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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债务危机范文1
[关键词]政府债务；经济增长；债务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3-0034-05
政府债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近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都导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延缓经济复苏的进程。学者们围绕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影响机制，以及政府债务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政府债务膨胀的原因
近年来，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拉美部分国家政府债务大规模增长。这些国家政府债务之所以出现膨胀，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有：
（一）财政分权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借款成本上涨相关。通过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减少对地方政府支出的控制，降低地方政府制定审慎财政政策、支出管理和预算执行的激励（Poterba，1996？鸦 Bayoumi？熏Goldstein？熏and Woglom，1995？鸦Poterba and Rueben？熏1997）。德・梅洛（de Mello？熏1999）认为，地方政府往往无法调动资源，为数量不断增加的支出提供资金。权力下放会增加财政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更大的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债务。诺顿和乔纳森（Rodden？熏and Jonathan，2001）则认为，地方政府借款决策很大程度上受中央政府行为的影响，分权进程加快助推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积累。
（二）预算软约束
钱颖一和巴里・温加斯特（Qian Yingyi and Barry Weingast，1997）认为，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从中央银行得到帮助，因此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要比中央政府更为严厉。然而，中央政府的补贴却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间接从中央银行得到帮助的渠道，因此，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弱化，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
（三）政府规模扩大
政府债务上升与政府规模的扩大相关。20世纪许多工业化的国家政府开支都是十分巨大的，13个工业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丹麦、英国、美国）政府的平均规模从1913年占GDP12%上升到1990年43%。对于大型政府来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水平为79%，中等规模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0%，小型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达到53%（Tanzi and Schuknecht，1997）。
（四）借款方式多元化
地方政府绕过其所受的借款限制，通过预算外融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少见（Farber，2002）。阿曼德等人（Ahmad et Al.，2006）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地方国有企业来融资。从1977年到1983年，澳大利亚地方国有企业负债上升三倍。售后回租也是地方政府规避借款限制的常用方式。丹麦地方政府曾经将学校、办公大楼等作为售后回租的标的物。针对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丹麦中央政府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将出售固定资产的资金存入银行10年以上。但是中央政府的这种规定没有起到作用，地方政府将资金投向长期债券，以期获得投资收益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对政府借款重新定义，将售后回租的融资方式纳入政府预算管理（Jorgen and Pedersen，2002）。
二、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大量争论，主要观点有：
1.负效应。部分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债务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都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比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9）在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筹集税收来实现的假设基础上指出，这种做法会降低潜在产出。谢卡拉克（Schclarek，2004）则利用59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2年间的数据分析发现，外债对人均GDP增长具有线性负效应。
2.适度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适度规模的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一旦超过一定阈值则对经济增长不利。比如，阿巴斯和克里斯坦森等（Abbas and Christensen，2007）通过建立一个跨越1975-2004年度的数据库，分析93个低收入国家内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适度的内债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并通过改进货币政策、完善体制，提高私人储蓄，以及金融中介等途径发挥作用。阿绍尔（Aschauer？熏2000）利用增长模型分析公共债务的影响也得出，在阈值范围内，债务增加具有积极的影响，超过一定阈值则有负效应。
关于债务水平的阈值，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出了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结论。主要观点有：（1）债务总水平占GDP比重超过35%-40%。派蒂罗等人（Pattillo et al.，2002）使用了93个国家1969-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债务水平净现值占GDP比重超过35%-40%，政府债务对人均GDP的影响就是负的。（2）外债占GDP比重超过20%-25%。克莱门斯等人（Clements et al.，2003）利用55个低收入国家1970-199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在外债净现值占GDP比例为20%-25%。（3）债务总水平占GDP比重为90%-100%。克里斯蒂娜和菲利普（Cristina and Philipp？熏2010）通过对欧元区12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自1970年开始40年来，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达到90-100%时，是一个转折点，一旦超过这一转折点，政府债务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Carmen M.Reinhart？熏and Kenneth S.Rogoff？熏2010）通过观察不同国家长时期的债务情况发现，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表现为同时期经济的低增长。外债水平超过60%，经济增长明显恶化；当债务水平高于90%债务阈值，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恶化。通过进一步观测新兴市场国家外债水平的变化发现，外债水平高于90%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降低，通货膨胀明显变得更高。然而，约翰・艾恩斯和乔什・贝文斯（John Irons？熏 and Josh Bivens，2010）运用美国数据分析并没有发现高债务水平导致经济低增长的明显趋势，进而认为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关于债务占GDP的90%这一阈值的结论在方法上和经验验证上存在不足，其理论和数据基A不稳固。因此，不能将这一阈值作为美国财政政策的指导。
3.无关联影响。谢卡拉克（Schclarek，2004）通过对24个工业国1970-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债务与GDP之间并不存在强有力的关系。
（二）政府债务对消费的影响
关于政府债务对消费的影响，学者们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
1.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影响有限。大卫.李嘉图指出，在封闭经济中，政府债务不能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的财富，因为政府债券同时代表了债券持有人的资产和纳税人的负债。这意味着作为私人消费的决定因素之一，政府债务将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然而，李嘉图等价要求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此，林内曼和沙巴波特（Linnemann and Schabert，2004）提出了一个粘性价格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将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纳入到了人的效用函数中。在这个效用函数中，政府支出的冲击仅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挤入”私人消费。所以，在利用政府务解释私人消费方面，国外学者认为政府债务的作用是有限的。
2.政府债务对消费具有挤出作用。皮尔斯曼和鲍茨（Peersman and Pozzi，2004）分析发现，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意味着家庭未来较高的税收负担，由于家庭违约风险加大，银行可能会降低对家庭的信贷。因此，家庭将无法平稳消费。波茨、海伦和多斯科（Pozzi？熏Heylen and Dossche，2004）利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罗伯特-保罗・波本等人（Robert-Paul Berben and Teunis Brosens？熏2004）从挤出效应的角度分析政府债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他们利用1983-2003年的数据，通过对17个OECD国家分析后发现，高负债国家会出现挤出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会通过私人消费的下降而挤出一部分；低负债国家，私人消费对政府债务的变化不敏感。
三、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一）高昂的债务成本
负债累累的政府通常面临着更高的借贷成本。政府的政党构成会影响到政府的借贷成本。政府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不同的政党或联盟掌控，往往会造成赤字加大和融资成本高昂（Bohn and Inman，1996；Lowry and Alt，1997）。但巴罗和罗伯特（Barro，and Robert J.，1979）认为，未预期的高通货膨胀率可以减少政府债务的实际成本。大卫・勒博（David E Lebow？熏2004）通过对日本政府债务的研究发现，日本政府债务很高，尤其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金融体系的负债情况，这一债务水平会更高。日本采取的降低政府债务的方法是日本银行货币化其政府债务。截至到2003年年底，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日本央行的资产达GDP的17%，直接降低了政府和央行的债务。如果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导致临时性物价上涨的话，综合债务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二）政府债务引起的高利率
长期利率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预算赤字引起的政府债务融资会导致利率上升，挤出私人投资，损害潜在的经济增长。如果较高的公共融资需求推高债务收益率，这会导致资金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利率上升，私人支出减少（Elmendorf and Mankiw？熏1999）。
埃里克・M・恩根和R・格伦・哈伯德（Eric M・Engen and R・Glenn Hubbard，2005）的研究发现，扩张政府债务引起的高利率会减少投资、抑制对利率敏感的耐用消费品支出，会缩水家庭持有的财产价值，通过财富效应间接损害了消费支出。而这些潜在的不利后果的程度取决于联邦政府债务在何种程度上提高利率。通过对联邦政府的债务和利息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增加1%，很可能会导致长期实际利率增加约3个基点。（Carmen M・Reinhart and M・Belen Sbrancia，2011）。
与以上观点不同，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政府债务与利率之间没有相关性，从而对经济影响不明显。比如，格尔、威廉和皮特（Gale？熏William？熏and Peter Orsag，2004）研究认为，利率和赤字之间存在联系，而利率和政府债务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加里・汉森和塞拉赫丁（Gary and Selahattin，2011）通过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分析却也发现，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很快，1990年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15%，2010年则达到110%，债务率较高，但是政府债券的利率却很低。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全部政府债务的95%由国内持有，政府债券持有人预期未来政府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可以将债务率降低至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因此，在日本，高债务并没有引起高利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明显。这是日本政府债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三）评级机构降低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机构在欧洲债务危机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信用评级可以分解为系统因素和随机因素两部分，资本市场风险溢价（即政府债务的信用利差）不仅会受到信用评级系统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评级机构“武断”地降低了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国家抵御债务危机的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债务危机。2009-2010年间，欧盟成员国相继出现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Manfred Grtner？熏Bjrn Griesbach and Florian Jung？熏2011）。
四、预防政府债务危机的对策建议
（一）控制政府债务结构
政府债务结构对金融危机的概率和严重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债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金融市场决定的，而国内债务的结构，是在政府的控制下。阿纳斯塔西亚・古西那（Anastasia Guscina？熏 2008）通过对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债务结构的分析发现，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较差的制度特征，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内债务市场的发展以及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政府可以奉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建立运作良好的机构，在投资者中建立良好的信誉，投资者将会愿意长期持有政府债券，政府债务危机也不太可能发生。
（二）{节国债市场利率
美国国债市场是最具流动性的、透明的市场，国债市场上的利率是投资者预期美国政府是否能够偿还债务的晴雨表。国债市场的利率越低，反映全球投资者想要持有美国国债的需求越大，债务危机可能性越小？穴Bivens，2010；Irons，2010？雪。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通过控制利率、定向信贷和持续的、正的通货膨胀率有效降低了国内债务（Aizenman oshua and Nancy Marion，2010）。
（三）制定规则约束
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债务操作进行管理，管理的指标包括地方政府赤字上限、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指数、地方债务累积上限和地方公共支出水平（Singh and Plekhanov，2005）。波特博和希克（Poterba，1997；Schick，2000）研究发现，在美国，地方政府的支出上限管理对降低地方政府开支起到了显著影响。
（四）进行市场约束
莱恩？穴Lane？熏1993？雪指出，市场约束会对政府的借债行为形成约束？熏但是？熏这需要一些相应的制度基础。首先，国内的金融市场必须是自由的、开放的和完善的，政府无法通过对金融中介的管制或干预把自己置于借款人的优先地位。其次，政府的未偿付贷款和偿款能力等信息必须及时对投资者公开。再次，中央政府以可信的方式表明其不会在地方政府濒临破产时进行援助的立场。最后，政府要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市场信息到借款政策的传导。
（五）降低借贷成本
最小化政府借贷成本也是避免政府债务危机的重要手段。利用资本市场的管理规则和国家税收政策可以鼓励对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增加会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大量的融资工具会降低地方政府借款的成本（Luiz R.De Mello？熏Jr？熏2001）。
（六）实行独立货币政策
政府债务总量反映的是资本市场所吸收的公共债务规模，但是却不能反映政府的偿债能力和政府预算的可持续性（Doi？熏2006）。吉野・直行和尤韦・沃尔默（Naoyuki Yoshino，Uwe Vollmer，2014）通过对比希腊和日本后发现，希腊的政府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低于日本，希腊却爆发了债务危机，并且迅速在欧盟内部蔓延，引发欧债危机。然而日本却没有出现债务危机。究其原因，希腊的政府债务主要掌握在非国内居民手中，投机者具有很多的投资选择，利率水平较高，作为宏观调节的货币政策缺少独立性，极容易出现债务危机。而日本的政府债务大部分集中在国内居民手中，国内居民的投资选择比较少，日本银行持有大量国债，利率在一个较低水平上波动，而且日本能够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可以自行决定购买政府债务。所以，即便日本政府债务率高于希腊，日本也没有出现债务危机。
（七）调整财政规则
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公共债务迅速积累，最终导致欧洲债务危机。在利用OLG模型检验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四国政府债务和资本形成的关系后，得出了债务上限。2011年这四个发达经济体接近或超过了这一债务上限，需要重新调整长期的财政规则，包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其能够维持足够的资本密集度，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高收入水平上（N.Bilkic，B.Carreras Painter，T.Grie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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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债务危机范文2
关键词 欧元区 债务危机 影响 启示
一、引言
从2009年年底开始，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开始浮出水面。最先爆发的是迪拜债务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烈的希腊债务危机，最终引发了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2009年希腊政府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3.6%和113%，均远远地超出了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相继调低希腊信用级别，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继而引发了希腊股市大跌以及欧元汇率的大幅下挫，一场开始于希腊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就此拉开了序幕。2010年以来，债务危机已从希腊扩散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欧债危机使得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备受打击，而金融市场又出现剧烈的动荡，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再次被债务危机的阴云所笼罩。债务危机集中在欧元区爆发，使欧元面临着诞生10余年以来的巨大考验和挑战，同时也引发了债务危机会以欧元区解体而告终的预测和猜想。欧元区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何等的冲击？各国经济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一时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欧元区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欧元区要实现货币一体化并且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其中最关键因素是欧元区各国的经济水平趋同。但实际上，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区域之间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不平衡，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了欧元区，更是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复苏十分曲折。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欧洲央行显然不能同时兼顾到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的。
其次，德、意、法等国家的经济比较发达，而希腊、爱尔兰等国家经济较为落后，德国的GDP占到了欧元区GDP总规模的20%，德、法、意三国所占比率更是高达50%以上。在成立欧元区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技术和资金上的优势，享受着地区整合和单一货币区域所带来的好处；而在欧元区核心圈的，希腊、爱尔兰等国就处在比较劣势的地位。在单一货币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更加倾向于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的经济目标，从而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严重。而经济较弱的国家，由于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相关财政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弱势也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
欧盟内部经济结构长期发展失衡，欧元区各成员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都不一致。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欧元区内部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宏观失衡日益显现。德国是欧元区几个大国中唯一竞争力出现上升的国家，与之相比，包括欧元区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腊和葡萄牙却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和贸易赤字严重恶化的现象。欧元区成员国为了征得民众的意愿，将通货膨胀的责任归于欧洲央行，并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成员国都将在的财政赤字扩大。
研究欧元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会发现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别较大、经济结构明显失衡，主要表现在国家负债较重，核心国家向国家出口并向国家贷款。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距甚远，由于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政策、外贸政策与劳工政策，因而在加入欧元区后，各个国家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就逐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的对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德、法等强国所垄断，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导致没有发展后劲的国家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欧元区国家，一方面因劳动生产率偏低、出口竞争力偏弱而成为核心国家传统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因外部资金的涌入推高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和物价水平，进而削弱了其产品的竞争力，造成实际收入下降。国家为维持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便继续向德国银行借入资金以确保国内的消费水平，如此循环，最终导致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逐步累积加大。
这种以国家负债，核心国家出口并贷款的欧元区经济发展模式能否长期维持，关键在于国家经济基本面能否承受起债务的负荷。一旦国家负债规模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债务风险就会累积增大，最终便会以债务危机的形式爆发，这就是欧洲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欧盟成员国的快速扩张也是加剧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欧盟从创始时的6个成员国增加到12个成员国，历经了38年的时间；可从12个成员国增至27个成员国，只用了15年不到的时间。新加入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各异，与原有成员国的差距较大，在客观上造就了欧盟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先天条件。
三、欧元区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国内债务危机范文3
一、全球经济指数下降风险上升
2010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世界经济风险和国家风险，2011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慢，世界经济风险逐渐上升。
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其中有68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高于指数平均值（见图1），占130个国家的52.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8%。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1.6%，美国经济增长1.8%，欧元区经济增长1.4%，日本经济增长-0.8%，俄罗斯经济增长4.3%，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10.4%下降到9.2%。与此同时，2011年世界燃料价格上涨31.6%，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17.8%，世界经济形态转向“经济衰退、价格上升”为特征的“经济滞胀”，欧美债务危机和经济刺激计划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现，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慢。2011年发达国家出口上升4.4%，发展中国家出口上升8.8%，国际贸易增长显著放慢。
二、全球经济紧缩债务风险缓和
欧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控制债务危机蔓延，紧缩政策在缓解全球债务危机的同时，加剧了经济危机。报告显示，2011年基于全球130个国家数据的世界经济综合风险指数为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世界经济风险上升。同期，世界债务风险指数为0.4626，比上年0.413Q上升12.0%，债务风险有所缓和；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数据的综合风险评级BBB级，与上年评级水平相同，债务风险评级仍是B级。
报告显示，2011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状况下滑的同时，中东、南美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相反远离债务危机漩涡，偏安一角。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排名前10位国家中有一半是发展中国家，其中阿联酋以0.9270取代瑞典名列第一，其后是爱沙尼亚、卡塔尔、芬兰、卢森堡、德国、瑞士、阿曼、智利。卡塔尔由上年的第43位进入第4名，阿曼由上年的24位进入第9位。新加坡、中国被挤出前10位，分别排名第11、12位。相比之下，综合风险指数排名最后10名的埃及、黎巴嫩、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塞尔维亚、斯威士兰、伊朗、牙买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见图2），中低收入国家经济状况较差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分析表明，全球债务危机、世界市场紧缩和国内紧缩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10.4%下降到9.2%，综合风险指数排名由上年的第8位下降到第12位，中国经济风险有所上升。
三、全球综合风险各地表现不一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状况在地区格局上有较明显的变化（见图3）。西欧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8207下降为0.8150，下降0.7%，但仍是综合风险指数最高的地区。东南亚、东亚、拉丁美洲、非洲、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出现小幅下降，其中非洲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6758下降为0.6375，下降5.7%，降幅最大；北欧、大洋洲、东欧、北美、西亚、中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小幅上升，其中东欧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6502上升为0.6971，上升7.2%，升幅最大，成为全球债务危机的一个避风港。东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13下降为0.7199，降幅为1.6%；东南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799下降为0.7638，降幅为2.1%；南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从上年的0.6402下降到0.6354，降幅0.7%；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6533下降为0.6342，降幅为2.9%，南欧地区的希腊、意大利先后爆发了债务危机。与此同时，西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58上升为0.7500，增幅1.9%；北美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7Q上升为0.7669，增幅为4.1%；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815上升为0.7880，增幅为0.8%。数据表明，全球债务危机环境下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不尽一致，差异对比显著。
四、全球政治风险指数略微下降
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国际和平、国内稳定、法律效率三项指标在内的政治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8682，比上年平均值0.8686略微有所下降。在全球130个国家政治风险指数排名中，排在前10名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分别是芬兰、新加坡、新西兰、瑞士、荷兰、瑞典、挪威、英国、卢森堡、加拿大；排在后10名的分别是科特迪瓦、埃及、日本、爱尔兰、委内瑞拉、海地、阿根廷、斯洛伐克、乌克兰、布隆迪。其中，科特迪瓦、埃及受内乱的影响，政治风险指数大幅下滑；爆发债务危机的爱尔兰由于政府更迭，债务危机已经转变政治危机，政治风险指数由0.9231下降为0.7549，降幅为18.2%；日本由于政府频繁更迭、法律效率指数下降，政治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593下降为0.7381，降幅为2.8%（见图4）。总的来看，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相对要小，这源于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然而，日本、爱尔兰跌入最后10名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进入政治稳定的保险箱。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和平指数平均值为1.0000，比上年的国际和平指数0.9875上升1.3%，国际和平环境有所改善。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内稳定指数平均值为0.9769，比上年的国内稳定指数0.9750上升0.2%，国内稳定状况略微改善。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法律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6275，比上年的法律效率指数0.6273上升0.03%，法律效率状况基本稳定。
2011年中国国际和平指数为1.0000，国内稳定指数为1.0000，法律效率指数由0.7094下降到0.6807。中国政治风险指数为0.8936，比上年0.8972下降0.3%，尽管高出综合风险指数0.8682水平2.8%，但中国如何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仍面临新的挑战。
五、全球经济下滑日本倒数第一
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经济增长、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三项指标在内的经济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6146，比上年平均值0.6929下降了11.3%，且低于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说明欧美债务危机已经演变为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经济风险加剧（见图5）。
在全球130个国家中，卡塔尔以经济风险指数0.9667成为经济风险最小的国家，相比上年经济风险指数0.6571大幅上升了47.1%，跃升第1位；阿联酋经济风险指数从0.8217上升到0.9430，增幅为14.8%，位居第2位。值得关注的是，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除瑞典外，均为发展中国家。其中，上年排名第1位的瑞典下降到第8位，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被挤出前10名。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中东、南美等地区石油生产国经济增长较快，经济风险指数大幅上升。卡塔尔代表亚洲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摩洛哥代表非洲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智利代表南美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相反，由于欧美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指数普遍下滑，日本经济风险指数从上年的0.4347大幅下降到了0.1837，2011年日本经济增长下降、通货紧缩，经济风险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4%，低于上年4.8%的经济增长率水平，高于世界经济3.8%的增长水平，其中蒙古以17.5%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当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2011年中国经济风险指数0.8313，比上年的0.9140下降9.0%，经济风险指数排名从第7位下降到第11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基本没有变化，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率由上年的3.3%上升到5.4%。中国同样面临经济滞胀的困扰。
六、世界贸易壁垒加大风险上升
报告显示，2011年包括贸易壁垒、投资壁垒、WTO成员三项指标在内的贸易政策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7784（见图6），低于上年0.7998的水平，降幅2.7%。同时。高于2011年综合风险指数0.6932的平均值，高出12.3%，说明尽管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比经济状况略好，仍因为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出现下降。
在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指数排名前10个国家中，除了智利、巴林外，新西兰、卢森堡等都是发达国家。新西兰取代卢森堡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环境最好的国家，新加坡位列第3位。芬兰、比利时取代瑞典和斯洛伐克跻身前10名。相比之下，贸易政策风险指数最低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布隆迪外，其他9个国家均不是WTO成员，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尚未进入全球法律规则轨道。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各项指标中，国际贸易壁垒指数平均值为0.6896，比上年0.7135下降3.3%，国际贸易壁垒风险在世界经济下滑过程中上升。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投资壁垒指数平均值为0.7149，略低于上年0.7295的平均值，下降2.0%，国际投资壁垒风险有所上升。
当年，中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风险指数为0.7761，低于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指数0.7921平均值，排在第82位，远远低于中国综合风险指数第11位的排名，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政策有待进一步改善。
七、全球国际收支和信用恶化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国际贸易差额占GDP比重、国家信用等级和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三项指标的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4626，比上年0.4130上升12%，全球国际支付风险有所缓和，债务危机似乎缓解。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排名前10位和后10位国家指数值相差较大。在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占5个，发达国家分别为瑞典、卢森堡、韩国、芬兰、德国，其中瑞典保持了第1名的位置，卢森堡由上年的第6名上升为第2名，韩国由上年的第29名上升为第3名，德国由上年的第18名上升为第6名，挪威由上年的第8名下降为第15名，瑞士由上年的第9名下降到第16名。发展中国家进入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阿联酋、爱沙尼亚、俄罗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中国，中国由上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上年的第104位上升到第9位（见图7）。同期，马拉维等排名后10位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其中有6个国家来自非洲，政局不稳、经济结构较差、竞争能力不足，使得这些国家面临较大的支付风险。
全球130个国家贸易差额占GDP比重代表的贸易差额指数平均值为0.4225，比上年的0.8792下降51.9%，远低于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说明全球130个国家国际收支严重恶化。
全球130个国家信用等级指数的平均值为0.5370，比上年0.5776下降7.0%，同样低于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表明世界信用状况继续恶化。
全球130个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衡量的财政稳定指数平均值为0.4315，低于13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0.4626，比上年的0.4172上升3.4%，财政风险得到初步抑制。
受到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出口上升，支付风险指数为0.8636，比上年指数0.7980上升了8.2%，高于综合风险指数0.6932水平，排在世界第10位，中国尚无债务危机风险。
八、债务危机正在转为经济危机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表明，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和平、国内稳定、世界贸易指数蓝灯正面。同时，投资环境、经济环境指数黄灯负面；法律效率、经济增长、贸易壁垒指数红灯预警；价格变化、国家信用、贸易差额、财政赤字指数紫灯危险（见图8）。
世界经济风险综合风险指数0.6932，红灯预警。数据表明，欧美债务危机冲击波已经严重冲击欧美、中国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世界经济全面下滑。目前，债务危机尽管有所缓和，但信用危机在不断加大，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国际贸易壁垒加剧，国际贸易形势严峻，各国普遍采取的紧缩政策结果，债务危机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九、全球国家风险评级稳定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在对世界经济指数分析基础上，对全球130个国家根据综合风险指数进行经济风险评级，根据支付风险指数进行债务风险评级。分级划分为10个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AAA、AA、A、BBB、BB、B、CCC、CC、C、D等10个级别，级别越高，越为安全。其中，AAA为正面，AA为稳定，A为负面，BBB、BB、B为险级，CCC、CC、C、D为垃圾级，风险较大。
1、全球130个国家经济风险评级BBB级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的经济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与上年持平，险级，表明世界经济风险依然较大。其中，AAA级的国家有2个，分别是卡塔尔和阿联酋，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1.5%；AA级国家有瑞典、中国、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爱沙尼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摩洛哥、阿曼、秘鲁、沙特阿拉伯等12个国家，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9.2%；A级国家有韩国等19个国家，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14.6%。另外，有97个国家综合风险评级在A级以下，风险较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74.6%（见图9）。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中国经济风险评级保持上年的AA级，中国经济风险评级总体稳定。
2、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B级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总体评级保持上年的B级水平，险级，全球债务风险仍然较大。其中，芬兰、德国、韩国、卢森堡，瑞典和阿联酋共6个国家为AA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4.6%；中国、丹麦、挪威、瑞士、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爱沙尼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尔及利亚等11个国家为A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8.5%；奥地利、阿曼、泰国等11个国家为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8.5%。其余102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均在BBB级及以下，希腊、巴西、贝宁、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厄瓜多尔、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墨西哥、尼泊尔、巴拿马11个国家评级在CCC级及以下（见图10）。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意大利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B级，西班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级、葡萄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级上升到BB级，债务危机形势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希腊的债务危机仍比较严重，仍处于CCC级，具有较大风险。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债务风险评级从上年的A级上升到AA级，债务风险由负面变为稳定。
3、2013年全球债务风险更大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经济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险级。同期，基于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平均为B级，也为险级。
分析表明，未来全球风险仍以债务风险为主，经济风险为辅（见图11）。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加大经济紧缩政策力度，2013年世界经济紧缩仍然是主要基调，债务危机在经济紧缩政策下转为经济危机的风险在加大。欧洲统计局2012年10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85171.87亿欧元，比上季度增加1752.67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8.2%升至90%；欧盟政府债务108401.98亿欧元，比上季度增加2393.61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3.5%升至84.9%。在欧盟成员国中，有14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60%，包括希腊（150.3%）、意大利（126.1%）、葡萄牙（117.5%）、爱尔兰（111.5%）、比利时（102.5%）、法国（91%）、英国（86%）、塞浦路斯（83.3%）、德国（82.8%）、匈牙利（78.3%）、马耳他（76.3%）、西班牙（76%）、奥地利（75.1%）和荷兰（68.2%）。相比之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较小的国家有爱沙尼亚（7.3%）、保加利亚（16.5%）、卢森堡（20.9%）、罗马尼亚（35.6%）、瑞典（37.3%）、立陶宛（40.4%）、拉脱维亚（43%）、捷克（43.6%）、丹麦（46.7%）、斯洛文尼亚（48.1%）、斯洛伐克（50.1%）、芬兰（51.7%）和波兰（57%），欧盟国家债务风险水平高、规模大，不容小觑。 十、2013年世界“风险悬崖”名单
未来是历史和今天的延续。一个国家经济风险和债务风险短期急剧加大，形成“风险悬崖”，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示警，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中部分国家风险指数排名变化剧烈（见图12），其中马拉维从第41位下降到第109位，降幅达到68位；科特迪瓦从上年的第61位下降到第128位，降幅达到67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还有肯尼亚（下降58位）、多米尼加共和国（下降45位）、巴西（下降43位）、塞内加尔（下降42位）、埃塞尔比亚（下降41位）、萨尔瓦多（下降32位）、乌拉圭（下降32位）、泰国（下降31位）。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指数排名变化同样剧烈（见图13），其中马拉维从第130位下降到第22位，降幅达到108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分别是马达加斯加（下降102位）、喀麦隆（下降70位）、阿根廷（下降62位）、蒙古（下降56位）、贝宁（下降55位）、摩洛哥（下降54位）、巴拉圭（下降46位）、秘鲁（下降46位）、乌拉圭（下降46位）。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往往是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出现，当年冰岛经济风险指数从上年第28位下降到第90位，同期债务风险指数从第67位下降到第95位，经济风险评级为BB级，债务风险评级为CC级，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同时爆发。
总的来说，美国，欧元区、日本的债务危机是长期形成的，是结构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其根本原因源于不对称，正是由于生产与消费、举债规模与偿还能力的不对称，导致债务危机爆发。债务危机完全消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来看，欧美债务危机得到了初步抑制。2011年意大利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B级，西班牙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级、葡萄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级上升到BB级，债务危机形势有所好转。希腊债务风险评级虽然仍处于CCC级，但是债务风险指数有所上升，从上年的117位上升到70位，债务危机有所缓和。
目前，爆发债务危机的美国和欧洲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日本的债务风险却在加大。日本的债务问题与欧洲国家类似，人口不断减少、产业不断外移使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同的是，2011年日本的经济风险和债务风险指数双双降低加剧，日本经济风险指数已经排到全球130个国家倒数第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排名倒数第一的发达国家。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数据，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已近200%。尽管日本的债务多是国内债务，但债务规模与偿还能力的不对称仍将使日本面临随时爆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对于世界经济无疑增加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十一、2013年全球经济危机四伏
欧美债务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据显示，尽管世界经济风险指数和债务风险指数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下滑（见图14）。美国、欧元区、日本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都是中长期的。因此，世界经济紧缩也将使中长期的，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在内的世界经济将进入5-10年甚至更长的紧缩时期，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更寒冷。
2013年包括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在内的经济政策主调仍然是紧缩，世界经济面临债务危机在经济紧缩政策下转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世界经济可能继续下滑，世界经济面临持续低迷的局面，目前世界各国尚无全面解决债务危机和经济繁荣之道，世界经济不容乐观，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仍旧困难，同样不容乐观。
1、2013年世界危机四伏
第一，美国面临财政悬崖和增长失能。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火车头，在2011年全球7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中，美国经济总量15万亿元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21.4%。目前，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来源和动力，明年启动的增税5000亿美元和减少政府支出1000亿美元的“十年财政紧缩计划”，大大削弱了美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全面财政紧缩计划使美国政府几乎失去了所有财政政策，经济紧缩已成定局。在美国经济全面紧缩情况下，货币政策已经失效，过多的货币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美国刚刚出台的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QE3不见成效，放出的货币重新回到美联储。除此以外，美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动力已经消失，仅仅靠一个苹果公司的产品难以支撑美国经济复苏增长。在财政紧缩、经济紧缩情况下，美国教育、医疗和国防开支大幅减少，也使美国以消费为主要增长来源的经济增长受到制约。未来，无论是谁当上美国总统都难以带领美国走向繁荣，美国经济已经走过巅峰，进入人口下降、发展饱和、低速增长为特征的“后发达时代”。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2%（见图15），2013年下降到2.1%，事实上并不乐观。我们预测2013年美国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概率均为50%，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
第二，欧元区债务危机转为经济危机。2011年欧元区经济总量1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2%，超过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今，欧元区已经全面进入“后发达时代”。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2.4%、201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1.4%，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4%，2013年上升到0.2%，这些预测过于乐观，因为欧元区尚未拆除希腊债务危机地雷的引信，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仍在燃烧，预测明年欧元区经济正增长缺乏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相反，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更是难以确定，我们预测2013年欧洲联盟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超过90%，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在0%左右，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第三，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日本是全球人口下降、经济饱和、发展失能、经济低迷为特征的“后发达时代”的典型国家。多年来，日本人口连续负增长，不但导致生产力、消费力、发展力下降，也导致日本出现自1992年以来长达20年的经济低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4.5%，2011年为-0.8%，2012年为2.2%，预计2013年将下降到1.2%。分析表明，世界经济紧缩、缺乏政治方向、经济结构陈旧、国际关系紧张、政府债务沉重、日圆不断升值、出口增长下滑、国内消费低迷、企业经营亏损、电力供应不足，这些因素使日本经济难以兴旺，我们预测2013年日本出现债务危机的概率为30%，经济增长率将在1%左右。
第四，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世界经济紧缩、世界市场萧条使初级工业经济和外向依赖程度相等高的俄罗斯石油出口下降，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2010年和201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均为4.3%，2012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7%，2013年将回升到3.8%。总的来说，俄罗斯传统初级工业经济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受制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紧缩影响的俄罗斯经济仍将困难重重，我们预测2013年俄罗斯债务危机尚不存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
第五，印度经济下滑陷入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印度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财政贸易双赤字严重，商业信心下滑，印度卢比贬值，拖累印度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10.1%，2011年下滑到6.8%，2012年进一步下滑至4.9%，预测2013年印度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目前，印度经济下滑的同时，通货膨胀上升，出现经济衰退、价格上涨为特征的经济滞胀，尽管印度政府近期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在零售、航空、保险等行业扩大对外资开放程度，削减赤字减少燃料补贴，但难以改变印度结构陈旧、动力不足、外部依赖、经济下滑局面，我们预测2013年印度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
第六，巴西经济出现急剧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7.5%，2011年下滑到2.7%，2012年经济增长率下调至1.5%，巴西经济严重下滑。今年6月，巴西央行曾将经济增长预期从3.5%调低至2.5%。近日，又将2012年巴西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5%调低至1.6%，今年通货膨胀率预计将达到5.2%，高于此前预测的4.7%。目前，尽管巴西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从“中立”转向轻微扩张，并采取了_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包括刺激消费和投资。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2011年1月以来持续调低基础利率。然而，在欧美债务危机、全球经济紧缩、世界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农业经济和初级工业经济为主的巴西经济难以摆脱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依赖，我们预测2013年巴西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
第七，南非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0年南非经济增长率为2.9%，2011年上升到3.1%。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的南非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受欧美债务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南非国际大宗产品出口放缓，价格也随之降低，2012年南非经济增长将下降到2.6%。目前，失业等问题对于南非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如果高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有可能成为南非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因此，我们预测2013年南非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左右。
第八，2013年世界经济仍旧低迷。目前，欧美债务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仍在持续紧缩，世界市场全面低迷，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仍旧处于困境。因此，2013年世界经济危机四伏，难以复苏，仍将低迷。因此，我们预计2013年世界出现经济危机的概率为50%，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
国内债务危机范文4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 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 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 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 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着,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 70%左右,这种显着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国内债务危机范文5
11月14日，在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论坛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师邵宇透露了他对中国五级政府债务的最新估算数据与分析结论。
据邵宇预估，2013年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或达19.6万亿元，未来三年地方政府存在相当大的偿债压力，“举新债还旧债”的规模较大。虽然地方政府几乎是在玩一个“庞氏游戏”，但债务尚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暂时应该不会出现崩盘局面。
邵宇建议，中国可采取“移杠杆”的策略化解债务危机：将地方债移给资产负债表状况较佳的中央，政府债通过引入民资移给居民，国内债借助发行“点心债”（离岸人民币债券）移给国外。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更将有助于改善地方债务问题。
政府究竟有多少家底
邵宇表示，整个政府的资产应当说比较雄厚。从2002-2012年10年间，中国政府总资产从12万亿元增长到60万亿，年均增速达17.6%；净资产从8.25万亿增至34.5万亿，年均增速也高达15.6%。相比之下，同期名义GDP的年均增速为15.8%，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稍快一些，为18.1%。
“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意味，为什么我们的资产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较快）增加？究竟是我们的经济特别好，还是有其他原因，比如有货币供应的原因在里头？”在邵宇看来，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分两级来看，2012年底中央政府的净资产是16.9万亿，地方政府相对少了一些，为17.6万亿，而且地方的占比呈现趋势性下降。其中，2006-2012年，中央政府净资产保持年均20%的扩张速度，而同期地方政府净资产增速波动较大，平均也要比中央低5个百分点。
邵宇认为，上述数据对于正确评估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特别重要”。他同时指出，整个宏观经济体其实有六个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居民、企业和对外部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趋势是把这六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全部打通。目前居民部门的净资产达180万亿，其中地产差不多100万亿，可支配的金融资产超过1/3，即逾60万亿。“对比国资净资产和民资净资产，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
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据邵宇测算，2012年底，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约为28.5万亿，其中，中央政府11万亿，省、市、县三级政府16.5万亿（含2万亿BT代建），乡镇政府1万亿；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4.8%，各级政府分别为21.3%、31.6%和2%。
2013年，预估政府债务规模将达32.6万亿，其中，中央政府12万亿，省、市、县三级政府19.6万亿（含3万亿BT代建），乡镇政府仍维持1万亿。
邵宇特别解释了为何把BT代建放在政府债务里，这是因为BT存在的周期就是它建设的周期，一旦建设完成，就变成了政府债务。同时，就乡镇政府债务相对较少，他认为是因为很多乡镇不是一级的财税主体，没有单独的抵押或发债权利，可能更多的是采取集资或者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来融资。
“市场只会对超预期的部分进行反应。如果（地方债审计）数据出来，真的是在19万亿左右，市场会平静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如果审计出来只有16万亿，那就比想象的要健康很多。但如果很不幸审出24万亿来，那么市场一定会看空。我认为，如果结果在20万亿以内，就表明地方债风险还处于可控中，不用特别担心。”
地方债务中，从细分类型来看，银行贷款、债券、影子银行借款（主要是信托）和BT代建分别占50%、17%、14%和15%。同时，随着对贷款的约束，M2增长现在已经到了13%-14%的水平（2013年全年M2增长目标是不超过13%），加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理并收紧，银行贷款占比正在持续下降，而其他成本相对较高的融资渠道的占比上升。
邵宇特别强调，在估算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时，不能夸大资产或是夸大负债。在资产方面，他只计入已开发的土地储备，其他未开发的森林、土地等不计入；负债方面，比如其中最大的一块隐性负债，也就是养老基金缺口，如果不延迟退休或对养老基金进行调整的话，这些债务会在未来的时间点出现，但未来出现的债务目前就计入，和当前可动用的财力显然不相匹配。
是否有崩盘风险
假如估算数据与审计结果差不多，是否存在很大的债务风险？邵宇认为，中央政府的债务风险较小，主要集中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但伴随着铁路投融资机制改革的启动，向地方和社会资本开放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并设立铁路发展基金，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比较清晰，局面可控。
相较之下，在2014-2016年，地方政府则存在相当大的债务偿还压力，该段时间地方政府偿债率均越过红线（以地方政府还本付息金额/地方本级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性基金收入计算偿债率，20%视为红线），“举新债还旧债”的规模较大。事实上，地方本级收入也不可能全部用于还债，绝大部分还要用于给付工资，从历史经验看仅有三成可用；转移支付则都有特定用途，不能用于还债；地方性基金收入，亦即卖地收入，也只有20%可用于还债，因为动拆迁成本越来越高，且还要提供市政配套。由此，其资金缺口2014年将达1.67万亿，2015年2.6万亿，2016年1.64万亿，平均约为2万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测算的还是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各地财政状况参差不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的省市，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从2002-2012年，中央政府负债率是在慢慢收缩，而地方政府负债率却逐步扩大。尤其2009年地方政府负债率一下跳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从35.67%增至44.33%），其原因众所周知——2008年底“4万亿计划”启动后，中央投入4万亿元，地方配套则高达20余万亿。
邵宇表示，简单地说，接下来的三年里，地方政府等于是在玩一个“庞氏游戏”。“不让它借这么多钱来扛过偿债高峰期，就将有系统性风险。其实这个游戏大家都在玩，美国国债发行规模一路上去就没有下来过，QE（量化宽松）政策也暂不会缩减。二战以来，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真正还清过债务。这种货币幻觉只要能够带来产出、带来增长，就可能是合理的。”
未来三五年内是否要大规模地去杠杆呢？邵宇称，地方政府肯定不能加杠杆，他倾向于用“移杠杆”而不是去杠杆的办法来化解债务危机：将地方债移给资产负债表状况较佳的中央，政府债通过引入民资移给居民，国内债借助发行“点心债”移给国外。“居民净资产高达180万亿，负债仅有10万亿，将政府债移给居民其实就是私有化或‘民进国退’的过程。而国内移给国外，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发行‘点心债’引入廉价的境外资本。”
邵宇还指出，将政府资产、政府负债跟货币供应的增速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的上升水平要高于GDP以及货币的增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债务创造这么大的货币供应，会带来资产的膨胀和债务的膨胀，这是未来肯定要约束的。
最重要的是财税体制改革
在邵宇看来，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需在投融资机制上进行探索。包括通过PPP模式（公共私营合作制）将政府不应该承担的建设性风险外包给独立的市场化运营主体去做，“现代化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包括城镇化和工业化，政府的建设职能一定要有。但这些事情未必一定都由政府去做，可以交给市场化运营主体去做，如此也会更有效率。”再者，扩大保险资金利用、租赁融资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
由财税体制改革，未来地方的收入可能会得到一个有力支撑。“房产税或者物业税非常重要（注：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已于11月15日，其中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因为中国有180万亿的居民净资产，其中100万亿是房产。房产税不是为了打压房价，就算初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它真正的作用是成为地方政府运营城市的重大资金来源。因为按照现在的卖地速度，未来15年就会卖光。房产税将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得到重大调整。”
国内债务危机范文6
美国次债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一旦信用评级出现问题,将给整个经济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推进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构建一个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
信用评级推升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与升级,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敏感的神经。而这只是债务风险冰山一角。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07～2009年底,OECD成员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上升了7%,平均赤字率高于8%;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率超过100%,提高了约25%。其中美国2010财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2.5%,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93.6%,创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日本2010年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200%,净债务占GDP比例将达到104.6%,首次突破100%,成为财政状况最糟糕的工业化国家。
分析债务危机的原因,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普遍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这使得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快速增长;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因难以形成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资源严重错配和信用风险过度积累,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危机。
信用评级机构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以来把信用评级纳入金融监管的基准,从而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对信用评级的严重依赖。评级机构本该依靠自身的公信力来获得市场信任,但由于金融监管者将信用评级嵌入监管政策中,这意味着监管者允许被监管者依赖信用评级而不是自身对潜在风险评估来进行投资决策。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为信用机构的评级结果提供背书。金融监管机构广泛运用评级结果作为监管依据,强化并扩大了信用评级的权威性。
作为国际评级机构,判断一个外债信用级别的标准应该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到期外债本息的能力,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标准,也是穆迪、标准普尔、惠誉3大评级公司口头上再三强调的标准。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本应该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活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现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指导思想,丢弃了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扭曲了国际信用资源的配置,而且严重掩盖了债务风险的真实情况,导致债务不断积累,直至泛滥。
三大评级机构代表美国利益
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中央政府对内债务达8.6万亿美元,对外债务为3.7万亿美元,是其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864倍,财政收入的5.5倍;同年经济增长率为-2.4%,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0.0%。自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债务年增长率平均为7.9%,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7%,财政收入增长率平均为0.8%。显然,美国已陷入资不抵债的严重危机中,其通过新创造价值偿还国家债务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只有依赖借新债还旧债才能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然而,长期以来,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依然给美国定为AAA的最高等级。即使金融危机凸显美国国力衰竭,偿债能力大幅下降,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仍不肯下调其信用等级。2009年穆迪、标准普尔、惠誉3大评级机构给予美国的长期债务评级依然是“AAA”。分析其因,因为债务收入关系到美国的兴衰,美国信用等级关系国家债务收入的安全。
首先,高信用等级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全球资本,保证美国债务融资通道畅通。其次,高信用等级还可以低成本融资,实现债权国利益向美国转移。以10年期国债利率匡算,近10年来,因名义与实际信用等级之差使美国总共节约债务发行成本约2.12万亿美元,而这正是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资金利息。再次,高信用等级掩盖了美国利用货币贬值转移国家债务。此外,评级话语权还是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有力武器,他们运用评级话语权给予西方发达国家阵营高信用等级,使这些债务累累的经济体占有90%以上的国际信用资源;而对其他国家则视与美国的利益关系进行信用等级调整,制造和加剧这些国家的信用危机。
信用等级被评为AAA的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闭,证明美国的一些所谓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与被评级公司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缺乏应有的公正性。这些由美国垄断的具有国际评级话语权的信用评级机构,虽然标榜“独立”、“客观”、“公正”,可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美国的根本利益。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3大评级机构实际上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凭借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强大话语权,通过信用评级维护发达国家利益,影响别国内政。如在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请求3大评级机构暂不调低其信用评级,并表示将有能力控制局势。但3大评级机构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由,迅速调低韩国评级,特别是穆迪公司连续下调11个级别,使韩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大量企业破产,金融市场被迫全面开放,许多韩国金融机构被美资企业收购。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高达46.61%,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仅为2.8%,总债务余额占GDP比例为18%,这些指标充分表明中国的偿债能力远远好于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但3大评级机构给中国外债信用评级却是“A1”和“A+”级,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评级。国际评级机构明显低估中国信用评级,进而压低了所有同中国有关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用级别。
归根结底,当前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设计评级标准。他们在评级立场上把西方作为标杆,严重损害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其成为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工具。
“恶评”威胁我国经济金融安全
1.美国评级机构控制我国评级市场将直接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就可以直接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甚至扰乱我国的经济秩序。长期以来,美国评级机构有意压低我国的信用级别,影响了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增大了海外融资成本。如: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美国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信用评级的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而这10年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外汇储备稳定增加的10年。还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据最新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1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世界银行早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
2.美国评级机构控制中国评级市场将严重威胁我国国家经济技术信息安全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渗控我国评级业就可以方便地获取我国的政务信息、国有骨干企业、国防工业和特种行业、乃至国家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从而掌握我国技术发展动态和重大商业机密,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竞争力。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正以所谓“权威”和“公正”招牌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重大债务融资评级(包括国防企业和特种行业),悄然进入我国的经济腹地和敏感性行业,公开窃取中国最有价值的经济技术情报和政务信息。最可悲的是,我们还要为此支付高额服务费用。
近年来,美资机构加大了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渗透与操纵,经常对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进行评级,每次都会引起香港股市的震荡。鉴于美国评级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被迫与标准普尔签署了合作协议。香港的这一做法就是以金融出让,换取美国评级机构“口下留情”,这在当今国际上也实属罕见。而美国评级机构正悄然进入中国经济腹地和敏感性行业,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重大债务融资评级,试图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通过主导中国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方式渗控我国金融,实现其国家战略图谋。
构建自主评级体系刻不容缓
针对当前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基本被外资控制的现状,建议要尽快制订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规划,争取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
1.培育扶持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确保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政府应将加快发展民族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国策,并纳入国民经济与金融发展规划,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使国家信用评级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净债权国,如果没有评级话语权,也就没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市场定价权。因此,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是保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一是在监管体系上,坚持统一监管与专业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评级机构的归口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严格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标准)。二是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与扶持民族评级机构开展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结合起来,确保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对境外人民币债务工具的评级话语权。三是制定特殊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成长壮大,可选择2～3家有发展潜质的民族评级机构,以国有参股方式给予重点扶持,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尽快做大做强,使民族评级机构有能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争取应有的金融事务话语权。
2.遏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渗控图谋,捍卫我国的金融和国家安全
外资机构可以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业务,但绝不能允许其主导我国评级市场。目前,美国评级机构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我国政府和各类企业(包括金融业、国防工业)的信用评级,必须完善信用评级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如大型国有企业与主要金融机构,以及国防工业(兵器、航天、航空、核工业、船舶)等。二是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对等原则。在批准外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我们应要求其所在国政府承诺对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以捍卫我国的金融和国家安全。
3.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对不涉及国家金融、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可采取“双评级”
信用评级业直接决定着资本市场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世界各经济大国都是依靠本国评级机构为国内资本市场提供评级服务。严格控制外资评级机构进入的控股比例。根据我国国情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借鉴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的相关规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二是在华独资或中外合资的评级机构,凡是涉及为国外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在华评级业务。三是对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应采用“双评级”。也就是说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必须有本国的评级机构同时出具评级报告,以保障我国骨干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获得公正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