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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案例范文1
在经历了之前一段时间市场对欧元区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后，近期人们的视线又重新转移到欧元区债务危机上。这次被关注的对象仍是希腊。希腊接受欧盟与IMF的1100亿欧元救助已一年，仍面临收入不足和深度衰退困境。在希腊将于6月面临134亿欧元融资缺口之际，各界关注其是否需要重组债务。不过，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和欧洲央行的多位高层官员表示希腊必须避免债务重组，并且要大力推进减赤和私有化进程从而克服该国的债务危机。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的希腊民众反对采取进一步的紧缩财政政策并举行全国性的罢工，这无疑是对希腊执政党的又一次考验。另外，希腊近期被标普调降3个信用等级，希腊3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攀升至27％。市场对于希腊债务重组的不可避免的忧虑又加深了一层。
这些有关希腊可能重组债务的迹象令投资人感到恐惧，但正如往次一样，债务重组对欧元的信誉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希腊进行债务重组，那么重组可能扩散，损害整个欧元区的声誉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无论将希腊债务重组说成重新“调整”、“安排”还是“自愿的债务交换”，都会被普遍理解为违约。希腊一旦违约，包括西班牙在内有债务危机的其他欧元区国家将立即被推到危机最前线。欧元区各国一定会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否则他们此前所作的种种努力将功亏一篑。事实也是如此，5月末的欧盟财长会议坚决否认了希腊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德国态度软化，欧元区开始讨论第二轮援助方案。
在希腊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之前，葡萄牙作为第三个获得援助的国家，IMF和欧盟在2011年5月总计敲定了780亿欧元的援助金额，使得葡萄牙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可以不必进入市场发售中长债。5月20日，IMF表示将立刻向葡萄牙先发放61亿欧元的贷款，以缓解投资者的忧虑。但一切仅是个开始，施援条件据预测会导致葡萄牙今明两年经济均萎缩2％，该国必然要经历一段艰难的调整期――要么直接面临死亡，要么现在开始动一系列手术。
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表面的与深屡次的
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生，表面上看是由于欧盟成员国自身巨额债务引起的，但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欧盟的结构性失衡以及难以为继的高福利制度。
首先，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欧元区各国运用经济政策发展本国经济的空间与能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个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由于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整个区域内没有统一与严格的财政政策框架，因而各个国家都尽可能地把财政政策运用到极致。2008年，美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欧洲各国为走出衰退泥潭，大都采取了大规模的扩张财政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这就导致了债务风险的快速积累，并不断演化成了可能危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债务危机。
其次，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在欧元区成立之初，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距甚远。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欧元区成员国必须达到下列标准：首先是控制政府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其次是国债必须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下或正在快速接近这一水平，最后是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三个最佳成员国上年通货膨胀率的1.5％。当时真正满足这一系列标准的成员国并不多。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做出遵守有关财政赤字与债务等限制性规定的承诺后，才得以加入欧元区。另外，近几年欧盟的过快扩大不仅末能缓解欧盟发展结构性失衡问题，反而更加剧了这种失衡。以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就认为，现在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未彻底消化上次扩大的成果，便又急于吸纳新成员国，这不仅破坏了其稳定基础，还削弱了其向外投射影响力的能力。如果成员国间竞争力差距不缩小，债务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势必成为影响货币联盟稳定的“定时炸弹”。
最后，尽管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实力差异较大，但随着欧洲―体化进程的推进，各成员国均形成了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希腊，远远脱离其自身经济实力水平的高福利制度使得希腊财政不堪重负，但为了维持民意支持率，政府又不得不延续这种高福利制度，并通过发行债券来获取施政资金，致使债务风险不断积累，最终酿成欧洲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将何去何从
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扩大，不仅威胁着欧元区甚至整个欧洲的稳定，而且也威胁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已成为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最大诱因。
从本质上来说，欧洲根本走出债务危机有赖于经济的全面复苏，如果欧洲经济增速放缓，将令欧盟各国削减财赤的压力陡增。另外，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也比较明显，一方面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核心成员国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是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因紧缩措施而逐渐落后。经济复苏势头的不均衡不仅难以缩小欧洲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反而会加剧欧洲内部失衡问题。此外，欧元区高福利社会制度下财政支出方式的不合理性仍将是摆在欧盟面前的棘手问题。为削减财赤，欧盟触碰了社会福利这块“奶酪”。目前，紧缩政策已导致多国官民对立加剧，激进势力抬头和政局不稳，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但欧盟也在积极寻求解决欧洲债务危机蔓延的方法，并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欧盟委员会5月12日正式出台改革建议，拟完善欧盟层面上的经济治理，通过强化财政纪律和加强成员国间经济政策协调等措施防范希腊债务危机重演。另外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根据与欧盟及IMF的救助协议，希腊政府将削减300亿欧元赤字，保证2014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至3％以内。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财政紧缩计划。近期德国在提出一项建立中期的、全面的稳定计划中，强调希望将欧盟成员国的财政巩固措施纳入其中，欧元区“财政联盟”的议题也成为市场议论的热点。
虽然欧盟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欧洲债务危机也将会是欧盟长期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总体而言，目前闹出债务问题的欧洲国家的GDP仅占整个欧元区的5％，整个欧元区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大约在6％，远低于美国以及日本。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欧元区经济增长问题，这是解决欧洲债务问题的根本后盾。如果经济增长出现大的问题，则是真正担陇的开始。
债务危机案例范文2
德国财政部长表示，他将很快提交一个有关新的欧元区机构的方案，该机构将具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当的干预职能。该政部长还说，欧元区应该从希腊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这一事件暴露出欧元区缺乏应对成员国债务违约风险的手段。
此前，3月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希腊预算问题令欧元面临挑战，如果欧盟成员国没有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度过此轮金融危机，那么欧元可能会再度陷入波动。
目前，欧盟正进入诞生以来的最危险阶段――在欧元区国家中，除希腊外，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及爱尔兰四国财政赤字，均远远超过欧元区规定的财赤在GDP中占比不超过3%的水平，并因此被戏称为身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PIGS）”――“PIGS”是葡萄牙（PORTUGAL）、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4国英文名称首个字母的缩写。
随着“欧猪五国（PIGS）” 财政危机持续恶化，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欧元，还有欧盟(EU)的总体框架。
债务危机如何形成
从目前来看，欧盟财政赤字危机似乎有向整个欧元区蔓延之势――2009年希腊政府赤字占GDP比例超过13%，爱尔兰2009年政府赤字占GDP比例约为10.75%，西班牙2009年政府赤字占GDP比例也超10%，位居欧元区赤字前三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预测，到2011年，葡萄牙公共债务在该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将从去年的77%上升至91%，希腊公共债务所占比例将从113%上升至135%，西班牙则将从54%上升至74%。
不仅如此，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德国和法国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分别高达5.5%和8.2%，远超《稳定与增长条约》规定的3%的上限，欧洲系统性债务危机恐一触即发。
那么欧盟债务危机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整个欧元区，私人部门的储蓄率都不是很高，换句话说，因为老百姓没有什么积蓄，政府向老百姓借钱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欧元区政府想要填补财政缺口，就必须向外国投资者借钱。从海外市场上借来的资金，一般来说是美元，由于欧元区使用的货币是欧元，即税收是欧元收入，一旦欧元汇率出现大幅下滑，需要拿出更多的欧元来偿还美元的债务。这也意味着债务的变相增加，如此一来，政府更加无力偿还，那么信用评级和货币都要被继续调降和贬值，又会造成债务的增加，这就是典型的债务危机的形成过程。历史上，阿根廷、墨西哥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希腊就走在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开支是很难从政府的预算中被剔除的，其中包括对失业人口的补助。欧元区的失业率很高，更要命的是，欧洲国家又以高福利著称，基数大、补偿高，这导致政府开始也长期受到失业救济的拖累。
希腊的失业率常年在10%左右，在欧洲地区并不算最高，但对于一个底子相对较薄的国家来说，失业救济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失业人口多，也限制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增加，因为上班族才是纳税人。希腊的总体税收一直维持在GDP的40%，多年没有提高，而支出却在逐年增加。而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因素来看，希腊高企的老龄化人口，才是财政遭遇困难的根本原因。希腊的老龄化在全欧处于最高，老龄化负担约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老龄化的沉重压力意味着政府更高的养老金支出和更多的负担。
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生产产出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而逐渐降低，而社会支出却会不断提高。换句话说，就是供应会逐渐小于需求，内需旺盛，而供应不足的希腊只能求助于进口，这就导致了私人部门的开支也出现了“赤字”。一般来说，私人部门的赤字会体现在银行的负债表上，即个人通过银行借贷完成消费；同时，风险被转嫁到金融部门，从希腊整体的银行负债表来看，其核心资本充足率已经出现了逐年下降的情况，这也成为希腊宏观经济的一个隐忧。
欧元的体制之诟
从根本上讲，欧洲债务危机是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是由外部危机和长期内部失衡的累积、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矛盾引发的危机。
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是欧元区特有的政策二元性矛盾，但若要建立更大规模的统一财政预算，势必更进一步剥夺各成员国的财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财政政策的自对其管理和调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统一的财权也无法满足各成员国之间差异的需求。
所以，虽然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口规模看，欧元区都与美国旗鼓相当，而从财政状况来看，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远高于欧元区6%的平均水平。然而，欧元区目前深陷债务危机，欧元汇率急跌，美国国债则继续受到追捧，美元相对坚挺。
本次欧元区债务危机出现在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经济薄弱地区，而美国同样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希腊财政赤字缠身，却比美国加州状况相对乐观，加州去年年中就已现金枯竭，几近破产。而且加州在美国经济总量中占比1/8，比例远大于希腊在欧元区经济中所占的1/14。
比较而言，欧元区此次深陷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统一的财政预算机构，无权调动各国财政，一国债务只能由本国财政作担保。欧元区当前的债务危机彰显了欧元与美元信用基础的差异，暴露了欧元区财政体制的弱点。欧元设计存在的机制性缺陷今后将使欧元面临更大难题――任何一种成熟货币均需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护航”。当金融危机袭来时，央行能提供流动性，而财政部能处理债务。但由16国组成的欧元区只是一种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机构设置上，只有欧洲央行，没有单一的“欧洲财政部”。
而对创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欧洲官员表示，设立任何形式的欧洲货币基金都将耗时长久，因此无法在当前的希腊危机中派上用场。
尽管如此，上述方案依然是欧洲各国广泛讨论的议题之一，即在后希腊危机时代如何改善欧元区的机能。欧盟的内部条约不允许现有的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提供救助，德国等国家因担忧选民不满而不敢将纳税人收入直接用来借助希腊等国。
与此同时，大多数欧元区政府都反对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尽管IMF拥有雄厚的财力，而且在与受困国商讨经济调整方面也拥有丰富的经验。在欧盟看来，接受IMF的经济援助就意味着承认欧元区国家无力自主解决内部的问题。但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称，欧洲各国政府不愿提供援助将迫使该国向IMF求助。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IMF把自己视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应对机构，在1997年和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IMF为救助亚洲国家而强加了诸多苛刻条款后，以日本为首的一系列国家提议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为此IMF担忧地区性基金组织可能会削弱它的职能，而继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体之后，欧元区成为不愿IMF插手的第二大地区。
欧元乃至欧盟的大考
西班牙或许是真正考验欧元的案例。
如果西班牙深陷麻烦，欧元将难以坚持，西班牙规模1.6万亿美元的经济几乎是陷入困境的欧元区成员国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加在一起的两倍，对西班牙展开任何救助都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据法国巴黎银行估计，必要时候将采取的旨在重振对西班牙财务状况信心的大规模注资将需要约2，700亿美元。该行估计，为重振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信心而进行的注资则分别需要680亿美元、470亿美元和410亿美元。
而对于欧洲中央银行来说，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欧洲央行既没有义务而且也不能救助希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一条被称为“不救助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向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公共部门机构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这些机构购买债券；禁止欧洲中央银行接受或者寻求其他机构的救助指示等。
希腊能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自救”成功，但毫无疑问希腊等国大力收缩财政的努力对于整个欧元区来说都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特别是高度依赖出口的德国，在美国需求迟迟不见复苏的情况下，如果区内需求再遭打压，势必会对其本已艰难的经济复苏构成巨大打击。第二个结果是“自救”失败，希腊政府迫于国内压力无法完成财赤削减目标，甚至可能通过公投退出欧元区，这对于整个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来说将是巨大的倒退。
3月5日，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政府拍卖的10年期国债获得大约145亿欧元（合198.6亿美元）认购额，目前认购已经结束。该局局长赫里斯托祖卢表示对认购情况非常满意，
作为负债最重的欧盟成员国，希腊在4月份和5月份将面临最大挑战。届时将有200多亿欧元的债务到期。公共债务管理局表示，截至目前，希腊已通过出售短期国库券和一次80亿欧元的债券融资筹得136亿欧元。希腊计划在今年共计发行债券540亿欧元。虽然能够从公开市场融资令希腊受到鼓舞，但新债的发行成本仍然很高。
债务危机案例范文3
吉岩先生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做了很好的总结，在此值得补充的一个要点是，欧元区乃至欧盟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虽然在欧盟内部实现了货物和贸易的自由化、在欧元区实现了货币一体化，但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元素却是相对封闭的。这主要是由于各国语言和文化的差别。劳动力市场的不流动和资金、贸易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在商业竞争加剧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盟和欧元区内部的不平衡。
和救治一个久病缠身的病人一样，要解决欧债危机就需考虑哪些是快效药，哪些是中效药，哪些是长效药，而且要考虑如何把它们结合起来应对危机。
短效药的特征是暂时镇痛和警报。在这方面，或许让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不失为一个好的策略。可能希腊退出欧元区会对希腊本国造成很大伤害，但对于欧元区整体而言，其受到的创痛会较小，可以让欧元区国家先去掉这个规模不大却一直引发阵痛的小瘤子。当然在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需要达成共识，实现希腊政府的有序破产，避免出现美国金融危机因雷曼兄弟破产而置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崩溃边缘这样的案例。
中效药是在度过危难期之后，为解决欧元区乃至欧盟金融体系中的一些制度性缺陷而开出的药方，包括设立欧元债券、让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及银行业联盟的问题。这些制度性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花费时间和大力气，而且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如何为这些社会和学界达成普遍共识的“药方”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路线图”，将是欧元区和欧盟国家的政治家们在度过这场危机后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债务危机案例范文4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染；机制；欧债危机
引言
“龙舌兰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熟悉金融危机史的人对这样的词汇一定不会陌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可以说，近代全球金融的发展史亦可称之为一部金融危机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在危机肆意传染和蔓延之前，就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其对本国经济的破坏力将是毁灭性的，甚至可能影响政局的稳定。因此，如果可以对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有一个理论上的准确把握，将对我们在实践中减缓危机的传递甚至是有效隔离和防范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以尽可能减少危机所带来的损失。
一、金融危机传染的理论依据
对于金融危机传染性的系统性研究最初始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早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寥寥可数并且研究的焦点也主要集中于讨论传染性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间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在此大背景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这一问题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二十年左右时间的发展，现在对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目前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传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探讨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或是传染渠道，二是对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三是在金融危机已经发生的前提下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所谓“金融危机传染”，即A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导致B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里需要强调的重点是B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或者前提是A国的金融危机。至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理论界普遍认可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渠道——贸易传染渠道、金融传染渠道和预期传染渠道。
（一）贸易传染渠道
贸易传染机制常常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渠道之一，是指一国在发生危机之后通过贸易渠道将其传染给与之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若发生危机的两国为贸易伙伴，则传染的机制表现为：A国因爆发危机而引起本国货币贬值，这一方面会引起其伙伴国B价格水平下降，进而引发对本国货币需求减少而对外汇需求增大，引发货币危机；另一方面则会引起B国的贸易赤字，进而使其成为投机者攻击的对象，遭受危机的毒害。若两国在贸易上为竞争对手，则A国由于货币的贬值而提升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B国出口下降，B国被迫承担危机带来的损失。比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一传染过程的典型案例。
（二）金融传染渠道
这一传染渠道可以从直接金融联系和外国投资者流动性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其中，直接金融联系通过不同国家股票、汇率和债务之间的联系来解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而外国投资者流动性需求则是用货币需求变化来解释的。
1、股票和汇率传染渠道的作用机理：当一国经济情况恶化而导致其股票市场价格下跌甚至崩溃时，将会导致投资该国市场的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这必然导致资本大量逃离该国市场。与此同时，投资者也会一方面大量抛售其在其他市场上的证券以便快速赎回，另一方面逐步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范围，往往减少甚至暂时完全不将与危机国情况类似国家的资产证券组合纳入自己的投资范围。这样，由于股票市场的一个“弹回效应”，危机便在不同国家传染开来。
2、债务传染渠道的作用机理：不断弱化的通货诱导了大量资金涌向安全的地方，从而导致即使原本合理的借款者也走向了破产。进而导致市场失去信心，投资增长放缓甚至终止，债务不断紧缩。危机就这样不断传播开来。
3、投资者流动性需求传染途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使得许多投资者将资金投向于不同国家，当一国发生危机后，投资者面临资金短缺，为了收回资金，不得不出售其在其他国家的资产，这将导致危机从一国蔓延至另一国。此外，当一个国家发生通货危机时，金融中介机构为了向投资者提供本国通货而不得不调整对其他市场的形势预期，这将导致整个市场的信心发生变化，转而使这些国家发生危机。
（三）预期传染渠道
预期传染是指由于对市场形势的预期、信心发生变化所引发的危机蔓延。由于这类传染与经济基本面因素无关，因而也被称为纯传染（pure contagion），主要包括羊群效应、政治预期传染和文化相似预期传染等。纯传染作用机制的关键是：市场上的投资者由于某国发生金融危机，而导致对与之情况相类似国家的形式判断和心理预期发生变化，进而造成投资者信心危机以及投资者情绪改变。这种“类似”可以是宏观经济基础或经济政策相似，可以是文化背景及发展史相似，甚至可以是地理位置或文化背景相似。这些相似之处都会被投资者视为是具有共同特征的某一类国家，并认为这将导致它们在经济政策上趋于一致，从而形成危机传染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外部中介组织对危机的评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部中介组织对危机发生国的信用评级的下调，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对该国本身经济形势的判断，甚至会影响其对类似国家的经济预期，从而引起市场恐慌，进一步加剧危机的传播蔓延。
二、金融危机传染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
通过对上述相关理论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贯穿此次欧债危机的始终——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导致欧洲国家经济疲软，进而引发希腊债务危机；再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纷纷“倒下”，危机从欧元区国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传染至核心国家（意大利、西班牙）；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有进一步向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传染的趋势。那么，此次危机的传染机理具体是怎样的呢？下面将分别从危机传染的三个渠道进行分析。
（一）贸易渠道
美国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其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对别国的进口需求，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另外，美元贬值也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而，发生欧债危机的这些国家必然难以幸免，进而产生一系列诱发其爆发债务危机的因素。
接着，就发生债务危机的五国来讲，由于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几国都属于经济外向程度较低的“南方国家”，国民经济主要依赖一些周期性过强的行业，如旅游业、航运业，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普遍都在60%以上，工业和农业比重较小。由于劳动生产率偏低，基本上都是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传统出口国，而且，由于它们同属统一货币区，不存在由于某国爆发危机而引起的汇率恶化问题，因而在贸易渠道中无论是作为“贸易伙伴国”还是“贸易竞争国”，其传染效应都较弱。
然而，欧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出口国。因而，欧债危机以后，整个欧洲市场的对外贸易需求迅速萎缩，大大增加了危机通过贸易渠道传染到欧元区以外国家的风险。
（二）金融渠道
美国CDO市场的崩溃导致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大量倒闭，而欧洲很多银行都持有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的相关证券，由此也遭受了巨大打击，蒙受了巨额的损失。这些亏损将导致整个欧洲的金融业在短期内出现大幅资金缺口，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关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的要求，这些机构必将大幅收缩对其他国家的贷款，由此而产生的连带效应会造成全球银行业资金的紧缩，从而将危机进一步传导到其他国家。
（三）预期传染渠道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支撑因素。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大大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据统计，外汇市场日交易为2万亿美元，投机性资本占总资本97%以上，这更加剧了心理预期的风险。金融市场变得情绪化，一旦出现某种诱发因素，就可能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
而由于欧元区在地理、政治以及经济政策上的相似性，一旦区域内的某一国发生危机，市场上的投资者出于经验判断，就会认为与该国经济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投资风险大大增加，从而作出减少在这些地区投资的决策，最终导致危机在区域内的蔓延。除此之外，欧债危机催生的投资者风险偏好转移、避险情绪加重等，也会传染到各国的国内资本市场。
同时，外部评级机构在此次欧债危机中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小觑。回顾一下欧债危机蔓延的整个历程，不难发现正是由于评级机构对希腊信用评级的下调触发了此次危机。紧随其后，外部中介机构对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信用评级的纷纷下调，又进一步“推动”了债务危机的传播蔓延。由此可见，外部评级机构在危机的传染过程中可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催化了市场上的恐慌情绪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三、总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知，金融危机传染问题是由多个矛盾不断交织扩散的呈“螺旋交互式”的动态演变过程。因此，通过对其传染机制以及渠道进行深入研究，对我们在实践中减缓危机的传递甚至是有效隔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针对危机传染的不同渠道，有针对的采取措施，以便使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最小化，最大限度的降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我国可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轻对对外出口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通过贸易渠道被传染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黄飞鸣.金融危机跨国传染的实证检验——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J].投资研究，2012（5）
债务危机案例范文5
[关键词] 金融危机；杠杆化；公共债务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79
[中图分类号] F8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140- 03
1 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离不开金融的稳定发展，所以金融在当前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主要职能不仅仅有助推的作用，其更杠杆功能更是可以使经济的飞速的发展，在这前提下，金融还可以更好组织和配置各项资金的应用，是国家的经济合理的快速的发展。但是，过度使用高杠杆会对经济稳定与增长造成威胁，杠杆过度被认为是此次由次贷危机蔓延成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去杠杆化问题的思考。全球经济在高杠杆的支撑下已经发展近二十年，金融衍生品的快速生长及各种金融产品的发展是整个高杠杆金融发展的实质基础。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去杠杆是必经路径，只有将去杠杆完成彻底，各国经济才会彻底企稳，世界经济才会重新起航，也就是说走出危机的本质就是去杠杆的过程。
一方面，去杠杆化会影响全球投资与贸易，在去杠杆化过程中，会限制场外衍生产品交易，使得各国利率、汇率等基础资产价格波动幅度扩大，从而限制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行为。并且，去杠杠化使得金融机构急于出售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整个市场同时出售会使资产价格陷入下跌一出售一再下跌的恶性循环。上述过量的去杠杆将是经济的流动性过于收窄，将迫使银行为了保持资本的充足，将不断的降低向金融机构、居民等有贷款需求的群体的意愿，这样国家居民消费率将会不断降低，企业的经济行为也会不断的减少，这样的缩减流动性将会不断的传导，最后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进而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许多潜在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去杠杆化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短期看，库存削减速度的减慢和财政刺激方案能够提振经济活动；从长期看，投资支出增长和来自新兴市场的强劲出口需求也将有助于支持经济增长。在上述抵消因素的基础上，如果各国政府再辅以适当宏观经济政策来维持总需求，去杠杆化过程不但不会对全球产出增长造成损害，甚至可以提高产出并增强经济活力。去杠杆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过分虚拟化的经济回归理性，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繁荣发展的轨道上来。能否有效控制去杠杆化的负面影响，将决定去杠杆化能否真正起到挤出经济泡沫并促使经济尽快回复活力的作用，这是后危机时达国家实现经济恢复和持续增长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2 发达国家去杠杆化的进程与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去杠杆化进程。包括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在内的美国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几乎接近尾声，在当前超低利率政策环境下，国内消费等力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2008年之前，美国私人部门的债务比例上升得非常快，超出了正常的趋势，使得债务达到无法支撑的程度，随后出现了去杠杆化，到2013年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大部分已完成。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大幅下降。美国的去杠杆化的主要措施是将债务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具体说，就是由政府出面，购买大量的有毒资产，同时采取化量宽松的经济措施，进行扭转操作。政府大量出售债券，压低利率。结果导致私人部门的杠杆大幅度降低，但政府部门的杠杆却大幅度上升，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一旦私人部门的债务下调到位之后，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就能承接经济增长的任务，而此时又是政府部门削减赤字和债务的好时机。
2000年前后，日本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以及居民部门的债务占比均出现大幅降低的趋势。当中，企业去杠杆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以企业净债务与所有者权益之比衡量企业的杠杆率为标准第13年该比例才维持到相对稳定的区间，直到1980-1990年，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43%增长到387%， 1989年泡沫破灭，并经历了长时间衰退，但政府债务却继续增加。日本作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国家，其国内政府重债务的企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00%，不过日本内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府占有社会资产量很大，但从总资产的角度来分析，将政府资产隔离出去，2013年日本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超过130%。日本政府的债务市场大部分有本国居民持有，国内大型企业持有，仅有不到5%的债务有外资占有，所有在这样债务情况下，不会出现因国债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的结束，为其投资扩张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超级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下，日本经济有望实现稳步增长。尽管去杠杆化的进程有所不同，但发达国家依靠政府和央行的加杠杆来对抗私人部门去杠杆的冲击的事实却是一致的。在去杠杠化的过程中，家庭和金融机构的债务被转移至政府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随着国家对去杠杆的不断重视，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不断推进去杠杆的速度，其进程中出现的矛盾也不断凸显，政府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断加大，所面临挑战也越来越大。
3 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削减分析
发达国家债务的高速持续增长，已成为其突出特征。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其对债务融资的高度依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国家内部种种经济活动和民众福利都由此获得，财政赤字的情况日益严重，占GDP的比重也不断的升高。多数发达经济体承受着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制度保障等支出所带来的长期财政压力，使得政府难以平衡财政收支。政府举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发达国家一直无法改变的促进经济增长方法，财政结构性调整不完全，高杠杆的模式不改变，大幅度下杀的情况还会发生。自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在本国GDP的比重中不断升高。如果这种高比重的情形抓紧实施有效措施，其国家的债务陷阱将越发严重，虽然金融危机已有8年的沉淀期，但是如果这种高成本的融资方式不尽快改变，第二次的危机将再次重演。
当前，笔者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分析解决债务问题可以财政紧缩，税收增加，货币政策等方面进行实施措施。财政紧缩方面可以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在高福利的发达国家这种财政紧缩情况往往会影响到居民的种种社会福利也会有相应的减少，所以这种财政紧缩带来的政治成本将会很高。加大税收的力度的方法也会出现较高政治成本。通过加大财政宽松政策，也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通货膨胀来减小债务负担。通过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方法来提高本国各部门的偿还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最为理想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往往难以实现，因为存在债务危机的国家其经济内在增长力量本就不足，所以加快发展更是阻力重重。债务违约的方法，成功案例数不胜数，大部分成功方法是隐性的债务违约，相比显性的债务违约方法，更能避免政府信誉严重受损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金融抑制以及隐性违约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符合发达国家以较小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成本摆脱债务重担的诉求，因而成为发达国家缓解债务压力的有效手段，然而，这三种方式无法彻底削减政府债务，只是通过债务转移或财富幻觉等方式变相违约。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并没有根本性白好转，主要根源在于政府部门支出持续高于政务收入，若要从根本上削减政府债务，重建财政平稳仍然需要依靠紧缩财政与增加税收的方式。与次同时，必须清楚认识到，削减公共债务、去杠杆化绝非仅仅依靠财政紧缩就能达成的，而须从根本上改变高度依赖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财政收支结构、重估福利制度等多方面相互协调，才能维持发达国家债务经济的可持续性，并最终实现其顺利过渡。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晓红，王静.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冲突与变革[J].南方金融，2002（6）：4-6.
债务危机案例范文6
但是，无论是监管者还是金融机构，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在更加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配置资源、发现价格功能的同时，我们应如何更加及时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关键性的背景在于，当今全球经济、贸易、资本流动，以及金融交易活动的复杂程度和关联程度，已远超既有的理解水平和把握能力。
认识还在初始阶段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领域关联性的显著提高。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全球GDP增长了4倍，贸易增长了10倍，银行业资产增长了14倍，广义货币供应增长了40倍。金融交易总量的增长速度远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
同时，传统意义上距离非常遥远、相互影响很小的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明显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交易活动将各个经济体的生产、消费和进出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金融交易活动，特别是衍生产品的期限转换、币种转换和风险转换功能，各个国家经济、贸易和资金流之间的紧密程度大大提升，同时，其风险特征也更趋复杂化。
这种全球范围内经济金融关联度的提高，会带来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
其正面效应是各个经济体能在全球产业布局中，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参与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资本的高效运作，在全球各地得以组织起来，并带动当地经济增长。例如，一部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零部件的技术开发、制造和分销等，都涉及跨境的商品、人力和金融服务的流动，其成本和利润得以在全球分布，这种配置始终以效率为优先。
这种关联性的负面效应，则体现在某一个环节的变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更加容易传递，而且影响的范围更广。例如日本东京大地震、泰国洪水等自然灾害给全球某些产业供应链造成的影响。这种负面效应一旦加上金融活动的参与，便令所谓的“合成型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单体理性防范风险的行为引发体系的不理性结果）现象更为严重。
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共振一旦形成，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难度就会进一步增大。此次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政府、实体经济、家庭等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债务与风险的相互影响和传递，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真实的负面效应案例。
然而，我们对这种新形势下的经济金融的关联性、波动性的认识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其导致的经济金融环境的脆弱性的认识也很肤浅。同时，对于这种关联度的发展趋势及其长远影响，也还没有答案。
尾部风险是重大难点
尾部风险，即所谓的小概率事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在新的高关联度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其展现出了难以识别和管理的特点。比如说，欧洲债务危机下产生的 “欧元解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尾部风险。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时，以及随后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之初，“欧元解体”的问题并没有进入到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模型当中，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人员甚至可能认为，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小到连尾部风险都算不上。目前的现实却是，许多银行已经实质性地通过安排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资产和负债总量相匹配的方式，来管理欧元解体将导致的资产负债双方货币不匹配风险。
另一个管理尾部事件的方式就是通过购买新的金融避险工具，如CDS或合成的避险头寸（synthetic hedging instruments）。但希腊国债的CDS无法有效交割，摩根大通最新投资组合避险失败等现实，再一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管理尾部事件的有效性。
这次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的金融风险管理难题如“太大不能倒”“太复杂不能管理”“太大不能转身”等，其实都是经济金融活动的高关联性所带来的新问题。
重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许多政策措施正处于高密度实施阶段，但在高关联度的经济金融环境中，有些措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特别是全球同步问题的难度不可轻视。
本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主要在资本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提升了监管的基本要求，但在高关联度的经济金融环境中，这两个指标都受到多方质疑，政治家的游说、银行家的抵触和公众情绪的波动，都对其实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比如，相比于巴塞尔协议二，巴塞尔协议三的实施难度之所以大幅上升，原因之一便是经济与金融的同向共振和亲周期性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与各国经济金融关联度的提升不无关系，全球实施一套简单明了的统一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或各国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各自的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哪一种做法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目前还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也正是由于各国经济金融关联度的提升，对于新的监管标准实施可能给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带来的影响、对金融机构成本效益产生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结构和功能产生的影响等，全球各相关主体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