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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方法论范文1
【关键词】 方法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证伪主
一、方法论的定义与作用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之前,必须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方法论的定义也不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改变,甚至有人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的发展与变化。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按照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定义:“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用来指导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这个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关心上述问题。关于方法论的作用问题,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中写到:“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的分支中,先验方法是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后验方法或具体经验法,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但仍能证明,后者在道德科学种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检验真理的方法,将因干扰项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尔・豪斯曼的提法,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如下:“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
二、归纳与演绎方法之争
归纳与演绎是任何学科都要用到的两大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也不例外,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也采用了演绎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在那个时代,数学本身的发现所处的阶段以及它在经济学的应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绎方法都是比较简单。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遵循他的这一“二重法”路线,尤其是经过詹姆斯・穆勒与大卫・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方法基本抛弃了斯密的综合法,转到所谓的演绎-规则路线上去了。李嘉图无疑是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这后来则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归纳与演绎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两次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 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主义与李嘉图的演绎主义之争;另一次是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主义与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之争。此后,争论并未结束。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归纳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经验事实是真实,归纳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得出他的劳动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归纳的方法,又运用抽象演绎法分析经济问题,提倡归纳和演绎二重法。马尔萨斯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传统的演绎主义者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带来了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李嘉图的继承者们看到了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在李嘉图之后“边际革命”更是带来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的先兆。亚当?斯密主张二重法,是看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作用,注重归纳法的倾向性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绎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穆勒也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归纳法失灵,强调演绎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可见,从斯密到穆勒,中间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重大的争论是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这二者的区别在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区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历史上经济学人很早就开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反思。归根结底,这体现的是方法论上的质疑,即经济学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这场争论以哲学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为基础,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延伸,其实质是科学哲学将命题分析方法渗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这场争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令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视野。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他并未有意识地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
西尼尔则直接指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这种超科学的伦理价值导向会不可避免地援引价值判断,带上利益主体的主观偏好,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讨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称为“休谟的铡刀”。其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其后经济学一直围绕“二分法”进行争论。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对实证和规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区分,提出经济学“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规范科学可定义为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知识体系;而“艺术”,目标是产生出准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规则系统,是为达到目的而遵循的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论述中的“规范科学”沟通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这一提法,为由来已久的实证与规范之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实证―规范”二分法,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和接受。
四、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
经济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学方法上的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认为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本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所谓的“有意义”是指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能够遭到反驳。萨氏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后来他由操作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就更加表明了他的这种偏好,不过经济学家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解释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则代表了一种被称之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于理论的预测已经放宽到不仅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对业已发生的现象做出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加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是实证经济学的必要与优点,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
他的这一看法也不乏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并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这三种假定。萨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之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检验前者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领悟,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这种方法论实际上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但是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还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对所谓的防御方法论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五、结论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鉴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发展真正适合自己的理论,这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研究。
一方面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方法论争论,了解其演变的历史,弄清其何以产生的根由、转向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准确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经济学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经济学的方法论范文2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 协调 实证 证伪
经济学研究一直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此探究其科学性。综观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历史，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都曾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理论上的局限，使其在经济学中遭遇实践的尴尬和困难，因而实证和证伪都难圆经济学科学之梦。从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性质来看，必须基于多样化的科学方法，构建具有综合协调性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找到经济学的科学出路。
协调性科学哲学的理论模式突破了以往科学哲学的狭隘视界，坚持一种“大科学哲学观”。其基本观点是，进步、合理性、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科学的直接目标是增强理论的协调力，间接目标是真理。科学是进步的，又是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运动中发展的。冲突是科学进步的动力。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是间接逼近真理的手段。 经济学中无论是试图证伪还是实证，都是在寻求经济理论的真。证伪通过排除理论中的错误,为理论通往真理打开通道，其“试错”以“逼近真理”过程是理论协调力增强的体现。实证则是确认理论的真，以显现理论与经验的协调。从理论的协调性上讲，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都试图以增强理论的协调力为手段以反映真实的经济世界图景。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的学问，它研究的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以及人们对作为财富的物质要素的使用。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论规则，以构建合理的经济理论体系，反映经济世界实际运行的状况成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行为决策的协调被看作经济理论中的中心问题。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现在它形成了经济学理论在方向上可能进行重大变化的领域之一。” 均衡是协调的主要表征。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是：尽管认可经验观察可以被用来验证由原理引致的理论，但是，一系列原理的不可证明性仍是不可调和的问题。以协调性理论模式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一、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要求:以多样化的科学方法构建理论
各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法、演绎法和假设――演绎法等，在协调论看来都是解子，即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因子，具体体现和贯穿在协调论诸标准中，如经验协调力中的新奇性，概念协调力中的简洁性等。逻辑实证主义基于归纳法构建理论，虽然保持了与事实的一致性，但经验事实的堆积难以形成理论概括与推理，因而对未来预期成为问题。证伪主义片面推崇演绎法，而完全否定了归纳的作用，虽强调了逻辑一致性，但以此构建的理论往往脱离实际，推理流于空洞，在现实中难以找寻经验基础。因而纯粹的归纳或演绎都难以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归纳也需要一定的演绎，反之亦然。只有推理或经验对于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不足的。理论的构建基础可以是多样化的，也可以是多种方法的调和。马歇尔在厂商和与社会福利条件的具体研究中，通过具体的观察，得出各种关系的变化，运用了经济学理论构建中的归纳法去考察实际行为，并很好地运用了变化趋势进行理论的经验检验。可是，马歇尔还同时运用了逻辑演绎法，运用了在观察中所得出的原理。换句话说，他在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进退自如。该方法即为假设－演绎法。它涉及假说的形成、理论的演绎和运用资料检验理论等方面。如果资料不能证明理论，那么，假设就需要修正，再做理论检验，循环往复。
假设――演绎法的一个例证，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菲利普斯为了发现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最早对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了估计。虽然他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经验关系，提出了低失业率引致的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并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20世纪70年代高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事实表明该理论需要修正。于是，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被提出来，用于对滞胀的解释。假设――演绎过程表明，理论源自于假设，经过演绎的理论具有可检验性并不断得以修正。假设――演绎法是对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的调和，以此构建的理论在概念与背景知识，概念与经验之间协调的可能性增强。新的科学方法增强了方法的多样性。解子增加了，对于追求经济学理论的协调力是有帮助的。应该说，以任何方法构建的理论都有其优劣，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学领域，只有通过放弃所有的霸权，我们才能继续期待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有望得到解决。
二、经济理论的检验方法：实践上运用协调力标准
协调力，即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包括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三个方面。协调力是理论评价的重要标准，追寻协调力是理论发展与进步的需要。一般认为，理论的经验新奇性、经验一致性、经验精确性是大众关注的协调力标准。无论是基于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亦或两者调和构建的理论，都企图以“预测新事实”“新事实得到发现”追求经验的新奇性、一致性以增强理论的局部协调力，从而增加理论进步的可能性。经济学中调整和修正假说，以接近经验现实，是理论追求协调的显现。如在宏观经济学中，以不完全竞争理论取代了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理论。对于企图精确化的学科来说，数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学实践上的困难，建构模型作为理论的检验工具已成为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使经济学追求理论的精确性与内在一致性形成期待。多样化方法下构建的理论必然存在差异，存在竞争，通过比较理论的解题效力评判理论，才能筛选出较为进步的理论。证伪与实证在经验问题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证并不一定是放弃证伪的反例，证伪也并不能使我们获得理论的真。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实证可以增强人们认识的信念，给人们以鼓舞和力量。但片面强调实证，可能会带来错觉，认为科学理论都是真理，真理是一劳永逸的，致使理论本身难以得到创新和发展，以至陷于僵化和保守。证伪则从另一角度用命令的逻辑形式提醒人们不要迷信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可错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但是过分推崇证伪，被公认的科学理论中的范例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一旦其在萌芽状态遭遇摒弃，人们就可能丧失对真理探求的信念。如果我们从解题效力上来评判理论，则既可以避免陷入僵化，又可以使经济学家的工作充满挑战和信念，因为经济生活是不断变化，经济问题是不断呈现的。
三、经济分析方法：规范与描述相统一
描述法是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有经验根据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符合一种有系统形式的分析和解释。萨缪尔森指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重要的是描述不能仅仅是一系列互不连贯的报导，我们必须符合一种形式，这就是说，构成真正的分析。” 这种方法的内容由观察――分析――方法――检验――客观组成，并由此导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主张。它引导人们认识经济“是什么”。萨缪尔森认为，人们学习经济学是为了回答许多不同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例如，怎样摆脱贫困，加速发展，实现生活富裕等。不过，萨缪尔森又承认，即使一门科学非常客观，也不可避免的包含主观感情。例如，在所谓的自然科学中，如何领悟观察到的事实也取决于人们带有的“理论眼镜”对于带上不同“理论眼镜”的科学观察者，事实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我们先人之见的俘虏。” 萨缪尔森对凯恩斯消费理论的修改和发展，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经济学描述法的特点。萨缪尔森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学家应当把经不起经验检验的任何理论看成是陈旧过时的。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家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经济学应该是实证的。但排除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的实际可行性存在问题。
规范分析方法旨在经济活动中以一定规范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方法，从一定价值判断出发，规定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并以这些标准为原则处理和分析经济活动中的问题。是说明经济 “应该是什么”的一种分析方法。如果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建议政府如何改善社会福利，那么，经济学家的工作就要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当有关经济总量变动时，规范分析方法考察这些总量变动所引起的反应和造成的后果是否符合某种伦理标准。琼・罗宾斯指出：“经济学决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判断。”“单单经济论证不能对任何经济问题提出答案，因为所有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的、社会的和人类的考虑，那是不能归结为‘巧妙地计算多少’的学问的。” 她认为，直到今天，经济学起着三个方面作用。一是极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二是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三是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由于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因而经济学的三个作用就不那么容易保持它们之间分明的界限了。描述与规范的结合与统一，是理论协调力的支撑。
“是”和“应该是”是想象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别，共同构成了描述法和规范分析方法的判别条件。描述与规范既有原则区分，同时又互相关联。描述会对规范分析产生影响，但规范分析结论不仅需要实证的描述，还需要价值判断，两者缺一不可。面对当今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理论应包括四个部分：定义、假设、概念、预测。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应该着重运用实证的描述方法。中国的经济研究有自己的注重实际的传统，基于实际构建理论，才能达到理论与背景的协调，增加概念的协调性，如“摸论”、“渐进式改革”之路，否则中国的经济学难免会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其次，市场经济推动着人的发展，公正的道德利益的人性在市场经济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因而理论的构建，要兼顾公平公正，以人为本，全面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要重视理论科学性的探索，又兼顾人文关怀，以增进理论的综合协调力。经济学应该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就经济研究而言，我们既要分析经济现象是什么，又要论证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
目前的方法论领域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各种理论的争辩成为推动这一学科知识发展的动力。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新的政策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学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未来理论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前进的道路需要我们以新的理论原则去创造一个更能够适合新经济环境的框架。经济学是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理论，如果，理论的表达只是受理论内在逻辑的驱动，只是源于抽象的过程而不是源于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那么，经济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未必是其最闪光的一面。我们期待着基于协调性理论模式构建的经济理论体系，使经济学社会功能的凸显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学方法论译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4
经济学的方法论范文3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经济学的方法论范文4
[关键词]经济伦理学 数理方法 博弈论
最近几年，西方学界流行这样的观点，即博弈论能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政治哲学。虽然有众多的政治哲学教授们利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专业的博弈论专家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直到宾默尔将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公正理论领域来。之后。该方法不断得到重视和发展。
一、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诞生
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顶尖级的博弈论专家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寄予了厚望。当宾默尔论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义博弈》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问世时，在学界引起了轰动。在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宾默尔对一个庞大的问题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方法，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读者有一部分就是专门研究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宾默尔试图“告诉人们博弈论是研究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宾默尔写作这本书的理由在于，他“相信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领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论学者萨金对宾默尔在这部著作里表达的思想提出了异议，由此导致了“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将道德伦理学争论引向了一个新的。同时。伴随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在这一领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绍过的宾默尔、萨金、高德、萨利、阿克斯罗德、Christina Bicchier、帕菲特、黄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等人，也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伦理思想解释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协定道德》、《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Cardinal 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以及《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趋势有增无减，国外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献，其中，宾默尔2005年出版的新著《Natural Justice》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本书中，宾默尔用博弈论的方法系统阐述了其自然主义的正义观。同时，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家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伦理学和经济学出现了恢复结合的趋势，经济学研究“伦理不涉”的特征有所改善。同时，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脑科学等跨学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出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全的趋势，其中神经元经济学的诞生就是经济学与脑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的桑塔菲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就是从事跨学科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来，关于经济伦理的数理解释的研究文献不仅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EL)、《美国经济评论》(AE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GEB)等国际性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而且对经济伦理背后的科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论文还频繁见诸于《神经科学》(Journal of Neuroscience)和《神经成像》(Neuro Image)等自然科学权威期刊甚至《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这种国际顶级的综合科学期刊上。
三、国内对于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
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也逐渐产生了影响。目前，我国许多伦理学著作和论文中也较多应用博弈理论，但是国内对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包括本文中引用和参考的国内学者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主要还停留在介绍、评价和借鉴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学者能够利用数理工具系统阐述其经济伦理思想。
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思想。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要坚持多学科的紧密结合。通过上述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进行归纳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伦理学界在研究经济伦理议题时，以下几个学科是紧密相联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的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其中最好的体现；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而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鲍尔斯等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不过桑塔菲目前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实验的验证；第四是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结合，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是这一分支的统称。这一路径的研究就包括Christina Bicchier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而实验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克斯罗德；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紧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桑塔菲学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以鲁慈齐(Rustichini)和葛礼谦(Glimcher)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或者说，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主要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然而在我国，在交叉学科和跨领域方面，伦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够。一方面，这些年来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哲学伦理学领域，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知识有限，而有兴趣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学者又发现自己并不善于运用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界或企业界人士或者以为经济伦理问题是低层次问题，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或者认为企业在能够思考和关心经济伦理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由于存在这些知识结构和认识上的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难以为学术界真正重视，也影响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作用的发挥。
2、西方在进行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数理解释中所采用的多元的数理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学者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数理解释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包括大量的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如果说简单的数理逻辑推导在我国的经济伦理
学研究中尚有部分学者采用的话，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的方法的采用，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当然和我国目前大量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其根源在于中国教育中的过早的文理分科制度。因此，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或者伦理学教育中，改变课程结构，适当加入一些理工科的课程，不仅有利于将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开拓视眼，更有利于方法论上的创新。
当然，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借鉴西方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数理方法。仍然需要避免机械套用，形成数理方法的泛滥。数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一般化抽象化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虽然数理方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批判，但仍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但是数理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语言”，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诚如方钦和韦森所描述的那样，当数学推演过程变得复杂时，几乎所有人都必然地无法再驾驭这匹理性的野马。因此，我们在借鉴其包括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方法在内的数理方法时，切不可机械模仿其数学建模，而要认真思考其背后的伦理含义。
3、我国的伦理学的研究，应更多地加强理性思维。从字面上理解，“伦理”中的“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规则，“理”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赵南元认为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更重视人与上帝(或某种抽象理念)的关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所以是有“理”无“伦”。作为实践指导的科学之――伦理学应该具有解释能力，能够解释历史上或现存于社会的各种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错误的、过时的、应该取消的道德准则，也有其曾经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从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如果得出结论，认为常识性道德准则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错的，那么这种理论必然是可疑的。因为只要社会得以存在和运行，就证明社会中的常识性道德具有起码的合理性。因此，伦理学应该是理性的，不仅给出答案而且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可验证的。虽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显示出了种种缺陷，但这往往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缺乏的思维。因此，在后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理性思维应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梁捷：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N].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05-21.
经济学的方法论范文5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 教学方法 创新 策略
一、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的问卷调查
目前，理论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存在许多问题，结果学生严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致使不少学生存在理论经济学抽象难学的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普遍较低，更谈不上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从而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为了充分地了解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我们对我校经济学专业两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本着自愿参加调查的原则，共发放问卷60份，收回60份，回收比率为100%。在回收的问卷中，对不完全回答、有明显错误和无兴趣回答等情况的问卷分别进行了处理，其中有效问卷57份，占回收问卷总数的95%。
一班学生认为，理论经济学课程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存在五大问题，依次为教学方式单一（64.3%）、案例教学欠缺（54.8%）、考核方式单一（50.7%）、忽视个性培养（45.2%）和缺乏课程实践（40.9%）。
二班学生则认为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中存在的五个主要问题依次是案例教学欠缺（69.1%）、教学方法单一（55.7%）、考核方式单一（48.6%）、忽视个性培养（46.5%）和缺乏课程实践（42.9%）。
显而易见，两个班级的学生都将教学方式单一、考核方式单一和案例教学欠缺看作问题较为严重的三个方面，特别是案例教学欠缺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所存问题中首当其冲的一个方面，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创新策略
结合目前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当对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具体说来，应当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1、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素质，才有可能选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向学生介绍理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律。因此，教师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能否成功，以及新型教学方法能否有效实施并顺利实现预期目标。提高教师素质，成为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根本前提和关键所在。
而在当前理论经济学教学活动中，教师的素质还是有所欠缺的，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这些素质主要包括教师的专业理论素养、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有鉴于此，理论经济学教师应该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除了应当具有现代科学教育教学理念、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准外，还必须掌握有效的课堂协调技术，具有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应变和判断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地进行教学方法的突破和创新。特别是青年教师，更要注重向已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并在教学过程中逐步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水平和课堂教学能力。
2、更新教育理念
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不仅仅是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技术性、技巧性问题，而且体现了深层次的教育理念问题。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理论经济学的教师通常过于重视基础理论的讲授，而较少理论联系实际和补充书本理论以外的信息。学生在学习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始终置于教师的纯粹理论灌输、引导之下。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学生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课堂教学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理论经济学教师在进行教学方法改革过程中，首先要努力摆脱传统教育理念的羁绊，在现代新型教育理念指导下选择和运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方法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要把传授知识变为教会学习，并引导学生自己利用这些方法来学习理论经济学。这样就能够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把握理论经济学，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这门学科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3、改进和优化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经济学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所以我们必须针对理论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尽快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改进和优化案例教学。
（1）慎重选择案例
理论经济学教学案例的选择一定要突出现实性、典型性、鲜活性和综合性，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兴趣。同时，选择的案例要有针对性，凡是选作案例的素材，必须是为完成理论经济学某一章节的教学内容所需要的，且要针对这些章节的教学难点、重点。
（2）力争学生成为案例教学主体
教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努力培养学生的求知动机和欲望，并将学生在案例教学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作为作为评定成绩的一个主要指标，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机会使学生成为案例教学的主体。
4、大力推行参与式教学方法
目前理论经济学教师大多采用单向、灌输式的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法。教学变成了教师的“独角戏”，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其中，造成学生严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对理论经济学产生畏难、厌倦情绪，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这种传统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有余、能力不足，难以真正实现高等教育教学的目标要求。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指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理论经济学教师必须突破传统的单向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实行一种能够激发学生认知兴趣的参与式教学方法，使他们把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出来。例如，教师可以实行实践教学方法、研究性学习教学法等，在教学中设置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参加课堂讨论，使学生在教学中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5、注重引导和总结
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目的，是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此，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特别是在进行案例或有争议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更应如此。教师应该坚持存异原则，对学生的不同观点应允许学生充分表达，从而通过不同的意见相互启发，培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搞好课堂教学的一个中心环节，更是教学方法创新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
此外，教师还要善于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归纳总结。归纳总结首先要言简意赅，然后在归纳的基础上阐明正确的结论，并要注意引导学生学会进行发散思维和知识迁移，留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
6、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在进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过程中，许多教师只是注重了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强调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而忽视了现代教学手段的充分利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学效果，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的一个不足之处。
实际上，多媒体教学集图、文、声、像于一体，能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通过采用多媒体教学，不但能够节省老师板书的时间，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而且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因此，在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我们一定要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充分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7、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体系
经济学的方法论范文6
一、讨论式教学法的优势
1.为培养高素质、高能力学生提供帮助。大学阶段是提高学生能力的关键时期，这不仅要求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也是社会对大学培养人才的期盼，他们需要的是具有高能力，高素质的毕业生，而不是高分低能的毕业生。而讨论式教学法正好为培养高能力、高素质的毕业生提供最好的帮助，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积极主动的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加上老师的指导，从而可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心里素质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2.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兴趣。讨论式教学法把主动权交给学生，对于老师选择的热点论题，同学们都会积极加入讨论，并且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讨论的论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可以最大限度的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老师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的是主持人的角色，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积极引导，使讨论紧张有序的进行。通过这种模式进行教学，学生会以主人的形式加入教学过程，大大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3.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现代社会中最难能可贵的，也是高校培养学生的主要目的之一。使用讨论式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在讨论式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对老师提出的论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怎样证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可行性，这就要求学生学会动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和逻辑性，这就是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也是讨论式教学法的魅力所在。
4.可以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讨论式教学法强调的是讨论，这是一个在老师和其他同学面前表现自己的过程，对于刚使用讨论式教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常常会出现由于紧张而站起来发表自己观点时说不出话、脸上冒汗，或者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适应，绝大多数同学能够摆脱这种现象，能够做到表现从容、语言流畅、畅所欲言。而学生的这种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正是他们毕业后走进社会无论是面试或者工作过程中所应具备的。
二、讨论式教学法的教学过程
1.讨论的准备阶段
（1）教师课前准备。好的讨论题目是讨论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使用讨论式教学过程的准备阶段，要求授课老师必须根据教学内容精心准备好论题，好的论题要满足四个要素，即：争议性和时效性、相连性、预见性。就是我们为学生选择的论题首先要有可争议性，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去探讨，去辩证，这样才能使课堂的争论激烈；其次是时效性，就是老师在选择讨论的论题时最好是选择最近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这样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另外就是相连性，要求老师在选论题的时候注意论题要结合课本的知识点，符合教学大纲要求，偏离了教学内容，讨论也就没有达到教学的目的；最后就是预见性，要求老师要预知同学们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老师要做好思考，想出解决出现问题办法以及引导学生的办法。
（2）学生的课前准备。老师在选好要讨论的论题后，就要提前一周告诉学生，以至于让学生做好讨论的准备，学生要根据论题的内容结合课本知识点精心准备，因此就要求学生课前进行预习。学生参与讨论的形式有以个人参与讨论形式和以小组参加讨论形式。学生通过课前准备，可以使得在教学过程中的讨论得以顺利进行，以避免出现在讨论现场学生慌忙翻阅书籍、查找资料的尴尬场面。通过这个阶段的准备，使得学生对课本的知识点有个大概的了解，对于有疑惑的知识点，可以通过老师上课讲解得到解决，因此，通过这种模式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全面的掌握课本知识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2.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课堂讨论氛围
怎样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氛围，使学生积极、轻松的参与讨论，这是关键所在。因此老师在讨论式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扮演好“主持人”这个角色，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采用的方法是每个学期开学我都会给所上课的班级学生每人发一张学习卡，上面有40个用于签字的小格，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每参与一次讨论我就会在一个小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到期末统计学生学习卡上的签名次数，就作为学生平时上课表现的依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在讨论过程中也会出现有的同学长篇大论，浪费很多宝贵的课堂时间，而有的同学则是三言两语就结束了，这些都没有达到讨论的效果，长此以往，不仅打击学生发言的积极性，还会影响教学的质量，当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老师就要积极、正确的引导，以确保讨论按时、按质、按量有序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