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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1
一、企业现状
东北无线电厂、辽宁电子设备厂是国有企业，处于破产状况。其中东北无线电厂始建于1960年，是原电子工业部直属生产移动通讯设备的大二型军工企业，1986年下放到地方管理，1996年破产。企业原有职工1836人，解除劳动关系1218人，离退休职工599人，并轨职工13人。资产总额4879.6万元，其中房屋建筑折款2213.1万元，机械设备271.5万元，土地2395万元。企业负债总额5603万元，企业欠缴职工各类保险金131.4万元，拖欠职工债务2809万元，合计2940.4万元。
辽宁电子设备厂，始建于1959年，是电子工业部直属生产高中频感应加热设备的骨干企业，1996年企业破产，被辽宁电力电子集团整体接收，1999年辽宁电力电子集团解体，企业划归铁岭市管理。企业原有职工1652人，并轨人员939人，离退休457人，在册职工83人。企业资产总额329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145万元，固定资产2153万元。企业负债总额5075万元，欠缴职工各类保险金542.8万元，拖欠职工债务2637.3万元，合计3129.9万元。
二、债务的成因
1、经营管理性原因。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企业不能适应市场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市场需求往往缺乏应变能力，盲目生产，有限资金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在销售和定价方面还没有利用现代促销手段和价格政策，企业对生产经营，缺乏严格的管理，资金、设备、人力的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劳动、物耗无定额，质量无检验，奖惩不严明，分配不合理等，造成企业在竞争中失利，效益下降，债务增多。
2、制度性原因。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实施拨款改为贷款后，因缺乏宏观制度的科学规范、保障和监督，又缺乏自身的更新。从政府财政方面考虑，因政府向企业的层层让利导致财力日益分散，而将对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从主观上讲，是将无偿投入，改为有偿借贷，从而迫使企业走向市场，在客观效果上，银行贷款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的唯一来源，因而也必然使企业走上负债的道路。
3、政策性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理应在改革初始阶段让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队伍，但在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政策性口号下，硬要让相当部分不能适应市场方式的国有企业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主管政府要求当地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而有些贷款是根本无望归还的，使得国有企业有债难还。
4、财会制度漏洞原因。部分企业的领导不是想如何把企业搞好，把企业搞活，而是为了树立个人"政绩"，不顾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在任职期间，一方面虚拟各项收入，隐瞒各项成本费用，企业多头开户，私设"小金库"，以截留资金用于非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把企业的收益过多地向职工倾斜，为职工发奖金、实物，搞福利，把大量应当用于生产经营的资产转变为各种形式的消费资金，从而不良债务加剧。
究其上述原因，根本在于经济管理体制转轨过程中缺少过渡环节，构成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和"真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各级政府和部门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也纳入国家计划，物资积累也由国家全部调拨，企业不对经营的资产负责，因此就无需考虑企业生存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要对其经营负责，要考虑今后的发展，因而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诸多问题，没有成功地解决办法，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实践，企业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思路和建议
一是推动企业改制，解决职工债务。通过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变职工债权为股权，解决职工债务。
二是搞好企业房改，利用政策偿债。协调地方房产部门，给予宽松政策，尽快推动厂房房改后续工作和债务测算，解决职工债务。
三是进行资产保全，偿还债务。东北无线电厂和辽宁电子设备厂通过出售资产、出售土地，获得资金，用于偿还债务。
四是分类指导，一厂一策。根据各企业债务总额、债务构成和困难程度的不同，本着一厂一策的原则，研究具体的办法，为职工解决债务。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2
复苏还是衰退？这是一个问题。
先不谈这段时间一片愁云惨雾的股市，前不久，国内各省区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悉数出炉，有九成省区市GDP增速同比回落，降幅从0.7%到9%不等。此外，CPI涨幅、中小企业“倒闭潮”……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中国经济能否依然风景这边独好？在我们已经用过了“最困难”、“最复杂”等等“之最”之后，也许有个词可以准确形容当前我们的处境――“最微妙”。
欧美债务危机的三个微妙影响
8月4日，受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影响，全球市场出现集体性大跌。8月8日，股市、债市、商品市场再次全面下挫。霎时间，恐慌情绪密布，人们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急剧下降。
事实上，欧美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早已波及到中国，中国经济正在经受负面影响的微妙冲击。
第一，美债危机或将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风险。
在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近段时间中国仍然增持了美国国债，从8000亿美元增加到11598亿美元。如果美国政府债务进一步恶化，进而引发美元贬值，美元指数将会跌破2008年危机时的历史最低点。以中国持有的约1.16万亿美国国债为例，如果美元贬值10%，将导致我国外汇虽然账面金额并未减少，但实际购买力损失高达1000多亿美元。
同时，全球股市和商品市场价格暴跌，而国际金价却出现飙升，一度超过每盎司1800美元关口。受连带影响，中国股市出现暴跌，引发外储资产缩水担忧，可能导致热钱大肆压境。
短期看，中国经济增速仍会维持在9%以上，但长期，中国GDP有可能下滑至低于7%的经济硬着陆底线。美国经济学家、“末日博士”鲁比尼认为，今明两年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很低，但在2013年后，风险将会增加。
第二，美债危机将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加，这将给正致力于抗击通胀的中国带来更大的打击。
长期来看，年内欧美国家最终会寻找到解决债务危机的办法。届时一旦欧美经济向好，再加上美元长期疲软，将会再次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重返每桶100美元，黄金价格保持在每盎司1700美元的高水平。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自然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来，致使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在5%以上水平。
第三，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成为常态，从而进一步逼压中国经济。
美国7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好于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在向好。如果美国经济仍毫无起色，使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常态的可能性非常大的。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的目的，也可能是为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寻找更为切实的理由。其结果，将增加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被动性，特别是面临经济下滑和通胀高企双重风险的夹击。
三驾马车：微妙调速的风险
受经济利空影响，股市率先做出反应，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出现大幅下跌。8月8日，两市超过九成个股下跌。
在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好的情形下，为什么国内股市还出现了重挫？这是否预示着中国经济存在大幅下滑风险？抛开国外经济下滑的影响，我们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来寻找根源。
首先，投资依赖症仍挥之不去。以往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始终未能有效建立起内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2011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为53.2%，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点数依然达到5.1个百分点。
过度依赖投资的危险就是投资的低效率，抑制消费增加，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经济学界担心，今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骤减，可能导致下半年经济出现大幅下滑风险，出现所谓的“硬着陆”。
在出口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着外需萎缩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压力，出口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由于控制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的实施，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甚至部分企业因此倒闭，严重阻碍出口的平稳增长。
据海关统计，我国出口的减速在5月份已经出现，其中中国的出口增速从4月的29.9%大幅下滑至5月的19.3%，6月份这一数字再度滑落至17.9%。从近期外需市场前景看，今年下半年我国出口下滑的态势仍将延续。这意味着将会有大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经济增速有可能下滑到7%以下。
另外，与美国经济增长70%由消费拉动不同，中国消费需求对经济的贡献不足50%。多年来，虽然我国一直在想法设法提高内需，但是效果不佳，长期消费不足仍然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偏低。
反观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目前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消费”金额表明，政府才是国内消费的主力，每年产生的消费支出数额非常大。据悉，日本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支出人员为1.38人，而中国则为39人。再加上国内负利率状况长期存在，即便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实际购买力却不断下降。如果内需不能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以上，那么随着投资增速的下滑，经济增长的下滑将会相当严重，中国政府“保八”的目标将很难实现，我国将可能面临比2009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的时刻。
同样，对于企业来说，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内需若毫无起色，这将有可能造成新一轮“倒闭潮”，以及大批工人失业的情形。
宏观调控的微妙变化
受内忧外患影响，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下滑的风险较大。如果负面影响趋于严重，中国宏观调控将陷入迷局。由于上次刺激计划遗留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尚未消除，中国政府在政策选择方面，也不能再次出台一个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只能在诸多两难问题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要看清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以下四个宏观政策的变动，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外汇政策面临调整。在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元转向弱势已是既成事实，加上近期美债风险加大，直接威胁我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对此，我国应积极调整外汇储备政策，及早解决外汇储备损失风险问题。比如，积极推动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减少投资美元资产，增加投资其它货币的资产，包括欧元；在企业层面，鼓励他们走向海外，并用美元进行投资收购等。
二是货币政策从紧缩到综合优化。2011年以来，国内CPI屡次突破5%警戒线，7月更是创下6.5%的新高，这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但是，紧缩货币政策并不仅仅是控制物价上涨那么简单，随着货币政策继续紧缩，却没能阻止资产价格上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可以看出，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达不到综合优化的效果。究竟如何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考验着货币当局的智慧。而任何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将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三是保障房乱象将刺激房地产调控政策。现在保障房建设又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寻租的黑洞。一些地方有钱修高速公路、建设高尔夫球场，但说到建设保障房，土地和资金就万般紧张。这说明，在非市场化领域，依靠保障房建设虽能拉动投资，但确实很难达到保障的目的。种种乱象下，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步骤与方法或将发生重要变化。
四是财税分制的利益平衡。当欧美因为债务问题而挠头时，我国却并没有政府债务的担忧。但近年来，由于存在投资冲动，地方政府打破了惯例，形成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不良局面。另一方面，因为财政支出不透明，很难说服纳税人。在此背景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税制度建设将会有所进展，同时控制政府支出，实施减税计划，促进政府收支公开透明化也呼之欲出。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3
【关键词】欧债危机；出口企业；影响；机会
中国入世的十年后，欧盟已替代美国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今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占据了中国贸易总额的16%。然而，持续发酵蔓延的欧债危机，却给这一亮点投下了一片不该有的阴影。中国的众多外贸出口企业面临这次挑战，有的倒下、有的崛起。如何积极开展海外业务，防范和化解出口业务风险，提升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显得至关重要。
一、欧债危机下，中国企业外贸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债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严峻考验
2012年以来源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作为中国的首席贸易伙伴，出口下降明显。据中国海关总署最近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3月，中国对主要国家的出口同比增速出现普遍下降，其中对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出口再现负增长，整个一季度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下降了1.8%。拿国内家电巨头康佳集团来说，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整体出口销售额虽然同比略有上升，但增长的主要业务来源于中东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而一直占据该公司海外市场前列的欧洲市场确成交额下滑超过10%，该集团在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的市场更是正日渐萎缩。部分主要面向欧盟的中国中小出口企业则受影响程度更深，有些企业的对欧业务量大幅下降，欧洲产品订单额同比去年减少了30%至40%，甚至更多。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民众购买力下降导致的市场需求的减少。
（二）欧盟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华设置贸易新壁垒
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欧盟已经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从2009年至今，欧盟发起多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举措，其针对进口企业的繁琐手续、新的食品标准、对工业的危机补贴、农业补助金和保护性贸易壁垒使得中国企业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欧盟对中国的机电、金属、化工、家电、食品、文具、玩具、服装、纺织品等各类出口产品加强“双反”措施的频率，涉及多个行业众多企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的进口来转嫁国内的危机，也是政府为了在特殊时期保护其本国民众的自身利益的措施之一。
（三）欧元贬值使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幅缩水
近几年在欧美诸国的强力打压下，人民币汇率上升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以外币结算的出口企业利润缩水严重。一方面，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市场出现疲软，消费能力下降，欧盟国家的订单在减少，外贸订单下滑，利润降低；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确出现了有单也不敢接的现象，这种非常规现象源于人民币升值过快，一些加工型外贸企业甚至出现人民币对欧元每升值1%，企业的利润就会缩水2%甚至更多的局面。这对于以加工或代加工模式为主的企业来说意味着，当客户压价严重、生产成本增加、利润过低时，企业便会选择会放弃一些大订单。汇率波动成为了出口型企业最关心也最担忧的问题。
（四）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导致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大
由于欧盟国家的失业率的上升和贸易政策的多变，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会增加。这其中主要包括欧盟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等给境外企业带来的政治风险；东道国与投资贸易相关的税收、公司监管、外汇管理和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动带来的政策风险；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法律风险；原材料的供给、同业的竞争、消费者消费习惯和偏好等条件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融资出现问题、汇率波动、合作企业的信用风险等金融风险；流动资金和应收账款控制不力原因带来的财务风险；人员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的环境风险以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风险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的外贸环境比较严峻，然而危机也同时意味着“危”中有“机”，欧债危机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些不同以往的机会。
二、欧债危机下，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面临的特殊机遇：
（一）抓住欧盟国家的刚性需求，充分运用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保有并开拓欧洲市场
历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性价比相对较高，中国出口的生活用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受欧债危机冲击也相对较小，欧盟国家在调整国内市场库存和生产能力之后仍需从中国进口，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抗跌性。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欧美市场疲软、需求不足之下，欧美零售商、进口商为降低成本、迎合市场需求，会多选择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加大订单投放量。欧盟生产商难以在短期内开辟和扩大新产能代替中国产品的巨大供应量，导致其对中国产品刚性需求短期仍将持续。另外我们的产品价格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是非常低的，出口企业可以抓住时机运用价格优势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在欧债危机中取得更多的战略利益
欧洲的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很高，中国很多主要技术仍然依赖进口，企业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购买或参股有强大技术背景的当地企业从而把技术引入中国。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以区域合作方式建立我国海外经济基地，积极开展综合性国际合作，发展中国的海外经济。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如稀有资源市场仍由中国掌握话语权并保持着强劲的国际影响力。政府也可以以贸易大国为背景，参与制定世界贸易规则，建立和维护新的世界贸易秩序，确立世界贸易大国地位。在最近召开的欧盟峰会和金砖之国贸易峰会等国际大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影响力产生的效应。
（三）抓住时机建立转移市场
欧盟各成员国已经清楚中国产品价廉物美，对繁荣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重要。有实力有资金的的中国出口企业可以与欧盟成员国加强联系，共同合作，采用符合欧盟发展思想的措施，借鉴欧美国家国外资源整合的战略在消费国就地生产加工产品，让销售地变为生产地，例如发展外向型联合企业将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四）增加与欧盟国家企业的良性沟通多渠道保利润
外贸企业也可以借此机会通过和欧洲国家的高端产品企业加强合作，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技术革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提高出口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实现贸易转型。例如温州的某出口企业为和意大利的创意设计专家、企业进行了技术和品牌的对接，出口产品档次的明显提高，直接使意方企业逆势获利，实现了出口进口双赢的局面。
中国经济尽管仍然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很深，但相比出口和GDP增速下降这些负面影响，欧盟许多国家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产品持有欢迎和宽松的态度。中国的出口企业应积极主动寻求贸易新策略，面临新挑战抓住新机遇，变不利为有利，同进口方欧洲国家或企业多沟通交流，加快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危机真正变为时机。参考文献
[1].欧洲联盟法[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2.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4
日本公债积累的四个阶段及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公共债务形成今日之局面，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涉及日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现象。回顾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要从财政赤字着眼。战后，日本大部分时间都保持财政赤字。总体上，可以把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战后重建、经济高速增长等因素是导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时期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相对较低，平均在4.0%以下，很少有超过4.0%，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8%(1961年)。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虽然这一计划由于田中角荣下台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没有得到执行，但该计划涉及的并不是田中角荣个人的想法，而是日本的现实需要。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落后。“列岛改造计划”虽然没有得到执行，但其核心思想却被日本各界所接受，可以视为是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开端。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日本都在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1960年，日本全年的公共设施投资只有4.8万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经达到25.1万日元，到1980年和1990年分别达到113.0万亿日元和185.7万亿日元。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公共设施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错误判断宏观经济的趋势，认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短期现象，日本经济会很快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大规模加大财政投入，期待经济渡过“短暂”的难关，但事与愿违，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巨额的财政投入导致了日本债务余额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形成了今日之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危机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反思巨额债务的问题，并开始减少公债的发行。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为日本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因此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接连出台刺激方案，增加了公债的发行。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单纯从上述几个阶段来看日本的公共债务，离问题的实质还相距甚远。从深层原因上看，日本的公共债务之所以积重难返，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日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结构有“高龄少子”的特点。受此影响，各种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而财政收入却是不断下滑的。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人口老化和日本极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导致日本的劳动力供应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根据国际经验，移民可以说是缓解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极其避讳谈论这一问题，在移民政策上也相当保守。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等原因，不断逼迫国内的制造产能外移，导致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导致税收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从政治层面来看，这也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是日本大产业的代表，向来重视保护大产业的利益，新近上台的虽然重视底层民众利益，但执政能力却不尽人意。再加上日本政治历来有世袭的传统，导致了日本政府对产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保护重于对财政安全的重视，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盘而忽视财政安全状况，任由事态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缘何冷淡
各大评级机构有许多的理由调低日本的信用评级，而无需更多的解释。2010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为225.8%，比排名第二位的圣基茨和尼维斯高出40.8个百分点，同时，比已经出现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如希腊）高出81.8个百分点。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相当冷淡，日经指数在8月24日小幅下降之后，第二天基本上收复所有失地。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市场已经形成了预期。市场对于日本的债务状况早已熟悉，而且对评级下调有所准备。穆迪很早就了可能下调日本信用评级的预告，而且，在穆迪下调日本的评级之前，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本身就比标普和惠誉高一个级别，因此，下调一级并保持与标普和惠誉一致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第二，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金融市场上，AAA和非AAA的区别是质的，投资级和非投资级的区别也是质的，如果评级了“质”的变化，受投资策略的约束，有些投资机构（如养老基金）将随评级进行调整，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从Aa2调到Aa3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的评级仍然处于“优良”一档，因此，金融市场不可能出现过多的反应。
第三，日本公共债务持有者结构。和美国不同，日本公共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国内投资者，国外投资者仅占4.8%，大部分国债都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持有，这四个部门持有的国债占所有国债的87.4%。因此，调低日本的信用评级，对于海外投资者影响比较小。
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
对于日本公共债务问题的解决，相信市场和日本民众所抱有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由于其复杂的成因，该问题要得到解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举措得当，在短期内缓解日本的债务状况，却是很有可能的。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给日本政府更大的压力。只有在更大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改变日本国内脱离民众利益追求集团利益的政治风气，才能改变日本目前“温水煮青蛙”的现状。最好是出现个别地方政府破产或者其他与债务相关的状况，在媒体上形成要求政府果断处理债务问题的气候。不过这很难实现――因为中央政府的债务状况要比地方政府严重，在地方政府破产之前，中央政府早就破产了，同时，日本的大众媒体也受政治派别的影响较深。目前可以期待的是，通过G20等机制给予更多的外部约束，限制日本债务问题继续恶化。
其次，日本经济景气不可或缺。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新成长战略”并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可以说是在正确的路上走了一小步。不幸的是，东日本大地震完全转移了日本政治的视线，而且对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旅游业原本是日本“新成长战略”中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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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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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6
【关键词】跨境贸易 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结算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指经国家允许指定的、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的政策范围内，可直接为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相关结算服务。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规避汇率风险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自2009年7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启动跨进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今，已取得快速的发展与重大的成就，试点已经由一开始的5个城市扩大到全国范围内20个省，收付总额也在成倍增长，2010年增长12倍的基础上，2011年进一步增长约4倍。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过程中的问题
（一）跨境贸易结算中进口和出口结算失衡
目前人民币在境外仍比较少，境外出口企业获得人民币的途径比较有限，难以用人民币结算支付。与此同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境外企业愿意接受人民币，但不愿意支付人民币。而中国出口企业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和对方就人民币结算在合同中很难达成一致。因此目前跨境贸易结算中进口和出口结算失衡。
（二）外商对于人民币信心不足
我国进出口企业在与外商谈判中基本处于劣势，结算币种的选择权大多在对方手中。在双边贸易中，外部需求不旺严重制约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从更广的层面讲，多边贸易中，目前人民币也很难成为结算货币，中国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弱势地位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规模。严重阻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三）缺乏制度支持
现阶段我国推行人民币结算试点，并没有获得外国政府和企业以及银行的认同。只是单方面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没有得到交易对方的制度认可。所以，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将境外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国内化不符合当前国际贸易结算的通用方式。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协议的国家不多，大多外国银行没有经营人民币的权利，如果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就只能依靠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这使得人民币结算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二、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政策与措施
（一）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遇
从1994年至今，由于双顺差使人民币价格上升，即外汇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另外，美国经济仍然低迷，失业率持续维持高水平，同时美国国债上限的调整影响美元的信誉；与此同时，欧元区受债务危机影响仍未摆脱困境；并且日本自危机后经济一直乏力，基本面并不支持日元走高。以上国际货币走势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另外，由于目前人民币存在升值收益，所以目前在国际主要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总体成本相对较低，对于来自高利率、高通胀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进行人民币债券融资还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
（二）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充分发挥香港这一离岸市场的重要作用，推进提升金融机构在清算等方面的配套服务，提升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并且可以考虑在将来建立更多的离岸中心，例如在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地，实现与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衔接。目前境外个人和企业接受人民币后只能拿到香港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但如果将来有更多的离岸中心则可以进行投资和分散风险，那人民币结算的市场定价能力也会加强。
（三）鼓励企业采用人民币结算
第一，进出口企业应加强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从而回避风险的意识，充分认识到采用人民币结算可以提高企业收益并且规避风险，从而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树立起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风险意识。第二，我国企业要始终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并结合自我创新能力，加强建设自有品牌，提高自有技术的创新能力。同时在设计产品、树立品牌和市场营销等方面不断提升企业价值，增强竞争力，生产差异性强、品质度高的出口产品，从而确立自身外贸交往中的议价权，增强外贸结算币种的选择权和话语权。第三，在与港澳、东盟贸易中积极使用人民币结算。东盟和港澳地区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可将其作为重点突破口和重要战略目标，大力推进对东盟以及港澳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并以此提高港澳、东盟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意愿，逐步打开境外人民币结算之路。
（四）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安全性
首先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只有当政策相对稳定和连贯时，境内外的结算主体才能把握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从而降低对成本的预期并提高风险的认识控制，积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二是继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一国的综合国力，即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是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最关键的因素。要使他国放心将一国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必须有该国的国家实力和信用作担保。人民币的国际化最终需要有中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作后盾。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2011.6.
[2]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1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2012.2.23.
[3]陈小五.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的若干问题探讨[J].南方金融，20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