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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1
论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 地方保护主义 透明度 不当竞争 罚款过低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体系中去，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也随之日益密切。在这些国际贸易合作中，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焦点之一。作为TRIPS的成员国之一，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无论在实体权利方面，还是在有效执行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改善。对中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发展传播迅速，但要正确、有效地实施相关法律，仍然是个难题。民众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也不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为什么在古代中国缺少知识产权的概念呢？本文将着重分析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
一、缺少知识产权保护观念
如果人民无法意识到某一法律的意义，那么执行这一法律将会异常艰难。在知识产权方面，如果民众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或者看不到自身知识产权的重要性，那么知识产权保护将不过是一纸空文。而这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知识产权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始于清朝。它的出现并非自然产生，而是由外国侵略者带入中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不得不遵循侵略者的要求，在知识产权方面进行立法。最有代表性的当属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而中国现代的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因此，从最一开始，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强加于中国的。如果没有侵略者，它的出现可能会延后很多。
由于社会由诸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构成，那么当我们试图分析某一体系的出现时，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都应给予考虑。
（一）中国古代的经济
与很多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展不良的学者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其实足以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物质基础。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高度依赖农业的发展，曾涌现出大量农业著作，包括供农民使用的手册、指南和说明书等等，这些在农业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手工技能和河运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繁荣起来。科学、技术和相关文献极大地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显示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因此，当时知识产权的缺失并非由于缺少经济基础。
（二）政治因素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下，权力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而整个社会的知识活动都在官僚机构中进行。所以，社会不能自由发展，而私权利非但不被重视，反而遭到被公权力的践踏。另外，文学通常被用来抒发作者的情感，或是在科举考试中作为进入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人重视著作权。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在古代中国并未获得所需的政治条件。
（三）文化因素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思想流派中，有两大主要思想：法家和儒家。法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更偏向于竞争和权力，并且极度支持君主专制。它主张人民应受制于严格的法律，所有权力都应集于皇帝手中。而儒家思想，相对来说则有着更加广泛和长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儒家思想以道德品质为基础，与此相关的儒家仪式可分为礼、孝、忠、仁四种。其中‘礼’与西方的自然法相似。”豍在国家管理方面，儒家思想认为统治阶级应当以美德为工具，支持仁政和绝对的封建等级制度。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谐社会。
在法家和儒家两种思想下，国家和社会都是最为重要的，私人发明通常被视为归全民所有。事实上，很多发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使用或兴趣为目的，而非被经济利益所驱动。所以，对于类似知识产权这样的事物，发明者们并不是很关心。
总的来说，在此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人们并不注重自身知识产权，而公权力也并不重视私权利。所以知识产权就缺少了存在所需的文化条件。事实上，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在现在社会中，虽然儒家思想已然不再完全统治人们的思想，但是其影响仍然残存于当代中国的法律执行中。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出现，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却摧毁了这种可能性。
二、关于儒家思想的不同见解
尽管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古代中国知识产权的缺失以及今天知识产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归因于儒家思想，但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与此并不相关，至少与知识产权保护实施中出现的不足无关。这些学者甚至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帮助预防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笔者看来，这些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一些概念有某种程度上的误解。
首先，一些学者表示，儒家思想重视“个人发展，反对私利，这样就建立一种重视个体的文化环境，但根本原因是以为该个体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豏诚然，儒家思想鼓励个体提升自我，而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我提升其实仅限于道德层面。个体人格只有在不妨碍和谐社会时才会被基于考虑。换句话说，比方如果俯瞰一片森林，我们就将森林看做一个整体；但是如果有单独一棵树与其他树不同，它就会非常突兀。这在儒家思想中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遵从领导者，同时提升自身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因此，如果一个人有了某种发明或其他智力成果，那么他就应该与其他人一起分享，造福整个社会，而非秘而不宣。
但是，这些思想并未完全否认私权利。公民只是将他们的私权利交予社会，而让社会来保护他们。因此，当人们发现他们可以从他们的智力成果中受益时，他们就倾向于将这些成果以特殊的形式保存下来，例如，秘方传男不传女（因女子会嫁到别人家中，可能会将配方泄露）。但是这只是个人选择问题，因此一旦秘密的智力成果被他人知晓，所有者是不会获得任何法律帮助的。
其次，一些学者指出，“将中国普遍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归因于某一主张‘诚实’的道德规范，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除非来源于儒家的道德概念被颠覆了。”“偷书”并非“雅罪”。相反，从儒家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豑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儒家思想能够制止人们侵犯知识产权。这正是另一种错误观念。诚然，儒家思想主张诚信，而且这在某些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商标保护。在中国古代，商人极度重视自己的名声。一旦有人使用他人商标，便会被所有其他商人和顾客所排斥和孤立。
但是，在著作权和专利方面，情况则有所不同。如上文所言，人们会分享文献和发明。笔者认为，人们对待著作权和专利的态度之所以区别于对待商标是因为商标与金钱息息相关。在古代中国，智力成果与钱并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它们对物权的法规并不敏感；除非专利是产品的秘方。但是，如上文所说，不是所有商人都会对智力成果保密，而法规则选择忽视这些慷慨的公民。因此“偷书”并非违反法律体系或“自然规律”，因为“保护书”从来都未在“自然规律”之内。
三、当代中国的奇怪现象
在当代中国，尽管儒家思想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无法完全去除，但是其影响已然被大大削弱。儒家思想的淡化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西方侵略者和传教士，以及后来的改革和开放，将诸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新思想带入中国。个体人格得到关注，私权利也逐渐被政府和公民所重视。此外，作为封建体制中主要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严重批判和摧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但也将现代中国引向一个特殊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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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 儒家思想 高校教育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由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经过不断发扬光大，在东亚和东南亚广为流传，特别是韩国和日本。我们在平时韩语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也了解到，韩国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崇儒家文化，《洛杉矶时报》曾报道说：“韩国比中国更儒家”。在韩国，虽然有多种宗教存在，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体现出的儒家传统文化，而且通过种种细节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但是现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我们对儒家思想的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科技发达了，人们更多愿意面对手机和电脑，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心心念念着电子游戏，而对一些传统游戏完全不了解。很少有学校会为学习传统文化专门开设课程，这导致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当我们为圣诞节大肆庆祝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包粽子、做汤圆，一到端午元宵，都去超市里买粽子和汤圆。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重视。
二、儒家文化对于高校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中开展关于儒家文化的系统性的课程较为合适，一来，大学生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充足，没有特别繁重的学业压力，而且大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强。高校中是学生学习多元化的知识的好时机，但我们不能忘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淡忘，学习传统文化是每个学生都要做的。
儒学这一在中国文明史上独领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学校人才教育中，更显示出其非凡的现实意义。重视儒学经典教育，让每个学生终身受益。学习儒学经典著作，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把握儒学经典精髓，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因此，学校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结合社会现实、针对学生实际，把儒家经典教育纳入学生课程体系之中。
儒家思想本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精髓，流传到韩国后也相当受重视。韩国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设立有关儒家文化的课程，反观我国学校中开设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要学会根据韩国的儒家文化来反思自己，并且在高校中开始着手。大学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后一个阶段，不仅要从专业知识技术的角度，更要是从人格素养的方面来考虑，一个学生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
现在，中韩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很多人去学习关于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中也不难发现两国的文化中有许多的相似点，当韩国把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毕竟这是我国的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代即将出世的新生力量，更应该把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三、儒家文化在韩国高校的发展
细心观察，在韩国语的部分词语的运用上有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在汉语中通常会使用“我妈妈”或“我爸爸”等词，而在韩国语中，却用“？？ ？？”翻译成中文也就是“我们妈妈”，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语言现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于韩国本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早在1960？年，韩国就将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载体，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之目的。韩国初中道德课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又提出“文化立国”国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例如，在高丽大学中设有“职业与道德、道德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孟子著作导读、韩国的儒家等一些选修课程。而且韩国著名的成均馆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王室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研究。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 由此看来，韩国相当注重儒家的发展，对我国高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上课前，见到老师说：“老师好。”下课时说：“老师再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忽略的东西，虽然说师生之间像朋友一样相处的模式有助于推动学习氛围，但是尊敬老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记，而且要用行动来表示。或者还可以举办有关儒家的文化节、知识竞赛等一些有趣的活动，这样寓教于乐更加可以让同学们接受，因为有不少同学表示由于儒家理论课程比较枯燥，没有很大的学习动力。
通过对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分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韩国高校与我国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性，要在承认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分析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认识到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同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决好继承传统和坚持创新相结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是两国共同的任务。通过借鉴韩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以期能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四、韩国德育现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政治、教育、法律制度及整个经济文化生活。而我们能够感觉到我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也在加强，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成语大会等，但儒家文化传承方面尚有不足，特别是韩国适时地发展儒家道德思想，在学校教育方面也采取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方式，这些对于提高和完善我国学校的德育水平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
（一）家庭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礼治教育。辽宁省沈阳市的西塔地区是继美国洛杉矶以外朝鲜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区。随着1988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朝鲜族人以及朝鲜人来到沈阳西塔地区，许多韩国家庭也随之来到中国定居生活。在韩国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儿时就培养他们按照韩国传统礼仪来尊敬长辈以及爱护晚辈。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礼仪习惯，如长辈再给晚辈倒酒的时候，晚辈一定要双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时不能面对长辈饮酒，要侧过头饮酒;这些简单的礼节虽然简单，但是却反映了儒家孝、仁、礼思想在韩国家庭教育中的影响。？这一点也无疑是可以为中国高校生所学习的。
而中国式家庭教育，让人联想到的更多是“棍棒”或是“溺爱”这样的词汇。家长们望子女成才心切，然而却往往不知道正确的教育方式，很容易走上一个极端。例如现在的小孩子常常上补习班，为此失去了很多玩乐的机会，也很容易失去小孩子的意志、乐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体罚又是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不仅家长，甚至学校里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智发展。
（二）学校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教育观深受儒家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自古传承至今。今天的韩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国人。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轻的教师，享受的礼节也遵照家长的形式。同时，在韩国社会中，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认同。
所谓“尊师重道”，这正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据我们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高校虽然都设置有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但基本为选修课程，而大学生往往会因这样的课程枯燥而放弃学习。这就导致了除了在学校的基本教育以外，大学生很难在学校内接触到儒家相关课程的教育。对此，我们建议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设置一些儒家文化馆，并辅以多种表现形式来展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观看纪录片，舞台剧表演，创新方式的导入也许会吸引一些高校生学习与了解。
儒家文化教育不仅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更是可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其人际关系的加强和集体意识的培养都是有极大的作用的。希望中国高校可以借鉴好的教育经验，并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的氛围，研究和发扬儒家文化，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高校教育中，取长补短，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长成才，同时增强我们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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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愈 治学 思想 语文教学的启示
一、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师相关问题的观点分析
在韩愈看来，教师在整个教育环节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师的教学任务、合格教师的标准等予以了精辟论述，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师相关问题的论述对于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选拔政治合格、业务精良、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以精干的教师队伍推动教育事业意义重大。下面就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师相关问题的观点进行的论述：
一是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师标准问题观点的论述。在韩愈看来，成为教师不应当只看其出身如何、年龄长幼，只要掌握了“道”，理解了“道”的本质，这个人就能成为教师。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道”，没有“道”的基本素养，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在韩愈看来，学生跟教师学习，主要是“从师之道”，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道”都不具备，那么他如何才能教好学生呢？一个不具备“道”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教师的。教师在掌握了“道”之后，还必须要忠于它，并将“道”的思想文化予以弘扬，使之发扬光大，并积极同违背“道”、不忠于“道”的行为作斗争，即倡导的“传道卫道”。在教师掌握了“道”之后，还不能算得上一名优秀、合格的教师，这仅仅是具备了教师的基本条件，还必须要业务精良，能够将自身知道的“道”的相关知识传授出去，让更多的人接受。一个人要想成为教师不在乎其身份、出身，即“生乎吾前，其问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幼，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二是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师任务的观点论述。关于教师的任务，韩愈有一句名言，至今被广泛传诵，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下面就分别从传道、授业、解惑三个角度分别论述教师的任务。在韩愈看来，成为教师的前提和标准，出身和年龄并不重要，关键要有“道”，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思想，具体来讲，教师传道，也就是将儒家的思想文化予以发扬光大，宣扬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以及平天下之道。教师的传道，就是将儒家思想精华让更多的人熟知、让更多的人接受，并以此巩固儒学的社会思想统治地位；教师的任务――授业，主要向学生们传授文学典籍、儒家倡导的思想观点以及经典著作，培养学生基本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解惑，也就是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教师能够帮助学生解决，让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一般来讲，韩愈在这里讲到的解惑，重点是在学生学习“道”和实践“道”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在韩愈看来，教师的主要任务无外乎这三种，教师的这三种任务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三方面的任务也存在紧密相关的联系，其中传道是居于首位的，这也是教师必须要完成的首要教学目标；在完成传道的基础上，再进行授业，但是授业与传道相比，依然处于次要位置；解惑是处于服务的位置，是更好地帮助教师传道、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业”中的困难。
二、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化相关问题的观点分析
第一，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先王之教”内容的阐述。韩愈作为儒家思想极力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在治学思想中无不体现着儒学思想观点。在韩愈关于“先王之教”内容的解释中，认为“先王之教”就是要对儒家思想进行宣导，对儒家思想道德中的礼仪、乐刑等相关制度予以宣导，以更好地巩固儒学的社会统治地位，通过推行儒教来更好地维护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君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地位，总之就要通过宣导“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去维护已经形成的固有利益集团利益。在韩愈看来，这种“先王之教”的思想观念应当渗透到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奉行“道”，无论对于国家、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是积极的。总之，韩愈治学思想中体现的“先王之教”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夫所谓先王之教者， 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 无待于外之谓德。
第二，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化的实质思想。韩愈教化思想的实质依然是从他所倡导的“道”出发的，并在关于教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紧紧围绕着“道”进行的；在韩愈看来，道与教化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可以从韩愈有时倡导“先王之教”，有时又从倡导“先王之道”可以看出来。尽管韩愈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相关问题上呈现出一定的唯心主义思想，然而韩愈所倡导的教化思想依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这主要体现在韩愈所倡导的教化观念没有同教育等同起来，但是韩愈教化思想中无不体现着教育的因素。韩愈教化思想中关于教育的职能，被认为是一种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现有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统治上，都要为“道”服务，并且自始至终都要贯彻“仁义道德”的宗旨。
三、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教学与学习之间关系的观点分析
第一，韩愈指出教师不仅要掌握广博的知识，还需要做到精专。韩愈认为，教师所掌握知识的广博与精专二者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并对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教师的知识广博是做到精专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知识面，那么精专就无从谈起；精专是广博的必然要求，如果教师没有自己的学业专攻，那么掌握再多的知识也充其量是一锅大杂烩。对于二者关系上，韩愈既强调教师要扩大知识面，要“博学”，不断地追求、不断地进取，不能放过甚至是细微的知识点；同时，韩愈强调教师在做到广博的同时，要力求精专，有教师自己专长的领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把握实质和要害，更好地引导学生学习。韩愈认为还需要教师建立知识的体系，注意教学过程中系统性与关键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韩愈看来，如果没有系统性，那么知识的掌握必将会支离破碎，且不中要害；教师教学过程中处理好系统性和关键性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
第二，韩愈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勤奋、努力。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学生勤勉学习方面有一句至理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的这句话正切中了学生如何学好习、扎实掌握好知识基础的要害，那就是需要勤勉、努力。韩愈在治学思想中提到的勤，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要做到手勤、脑勤，还要做到口勤。学生只有勤奋地学、勤奋地思考、勤奋地诵读才能更好地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才能在今后成就大事。
四、韩愈治学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和意义
尽管韩愈治学思想产生于他所生存的特定历史时期，并受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尽管治学思想从根本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政治统治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韩愈治学思想中依然有很多的精华，并对当今教育具有重要的积极启示和借鉴意义。伴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教育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愈加重大；教育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对于承担教育主要职责的教师来讲，其自身素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今天的教师队伍，也是需要继承韩愈治学思想中关于广博与精专之间的辩证关系思想，需要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既要传授给学生广博的知识，同时还需要有自己专长的一面，能够提炼出所授知识的精华。伴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教师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愈加重大。
五、韩愈治学思想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韩愈治学思想对于当下语文教学依然产生着积极的启示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是语文教师自身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方面。今天的语文教师要想承担语文教育所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就需对其自身素质必须要予以严格要求；语文教师要在做好业务的同时，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祖国建设发展。语文教师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自己必须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是前提，也就是韩愈所生存年代所倡导的“道”，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够满足成为人师的最基本的要求。当自己具备了较高的师德之后，必须还要掌握过硬的业务素质，对自己所传授的“业”要真正地精通，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在业务方面，语文教师要加强研究学习，掌握自己所精通专业的走向，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因此，教师在掌握精通本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博览群书，并将广博与精专之间的关系融会贯通到教学实践中去。
二是韩愈的治学思想对语文教学过程的启示意义。语文课程自身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更多的是需要在师生之间的互动中进行。而语文教学应当秉承韩愈所提倡的师生之间应当建立一种积极的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要摆正师生的地位，并倡导实施师生互动教学，在互动教学中达到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相互学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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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4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0](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4](卷37)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一)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TheChinesephilosophythatWesternreadersarefamiliarwithatthebeginningwas‘Christianized’,andtheninmorerecenttimesithasbeen‘Orientalized’,butevenmoresoithasbeenpoeticized,mystified,andinfusedwithmysteriousperspectives.”[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
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5
【论文摘要】在的指导下，考察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联系西方知识界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现代性意义。在这一前提下，继承并创新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积极正确的部分，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构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民族传统。
一、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几点现代性意义
一般的说，儒家文化是是由孔子创立递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的思想与实践的总和。孔子诞生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使得古老的宗教信念和封建统治受到怀疑，人们不再依赖宗教与礼仪传统给予的种种问题的答案。传统的价值观念无法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并给予答案，而周围的世界又是处速变化之中，显示令理论感到无法逃避的紧张。面对社会现状的巨变，孔子对此感到了政治与伦理的深层优虑，由此决定了儒家文化其思想之源流与关注之焦点从始至终都是关注社会，对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做出秩序设计。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原则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认为人的积极与务实努力是有效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曾哲为代表的孔子的学生在儒家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中(如《论语》等)，以语录体的方式确立了儒家文化中基本的道德原则，由此建立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安东尼.吉登斯在(英国)《现代性的后果》指出:“传统是惯例，它内在性地充满了意义，不仅是为了习惯而习惯了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现代性发展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存在于活生生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中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上的紧密联系。总的说来，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结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
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递至孟子一代，面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现状如何继承传统并且加以开新，孟子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圣之时者也”，他反对把孔子与他所处的时代割裂而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儒家文化的历史精髓与时代含义，正如叔孙通说的那样“与时进退”。真正地使儒家文化在大学生道德培养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必须面对时代的根本特点与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实际状况，不是从儒家文化经典中摘取个别章句，而是以历史的观点，时代性的方法批判和借鉴。杜维明在《道学政儒家知识分子》指出:“从发生学上看来，儒家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长为标准的官僚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密切。然而，即使这些根底完全被摧毁，吾人亦不能就归结说，儒家思想丧失其所有人文关切。有些当代中国学者在儒家思想理发现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智慧，而是人文睿智的宝藏。这些人文睿智对他们存在是充满意义的，也关系到他们对现代重要间题的认识。事实上，这种可能并非空想。”
儒家文化在当代面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全球化格局下，它在知识界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笔者援引这样的一个事例: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对全世界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于这些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儒家文化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另一方面，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既不可以夜郎自大，亦不可以妄自菲薄。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为我们更深刻的发掘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内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与把握世界和从微观角度审视自身的理念与行为时，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基点现代性意义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追求的和谐状态，我们信仰的人本观念，我们推崇的优患意识，我们格守的力行精神等等。无一不是儒家经典所反复阐述的，自孔子以降历代大儒所躬身践行的，很多合理的原则与方法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二、俪家文化为道德建设提供的可以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一)注重德教的原则
尚德、重德，注重德教，是儒家文化的光辉传统。《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冈在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历史文化佐证。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育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论语·颜渊》中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风，必堰。”网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品德起着导向作用。
(二)注重实践的原则
重实践是儒家文化思想中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实践精神。“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品德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后来儒家虽对人性看法各有差异，但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十分强调实践在人们“复性”、“成性”中的决定作用。在孔子那里，人的品德如何，不能只闻言而不观行，行才是结果。
在德教方法上，儒家文化强调理性认识与实践并重，倡导体验、实践。所谓“躬行力究”、“体用浑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南宋理学家朱熹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论说。学、间、思、辨讲的是道德修养，笃行讲的是坚定不移的实践。
(三)注重内省的方法
《论语·学而》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内省”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意指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摈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
(四)注重陶冶教育的方法
儒家文化经典有着样的论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由此出发，他们一向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土”。历史上也不乏“孟母三迁、“千金买邻”式的佳话。基于环境对人教育具有影响作用这一认识，历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孔子的“无言以教”、“里仁为美”，就强调教育在改变人性方面的积极意义。
(五)注重情感教育的方法
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儒家文化思想对人性的设计就是把人设计为一个情感本体，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人性的“四心”即“侧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有三心是情，只有是非之心是理，可见儒家以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对“情”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感动”、“感化”、“感通”的机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除上述六个方面外，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如“克己”、“内讼”、“慎独”、“修身”、“齐家”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三、儒家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基本作用
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继承儒家文化精华，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儒家文化对当代道德建设的价值，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任何道德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历史和传统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根据民族传统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动向下一代提供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型和参照系。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社会，要维系存在和发展，必须使社会成员对某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原则，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原则形成共识，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从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使社会达到有序化。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社会共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导致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多元化倾向，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在相当程度自我为中心价值观的膨胀。这些人以价值观多元化的存在冲击排斥社会价值观的存在，否认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显然不利于建立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事实上，社会共同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受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制约，这就决定了社会共同价值观是随时代变迁而具有变动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的发生、发展同它的文化、历史的积累是密切相关的，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必须建立在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与认同教育，应当十分注意从传统价值观中选择、提炼有价值的加以继承和现代阐释，使它成为新时期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往往在破旧立新的形态下，对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批判过多，甚至简单地全盘否定，从而使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原则失去了权威性和吸引力，束缚力下降，同时又造成了新的价值观失去了文化基础，社会共同价值观处在失控状态.很难形成导向力量和规范力量。这种局面必须根本扭转。传统的“公利至上”、“民利至上”、“道义至上”、“取财有道”的思想，就为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底蕴。
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6
[关键词] 西方国家；东西方文化；差异；电影片名；翻译；策略
电影可以说是当前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普及方式，在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可以说是属于跨文化交际活动，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是不相同的，那么如何让输入国家的受众接受电影的片名，这是作为翻译者需要注重的问题。在电影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习俗、民族文化等特征，可以说电影翻译能够被当作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的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程中，随着我国电影与世界电影文化交流频繁，不只是电影的内容，就连电影片名的翻译都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一部优秀的电影有着吸引力十足的名字，能够激发观众的观看热情，而劣质的翻译名称能够降低受众的观看欲望。但是基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与社会现实等多个方面影响，东西方文化也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让电影能够更容易获得潜在观众的认可与欢迎。本文立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通过研究差异来解读对英美电影片名翻译的影响，并且提出一些使用的翻译策略。
一、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
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指的是社会中人们能够具有的共同的传统、民族信仰与价值观的总和。而其中最主要的三大要素，也就是价值观、规范和符号。我们在文化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用自己民族文化的标准来看待与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当两种民族文化在交流中接触时，就难免由于两者的差异而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加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事件等因素，让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
（一）人们的等级观和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主张建立以家庭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以人们等级观念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孔子主张“礼治”与“德治”，在礼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礼治的。在德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德治的，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是强调人治的。人们受到等级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多重影响，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十分谦虚谨慎，为了顾及人情在交流中表达得十分委婉。在个人价值观念中也更加倾向于对社会与国家的共享，因此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集体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人们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其他人与社会负责。
但是在西方国家是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文化构成的，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能够对国家的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成为西方国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在西方国家人们信奉个人尊严，崇尚个人的独立思考与判断以及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个人利益。
（二）人们的伦理观与道德观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伦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通过礼为仁的体现形式，将伦理道德与修身济世相联系起来，对人们的伦理道德的自觉性与社会功能进行强调。中国民族文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坚持诚信、忠诚等道德伦理准则，并且根据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每个人都要坚守礼数，尽到自己的职责。
但是在西方国家会更加注重依法治国，多种法律都可以说涉及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在这个注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法治国家中，人们的平等让每个人的等级观念与地位变得十分淡薄。以西方国家的家庭为例，人们认为父母与孩子之间只是感情关系，而不是道德义务的关系。孩子们在成年之后就会离开家庭独自生活，在父母年迈之后，孩子也没有赡养的义务。
（三）社会文字符号的差异
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考虑到符号的应用与象征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同国家的、社会传统习俗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在符号的象征意义与使用的方式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颜色为例，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中，颜色的象征内涵就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红色给人一种热情与积极的感觉，因此中国人一般将“红”作为喜庆的指代词。但是在西方国家，红色一般与恐惧与等词语相联系。还有数字13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中指的是不幸的意义，但是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忌讳，人们往往更加避讳数字4，因为它与读音“死”相近。
二、文化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西电影的发行数量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较多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能够体现。
第一，价值观念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体现。冯小刚的著名贺岁影片《大腕》，这部电影被翻译为Big Shots Funeral，我们翻译回来是《大腕的葬礼》。由于中西方人的思想有着基本的分歧，东方人注重综合与归纳，而西方人注重细微与曲折。“大腕”这个词已经能够暗示出电影的主题，而在翻译成英文中也补充出来“葬礼”，能够方便西方观众更加明白电影的内容。我们再来看美国电影Shrek，电影名称中只给出了男主角的名字，却不对他做出任何的评价，但是中文却没有音译成为《史莱克》，而是翻译成为《怪物史莱克》，这样可以看出相对于西方人，中国人更加注重对于影片的归纳与综合，让人与事物更加形象与具体化。
中西方两者的差异导致双方在思维模式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中国人具有的传统思维形式更加单一与抽象，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显得更加部分与具体。
第二，伦理观念的差异在电影名称翻译中的体现。中国电影《霸王别姬》的名称能够映射出主人公的关系与最后的结局，因此名称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但是英文翻译成为Farewell，My concubine，我们翻译回来就是《再见，我的爱妾》，只有了别姬，却忽视了霸王，这是由于西方人的等级观念薄弱，因此反映出对电影内涵与主题的理解。
西方电影Meet the parents的名称翻译成为《拜见岳父大人》，可以说美国人讲究自由与平等，因此尊卑观念淡薄，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拜见”与“大人”两个词语，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三、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与原则
如何在翻译中协调好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方式分为“归化”与“异化”。异化的方法需要翻译者靠近作者，忠于原著的表达方式进而充分表达出原作品的内容，保持原作的语言习惯与跨文化之间差异产生的理解错误。而归化是跨文化差异化解的重要途径，归化方法一般要求翻译中在各国文化积淀和语言习惯中，注重吻合中文的语法规范与文化习俗，逐步弱化原文感，增强翻译的可读性。在另一方面，电影名称较强的商业广告价值，目标是为了触发观众的行为对于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电影的名称翻译需要将目的语言和观众放在首要的位置，规范化的翻译策略无疑能够吸引大量影迷的兴趣。
就像其他文化作品翻译一样，电影的名称翻译中有不能翻译的情况存在，我们需要承认在有限的翻译可能性的同时，要努力去探索有效的翻译方式。为了促进跨文化交流进而达到充分与准确的目的，电影名称的翻译工作不能只是简单地采取归化或者异化的单一方式进行翻译，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要最大限度上吻合目标语言的主流价值观，迎合受众的心理和文化需求，尽最大可能关注到原有语言与文化意象。我们在具体操作的翻译中要运用以下几种方式。
（一）直译法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文化差异的电影名称最佳的翻译方式，可以说音译法也是直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电影依靠这种翻译方式，例如Beauty and Beats——《美女与野兽》，Brave Heart——《勇敢的心》，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等。如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名称是人名或者地名时，就可以采用音译方法。例如Ryan——《瑞恩》，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二）意译法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当遇到直译方法已经难以准确表现出电影内涵的时候，如果一些电影名称涉及跨文化差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就需要根据电影内容来对原有的名称进行意译。在进行意译过程中，我们同时要考虑到英语的表达习惯与中国受众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例如，电影Seven讲述的是天主教中的七种死罪，而接着出现了一场离奇的连环杀人案，死者都是死于这七种罪中的一种。如果我们直接翻译为《七》，那么就会让观众感到空洞，甚至难以体会到这个名称的含义。如果我们翻译为《七宗罪》，那么就避免了我国观众对于西方宗教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缺乏与地方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困惑。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Sleep in Seattle——《西雅图不眠之夜》，The Net——《网络情缘》等。
（三）换译法
如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直译与意译都难以充分地表现出电影名称的内容与意图，那么我们采取换译的方式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彻底地改变原来电影的民称，根据电影的内容与内涵通过不同的名称来代替，例如Top Gun——《壮志凌云》等。
四、结 语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结合的艺术，对于片名的翻译影响到观众对于电影主题的理解与体会，甚至可以称之为翻译艺术，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是各国之间信息传播的载体与纽带。电影的片名翻译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简单切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充分体现。我们在翻译中不能忽视文化差异的影响，要真正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创造性的融合，这才是实现正确翻译的基础。我们要加强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注重，要努力克服电影翻译过程中语言的阻碍，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翻译电影片名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注意多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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