单地说，消费者偏好是指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的喜好程度。效用是衡量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偏好程度，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感受，消费者认为某商品的效用高即该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高程度的满足感。效用函数，为定义在n维商品空间上的实函数，U=U（x），其中U（x）表示消费者对商品x的效用值。
四、奢侈品与普通商品
经济学中讲求效用最大化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有人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的假设。理性人对商品的选择是在能够拥有的信息条件下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但是奢侈品市场中，消费者在同样的实用价值的情况下会选择比普通商品价格高出几十倍的奢侈品，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市场日益繁荣，究其原因是消费者通过奢侈品消费可以获得消费普通产品无法获得的效用。
运用数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加入奢侈品，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公式变为MaxU（X1，X2）；s.t.P1X1+P2X2
五、奢侈品的精神利益
效用是一个与消费者的内心主观感受相联系的概念，可以说内在心理机制是效用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与消费者心理相联系的，重点分析偏好的效用模型，将商品产生的效用分解为物质层面的效用和精神层面的效用。由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和人格构成存在差异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商品物质层面的效用与精神层面的效用所占效用比重大小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为了描述商品对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差异，定义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精神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为精神指数，用θ表示。以此为基础，我们来分析，关于奢侈品的消费选择模型。
为了简化问题，同时使问题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我们作出如下假设：一是假设消费者的收入、产品价格以及产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利益点为外生变量。二是假设理性经济人追求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总和的最大化。
根据以上假设与分析，构建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费选择模型。
物质层面的效用受到商品数量q的影响，且效用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物质效用函数为：u1=u（q）且du1/dp≥0
精神利益通过精神指数的强度来影响消费者效用的大小，且精神指数与精神效用是单调增函数关系，强度为零时，精神效用为零，精神效用函数为：
u2=u（θ）且du2/dθ≥0，u2（0）=0
现有两种同类商品i和j，消费者偏好取决于i、j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和的效用的大小。所以i和j的总效用差为：
ΔU=[u1（qi）+u2（θi）]-[u1（qj）+u2（θj）]
其中，ΔU为商品i与j的总效用差，qi、qj分别为i、j商品的数量，θiθj分别为i、j商品的精神指数。
假设u1（qi）=u1（qj），则：ΔU=u1（θi）-u1（θj）
由上式可知，消费者偏好取决于精神指数的大小。根据消费者对商品i和j的精神利益敏感度的不同，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可得出下列三个结论：
第一，两种商品仅满足消费者物质利益的需求，消费者对i、j的精神利益均不敏感或者完全感受不到，精神指数为零。
第二，商品i满足消费者精神利益需求且消费者对精神利益敏感，消费者对商品j的精神利益完全不敏感，即θi0，θj=0，则有ΔU=u2（θi）。偏好完全取决于商品i的精神指数。
第三，当商品i和j的精神指数均不为零时，即θi≠0，θj≠0，消费者选择取决于二者精神指数的大小。
六、结束语
奢侈品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数学的相关方法我们能够对奢侈品市场进行深度的剖析，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参考文献：
[1]高敏.自我损耗对品牌标识炫耀性选择的影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刘松柏，于力.消费者精神偏好视角下消费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9.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2
关键词：风险变动；保险需求；随机占优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6―0060―05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Markowitz发展了另外一种分析工具，他把不确定情形下个人的决策归结为对不确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两个变量的选择，这种方法由于简单明了，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等金融活动的决策分析之中。但是这种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仅仅归纳为两个特征数字，很可能丢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3
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
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
上述结论验证了Viner的观点：成员体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非互补性)，构建关税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当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运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体间的运输成本越低，他们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结论是：随着关税同盟中的邻近成员体的不断加入，跨国境的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种情况较之于产生贸易转移的遥远的成员体的加入，会在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及其效应上对中国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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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发展广告学在大陆悄然兴起。一群学者以学术沙龙的方式，多次聚集作专题研讨。参与讨论的学者，已涉及大陆的近10所高校。从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来看，意见尚见仁见智。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究竟是什么？应建构起何种科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应采取何种科学的研究路径？概言之，发展广告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又应如何努力达成这一目标？因此，发展广告学是发展视野下的广告研究，其现实背景是世界广告发展的不平衡，其核心问题是后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如何实现对先发达国家广告产业的赶超。资源与制度是发展广告学的基本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建立的两大基点，国家案例研究、中国案例研究，是中国发展广告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研究路径。
一、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在既往关于发展广告学的讨论中，学者多以为发展广告学是建立在“发展”概念的基础之上的，重点是研究广告与广告学发展的问题。而笔者常为此疑惑。“发展”是一个包容性极广的概念，如此理解发展广告学似乎过于抽象。广告与广告学发展问题的研究，本就是广告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又何以再提出发展广告学这一问题。因此，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确定显得十分重要。
(一）发展经济学及其他“发展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这时，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和落后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发展”这一词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在诸种“发展X X学”中，发展经济学创立在先。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曼德尔鲍姆的著作《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使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分支学科”。它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诞生的，“是一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问”。发展经济学的创立，旨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后，“发展”理论范式和更多的具体学科发生了结合，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不同学科领域内部形成如发展社会学、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等学科，都是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学术概念而尝试建立的。如：发展社会学就是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给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道路上予以指引；发展传媒学关注了传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媒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发展新闻学则关注于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间的问题。
它们的问题我们可以置而勿论。但就发展广告学而言，毫无疑问，所借鉴的依然是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里的“发展”不是抽象的、无边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一种关照®。我们有必要明确，当某一概念作为学术概念来使用，并上升为学术术语时，必然有其特定学术范畴与学术内涵的规范。
当我们使用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在当今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发展广告学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指认：发展广告学的特定学术内涵，就是讨论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力图解决的也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对发展广告学及其研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我们依然可以回到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上来。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从20世纪40年代起至今，发展经济学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1.关注资源与资源配置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初始阶段，经济学家们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归于资源问题。资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假设和基本研究结论。资金、基础设备、人力资源等资源的占用不足，被认为是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研究强调了经济发展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人的驱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只要占有充分的资源，经济就会快速发展。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发现资源的占有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在取得资源的占有后，资源配置问题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通过研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致命的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能稳定均衡发展。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是理性经济行为，其资源要素是流动的，供给曲线富有弹性，而制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将资源没有优化配置的原因，归结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多结构”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计划去干预经济，应加大制定发展计划，提倡由政府进行社会资源配置，以避免市场失效。他们认为经济起飞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场机制的均衡力量不会自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是政府制定的“计划”，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未受到学者注意。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人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场不完善、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规模报酬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等现象”，市场失灵的范围超出了之前认为市场可自动调节或通过政府干预的程度。因此，这一基本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于是，发展经济学进而关注制度问题，力图从制度层面来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关注制度问题
对制度问题的关注，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目前正经历着的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政治体制、土地制度、金融机制等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等模式推进，就能实现充分的市场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们成为了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发展经济学从中得到借鉴。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以制度要素、知识要素为核心，借用各种技术性分析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虽然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创新、产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等资源因素仍应得到关注，但研究发现，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运营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一个有效的、稳定连贯的制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制度创新、设计来满足它们相当大的制度需求弹性。
资源与制度，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两个核心基点。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分析框架可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鉴。
1.资源问题的分析
同为资源问题，但经济发展资源与广告发展资源的资源要素却是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问题，重在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土地、人力、资本等重要的生产资源要素。然而就广告发展而言，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却是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即经济总量与经济潜量，市场总量与市场潜量。其他还有企业资源、媒介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资源要素占有的差异，造成世界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的不平衡。
其实，世界范围的广告研究，早已开始关注类似的问题，诸如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核心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诸多资源占有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资源问题的分析，毫无疑问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2.制度问题的分析
正如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经历的一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占有优势，并不必然形成发展优势与竞争优势，这里有一个资源创新与资源优势转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制度。广告发展同样如此。西方发达国家，除美、德、法等国外，以英国为代表的广告业的发展，日、韩包括台湾广告业的发展，印度、巴西、俄罗斯广告业的发展，都值得我们从制度层面去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广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广告产业发展现状。制度经济学以为，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坏，同样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制度问题的分析，同样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维度。
资源与制度，同样是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建立的两大基点。发展广告学诸多问题的讨论，都应置于此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之中。
三、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程时我们发现，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
(一）发展经济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当我们在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涉及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对这种差异的解释。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外部环境条件都有所区别，因此很难把全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纳人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模型结构中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家就开始注重所谓“类型学”分析，即：“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经济学家试图在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归纳整理和理论抽象，以此来修正过去研究存在的缺陷。
这样的研究就是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实证的案例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这种描述性与阐释性的研究，都是宏观层面的。需要指出的是，当经济学从微观走向中观、宏观时，经济学依然遵循和谨守其实证研究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国家案例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实现着传统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延续。
(二）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发展广告学重点研究的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静的问题。假如这一前提成立，世界广告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似乎也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研究路径。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规避如此宏观问题的研究过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实现宏观问题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话。
在中国内地发展广告学问题正式提出之前，诸多内地学者就已开始着手于世界广告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譬如：美国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日、韩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港、台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等®。这些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广告学研究继续深人、拓展的基础。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内地学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却是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四、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问题研究，自然是发展广告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非像有学者所主张的只应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一个学科的建立，自应有世界普适意义。如果发展广告学只专注于本国问题研究，那就失却其本应具有的更广泛的学术价值。
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发展广告学典型的国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国学者都重视本国经验的研究，才可能为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证资源与实证经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广告研究，较少有学者展开本国广告业的发展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国大陆学者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欧美的广告研究，引领着世界广告研究，但在研究内容上，仅局限于“广告本体”，对广告进行“产业”层面的研究，至今阙如。中国学者近年的广告研究，从“广告本体”推进到“广告产业”，并在全球视域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着重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的研究，此应视为中国广告学者对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贡献。中国广告产业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过对广告产业相关研究论文整理后发现，至2011年底，中国广告学者就此问题在广告学、传播学的重要期刊上达413篇。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广告学者对此关注最盛。学者的关注视角主要集中在广告产业发展升级、产业结构、产业制度、产业竞争力以及广告市场研究这几方面®。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
1979年，大陆广告市场重开，3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至2010年，大陆广告市场巳居世界广告市场第三位。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营业额同比增K了30%以上，突破4000亿元®。然而大陆广告产业却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资化倾向等严重问题。大陆广告产业的现状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广告公司面对着强势的外资广告公司的竞争。经计算，大陆2010年广告业行业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113,这些数值都表明大陆广告市场是低集中度的竞争型市场。
这样的产业现状为学者们多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来检讨问题，并着力探求大陆如何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大陆学者此一领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称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
五、结语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5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 范式 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062-10
一、引论：问题意识与中国经济学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此，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包括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两大方面。其中，前者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注重理论的解释力；后者是对经济理论问题的反省，涉及理论的逻辑性。显然，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高超的知性力，同时又具有包容性的学术态度和多元化的学术思维，从而能够跳出常规范式的桎梏，从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反思既有理论。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特性，主要是在凯恩斯一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并形成了提出问题、文献综述、建立模型、理论推导或经验检验的八股格式。同时，方法导向式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不是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或者见微知著的现实，而主要来自其他文献，这种基于单一思维体系所自我繁衍出来的问题往往只是个伪问题。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学术界貌似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却微乎其微，大量的现实问题都无法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加以解决。
林毅夫指出，“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因此，要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现象以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就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必须突破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观念，必须契合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特征，并由此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当然，这种本土化研究范式在短期内往往很难被主流杂志所接受.这就需要敢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林毅夫强调，“经济学家最重要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本文就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基础和基本思路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基本特性与本土化要求
一般地，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面对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对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同时，经济学必须关注内在于经济现象中“人”这一因素，其原因在于：（1）任何人类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都必然涉及后一方面内容；（2）随着社会性资源在生产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内容的研究日益重要。事实上，就本体论而言，经济学研究的本身就是人类行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显然，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这样两大基本特点：（1）浓郁的人文性，人类行为内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识，对经济现象的改造也往往内涵了人的主观认知和社会理想；（2）强烈的本土性，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机理是不同的，从而不同时空下产生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经济学科本身就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构建必须嵌入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理论发展也必须与社会现实同步演化；不同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差异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实现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逐利视为人类的本能，是不言而喻的，并依此来解释人类行为以及分析所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实际上，人类的偏好以及偏好实现的方式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都受社会心理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响。韦伯就写道：“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相应地，作为一门研究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构成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和行为机理就应该体现出某种本土特性。经济学学说史就表明，经济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现象：英国和法国就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也因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官房学派、历史学派和社会市场主义，更不要说更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质所形成的经济学流派，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即使在形成了统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现代经济学界，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制度、文化、心理等社会性因素也重新被引入其中，从而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等新学科的勃兴，并再次引发了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新探讨。_
当然，尽管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存在表明了西方各国在文化和语言上所存在的差异，但它们的文明特质大体上却是相通的，其思维意识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究其原因，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文明而言，它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来信仰，并经历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义思维的长期洗炼。事实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会认知和思维方式，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才可以统一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才会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从而最终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夯实了文化心理这一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的，不仅是因为它发源于西方社会，而且，迄今还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认知思维与儒家社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因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在很多领域的面貌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和心理结构却很难短期内被更换，儒家的传统文化和思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
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起步。事实上，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两大分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它们无论在分析框架、研究思维、行为机理乃是研究内容上都体现了“西方”特征，从而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就研究思维而言，它们都继承李嘉图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从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难以剖析真实世界中人们的互动行为。正是基于这种倾向，由此所构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而不会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同时，由于两者都将研究对象局限在物质领域而忽视了人类福利的变化，这已滞后于当今社会，而无法对当今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也意味着，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需要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结合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本质上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学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学者所推动，而中国经济学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则很难做出实质性贡献。林毅夫曾指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对源于西方社会的“纯理论”的阐释和发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将国内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正因为儒家人性观、社会观等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
三、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
当前，大部分经济学人热衷于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标准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解决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总体上，他们所推出的经济政策并无建树。究其原因，当前中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经济学人所接受的思维和理论往往注重普遍性而拒绝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特殊性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并规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为说明这一点，这里以公共交通的定价原则为例作一比较分析。
第一，就现实国情而言。当前中西方社会对公共交通的投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不同的定价机制。一般地，在西方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投资的，其定价以公司效益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消费者的个人效用而作差别定价，早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所付价格往往只有临时买票的几分之一甚至是1/10。相反，在中国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的，其定价是以社会福利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生产者的投资成本而作统一定价，无论是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还是临时买票上车所付的价格几乎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文化思维而言。即使都是私人投资，文化上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定价原则，并表现为不同的促销形态。由于西方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社会需求和个人效用，因此，定票日期越早，能够获得的价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提前订票的消费者往往有更多的选择，从而价格需求弹性高。相反，由于中国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成本分担和总收益，因此，最后时刻临时买票的消费者往往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低价优惠。究其原因，供给者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使已经投入的沉淀成本发挥最大效益，而在票价高于可变成本的情况下新增一个顾客都是有利的。
上述差异的表现和认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社会经济现象，还可以从不同巴士路线的票价差异来获得更进一步理解。一般地，在中国社会，乘客稀少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分摊到单人的运输成本较高；而在西方社会，乘客有固定需求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此类乘客的选择机会较少。相应地，在西方社会，人越多、车越拥挤，票价相应地往往也会越高。这符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弹性定价原则，也与二级定价的价格歧视原则相一致。然而，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定价机制，在儒家思维里却并不必然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繁忙路线上，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没有增加，甚至分摊的人均成本反而更少了。因此，此时需要做的应该是增加班车的数量而不是涨价。事实上，中国各城市开往机场的单位里程价与其他长途巴士乃至城市公交的价格大致都差不多，很多城市都开设有机场的城市公交路线。而且，中国政府每每在节日要求加开车辆并坚持查处涨价行为，在“十一”长假还实施所有的高速公路对7人以下轿车免费通行的政策。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思维和认知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从而也就与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逻辑不符合，与最大化个人效用这一基本原则相背。为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回答这样两大问题。
正是通过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梳理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结论。（1）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首先具有规范性，需对事物本质进行探究，并把本质视为改革方向的理想状态，这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思维；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为解释性学说，其所设立的假设主要是作为解释的参照系。（2）古典经济学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关注财富的创造和制度变革，而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私人领域，关注财富的配置和个体行为，因而古典经济学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3）经济学必须把基于实证的“是什么”和基于规范的“应该是什么”结合起来，并由此形成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从而有助于对现实的改造。显然，古典经济学不仅把应得权利和财富增长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发展，并且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这更值得为中国经济学所借鉴。（4）经济学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根基于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的主流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中国的社会行为及经济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传统文化伦理，经济理论要以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为基础。（5）基于中国社会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结合起来，而且可以把经验的人与超验的人类理想结合起来。这种行为机理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奠定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使中国经济学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并与以建设和谐社会为诉求的当今社会理念相一致。
可见，基于上述两大基本维度来探索中国经济学范式，我们不仅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夯实了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且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基于工具理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等基于价值理性的具体分析思维结合起来，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理论与现实一致性。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借鉴数学工具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了，但也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因此，部分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强调通过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充实经济学。事实上，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结构在我国经济学界还依旧存在，而数理经济学的大肆深入又使得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日益相分离。特别是，将现代经济理论嵌入中国人行为机理中的研究迄今还非常之少，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人思维及行为方式之间也存在严重脱节。
六、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重要意义
肖特曾指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具有两类实用性需求：（1）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理论化，他的工作可以直接应用于富有意义的经验性问题，这是外行人通常认为的“实用性”社会科学研究；（2）对描述现实世界的现有理论的理论化，他的工作不是致力于直接改变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改变学者中主流的理论范式来改变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热衷于计量实证和政策应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在从事第一类的实用性工作，那些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呈现明显的“工具性”。加尔布雷斯写道：“经济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每年都会通过学者和舆论之口，将实用性的经济理念灌输给千百万学生。尽管这种灌输过程效率低下，然而，它仍然可以把一整套似然具有严重缺点却便于应用的理念灌输到许多人的头脑中。绝大多数人很容易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接受那些他们原本应当予以批判的思想：那种对于经济生活可能采取的质疑和挑战的态度，会被一种更加缓和的、不温不火的立场所取代。对于那些本应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或提供指导的人来说，这种灌输立刻就会对他们产生显著的影响。虽然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社会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却成为人们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津津乐道的权威性结论。”问题是，经济学的工具作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正是由于环境和问题的变化，“那种曾被称为经济学而如今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事物及其相关术语，总是带有强烈的过时的意味。”
与流行的做法不同，本文更接近于后一类理论性工作，它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特性的剖析来对主流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并由此寻找与当前中国问题相适应的研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工作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加尔布雷斯就写道，“在许多人看来，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缺少实用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远离了经济学的‘工具的作用’，回归到更古老、更传统、更科学、旨在探索和诠释经济现象的本源这一崇高的目标之上。”事实上，经济学本身是有关“人”的学科，人类行为具有强烈的意向性和目的性。例如，斯密就强调，人类行为不能像棋子一样任人摆布。正因为人类行为与自然事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而两者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很大差异。相应地，如何剖析人类社会中真实行为以及衍生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思维和分析框架，也就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都热衷于照搬主流范式、仓促地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医治”那些具体的“病症”，而很少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仔细梳理和辨析经济逻辑的基本特征，往往还把那种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思辨和澄清视为无关于具体应用。
事实上，自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市场和政府领域的经济活动并打造成一门有关自然资源之配置的学说以来.主流经济学就日益撇开了影响个体具体行为的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同时，在“客观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旗帜感召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努力打造一种没有“人为因素”的客观而抽象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深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工具，日益偏重于形式化、技术化和数学化的分析。布罗姆利曾指出，“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然而在它获得年轻的科学称号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它已经显露出一种与它的认识方法所不相称的、无法支持的过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经济学之所以变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经济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对那些它没有清晰意见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回答是：他们是‘非经济学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随着这种自信心的膨胀，经济学开始认为自己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优越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急速扩张，并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困境：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越来越难以解决现实问题。
以企业组织的治理为例，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的委托一理论把人视为具有不同偏好且理性地追求这些偏好的最大化个体，由此衍生的机制设计理论就强调，委托人应该预测人的这种理性反应并设计出一套机理使得人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为也符合委托人利益。在这种思维下，管理就被等同于通过正确的奖惩制度来对下属进行规制，管理者的目标也就等同于一台组织“机器”，其作川仅在于制定恰当的激励制度，而不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因为下属们会发现正确地行事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问题是，正如米勒指出的，“下属和上级的自利行为的内在逻辑不可能使科层像一部运行平稳、有效率的机器那样持久……人们不可能涉及一种机理――控制体系同时规约上级与下属的自利。对于具有其他良好特征的各种激励制度而言，总有一些人有‘卸责’的机理――追求更狭隘的利益，从而导致在组织中每个人看来都觉得是无效率的那种均衡结果”，因此，“狭隘的、新古典的组织经济学的观点是不能自我成立的”。实际上，20世纪初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就强调，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在于领导，体现为激发大家合作、冒险、创新的愿望，从而超越那种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激励分析所导向的努力水平。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6
（栖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 栖霞265300）
[摘要]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便逐步走上正轨，区域内主动经济合作与政府主导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都在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作用，本文希望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进行总结，论证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并从根本上探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机制。
[
关键词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组织选择
1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简析
笔者对国内外区域经济体一体化研究总结发现，其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外研究领域也称其为世界区域一体化、国际区域一体化等等。目前现有的学术研究大多缺乏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的统一描述，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概念和内涵在实际应用与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学术界较为统一的认识如下：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合作实现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由基本的国际贸易部分要素合作为基础，实现国际生产、国际贸易的核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构成区域经济联盟，在组织内部商讨、制定有利于所有成员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经济政策。其核心要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区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联合，其二是基于所有成员国的相关制度进行平衡的、协调式的经济政策安排。
为便于本次研究分析，笔者对经济一体化的内涵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总结，如下：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界定其为国际组织形式，参与者至少应有两个国家（一般数量上会超过两个国家），同时组织成员共之间存在潜在、共同方向性的利益诉求；其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要通过讨论、协商来消除内部成员共之间实现经济交往与合作过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类制度差异、政策障碍以及歧视性与非公平性政策，通过内部协商来对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财政合作、金融领域合作等进行统一的协调，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执行统一的经济政策，甚至可以在协商通过的前提下成立组织内的、超越国家级别的机构，将成员国部分领域的国家主权让渡给该机构，形成一种统一性的国际性制度；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国际合作条件下的制度模式，是国际性经济合作的状态，同时也是组织内成员国之间经济运行的标准过程。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贸易均衡性，其二是投资推动性。
在贸易均衡性效应方面。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不完全）国内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条件使得区域内部的经济福利得到均衡，进而实现净增加，其通过对稀缺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利用关税同盟、自由贸区等形式完全或部分消除组织内的贸易限制，能够实现区域内各国经济福利的有效增加。从关税同盟的层面来看，这一条件下的贸易转移效应虽然可能降低国际福利水平，但其存在生产替代性的可能性有所提升，如果同盟前后的价格比率差异相对较小，那么福利削弱效应也就相对较低，由于出口供给弹性增加、进口弹性减小会为国家带来更高获益，因此综合来看一般不会因关税同盟的成立而显著影响获益说平。从自由贸易区的层面来看，组成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之间如果不存在产品生产（类型数量）的差异性方面的优势，各个国家就能够从区域经济体花中获益，从而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在投资推动型方面。国外学术研究普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创造投资条件，引导投资转移，大部分研究斗争史了国家贸易规模、国家实力的过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向分散和总量提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参与国家能够从区域内部更为泛化的市场中获得相对而言更加有力的准入条件，从而从中获益，在利益追求和推动下，外埠企业对内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和欲求都在增加。由于投资限制在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削弱和消除，直接降低了外资在本国的市场开发成本，从而提升了本国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企业的吸引力，于此同时也不会挤占其他成员国外资吸引的空间，反而能够创造双方共赢、互为补充的投资效应。
正是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构建的共赢框架和条件，提供了投资推动力，因而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所有成员共经济的共同增长与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组织内成员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经济增长渠道，为成员国间国际贸易的增长提供了推动力，同时让成员国市场规模呈现海外部分大增的优良环境，贸易创造和贸易福利作用在组织内部形成合体增效，并让国民收入的扩张形成了一定的传导作用。
在要素供给来源扩充方面。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市场不存在国家间障碍，生产要素市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化供给渠道。对于单个国家而言，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实现生产要素、资源的百分百自给自足，这就产生了国际性的生产要素需求供给，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的出现使得这种需求供给更容易实现，因此会扩充生产要素的供给来源。
在国际贸易总量发展推动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成员国内部生产企业可以获得重大的内部与外部经济利益，例如对外贸易的增加促成的生产规模扩大，国民经济发展的增加带来的内需扩大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成本的下降。这种规模经济效应最终会反哺市场，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的总量增加，形成国际贸易发展与企业发展的良性互为促进与循环效应。
在市场规模扩大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加强了区域内商品、劳务、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内部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提供了可能，为内部厂商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增加了市场容量，扩大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推动了成员国内部贸易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有助于一体化组织在国际上贸易地位的提升，同时也对区外国家潜在加强了贸易壁垒，这使得组织内部个别国家原本存在的经济力量薄弱、国际影响力较低的问题得到显著改善，通过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地位提升，从而改善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的贸易地位和条件，进而扩大国家经济市场规模。
在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福利合体增效方面。前文在分析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中提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形成贸易均衡性效应，这一效应在表面上是通过消除组织内部贸易障碍，以实现贸易均衡转移，而这种转移同时也弥补的需求差异问题、消除了成员国间的贸易成本，最终回味所有成员共带来贸易创造的总体提升。
在国民收入扩张与传导方面。经济一体化首先实现了经济市场扩大，带动成员国自发性出口，提升成员国进口需求增加，贸易成熟作用使得出口国国民的收入成本增加，而这一增量在组织内部呈现为普遍现象，即出口国国民收入增加会诱发贸易国的出口增加，进而带动贸易国国民收入的增加。这就是国民收入的扩张与传导效应，将这一效应拆解到行业层面来看，组织内各个成员国优势出口行业有所差异，而在消除进出口障碍和过量成本问题后，出口增加使得优势出口行业带动国民收入增加，一方面推动弱势出口行业出口增加，同时也带动贸易国出口增加，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效应，在组织内部形成持续的国民收入传导效应。
参考文献：
[1]张宗庆，张寅.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区域增长——基于长三角区域的实证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