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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基本要素范文1
关键词：博弈论 最后通牒博弈 三方互动实验 公平感应与决策
博弈论概述
博奕论又称“对策论”，被认定开始于1944年，由数学家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Oskar Morgenstern所合写的经典著作《博弈理论和经济行为》一书。书中提出博弈的基础模型，并且将两人的博弈延伸到n人的博弈结构。此后，博弈论便被引入经济学的领域中，因此这本书被视为是博弈论的重要开始。另一位数学家John Nash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并且证明这种均衡确实存在；纳什均衡是指当双方选定了某种策略组合，而使其在另一方不动的情形下，任一方的单独改变策略并无法获得更高利益时，此时的策略组合与后续结果就构成纳什均衡（齐格弗里德，2011）。此外，数学家Albert Tucker在1950 年定义了一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博弈——囚徒困境，进而奠定非合作博弈论的当论基础。接着，Reinhard Selten 将纳什均衡引入动态分析，创立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概念；John Harsanyi 则发现纳什均衡是以完全信息来分析，他将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理论，并且在纳什均衡中纳入贝氏学习法则，进而定义出贝氏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至此，博弈论的架构基础已臻完整。
（一）博弈的基本要素
任何博弈都会包含三项基本要素（范如国，2011）：
一是玩家（player）：在一场弈局中，有决定权的参与者就为一个决策主体，即玩家。玩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行动来使自己的结果达到最大化。两个决策主体的博弈就称“两方博弈”，而多于两个人以上的博弈就称为“多方博弈”。二是策略（strategy）：玩家在给予的信息下所采用的行动，即指玩家应该在何种条件下选择何种行动，以保证自身最大利益。玩家的策略又会交叉影响，能不能提早推估出对手的下一步，进而去选择有利的策略行动。三是效用（utility）：指在一个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决策主体可以得到的确定效用。简单说，就是参与者可以从博弈中得到的收益。
（二）博弈的区分
从决策行为顺序的时间点来看，博弈可分为两类，一是静态博弈，另一是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玩家同时进行选择，或者即使他们的选择顺序有先后之分，但是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所采取的行为。动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玩家在行动上有着先后顺序，而且后行动者可以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采取的行为而再作行动。
从玩家对其他玩家信息的掌握程度来说，可分为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讯息博弈是指在博弈过程中，每个玩家对其他玩家的策略、策略组合及收益掌握完整的信息；相对地，在不完全讯息博弈中，玩家对其它玩家的策略、策略组合和收益情形没有完整的信息来源可供掌握。
若按照玩家能否形成约束性的协议以便集体行动这个角度来看，则可以分为合作与非合作博弈（宋杰鲲，2011）。合作博弈是指所有玩家都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便与其它玩家进行谈判、协商并且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种弈局设计主要在研究当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彼此合作所得到的利益。典型的合作弈局是指行业里企业间的同谋。一般而言，合作博弈比非合作博弈更为复杂，因此在理论上的成熟度并不如非合作博弈理论。非合作弈局依照玩家对其他玩家的信息掌握程度和决策行为顺序，又可分为下列四种不同类型及其相对应的均衡概念：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最后通牒博弈分析
最后通牒博弈是常见的一种弈局。最早是在1982 年由三位德国经济学家Guth，Schmittberger和Schwarze所提出。他们将42位经济学系的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提议者角色，另一组则扮演回应者角色。每一个提议者将c马克的钱，分配给自己和响应者。如果提议的出价x被回应者接受了，则提议者可获得c-x马克，而响应者可以得到x马克。但是如果出价被拒绝了，那么两个人都得不到钱。如若确实像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一样，则响应者便必须接受提议者所提供的任何分配建议。因为任何分配建议只要大于0马克，相比于响应者回绝的后果（也就是0马克）都能够带来更高的获益（Guth，W.，van Damme E.，1998）。基本核心思想为：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完全理性经济人在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应该做出这样的反应，提议者应该给予响应者最少的金钱，而响应者无论如何都应该接受提议者的分配（张元鹏，2005）。然而，实际生活中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当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的比例过低时，响应者会选择拒绝而让两方都无法获利。实际结果和传统的理性经济人模型显然不符，从而导致学者探讨其中主要心理因素的动机。
博弈基本要素范文2
【关键词】博弈论；会计准则；准则制定
1.博弈论内涵概述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它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它作为一门理论的出现，以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思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问世为标志；此后，经许多博弈论专家学者的发展，使得它已经融入到主流经济学当中，并对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因此，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J.纳什、J.海撒尼、R.泽尔腾三位博弈论专家和经济学家；1995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发给在博弈论应用领域有所创造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ROBERT LUCAS）和研究信息经济学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及维克里（WILLIAMS VIKREY）。
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强调它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二是个体理性，强调的是有限理性，大凡对博弈论中涉及的非完全且完美类型的博弈论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发现这个假设前提。博弈论涉及四个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规则、行动策略和支付函数，通过两个基本假设和四个基本要素，博弈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基本范式，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构建经济行为模型，并考虑各种情况下的信息特征和动态特征，从而成为对行为主题间复杂过程进行建构的最适合的工具。它的信息类型有完全完美信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等；它的行动类型有静态和动态两种。不同的信息类型与不同的行动类型结合，使得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更广阔。目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内容，研究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及市场绩效的评价）、信息经济学、讨价还价、拍卖、公共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宏观经济决策分析、保险市场、金融市场、企业管理、跨国公司经营等领域。
2.博弈论与会计准则
博弈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后果观。斯蒂芬·泽夫（Stephen Zeff，1978）在其早期论文《‘经济后果’的产生》中给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适用的概念。他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该定义的实质是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实际决策，而非仅仅反映决策结果。泽夫引用了几个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试图影响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其前身会计程序委员会制定会计准则。经济后果观认为，“不论有效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如果会计政策无关紧要，会计政策的选择只严格存在于准则制定机构和使准则得到落实的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之间。如果只有这两方参与，建立在成本和收入配比、实现原则和稳健主义等众所周知的概念基础上的传统会计模式将会得到应用。但是实务中，往往并不是这样，总是会遇到其他方的一些干涉，比如企业管理层或者政府机关等，而与此同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会针对这些干涉做出一些反应，比如征求意见稿，使不同的参与者能对提议的会计政策变动发表意见。很显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陷入了两难境地。为保持会计人员的可信性，他们需要制定与财务会计模式和该模式下传统的配比概念等相符的会计政策。但是在非理想的环境下，没有理论明确的指明应采用什么会计政策进而获取相应的净收益。这就为各个利益集团参与进来，争取自己偏爱的会计政策打开了大门。经济后果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复杂化，管理当局所偏好的政策可能与向投资者提供最佳信息的政策存在差异，使得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
在会计领域，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的情况是能够观察得到的，而且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企业的效用函数和各类战略空间，这就将资本市场双方的经济博弈演化成一种动态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投资者更需要获得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以帮助他们估计预期的价值和投资风险。然而，企业很可能不希望披露投资者想知道的全部信息。这样，企业与投资者之间需要就具体披露什么信息，怎样披露信息签订一项约束性的文件，而这项文件又必须由双方都信任的权威会计机构来制定，所以当今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都是由本国独立的会计专业团体或国家权力机构来制订的。会计准则是各方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会计准则的实施会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无论哪个机构制定都必然引起各方的关注和参与，并试图对准则的制定或修订施加影响，从而使会计准则的制定类似于其他法规、政策的制定，成为各利益集团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3.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博弈
会计信息使用者非常广泛，包括政府、债权者、投资者、企业经营者、供应商等，他们均会从各自利益出发，关注会计信息的披露。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各异，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在会计准则产生过程中的决策也不相同。一般认为，现代企业是一种多元契约关系的联结体。如果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那么各个缔约方拥有排他性的财产所有权是进行交易的前提。广义地理解企业的契约性质，其合约边界遍及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政府、供应商、顾客等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人。而狭义的理解，其边界只涉及企业所有生产要素提供者，企业的生产要素提供者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提供者和非人力资本提供者。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准则与准则制定，我们可以将准则视为一项主要用来规范和约束企业会计信息加工、提供制度安排，准则制定（制订新准则或修订已有准则）则可以看成是博弈的暂时均衡。虽然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存在差异，但是通过重复博弈，他们的行动逐步演化成一个稳定结果（行动组合少）。博弈参与者可以知道其他参与者的行动的一些浓缩信息，参与者依靠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状态下的行动规则。当他们在反复博弈中获得充分的信息，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使博弈参与者的行动规则趋于一致并成为公认的博弈规则时，那么，也就形成了会计准则，达到了所谓的纳什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不会持久，因为随着会计环境的累积变化和不完全信息获取的相对完全性，使得已经制定的《会计准则》未能涵盖所有业务或者不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或者说是有漏洞，便引发新一轮的博弈，其结果又会达到新的纳什均衡状态。可以看到“纳什均衡”点会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境界逼近，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目前，我国的会计制度仍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离“纳什均衡”还有一段距离，其主要原因：一是各项制度的制定未能很好体现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而基本上是从政府利益出发，从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二是社会的监督制约不力，注册会计师作为博弈中的“裁判”，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发挥，从而难以体现博弈中公正的原则。三是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健全，对制假造假的会计与经营人员未进行有力地惩处，从而阻碍了博弈的有效进行。
4.准则实施后完善时的博弈
美国曾一度认为其制定的会计准则是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有着权威性的决定权。但是安然事件的发生使一切既定的理念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国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连续六年排名居于微软、英特尔这些大公司之前。这是一个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尊重的超级公司，但是为什么它的破产会来的那么突然而使投资者完全不知情呢？如果准则制定的很完善，考虑到了投资者等相关各方的利益，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者开始思考自身的问题。其实，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在各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大部分自创无形资产，由于会计准则滞后而得不到在表内确认，对已确认的无形资产，其计量的准确性也没有客观标准，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对此无明确规定，为企业提供了财务造假的机会。所以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完善也是个重要的方面。
我国的会计准则从制定与颁布的模式来看仍属于政府行为，没有经历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通过会计准则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进一步修订会计准则，以使各种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最终达到较为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为此应注意几个问题：（1）准则制定过程应更具公开性和充分参与性，这样才能保证各博弈方广泛参与其中，加强博弈各方的信息交流，使新准则能较好地满足各方的利益。（2）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公正立场，便于为博弈各方提出不偏不倚的意见稿。（3）广开言路，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使会计准则欠佳的地方得到及时的修正。（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惩恶亦能扬善，确保有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使会计准则得以很好地执行。
5.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完善
评价《会计准则》完善的标准，一方面，要使博弈双方的信息公开。对会计博弈双方而言，公开其信息，让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其间，不仅可以减少“欺诈”、“偷窃”等市场交易费用，而且是会计秩序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使《会计准则》公平（或公认）。用博弈活动来阐述准则的制定过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准则制定中会遇到的问题：即准则的制定过程不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博弈过程。这样，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与实施新准则时，一定要关注其对投资人和企业管理者，包括政府等各方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只有几方都接受新准则，才能确保准则顺利实施。
（1）对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改革。无论IASB、FASB还是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尽管准则制定人员的构成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人员构成都具有专业性、代表性。制定人员的专业性，是由会计准则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决定的。会计准则的科学性是会计理论科学性的自然延伸。制定人员的代表性，是由会计准则的桥梁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会计准则客观上涉及各方利害关系决定的。
据笔者的了解，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似乎缺少各类颇富实际经验的各方面技术咨询专家。为此，建议会计司可以设立一个兼职的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专家咨询小组人员的构成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学术界、企业界、证券交易所、政府、财务分析师等与准则的研究和运用相关的重要部门都应该有所考虑，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阶段应该首先在这些专家中展开，使他们能够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及时发表有价值和负责任的意见，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普适性。此外，将制定具体准则的各项目小组纳入统一的团队中，以促进他们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强具体准则之间的协调性以及适当增强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等。这些都是完善准则制定机制、人员构成的重要措施。
（2）加强会计准则制定部门的独立性。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历史上，曾先后有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负责。前两个机构因独立性不够而遭受很多批评，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在形势和实质上独立性都得到很大提高。首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由财务基金会任命，是专职的、有报酬的。其次，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于财务会计基金会，不依赖于外界资金的资助。在我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外部投资人，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政府2001年国际会计部门，其独立性有待加强。计准则委员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改组后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解释委员会四个机构。其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是制定会计准则的核心部门，全权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制定。
（3）会计准则制定与利益相关者。会计利益性决定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将影响众多相关者利益。利益相关者，有财政、税务、银行、投资者等，也有管理层、职工、客户等，又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前者有能力使用遵循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信息，后者则无。从目前来看，制定会计准则实际倾向于决策有用观，即极力为企业外部投资者服务，满足其利益。然而，外部投资者可以细分为专业技术者和非专业技术者，后者没有能力、甚至不需要使用会计信息，而且不占少数。过度考虑这部分相关者利益而制定会计准则，势必导致不经济。同时，应该承认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也需要符合他们要求的会计准则，这符合经管责任观。在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难分伯仲情况下，制定会计准则的最终用户是多元的，需求呈多样性，应该艺术地兼顾各方利益，在科学性的前提下以公平为第一要务。
参考文献
[1]郭德伟.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论分析[J].财税经贸，2007（10）.
[2]林钟高，韩立军.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复杂的博弈分析[J].财会通讯，2005（10）.
[3]孙广毅.博弈论及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8）.
博弈基本要素范文3
关键词 房地产二级市场 均衡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一、博弈过程分析
（一）博弈的基本要素
一个完整的博弈，一般包含参与人、博弈顺序、信息、策略、行动、支付和博弈结果等几个要素。最主要的是参与人、行动、策略和支付。此次博弈介绍如下：
参与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行动：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指导性的政策建议以及宏观调控手段。名义上中央政府可以出台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来调节房地产供应量、房地产供应结构和房地产需求。实际上，中央政府除了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房地产市场之外，其他的政策措施都要通过地方政府来实施。
地方政府第一个手段是土地招标拍卖。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唯一卖家，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第二个手段是拆迁规模和补偿标准则直接影响价格。第三个手段是控制或取消经济适用房和单位集资建房。第四个手段是操纵舆论，导致房地产二级市场信息失真。
策略：中央政府是调控与不调控；地方政府是刺激高房价与抑制高房价
支付：中央政府获得的支付是房价稳定，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获得的支付是提高GDP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二）博弈的原因
在房地产二级市场中，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地方政府执行实施，但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具有不完全一致性。中央政府在房地产二级市场上的目标是建立完善规范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实现房地产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实现房地产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均衡，保证房地产价格的基本平稳，建立科学的房地产市场监测预警系统，对房地产的开发资源重新组合，优化配置。
可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的分歧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利益的双重性的基础上。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益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它所追求的是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地区的实物平衡、本地区的财政力量和其他的支配权，其选择必然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由此产生了与中央政府行为目标的分歧。
（三）建立博弈模型
首先假设：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理性的组织，都是追求本组织利益最大化的。（2）博弈的参与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策略是“监督”和“不监督”，地方政府的策略是“执行”和“不执行”。这里的“监督”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情况的监督。（3）中央政府先制定调控政策，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要求，在考虑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去执行中央的政策。（4）中央政府的最大化利益G，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时中央政府的最大收益为G’，当然G>G，；地方政府的最大化收益为L；中央政府实施监督的成本为C1，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成本为C2，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的成本为C2’，显然C2’A，且A>C。
为了求解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我们假定中央政府的混合战略为UG=（p，1-p），即中央政府以p的概率选择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以1-p的概率选择不监督；地方政府的混合策略为UL=（q，1-q），即地方政府以q的概率选择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以1-q的概率选择不执行。
中央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G=pq（G-E-C1）+p（1-q）（G，-C1+A）+q（1-p）G+（1-p）（1-q）G，，对此函数求微分，得到中央政府最优化的一阶条件：A-C1-（A+E）q=0。因此，q*=（A-C1）/（A+E），也就是说，在混合战略均衡下，地方政府以q*=（A-C1）/（A+E）的概率选择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以1-（A-C1）/（A+E）的概率选择不执行。
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L=pq（L-C2+E）+p（1-q）（L-C2，-A）+ q（1-p）（L-C2）+（1-p）（1-q）（L-C2，），对此效用函数求微分，得到地方政府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A+E）p-A=0。因此，p*=A/（A+E），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以p*=A/（A+E）的概率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时，地方政府应执行中央政府的监督措施，当地方政府猜测到自己不执行中央的政策受到惩罚的概率低于p*=A/（A+E）时，将选择逃避执行，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四）模型的解释
由上我们分析可得到，在这个混合战略博弈中，中央和地方都是先猜测对方采取某种战略的可能性是多大，然后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我们知道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放任不管，要使中央政府得到切实的落实，必须加强监督的力度；但由于中央政府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根据p*=A/（A+E），也就是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偷懒行为”的惩罚，使得p*=A/（A+E）趋近于1，才能使其政策得到切实的执行。当然我们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偷懒行为”的惩罚，但也不能对其主动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置之不理，要给予一定的奖励，以调动其积极性，只是奖励的力度应比惩罚的力度小，这样才能显示出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其政策更好的执行。从q*=（A-C1）/（A+E）来看，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管制政策的概率取决于A、C1、E。当A和E不变，C1很大时，即中央政府实施监督的成本很高时，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可能性较小。A和E，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执行监督的奖励和地方政府不执行政策的惩罚，可见惩罚的力度越大，q*越大，即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可能性越大。
二、建议
房地产二级市场上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很难予以有效整合，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不损害中央利益的前提下，努力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以不积极执行中央政府政策为代价，充分运用自利获取较大收益，成为发展地方利益的主宰，这种区域调控利益目标的分离，势必威胁到中央利益和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作者单位为仰恩大学）
[作者简介：叶青（1987―），女，湖北随州人，研究生，仰恩大学会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1] 李新安.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区域调控的利益博弈分析[J].财贸研究，2004：1-6.
博弈基本要素范文4
关键词：学习型组织；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运作模式
一、研究背景
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来说，组织特别是关键环节组织的协调与职能发挥是企业生命力所在。而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中，其特殊的特征决定了组织内的知识与技术层次都较高，同时，对于不同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也极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型组织不失为一种符合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运作模式。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组织模式通常需要采取虚拟团队化的运作模式，而每一个虚拟团队的效率就构成了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整体效率与运行。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中，虚拟团队化组织能够通过“无上级约束”和“少领导”来实现其自组织效率。当然，由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相对于流程化组织而言具有较高的效率，因此，普通的团队化的运作模式可能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团队化运作模式相匹配的团队化运作模式就是学习型组织，基于此，本文需要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内的学习型组织运作模式进行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内学习型组织运作模式的研究就可以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组织流程与运作提供很好的支撑和解决方案，本研究正是基于此对学习型组织运作模式进行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界定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是一种扁平型的纵向自组织现象。根据学习型组织的界定，学习型组织主要是指在企业组织中，根据企业员工的不同特征与偏好等，对于该组织跨职能与跨组织进行知识、资源与技能的集成，并赋予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与执行权，从而自主地在学习与创新中完成企业的目标。在学习型组织的管理与运作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企业赋予该组织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因此需要他们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并同时使学习型组织的目标与企业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够保证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顺利运行。
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中，由于通常采用不同的团队化运作模式，因此不同团队通常是实际的现场决策者，需要给予这些团队极大的自主决策权。因此，学习型组织作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中的通常的运作模式，可以满足这种要求。通过采取学习型组织的运作模式，能够很大地发挥各个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解决不同部门和不同专业之间的协调问题。
（二）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运作模式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运作过程遵循一般的组织运作过程理论，因此，根据组织运作过程的一般理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运作过程模型主要应该包括基本形式、要素、运行条件等，具体的学习型组织运作过程模型见图1。
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运作过程分析
（一）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形式分析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形式为：流程化组织与学习型组织相结合。两者之间结合的方式为：流程化组织旨在实现组织中基础性工作的运作效率改善与提升；学习型组织则旨在实现非程序性工作的运作效率的改善与提升。其中，基础性工作主要是指组织中的程序性工作。这种流程化组织与学习型组织相结合就构成了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的组织既能发挥流程化组织对于基础性工作的解决，也能发挥学习型组织对于创新性和适应性的工作的解决，从而使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运作效率更高。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形式可以设计为：流程化运作为基础，学习型运作为辅助。运作过程为：企业层级化组织中第一层级为顶层团队，第二层级则为以学习型组织为主的职能团队，见图1。
（二）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基本要素分析
根据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基本形式的分析，结合其界定，可以对其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其基本要素主要由顶层团队、主体流程、学习型团队和信息技术平台四部分组成。
1.顶层团队
顶层团队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中占据主要的地位，他们是学习型组织运作目标、发展方向、基本模式、运作保障等各个层面的重要控制者和决策者，是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最核心高层。通常情况下，顶层团队由战略、组织、运作和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的能力对于企业运作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主体流程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主体流程主要是指运作流程与服务流程。其中，运作流程主要是指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运作的过程；服务流程则主要是指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服务业务的流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主体流程的建立与重组需要企业对于主体流程进行分析，确定主体流程的目标，并使得主体流程的目标与企业目标保持一致，同时，进行系统分析，对于企业主体流程的基本工作完成度、工作瓶颈消除度、流程环节增值性和与目标之间一致性。通过这些步骤，对于企业主体流程进行优化，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与目标完成。
3.学习型团队
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团队运作过程中，主要需要通过学习型团队来完成企业具体的工作。由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通常同时进行多种服务和项目的运作，而每个项目需要的团队成员、流程、目标等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型团队的组建。通过对于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学习型团队依据项目特点进行分别组建，可以大大提升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有助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根据不同的业务发展需要组建不同的团队，促进企业的健康与持续发展。因此，学习型团队是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升知识与技术层次以及改善运作效率的重要手段。
4.信息技术平台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运作的第四个基本要素就是信息技术平台。在目前的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企业的运作与信息技术平台的运行息息相关，是企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中，信息技术平台通过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的支持，将企业各个层级（包括顶层团队与职能层、团队层等）有机联系起来，使企业集成成为一个有效运作的整体，为企业的健康运作与发展提供技术方面的保障。
通过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信息技术平台的建立，一方面，将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有机整合在一起，使得信息技术融入到企业中；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平台的建立，对于企业顶层团队的决策提供支撑，使得组织各个层级的沟通与协调更加顺畅，因此对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运行条件分析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是企业运行的较为高效的运作模式，因此，需要企业中不同条件的支持。根据文献与基本形式、基本要素等的分析，认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运行条件主要包括：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
1.技术条件
主要包括信息共享平台、基础设施等两类。
（1）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共享平台可以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信息共享、学习、沟通、改进、协调等的机会，使得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所有成员均在信息共享平台中得到发展与进步的动力。信息共享平台的主要功能是对于企业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为企业顶层团队的决策提供支撑。内部的信息包括企业运作信息、技术信息等；外部信息则主要包括对于市场、竞争对手、外部技术等信息的搜集与分析。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与有效运行是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高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其不断发展与升级的基本支持，因此，是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运营的重要技术条件。
（2）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运行的另一个技术条件是基础设施。在这类企业中，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工具、技术平台、工作设备与设施、工作环境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备与好坏直接影响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良好运作与发展，是其重要的必备技术条件。
2.管理条件
主要包括制度建设、顶层团队及其战略决策支持、组织文化环境等三种管理条件。
（1）制度建设。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良好运作需要企业建立相应的制度，主要包括奖惩制度、培训与招聘制度、团队建设与运作制度、评价制度等。良好的制度建设是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良好运作的辅助与补充，是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2）顶层团队及其战略决策支持。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良好运作同样需要顶层团队及其战略支持，它们是学习型团队发展目标、运作方式以及支撑条件等的决策者和指导者，对于学习型团队需要有效的指导与管理。因此，顶层团队应能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运作提供战略性的、具有远见的并能够充分发挥其运作效率的战略性决策支持，以使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良好运作。
（3）组织文化环境。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良好运作需要建立创新性的、自由发挥的组织文化环境，它不仅能够提高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学习型组织的运作效率，也是其积极发展的动力，为其提供软环境，使其不断发展。
结论
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内部，运作模式的选择与决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内学习型组织运作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通过进行学习型组织运作模式运作，有效地适应了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对组织发展的要求，是企业提高运行效率的可行方式。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型组织运作模式来提高企业的组织运行效率，最终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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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基本要素范文5
【关键词】人的竞争力；模型构建；构建思路；“钻石体系”
人的竞争力，是指人这一竞争主体在社会竞争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获得社会资源及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法度约束下发展起来的，并由这一社会制度所确定、所鼓励，主体的能力结果，通常由社会法制加以保护。从哲学上讲，个体的本质是每一个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内在规定性。马克思认为人的个体本质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以个体的独特体貌和遗传能力为内容的生理特征；以个体特有的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社会特征；以个体的个性为内容的精神特征。这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个体本质结构，构成了个体特有的，使其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个人风貌。从管理学上讲，人的竞争力主要是由健康力、经济支配力等五大分力决定。本文通过引入波特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钻石体系”的分析方法，结合前人有关方面的研究，构建人的竞争力的理论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给人类能力的释放提供了新的机遇，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战略资源。各企业纷纷建立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培养计划。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企业要想在更残酷的竞争中制胜，归根到底，要看企业人力资本的多寡、知识管理能力的强弱。在更宏观的角度上，人的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是十分重要的。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人不一定能在实际生产中发挥出他的人力资本。笔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发挥要靠人力资本的载体——人，以及所处的使用环境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而人的竞争力是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基础。
二、人的竞争力模型构建
（一）构建思路
波特认为，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从而帮助企业克服惰性和依赖保护的心态。从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四个基本因素和“机会”、“政府”两个辅助因素。这些要素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影响着一国的竞争力的发展。人的竞争力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除了自身的因素以外，外界因素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钻石模型的研究思路，建立人的竞争力的理论框架。
（二）人的竞争力模型
人的竞争力的构成可分为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可形成类似“钻石体系”的关系。身体素质、气质因人的先天条件为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思维品质、阅历则重在后天的培养。这四个因素构成人的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机会、环境作为辅助因素影响着四个基本因素，通过他们间接影响着人的竞争力变化。
三、人的竞争力模型分析
（一）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不仅指身体本身（性别、身高等），还包括人的精神面貌。亚当·斯密认为，一个人权威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个人资格的优越。它包括身体的力量、美观和灵敏的优越，以及精神上的智慧、德行、坚韧和克制的优越。对于大多数人，身体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健康，没有心理疾病。只有这样才能面对生活、工作的压力，才能进一步发挥自己竞争力的优势。
（二）气质
气质是指有机体的、主要是由生物决定的、相当稳定的特点，它由反应的外部特质表现出来，而这些特质构成了行为的能量水平和时间特点。气质主要决定于生物基础，由外部行为表现出来（如人格）；个体一出生，就具有由生理机制决定的某种气质。个体先天的生理机制构成了个体气质的最初基础，由于环境的影响，个体成长发育中气质会发生改变。气质的主要特点是反应性，反应性越高，刺激性活动越低，反之亦然。某方面的反应性高低，往往决定一个人职业选择的倾向。一个人并不是从事什么职业都具有竞争优势。这份职业干的出色，并不意味着换成另一份工作也会带来成功。而要根据本身对该职业的主要要素的反应性而定。反应性匹配才能投入工作环境从而激发个人的潜力，对工作产生兴趣，更易创新。从事与自己气质不相符的职业或活动，即使加以时日能够适应，成本也是巨大的，不利于竞争优势的发挥。
（三）思维品质
有能力、能胜任工作的人，思维品质要好。这一标注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1）交流沟通能力；（2）逻辑思维能力。笔者认为具有创新思维、能在某一方面进行创新性活动的人，是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人。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理论”。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四）阅历
阅历是指一个人生活、工作、学习的经历。包括某人的家庭出身、教育经历、工作履历等。从人生阅历中可以看出一个人成长的轨迹。阅历的丰富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经历丰富往往形成一定的习惯、兴趣甚至偏好。“偏好”往往导致对特定的人或事物先入为主。因此，有时需要利用偏好，有时则需克服。
（五）机会
机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打破原本的状态，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它会使原来处于领先地位人的竞争优势无效，后进者若能顺应局势的变化、利用突破性优点能获得竞争优势。在获得机会的过程中，“伯乐”是非常重要的。故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六）环境
环境是一个人生存的外在因素的综合，包括社会环境、职业、家境等。皮埃尔·布迪厄在《theformsofcapital》中认为，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内在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区别于碰运气。资本的形式有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这种转化在于主体人与客体环境、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环境可能是一个人发展的助力，也可能是障碍。关键要看个人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且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改造客体以利于自己的发展。
四、结语
人的竞争力的构成体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除了机会、环境两个辅助要素以外，四个关键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依赖，彼此互动。它内部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弱化其他要素的表现，它们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竞争的优势。竞争优势可长可久，随着自身年龄的增加、时代的进步，原来的竞争优势会逐渐减弱。竞争优势的持续取决于自我的改善和提升。改善的压力通常来自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而非本身，所以一个人应勇于面对新鲜事物，积极迎接挑战。对于一个国家应该通过产业升级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而对于个人应通过工作、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换句话说，当处于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逐渐消失时，一个人的竞争优势也同时在退化。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博弈基本要素范文6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博弈分析
一、博弈论的概念及基本要素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是研究多人谋略和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1)一个博弈问题必须至少有两个或多个参与博弈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这些主体在博弈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策时，总想选取最优战略。(2)博弈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竞争贯穿博弈的全过程，同时竞争又将博弈的主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较量。(3)主体之间要进行较量，每一个博弈主体就要尽量掌握博弈中对手的特点和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知识和信息。(4)各个博弈主体都十分关心博弈结果。博弈结果通俗地说就是输赢大小，博弈论用收益(或效用)来描述博弈结果。
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1)参与者(Players):指的是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通常又称为参与人或局中人。参与者参加博弈的目的是通过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行动，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水平最大化。(2)行动(Actions):是指参与人在博弈的某一时刻作出的战略选择。(3)信息(Information):指的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能了解到和观察到的知识。信息对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在每一次进行决策之前，他必须根据观察到其它参与者的行动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4)战略(Strategies):是参与者如何对其它参与者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行动规则，它规定参与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行动。(5)收益(pay):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者得到的确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现为博弈结果中的赢输、得失、盈亏。效用必须能用数值刻画其大小。博弈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战略选择。或者说，收益是所有参与者各选定一个战略形成的战略组合的函数。(6)结果(outcome):是博弈分析者最为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行动或战略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关系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对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1)在一定条件下，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比如，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个人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其边际成本为正。(2)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对个人来说是可分的。每个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会从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受教育者外溢给了社会。表现在全社会都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获益，包括全社会制度的创新、科技开发和产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与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产品，即准公共产品。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构成及其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服务所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区域内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投资需求。政府投资是为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企业投资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高等学校自身是为了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尽管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预期目的，但当他们投资于同一所高等学校时，就成为多元的投资主体，也是多元的利益主体。
1.政府主体。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显著提高，因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次，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新技术的“发源地”，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依著名大学而建的。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不仅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带来极大的非经济利益。因而，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
2.个人(即学生及家庭)主体。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总体上可视为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因而高等教育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预期经济收益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
从预期经济收益来看，个人收益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受教育年限与私人收益与费用坐标(图1)来清晰地表示。
从非经济利益来看，高等教育接受者还可获得其他非货币收益。对于学生及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在消费上更具排他性，私人产品的特征更为突出。因此，学生及家庭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之一。
3.企业主体。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指企业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对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货币表现。广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家税收转为政府投资的间接投资;二是直接投资和捐赠。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仅指直接投资和捐赠。其主要形式包括:企业职工在职培训的教育费用支出，对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的费用，企业对教育机构的无偿捐赠、对大学生的“委托培养”和“有偿分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收益者。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取胜，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通过吸纳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大量利用高校专利成果，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而，企业也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4.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主体。高等院校是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人，随着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除公式拨款、合同拨款以外，将更多地出现绩效拨款，将办学质量与年度效能核算相结合，以更好地体现效率原则，促进办学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所以，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通过经营校办企业、开展社会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来弥补教育投资的不足，以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并可以获得较高的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因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应该包括区域内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另外，我们如果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与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即地方政府之间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同时，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下文所研究的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仅限于区域内部的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
三、区域高等教育各投资主体的博弈分析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博弈关系涉及许多方面。由上文对各投资主体构成及利益关系的分析可知，区域内部的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可以形成许多两两博弈关系、三方博弈关系以及多方博弈关系。在此，仅分析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高校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高校与高校之间
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共享性，各高校单独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有限，如果各高校能够彼此合作，可使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不足的现象有所缓解。
1.同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同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基本相当的两所高校，可以是两所重点高校，也可以是两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甲、乙两所同质高校，二者对某一高等教育资源都没有独立提供的能力，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设提供该高等教育资源共需投资为C，如果二者选择合作提供，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为0.5C和0.5C，则甲、乙两所高校都能获得收益为R，设C>R>0.5C>0;如果二者选择不合作提供，不提供的一方得益为R，而提供的一方需独立支付全部成本C，则提供方的得益为R-C<0。很明显，如果有一方选择了不合作提供的话，另一方则不可能选择提供。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甲、乙两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当甲校选择合作提供时，乙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当乙校选择合作提供时，甲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此处的纳什均衡解是“不提供，不提供”即(0，0)，其结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资提供的不足，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偏离，没有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存在改进的可能。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我国目前区域内部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种可能是高校资源过于贫乏，即使合作也没有能力提供;另一种可能是当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资源时，往往会陷入这种“囚徒困境”。为了解决区域内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不足的困境，需要靠政府的投资引导和激励诱导，增加同质高校之间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动力和约束力，以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达到最优均衡。
2.异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异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相差悬殊的两所高校，即指一所重点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2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丙(重点)、丁(普通)两所异质高校，某种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给重点高校丙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给普通高校丁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而丙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丁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摊高等教育投资成本导致的效用减少分别为0.5c和0.5C。其中R>C>r>0，C>c>0。
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模型，在该支付矩阵中，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即(R-c，r)。对于“高校丁”而言，“不提供”即为占优策略解，但对于“高校丙”而言，仅存在纳什均衡解“提供”，却不存在占优策略解。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如果两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资，则会导致区域高等教育水平发展缓慢;如果普通高校丁进行投资而重点高校丙“搭便车”，则会导致普通高校发展滞后且差距进一步拉大，而重点高校丙可能因规模过大出现不经济现象;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选择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的情况下，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长，而重点高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因而，区域内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间，理应重点高校丙独立提供至少应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资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
为了使重点高校增强高等教育投资的意愿，政府应实施激励政策的引导，从而增加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收益。
(二)高校与政府之间
政府部门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过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策略选择，使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共享。一种情况是政府有作为，即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从宏观上对高等教育共享进行合理引导，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无作为，即政府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过多地干涉高校内部的事务，阻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前我国高校是受政府的监督指导来办学。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时，往往更倾向于重点高校，以便使重点高校能带动区域内普通高校共同发展。为了简化研究，这里把区域内重点高校抽象为一个高校。假定高校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积极参与共享和消极参与共享;政府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策略:有作为和无作为。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3所示。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在是否积极共享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进行着混合策略博弈行为。
假设政府部门在有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j，无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x(设Cj>Cx);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时的收益为R，消极参与共享的收益为R+R(在区域总体生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消极共享在短期内反而有可能增加会提高自身的收益);政府部门对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积极参与共享，以1-p的概率消极参与共享;政府部门以q的概率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有作为)，以1-q的概率少量投资和不合理指导(无作为)。再假设区域内高校与政府部门的预期效用分别为U1和U2，则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阵模型见表3。
根据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阵计算二者预期效用U1和U2如下:
U1=pqR+p(1-q)R+(1-p)q(R+R-Cf)+(1-p)(1-q)(R+R)
U2=pq(-Cj)+p(1-q)(-Cx)+(1-p)q(Cf-Cj)+(1-p)(1-q)(-Cx)
当U1和U2关于p和q的一阶偏导数为零时，可使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则得到:
U1/?鄣p=qCf-R=0
U2/?鄣q=Cf-Cj-pCf-Cx+qCx=0
所以纳什均衡解为:q=R/Cf，p=1-(Cj-Cx)/Cf，且Cj>Cx
于是，区域高校以p=1-(Cj-Cx)/Cf的概率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府部门以q=R/Cf的概率为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区域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额外收益R与政府部门合理引导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门对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力度Cf与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门有作为与无作为时的投资成本差距(Cj-Cx)越大，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会越倾向于无作为，区域高校选择消极参与共享的概率1-p就会越大。
(三)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Etzkowitz)(1997)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动力学，并用以解释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自此，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结构理论。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Leydesdorff)(1997)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并提出了该模型的理论系统如图2所示。其具体结构是政府、大学、产业等三机构在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又都表现出另外两个机构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说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机构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还表现出另外两机构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学—产业、大学—政府、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关系模式，克服了以往的产学/产学研合作模式忽略国家层面考虑的不足，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热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区域内高等教育投资的三个主体政府、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假设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业和区域地方政府。在此构建区域内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业在博弈中均有两种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两种选择:有作为或者无作为，且在有作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即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设在高校和企业均选择合作的情况下，高校的收益为Iu，企业的收益为I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高校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u，企业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时，高校将损失Lu，企业将损失Lc;政府代表了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设政府有作为时的成本是-C，相应地，在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起抑制作用时，将损失-C-Lu-Lc。
根据博弈矩阵模型来计算混合战略博弈纳什均衡解:
首先，在已知高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概率为p的情况下，政府有作为和无作为时的预期收益为U1和U2。
U1=p[qa(-C+Ru+Rc)+(1-qa)(-C-Lu-Lc)]+(1-p)[qa(-C)+(1-qa)(-C)]
U2=-p(-Lu-Lc)
当U1=U2时，可得高校与企业合作时的最优概率为:
p*=C/qa(Ru+Rc+Lu+Lc)。
其次，在已知政府有作为的概率为q的情况下，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时的预期收益为U3和U4。
U3=q[qa(Iu+Ru)+(1-qa)(Iu-Lu)]+(1-q)Iu
U4=0
当U3=U4时，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u/Lu-qa(Ru+Lu)。
同理，可得企业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c/Lc-qa(Rc+Lc)。
由此，可以建立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p*=C/qa(Ru+Rc+Lu+Lc);q*=Iu/Lu-qa(Ru+Lu)]
[p*=C/qa(Ru+Rc+Lu+Lc);q**=Ic/Lc-qa(Rc+Lc)]
由上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可知，高校与企业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政府行为是否起促进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政府是否选择有作为取决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个社会的最终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对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间几种博弈关系的分析，提出几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建议。
1.在观念方面，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既要正视其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又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及家庭个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尽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政策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从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看，高等教育投资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对高等教育投资制度进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放低私人办学的门槛，使更多的社会私人资源进入到高等教育部门，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并对私人办学进行监督，规范其正当有序地发展。
3.在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对高校和企业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把推动资源共享作为对主要负责人政治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考评机制能激发高校和企业的内在积极性，可以产生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资的强大动力。
同时，政府应制定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制定相应的策略，对在校际资源共享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奖励或补贴，降低其共享(或合作)成本或提高其共享(或合作)收益;同时对阻碍推进教育资源共享(或合作)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告诫或惩罚，引导他们的理。
4.在舆论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高等教育在人才质量培养和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方面的监督作用。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应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间接引导，使区域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主体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围，使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产生联动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项目(115A——069)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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