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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1
大家都知道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几个假设基础上的学问，而这些假设都是不现实的，仅仅是为了研究经济而做出的假设。虽然能才假设基础上建立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但传统经济学确实越来越不适用于当今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像打开手电筒，让一个醉汉爬上去一样。
而泡沫经济就源自于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逻辑很简单，传统经济学都是假设之下的，泡沫经济还能怎样？泡沫又有什么客观现实的意义？因此，泡沫只是传统经济学的阴魂而已。
第二：泡沫在世界观的冲突中蒸发
中国人接受的都是二维世界观的教育，主观加客观就搞掂了这个世界。但除了二维世界观，还有其他的哲学流派。看经济有没有“泡沫”？“泡沫”与通胀是否有必然关系？“泡沫”能否用来卖钱？如果我们换个世界观，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制度经济学比较推崇三维世界观。三分法之一认为首先是“物与物的关系”，由此产生自然科学；之二人为是“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发展出了社会科学；这之三便是“符号体系”，或者说是“意义与价值”，也是人们通常说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广义的，反映的是人们的精神与心智，进而产生“文化”及“文化选择”。
“一个概念卖了多少多少钱”，是因为概念的经济学价值恰恰是能够缩短人们认识世界的时间。而“时间”在诸多生产要素之中，是唯一的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不我待”、“寸光寸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能够帮助人们节省时间的概念都是价值不菲的，节省了时间就是延长了我们的未来。
所谓的“泡沫”，如果换在三维世界观去看，是实实在在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收益，只要有恰当的方法，是完全可以量化的，而不是虚幻。因为，“时间”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死去而消失，不会因为某几个人满口泡沫而变得虚无，只能向资本的“质量”进行转化，而资本的“质量”通过股市向货币“数量”进行转化。
在股市中谁赚到的钱、赔的钱，都不是假币，还说什么泡沫？
第三：泡沫是方法论的无能
“会计学”只是在传统经济学下衍生的管理工具。经济发展了，经济学的发展没能跟上，尤其是我们应用的经济学还停留在原地，还在用传统经济理论下衍生的会计方法，这能适应我们的经济建设吗？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2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人事经济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提出了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阿罗和德布鲁将其纳入到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作为人们处理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问题的范式，这也就是后边我们所说的期望效用论。而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为经济学的进一步数学化打下了基础。由于数学方法高度的精确性和抽象性，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所代表的理性方法是能体现经济学科学性的唯一方法。高深的数学表达和精巧的模型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时尚，经济学也越来越走向模式化。
然而，行为经济学家们后来发现了很多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阿莱斯悖论”、“羊群效应”、“期权微笑”，“偏好反转”、“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等。（P167）传统经济学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日渐乏力使得经济学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单纯使用数学理性方法的经济学家们显得力不从心，对于数理方法的推崇正在使经济学一步步变为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予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一个合适的契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他们开始修补经典理论，尝试修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1979年他们二人合作完成的论文《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被誉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论文之一。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学的前台，许多行为经济学家的诸多重大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这一重要概念，为人们的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还据此研究成果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政府制定储蓄补贴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拉宾对传统经济学中的稳态、不随时间变化的偏好进行了质疑，他发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并据此对经典的“贴现效用模型”加入了行为变量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实中人们出现的一些非理。西勒弗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金融市场，在他发表的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论文《金融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风险》中，他构造了一个结合“噪音交易者”和“套利限制”的双因素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将这个理论模型运用于“封闭式基金之谜”的解释中去，极大地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此外，阿克罗夫在宏观行为经济学以及奚恺元在幸福学领域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行为经济学的内容，使得行为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2002年是行为经济学兴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卡尼曼教授以及史密斯教授。其中卡尼曼教授为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到经济学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行为经济学也真正地开始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此后的数十年间，行为经济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各个领域。行为经济学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二、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人在大多数时候进行着理性决策，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判断时往往并不遵循“贝叶斯定理”进行信息处理，人们会受到新信息的影响而忽视先验概率的大小。由于行为人在面临决策时只存在有限理性，因此整个决策过程中诸如决策情景、他人评价等因素都会对行为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而由于决策的偏差以及演变路径的随机性，异常行为就此产生，这更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行为经济学当中，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存在许多决策反馈机制，一旦考虑到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定也就不再成立了。偏好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并在环境变化中进行演化，构成了当事人偏好演化的学习过程，这使得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动态分析，而非传统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尽管行为经济学坚持主观价值论，坚持理性假定，但通过对理性经济人本身的挑战，利用心理学构造自己的行为基础，导致行为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派别。我们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二者进行对比，参见表1。
表1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中，存在着支撑整个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前提性假设―――“经济人”假设。它认为人是利己的，是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完全自私的理性人。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模型。传统经济学中效用理论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假设，即行为人拥有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然而普遍的“偏好反转”现象证明了人们的偏好并不总是稳定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对于人类理性的理想化。
不仅在理论假设上，行为经济学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差异。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型的，它更多地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而行为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型的，它主要是在描述人们事实上在怎么做。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关系，行为经济学则更侧重于研究人及其行为。在方法论上，传统经济学是以数理逻辑推导的演绎理性方法为主流，较多地使用数学化的论证来描述经济问题。行为经济学主要运用观察法、调查法以及行为实验的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现场观察性学科，包括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都认为经济学是不可实验的。而行为经济学所用的行为实验方法则表明经济学的实验是完全可以在现实中进行的。行为实验，也就是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中行动，借以分析和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定和理论。这些方法都显著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模型构建方法，这也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大的亮点。
三、行为经济学中的个体偏离标准模型对人事经济学的应用
1、非标准偏好
在非标准偏好中，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的偏好：时间、风险、社会偏好，这三种偏好不只在行为经济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人事经济学范畴也有恰当的影响。行为经济学标明时间偏好并不老是共同的，如泰勒发现被试者答复15元的奖券在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时，答复效果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这意味着一个月的年折现率是345%，一年的是120%，10年的是19%，即被试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共同，这个效果被后来的许多试验研究所证实。
人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案例有Bessey与Backes-Gellner（2007）对学徒辍学进行的剖析，以及Backes-Gellner（2004）关于职工躲避持续参与职业培训的比如。关于危险偏好，行动经济学中大量的试验定论标明效用函数依据于一个参阅点，即过去的经历会改动对现有决议的评价，例如保险业（DellaVigna，2007）。在人事经济学布景下，这种（referencedependence）参阅依靠也很重要。Hedinger（2008）对个别绩效评价的参阅点进行试验研究，标明个别的尽力水平依靠于评价成果的改变。假如评价比前几年的更消极，个别将会中止尽力，即便评价以绝对值核算时很达观。此外，试验成果还证明自己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更加重视其他人们的付出。社会偏好主要有希望互惠（reciprocity）、不平等躲避（inequityaver-sion）和利他倾向等。其中署理两边对成果分配是不是公正的偏好，对公司合约鼓励规划与施行的影响尤为杰出。这种公正偏好具体表现为：人们一般讨厌不平等，不只在意利他不平等，并且也尽量躲避利己不平等（Fehr等，2000）。利他不平等会使职工产生妒忌感，利己不平等会使职工发生同情心。关于公司鼓励实习而言，署理人的这种公正偏好会对根据署理理论的鼓励合约施行功率发生重要影响。Grund和Sciwka（2005）研究标明假如薪酬构造是内生的，那么署理人的不平等讨厌会致使锦标赛鼓励机制不能实现投入的效益最大化。Bandiera（2005）等人对英国某生果农场工人采摘量的实地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定论。以上定论标明非标准偏好不只对行动经济学发生影响，在人事经济学中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因而，在公司中只有分清这些不一样的偏好对职工的影响，采纳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激起职工的尽力水平，进步公司全体的效益。所以，关于公司不一样类型的项目应当别离选用不一样类型决策者的评价计划，或许同一项目选用多人评价然后综合评判的办法做出最后决定。
2、非标准理念
行为经济学中许多关于非标准理念的试验成果，标明人们在做事情时通常体现的过度自傲，DellaVigna（2007）运用这一定论对公司许多管理行为进行解说剖析。Gneezy（2003）等人初次在序列锦标赛中进行性别区别的试验研讨，试验设计是有六个小组来处理电脑迷宫疑问。被试者在试验中挑选真实的努力水平，奖金根据产出而定。第一个类型是简单的计件工资，参加者的奖金根据各自的产出而定（例如处理迷宫的数量）。在这种待遇下，女人和男性之间的产出没有很大的区别，即他们都具有一样的才能来处理迷宫问题。另一种待遇是锦标赛，有三个男性，三个女人构成一组，只要取胜者才可以获得与产出成份额的付出，与计件工资方案比较，男性取胜的份额很大。相反，在只要女人组合的六人小组中，女人的产出比计件工资情况下还要多许多，这标明女人的才能很强，仅仅不喜欢与男性进行竞赛。定论标明女人与男性进行竞赛时，女人对自个的才能缺乏自傲。Niederle与Vesterlund（2007）经过进行两个数相加的试验，研讨男性与女人在进行自我挑选时的体现。这次试验分为三个期间，首先在计件的情况下，其次是在锦标赛的情况下，最终是被试者在计件和锦标赛之间进行挑选。试验成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男性被试与女人被试的绩效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在第三种情况下，挑选锦标赛的男性被试是女人被试的两倍，男性为73%，而女人只要35%，体现很好的女人参加锦标赛的倾向还不如体现欠安的男性，试验定论也说明男性比女人愈加自傲。这些定论解说了为什么在社会中女人高层管理者的人数少于男性的疑问，公司应当运用这一理论，合理安排女人的职位，加强她们的工作联系，激发她们的潜力，添加女人职工的自傲度，使她们的才能发挥到最大，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
3、非标准市场
Tversky与Kahneman（1974）的实验结果表明个别往往会运用个人启发式的方法来处理最复杂的问题，行为经济学也显现了社会压力对个别发生的影响，人事经济学范畴中一个典型的使用即是对于职工的工作态度是如何被搭档所影响的研讨。Kandel与Lazear（1991）剖析了搭档压力对产出的影响，Encunosa、Gaynor和Rebitzer（1997）检测了医药行业中搭档压力和赢利共享，Lazear（1999）用Safelite数据证明了搭档压力的存在。此外，Ellingsen与Johannesson（2007）发现个别也简单被豪情所影响，在工作中希望被他人敬重，这些对产出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研讨定论都为人事经济学的开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的见地，为了更详细地论述人事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中学到啥和现已学到了什么，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使用的一个中心范畴―――薪酬，来研讨行为经济学发挥的效果。
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随着信息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在可以通过调查、网上搜索等途径获取大量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使人事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明确。数据的补充不仅为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也使人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参考文献
[1]孙天琦.金融消费者保护：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析与政策建议[J].西部金融，2014，05：4-17.
[2]莫志宏，申良平.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J].南方经济，2014，07：73-87.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3
[ 关键词 ] 人性；理论； 管家理论 ；综合人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对经理人行为的解释和判断一直是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而理论和管家理论则分别代表两大流派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回答。
1 薪酬制定中对立的理论
1.1理论
Jensen和Melckling于1976年，在其共同发表的名为《企业理论：管家行为、成本极其所有结构》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了理论，而后的学者们也基于此理论对高管薪酬激励问题进行了探究，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Finkelstein & Hambrick，1996；Gomez-Majia，1994；Henderson，Masli，Richardson & Sanchez，2008）。该理论认为人是与生俱来的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人会利用一切机会，以牺牲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要解决好问题的关键即是如何通过设计某一激励合同以诱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为，从而使成本降为最小。
1.2管家理论
Davids和Donaldson于1991年在其共同发表的名为《管家理论还是理论：高管监管与股东回报》的著名论文中，对管家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和具体的论述。而后，也有很多学者基于管家理论对高管薪酬激励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发表（Donaldson & Davids，1991；Muth & Donaldson，1998；Buillon，Ferrier，Stuebs & West，2006））。管家理论从委托理论的对立面论述了委托人与人的关系，该理论认为理论对经理人内在的机会主义和偷懒的假设是不合适的，经理人对自身尊严、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会使他们努力经营公司，成为公司资产的“管家”，因此，更应通过充分授权、协调和精神激励等方式，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发展一种相互合作、完全信任的关系。
可以看出，委托理论与管家理论产生分歧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对人人性假设的不同。理论根植于经济学中的功利主义，认为人是“经济人”，并由此认为他们是天生的理性自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总是竭尽全力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利益方面尤其如此；而管家理论则从组织心理学和组织社会学出发，认为人是“社会人”，他们并不是机会主义的偷懒者，而是希望做好工作，成为公司资产的管家，并希望通过完成挑战性工作、承担责任、树立威信等方式来获得内在的满足感。
2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人性对立
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所持有的、普遍存在的共同属性的总和。人性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动机，而动机正是驱使人们从事各种活动、产生各种行为的动力之源。
2.1亚当·斯密的自利人
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即是作为传统经济学最核心理论基础的“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假说的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早在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中期之间，就有包括史密斯、曼德维尔以及魁奈等人对“经济人”假说进行过提及和阐述，而被学者们公认将“经济人”假说思想进行系统和完整论述的标志则是1776年亚当·斯密经典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发表。对“经济人”假说思想进行阐述时，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直接采用“经济人”这一术语，而是采用“自利人”的说法。斯密所说的“自利人”具备如下几个特征：首先，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动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而这一规定却也是“经济人”的基本规定，就像斯密在文中写道：“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有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伙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其次，“自利人”是理性的，即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个人的利害关系与，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放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上”；第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自利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斯密也认为“自利人”是有道德的，即把“自利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与美德联系在一起了，就如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确实，他经常既不打算促进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处于本意，就对社会有伤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虽然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并未直接用“经济人”这一术语对“经济人”假说思想进行阐述，但综上所述，其“自利人”思想已经为传统经济学“经济人”假说思想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斯密“自利人”假说的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假说。修改后的“经济人”假说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肯定了“经济人”所具有的自利性特征，并把其作为一切经济活动分析的理论基础；其次，引入了边际分析方法，并借助于微积分学中的全导数、偏导数和拉格朗日乘数等数学工具为如何实现最大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分析基础；第三，对斯密提出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会在“无形的手”的引导下增进社会利益这一论断进行了严格的证明；第四，进一步扩大了“经济人”的范畴，认为其不仅仅包括生产厂商，也包括广大消费者。
基于以上，由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出的“自利人”假说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斯密观点基础上对“自利人”假说作出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共同促成了传统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人”假说的形成和发展。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经济人”的两大特点是自利和完全理性，即人们不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人”，而且是精于算计，对自己行为有明确认识的“完全理性人”，因此，可以将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思想简化为以下公式：
经济人=自利人+完全理性人
即认为经济人是自利人与完全理性人的综合体。
2.2 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该学科的出现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更贴近现实，正如科斯所言：“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讨论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人性假说的内容也较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更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们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这主要包括非财富约束最大化、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三大行为假定。
2.2.1非财富约束最大化
传统经济学认为，金钱等物质刺激是促进人们工作的唯一动力，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最基本特征，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追求财富最大化，非财富最大化也常常是人们追逐的目标，也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人们的利他行为，包括义务献血及投票行为等。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人们的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思想更为复杂，人既有利己主义的一面，同时也有利他主义的一面，正如诺斯指出的那样：“我相信传统的行为假定已妨碍了经济学家去把握某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对这些假定的修正实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进步。行动者的动机比现有理论所假定的要复杂的多。人类行为比经济学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
2.2.2有限理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即人们能够做出最有利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所有行为和决策，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由于受到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确定等外部因素及人们本身信息处理能力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这一概念最早由西蒙提出，而后，包括诺斯以及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威廉姆森的观点。他认为理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大化；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即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而有限理理性则属于第三种中等理性。有限理性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三大行为假定之一，是经济学试图跳出传统经济学假设，致力于描述更为现实的人类行为的一项重大突破。
2.2.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们行为的第三个假定，同时也是对传统经济学中有关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关内容的重要补充和发展。所谓机会主义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人们总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利人，同时由于人们的知识能力有限，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于是就会发生欺诈、偷懒和搭便车的行为。换言之，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人们的一种本性，因此，人们总是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以及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而且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
2.3管理学的人性假设
随着人类思想史的逐渐演变，管理学从其形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管理思想日益成熟和丰富的同时，作为其内部逻辑主线的人性假设理论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按照近代西方各管理理论和学派先后产生的时间顺序，可将其理论大致分为三类，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至今的当代各种管理理论。相应地，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理论也可将其划分为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行为科学理论的“社会人”假设以及当代管理理论的“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假设。
2.3.1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于作为古典管理理论首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管理理论。作为管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泰勒于1911年提出了科学管理思想，而那时的管理思想深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典管理理论也是在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人”假设这块基石上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后，管理学家麦格里格（McGregor， D）在总结和借鉴以往学者们有关“经济人”假设观点的基础上，将其系统的总结为“经济人”假设理论，又称X理论，该理论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多数人们都是懒惰的，他们尽可能地逃避工作，而且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不喜欢负什么责任，而宁可被领导；其次，大多数的人们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所以他们总是选择那些在经济上获利最大的事去做；第三，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理智的，不能克制自己，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所以，通常大多数人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都是相互矛盾的，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必须依靠外力严加管制。基于以上，对比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思想发现，二者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相比较而言，前者又融入了一些更为现实的特征，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人们天生就是懒惰、不喜欢劳动的，而且一有机会就会躲避劳动；其次，只有通过强迫、控制等被动的方法才能使人们劳动；第三，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没有野心的，宁愿受人指使也不愿意承担责任；第四，人们劳动的目的都是出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只有金钱和其他物质的利益才能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工作。
2.3.2行为科学理论的“社会人”假设
在20世纪初，泰罗的科学管理对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继续追逐利益的驱动下，资本家们加大了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此时，金钱等物质刺激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这一社会现实引发了管理学家们对“人性”的重新思考，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即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治·埃尔顿·梅奥。“社会人”假设即是梅奥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他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发现，金钱等物质刺激并非是刺激工人积极努力工作的唯一动力，人们的生产效率不仅受到生理方面以及物质方面等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等方面的影响，驱使人们工作的最大动力是社会、心理需要，而不是经济需要，人们追求的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新的激励重点应放在社会、心理方面，以使人们之间更好的合作并提高生产率。梅奥的“霍桑实验”及其“人际关系假说”促进了管理学中行为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2.3.3当代管理理论的“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是管理学中有关人性问题的第三个假说，该假说源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有关自我实现需要这一最高需要层次的相关内容。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即指要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力并获得成就，实现自我价值，因而，“自我实现人”假说认为，人们都是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冲动和愿望的，只有尽可能的发挥个人才能和潜力才能得到满足，才能得到激励。而后，管理学家麦格里格（McGregor， D）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的成熟不成熟理论等观点基础上将“自我实现人”观点系统总结为“自我实现人”假设理论，又称Y理论，该理论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厌恶工作并不是所有人的本性，工作可能是一种满足，因而自愿去执行，但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处罚，一有机会就选择逃避，到底怎样，要看环境而定；其次，外来的控制和处罚并不会使人们努力达到组织的目标，反而甚至会使一种威胁和阻碍，人们愿意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目标；第三，逃避责任、缺乏抱负不是人的本性，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不仅学会了接受职责，还学会了谋求职责；第四，个人自我实现的要求和组织的要求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而且大多数人在解决组织的困难问题时，都能发挥较高的想象力、聪明才智以及创造性（陈昆玉、陈昆琼，2002）。
虽然“经济人”假说、“社会人”假说以及“自我实现人”假说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很好地解释人们的行为，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新的管理环境下，人们的行为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而已有的这些管理理论在解释人们的新行为时便显得“捉襟见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薛恩等管理学家在70年代提出了“复杂人”假说，他们认为“经济人”、“社会人”以及“自我实现人”都有其各自合理的一面，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这是因为人是复杂的，不仅仅不同人的需求会有所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不同的环境中都会呈现不同的需求。“复杂人”假设的思想与权变管理理论的观点较为一致，即认为对人的激励并不存在固定的、统一的模式，而应以“权变的”思想作为指导，对各种激励方式灵活应用。
3高管人性“综合人”的设想
通过上文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人性假设学说内容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说在内容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都近似的将人视为“坏人”，而管理学中则近似的将人视为“好人”，这也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经济学和管理学对于人性的假设，是建立在各自研究领域里对人性最敏感侧面的突出把握基础之上的。人性本是及其复杂的多面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企业高管这类群体，把他们的人性归于复杂，因为回避研究也是不可取的。在充分参阅梳理各种相关文献，我们对于企业高管的人性最为突出的特点做出一些大胆的假设。
我们认为，高级管理人员是兼具经济学的“坏人”假设特征与管理学的“好人”假设特征的“综合人”。具体而言，“综合人”既不是纯粹的“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中的一种，而是“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按照一定比例组合而成的综合体，具体如图1“综合人”假设模型所示。
在图中，将高管的人性假说内容，即“综合人”假设假定为一长方形，直线c为长方形的对角线，直线a和直线b将长方形分为A、B和C三个部分，其中直线a和b可以略微向左和向右移动，而A、B和C三部分则分别代表“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据此，高管“综合人”假设包括如下内容：
（1）高管是“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三部分构成的“综合人”。事实上，人性假设的不同并非由于人们对人性认识的不同或是对人性认识的进步而产生，而是有其发展的逻辑，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进引起劳动者在生产要素中地位的改变，因而提出关于人性的不同假设，并由此决定如何利用人的属性和需求对人进行管理，换言之，人性假设的演变是人性的利用论而不是人性的发现论，而这一观点也正是本文提出应基于高管人性假设对其进行薪酬激励设计的内在逻辑。无论是“经济人”假说，还是“社会人”假说，抑或是“自我实现人”假说的提出距今都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与企业发展相关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力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在企业发展中所占的地位也已变得越来越突出，且不可替代，因此，单一的“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说均不能够代表现代企业员工的“人性”，尤其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源禀赋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类特殊员工，他们的需求也随之而变得不再单一，具有综合性，因此，本研究认为现代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兼具“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特点的“综合人”。
（2）“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在高管“综合人”假设中所占的比例大小遵照“自我实现人”>“社会人”>“经济人”，且“自我实现人”在“综合人”中所占的比例要过半的原则，即高管虽然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本性，但始终表现为“自我实现人”，在图中即表示为C>B>A，且C/（A+B）>1。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处于职位晋升的顶端，也因此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工资，所以，他们的需求已不再是简单的物质需要，他们更为注重的是与他人的交往，他人的认可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但这也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物质需要，只是对不同需要的侧重程度不同而已，正如许多学者认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不足之一就在于他认为人们只有经过低层次的需要才会产生较高层次的需要，而事实上，人们不仅同时存在多种需要，且在不同的需要之间是有强弱之分的。因此，本研究认为高管不仅仅是“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构成的“综合人”，而且是偏侧重于“社会人”，重点侧重于“自我实现人”的“综合人”。
（3）不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同一高级管理人员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综合人”假设的内容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具体而言，“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各自在“综合人”中所占的比例会有所不同，但会始终遵照“自我实现人”>“社会人”>“经济人”，且“自我实现人”在“综合人”中所占的比例要过半的原则，在图中即表示为直线a和直线b可以略微移动，但a始终不能超越b的移动，且b也始终不能超越对角线c。正如管理学的权变理论认为的那样，不同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发展时期的需要也是不同的，但与此同时，无论是不同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同一高级管理人员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隶属于“高管”这一特殊群体的根本特征不会改变，相应地，“自我实现人”在“综合人”中所占的绝对比例不会变，即高管始终表现为兼具“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特征，且偏重偏侧重于“社会人”，重点侧重于“自我实现人”的“综合人”。
本发现对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更好地运用包括薪酬在内的各种因素，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的工作积极性，激励其大力施展才能，在满足自身人性追求的同时，给企业和社会带来利益的最大化，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陈昆玉，陈昆琼.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性假设的分析与比较[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5）：84-89。
[3]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0。
[4]何景涛.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演变的逻辑[J].领导科学，2012（5）：61-62。
[5]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 Abowd， J.M..Does performance-based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affect coporate performance？[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0，2（43）：52-73.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4
一 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 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 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 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6 阿马蒂亚·K·森的解释
阿马蒂亚·K·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5]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6]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坚持传统经济人，发展传统经济学体系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5
一、注重制度和政治因素
是传统经管思想的重要优势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制度和法律、政治等因素的侧重是目前主流经济管理理论所欠缺的。而事实上，主流西方经济理论把制度因素和法律政治因素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深受各方诟病，这一缺憾也直接影响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制约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能力。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中对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内容，能够对目前的经济管理理论产生重要的弥补作用。
1.传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改革家往往比较关注各种生产要素的产权问题
孟子在探讨产权关系对社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时，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念。他事实上提出了产权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发现了产权能够激励和约束产权所有者的行为的现象。我国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开始了一种以土地私有权和自由买卖制度为依托的封建社会。土地的私有产权和自由买卖制度极大的发展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我国的小农经济高度发展，也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可以长时间延续。这启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和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产权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跨文化、跨种族的普遍规律，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不仅仅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和实践当中所孕育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东方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制度框架。并且结合孟子的相关学说的最终目标是向君王提出一整套管理方案的特点，现代的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人员应当明确产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套经济领域的社会治理制度。产权制度应当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项支柱，而不仅仅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起一种以公有制主体，但是又能够充分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框架，这应当成为我国目前经济管理人员的思考对象。
2.传统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看待经济管理问题时，并不将相关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将经济管理行为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的法家、儒家的经济主张，事实上都是整个治国方略的一个部分，不同的经济主张的背后是不同的经管理目标和社会治理目标。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事实上就是一种能够带来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延伸。商业本身不易被控制，商业也具有波动性大的特点。商人追逐利润，因而难以形成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忠诚，发展商业对于古代的君主和官僚机制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
为了实现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目标，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分散的经济活动机制，使社会成员组织松散，缺乏对外联系，就成为了必要的手段。而小农经济又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比较稳定的获得财政收入和兵员，对于正在处于统一战争阶段的诸侯国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一种经济发展策略。这启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学者和工作者应当将自己的视角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上来，发现不同的经济理论背后的一种政策目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要途径。这意味着进行经济建设时，管理人员所使用的理论应当与我国的基本情况相吻合，盲目借鉴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经验必然产生一种水土不服的问题。
3.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经济思想的转变也提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应当发现不同时期的不同客观条件，抓住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主要矛盾
在我国封建制度形成之初，国家统一战争和封建势力兼并战争的残酷和剧烈，决定了封建国家需要动员其全部的力量进行对抗。而在两宋时期为了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的外交关系，减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给中央政府带来的生存危机，封建国家鼓励发展商业，希望通过经济联系加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对南方中央政府的依赖，进而削弱这些民族的攻击能力。这体现出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因素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模式的巨大影响。这提示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人员不能以一种简单的经济逻辑看待和分析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问题，应当考虑到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一种综合国力方面的竞争。综合国力固然以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经济实力和其他实力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单纯以市场的逻辑分析问题，而忽略掉了国家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相互关系，往往会使经济实力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一种次要实力。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的理财观念和启示
传统的理财观念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国的传统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此决定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国家的财政收支。如何在保证民生的同时解决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这是摆在历代统治者面前的大问题。
1.我国古代的理财观念主要包括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开源”和“节流”
所谓“开源”即指国家应当努力的发现新的税源，在既定的税收制度之下，努力的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额，最终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节流”的财政观念则认为一定时期的税源是有限的，应当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最终实现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和盈余。在我国古代的经济实践当中，“开源”的措施往往被转化为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两汉时期的盐铁官营，两宋的盐引和茶引制度，直到明朝中后期的“矿监”制度都是“开源”的表现，而在传统的农业税领域，“黄宗羲定律”更是揭示出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税改革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增加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也是增加税收的来源，而不用去改变税基和税率。但是由于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以及古代社会生产技术的有限性，“开源”政策往往会转变成一种增加民众负担的形式。对于目前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而言，注意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通过鼓励经济总量的提高增加税收，应当成为增加税收的重要措施，但是也应当注重增加税源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种种败德行为的防治。
2.我国古代的税收管理制度当中缺乏对税收征收成本的控制
我国古代中央政府控制税收成本的手段主要包括对官员的道德约束，行政监察制度和不断调整的税率等手段。而每一次税收体系的变动和改革，都在将一些原来地方政府控制的计划外收入转化为国家可以控制的计划内收入。而地方政府最终也在不断的通过自己的违规操作扩大自己的计划外收入，税收成本从未降低，而税收负担则与日俱增。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当中，这种现象可以被近似的理解为只注重通过要素的追加来增加产量，而没有注意到改进生产函数，减少生产过程的损耗来实现收益的增加也是可行的。这同我国古代社会当中缺乏对实用技术的关注，在管理选拔的过程当中仅仅重视道德教育的水平有关。
3.我国古代的财政管理体系当中始终包含着一种重等级不重事权的内在矛盾
这体现着我国古代的一种用财政资源作为控制地方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财政资源在此时发挥着一种政治方面的杠杆作用，是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优势的手段。这事实上体现着我国的经济管理机制和政治权利之间紧密结合的传统特征。自汉代开始设立的“均输”制度，到宋代的转运使制度，乃至于明代不设立地方财政预算的管理制度，都始终强调中央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能力，但是地方政府需要履行自身职能而产生的支出往往得不到中央的重视。
综上所述，传统的国家财政观念当中，“开源”和“节流”之间的平衡和选择的难题始终存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对“开源”的选择，封建国家往往采用一种审慎的态度。这事实上提示着现代国家应当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刺激社会财富的增加，并在此基础之上扩大税基，在不增加经济个体的税务负担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我国目前应当借鉴传统国家财政制度的缺陷所在，加强对税收征收成本的控制，编制更为合理的国家预算，减少财政资源的浪费。保证财权和事权的统，转变对财政本身的认识，构建起能够适应服务型政府职能需要的财政管理制度应当成为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
三、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国传统经济管理理念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民以时”，尊重自然规律办事的观念是我国传统管理理念的特色。在《尚书》等典籍当中，古人都曾经根据季节的变化提出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政策的主张。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一种最为原始的理解和体会。
传统经济学观点范文6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