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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本质范文1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宋青励（1993―），女，东华理工大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蔡东伟（1979―），男，哲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资本论》的出现，对西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书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事实，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多次对其进行攻击和责难，但始终无法驳倒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更无法实现对其的超越与替代。所以，《资本论》一书的问世，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不只创造了经济学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学的存在论上有了突破。
一、《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
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最后一个笔记本（第七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题名。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时是打算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的他的经济学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随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第2分册作了一些调整，力图以“资本论”这个单独的标题出版，接着的副标题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后来独立出版的《资本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作为正标题还是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代表了马克思对他的“鸿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第一，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有益于人类需求的科学。马克思认为，如果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经济时期的科学，则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社会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了社会生产及发展的最终形式，所以只有在社会斗争的潜伏时期或在极个别情况下，它才能够被称作科学。而《剩余价值学说史》无疑就是这一任务的根本实现。第二，从现实维度来看，这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客观需要。要想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就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层层剥离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第三，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导理论，必然意味着要对“副本”和“原本”的双重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批判。从最终旨趣来看，这是彻底终结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贫富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财富是否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对于这些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缇格里茨认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剧。这影响到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其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制约。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层民众则承受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贫苦。直到2007年，美国社会结构中0.1%的上层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调查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财富收入数据，更为深入的说明了不仅是欧美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渐渐拉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在拉大。当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却占有了世界总财富的20%，社会顶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总财富的50%，而最富的10%约拥有总额的80%-90%。[1]这表明，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而且就全球范围而言，占世界人口较少数的富人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敛集财富。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呢？皮凯迪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效率，这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资本的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的增长率呢？皮凯迪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进一步解释，因此这只是从物质分配角度给出的表面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这N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方式不同，完全决定了分配的结构。就分配对象而言，能进行分配的只是劳动成果。就劳动的形式而言，人员不同的生产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分配产品的结构。从此来看，收入增长率远低于资本收益率的本质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产结构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断与马克思存在一致之处，在他看来，财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依然能够为我们理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纪时，卢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一切不平等产生的源头。但卢梭并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2]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它通过裸的暴力，剥夺了直接生产者的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将这种剥夺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因此，从起源来看，资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他人劳动的掠夺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这也决定了，资本绝非指具体某物而是指以压迫剥削他人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构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资本决定了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在于资本本身以及雇佣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又是占主导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攫取。
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益，资本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财富，国家政权也将被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变成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联盟。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累积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全球的财富也将逐步从社会底层流向上层，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后聚集到少数人的口袋。马克思在书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持续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生产，所获取的仅仅是不断积累的无知、压迫、贫穷、粗野、劳动折磨预计道德的堕落”，”这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以及绝对规律。”
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财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分配过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质在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内部所存在的生产关系。即使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对象所提出的，但用它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仍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皮凯迪和斯迪格理茨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们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和案例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判断的正确性。大卫・哈维以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三、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主流经济学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不得不从《资本论》中寻求理论资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更是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忽视的经典之作。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而且也体现了它的阶级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它对后来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2
关键词 技术 知识 演化 隐喻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57-05
一、技术知识本质论的发展及其局限
自莱顿(1974)的经典论文《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将技术简单当成人工制品的认识局限逐渐得到了纠正，技术的知识内涵与本质开始得到承认。著名技术哲学家邦格(1983)从真知(truth)与行为(action)关系角度提出技术是关于行为过程的知识。此后，技术本质乃是各种相关知识集合的论调逐渐成为技术分析的主流观念，这主要有两条进路：其一，从技艺、技能、技巧的知识化、理论化的角度，认为技术是关乎“实践技巧的学问”，经验形态的技艺、技能、技巧最终能够上升为一般形态的技术理论(technological theories)，因而技术可以构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其二，从当今主要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形态转化来看，认为技术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的应用，科学形态的知识在应用过程中转化为技术知识。以此为指导，人们不仅研究技术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如科学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也开始触及技术知识集合的内部结构问题。例如，受波兰尼的启示，人们区分了技术知识集合中的默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知识适用性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一般(generic)知识和专用(special)知识；从功能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制造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知识。沿着这种分析范式，人们很自然地将知识创造和知识整合作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关键，将知识复制和传播作为技术扩散的实质。
技术知识本质论在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新增长理论在试图寻找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时，毫不犹豫地将人力资本投资、R&D费用等促进知识增长的因素作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变量，技术进步被等同于知识积累，技术知识本质观的信念一览无遗。而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中，把知识存量的增长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率的做法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比如施穆克勒和曼斯菲尔德就将“技术”(technology)直接定义为“工艺技术知识的集合体”。不仅技术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管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技术知识本质论都俨然占据了主流地位。
相对于将技术本质理解为以技术工具为形式的人工制品的观点而言，技术知识本质论抓住了技术的知识内涵，更有利于人们理解社会经济中的技术交换、技术变迁等现象，甚至也能对较为流行的技术能力论等其他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但这种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本质论仍有其局限。首先，技术知识本质论容易忽略人工制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技术视为各种相关知识的集合，突破了把技术简单视为人工制品、只看到物化技术的认识局限，但与此同时，技术知识本质论也有将人工制品完全还原为知识的强烈倾向，容易将技术与人工制品的关系割离，忽视技术的物化特征，从而走向与技术工具观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其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有等同论和知识泛化的强烈倾向。正如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所出现的那样，技术知识观容易导致把技术和知识二者完全等同的倾向，将技术创新和变迁直接等同于知识的创新、整合和扩散。但是，技术和知识毕竟有所不同，等同论势必将与技术相关的所有要素都视为知识，存在将知识概念泛化的强烈冲动。再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无法有效处理技术的嵌入性特征。技术是嵌入于一定组织制度、一定历史文化、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技术，这一点在技术社会形塑论(SST)者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技术嵌入性是技术知识论难以处理的，要么将知识概念泛化用以解释这种嵌入性，要么将技术的这种嵌入性忽略不计。最后，技术知识本质论的整合力和解释力差强人意。技术范畴本身纷繁复杂，每种技术观看到了技术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理想的技术分析范式势必要求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和现实解释力。然而堪称主流的技术知识本质论并不尽如人意，不能很好地将人工制品、社会嵌入性等技术特征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其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也就差强人意。例如，其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一百年之后，也难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者德国等诸如此类的技术现象。
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和生物学隐喻
技术知识本质论虽然占据主流，但亦有不少异议者。美国著名学者内森・罗森伯格沿袭马克思的思路，坚信技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技术史学家乔治・巴萨拉则执着地认为“技术和技术发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学知识，也不是技术开发群体或社会经济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最具影响力的异议者来自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自1981年纳尔逊和温特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以来，倡导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方法的演化研究范式开始获得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呈指数化增长之势，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演化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主流均衡经济范式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坚持用达尔文主义替代均衡范式所信奉的牛顿一笛卡尔主义世界观，认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强调经济个体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经济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
演化范式发展到现在，虽然还比较庞杂，分歧也还广泛存在，但其基本思维特征和分析框架已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新古典主义研究纲领的替代物，一般认为演化范式具有以下基本思维特征。其一，个体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传统均衡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代表)假设是类型学思考的产物，这就排除了多样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有效分析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则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其二，有限理性。传统均衡范式中，经济决策要求具有完全信息，且决策者具有完备的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在现实当中，人即使在确定的环境中，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
决策相关因素的复杂性而无法做出最优化的决策，西蒙把人的这种不完备的决策能力叫做有限理性。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不应是假设人具有处理信息的完备能力，而应从实际出发，从有限理性出发；其三，历史重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时间和历史的概念，经济的均衡是瞬时达到的，并且是可逆的，其理论只是讨论一种最优化的结构，而不考虑变迁过程的历史性。演化经济理论则认为经济社会中不可逆转的变化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和时间概念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构建与演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分析框架上，演化经济学认为任何演化过程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变异(vari-ation)、再现(recurrence)和选择(selection)。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共同保证演化的进行(例如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变异一再现一选择”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演化过程，也正是达尔文主义的主要逻辑规律，由此构成演化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知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其倡导的隐喻研究方法令人不禁联想到生物学基因型和表型理论。基因、基因型和表型是遗传学的基础概念。早在19世纪中叶，孟德尔就提炼出遗传因子的概念。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对代表可遗传潜在性的基因型与代表潜在性实现的表型作了区分，认为基因型是遗传的本质部分，并正式把孟德尔所谓的遗传因子定义为基因，即基因型的基本单元。1944年埃弗里等证实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后来的研究表明，基因是DNA分子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通过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DNA序列能够被转译成蛋白质或RNA，部分DNA序列还参与这种转译过程的调节。基因通过准确的复制可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通过转录、翻译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等过程可将遗传信息表现为特定的性状，这被称为基因表达。而一种生物的基因组成称之为基因型，代表生物遗传潜在性的总和。显然，基因型只有通过其特定的实现、其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的表达、通过其表型展现出来时才具有意义，这种特定的基因型表现的性状则被称为该基因型的表型。基因与性状(表型)的关系大多不是一对一的。一方面，一个基因常常可以影响几个不同的生物化学过程，使各个相应的性状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生物的几乎每种性状都受几个或很多基因作用影响，各基因一般只对该性状独立地起到一份作用，这种现象称为基因的多效性。而且，基因型代表的只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基因对表型的效应严重依赖于发生反应时的物理和化学环境，亦即从基因型到表型，离不开生物体内外环境条件的作用，一个基因是否表达以及表达的程度受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表型上是基因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演化生物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关理论为理解技术本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类比和参照。
三、演化范式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遵循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分析框架，通过隐喻演化生物学的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相关理论，技术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关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是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其变迁是一个广义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这意味着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首先，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关于生产即转换的指令。每种技术都代表一组从投入到产出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所谓不同技术是指在这个生产或转换过程中采用了不同原料、不同能源、不同机器设备、不同组合比例或生产了不同产品等等，亦即指令的改变。正如莫克尔(Mokyr)所指出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组关于如何做事的指令。当然，作为“指令”的技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和增加人们的某种效用，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技术与自然界进化出的种种以增加生存概率为目的的生物技能(skill)并无本质不同。
其次，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如果我们将某种特定技术记为入，其对应的技术知识集合记为Ω，那么λ和Ω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关系，技术知识集合(作为基因型)限制各种技术(作为表型)出现的可能性，但并不单独决定出现哪种技术，技术知识在一定内外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表现为特定的技术――即表型，而技术创新则可理解为表型的变异，这种变异既来自于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的变化，也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这种生物学隐喻是富有启发的，因为我们对基因如何产生表型的理解要远远多于我们对知识如何产生技术的理解，这种隐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和更好地处理技术一知识等同论所不能处理的制度和环境嵌入性等难题提供了一种良好视角。
最后，从时间维度看，技术是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新技术的产生与技术变迁都是一个变异一再现一选择的过程。由于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度繁殖能力和生存压力，人们必须对生产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众多技术进行选择，这样，选择过程发生于λ之中，技术变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技术的产生及其适应性选择问题。而新技术的产生显然受到技术知识Ω的限制和影响，技术知识Ω的变化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变异一选择过程，因此，选择不仅发生于技术入中，即现有技术被选择使用，也发生于技术知识Ω中，即新知识被接受或被拒绝。普遍达尔文主义指导着技术创新和变迁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生物隐喻也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比如生物学中一般不允许从表型λ到基因型Q的反馈、生物进化的选择与再现是严格区分的、生物基因信息一般与载体同存亡、基因交流受种属限制等，但诸如此类的生物学原则和要求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技术现象。此时，牢记演化经济学使用隐喻的宗旨是有益的，经济学不应自甘堕落为生物学，隐喻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技术与生物演化的准确对应，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技术现象。
四、从技术知识论到技术演化论
技术知识本质论难以有效地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难以将二者分别强调的环境对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技术的物化特征纳入自身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技术演化本质论则具有更强大的理论整合能力和现实解释力。其关于外部社会环境选择作用的见解、对技术本身内部因素作用的认识以及基因型与表现型原理的运用，使之具备了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把技术知识当成技术进化的底层因子，就能将目前主流的技术知识论整合到这种演化分析范式之中。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同时赋予技术演化本质论强大的解释力，很多技术知识论和均衡研究范式下无法提供良好解释的技术现象都能在这种演化范式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例如，基因型和表型关系原理为理解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近百年之后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环境的选择作用则能为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德国提供良好的思路。不仅如此，演化范式也能为深入研究李约瑟之谜、苏联技术困境等重大且争论颇多的技术现象提供一个更新颖而富有前途的视角。
生物科学的发展不仅验证了进化理论的科学性，也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使之日益渗透和影响到人类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与此同时，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也对人类思想的演化范式提出了直接要求。量子力学理论、混沌理论及包括随机过程在内的现代数学理论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类以一种演化世界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正如古木根社会科学重建委员会的一份权威研究报告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伯格森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了对理性的怀疑和对时间、演化与创造的肯定。科学哲学领域，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体系风靡一时，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社会学派或称历史主义的出现很快使得波普尔和他的学派黯然失色，该学派坚持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家的社会心理结构对这个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并非波普尔所说的理性自然发展的逻辑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技术演化本质论非常契合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现展方向。
五、结语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3
关键词：风险资本；财务治理；交易成本；契约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52―04
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非主流经济学的代表，是过去30多年非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由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组成，其中交易成本理论和理论构成企业契约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结构本身，分析制度结构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对人的行为施加约束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公司财务治理属于制度财务学研究范畴，它是从财务的社会属性(产权契约关系)出发，以财权流为主要逻辑线索，研究如何通过财权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形成一组联系各利益主体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以期达到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根本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财务治理是一个关于财权配置的合约安排。资本结构是财务治理的基础，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是财务治理结构的内核。在风险资本市场，由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组织租金创造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财务治理制度安排中处于一种十分重要的地位，进而使得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相比有显著的区别。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企业内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进行剖析，以期为风险投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基础。
一、现代企业理论视角下的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的本质考察
风险资本市场是包括风险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在内的各类要素所有者之间自由、自愿进行产权交易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集。上述各个要素所有者进入契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报酬。一个最小化交易成本的风险投资契约必须能够为上述相关要素所有者带来具有吸引力的报酬，以吸引他们将要素中的某些产权让渡出来，并由一种特殊的契约链将这些要素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参与市场竞争。为此，各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如何界定、如何定价、如何保护等就成为风险资本市场企业制度选择的关键问题。
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是一系列关于财权如何在要素所有者之间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制度选择的焦点。企业财权是一系列有关如何支配企业财务资源的权利束，最核心的包括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实质上是如何在风险资本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这三类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是为了降低三者之间的产权交易成本而从财务角度设计的一种制度装置。与其他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不同的是，在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中，集中了风险资本投资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二重身份的风险投资家成为最重要的财务治理主体，无论是剩余财务索取权还是剩余财务控制权都极大地向其倾斜，这是风险资本市场财务治理机制最突出的特点。具体来说，在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的融资契约中，契约赋予作为人的风险投资家拥有比一般公司制企业中的人更大的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在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融资契约中，契约内涵了企业财务控制权相机转移功能，赋予作为委托人的风险投资家拥有比一般公司制企业中的委托人更大的财务控制权。
二、创业投资基金财务治理机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风险资本市场上，除了少数投资者如天使投资者，采用直接向风险企业投资的方式外，大部分投资者采用间接的方式即通过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向风险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风险投资常常采用有限合伙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的财务治理架构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通常只提供占总额1％的出资承担无限责任，获取大约20％的利润；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提供占出资总额99％的资金，获取80％的收益，承担有限责任，并由风险资本家行使主要的投资权利。与投资者直接从事风险投资相比，投资者通过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投资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形成了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的“委托一”关系，风险投资家获取远远超过其出资比例的利润分成和运作风险投资基金的权利，增加了成本。既然如此，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为什么会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组织形式呢?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他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给出了协议中权利安排应遵循的一般性规范：“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该赋予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这一结论被称为“波斯纳定理”。科斯在《生产的制度结构》一文中曾表述过相同的思想，他指出契约安排的理想状态显然是权利应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具生产性地使用权利并且有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具体来说，在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财务治理框架下，剩余财务收益权和剩余财务索取权向风险投资家一方倾斜是以下条件为前提的：(1)风险约束。风险投资的经营风险是以非均衡方式配置在投资者之间：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虽然出资额只占1％，但要以其财产为限承担无限责任。因此，一旦风险投资运作失败，不仅风险投资家的出资不能收回，甚至会对风险投资家个人财产构成威胁，这种非均衡的风险配置方式有利于抑制风险投资家滥用财务控制权的行为。(2)声誉约束。风险投资家与风险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重复博弈。声誉模型认为，当博弈重复次数足够多时，参与人就倾向选择合作行为。在风险投资的委托一活动中，风险投资者为了赢得风险资本投资者的信任，进而能够在以后的融资活动中从风险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风险投资家倾向于最大化投资者效用的行为。(3)最关键的一点是风险投资家的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了风险投资基金中剩余财务收益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向风险投资家一方倾斜。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无非是这种组织能够创造大于每个投资者单独进行投资时的收入。在风险投资
活动中，最关键的资产不是物质资产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组织租金(organizational rent)或组织盈余创造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surplus)。与普通的风险投资者相比，风险投资家享有有关风险投资方面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优势，具体包括识别风险投资项目、评价风险企业家团队、向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方面的特长，这是风险投资家获取超额剩余财务收益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的基础。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提供的劳动难以直接定价，使得企业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在风险投资家与风险投资者之间分配时更多地向前者倾斜，以降低二者之间的产权交易成本。
三、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企业契约理论分析
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机制主要涉及如何在以风险投资家为代表的出资者即委托人和以风险企业家为代表的人之间合理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如前文所述，与其他企业相比，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最突出的特点是风险企业的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向以风险投资家为代表的出资者倾斜。当风险资本进入风险企业时，风险企业不仅要出让一部分剩余财务索取权，同时要出让一部分相对于风险资本出资比例更高的剩余财务控制权，而作为人的风险企业家在风险企业拥有的剩余财务索取权和剩余财务控制权受严格限制，其所拥有的索取权与控制权则不及风险投资基金中的人――风险投资家。
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主要涉及两类治理主体，即作为委托人的风险资本家和作为人的风险企业家。由于新生的风险企业不确定性高，面对的管理问题、技术问题和市场问题更加复杂，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委托关系中信息不对称性更强。因此，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背景下，在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合理划分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从总体上讲，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呈现出明显的状态依存性：在风险企业早期，利润很低甚至不盈利，风险资本家掌握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随着风险企业的发展，财务状况的改善，企业财务控制权逐渐向作为创业者的风险企业家一方转移。换言之，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是一种典型的状态依存权。风险企业财务控制权具有相机转移的特征。风险资本家的相机治理是风险企业财务治理的核心。所谓相机治理指的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作出治理安排，平时风险资本家主要为企业提供管理、财务、市场营销方面的支持性顾问服务，并通过董事会等机制了解和跟踪企业经营状况，一旦企业陷入困境，风险资本家才会采取非常措施，调整企业发展策略，更换管理人员，甚至将企业清算和转让等。风险企业通常采用可转换优先股融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不同的金融工具代表不同的融资方式和不同的资本结构，从而也意味着不同的财务治理结构。由于风险资本家持有的优先股享有投票权，所以，风险资本家保持了对企业的控制权，这是风险企业财务治理特有的现象。分阶段融资即风险资本家采用分阶段投资的方式，其财务治理作用表现在它可以使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的前景和企业家表现进行周期性、阶段性的重新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选择是否注入资金，从而减少错误决策，控制投资风险。
风险企业的财务控制权的配置决定了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在财务治理中的地位，是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关键内容。风险企业财务控制权的配置主要是由风险资本家人力资本的特点、风险企业的特点以及风险企业家特点决定的。就风险投资家而言，其掌握的财务控制权主要属于财务决策控制权。风险资本家的财务控制权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因为风险资本家是特殊的企业家，对风险企业而言，风险资本家不仅向风险企业提供风险资本，还提供自身的人力资本，后者表现为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包括推荐管理人员、引进外部资金、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将风险企业带入资本市场，如向风险企业提供IPO服务等。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家参与风险企业内部财务治理，分享剩余财务控制权是为了对以风险企业家为代表的内部人行为实施监督、约束和激励，以更好地控制和规避各种风险。风险投资家面临的风险包括：(1)道德风险。Aghion&Bolton(1992)认为，与单纯追求资本报酬最大化目标的投资者不同，缺乏初始财富的风险企业家不仅追求货币收入，而且还要追求不可让渡的私人收益，比如在职消费、闲暇时间等，结果风险企业家就有偷懒，或者采取一些不利于风险投资者利益的行动。(2)与风险企业早期创业活动相联系的一些特殊投资风险。主要包括：首先，风险企业家创意的真实性。风险投资家在向风险企业家投资的活动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那些在事前被认为很有价值的创意，在事后可能证明没有价值。在风险投资家看来，风险企业家吸引风险资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发现并掌握了某种潜在的市场获利的信息或知识，如某种新的市场需求，某种有市场前景的关键性技术。然而，这种潜在的获利机会或创新所包含的经济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风险资本家将资金投入风险企业后，往往形成专用性很强的物质资产，被锁定在风险企业，一旦项目被确认没有经济价值时，风险资本家的投资就会变成沉淀成本而蒙受相应的损失。其次，风险企业家组织能力的不足。在风险企业家实施创意之前，其所拥有的某种获利机会或创新所包含的经济价值还处于潜伏状态，只有当风险投资家将企业带入顺利地运作之后，上述获利机会或创新才会恰当地物化在企业当中。换言之，风险企业家或企业家团队所具有的领导才能或者企业家能力是决定潜在的获利机会或创新能否成功转化为现实企业的关键。而风险企业家能力往往是其私人信息，对于那些初次创业的风险企业家而言甚至连他本人难以对其能力作出客观的评价。
综上所述，在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中，可转换优先股和分阶段融资既是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融资契约中的重要融资方式，又是风险企业重要的财务治理工具。虽然在创业过程中，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的权利多以股权形式存在，但是，作为外部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家获得了某种优于风险企业家的控制权。显然，这种现象有悖于“一股一票”的投票规则。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风险投资者除了面临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道德风险”以外，更重要的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风险，包括风险企业家创意的不真实，企业家能力的不足。在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产权交易中，以可转换优先股和分阶段融资为主要内容的融资契约赋予了企业财务控制权相机转移功能，进而极大地降低了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产权交易成本，这是提高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
四、我国风险企业财务治理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环境不同，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受产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风险企业的财务治理机制存在以下主要缺陷：(1)企业家和关键技术人员的地位没有在企业所有权中得到反映。(2)产权不清晰。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许多高科技企业存在产权不清尤其是在民营科技型企业中更为突出。(3)内部人控制严重。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是在政策、法律不健全的条件下依靠自我创业发展起来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以创业者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层为此付出极大努力，成为创业企业最核心的要素所有者，由此形成了以创业者为核心的企业管理层在企业内部的绝对权威和对企业控制权。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权利的盲目崇拜，使得企业创业人员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赋予极高的私人价值，从根本上排斥外部人对企业控制权的渗透，这也就限制外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如风险资本进入企业产权的通道。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4
关键词：类；本质；劳动异化；实践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类本质的规定
本质，是指一个事物成为他自身而区别于他物的最根本的特征和规定。人的本质，即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其他的根本特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通过生产劳动来区分人和动物的本质，动物的生产纯粹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但是人的生产活动是摆脱了肉体需要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劳动生产。在他看来，生产劳动之所以可以来区分人和动物，是因为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生产才是真正的劳动，自由、自觉是人类生产区别与动物生产的根本所在。“自由”就是免除外在的束缚，人越是摆脱外在的束缚，人就越自由，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对象中去，在这一过程中就是实现人的目的和自己的自由。“自觉”指人可以认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并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在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在活动中创造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本质、属性及关系，这是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所做的规定。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类本质现实的批判――劳动异化理论
马克思在对人的类本质所做出规定之后，开始将目光从类转向个体，即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1）劳动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到，“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和外化。”人为了生存下去，就需要外在对象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需求，但是外界不能自动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人必须通过劳动来改变外在对象的自在形态。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劳动工具和对象，那些没有劳动工具和对象的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那些拥有劳动工具和对象人。劳动者作为体力和智力的结合体，他劳动得越多，生产的产品就越多，被雇佣者所占有和支配的劳动产品越多，他自己所剩余的东西就越少，也就是说劳动者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己的物质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己就越贫困。相反，雇佣者总是在不断的想办法使劳动者支出更多劳动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的产品。这都体现了，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是与劳动者相对立，也就是劳动产品发生异化。
（2）劳动活动的异化
劳动活动的异化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原因，“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没有劳动工具和对象的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那些拥有劳动工具和对象人，这就必然导致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交由雇佣者控制，使劳动过程脱离劳动者控制，就会产生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对立，这种劳动就成为被迫的强制性而不是自觉自由的行为的，成为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马克思认为：人在劳动中创造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是人们获得和实现自身自由的源泉，因而它的本质是自由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在私有制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所以这时劳动活动发生异化，它不是满足劳动者本身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之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3）人同类本质的异化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创造对象世界，这就是对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确证，因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但是在私有制下，劳动活动却是异化的，人把劳动仅仅当作谋生手段，把体现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当作谋生的手段，人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和类本质，个体的人与类相分离，也就是说人越来越不成为人本身，人与人的类相异化，把类本质变成异己的本质，把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被迫的、痛苦的东西。
（4）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人同类本质的异化、直接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和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雇佣者的自由是通过夺取劳动者的自由而实现的，劳动者自己的本质力量在他人身上却表现出自由自觉的性质，所以雇佣者就是资本的化身。于是人变成了非人，不把别人当做人看待自己也不再是真正的人，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及人的本质都处在异化关系之中。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类本质讨论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劳动去揭示人的类本质及其特点，这是批判地总结、分析、改造全部旧哲学所取得的新成果，实现了人的本质观上的“哥白尼革命”。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到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都体现了对人的问题的探索。马克思认为，劳动生活是人的类生活、类特征，正是由于劳动，人成为现实的存在物，成为自由的、普遍的、社会的和实践的类存在物。
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为理解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基础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在现实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异化劳动，成为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段。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分析认为劳动实践对人和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决定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关系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劳动实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再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三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从区别于动物的人作为类的向度进行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区别人与人的人作为个体的向度进行，这两种规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因为作为类本质存在的人在逻辑上先于作为个体本质存在的人而存在，而作为个体本质存是作为类本质存在的人的逻辑结论。而“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讲，在内涵上比前两种人本质的观点更深刻，它不仅涵盖了前两个界定的内容，且揭示了前两个界定的原因。因为人的满足需要的创造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不仅仅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而且其本身也将逐渐成为人的需要的内容，所以二者也统一于人的需要。
最后，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也为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人的类本质理论，人与自然既非两极对立的关系，也非直接同一的关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的既否定又统一的关系，即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但同时也是不断挑战自然、超越自然的。
参考文献：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5
关键词： 科学本质教学 现实困境 破解路径
科学本质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科学教育改革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各国的课程实践表明：科学素养是科学教育改革的目标，而充分理解科学本质是科学素养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的产生实际反映了科学文化对科学教育的影响，尤其是科学史作为人文学科对科学教学的影响。为了回应这股改革的浪潮，我国在2001年开启的基础教育科学课程的改革中也明确提出了科学本质这一理念。
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中，科学本质教学这一理念也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注。但从理想课程进入课堂教学却需要经历艰难的转变，就是说课程实施的过程是新旧观念相互作用，逐渐形成的过程。透视这个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正是为了寻求科学本质教学有效实施的可能路径。
一、本质、科学本质与科学本质教学
本质作为一个哲学词汇，是对事物根本属性的掌握。在词典中，本质指的是“指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的掌握。”[2]。对本质的确定寻求，形成了“本质主义”学说。所谓本质主义程序特指这样一种观念：实体所杂有的众多属性有主次、轻重、内为等之分，其中，具有次、轻、外等特点的属性是芜杂的、变易的，具有主、重、内等特点的属性则是单一的、稳定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表现后者，决定者就是本质，表现者则为现象；认知实体虽然离不开现象，但归根到底是把握本质，只有把握住了本质，就等于把握住了实体。[3]
科学本质（natureofnature）作为科学素养的核心目标，是本源性思维对科学的审视，它不再是寻找一个确定性的关于科学的定义，而是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关于科学的本质认识，却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演进，进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学本质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哲学研究成果对科学教育目标的影响。
科学本质教学既是一种教学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教学哲学。它指的是为了正确理解科学本质观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方法。科学本质教学是提升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其内涵包括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探究的本质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个三个层面。[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科学本质教学的内涵是丰富的，为了达成对科学复杂性进行理解的活动。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是在科学教育内部防止科学霸权，实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重要路径。
二、科学本质教学存在的现实困境
科学本质教学作为本原性问题在科学教学中的体现，是为了借用哲学的本质理念加深了对科学源头的理解，纠正当下科学教学存在的习题机械化、知识客观化、实验教学技术化的倾向，试图在科学史的浸润中理解科学发展的脉络，重新确立了科学探究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反观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尽管科学本质的相关理念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成为现实。笔者分别从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三个维度来分析科学本质教学存在的困境：
（一）科学本质教学目标的理想化
科学本质教学是为了形成了正确的科学本质观而开展的教学。一种观念的变革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否则很难简单化为一套技术化的规范。
“科学本质观是人们对科学本质问题的认识。尽管对科学本质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但它通常指科学知识的本质和促进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价值与假设观念变革。”[5]意味着一种范式的转变，而每个观念的内核与长期生存实践密切相关。理想化的目标是理念彻底的某种表现，往往是现实教学实践的某种超越，表现出设计者对变革的理想规划。这种规划往往基于理想，而很难与现实有效地对接。
这样的理想化目标具有一定指导性，而往往很难转变为教学的现实。科学本质这一理念，直接受到了哲学观的影响，表述上具有的哲学气息在具有思想性的同时更加大实践者行动的难度。就是说科学本质从哲学走向课堂从目标上而言注定是艰难的。从现实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课程标准中总目标表达了科学本质，而在分目标上表述得很少，使得在走向具体实践时没有现实的基础。
（二）科学本质教学实施无根性
科学本质教学是一种科学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往往需要深入到历史中才能显示出科学过程具有的意义。
而反思我国的科学教育的实施中学科意识表现得非常强烈。正如一位中学老师L老师说过：“我们眼中只有数理化，没有科学”。由于我国长期按照分科的师范教育的培养出来往往很难整体把握科学教育的内涵。如果教师没有健全的科学本质观，教学中传播的科学观仍然与改革的目标相距甚远。
（三）科学本质教学评价的功利化
教学的展开自然会受到评价观的影响。而今天我国的科学教育评价一方面受到传统的“实用理性”的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现代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二者的融合使得我国科学本质教学评价很难走出功利主义的泥潭。我们承认实用精神对我国科学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正如吾淳在《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中指出的那样：“实用是一个杠杠，借助于那翘起的支臂，古代中国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先进的地位。……但是，实用品格无疑也包含了严重的弱点。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受这种精神的支配，使得科学理论的躯体发生了严重的萎缩，古代中国的知识活动事实上更偏重于技术。”[6]科学外在功能的凸显使得科学教育表现为了应付考试而学，科学本质教育就表现为追求科学知识的教育，科学史的内容也没有发挥出理解科学的功能，而成为记忆的材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功利主义的评价观一方面体现出对科学外在功能的高度重视，但很难关注到科学的内在功能，即科学发展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
总而言之，科学本质教学目标上的理想化、实施的无根性与我国功利化的评价观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困境的产生既是现实的困境，更是历史——文化的困境。正是由于教师的科学本质功利色彩过强，才使得科学本质教学停留于表象，而没有落实教学的常态化的行动。
三、提升科学本质教学水平的路径
伴随着科学教育改革的推行，科学本质的相关理念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提升师生的科学本质教学的有效性既需要制度的激励与文化的营造，也需要科学老师的主观努力。于是我们从提升教师的科学本质观、加强科学教育专业的学科发展、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提升教师的科学本质观
教师的科学本质观是影响科学本质教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科学的本质不会自动浮现，需要教师深入挖掘以呈现给学生。”[7]而呈现过程中受到了教师观念影响。
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科学知识作为现代知识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在学校教育中受到了不断强化（石中英2001）。即是说，教师在自身的教育经历中所习得的科学本质观是接近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与当下改革的倡导的建构性的科学本质是不相符合的。提升教师的科学本质观，是对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的确认，意味着科学教师才是科学教育的主体，需要对科学进行深入反省。
（二）加强科学教育的专业发展
在中国师范大学的学科建制中，物理教育、化学教育、生物教育等学科发展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历史。这种分科传统与中学的分科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长此以往却影响了科学教育的发展。尽管在新课程改革后，一些师范院校（如重庆师范大学、贵阳学院等）建立了科学教育专业，但其发展还处于试探和摸索阶段。
要想实现科学本质教学的发展，实则需要在制度上促进科学教育专业的发展。科学教育专业发展，需要科学教育专业本身在学术上的发展，走出过去那种完全靠经验的模式，用理论自觉来武装这个新生的学科。
（三）营造科学人文精神的文化氛围
意识到科学本质教学时是在科学教育内部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科学本质教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因为科学的起源是人对世界的惊奇，正是有了这种惊奇之心，科学才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是在科学的历程中凸显了人文性，正如萨顿所言：“无论科学可能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都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8]正是这种本源性的内在统一，要求我们要营造科学人文精神的文化氛围，让科学教育走出科学霸权的褊狭，为现代公民的科学素养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袁维新.科学本质理论：基本观点与范畴[J].科学学研究.2010（6）：81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小词典（1999年修订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三版，31页.
[3]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2.
[4]肖磊，徐学福.科学本质教学的内涵、原则及其策略[J].教育科学论坛，2011（3）：8.
[5]张世英.希腊精神与科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7（2）.80.
[6]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M].北京：中华书局，2002.17.
[7]肖磊，徐学福.科学本质教学的内涵、原则及其策略[J].教育科学论坛.2011（3）：9.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6
关键词：控制信任成本供求关系弹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1-028-02
一、引言
随着Y理论和z理论的提出，信任与控制及其相互关系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无论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信任在管理控制中的影响已经确立。由于信任是动态变化的，控制就必须努力以动态变化的姿态与信任相匹配。当控制与信任水平相匹配时，可以实现控制机制和信任建立成本的最佳水平。而且，如果控制度一定，信任水平不断发展并且超过与控制相匹配的均衡点，它会给组织带来额外的收益，这些收益源自更高的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本文试图运用微观经济学中供求关系原理和弹性概念分析信任与控制匹配的成本。
二、控制与信任
1.控制，控制既是一个组织设置，又是一个调整过程。还是一个组织结果，由此控制就是通过权利、权威和层级的、文化的和非正式的机制。在组织层面，控制被理解为经理们使用的任何机制以确保组织中的单位以一协调和合作的片式行动，以便于所获得资源得到最佳地分配以达成组织的目标。控制机制和控制水平是另外两个重要的概念。控制机制是要求和影响组织成员要做的组织与社的计划和安排；控制水平是控制过程的直接结果，即一方对另一方适当行为的确信程度。控制系统有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组成。
2.信任。在组织管理中，控制和信任的出现都是为了防范风险。所以，信任是信任者在风险性的环境中对被信任者的善意和依赖性所持的积极态度。人际信任不是一个静止的精神状态，它能够随着时闻而变化。Lewit,ki和Bunker指出，信任是动态的，其特征在任何人际关系的不同阶段是清晰的。Elofson还指出信任作为一系定的观察结果能够随时间的变化而发展，这一变化也可被称为动态信任。
3.信任与控制的关系。很多学者已经将信任看作是控制的替代，但是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因此，Reed把信任和控制置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来解释它们的关系。在控制端，任意决定的内容和行为的自主被完全从工作关系中剥夺了。而在另一端信任端，它们被晟大化了。
信任和控制之间无论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都使我们发现当信任发展变化时，控制也必须随之进行动态调整，才能与之相匹配，从而实现绩效最优和成本最低。
信任的建立和与控制机制的匹配可以降低控制成本，但是由于信任的建立而减少的成本仍然显而易见。由于动态信任具有固化特性，一旦建立，不需增加更多投入，也可保持较高水平。监控成本的来源之一就是监督行为。人际信任可以带来收益是因为它可以降低监督他人行为的需要、去除正式程序的需要、使完整的个别性的契约不再必要。
如同关系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的贡献是隐性的一样，由于信任的建立而带来的控制成本的降低也是隐性的。本文余下的部分将试陶用微观经济学中供求关系原理分析信任与控制不匹配带来的成奉和信任建立到来的收益。
三、信任与控制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已有研究提出对于组织来说控制机制和信任的建立都不是无成奉的。所以，Crreed和Milea明确指出管理者必须要同时考虑控制机制的成本、未达到最低水平信任的成本和信任建立的成本。虽然信任建立需要花费组织的成本(人、财，物和时间)，但是由于信任的建立而节省的监控成本以及由于信任的建立而带来的其它收益，如：组织公民行为，高水平的组织承诺、高工作满意度等，比花费在信任建立上的成本要大的多。相反，由于信任与控制不配配而付出的昂贵的监控成本和由于缺乏信任而产生的其他损失也远比信任建立所花费的成本要大得多。
1.控制与动态信任匹配的成本分析。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供求关系永远在动态的博弈中寻求着价格和产量的平衡。借用供求关系的分析方法和模式，本文将信任和控制用曲线表示。其中信任曲线移动，控制曲线不变。产生控制机制和信任建立成本的是控制投人(人、财、物)和时间。所以本文将坐标系中的纵轴定义为控制投入，将横轴定义为时间(见图1)。当信任与控制机制匹配时，信任曲线m和控制曲线线CO的交点A是均衡点。当信任水乎提高，信任曲线向右移动，信任曲线T2与控制曲线c0的焦点C就是新的均衡点。不同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任水平的提高，对控制机制上的投入降低了，控制度下降了。控制随着信任的变化在新的均衡点上实现了新的匹配。从而保持了成本的最理想水平。当信任水平处在较低水平，信任曲线T1位于如的左侧，信任曲线T1与控制曲线CO交于B点。B点成为均衡点。与A点、c点不同，由于信任水平较低，所以对控制机制的投入相对较大，控制度自然也相对较高。可见，控制度随着信任的变化与之进行动态匹配，可以实现信任建立和控制成本的最优水平。信任水平的增加，可以帮助降低控制机制的成本。当控制度不变，信任水平的提高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如果控制度保持在A点。而信任水平已经发展到T2，那么三角形ACD就是信任水平超过控制度带来的额外收益。这些收益来自于更高的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等。
但是，如果控制与动态信任不相匹配，就会造成无谓的成本损失。信任曲线TO和控制曲线CO均衡点A仍然是起始点。当信任水平增加时，信任曲线向右移动到他。如果控制度随着的提高下降到c点，那么就达到了均衡。信任建立和控制机制的成本就是矩形OGCK的面积。但是如果控制度没有随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而是保持在A点的水平，那么信任建立和控制机制的成本则是矩形OFDL的面积。很显然，矩形OFDL的面积比矩形OGCK的面积大，而超过的部分就是由于控制度与信任水平不匹配造成的无谓的成本损失。再来讨论另一种情况。由于上下级之间交往的时间短或者管理者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建立信任关系，信任水平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的曲线T1。如果控制度处在B点，那么控制与信任处在匹配的均衡状态。然而，如果控制度已经下降到A点的水平，那么三角形BMA就是由于控制与信任水平不匹配造成的无谓损失。这个损失源自控制不足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背信行为。由此看来，由于控制与信任水平比匹配，不仅提高了监控成本，还能够导致其它的无谓损失。
2.控制与信任匹配的弹性分析。弹性告诉我们：一个变量发生1％的变化将会引起的另一个变量的百分比变化。当弹性的数值小于1时，则说明弹性。如果弹性越大，曲线的斜率就越平缓；如果弹性越小，曲线的
斜率就越陡。在讨论控制与信任匹配关系时引入弹性概念，目的就是借以分析当信任发生变化时控制对这种变化的敏感性和反应。
从图2不难看出，由于控制的弹性呈刚性，当信任水平较低时，控制成本相当高。但是，只要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建立和发展信任，信任水平的提高会很大程度地降低控制成本。如果输出可测量度和任务可程序化都低，那么结果控制和行为控制均不适合使用。较适台的选择是输入控制或者社会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信任缺乏弹性，信任曲线斜率很陡。与信任存在互补关系的控制则富于弹性，控制曲线的斜率很平缓(见图3)。同样不难看出，由于控制富于弹性，即使信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控制成本的降低仍然不显著。反过来看，正是由于控制富于弹性，对工作任务缺乏可量化的刚性的控制手段，管理者必须多投入时间和精力建立和发展信任，以避免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和背信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四、管理实践的应用
本文运用供求关系原理和弹性概念对控制和信任建立的成本进行理论分析。据此对管理实践提出建议。
1.评估信任水平，谨慎降低控制度。信任水平的提高是降低控制度的重要参考因素。只有当信任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控制度才能做相应的向下调整，使控制度与信任水平相匹配，以实现控制机制和信任建立成本的最佳水平。从而降低控制成本。然而，如果信任还未达到降低控制度的水平，管理者便盲目地降低控制度，对下属进行授权和委派，那么，管理者便会将自己置于风险的中心。
2.建立和发展信任。降低控制成本。上下级之间以及员工与组织之间建立和发展信任可以帮助降低上级对下属、组织对员工的控制度，减少监控行为，简化控制系统。而这些就是控制成本的主要来源。降低控制度带来的控制空白带由信任来填充。因为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机制。信任的背后并不是毫无依托的。信任的背后是组织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