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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趋势范文1
广东省财政厅：
你厅《关于以补偿征地款方式取得的房产是否征收契税的请示》（粤财农〔1999〕31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你省汕头市龙眼街道办事处征用属下南墩管理区土地与华乾工业园有限公司合建商品房，并在商品房建成后，将其中一部分商品房产权以补偿征地款方式转移给南墩管理区的居民。这种房地产转移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以征地款购买房产的行为，应依法缴纳契税。
税收征管趋势范文2
关键词：税收收入；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增长；GDP增长；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20-06
一、引言
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税收超GDP增长也成为学术界近年来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伴随着税收征管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如何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进行定量测量?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是主要源于征管技术的变化，还是源于管理水平的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杨得前(2008)利用1994-2005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28.11％。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数方法主要是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其主要局限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果设定的税收产出函数与实际相差甚远，则必然导致最终测算结果出现较大误差。二是设定的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参数方法无法使用。
与参数方法相比，非参数方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它主要包括DEA和自由处置壳(FDH)等方法，其中又以DEA应用最为广泛。如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传统的DEA方法的局限在于：一是无法对DEA有效点与弱有效点进行准确区分；二是无法对效率提高的程度进行准确计量。
此外，一些研究者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这类研究虽针对性较强，但在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更进一步揭示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及其成因，本文以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法对我国税收征管动态
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提高的根源；如果小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下降的根源。
(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征税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投入一产出过程，征税过程中的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是税收收入、纳税服务等。合理地定义投入与产出，是正确利用Malmquist指数计量征管效率的一个关键问题。借鉴杨得前(2008)、王德祥和李建军(2009)选择的指标，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 税源数量。税源可以从宏观、微观等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只能来源于对GDP的分割。所以，GDP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宏观层面的一个税源指标。但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提供的税收较少，因此，采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税源数量更为合适。
2 税源质量。税收不仅受税源数量的影响，而且也受税源质量的影响。在税源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税源质量越好，最终的税收产出越多。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因此，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能够近似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本研究用其表示税源质量的高低，其比重越大，说明税源质量越好。
3 人力资本数量。任何税法在实施过程中都会产生管理费用。它主要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法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官的薪酬、津贴、办公经费、差旅费等。征税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活动，税务人员数量的多少会对最终的税收产出及管理成本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税务人员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 人力资本质量。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人员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而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本研究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高低的替代变量。
由于各省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税务机关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收入，二是纳税服务。但是，由于在对纳税服务的定量测量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因此，本文没有将纳税服务作为一个产出指标，而是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1997-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及其提高进行
测算，在研究中没有将作为样本，其原因在于税务统计年鉴中没有地方税务机关人员构成的相关数据。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税务年鉴》；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1997-2007年各地税务机关的投入产出数据，而仅列出了分析结果。采用DEAP 2.1软件对1997-2007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计算，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结果报告在表1、表2和图1中，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 从总体来看，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年平均提高3.6％，技术变化指数平均提高8.4％(此为所有指数中变动最为显著的一个指数)，综合效率指数平均下降4.4％，纯技术效率指数下降3.6％，规模效率指数下降0.9％。在分地区方面，从税收征管效率指数来看，1997-2007年，除河北、安徽、湖北和湖南外，其他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来看，除上海外，其他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从技术变化指数来看，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2 经济发展水平对征管效率有显著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07年，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幅度排名前6位的依次为：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天津、广东。征管效率提高较快的多为经济发达省份，这表明征管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税收信息化建设中，从而有效提高税源管理与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大户多，这些都有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3 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和技术变化指数上升的同时，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是引起征管效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另外，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下降表明了组织管理水平在1997-2007年间呈下降趋势，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则表明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至此，可以得出结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
4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从表2可以看出，1997-2007年纯技术效率指数平均下降3.6％，而规模效率指数变化不大，平均下降0.9％。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反映了生产中现有技术利用的有效程度，因此，纯技术效率指数的下降说明新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有效利用程度在下降。另外，组织管理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税收管理中现有技术利用有效程度的下降，而不是规模效率的下降。
四、对征管效率提升原因的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3.5％，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务机关开始把计算机技术引入税收管理的各个环节，使税收管理实现了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向现代化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1998年后，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科技加管理”、“信息化加专业化”的总体改革思路。1998年初启动的“金税工程”二期、2003年10月开始的“金税工程”三期都显著地提高了税收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有效提高了税务机关监控税源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税务机关税源管理的效率，降低了税源管理的成本。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也是征管效率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最高的一个年份。另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增值税的征收率由1997年的44.6％上升至2006年的86.26％。
1997-2007年我国税务机关组织管理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在税收征管中，我国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忽视了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忽视了合理处理好人与先进技术、设备的关系，强调了科技兴税，淡化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导致相应的管理没有同步跟进。其具体表现是一些税务部门对税收信息化的应用仅仅停留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上，现代征管信息系统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税收征管趋势范文3
[关键词]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征管有效性;税收成本收入率;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
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税收管理方面的原则,是指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即应当以尽可能少的征收费用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在税收工作中,税收行政效率原则一般表现为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属于税收效应方面的原则,是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主要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进行研究。
一、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综述
(一)国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税收征管效率的思想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已有体现,威廉.配第在其代表作《赋税论》中最早提出了税收的“公平、简便、节省”三原则,其中“节省”原则即应当实现征收费用最小,已经包含了提高征管效率的思想。德国官房学派经济学家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税收的六原则,认为“捐税应当用最简便的方式进行征收,对国家和人民双方来说,所涉及的费用应减至最低度。在收集税款时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要尽可能予以压缩,这对政府和人民双方都有利。收税时的费用愈大,国家所能享受的税收愈少,人民在税款方面不必要的负担愈重”。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和征收经济”的税收四原则,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其中“确实”和“便利”原则意味着节省纳税成本,而“征收经济”原则意味着节省征税成本。瓦格纳在《财政学》中提出了“四端九项”的税收原则,其中税务行政原则中包括“确实、简便和节省征收费”三项原则。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税收原则体系,明确提出了“管理和征纳费用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的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成本的研究,研究重点逐渐由征税成本(管理成本)过渡到纳税成本(奉行成本或遵从成本)。stanford(1973)研究认为,1973年英国个人税制的遵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在2.4%～4.4%之间。slemrod和sorum(1984)经过调查估算出,1982纳税年度美国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花在纳税上的时间约为21.3亿小时,折合纳税成本267亿美元,占当年联邦和州所得税收入的7%以上。二是对于税收征管有效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税收遵从理论。allingham和sandmo(1972)对税收遵从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建立了逃税模型的基本框架,并逐渐得到完善和扩展。经验分析也在同步进行,通过对调查数据、历史数据和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认为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不遵从被发现的概率、对不遵从行为的处罚、税率水平、社会规范与社会制裁以及心理因素。
(二)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影响因素及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体系进行的研究。李大明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征管成果与征管付出之间的数值比较关系,是税收征管质量与数量的综合反映,其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明取得一定税收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高低的征管机构效率;二是反映纳税人遵从税法以及税法被征税机构执行程度的征管制度效率。相应地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征税机构效率评价指标和征管制度效率评价指标两大类。应亚珍等认为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税收法律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对税收法律制度的依从度、税收征管模式的适应性、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以及税务征管人员的努力程度。臧秀清等依据规范性、经济性、有效性的原则,构建了包含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处罚率、征管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等8个指标的税收征管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对税收遵从理论的研究。马国强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型遵从三类,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懒惰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四类,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总结为税收观念、税收知识、税收制度、纳税程序、逃税被发现的概率和税收处罚的标准等六个方面,认为应当建立纳税服务系统、税收处罚系统和环境建设系统,从而构建起税收管理的完整框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研究同样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和分析。崔兴芳等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dea)分析了税收征管效率进步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原因是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压力迫使税收要迅速增长,同时,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拥有部分税种的征收和支配权。谢滨、王德祥等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者认为1997—2005年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都呈上升趋势,但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水平总体仍不高,虽然地区间征管效率差距较大,但其呈现出收敛趋势。杨得前(2008)利用solow余值法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定量测算,认为1994—2005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刘穷志等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权的制度改革,对税收征管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都存在着当期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滞后一期的抑制作用,税权划分对税收征管效率激励作用不强,原因在于税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成本激增,认为应尽量控制征管成本,使税收分权制度创新显现其对税收征管效率的促进作用。二是对于地下经济和税收流失的研究。梁朋运用现金比率法和收支差异法对我国1985—1998年的地下经济和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进行了估测,结论是我国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从1985年的178.14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675.25亿元,1994年最高达到975.60亿元;用收支差异法估测的1993～1997 年的逃税规模也一直在600亿元以上。贾绍华同样用现金比率法估测了1995—2000年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和税收流失额以及税收流失率,测算出的税收流失率高达26.24%～42.56%。
综上所述,学界特别是国内对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没有廓清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也不可能建立比较完备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方面较多地借鉴了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的分析方法,在方法的适用性、数据的准确性方面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也有待思考。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辨析
(一)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
1 对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各种认识。基于对“效率”的不同理解,人们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效率理解为效益,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目标在于税收成本既定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征管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或者在税收征管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具体来说,税收成本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而税收征管收益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税收征管活动取得的税收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降低税收成本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税收征管效率与税收收入正相关,而与税收成本负相关。二是将效率理解为有效性,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有效性分析,目标在于通过税收征管活动,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具体来说,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
上述两种认识均有偏颇之处。第一种认识是对税收征管过程做投入产出分析,这种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错误地将税收收入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第二种认识虽然将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但是缺乏对于税收征管过程投入要素的分析。
2.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效率”衡量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效率越高;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投入越低效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用于衡量税收征管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如果将税收征管过程视作一个“黑箱”,税收征管的各种投入要素通过税收征管过程转化为税收征管的产出。因此,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关键在于科学确定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与产出。
(1)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即税收成本。但是,在衡量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水平时,有意义的并不是税收成本的绝对数值,而是相对税收成本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这样也便于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征管投入水平进行比较。
(2)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取决于税收管理的目标。现代税收管理理论认为。税收制度确定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税收管理,或者说,税收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什么征税、由谁纳税、纳多少税和在何时、何地纳税等基本事项,之所以不能只设置一个受理纳税的窗口,完全由纳税义务人自己根据税收制度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这是因为,由于利益关系、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税收管理,纳税义务人就不能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所以,为保证纳税义务人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就必须进行税收管理。税收管理的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因此,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并不是税收收入,而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通过税收征管过程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目标实现的程度。
(3)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税收征管效率衡量的是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水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产出水平(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在税收征管有效性一定的前提下,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比重一定的前提下,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或者尽可能提高税收征管的有效性。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
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应当从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确定税收征管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1 税收征管投入指标。税收征管的投入水平由相对税收成本决定,具体指标包括:
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税收总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税收成本由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构成,由此可以派生出以下两项指标:
征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征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纳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纳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可以进一步细分,如按税种不同,可以分为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征(纳)税成本;按成本项目不同,征税成本可以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纳税成本可以分为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等。
2 税收征管产出指标。税收征管的产出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具体指标包括:
(1)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用“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来表示纳税遵从度,其计算方法是:纳税人不遵从系数=税收缺口(tax gap)/依法应征税额×100%,其中税收缺口为依法应征税额与实征税额的差额,它包含了逃税、欠税、由于纳税人误解税收法律造成的少缴税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不遵从行为造成的少缴税款。而税收征收率指标一般是指实征税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与其相对应的是税收流失率指标,它是指税收流失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其中税收流失额包括地上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与地下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不难看出,imf的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指标的内涵与税收流失率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的内涵同样也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二者只是表述方式上的不同,即:
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时期实征税收/一定时期依法应征税收×100%
(2)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作为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最终指标的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指标,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其测算具有较高的难度和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需要建立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通过对中间指标的观测间接推断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为了推断纳税遵从度,应当对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进行分析。加拿大税务局(cra)认为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表现为:不申报或不进行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商品及服务税)/hst(harmonized sales tax,统一销售税)登记;错误地报告收入和成本;不缴纳税款。从我国来看,纳税人不遵从行为的表现有四种形式:一是不登记,即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税务机关漏征漏管户,包括已办理工商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或者不需办理工商登记但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上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也包括既未按 规定办理工商登记也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下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二是不申报,即纳税人虽然办理了税务登记,但是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三是申报不实,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办理了纳税申报,但因申报不准确,造成少缴或多缴税款;四是不缴纳入库,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准确办理了纳税申报,但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税款缴纳入库,从而形成欠缴税款。针对纳税人不遵从的四种表现,可以设计相应的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
指标1: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100%。
由于未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包含了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两部分,而事实上地下经济的纳税人全部没有纳入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所以应当对地上经济的税务登记率单独进行考核,即:地上经济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领取营业执照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其他不需领取营业执照但应办理税务登记的户数)×100%。
指标2:纳税申报率=按期申报户数/应申报户数×100%。
指标3:申报准确率=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税务机关查补的同期税额)×100%。
指标4:税款入库率=当期申报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款/当期申报应缴纳税款×100%。
3 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衡量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将税收征管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的条件下,税收成本收入率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的条件下,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也就越高。但是,这种方法对具有不同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和税收成本收入率的国家的税收征管效率无法进行比较。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如图1所示,税收征管效率高体现在“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方面,假定人们分别对其赋予w1和w2的权重(w1+w2=1),可以根据a、b两国的税收成本收入率计算出各自在“税收成本低”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ma和mb(ma+mb=1),根据a、b两国的纳税遵从度计算出各自在“纳税遵从度高”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na和nb(na+nb=1),则a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可以表示为:ea=ma×w1+na×w1,b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mb×w1+nb×w2,利用ea和eb可以比较两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
如意大利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只有0.5%,但漏税率为30%;而葡萄牙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虽然为1%,但漏税率仅为10%,显然无法直接比较两国的税收征管效率高低。根据ahp层次分析法(见表1),意大利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a=1%/(0.5%+1%)=2/3,葡萄牙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b=0.5%/(0.5%+1%)=1/3;意大利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a=70%/(70%+90%)=7/16,葡萄牙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b=90%/(70%+90%)=9/16。假定人们对于“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目标分别赋予w.=0.2、w,=0.8的权重,则意大利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a=2/3×0.2+7/16×0.8:0.483,而葡萄牙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1/3×0.2+9/16×0.8=0.517,可以得出意大利的增值税税收征管效率低于葡萄牙的结论。
但是,税收征管效率指数的应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实际上具有相当的主观性,表现在对“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各自赋予的权重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内一国的政策目标取向。如果一国认为提高纳税遵从度比降低税收成本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2较高),而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1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高的税收成本为代价来提高纳税遵从度;相反,如果一国认为降低税收成本比提高纳税遵从度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1较高),而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2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低的纳税遵从度为代价来降低税收成本。实际上,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可能不同,其w1和w2也不相同,或者,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w1和w2随着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这一指标有简单化之嫌,但作为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比较的参照指标,还是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三)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
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从经济、税制和征管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 经济税源因素。经济决定税源,从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税源总量越大,越容易带来税收征管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单位税额的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二是经济结构的复杂性。经济结构越复杂,税收征管难度越大,要求税收征管方式和手段具有区别性和针对性,要求税务人员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这无疑将增加税收成本,降低征管效率。三是税源分布的集中程度。税源分布集中,征管成本相应减少,征管效率也就比较高。相反,税源分布分散,征管成本相应增加,征管效率必然降低。四是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主要是指财务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经济组织在理财活动中遵守相关法律制度的自觉程度。当税务机关面对的是会计核算规范、财务活动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制度、自动申报及时正确的经济组织时,其征管成本较低,征管效率较高。
税收征管趋势范文4
【关键词】税收成本 税收效率 税收征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收入不断增长，但其在GNP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收成本过高而导致税收实际增长下降。因此，在我国，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是一个重要课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税收成本现状
我国税收成本偏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税务机关公布的数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为3.12%，到1996年这一比重上升至4.73%。在历史同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征收成本率平均在2%以下，而我国的平均征收成本率维持在5%-8%，显得过高。
税收成本结构不合理。我国的税收成本在既有的征税成本的庞大总额下还存在着成本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如人员支出水平较高，据审计署的调研报告称，2006年在调查的18个省（市）税务局中，部门人员人均支出为5.83万元，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费支出高达10.55亿元。
税源分散，不同地区之间税收效率差距大。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产业结构比较低，同时幅员广大，导致我国税源不集中，征收难度大，征管成本自然高。从地理环境分析，人均税收收入差距大，且西部税收效率明显低于东部，按成本与效率的内在关系，税收效率高，税收成本相对就低。数据显示，东部及沿海地区如广东的征收成本率为4.7%，而西部欠发达地区如贵州为11%。
三、我国税收成本过高的原因分析
两套税务机构的分设，增加税收成本。1994年税制改革后，两套税务机构的分设，无论从人员机构、办公场所，到交易工具、业务经费等都必须增加投入，继而导致税收成本的都是要增加。由《中国税务年鉴2011》和《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显示，在分税制的体制下，国地税未分设的上海税务机关（虽表面上上海有财政局、国税局及地税局，但却是一套人马）的人均征税额是全国国税的5.36倍、全国地税9.61倍、全国税务系统的6.78及广东国税的3.69倍。可见，两套机构的设置带来了税收成本的增加。
现行税制存在的缺陷，使税收成本加大。现行税制中，除了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是以法律形式颁布，其余都是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或者行政法规，以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由于这些税法的法律地位不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清，税收政策变化频繁，具体操作复杂，大大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使税收成本加大。如“营改增”的税改过渡期，企业需要同时接受国税与地税两个税务机关的管理与稽查，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
征管模式不完善带来的高成本。1996年以来的税收征管模式为“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然而，我国的税收征管模式忽略了管理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稽查。并且，各级税务机关在征管机制设计上，出发点往往是最大限度地组织税收收入，而不是力求以最小的税收成本业换取最大的收益。
税务人员素质，纳税人纳税意识影响税收成本。税收征管和正常纳税秩序的维护，要依靠广大税务人员。我国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是很高，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既精通税收又掌握现代化科技的税务人才。资料显示：国税系统税务人员研究生学历以上仅占0.08%，大学文化程度占4%。
另外，在市场化进程中，许多新办企业、新兴业户对税收的本质功能仍缺乏应有认识，千方百计地逃避纳税义务，甚至抗拒、敌视税务执法行为，这必然会为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带来难度，导致征税成本的增加。
四、降低我国税收成本、提高征税效率对的有效途径
完善税法和税收政策，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尽快制定税收的基本法，使得税收立法更为规范，减少目前税法修改频繁的现状。同时，还要完善税收司法制度，加强法制建设，解决税收法制和税收执法存在的问题，依法治税，依率计征，严格执法。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现代化的征管模式。进一步深化征管体制改革是节约财政支出、降低征税成本以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实现国地税合并，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关系，依靠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同时，必须建立科学、现代化的征管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统一开发征管软件，统一规范征管业务流程，使办税程序公开、简化，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数据共享，有效进行现代化的严密税源监控、征管。
优化税收成本结构，提高税务人员整体素质。鉴于我国目前征收成本高并且税收成本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应该严格控制现有在人员、业务招待、会议以及车辆购置等方面的费用，提高公用经费的支出总额与增长比例。例如，加大人员素质和专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加大信息化技术应用的软件投入，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更新税收宣传理念，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要完善宣传普及税法知识的方式、渠道、手段，注意培养全体公民的协税纳税护税意识。要从源头做起，要特别重视对青年的税法教育，如在初高中阶段就进行税法知识的宣讲，在大学阶段要普遍开设税法课程等。
参考文献：
[1]朱利荣.降低中国税收成本的有效途径探讨[J].社会科学战线， 2012，（3）.
[2]张秀莲.对控制我国税收成本的研究[J].税务与经济，2005，（2）.
[3]刘静怡、陈太旭.国地税合并研究[J].特区经济，2013，（1）.
税收征管趋势范文5
关键词：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收实践；启示
美国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实践曾历经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延续与摒弃的过程，而且与当时的电子商务发展特征息息相关。在综合考虑了电子商务卖家与实体店卖家的利益关系、州际与州内贸易的平衡点、行政干涉与司法判断等的制衡力等诸多因素，最终使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实践走上了一条健康科学的发展道路。在现行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制度下，小小电商的创新与创造能力得到了保护，大电商的贸易行为也进一步规范化了，甚至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税收进账。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发展实践活动给我国税收制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借鉴与警醒作用。充分吸取了美国电子税收征管的理论精华与实践经验之后，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实际情况，相关部门将更好地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制度。
1 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时代的开始
从2000年开始，美国电子商务与各州的税收系统所产生的矛盾一发不可收拾，主要表现为网商代收、代缴消费税这一问题。当时，网商与美明尼苏达州州政府诉讼后败诉，最终企业破产。这一著名事件的发生意味着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时代的正式启动，电商不再免税了。
（一）美国普通交易税的征收流程
在美国，消费者在实体店购买东西时要缴纳一定的州销售税。这一笔税收款项由商店代收并统一交由州政府。当然，每个州对销售税有不同的规定，还制定了各自不同的免销售税的法律规定。
（二）美国电子商务承担税负后出现的征管困境
网购或邮购某个商品时，承担销售税的个人根本不存在，州政府几乎不要求它们纳税。这种情况使得远程卖家与个人把纳税也视为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某个州有实体店的电子商务卖家必须代收消费税，但在其他州却并没有这项规定。
（三）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后出现的税收流失问题
由于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热衷，美国州政府损失了大量的销售税。销售税本身是州与地方税收最大的一笔财政收入，几乎占了所有税收的三分之一之多。对于网购造成州政府损失的税收增多这一问题开始出现较大的争议。比如全美州长协会与各州政府表示，因为互联网购物的增加，2003年政府损失了200多亿美元的税收。对此，不少经济学家表示了怀疑，并指出若是强制征税根本无法抵消因迫使消费者或零售商遵守纳税法律而造成的问题与成本。
2 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情况与我国国情不符，不能完全借鉴过来，但在征税的趋势与相关细节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一）电子商务税收征收应牢牢记住其目标：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电子商务势必产生并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改造。以互联网为平台，电子商务出现了B2B、B2C、C2C等形式，原先没有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消费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到电子商务活动中，由消费者转变为商人。比如，很多人通过互联网开始创业，这种新的创业形式与就业模式需要国家通过积极的法律政策来鼓励。然而，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互联网技术本身也在发生变革，这对社会生活乃至我们的行为模式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可见互联网对商务的影响也还不够成熟，国家势必要鼓励这样的商务模式不断地进行自主创新，为经济发展或转型提供新思路。
（二）实施电子商务税收征收的同时不忘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扶持
我国东部为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则是发展中地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上也得借鉴美国法律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对未达到一定规模、在本地区实体机构或者与本地区没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地方电子商务征收税务。当然，考虑到我国东部地区的电子商务行业明显多于西部地区，税收征管办法要在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同时抑制东部地区的“反输血”现象。
（三）建立个人申报制度与代收、代缴制度
2010年我国颁布了《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这项管理办法的颁布将网上虚拟卖家与实体组织、个人进行了一一的对应。网络交易主体也实行了实名制，这使得个人的纳税主体申报变成了现实。就C2C网络交易形式来说，个人纳税主体申报制度使得对个人电商进行合理征税变成了现实。税务机关为个人注册的电商建立了纳税主体申报档案，由个人电商申报上缴税务。
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实践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讨还是具体运用上，甚至在司法与行政权力制衡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这对于我国电子商务盛行一时的今日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完全可以将其借鉴过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办法，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推动了地方的和谐发展，更令地方税收增收变得更加合理。当然，对电商实施合理的税收征管也是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刘斌.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的问题及对策[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8，（5）.
税收征管趋势范文6
一、中国税收超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税收超高速增长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税收负担率的限制，三是引起税收超高速增长特殊因素的变化。
1．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
根据20__年经济普查数据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历史数据的修订，中国1979年～20__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6，20__年GDP增长率为9.9。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报告对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十一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20__年～20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左右。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以前年度将呈现有所放慢的趋势。另一份报告的分析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9.1，20__年～20__年GDP的潜在增长率将呈逐年下降态势，潜在增长率将维持在8.3左右。GDP增速有可能从20__年的10.1深度回落到20__年的8左右。上述报告的结论基本相同。结论是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呈现放缓的趋势。
2．税收负担率的限制。
税收负担率（年度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负）从1995年的9.8提高到20__年的16.9，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从“十五”期间看，税收负担率从20__年的13.8提高到20__年的16.9，税负率提高了3.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2个百[:请记住我站域名/]分点。按照“十五”期间税收负担率的提高幅度，预计在“十一五”末期，我国的税负率将达到20左右。税收负担率的提高是近些年中国税收超高速增长的直接结果。或者说，税收的超高速增长是宏观税负提高的直接条件。
值得说明的是，税收负担率仅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的主要部分，尽管我国税收收入占全部财政预算内收入的90多，但是从企业来考察，其负担的政府收入还包括社会保障缴费、非税的政府收入以及收费等。一些专家的计算是：20__年我国的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9，加上社会保障收入，我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将近23。也有专家估计，在这种计算的口径上，再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7左右。
税收负担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比较合理的？目前尚没有明确和肯定的数量标准。笔者看到的一份对深圳市企业税收负担的测算报告，其按照一定时期的企业应纳税额占企业同期增加值的比例作为企业税收负担率，这种税收负担率是名义税负。计算的结果是，全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平均总体税负为22.48，而全市平均的企业税前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是12.86。这篇报告的结论是，我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目前的税收负担已超过最优水平。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但可以初步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目前的企业名义税负是比较高的，它可能已经超过了企业的利润水平，如果企业的实际税负接近这个名义税负，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损害。
3．特殊因素的变化。
近些年税收超高速增长的特殊因素，主要包括三个：一是税收征管的加强。税收征管的信息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使得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从税收流失严重到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强化征管成为税收超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从长期看，不能将强化税收征管作为支撑税收增长的手段，当税收征管手段得到完善后，这一特殊因素将渐渐消失。二是外贸依存的提高与进口的增长，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进口环节的税收在近些年的增长速度年均达到30以上（除20__年外），在税收超高速增长中的权重很大。但是这一特殊因素也是不可能持久的，20__年来自进口的税收增长已经明显下降。三是费改税因素，这是依靠将收费方式改为税收而产生的税收增加。从政府总收入来看，应该变化不大，所以它只能作为税收增长偶然和特殊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的结论是：中国税收的超高速增长是一个特殊阶段，这个特殊阶段主要依赖于这个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强化税收征管，税收负担率恢复性的提高。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增长趋缓和税收负担率的限制，从长期看，税收的超高速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在“十一五”期末，税收的超高速增长将进入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略高于GDP增长率的高速增长阶段。从长期来看，在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税收征管效率和水平大体稳定之后，税收增长率会基本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税收的增长状况也应该相对稳定，税收负担率将基本稳定在20左右（不包括社会保障收入）。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保持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建议
1．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税收适度增长理念。
从实际工作和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角度，很容易形成不断追求税收高增长的倾向。从政治家的需要来看，容易产生的偏好是税收增长越快越好，税收收入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提早说明税收的高速增长是有限度的。理论的分析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都说明，税收的增长从根本上讲应该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中国目前的税收超高速增长只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不能作为长期追求和保持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税收制度和征管体制基本完善后，税收增长应基本稳定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大体是与GDP增长同步，并略高4个～5个百分点左右。理由是，中国的增值税是我国税制中最主要的税种，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在40以上。这一税种直接与工商业增加值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每年大体相差2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统计方法和口径的调整，近些年二者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6个百分点左右。由于增值税的增加大体在正常情况下，占全部税收增长权重的50甚至更高，再加上
物价因素，所以税收增长率在正常的与GDP增长同步情况下，会高于GDP增长4个～5个百分点。
2．加强研究税收负担率提高对经济的影响。
在目前难以科学、准确地定位宏观上的合理税收负担率的情况下，需要经常跟踪研究税收负担率的提高对经济的影响。目前在实际中，情况是非常复杂的。确实既存在着税收负担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也存在着税收负担率的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不一致的问题。即在税收负担率不断提高的表象下，由于存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先征后返情况，以及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支出等情况，在宏观税收负担率提高的同时，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究竟是否提高，需要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
由于税收连续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和税收负担率的逐步提高，关于税收负担问题也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笔者认为，提出这个问题以及担忧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能够有道理地说明和作出科学的判断确实十分难。所以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