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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分析方法范文1
【关键词】 BOT 经济适用房 经济租赁房 特许权期 博弈论
一、引言
我国自1998年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明确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然而，我国的经济适用房市场的发展并不顺利，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供给量持续减少。如图1所示近年的经济适用房投资及其增长变化。二是保障方式单一，基本上是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没有租赁或其他方式。三是准入标准模糊，管理不到位。四是分配程序上存在问题，从而导致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人入住。五是退出机制不完善。六是对经济适用房的面积标准控制不力，有些地方面积高达100多平方米甚至更大，基本上失去了“经济适用”的要求。BOT是指政府将项目的特权在一定时期内转让给开发商，由开发商负责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在特许权期满后，再将项目移交给政府。特许权期长短的确定和项目投资金额、建造周期、运营效益、预期收益、以及各种风险等众多因素有关。这种BOT模式已被广泛运用于基础设施项目上，本文通过引入BOT模式来研究经济适用房建设，改变其单一的保障方式，即使经济适用房能租售并举。并利用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适用房BOT 项目的特许权期问题。
二、问题的提出
本文提出BOT模式下开发经济适用房，在此模式下房屋的产权一直在政府手上，这样就能预防投机行为的产生，一是投机购房者（高收入家庭）将不会想方设法争取社会保障住房名额，因为只能出租，转租的利润和风险都无法预见，而且又无法像经济适用房这样转卖。二是开发商将不热衷于变相开发经济适用房，因为变相开发后成本的增加将导致租金明显上升，而租金的增加将使愿意租用经济适用房的中低收入家庭数量减少，从而导致住房空置率增大，此时开发商要承担在特许权期内无法收入成本或获得期望利润的风险。三是政府能够借开发商较高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来实现住房保障制度。特许权期后，经济适用房完全归政府所有，这样政府既能获得一定的租金收益，又能更大范围内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问题，并提高政治声誉。四是监管成本会降低，因为各参与的利益方会自觉的遵守约定，只要此模式确定下来，就没有人愿意破坏这种均衡。五是退出机制简单。因此BOT模式下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从理论上分析是可行的。
三、建立政府和开发商的博弈模型
设经济适用房BOT项目的特许权期为T年，该经济适用房所占土地的规划使用年限为T1年。经济适用房的租金价格为p。开发商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成本投入为C（T），开发商在经营经济适用房时，每年要投入的管理维护成本为V（C）。在建立政府和开发商的效用函数前假设以下。
假设1：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给政府和开发商带来多方面的效用和影响，这里只考虑通过经济适用房出租给政府和开发商带来的直接效益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给政府带来的政治效用UG，假设UG为货币效用函数且为一固定正值，而不考虑其他方面影响带来的间接效用，并假设经济适用房的出租价格p是由政府根据房地产市场和中低收入家庭年平均收入水平等因素确定的。
假设2：假设经济适用房建设完成后，此区域内并没有其他经济适用房与其进行竞争，并且不考虑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环境等变化对经济适用房出租率的影响，同时不考虑部分中低收入家庭退出而导致的换手期租金收益空白对出租率的影响。这里假设该经济适用房的出租率为r，是一个常数。政府规划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开发面积为q平米。
假设3：假设开发商投入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建筑成本V（C）增加，经济适用房的质量提高，则每年投入的管理和维护成本降低，即有V/C0，>0）。
假设4：开发商的目标是使自身利润最大化，开发商能够明确知道经济适用房的市场是巨大的，如果占领这个市场，通过“薄利多销”也有很大的利润，而且与政府合作，对开发商而言也有后续的优势。假设开发商对未来收入的期望值为E，这个值与开发商和政府合作的次数相关，次数越多，贴现值越高。为了简化求解，设E为一常数。
根据假设1，建立政府的决策模型如下：
[prq-V（C）]dt+U（1）
s.t[prq-V（C）]dt-C+E≥u （2）
式（1）表示政府选择特许权期T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式（2）表示政府的效用函数同时需要满足参与约束，即开发商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开发商“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他面临的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称作保留效用，记作u。开发商在政府确定特许权期T后，选择建设成本C的投入作为自己的决策变量，开发商的决策模型如下：
[prq-V（C）]dt-C+E（3）
式（3）表示开发商在签订期限为T年的特许权期合同后，选择投入建设该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成本C使其效用最大化。
四、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博弈模型的求解
下面进行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分析。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这个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首先考虑给定特许权期为T的情况下，开发商的最优决策。设R=prq，即经济适用房的年租金收入。根据假设2，每平米年租金p、出租率r和建筑总面积q均是常数，则得R是一个常数。将R和假设3的V（C）=kC-带入式（3）中，则开发商的决策模型可化简为：
Z=[T（R-kC-）-C+E]（4）
则由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L（T，）-（T1-T）R-KTdt+[TR-KTdt-（kT）+E-]C（T）=（kT）（5）
政府预测到开发商根据式（5）选择经济适用房建设成本的投入，并根据假设2和假设3，政府在第一阶段的决策模型变为：
S=[（T1-T）R-KTdt+UG（6）
s.t.TR-KTdi-（kT）-E-u≥0（7）
利用式（6）、式（7）构造拉格朗日函数，令为式（7）的拉格朗日乘数可得：
对式（8）中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TR-+C+E-u =0（9）
由式（9）可得政府的选择特许权期的最优决策为：
T=+-（10）
其中，称为成本系数，式（10）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表示开发商收回成本所要的时间，第二部分表示开发商实现期望收益还需要的时间；第三部分表示开发商为获得未来期望收入而愿意放弃的时间。
五、结论
结论1：根据式（1）得Z/UG>0，表明如果建设经济适用房给政府带来的政策货币收益比较高，则政府更愿意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来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难问题。
结论2：根据式（5），得V/C
结论3：根据式（10）得T/R0，表明如果经济适用房的年租金收入相当增高，开发商能够较快地回收投入的成本且获益，则特许权期可以相对比较短，如果开发商的市场保留效用u比较高，意味着开发商期望的收益增加，因此特许权期应相应增长，以增加开发商的收益。
结论4：根据式（10）得T/E
六、结束语
本文运用博弈理论来研究BOT模式下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特许权期的决策问题。通过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分析，建立了经济适用房特许权期的决策模型，对博弈的纳什均衡解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这对经济适用房BOT项目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经济适用房这种租售并举的保障方式，能使更多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或租赁经济适用房，从而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问题。
（注：本文为《基于博弈理论的经济适用房定价及管理模式研究》课题项目，项目编号：GL0822。）
【参考文献】
[1] 张国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在BOT项目融资确定特许权期中的应用[J]．沈阳工业大学，2004（7）．
博弈分析方法范文2
【关键词】供电系统；谐波；危害；抑制；有源滤波器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小区建筑物内的非线性设备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对小区建筑物内供电系统产生冲击，产生谐波污染。谐波污染对供电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构成潜在的威胁，谐波干扰导致电气设备异常和事故有逐年增长的趋势，电力谐波已成为一大公害，严重威胁着配电系统和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因而了解谐波产生的原因及危害，研究谐波的预防及治理措施，对改善供电质量和确保供电系统安全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1.电力谐波的产生
谐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非线性负载所致。当电流流经非线性负载时与所加的电压不呈线性关系就形成非正弦电流，即电路中有谐波产生。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网中非线性负载呈逐渐增加的趋势，非线性负载在工作时向电网反馈谐波，导致供电系统的电压、电流波形畸变。在电压畸变的情况下，与电网相连的其他负载也会因此产生谐波电流。目前，家用电器中诸如电视机、音响、计算机、空调、电冰箱、微波炉、电磁炉、充电器等都是3、5次谐波的主要谐波源，虽然这些设备单个容量不大，但在某一小区里其数量很多，这就导致叠加的谐波电流很容易增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
2.谐波对住宅小区供电的主要危害
2.1 3次谐波过大。容易引发火灾
市场调查表明，国内市场绝大多数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3次谐波电流含量高达80%～90%；计算机开关型电源及显示器、彩色电视机及监视器也会有大量3次谐波产生；变频的家用电器，如空调、洗衣机、风机、泵、微波炉等，也都是3次谐波的谐波源。3次谐波电流会在中性线上进行叠加，这会导致中性线中电流过大，使配电系统的中性线电缆出现过负荷引起绝缘老化加速，增大了火灾隐患。
2.2降低配电系统的安全等级
配电系统中谐波的存在会改变控制设备以及继电保护装置的性能。谐波会引起控制设备、继电保护装置拒动作或误动作，造成保护系统运行可靠性降低，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供电中断或损失。
2.3影响变压器正常工作
谐波电流，尤其是3次谐波对三角形连接的变压器会使变压器漏磁饱和引起损耗增加，会在其绕组中形成环流，使绕组过热。谐波使磁滞损耗增加，电压的波形变得越差，则磁滞损耗越大。谐波还会引起变压器谐振，噪声增大，夜间干扰临近居民休息引发噪音投诉。
2.4影响线路设备安全供电
由于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线路电阻随着频率的增加会很快增加，在线路中会有很大的电能浪费；由于中性线电流通常很小，其线径一般较细，当大量谐波电流流过中性线时，容易产生大量的热量，从而破坏绝缘性能造成相问短路。当谐波频率与网络谐振频率相近或相同时，会在线路上产生很高的谐振电压，严重时会使电力设备绝缘击穿，造成漏电或停电事故。
2.5缩短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
谐波会使电视机、计算机的图形畸变，并使机内的元件出现过热，使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出现错误。对于带有启动用镇流器的荧光灯及汞灯，会形成某次谐波频率下的谐振，使镇流器或电容器因过热而损坏。对于采用晶闸管的变速装置，谐波可能使晶闸管误动作，或使控制回路误触发。
2.6影响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
当电力线路上流过幅度较大的奇次低频谐波电流时，由于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作用，会在邻近通信线路中产生干扰电压，从而降低信号的传输质量，甚至使通信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有时，谐波也有可能造成居民的电视或空调遥控器失灵。
2.7导致电力计量误差
电能表是评价居民电能消耗的测量工具和缴费的凭证，而谐波可能使电能表计量产生较大误差。电力测量仪表通常是按工频正弦波形设计的，在测量电能时，存在谐波会在该用户处产生有害的谐波损耗，用户为此还要多付电费。
2.8损坏电力电容器
在谐波电压作用下，电容器会产生额外的功率损耗，加速电容器的老化，缩短电容器的运行寿命。此外，当电容器支路的谐振频率与某次谐波分量的频率接近或相等时，会发生谐波电流放大甚至谐振现象，造成电容器过热、过压而无法正常运行。甚至损坏_4j。镇江公司曾经有甘露、苗家巷等小区配电房发生过电容器因谐波电流的放大出现熔丝烧断现象。
3.谐波的抑制方法
表1两种谐波治理方法比较
针对谐波进行治理，主要包括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的工作原理与治理效果对比见表1。
这两种谐波治理方法的性能和价格比较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当配电网仅某次谐波含量高时，采用无源滤波器就能满足要求，且价格便宜。若配电网中谐波次数多或标准要求较高时，对无源滤波器而言，就是滤波支路增多，其硬件造价几乎是以指数速率增长的。而对有源滤波器而言，主要是增加控制的难度和复杂度，硬件的造价基本不受影响。在配电环境日益复杂和电能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有源滤波器作为消除谐波的装置，其优点越来越突出。
图1两种谐波治理方式的性价比
4.具体案例分析
图2大厦部分配电图
我市区某小高层因配电系统中存在大量谐波导致配电系统中线电流过大，电缆有发热现象并且变压器温度过高且噪声明显，因此希望通过安装有源滤波器进行谐波治理，该大楼部分配电设施如图2所示。
在该配电系统中，选取如图标示位置进行电能质量测试，发现该处的电流已经发生明显畸变，测量结果如图3所示。
由此可看：该测试点电流波形已经发生畸变，尤其是波峰和波谷部分有明显的尖峰，根据经验分析是由3次谐波含量较大引起的，这样的电流波形因为电流变化率di/dt过大的特点，对配电系统的危害也更为明显。
频谱可以看出，该配电系统中含有较多的3次、5次、7次、9次、11次谐波。其中3次谐波最为严重，过大的3次谐波会引起中线电流过大、发热严重等现象。
基于以上情况，该大楼采用某型有源滤波器对系统谐波进行治理，安装某型50A有源滤波器l台，对整个大楼的谐波进行集中治理。
经过治理，该配电中心的电能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具体波形及频谱图如图3所示。
图3 1#测试点治理后电流、电压频谱
由图2可以看出，在应用有源滤波器之后，该大楼的配电中心谐波得到了有效的治理，3次、5次、7次、9次、11次谐波都大大减小，同时系统的三相不平衡也得到了治理。这样的治理效果，不仅消除了谐波对电网和设备的危害而且也消除了中线电流过大引发火灾的隐患。表2是应用有源滤波器前后的数据对比。
表2 应用有源滤波器前后数据对比
5.结语
总而言之，谐波抑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供电品质，因此，我们把小区供电谐波的污染抑制工作重视起来。一方面应从源头抓起，加强设备的管理防止谐波的产生，另一方面是提高认识，积极采用有源滤波器对谐波进行有效抑制。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既安全又经济的小区供电系统。
参考文献：
博弈分析方法范文3
关键词：网络视频分类；异构数据；视觉模态；文本模态；双向传播
中图分类号： TP391.4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网络视频已成为互联网上一类重要的数据，主要有三个特点：1）数据规模大；2）异构信息并存，如标题和评论等文本，以及视频本身的音频和视频信息；3）多为无标记数据。对网络视频内容进行分类对于网络内容推荐和检索等应用具有重要意义[1]。因此，综合利用视觉、文本等异构信息进行网络视频分类非常必要。
网络视频短文本信息具有稀疏性的特点，并且视觉信息在视觉层次上无法自动地对其进行文本语义解释，文本和视觉之间具有较大的语义鸿沟，已有的研究还未能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密切有效的联系。目前很多研究[2-9]从文本信息、视觉信息出发进行分类。Yang等[2]基于视觉特征、语义特征、音频特征及附加文本等信息进行分类，结果表明多模态分类结果优于单模态，并且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效果最好；Cui等[3]抽取训练集上的视觉特征用来辅助文本信息中词语相似度的计算；Zhang等[4]使用语义概念模型进行特征定义，利用文本蕴含的语义信息提高了分类性能，并使用增量式SVM进行分类，但计算过程较为复杂；Wu等[5]为利用好数据之间的关系，综合使用了网络视频的标题与标签、相关视频信息、视频上传者个人兴趣等三方面信息来提高分类性能；Chen等[6]使用了维基百科返回的结果来辅助网络视频分类；Leung等[7]从视频的文本评论出发，将文本进行聚类，发掘聚类结果中每个簇的语意，从而获得网络视频舆情。
以上工作有如下共同点：1）从样本的视觉和文本模态分别单独处理，而后将处理结果进行简单融合，没有充分利用文本信息和视觉信息的对应关系；2）将每个视频包含关键帧通过计算均值和方差转化为单个向量，也即采用单高斯分布来进行建模，这样难以准确反映关键帧在高维视觉空间的分布情况，导致大量视觉信息丢失。由于一个视频通常包含了多个镜头，帧的分布一般为多峰，所以采用一个包含均值和方差的向量来表示一个视频样本是不够的。此外，文本信息和很多视频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譬如在标题中的“football”和帧中出现的大片绿色场地常常共存。所以从帧层次上进行建模，并将文本信息和帧的视觉信息进行密切结合对于网络视频分类具有重要帮助。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网络视频分类方法。该方法在帧层次上对视频数据进行建模，并进行了视觉和文本模态之间的双向信息传播，包括以下环节：1）对训练集中视频样本的关键帧进行K均值聚类[10]，将关键帧在视觉空间中聚为多个簇；2）对每个簇，按照分布规律选择代表性关键帧，将其重要文本信息作为该簇的文本解释，完成从文本模态至视觉模态的传播；3）对每一个关键帧样本，确定其所在的簇，将该簇的文本解释传递至该关键帧，完成从视觉模态至文本模态的传播；4）基于网络视频对应的文本数据和SVM分类器进行分类。该方法的优点在于从帧层次上对视频进行建模，以视觉特征空间中样本的分布结构作为媒介，将部分代表性关键帧的文本信息传播至其他关键帧，在信息传播中密切融合了视觉模态和文本模态的信息。
1 网络视频分类框架
基于文本模态和视觉模态双向传播的网络视频分类方法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1）在视觉模态上对网络视频进行帧层次上的建模，采用K均值聚类方法将所有关键帧聚为视觉特征空间中的多个簇，分析簇中的各类别的纯度；
2）从每个簇中选取若干代表性关键帧，使用关键帧所在视频的关联文本来对视觉特征空间中的簇作文本语义解释，完成从文本到视觉模态的信息传播；
3）将簇的文本语义解释传播至该簇中关键帧的关联文本信息中，将关键帧关联文本信息融合成对应视频样本的文本信息，完成从视觉模态到传播；
4）采用tfidf方法来表示上述环节得到的文本数据，并以此为特征采用支持向量机对网络视频数据进行分类。
从实验结果来看，200个簇中最大占比超过50%的簇的数目占总簇数的71.75%，最大占比超过70%的簇的数目占总簇数的59%，这表明大部分簇中会有一个类别的数据占有主导地位。通常来说，每个簇中的关键帧所属的类别越单一（或者某个类别关键帧的比例越高），聚类结果对分类越能起到好的作用。如在一个簇中某个类别的关键帧所占比例最大为30%左右时，关键帧属于任何类别的概率比较接近，聚类结果对于分类提供的信息很少。而当测试帧划分至最大占比为75%以上的簇时，结合簇中关键帧的分布情况，该帧属于最大占比对应类别的机会更大，判定为最大占比75%以上所对应类别时，判定结果与实际事实误差较小。由此可见，相比于最大占比较小的簇，最大占比较大的簇更有利于此种聚类分类策略分类性能的提升。表2表明大部分簇中某个类别样本的关键帧占了较大的比例，聚类结果和类别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这说明在帧层次上对视频进行建模对于分类是有利的。
3.3 基于SVM分类器的分类结果及分析
表3列出了基于文本特征和视觉特征进行网络视频分类的结果。文本特征向量基于视频样本的原始文本通过tfidf方法进行构建，视觉特征向量基于关键帧视觉特征向量的均值和方差进行构建。文本、视觉两种特征在有标记样本集上进行训练，在未标记样本集上进行预测。SVM分类器基于Libsvm工具包[12]进行实现，对于文本数据采用线性核，对于视觉数据采用径向基核函数（Radial Basis Function，RBF），参数通过5倍交叉验证获得。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的实验结果可知，文本视角的分类结果优于视觉视角下的结果，平均准确率高约8%。
表4和图3比较了仅采用关键帧均值和方差信息与在帧层次上的视觉特征聚类的结果。基于关键帧均值和方差信息进行分类是指将每个视频样本中所有关键帧特征量中的每个分量求均值和方差，最终串联成一个向量并用于分类；利用帧层次上的视觉特征聚类进行分类是指直接根据式（5）进行分类，不采用支持向量机。由实验结果可见，帧层次上的视觉特征聚类带来的分类结果比采用关键帧均值和方差表示的分类结果更好，平均提高了约10%的准确率。由于一个视频可能包含多个镜头，故其关键帧的视觉特征分布是多峰的。只采用均值和方差对视频进行建模实际上是将关键帧分布假定为单高斯分布，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对关键帧进行聚类考虑了多峰分布的特性，能够更准确地对关键帧的分布进行建模，进而带来更准确的分类结果。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文本模态和视觉模态异构信息双向传播的网络视频分类方法。该方法基于K均值方法将视频关键帧聚类成多个簇，在帧层次上对视频数据进行建模。以视觉特征空间中的相似性为媒介，将每个簇中代表性关键帧的文本信息传播至该簇作为其文本解释，并将每个簇的文本解释传播至每个关键帧，完成文本和视觉模态的双向信息传播；最后基于支持向量机对网络视频进行分类。经过信息双向传播，文本数据中包含了视觉特征属性，两类异构数据得到了密切的融合。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异构信息的双向传播，本文方法提高了网络视频分类的平均准确率达7%左右，很好地提升了分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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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分析方法范文4
[关键词] 佛手多糖；微波法；提取工艺；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 R2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2（c）-0101-03
Determination of optimum process for microwave method in extraction of bergamot polysaccharide using statistical analytical method
LI Xin1 JI Yuezhi2 LI Chunjing2 YU Qian1
1.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ina-Japan Union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Jilin Pronvince, Changchun 130033, China; 2. School of Basic Science,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lin Pronvince,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optimum process for the microwave method in the extraction of bergamot polysaccharide. Methods With the bergamot polysaccharide content as the indicator, and the extraction times, extraction time, extraction power and solid-liquid ratio as the factors, the single-factor te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factor level, 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tical method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process for the microwave method in the extraction of bergamot polysaccharide. Results The optimum process design for the microwave method in the extraction of bergamot polysaccharide was: extraction times was 2, extraction time was 8 minutes, microwave power was 550 W and solid-liquid ratio was 1∶20.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industrial scale production of bergamot polysaccharides.
[Key words] Bergamot polysaccharide; Microwave method; Extraction process; Statistical analysis
佛手（bergamot）又名佛手柑，学名Citrus Medica L. var.sarcodactylis （Noot） Swingle，为芸香科柑桔属香橼的变种，长绿小乔木或灌木[1]，是传统的名贵中药，其花、叶和果实均可入药，在临床应用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医认为佛手具有舒肝理气、止咳化痰、和胃止痛等功效，常用于缓解胃腹胀痛和咳嗽气喘等症状。近年来研究发现，佛手多糖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在抗肿瘤和抗病毒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2]。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试验设计是考虑如何安排多因素多水平的试验，能合理而高效地获得所需要的试验数据，并用相应的方法分析这些数据，以确定哪些因素的影响是主要的，各因素用什么水平搭配起来对试验的指标是最佳的。试验设计在改进产品配方、降低原料和能源的消耗、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本文以佛手多糖含量为指标，以提取次数、浸提时间、提取功率、料液比为因素，利用正交试验和方差分析方法，通过微波提取，对佛手多糖的提取工艺进行系统研究，确定最佳提取工艺，为合理利用和开发佛手药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仪器与药品
仪器：U1901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XH-200A型微波萃取仪（北京鸿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药品：佛手（长材公司），苯酚（开原化学试剂厂）、葡萄糖（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108332200302，供含量测定用）、浓硫酸（胶州市富田化工有限公司）、乙醇（北京化工厂）等，均为分析纯试剂。
2 方法与结果
2.1 方法[3-5]
2.1.1 佛手多糖的测定方法 以葡萄糖为标准品，采用硫酸-苯酚比色法。
2.1.2 佛手多糖样品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1.0 g干燥至恒重的佛手，分别用95%的乙醇和80%的乙醇回流脱脂除糖，置于微波萃取仪内加水提取，将提取液合并，定容于500 mL容量瓶中，即得佛手多糖样品液。
2.1.3 标准样品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14.71 mg恒重干燥的无水葡萄糖，放入100 mL容量瓶中用水溶解，即得147.1 μg/mL标准样品液。
2.1.4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上述标准样品液0.2、0.4、0.6、0.8、1.0 mL至10 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1.8、1.6、1.4、1.2、1.0 mL蒸馏水，再各加1.0 mL 6%苯酚试剂，混匀，精密加入5 mL浓硫酸，振摇后放置5 min，置沸水浴中加热15 min，立即转入冷水浴中冷却至室温，以蒸馏水为空白，在49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浓度C为自变量，吸光度A为因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得到标准曲线A = 0.040 8C + 0.211，算得相关系数r = 0.998 5，可见两者有高度相关性。
2.1.5 佛手多糖样品液的测定 精密吸取佛手样品液1.0 mL，按“2.1.4”项下标准曲线的绘制方法操作。
2.2 单因素试验的结果
2.2.1 提取次数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选择提取时间8 min，提取功率550 W，料液比1∶20，提取次数分别为1、2、3、4、5次，多糖得率结果见图1。
图1 提取次数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由图1可见，提取次数2次与3、4、5次相比，样品多糖得率相差不大，故选择2次。
2.2.2 提取时间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提取次数2次，提取功率550 W，料液比1∶20，提取时间分别为4、6、8、10、12 min，多糖得率结果见图2。
图2 提取时间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由图2可见，当提取时间达到8 min时，多糖得率达到最大。故选择提取时间8 min。
2.2.3 微波功率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提取次数2次，提取时间8 min，料液比1∶20，提取功率分别为250、400、550、700、850 W，多糖得率结果见图3。
图3 微波功率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由图3可见，当微波功率达到550 W时，多糖得率达到最大值。故选择微波功率550 W。
2.2.4 料液比对多糖得率的影响 提取次数2次，提取时间8 min，微波功率550 W，提取料液比分别为1∶5、1∶10、1∶15、1∶20、1∶25，多糖得率结果见图4。
由图4可见，当料液比为1∶20时，多糖得率达到最大值。故取料液比1∶20。
2.3 佛手多糖提取条件的优化设计与统计分析
2.3.1 佛手多糖提取条件的优化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以提取时间A（min）、提取功率B（W）和料液比C为因素，作三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试验。因素-水平的优化设计见表1。
2.3.2 统计分析[6-7]
选用正交表L9（34），根据表1进行正交设计，取显著性水平α=0.05。实验结果见表2，方差分析见表3。
表2 正交试验结果
表3 方差分析
注：F0.05（2，2）=19.00
根据表6和表7，对其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①由RC＜RA＜RB知，影响佛手多糖得率的因素排序为C＜A＜B，即影响力为微波功率＞提取时间＞料液比。
②由A：K1＜K3＜K2，B：K3＜K1＜K2，C：K3＜K1＜K2可知，最佳工艺条件是A2B2C2。
③在水平α=0.05下，F0.05（2，2）=19，由于FA、FB、FC均小于19，所以3个因素对佛手多糖得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微波法佛手多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浸提时间8 min，微波功率550 W，料液比1∶20。
3 讨论
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佛手是一种富含香豆素类化合物的植物，同时还含有黄酮类、柠檬苦素类等成分[8]，而佛手多糖作为佛手提取主要成分后的副产物，近年来发现其具有多方面的生理活性。本试验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和数据处理，方法科学合理，快速，灵敏，重现性好，是进行优化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工艺的最佳设计，也为有效开发和利用佛手资源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随着佛手多糖保健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利用佛手多糖开发的保健品或药品的市场前景为人们所看好。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深对佛手多糖功能方面的研究，如其抗衰老、降血糖、降血脂作用等[7]，并将其应用到保健品、药品和食品中，生产出有利于人民身体健康的、经济效益高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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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分析方法范文5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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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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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转贴于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博弈分析方法范文6
针对现实网络攻防环境中防御措施的滞后性以及攻防对抗过程中双方收益不完全相等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非零和博弈的主动防御策略选取方法。首先依据攻击者与系统的博弈关系，结合网络安全问题实际情况提出网络安全博弈图；其次在此基础上给出一种基于非零和博弈的网络攻防博弈模型，结合主机重要度以及防御措施成功率计算单一安全属性攻防收益值，进而根据攻防意图对整体攻防收益进行量化；最后通过分析纳什均衡得到最优主动防御策略。实例验证了该方法在攻击行为预测和主动防御策略选取方面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网络安全；攻防模型；非零和博弈；主动防御；策略选取
0引言
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安全研究的理念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向了积极防御。积极防御的目的是为了提前识别系统潜在的安全威胁，采用针对性的措施阻止或减少系统的损失。因此能否选择合适的防御策略显得尤为重要，而选择的防御策略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系统自身，同时也要考虑到攻击行为对防御策略可能产生的影响，即攻防双方策略的依存性。对于这种攻防行为交互的关系可应用博弈论进行建模分析[1]。
博弈论是一种研究利益冲突主体在理性对抗情况下寻求最优策略的理论，由于在冲突理解和建模方面的价值，被广泛应用于系统安全相关问题。文献[2]将博弈论引入复杂、异构的军事系统，描述了如何用博弈论来分析网络攻击事件。文献[3-4]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博弈论的网络安全主动防御模型，但未充分考虑博弈过程中攻防收益问题。文献[5]应用随机博弈建立了攻防博弈模型，通过计算纳什均衡得到双方最优策略，虽然其收益计算较为简单，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文献[6]通过建立贝叶斯博弈模型，使用贝叶斯法则对网络中存在的恶意主机节点概率进行修正，对攻击行为进行预测。文献[7]在贝叶斯博弈的基础上引入粗糙集理论构建了粗糙攻防博弈模型，对攻防策略进行分析。文献[8-10]通过建立非合作博弈模型，对入侵检测场景、攻击概率计算以及攻防实验整体架构进行了分析，但其多将攻防行为看成零和博弈，而在现实网络环境下，攻击防御成本的不同导致了其攻防收益并非完全相等。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给出一种基于非零和博弈的网络防御策略分析方法。首先结合网络安全实际给出网络安全博弈图，在此基础上构建非零和攻防博弈模型，并将攻防意图和网络安全属性相结合，给出攻防成本量化方法，进而通过求解纳什均衡得到最优防御策略。
5结语
本文针对网络安全问题具有利益对立性、策略依存性的特点结合博弈论提出了一种网络安全博弈图。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攻防环境将网络攻防对抗理解为两人非合作、非零和博弈模型，从网络安全属性的角度给出了攻防成本量化方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评估模型能有效对攻击行为做出预测，并为系统做好主动防御提供最优防御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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