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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1
关键词：保险生态；理论演进；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7-0038-05
2007年“两会”，金融生态问题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化金融改革，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关键”。作为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保险业的发展无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凸显。然而，相对于金融生态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来说，有关保险生态的探讨至今零星可数，成体系的理论追溯与范式构建更为罕见。与此同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保险业整体上的不成熟又不可避免的滋生了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行业矛盾日益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业经营、发展的效益和质量。而对于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尚存在较大偏差，缺乏相对客观、量化的指导依据，亟待从理论和实证上对其展开切中要害、科学理性的探讨。从生态学的原理和角度认识保险业的本质特征与属性，有利于更加深入的理解保险业发展的自然规律。本文尝试对我国保险生态的理论根源和演进过程展开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探讨，并对我国保险生态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以期为后续的应用分析和行业实践指导提供相对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保险生态的理论渊源——生态经济学
应该说，保险生态的提出直接的来源是人们对于金融生态的探讨①，二者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外文文献中并未有直接与之对应的词汇，然而，国外相关学科的发展的确为我国保险生态的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并不断为其拓展和深化提供新的路径。与金融生态类似，保险生态的理论根源为生态经济学。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Haeckle初次对生态学进行了定义，从此揭开了生态学发展的序幕，人类开始关注有机体与其非生物环境以及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后，生态学基本原理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不断深入，今天，对生态系统的普遍理解是：生态系统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组成要素间借助物种流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复合体。在此基础上，E.P.Odum（1958）等生态学家不断拓展生态学新的内涵，生态系统研究逐渐成为现代生态学主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对人类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全面反思。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Boulding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论文，开创性的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Boulding认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增长型”的，而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稳定型”的，因此，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局限性之间，就必然构成一个贯穿始终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就必然要推陈出新，走向更加理性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生态平衡模式，而是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学的出现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独立考察经济系统内在规律的研究局限，通过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围绕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索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其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从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热点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和研究对象由最初的广泛意义上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研究逐渐转向重点关注生态基础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生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功能结构和演化过程与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一论断确立了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1]。由此可见，生态经济学为保险生态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保险系统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研究基础，为世界经济“生态化”背景下探讨保险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2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理论 金融危机 信用货币
一、货币的起源、本质、定义及职能
马克思提出货币的内容就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而且他还指出：“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马克思研究货币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他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货币的本质是商品。货币不仅是商品，也就是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特殊商品，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所以“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交换的发展，经常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比较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它就成了货币，当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表现时，它就成了货币形式。
“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过程中实现。”由此说明，商品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货币体现的是价值，但实质上是体现了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的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为依托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他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而后三者是派生出来的。它们间是有机的整体，彼此间存在着递进和互补的关系，二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产生于商品流通，离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职能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二、货币流通论及信用货币论
货币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是一种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的商品。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流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规律。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与前提，而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结果与根本动力。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来表示即为：M=PX/V。M表示商品流通中的货币数量，P表示商品价格，X指代销售商品的数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此关系揭示了商品与货币的联系，从而更直接的体现出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内在相关性。
信用货币并不是直接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的，而是在执行其支付手段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信用货币不同于纸币，信用货币的范围更加广泛，主要指各种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等，它本身没有价值，以信用为基础替代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并可兑换为现实的货币。信用货币既扩展了货币的职能范围，又人为地扩张了社会虚拟资本，加深了社会经济与货币危机。
三、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
（一）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
1.最近几次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征兆，波及到许多的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全球性特征，将世界整个金融市场推入了灾难中。
2.金融危机通常首先从金融领域为起点的虚拟经济领域爆发的，然后伤及实体经济，致使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消费者收入减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产生通货紧缩，导致经济衰退。
3.金融危机表现为消费的过度和进行负债消费。银行为了追逐利润，给一些原本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提供贷款，让他们也进入消费领域，当这部分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就引发了信用链和资本链的断裂。
（二）目前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是隐藏于支付手段的链条中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才会暴露出来。所以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当今世界，金融行业广为发展，金融投机活动猖獗，信贷营业活动过度扩展，都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引起的，它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支付链条的断裂，信用的破坏和商品的贬值。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提供了过多的信用货币给无力消费的消费者，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被拉长的资金链条必然断裂。
四、我国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第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管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可能变成投机经济，为经济运行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由于我国的金融业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割机制，所以在金融方面冲击不大。但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的国家，国外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锐减，制造业困难，失业人口剧增，消费需求下降。此外，创新的金融衍生品能够散风险，但也会使分散风险的链条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所以我国必须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防止过度开发。
第二，中国应减少实体经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当今的中国经济结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世界消费市场恶化，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政府需大力地扶持中小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又要从过分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要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完善金融体系的管制，抑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兴华，孙咏梅.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及应对思考，经济学动态，2009，（05）.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3
在经济活动中，没有什么现象比不确定性更为普遍。尽管不确定性经济学，特别是以奈特和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研究了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及不确定性各种可能的产生机理，并揭示了利润的产生、企业的存在、宏观经济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等等重大问题。但是，对于选择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产生机理、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方法等诸多问题没有深入探讨，即为何人类的选择过程如此困难，有的选择困难之大以致个体不得不放弃选择，选择的不确定性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降低选择的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都还没有涉及，或者还没有认识到，选择过程中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对于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源起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质疑或者批判。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经济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奈特的《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1]随后，凯恩斯、[2]G.Tintner(1941)、[3]（274-306)等经济学家都相继研究了不确定性理论。已有文献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建立在信息不完全、对未来预期不可知的基础之上，并没有深入研究消费者决策过程中的选择、比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本文的研究在于理解经济运行中两类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品牌模型，研究制度与品牌降低选择过程中的两类不确定性的机制。
一、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
（一）主、客观不确定性的界定
尽管客观世界具有不确定性的性质，但是，这已超越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选择、决策行为的科学。因而客观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这种不确定性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之下是人类所不能控制。对经济学来说，这种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只能假设为一定，人类既不能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影响，更无法回避或者消除客观不确定性，本文称这种客观世界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为“客观不确定性”。
与“客观不确定性”相对应，存在另一类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产生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之中。也就是说，即便客观事物是完全确定的，或者至少可以假设是确定的，但是，由于人类本身对于“信息”认识的不足，或者人类自身“状态―偏好”的不完全可知性，“经济过程本身的前瞻性（forward-looking）”[1]也会导致不确定性的产生。本文称这种由于人类主观原因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为“主观不确定性”。
（二）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
本文研究的“主观不确定性”，是现代不确定性经济学所研究的，在经济过程中与人类选择、决策行为密切相关的不确定性。综合不确定性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还需要从新古典经济分析框架消除不确定性的根本假设入手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之所以不存在不确定性，根源就在于其前提假设：一是信息完备的交易过程，这就消除了因为信息不完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同时也就消除了经济人最优化、择优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恰恰是这两个假设消除了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不确定性，换言之，在经济行为主体进行选择行为时，也正是由于“不完全知识”和“各个个人之间的差异”[1]这两个原因产生了行为主体的主观不确定性，如上图所示。
主观不确定性存在于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对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过程进行详细深入的讨论，然而，行为主体的选择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就是个体和个体的选择行为，经济行为主体选择理论刻画的是行为主体在局限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也同样分析）原则，用数学形式表达为：
由此可以看出，选择决策过程是由两个步骤构成的：
第一个步骤就是公式（2），也就是信息“局限条件”的限制。在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中，认为信息是完备的，因此建立局限条件公式（2）的过程是一个无摩擦、无成本的过程。换言之，经济主体获取价格信息的成本为零，所有价格信息都是完备的，从而“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才能完美、协调和指挥行为主体的选择行为。但是，并非如此，工业文明带来的过剩经济，直接导致可供选择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已经和正在呈现“爆炸式”增长，与之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也呈几何式扩张。“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寻觅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获取有关产品质量的信息。然后，他必须寻找到一个货真价实的供给。”[4]经济主体要想做出决策，从众多的商品和服务中做出选择，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集合和数量集合。
当可供选择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建立这样完备的信息集合将十分困难，更无须考虑行为主体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掌握这些信息了。以科斯、诺斯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为了获取信息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4]当交易无成本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竞争等式是成立的。但是，科斯（1960）指出“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5](386-405)即建立局限条件公式（2）是有成本的。因此，搜集到完备的价格信息集合是几乎不可能的，即使存在可能，也必将花费高昂的代价。经济主体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也就不会实现信息完备的交易过程。
行为主体在信息不完备和具有主观派生性模型的基础上行事时常常会出错，信息反馈是不足以修正这些主观模型的。经济行为主体在做出选择时所依赖的主观的派生模型在人们之间发散，并且行为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取的信息是十分不完全的，以致这些发散的模型没有显示明显收敛的趋势。因此，因局限条件公式（2）在建立时，因信息的高度不完备产生了不确定性。
“正是不完全知识，即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1]将会产生一种类型的不确定性。我们称之为第一类不确定性(如图所示)。这个阶段经济行为主体为获得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就是交易费用（TC），此类不确定性也就是交易费用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步骤是经济行为主体在已经建立好局限条件公式（2）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化效用，也是实施理性决策行为的过程，即求解。这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却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以一种设想好的、经过决断的确切形式来进行自己的行为”。[1]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另一个假设却是经济行为主体完全理性的，按照这个假设,此求解过程也是毫无困难和成本的。
在现实经济中，经济行为主体并不时时保持固定不变的求解方法，通过深入理解行为主体的每一次求解最大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即使信息是完备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每一次面临最优化求解的时候，他的求解方法都是在变化的，并且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
另一种类型的不确定性产生于最优化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估计或者判断”之上。我们称此过程产生的不确定性为第二类不确定性(如图所示)。但是，不管如何求解，这个过程总是要耗费经济行为主体的时间和精力，也即需要付出成本的。品牌经济学将此种成本称为选择成本[6](Cc)，第二类不确定性是选择成本的必然结果。这种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是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个人所有的解决问题的软件不足的结果。”[7] 不确定性分类、产生根源及其影响因素不确定性分类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c第一类不确定性U1第二类不确定性U2产生根源客观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建立信息局限条件时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完全知识最优化过程中，人类处理复杂问题的有限能力和变化的估计方法影响因素――交易费用（TC）选择成本（CC）二、制度―品牌模型
根据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交易费用和选择成本直接影响到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作用程度。因此，我们建立不确定性函数：
其中UC代表不确定性的大小程度，它由第一类不确定性U1和第二类不确定性U2构成；f表示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由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知，U1，U2这两类不确定性又是交易费用TC和选择成本CC的函数U1=f1(TC)和U2=f2(CC)， 其中，表示第一类不确定性是交易费用TC的增函数；f2表示第二类不确定性是选择成本的增函数。
当选择成本CC一定，而交易费用TC上升，即经济行为主体搜寻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以及监管和执行费用等等上升，此时将产生第一类不确定性，并且不确定性程度随TC（交易费用）的上升而上升，故第一类不确定性函数应该满足U1/TC＞0，即不确定性程度对交易费用的一阶导数大于0。当交易费用TC一定的时候，由于信息过于复杂，信息量急剧增加，以及经济主体求解最优过程的变化等主观因素，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成本CC将上升，导致第二类不确定性产生，不确定性程度也将随（选择成本）的上升而上升，该函数应该满足性质U2/UC＞0，不确定性程度对选择成本的一阶导数大于0。
由此可以得到，交易费用和选择成本是如何影响主观不确定性的，也即主观不确定性与交易费用TC和选择成本CC的关系，满足关系UC/TC=UC/U1×U1/TC＞0和UC/CC=UC/U2×U2/CC＞0，也即主观不确定性随着交易费用和选择成本的上升而增加。
综合以上分析，不确定性的大小受到两类成本影响。交易费用的增加会导致第一类不确定性上升，这是因为经济主体获得信息的成本越高，那么他所建立的信息集合也越不完备，第一类不确定性的程度也随之增加。同理可得，经济主体的选择成本上升的话，第二类不确定性也会上升，这是因为在信息集合一定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在择优，或者求解最优化的过程所包含的成本越高的话，第二类不确定性的程度是递增的。这两类不确定性通过某种函数关系综合起来，就会使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过程中增加不确定性的程度。
再进一步，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TC是制度因素的函数，为分析简便我们用I表示制度因素，即TC=k(I)，无论该制度安排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越完备，产权明晰程度越高，相应的交易费用就应该越低，交易费用对制度变量的一阶导数小于TC/I＜0。
同样，在品牌经济学当中，选择成本CC是品牌信用度[6][8]的函数，即CC=g(B)，当某品牌信用度越高，经济行为主体的最优化或者择优过程的成本将会越低，故其一阶导数也小于0，即CC/B＜0。
不确定性程度受到制度变量I和品牌信用度B两个变量影响，可以推导出不确定性函数对这两个变量一阶导数应该满足的基本性质，如公式（4）和（5）所示。
（4）式表明，在选择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对制度变量的一阶导数小于0。不确定性程度是制度变量的减函数：随着制度变量的增大，产权安排越明晰，交易费用越低，那么第一类不确定性将会下降，不确定性程度也随之下降。
（5）式表明，在制度一定的条件下，交易费用也是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品牌信用度的一阶导数小于0，说明不确定性程度的高低是品牌信用度的减函数：随着品牌信用度的提高，经济行为主体决策时的选择成本越低，那么第二类不确定性将会下降，不确定性程度也随之下降。
三、制度降低不确定性的机制
“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7]换言之，制度逐渐演进，通过不断的降低人们之间相互作用时产生的交易费用，改变人们所能获得的选择集合，进而降低了这个信息收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即降低第一类不确定性(见图)。
正如R・科斯认为，[9]当交易是无成本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竞争等式能够成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效市场的竞争结构能使交易双方达成无成本的总收入最大化解决方式。然而，没有交易成本存在的世界就如同没有摩擦力影响的物理世界一样陌生。搜集信息的高昂代价是交易费用的核心，这些衡量和实施成本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源泉。[7]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广泛的交易费用，这些经济制度正是为了治理、降低人类在经济社会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而逐渐演变而来。
获取信息的代价是高昂的，导致了经济行为主体的信息不完备，产生了大量的交易费用，有的交易费用如此巨大以致交换都不可能实现。因此，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经济行为主体为进行选择决策而建立信息集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交易费用越大，产生的第一类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如果没有了交易费用，经济主体信息集合的建立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的话，对于决策主体而言信息就是完备的，那么也就不存在这类不确定性了。
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对个人选择所施加的制约是很普遍的。无论是正式制度（如有人类设定的规则：契约、组织等）还是非正式制度（如习俗和行为准则：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因此，制度因素只能逐渐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从而降低选择过程中经济主体面临的第一类不确定性的程度。在经济活动中，两种基本方法被用来处理这一类不确定性，即通过归组和通过选择能“应付”不确定性的人来减少不确定性，分别称之为“合并”（consolidation）和“专业化”。[1]除此之外，“合作”也是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之一。
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通过更加的明晰产权、划清权利责任等等方式来降低人们选择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而降低了第一类不确定性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影响。事实上，无论制度如何演进，设计得多么完美，都不能完全消除这一类不确定性，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第一类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已。
四、品牌降低不确定性的机制
即使假设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存在交易费用，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过程中也存在着主观不确定性，这就是第二类不确定性，如图所示。正如本文第二部分论述，第二类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是经济主体选择时最优化过程中的选择成本所致。选择成本是经济主体决策过程中的一种摩擦力，就像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格一样，选择成本也是经济主体在获得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的“代价”或者局限条件。这种代价越大，那么导致经济主体做出选择时的困难也越大。换言之，经济主体在最大化效用的时候，他的最优化的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济主体作选择的代价增加的时候，其最优化函数也是会改变的，因此，经济主体决策的第二类不确定性程度上升。所以要降低此类不确定性就必须降低最优化过程中的选择成本，而品牌选择正是降低消费者选择过程中的选择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此“品牌”非传统观念中品牌的概念。传统观念中的品牌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知名商标的含义。而在品牌经济学中，品牌（Brand）被定义为“与目标顾客达成长期利益均衡，从而降低其选择成本的排他性品类符号”。[6]
在现实中，面对大量的商品信息，人们更多的时候连有限理性也不是。换言之，人们不是去搜集大量的选择信息，而是非常简单的按照品牌进行择优决策。品牌成为消费者在选择产品和服务时的一种简单标准和工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消费者选择的是品类。[6]因此，具有高品牌信用度的品牌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过程中的选择成本，从而降低第二类不确定性。
假设消费者从i个品牌中选择某个品牌，而每一个品牌又包含mi个品类，其中数量都大于1，又假设每个品牌中都包含有消费者所需要的那个品类，那么，消费者就需要在每个品牌所包含的任意两个品类之间进行选择比较。假设每次比较的时间消耗都相同为t―使用花费的时间来表示选择成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只不过每个人的时间价值大小不一样而已。）那么，对于每个品牌来说，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就是Ti=t.C2mi。可以证明当mi=1时，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最小。[11]换言之，若消费者认为某个品牌就是某一单一品类，那么选择成本为0，此时消费者不用在不同品类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此时的选择成本最小。
在厂商的各项品牌策略都正确的前提下，只要产品的品类度越单一，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品牌的品牌信用度就越高。品牌经济学详细的论述了品牌信用度与选择成本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品牌信用度越高，消费者所花费的选择成本也越少，因此说品牌是通过品牌信用度的提高，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成本，从而降低了消费者消费选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品牌正是通过降低了经济行为主体做出择优决策阶段所发生的选择成本，进而节约了信息搜寻阶段所发生的交易费用，从而才降低了整个选择过程中的“制度费用”，同时也就降低了经济行为主体选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10]
五、结 论
新制度经济学发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品牌经济学则发现了影响经济行为主体择优决策行为的选择成本。二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影响人类行为的局限条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降低不确定性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影响。首先，完善制度安排，改进影响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是可以降低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但在一定时期内，制度是保持稳定不变的，制度因素也不是单个生产厂商或者个人所能控制和改变的因素，因此，在降低人类行为的不确定这个问题上，品牌的作用也更加突出。其次，加强品牌信用建设，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同样也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真正能控制并一定能做好的只有品牌这一个因素。品牌不但需要有一个单一的利益点，同时，企业还必须使用正确、合理的品牌建设策略，才能达到降低消费者选择企业产品不确定性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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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
[5] 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 1937,4．
[6] 孙曰瑶，刘华军．品牌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6)．
[7]道根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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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学与经济学杂志,1960(10)．
[10] 刘华军．品牌的经济学分析：一个比较静态模型[J]．财经科学,2006(8)．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4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系统 新制度经济学 交易成本 诱发性制度变迁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金融业组织中的“底层物质”正在产生深远巨变，各种新的金融系统、金融产品与服务平台不断涌现，传统金融业进入了一个面临倒逼变革与创新的新纪元――互联网金融新纪元。本文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入手，研究互联网金融的根源和运作。从这一角度出发是为了更好的给互联网金融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参考――理论层面上为互联网金融运行机理提供认识论基础，有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金融系统的运作；实践层面上对把握互联网金融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预测和控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内涵
金融系统是个仿生概念，通过这种新思维能有效地为许多金融问题提供较强的解释力。1935年，英国坦斯利较之他人先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围绕的重心是生物、环境及相互作用。其中环境是指生物所处的条件，会作用于生物的社会成分与自然成分。生态系统应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即在一定空间领域内，生物跟环境影响结成的整体。
从学习系统的视角去研究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金融系统中的互联网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系统学的特征，并且随着系统经济高度发展，金融往往会从一个较低水平到更高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进行变革、分工、演化都是为了适应环境，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进而组成了一个相互角逐同时又相互依附的作用整体，有着跟生态系统差不多的特点。特别是“适者生存”这个重要节点，因而角逐法则同样能在金融系统发挥作用。
李扬（2005）认为由金融参加者及依附存活和壮大下去的金融环境两部分组成金融系统，且相互依附、相互作用产生了这一动态均衡的系统。徐诺金（2005）则认为金融系统是一种动态均衡系统，在系统中不同成员为了生存和发展跟生活环境组和织之间产生了长期联系并相互影响。总之，“金融系统”就是要突出金融参与者与其所处环境之间联系，这一思维也为“金融系统”的研究限定了一个科学的界限。
应该将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看作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商，这些生产商主要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企业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拥有大批忠实客户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企业（如腾讯）；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如陆金所）利用互联网开展一些“互联网+”业务；三是提供金融服务业务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技术（如诺亚财富）。而互联网金融系统更是囊括了制度、法律、政策以及信用体系这一些软环境。
因此，互联网金融系统是一种新金融系统商业模式，基于互联网产生的一系列金融模式共同构建的新金融系统，系统间交互影响形成动态循环金融系统，最终形成新金融状态空间。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立论根据
新制度经济学冲破了一个重大假设，即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外生假设，而且将经济参与各方开展金融等活动的成本看成是一种沉没成本。不管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互联网金融体系运行所处的制度h境都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制度就是指为了约束一些机会主义的规则，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法条、规章及契约合同等属于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非正式规则包括行为习惯、道德准则及文化成分等，是一种非硬性约束。而诺斯与科斯（1994）认为“产权变更的运维机理是实施机制”。
史漫飞（2003）认为经济活动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根基上传承又突破，更清晰的界定了制度经济学的关键定义和解释变量，主要有产权、成本、制度、主体等，但假定、样式及用具技巧等仍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对互联网金融系统的研究主要涵盖：交易成本论、产权说、制度变迁说、契约说等。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是交易成本的计算与产权的界定。经济效率相关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演化为通过确权边界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合理化。制度变迁在其中至关重要，因为制度变迁对现实经济行为影响巨大。因而，能对互联网金融系统运作做出最恰当解释的是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三、互联网金融系统下交易成本论
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假设，但生活中消费者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是非理性的，互联网金融系统信息不完全，而减少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是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部分起因。互联网金融系统中包括三方面的交易成本：一是信息成本，包括搜寻金融交易对象的成本及收集项目情报的成本等；二是监督成本，包括金融交易谈判成本，为避免信用违约而产生的签订和维护金融交易履约的成本，设立金融监管制度与组织的成本以及由经济环境原因所引致的金融风险防范成本等；三是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主要指为确定和保护金融资产产权而制定法律规则，设置各种监督及中介组织的成本；四是保险成本，即用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而设立保险机制与组织（如存款保险机构）以约束和保护债权债务关系的成本。传统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及不对称引发交易成本高企，而互联网金融分析大数据可以获取比如信用记录、经济状况等信息，进而用互联网进行交易、签约以及管控，这样使得交易成本下行。
Wind咨询中有报告指出，2015年通过第三方支付的总交易额约31.2万亿，而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交易额达到了11.8万亿元，移动第三方支付交易额近9.31万亿元。基于这些数据假设一种极端情况：如果这些交易发生在传统银行业务中，那么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出现，仅支付银行手续费这一块儿的交易成本会节省多少？
2015年利用互网和移动第三方支付的金额大约为21.11万亿，而其余10.09万亿是由传统途径完成。在传统的业务中，将民生类、一般类和餐娱类的交易额按1：1：1的比例测算，手续费占交易额的比例约为：0.38%×1/3+0.78%×1/3+1.25%×1/3=0.8%。基于UBS对A股中上市银行的测算，信用卡产生的手续费收入大约有2/3，遵循上文的原理如果电子支付的银行卡中借记卡与信用卡的比例为1：2，那么手续费在交易额中的比例为：0.3%×1/3+ 0.55%×2/3=0.477%。可知我们根据对第三方支付的测算银行手续费会减少：
100900×0.8%×20%+211100×0.47%×30%=459.091亿元
中国各大银行2015年的手续费收入在5000亿左右，即通过第三方支付产生的手续费在整个银行手续费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4.2%。
交易成本高倒逼一种新制度的产生，而新制度的出现会减少交易成本，这也恰好是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重要原因。互联网金融系统下企业给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不是无边界的，需要特定制度的支撑，并且互联网金融环境的出现和发展滞后则会造成制度供给缺失从而不能使交易成本降低。传统金融有惯性路径，一旦两者博弈，制度供给的缺失及高交易成本等可能造成互联网金融的开展举步维艰，而这又会影响到众多的参与者进入到互联网金融系统。
传统金融的发展依托信用基础，而互联网金融系统也依靠信用生存。信用制度供给的缺乏是造成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导火索。当现存制度政策不能使参与者获得希望收益时，技术进步下的新金融系统就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突破从而创新出新制度以适应社会，所以，需求过剩与制度供给缺乏的矛盾是根源所在。
四、互联网金融系统横空出世――减少交易成本与诱发性制度变迁
互联网金融系统的横空出世给传统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创新了金融业务。如2013年中旬，马云的支付宝与天弘基金一起合作开发出我国首款“宝宝类”产品――余额宝。另外，腾讯开发的“理财通”等，华夏基金与百度合作开发的“百发理财”均是与余额宝相仿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其收益为货币基金所创造，而货币基金是一种具有高流动性、高安全性以及稳定收益性特征的理财产品，依靠互联网工具宣传，是否购买等都可以利用移动电话和终端设备进行快捷操作的新特点，最为重要的是大幅度减少了交易成本，吸引了庞大的客户群体，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腾飞。而这种制度变更是由下往上的金融创新，归结于诱发性制度变迁。
如电商创造供应链金融服务。Taobao是供应链金融服务在我国腾飞最有说服力的案例。2013年，Ali小贷演化出供应链金融，Ali小贷是阿里集团金融板块为其会员服务的一款既没有担保又没有抵押的纯信用贷款。截至2014年上半年，阿里小贷已累计为80万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累计放贷超2000亿元，平均额4万元。除去Ali小贷，2013年刘强东和张近东也在小贷领域布局。电子商务创造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打破传统银行经营业务的限制，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开展贷款业务。基于传统思维，小微企业各种制度不健全，常常面临资金断裂而难以从银行贷到所需款项的窘境，但是电商平台凭借基于互联网这一工具能够获取商户的各种行为资料，冲出各种财会资料的规则条例的束缚，这些依托于互联网的资料也为互联网金融服务创造了口碑，并大幅度较少了交易成本，创造了诱发性制度变迁。
五、结语
匹配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制度能合理地激活互联网金融系统各资源，妥善处理由下往上的金融创新与自上而下的监管之间产生的分歧。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入手，作为关键内生变量的制度，对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且这一影响势必会一直相伴相随。这种能够显著减少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制度以及从下往上的诱发性制度变迁明显能彰显出榜样作用，使互联网金融系统吸纳更多要素禀赋，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善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
[2]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徐诺金.论我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J].金融研究，2005.
[4]霍学文.新金融 新生态[M].中信出版集团，2015.
[5]科斯，诺思.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5
关键词：贫困线；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民族地区
一、 关于贫困理论的文献综述
对贫困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追溯至古典时期，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就已经对贫困理论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分析和发展了贫困理论。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罗丹、纳克斯、缪尔达尔，主流经济学的马歇尔、奥肯、萨缪尔森，福利经济学的庇古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对贫困理论进行的创新和拓展。对贫困概念的创新和拓展。
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一种对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而可行能力是一种实现诸多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免除饥饿、疾病等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享受政治权利等方面的自由。而能力的贫困就是人们在享受政治权利、公共医疗服务、免除饥饿等能力方面的缺失。能力贫困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贫困理论，传统的贫困理论往往集中于收入低下，而能力贫困理论则聚焦于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收入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等，便被纳入了基本可行能力的范畴之内，构成了森的贫困理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贫困产生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产生工人廉价出卖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现象，其结果是整个无产阶级必然处于贫困的状态。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活状况的每况愈下，在贫困线上挣扎，“是伴随资本积累发展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明显趋势”。马克思的巨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底线，把贫困产生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即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二、 贫困程度度量方法的归纳
（一） 现有的贫困度量方法
在测量贫困水平的方法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贫困人口指数（也即贫困发生率）。二是贫困差距（也即收入缺口），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标准收入之间收入差的总和，反映了贫困者的贫困程度。三是基尼系数。以上的贫困衡量标准均为传统的常用方法，但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性，这些仅是一些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而忽视了福利分配的状态。为了弥补这些理论缺陷，阿玛蒂亚・森根据单调性公理，弱传递性公理，核心公理，构建了森的贫困指数。森的指数阐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
（二）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是由Luich提出的，为了弥补LES（线性支出系统）在测量上的缺陷，其基本原理是：将人的消费需求分为基本消费需求和根据个人偏好选择的超额需求。
（三） 与国家贫困线的比较
根据2000-2009年的国家贫困线，与恩施的实际贫困线相比较，我们会发现2006-2009年恩施的贫困线高于国家的贫困线水平。由于各个地区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继续按照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来确定各个地区的贫困水平，就会使得各个地区的扶贫资源得不得充分利用，使得本该得到帮助的人的不到相应的支持，这必然影响到我国的扶贫攻坚任务的进行。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结论
1、结论
通过ELES法，我们发现2006-2009年恩施州的贫困线基本稳定在2000元左右，高于2009年国家的贫困线1196元。从而，我们可以说国家的贫困标准与恩施州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如果根据国家的贫困标准制定相应的扶贫策略，将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 政策建议
《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了我们未来10年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目标，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根据《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我们可以把未来扶贫的政策目标归纳为保障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三大类。下面，我们将结合恩施州的具体情况，围绕着以上三类目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打造战略性产业链，建立长足的经济发展动力
产业能力既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也是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根据恩施的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应该建立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生态型现代产业体系。引进战略投资者，整合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具体做法可以是先整合各个旅游景点，形成以运营公司为单位形成若干个旅游景点圈，然后个运营公司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实现景点圈之间的对接与整合，最后以精品旅游线路项目运作方式实现片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2、 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特色农业则要加快“一村一品，多村多品”，“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专业化发展模式，以龙头企业带动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参考文献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6
关键词：预算改革；研究向度；阐释逻辑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61—07
预算是国家的血液和基础。作为通过强制方式从事经营公共财政的国家活动，它既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效能，影响诸如储蓄、消费、就业和物价的总体水平，从而成为实现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最优化的重要政策手段。作为通过权力控制方式实现责任政府的制度安排，它又直接构成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和制约着民主政治的水平和程度，从而成为促进政治认同、国家整合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政策背景下，我国预算制度还面临着功能转换和结构调整等现实诉求，加速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仍是当前预算改革的紧迫问题。那么，当前我国预算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这些障碍的体制机制根源在哪里？应该怎样推进预算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寻求指导预算改革实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本文拟从预算现象的双重属性着手，通过厘清预算理论的两个研究向度，阐释其各自蕴含的预算改革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向，进而澄清我国当前预算改革所遭遇的现实障碍及其理论根源，并据以探讨推进当前预算改革的政策思路和实践路径等问题。
一、预算理论的两个向度
预算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汲取和分配的社会公共现象，广泛地涉及资金管理、资源配置、政府间关系、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更与政治上的观念、行动、结构甚至意识形态复杂地彼此交织在一起，从而增加了人们认识和研究预算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然而，无论出于何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对预算问题的理论考察都难以脱离人的需求及满足需求的制度手段等基础条件。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斯密则强调，人天生具有某种经济交往的倾向。尽管二者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行为两个极为重要的侧面，并据此开创了对人类行为进行观察、解释和反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传统，但我们仍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亚里士多德与斯密分别描述的、具有不同行为偏好与差异的主体实际上乃是同一个“人”，他们所开创的知识传统所关注的仍然是由众多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生活。“人”的需求是不断递增的，社会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却总是相对稀缺的。所欲甚多而资源有限，所以人们不得不依靠社会合作以获取更大的规模收益。在这样的人的需求及社会资源条件下，选择社会生活是必然的：如果资源匮乏而人性野蛮，社会生活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果资源富饶而人性完美，人们没有选择社会的必要。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求，人们将不得不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做出社会合作的选择。在社会合作方式的选择上，人们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如何获得社会合作的规模收益？怎样分配社会合作产生的规模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