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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观点范文1
关 键 词：互助会；耐用品消费；不可分投资；保险；家庭资源分配；集体约束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6－0024－08
互助会（ROSCAS）在国外一般被称为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Unions），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广泛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和移民社区尤为流行。互助会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储蓄和借贷功能的互助（self help）组织，{1}它有效地鼓励和促进了储蓄，同时部分地满足了成员的借贷需求。互助会的成员一般彼此比较熟悉，其相互选择、相互监督、社会制裁等机制，较好地保证了履约问题。在每次集会时交纳会费，类似于定期进行储蓄；所有成员的分散资金被集中起来作为信贷资金来源，利用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另外，互助会的成员一般是固定的，只对内部成员提供信贷服务，可见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信用合作”的特点。国内对这种组织比较通俗的叫法是“会”，如在我国浙江、福建等省份较为流行的标会、抬会、合会等。这种民间自发的互助机构是非正式金融市场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参加互助会的群体通常是需要资金但又无法通过正式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服务的群体，如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等。对于这部分群体的资金需求，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在利用信息、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机制设计，较正式机构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扩大了金融交易，缩小了信贷市场无法出清的范围，不仅满足了参与者的消费、投资等需求，还提供了诸如保险、强制储蓄等重要功能。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研究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对于当前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人们对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采取粗暴的态度，认为它们是非法的，扰乱了金融秩序，造成了地区经济的波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一些非正式金融制度是可以很好地填补正式金融机构的服务空白、发挥金融服务功能的。
本文尝试将关于互助会的已有研究作一综述。最早对这些广泛流行的互助会进行研究的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这方面的经典研究包括Geetz(1962)和Ardener(1964)，[1-2]后者尤其适合作为这方面的基础文献。他指出，“会的最明显的功能是促进小规模的资本形成”以及“在通常银行没有设计的小额信贷方面提供信贷”。[2]而经济学家对互助会的关注和研究始于Besley,Coate and Loury (1993)出色的开创性工作。他首次采用规范的经济学框架分析了互助会的经济功能――为不可分割的耐用品购买融资，指出互助会制度可以理解为具有社会联系的群体面临信贷市场排斥的反应。[3]自此以后，陆续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互助会加以研究，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不断地拓展了已有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对于互助会的理解越来越清晰和深刻。我们的综述将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互助会的功能和运行。
一、互助会的基本事实
（一）互助会的基本运作
标准的互助会通常是这样的一种组织：一群生活在同一社区的人，约定每隔一段时期集中起来（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也有更长的，但最短的只有1天）；在每次集会上，所有成员都按照预先的约定交纳一份或几份会费（会费是固定的），凑成“会金”（pool），然后根据某种规则交给其中的一个成员使用。成员每交一份会费就获得使用一次会金的机会。使用过会金的成员就不再有使用的机会，称为“死会”；而未使用过会金的成员在将来总有一次使用的机会，因而成为“活会”。这种集会不断地重复下去，直至组织的每个成员都使用过“会金”，全部成为“死会”为止。从资金的角度看，第一个得到会金的成员是完全的借贷者，最后一个得到会金的成员是完全的储蓄者，其余人则既是储蓄者又是借贷者。会通常由一名信用较好的人组织，俗称“会头”，他负责选择成员、催交会费、组织竞标等，并对逃会事件负责。作为酬劳，他可以优先使用会金。{2}
互助会的组织结构并不复杂，但它的制度安排却可以有很多变化。比如共同基金的次序决定方式可以有三种可能：随机次序、固定次序和竞标次序。随机次序是指成员在每次集会时交纳同样的会费，会金的使用优先权由抽签决定。在任何一期已经中过签的成员不再参加抽签，直到所有成员都中标一次后，互助会解散或者重新开始。这种会称为摇会。而固定次序是指每次集会时成员都交纳同样的会费，但成员使用共同基金的次序在互助会运行之前就已经规定，在互助会运行中不再改变。这种会称为轮会。竞标次序则是指成员使用会金的先后顺序通过竞价决定，愿意提供更多会费或者一次性支付的成员能够更早地中标，但是每个成员只能中标一次。这种会称为标会。
对一个互助会来说，它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成员的数量、会金的规模、互助会的会期、集会的频率、会费的数额等。其中，会费可由会金除以成员数得到，集会的频率也可由会期除以成员数得到。
（二）互助会在国外的流行
互助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最流行的非正式金融制度之一。Ardener(1964)和Bouman(1995)描述了互助会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流行程度。[2][4]在非洲，互助会的参与率异常之高，超乎人们的想象。1986年，50％的刚果成年人参加过互助会；利比里亚、多哥、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农村地区，成年人的互助会参与率在50％~95％之间。1992年，喀麦隆国内的互助会成员占到总成年人人数的80％(Bouman，1995)。[4]Tschakert(1976)估计，1976年Ekubs（当地对互助会的称呼）调动的资金总和占到了埃塞俄比亚全社会产值的8%~10％左右。[5]Schrieder,Cuevas(1992)估计，喀麦隆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动员的资金占到了国民储蓄的1/2左右。[6]金融互助组织甚至形成了广泛而又全面的福利和保险网络（Shipton，1992）。[7]它们提供应急资金以帮助穷人抵御疾病或其它不幸事件，帮助穷人购买耐用品、支付子女学费，帮助农村移民更好地实现向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同时，它还是各种规模的企业融资的重要工具。
（三）互助会在中国的流行
互助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宋时代就流行甚广，在近代的江南农村也曾十分盛行（单强，昝金生，2002）。[8]早在1936年描述这种组织是“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9]
近代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资金需求较其他地区相对较高。然而，尽管当地具有较发达的银行体系，{3}但是除了少数专业银行以外，绝大多数银行只是行使调控城市金融市场的作用，无法满足乡村社会的金融需求，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合会的繁荣。研究表明，江南农民通过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所得到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10%左右，而农民通过传统金融手段获取金融支持占到了90%以上，其中37.7%的借款以合会为主。仅此一项，就远远超出了现代金融机构所起的作用。合会不仅战胜了现代银行，而且以其低成本（不需抵押、利息成本低）的优势压过了其他传统的金融手段，如典当和高利贷。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江南农村经济的普遍恶化，“农民经济枯穷，会的信用全失，已成者多数瓦解，筹款更难”（千家驹，1936）。到了40年代末，江南地区的合会制度日益颓废。改革开放后，互助会在我国的一些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如浙江、福建等重新流行起来，有关互助会的报告也体现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姜旭朝，1996）。[1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0）对温州民间信用情况的调查，{4}互质的“呈会”非常普遍。由于地区文化传统习惯的原因，苍南一带的农村几乎家家都参加“呈会”。单个“会”一般在3万元左右，最大的也在5万元以下。另据更新的一项人行的调查发现，{5}温州农村几乎每个家庭都参与1~2个互助会，平均每人每季出资1000~3000元，单个呈会的额度在1万~5万元之间。柯荣柱（2003）对温州地区的问卷调查发现，该地区互助会的参与度极其频繁，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参与两个以上的互助会。[11]我们在2004年对福建泉州、永安的调研中，也发现当地的互助会参与人员十分广泛，包括中小企业家、教师、机关人员、城镇居民、农户等各个阶层。人们通过参会筹集资金，用以投资、建房、婚事、疾病等费用支出；也有人通过参会追求高于银行存款的利息。由于手续便利、机制灵活，标会还成了当地许多中小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互助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流行，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像中国台湾这样的现代化地区，人们仍然广泛地依赖于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Besley,Levenson(1996)通过对台湾地区1977－1991年的普查数据分析发现，该地区家庭的互助会年参与率达到15%~25％。[12]会的功能不止于通过集体储蓄购买耐用品，它还帮助人们筹集房屋的修缮和建造、婚礼、教育、疾病等相关费用，并且提供了高于其他机构的利息回报。他们还发现，拥有妇女成员、收入稳定的台湾年轻家庭，参加互助会的意愿更高。
二、关于互助会的几种经济学模型
我们已经指出，参加互助会的群体通常是得不到正式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的，但他们还有其它的选择，例如自己储蓄、亲友借贷、高利贷等。那么，为什么互助会具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呢？已有的经济理论给出了如下几种解释。
（一）购买大宗耐用品
Besley，Coate and Loury(1993)首次用正式的经济学模型（后简称为B-C-L模型）研究了互助会。[3]他们认为，会的作用在于帮助无法得到外部信贷市场支持的个人进行共同储蓄，以购买不可分割的耐用品。由于缺乏外部融资的途径，个人不得不通过各自的储蓄来购买大宗耐用品。此时，由于资金的闲置，与其他人的交易可以改善他的福利。互助会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储蓄的交易方式。通过一定的内部规则，一些成员的储蓄可以为其他成员的耐用品消费提供融资，从而使得互助会成员的整体福利得以改善。B-C-L模型证明，与自己储蓄相比，标会和摇会都能够提高成员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期望效用。他们还比较了标会和摇会的效率，发现在成员个人偏好相同时，摇会比标会更有效。
Besley，Coate and Loury于1994年对原先的工作进行了拓展，[13]考虑了个人既可以参加互助会，也可以求助于非正式的信贷市场的情形。他们发现，此时如果个人偏好相同，那么首先标会和摇会的分配都不是有效的。因为两者实行的都是线性分配方案，与有效分配方案所要求的凸性存在显著差异，这就是互助会的结构过于简单所带来的成本。其次，尽管都没有实现最优的配置，但是从事前期望效用来看，信贷市场比标会更好。信贷市场和标会都假设每个人的事后效用相同，而前者是帕累托有效的，后者则无效率，因此前者的事前期望效用更高。最后，在某些情况下，摇会可能会比信贷市场产生更高的事前期望效应。但如果个人偏好差异很大，上述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
B-C-L模型作为互助会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其假设比较简单，例如成员之间的信息是完全的、成员具有相同的风险规避、会金是固定的等等，因此受到了一些批评。但这些都无损于它体现出的思想价值，以至后来成为互助会研究方面的经典参考文献。
Besley and Levenson(1996) 利用来自中国台湾1977－1991年的212046个家庭截面数据，对台湾地区耐用品消费的普及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家庭耐用品的积累与参与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关系。[12]用Hazard模型对19种耐用品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参与rosca与耐用品的普及确实具有正向的联系。这种关系，对将近一半的耐用品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1/3的耐用品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耐用品的积累与参与非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确实存在。这些结果证实了资本积累与金融制度供给的重要联系，即使是像台湾这样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立了许多现代制度、人民相对富裕的地区，人们仍然广泛地依赖于非正式金融制度。非正式部门也能创造价值，使个人从跨期交易中获益，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
Handa,Kirton(1999)对牙买加互助会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了Besley,et al(1993)的消费理论。[14]他们发现，互助会的成员个数越多，会费的数额越小。此外，他们的样本中，有71％的互助会成员宣称使用互助会资金来购买耐用品或者大宗物品。
（二）进行不可分的投资
Kovsted，Lyk-Jenson(1999)提出了另一种模型，即个人参加互助会的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不可分的投资项目。[15]相对于B-C-L模型，K-L模型的最大改进在于假定成员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收益率是私人信息；并且成员可以利用在互助会之外的资金市场筹集的资金，来补充投资项目的投入。K-L模型用博弈论的方法解出了标会的序贯均衡出价，并证明了无论哪一种会都能提高成员的福利水平，而且标会总是比摇会有效，除非外部资金的成本很高以及成员的类型不是充分的分散。K-L模型考虑了互助会的另一重要功能――投资，并从理论上预见了标会制度具有事后有效性，即它能够保证投资收益率最高的人出最高的价钱，同时最早中标从而实现投资。但是，尽管它的假设条件距离现实更近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例如，模型中不存在随着时间的推进才能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的信息，所以它把所有的拍卖放在第一期进行，而得到的结果与逐次进行相比并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另外，按照K-L模型的推论，标价会随着会的进行而逐次递减（与B-C-L的结论相同），但这也不能为经验事实所验证。Calomiris和Rajarman（1998）以印度地区的实际标会例子，证明了标价具有很大的随机性。[16]柯荣柱（2003）通过对中国温州地区的标会数据研究也发现，标价序列不具有显著的时序特征。[11]
（三）保险机制
耐用品消费和投资模型所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更好的解释，因而互助会的保险功能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Klonner(2003)正式地模型化了这一主张，其进步在于考虑了收入不确定性和随着标会运行不断揭示出来的新信息。[17]Klonner模型假定个人在事前是同质（identical）的风险厌恶者，面临着只有私人可以观察到的收入冲击，并利用互助会资金进行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跨时期的风险规避（temporal risk aversion）比静态风险规避（static）更不显著，那么标会较之摇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标会机制提供了风险分担的功能。
然而，Klonner模型假设不能储蓄，也不能借贷是极其不现实的。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即使像中国台湾和温州等民间借贷比较发达的地区，互助会也广泛地存在，所以应当允许人们有获得外部资金的机会。柯荣柱（2003）基于序贯博弈框架发展了互助会的保险模型。[11]他指出，即使在完全的借贷市场下，仍然存在借贷中的策略，此时最优的贝叶斯均衡标价序列不仅有波动，而且表现出多样性。在这个最优策略下，对个人而言，参加标会事前优于不参加互助会，尽管不一定具有个人的事后有效性；对整个社会而言，事中和事后均优于不参加互助会。他还利用收集到的近100个实际标会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柯荣柱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兼容各个主张，并指出了互助会不一定依赖于外部条件（如没有借贷）才能存在。
（四）影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手段
Anderson，Baland(2002)指出了B-C-L模型在解释轮会方面的缺陷。[18]尽管从事前角度看，通过加入互助会，成员能够更快地得到共同基金，从而更早地消费耐用品，所有成员的福利都会得到改善；但从事后角度看，至少最后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的福利恶化了。这种情况在摇会中不会有太大影响，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成员经过抽签被排在最后，虽然他可以选择退出，但那样做会受到互助会规则的惩罚，违约成本往往很高。而轮会则不同，知道自己排在最后的成员可以在互助会开始之前选择退出，这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既然加入互助会得不偿失，理性的成员肯定不会选择参加。依此倒推，我们会发现所有理性人都不会选择加入，轮会将被解散。然而，Anderson,Baland(2002)在对肯尼亚首都奈洛比(Nairobi)的实地调查中，却发现轮会在当地十分盛行。[18]显然，原有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类现象。
Anderson，Baland(2002)提出了另一种互助会的经济学观点：影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手段。[18]在A-B模型中，家庭决策由夫妻双方共同作出，但由于丈夫和妻子对家庭消费品的偏好不一致，妇女对高储蓄率的偏好远远大于丈夫，由此双方产生家庭资源分配决策的分歧，妇女会选择加入互助会以积累更多的储蓄（这里也假设没有外部借贷机会）。这样，尽管丈夫在事前可能不会同意妻子参加互助会，但当事后妻子得到会金后，丈夫的资金已经被强制储蓄了一段时间，他可能不再坚持把资金用于直接消费，而是同意妻子的消费计划。A-B模型证明，如果家庭在互助会中最后一个轮到共同基金，那么妇女的福利得到改善，而丈夫的福利却有恶化；如果家庭幸运地提前轮到，则这种情况会得到缓解，丈夫的福利也可能提高。这就为成员即使排在最后一个仍然愿意参加轮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Anderson(2002)还利用肯尼亚的数据为该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发现，正如理论所预测的，参加互助会的概率和妇女相对收入份额的关系是倒形的；妇女相对收入份额对会费数额的影响显著为正，两者也有显著的倒形关系。
（五）实现自我控制的集体约束机制
Gugerty(2003)整理了1998－1999年肯尼亚西部地区的调查后认为，已有的几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调查数据体现的复杂现象。[19]在他的样本中，互助会并不仅仅意味着为耐用品提供信用，因为它们的轮转次序是固定不变的，参与者并没有要求比自己储蓄更早地得到资金；互助会也不是主要的保险机制，因为参与者几乎不能控制他们得到资金的时间；同时，互助会也不是解决家庭内部消费决策冲突的手段，因为会费一般由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参加互助会的收益也由家庭成员共享。此外，能够证实互助会参与者对违约者实施严厉制裁的说法缺乏充足的证据。因此，个人之所以参加互助会，应该还有另外的动机。Gugerty(2003)由此提出了参与互助会的另一个可能的动机：储蓄需要自我约束。[19]对那些时间偏好不一致（time-inconsistent preference），且没有替代约束技术的个人来说，互助会提供了一种帮助他们实现自我控制的集体约束机制。Gugerty模型假设个人对将来的消费更加偏好，从而在理论上证明了互助会这种集体约束机制能够改善个人的福利。另外，即使不借助于严厉的社会制裁，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如果因为被排除在将来的互助会之外而损失的收益足够大的话，成员将不会为短期利益而违约。
集体约束机制的假设与调查结果是一致的。首先，大多数互助会的参与者都声称自己的参加目的是约束自己进行储蓄，即“为了得到储蓄的动力”；其次，参与者并不总是很看重自己在互助会的轮转次序，表明信用不是参与的目的；再次，互助会监督并且强制成员向集体按期公开支付会费；最后，许多互助会的成员通过在事前承诺资金的使用方式以及集体的监督，“捆住了自己的双手”。计量分析表明，越偏僻地方的互助会采用事前承诺机制的概率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发达地方的人们面临诱惑更多的缘故；同时，种族一致性越强的互助会采用事前承诺机制的概率越大，因为监督本族的人可能要更容易一些。
三、互助会的持续能力（sustainability）和竞争力
（一）履约问题
许多文献发现，现实中互助会的违约极少发生。那么它的履约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首先对违约发生的各种形式作一区分。按照发生时间违约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成员在得到会金后不再交付会费；另一种是成员在得到会金之前不再交付会费。按照违约意图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恶意违约，指成员在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逃避责任；另一种是被迫违约，指成员确实没有支付能力而不得不违约。
Besley,et al(1993) 考虑了单期互助会的稳定性问题：[3]在随机互助会下，只要第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愿意履约，其他的成员都会继续留在互助会里，因为前者的违约收益最高（这里只考虑履约意愿，而不考虑履约能力）。第一个得到资金的成员的履约意愿取决于违约收益与违约成本的对比；只要违约成本足够高，成员就会选择履约，互助会也就能够持续下去。违约收益决定于互助会的成员人数和会费水平。在成员人数给定的情况下，只有降低会费水平，或者延长会期，第一个得到资金的成员的违约收益才会降低，互助会才可能持续下去；而在会费给定的情况下，只有减少成员的个数，互助会才可能持续下去。更少的成员人数意味着第一个得到资金的成员享受违约收益的时间被缩短。显然，两者都会降低互助会给成员带来的整体福利，因为最优分配需要服从更多的约束条件。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互助会的规模不能无限扩大。虽然增加成员人数能够增加整体的预期收益，但此时违约收益也会增加，并可能超过违约成本，于是互助会将无法持续下去。
Anderson，et al(2003)更加细致地研究了互助会的制度结构与违约行为之间的关系。[20]其运用重复博弈模型对轮会和标会的分析表明，如果没有社会制裁，互助会将不是可持续的(sustainable)；即使将来参加互助会的资格会被剥夺，第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也总是会选择违约。这一点表明了社会制裁对于互助会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标会的履约问题会比轮会严重，因为在轮会中第一个得到共同基金的成员的次序总是排在前面，他的违约动机会减小。{6}另外，对标会来说，如果允许成员在紧急情况下改变次序，会使履约问题有所缓解；但对轮会而言，这样反而会恶化履约问题。这是因为，如果标会成员为紧急需要改变次序，他可以调到自己更偏好的位置，从而增加了他留在互助会的动机；而在轮会中，如果允许改变次序，原来排在第一位的成员会担心将来自己的位置让给他人，所以违约的动机会增强。
Gugerty(2003)基于Anderson(2003)的调查指出，互助会的成员之间一般都有很密切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可以完成银行部门无法实现的信用交易。[19]生活在同一社区关系紧密的居民，在信息和执行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相互选择(Stiglitz,1990)筛选成员，排除那些高风险的潜在加入者；也可以通过相互监督(Varian,1990)来监督成员的努力水平。而社会制裁的力量又进一步加强了信息优势：集体有能力把违约者排除在为人们提供保险和当地资源使用权的社区网络之外。但互助会参与者对违约者实施严厉制裁的事情在现实中很少发生。互助会成员有能力区分违约究竟是出于真实的需要，还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当成员发生经济困难确实无法支付会费时，集体一般并不愿意通过毁掉声誉的方式惩罚违约者，因为其他成员深知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价值，他们宁愿选择不去威胁同伴的社会保障。但是，互助会也可以设计其他的内部机制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一是让互助会重复运行，未来参与互助会的收益能够保证成员在当前相互合作；二是制定支付策略，对违约者中拥有债权的成员不再支付会费。有了这些保证成员相互合作的内部机制，互助会就不仅仅建立在事前的社会关系和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它还有明确的组织边界、有最终的制裁措施、有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机制。Gugerty(2003)最后证明，即使不借助于严厉的社会制裁，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如果被排除在将来的互助会之外而损失的收益足够大的话，成员将不会为短期利益而违约。我国学者胡必亮（2004）也指出，村庄信任是标会运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1]由于村庄共同体与区域性文化等因素对标会行为的嵌入，小规模、社区性标会在现实运作过程中的风险很小。
以上研究侧重于社会压力、重复博弈的作用，除此之外，独特的机制设计也是互助会能够很好地解决履约问题的关键因素。Van der Brink(1997)列出了互助会的一些风险控制措施，包括事前风险控制――选择较有声望的人担任会头，谨慎筛选成员，将高风险成员安排在后面等；事后风险控制――问题银行{7}和社会压力{8}等。[22]这些机制使互助会的违约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Handa,Kirton(1999)在对牙买加互助会的分析中发现，会头对互助会的影响不容忽视。[14]样本中会头一般年纪较大，比较富裕，且拥有较多的互助会组织经验。计量分析证明，成员对会头的报酬支付与互助会的持续能力{9}显著正相关。此外，当资产专用性{10}较高时，成员与会头之间的合约安排就更加灵活。{11}我们对福建的调查也发现，会头需要对成员逃会负责；如果有会员逃会，会头必须缴足他的会费。通常只要有一名成员逃会，会头组织互助会的收益就基本被抵消了；逃会成员越多，会头损失越大。因此，会头具有较强的激励去筛选和监督成员。由此可见，互助会借助于社会压力、重复博弈和精巧的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履约问题。
（二）互助会与正式金融部门（银行）的关系
许多标准模型（例如B-C-L、Klonner模型）都是在不存在互助会以外的借贷机构的假设下得出互助会有效这一结论的。那么当存在外部的信贷市场时，互助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发现，在很多地方互助会与正式金融机构并存。Van der Brink(1997)对喀麦隆一个村庄（Big Babanki）的调查表明，当地互助会受到绝大多数村民的欢迎，每年发放大量的信用贷款。相对于其他金融制度，如银行、非正式信用联合会，互助会运作的交易成本较低，运行效率更高。而我国温州、台湾地区互助会的盛行是另一个例子。显然，互助会制度的经久不衰有其内在的原因。
Van der Brink(1997)考察了银行和互助会的关系。他假设个人为了购买耐用品，可以在三种融资方式中作出选择：一是在银行进行储蓄，等到本金和利息总额足够的时候再购买；二是向银行贷款，这样可以马上购买耐用品，之后逐渐归还；三是加入当地的互助会。结果发现，个人优先选择互助会的条件是耐用品消费给个人带来的效用既不太高，也不太低。由于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银行给个人提供的存款利率很低，而贷款利率却很高，因此互助会有较大的生存空间。
Chiteji(2002)的研究也发现，互助会与银行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23]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必须使用资源审查贷款人的资质，从而发生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将实行信贷配给，一部分企业家将无法得到贷款。这就给互助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被银行拒之门外的企业家通过成立互助会，可以实现投资机会。可见，除非银行的监督成本降为零，互助会才可能销声匿迹，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互助会之类的非银行组织总是能够满足一部分的客户需求。即使一个经济体的银行系统非常发达，即使政府不对银行部门实行信用控制，互助会仍将存在。
事实上，后来的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互助会机制的竞争力。例如在K-L模型和柯荣柱（2003）的模型中，都已经允许外部资金市场的存在。柯荣柱（2003）还证明，当考虑保险功能时，即使在完全的借贷市场下，对整个社会而言，参加互助会的事中和事后决策优于不参加。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互助会相对于银行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更好地解决了信息问题，且这种优势在面对农户、小企业等群体时尤为明显。即使一个地区的银行系统非常发达，由于信息成本太高，银行为了规避风险，要么对这类群体要求更高的利率，要么干脆拒绝提供服务。而互助会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以获取借方的信息特征，并借助社会压力、重复博弈等增加违约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因此可以服务到银行所无法服务的群体。此外，正如前文中概括的，除了借贷之外，互助会还能提供保险、资源分配、强制储蓄等银行所无法实现的其它功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互助会能够为那些被银行拒绝的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并且经久不衰。金融市场的这种分隔状态，其实是非正规金融部门、正规金融部门、借款人三方优化行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其行为选择的前提或原因。
四、总结
互助会是一种在全世界都比较盛行的非正式金融制度。目前经济学家对于互助会的解释已经比较丰富，他们从耐用品消费、不可分投资、保险、家庭资源分配、集体约束机制等角度对互助会制度进行了日益深入的探讨，并结合实证研究，检验了已有理论的假设或结论。在理论的发展中，成员的异质性、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收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先后被纳入考虑范围，大大丰富了模型的内涵和适用范围。
但是，关于互助会的理论发展远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互助会的秘密至今仍未完全揭开。首先，已有的模型都是假定人们参加互助会的目的只有一种。而现实中，一个互助会的参与者可能怀有各种不同的目的，如耐用品消费、保险等。如果将多目标性质考虑进来，那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会――这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组织；{12}其次，对于倒会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倒会事件在中国台湾和大陆等地都曾大规模的发生过，给参与者和地区金融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3}这方面的研究将为人们如何制定合适的措施以规范互助会的运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互助会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间金融机构，它的机制设计及其功能、绩效，与其制度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很难说关于互助会的某种理论正确，或某种理论错误。事实上，在不同的地区，互助会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环境，它总是会自发地选择在特定约束下最有效率的机制，从而发挥其最大的制度优势。由此可见，制度环境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生变量。
总之，互助会等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具有较高的效率、活力和竞争力，它们从整体上提高了面临信贷约束群体的福利。对于这类民间借贷制度，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其作用，并加以规范和引导，让它们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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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具有储蓄和信贷功能的互助组织有两种：运行过程中基金不断轮转的为互助会，基金不轮转的为ascra(accumul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见Bouman，1995)。后者不在本文中研究。
{2}根据我们在福建的调查，通常的方式是会开始之前，成员首先凑集一笔会金，供会头使用。在最后一期，会头将资金返还给所有成员；也有其他方式，如工资、实物支付等。参见Handa,Kirton(1999)对牙买加的调查。
{3}20世纪30年代中期调查，无锡、吴县、常熟、昆山、太仓、江阴、武进、吴江8县共有银行127家。抗战前，江南地区共有总行94家，分支行424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一半以上。
{4}参见《中国金融年鉴（2001）》。
{5}参见银行平阳支行课题组（2002）。
{6}这里没有考虑排在最后的人的违约问题，因为Anderson,et al(2003)已经证明，轮会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成员选择留在互助会的净收益（与自己储蓄相比）与第一位相同；而标会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成员选择留在互助会的净收益甚至比第一位还高。因此，排在第一位的成员的违约问题总是比最后一位严重一些。
{7}问题银行是解决成员遭遇收入冲击、交费发生困难的一种方式。它在互助会内部运行，随互助会解散而结束。它向成员收取很小数额的会费，并向成员发放高利率的应急贷款；其功能相当于面向成员存贷的小银行。
{8}如果成员最终还是违约，互助会制度将对其施加巨大的社会压力，并且将不遗余力地追索负债。违约成员可以推迟偿付时间，但是不能逃避责任。即使本人已经去世，债务还会转移到他的后代身上。在这种压力下，恶意违约的情况非常少见。
{9}他们用成员是否在互助会遇到过违约问题代表互助会的持续能力。
{10}资产专用性可以用会费来代表；会费越高，资产专用性就越大。因为在互助会运行期间，资金将不可能再另作他用。
{11}在一个互助会中，会头的报酬支付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礼物的形式；二是以固定工资或者共同基金的一定比例的形式。前者可以看作灵活的合约安排，后者可以看作刚性的合约安排。
{12}例如，标价的多样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
{1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倒会事件。最近一次是福建福安，涉及金额25亿元的地下标会的崩盘冲击了当地80％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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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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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观点范文2
中国经济学教育创新不足
“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梁晶工作室
2006年3月18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抓住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契机，建立适合于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体系，对中国转轨经济做出恰当的论断；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创新不足。
中国经济学教学应该在介绍经济学基本理论、方法和问题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了解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市场和政府各自作用的优势与局限性。目前流行的教科书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如新古典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等就不能恰当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经济学教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去筛选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型和理论假设。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可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难于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和失败，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经济学教育不能仅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打包式的阐述，而是需要自己创新。
宏观
2006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吴晓灵
2006中国金融形势
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
2006年3月18日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M2的调控目标为增长16％。货币政策的重点有三：第一，适度调控市场流动性，将商业银行的头寸控制在适度水平；第二，在总量调控下优化社会资金配置，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第三，配合有关部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其中，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有三项政策调整：一是继续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二是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三是有序可控地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稳妥推进对外投资。
金融
四论国有银行改革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席 唐双宁
2006中国金融形势
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
2006年3月18日
国有银行改革方向正确，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效，但存在各种看法也是正常的。目前关于银行业改革的争论，可概括为“四论”，即“安全论”（是否影响国家安全）、“贱卖论”（价格是否贱卖）、“无用论”（引进境外投资者有用无用）和“排斥论”（是否排斥了民营资本）。
对于“安全论”，应当认识到，国家绝对控股为安全提供了保障，而高额不良贷款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对于“贱卖论”，则要看到，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能简单地讲“贱卖”、“贵卖”；目前的价格是反复谈判力争的结果，从技术分析上看也是合理的。关于“无用论”，我们在衍生产品、代客理财、公司治理等方面都缺少经验，在技术上向境外学习是有用的。对于“排斥论”，要区分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不能笼而统之。在资本准入方面，中国对民营资本从未加以限制，民营资本可以参股、控股；在机构准入方面应取慎重态度，但这并不是针对民间资本的，而是由于银行机构数量基本饱和（当然结构还需要调整），且缺少专门的懂业务会管理的人才。
国际
北亚、中亚、南亚国家高速增长
联合国《2006年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2006年3月30日
2005年是北亚和中亚国家（前苏联地区）GDP连续增长的第七个年头。这是1992年该地区转向市场经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尤其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0％和11％。除高昂的能源和商品价格驱动，该地区的国内需求也相当可观。
经济学观点范文3
一、“宏观经济学”课程概述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是经济类、工商管理类以及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基于培养应用型本科生的目标，本课程在本科经济学专业中的定位是：为培养经济管理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学科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使学生了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产生发展脉络，培养理论素养，提高使用理论分析、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为64学时。我校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六版)名师导读版作为主导教材。本课程总体框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与国民收入核算简介，介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及其核算方法。第二部分为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其变动，均衡国民收入是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四个主要经济模型。第三部分为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讲解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的实施工具和机制，并用IS-LM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第四部分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AK模型，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动态化。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科学教学设计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培养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根据十几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该课程在教与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程内容多
传统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庞杂，以教师讲授为唯一方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落后，学生反映该课程知识艰涩枯燥，理解难度大，有的甚至需要通过背诵来通过考试，导致学完即忘，对后续经济类专业课程起不到应有的方法论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较多，核心问题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所以，宏观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国民收入核算、收入支出分析、IS-LM模型、AD-AS分析、菲利普斯曲线、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及效果、对外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核心内容是国民收入决定。然后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最重要的四个宏观经济政策，即失业和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研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影响国民收入总量。而动态的国民收入变化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这门课安排了每周4个课时，一学期共64课时的上课时间，在财经类课程中属于比较多的学时，但是学生要在一个学期里消化、掌握全书 11章76节的内容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对于初入门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时间非常紧张。
2.课程内容难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离不开各种理论和模型的讲解。理论学习通常都是通过文字表述、数学公式和经济模型来阐述。虽然在大一学习“微观经济学”时，已经接触一些经济模型，但一大部分同学知识基础仍比较薄弱。尤其对于一些文科生来说，对复杂的图形推导和高等数学公式推导感到难以接受，很难将这些图形和公式与经济学涵义的描述联系在一起。而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模型又是核心内容，主要分为收入—支出(E-Y)模型、IS-LM模型、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不仅要理解它们的经济含义及图形推导、公式推导过程，还要知道在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应用。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宏观经济学涉及的名词概念较多，理论观点涉及的流派也较为复杂，需要学生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体系。并且，这门课使用的数量分析多，逻辑推理少，以致有的同学感觉学起来很难。
3.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实践不完全契合
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实践中，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都要受到限制，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由于宏观经济学产生于大萧条之后的 1936年，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某些理论前提和经济现象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际。因此，这门课所讲的一些内容离中国的现实就比较远。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垄断与私有化并存的经济制度、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能解释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能解释补偿性的经济政策;但是有些内容与中国经济运行的背景非常不一致，如GDP的核算方式和内容、银行利率的决定方式、财政收支制度等。尤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践方面，更是以西方国家——美国为例来进行研究的，与我国的经济政策实践“水土不服”，这样就容易使学生在这些问题的理解方面出现迷茫和混淆。
4.教学方法相对单一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学习情况制约着课程讲授的开展和深入，影响着教学目标的达成。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的教学方法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有的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有时备课不够深入、细致，对学生的实际需求缺乏深入了解，这种情况下进行教学，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学习的主体作用体现不很明显，只是被动听讲。往往会出现老师讲得热火朝天，学生昏昏欲睡的现象。另外多媒体教学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课件制作简单，讲课内容理论性太强，没有相应的案例支撑，也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具体的教学中，教育教学方法及课堂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教师按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讲课缺乏激情，讲课方法缺乏多样性，缺乏创新意识等，都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是很难满足当前社会对创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的。
三、对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设计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在各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课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学设计，讲好宏观经济学这门课。
1.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取舍
在充分研究中外教科书内容的基础上，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合理取舍。由于经济理论的互通性，宏观经济学的有些内容与其他相关课程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可以在这门课中少讲或不讲，基本原则是要保持这门课内容和体系的完整性。例如，财政学和货币银行学的内容也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中含有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模型知识。因此，可以只讲解这些内容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经济模型的推导和使用，然后说明这些内容与宏观经济学其他部分的关系即可。关于博弈论，关于新古典宏观经学和新凯恩斯的AD-AS模型也可以不讲，因为这些内容在中级宏观经济学里会详细讲解。与此相适应，我们讲课时就需要为“宏观经济学”课程理出一条主线，使本书各部分内容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IS-LM模型就是短期国民收入决定内容的主线，由这个模型，可以分析均衡产出、政策效果、政策实践等问题。注意阐明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讲授体系和风格。
2.抓住教学难点，各个突破
对于学习中的理论模型难点，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需要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重点突破。课堂授课全部采用多媒体讲解，并及时更新课件内容，把与社会经济热点相关的课外材料在课堂上为同学展示、讲解，拓宽学生学习视野。课堂中运用中西方经济学问题的经典案例，启发学生思考，一层一层剖析，最后综合成几点，回归到某章某节的某几个知识点上，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对于课程中西方经济学存在争议的主要部分，讲清楚不同经济学流派对此持有的不同观点，通常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假设前提有关。比如消费理论要以凯恩斯的主流经济理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为主，其他经济流派的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性收入理论等为补充;再比如AD-AS模型中，对于AD曲线的形状，西方经济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AS曲线，却由于不同流派对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调整的速度的快慢认识不一样，而出现三种不同形状的曲线。通过这样的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在学习中敢于创新、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
3.密切联系我国的发展实际，与时俱进
“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需要，体现现代教育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宏观经济学虽属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就要求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把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历史和我们改革开放中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通过网络与学生进行互动式学习与交流。根据宏观经济学实践环节的特点，在实践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基本理论的基础作用，而且特别强调方法论学习和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理解与掌握，从而使学生在社会实践训练中，能找到相应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首先，要客观看待某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大生产中出现的资源配置问题和国民收入决定问题，比如 IS-LM 模型所说的当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息率下降可以刺激投资的机制，以及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政策最猛烈最不常用，等等，这些与中国的实践不相符。对于这些问题，教师要摆事实，讲道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要与时俱进，课程讲授中紧密联系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找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经济的可资借鉴之处。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自由的市场机制总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神话，可以联系中国实际来讲授如何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来讲授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原因和政策解读等。使学生认识到这门课的内容与实践联系紧密，要分析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自然会激发起学生学好这门课和掌握这门知识的积极性。
4.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遵循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针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不同特点，合理进行教学设计，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恰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从教育教法的讲授、案例的整理，再到师资的配备和组合等，一切都要以学生为中心，给予他们应有的鼓励与帮助。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为主、以板书补充配合的方法，必须亲自制作课件，把自己的思想和思路融于其中，按照自己对课程的理解，形成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广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研究式等先进的教学方法，发扬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对学生循循善诱，让学生体会一步一步深入学习内容的过程，力争使课堂教学达到最好的效果。建立宏观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积极引导教师和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来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积极组织学生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讨论若干次，并要求学生提交论文，优秀稿件与教师共同修改后可推荐公开发表。
经济学观点范文4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转贴于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观点范文5
伊利安·米霍夫在MBA、EMBA及博士课程中教授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他专长的研究领域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他同时是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是法国央行研究基金会科学委员会和保加利亚国家银行咨询委员会成员，分别在2010和2011年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财政危机全球议程委员会中担任委员。
本期高端访谈，我们听听米霍夫教授对中长期宏观经济趋势的判断，了解公司高管和创业者们该学习哪些经济学知识，以及在米霍夫的任期内，INSEAD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教给管理者的经济学
记者：根据您给EMBA学生的授课经验，高管们都比较关心哪些经济学相关问题？
伊利安·米霍夫：所有的商学院都有经济学课程，就是因为每位创业者、高管都需要懂点经济学。我们假设一位公司高管，为公司制定了很棒的战略，做出了很棒的产品，但公司仍然可能破产，因为他们可能投资了一个不适合投资的国家。这一点错误就足以成为灭顶之灾，所有的精彩都无法改变未来。宏观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你工作所在国家的状况，从汇率、货币政策等维度考察这个国家是否值得投资，这些也是EMBA学员们最关注的。
比方说，我们看到美国利率在最近两三年会上扬。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美国利率升高，肯定有某些国家或地区会出现衰退。1981～198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 （Paul Volcker）为抵制高通胀而将利率提高到20%，拉美开始出现衰退；在1994年因为美国经济开始飞跃，他们又开始提高利率，然后墨西哥开始出现危机；2005～2006年，伯南克将美元利率从之前极低的水平再度提高的时候，金融危机来了。
这当然只是历史。我们很难预测这次美国利率上升可能引起哪里出问题，但肯定会有一个国家、地区会出现问题。所以你必须逐个国家去查看。如果一个国家发行了大量美元计价的国债，它们可能就有问题了。在做跨国投资之前我们必须进行小心谨慎的调研。
记者：宏观经济确实关系每个企业的未来。除了利率和汇率之外，高管们还应该关注哪些信息？
伊利安·米霍夫：长期趋势，尤其是未来5年、10年、20年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在说，未来中国会成为和美国、西欧国家一样富裕的国家。但这个过程又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经济学是INSEAD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这么受重视，是因为学习经济学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任何单一的事件都是被其他事情所影响和决定的，例如货币政策受汇率影响。
学生们在宏观经济学课程里面还需要考虑第二层影响：比方说，政府提高了利率，货币升值，使得外贸出口萎缩，进而可能造成需求下降，于是央行不得不调低利率。你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及其影响，而不仅仅考虑直接后果。总的来说，经济学让你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自己一个小组织上。
记者：欧元区2014年前景会怎么样？欧洲是否已经可以投资？
伊利安·米霍夫：欧元区还在挣扎。欧洲央行最近又降低利率，通胀率低至0.7%，经济整体往下走。至于投资的决定，欧洲是个很大的区域，我们必须区分对待，德国仍然处于不错的状况。
有一点必须看到，欧洲有全球最密集的人才供给，他们的能力和技术都处于很高水平。欧洲国家还有很高的效率、很多的创新，这需要很多年的教育和积累才能达到。有时候政府做了些蠢事，给我们带来危机，但就个体而言，欧洲的人才优势还是处于很高水平。
记者：我们国家刚刚开放二胎政策，虽然还是不完全开放。此前，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凸显。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如何考虑对待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
伊利安·米霍夫：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而言，与其担心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如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考察消费层面的变化，即市场即将发生的变化。老龄化是全球性问题，未来类似健康医疗、养老、医药等与此相关的一批产业会兴起。
当然，因为年龄结构的变化，平均收入的上升，中国企业越来越不能像以前一样依赖大规模劳动力来实现大规模生产，高管们必须回答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
生产效率不仅是指单位时间内如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不同的企业可以买相同的设备，面对同样的劳动力供应市场，但管理者如何组织生产流程、管理公司、分配公司资源、激励员工，如何创建一个更适合创意生长的氛围，让公司朝一个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让公司能够更有效、更高产、更有创意，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即使其他公司拥有苹果公司的所有员工，也未必能够做出苹果公司那样的辉煌业绩，成不了苹果，苹果有它自己的文化，就是这个道理。
数字化浪潮冲击下的管理教育
记者：我们看到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现在非常普及，对各行各业都产生巨大影响，这对管理教育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
伊利安·米霍夫：经理人教育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领域。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我们在课堂里从来不做单向的灌输式的教育，我们的课堂都是互动式的。教授先给一个概念，学员们开始辩论、讨论，在这些辩论和讨论中相互学习。在线教育缺乏这样的便利，很难实现交互沟通。
当然我们也看到，对教育产业而言，数字媒体有着无限的潜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是通过远程教学扩充市场份额。我们用在线工具比如WebEx，一个教授坐在INSEAD校园的电脑前面，然后有500位俄罗斯学生坐在他们的电脑前面听课。我们在印度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一堂课有500个学员，这在传统的课堂上是很难发生的。
这个课程我们已经实践了3年，学员所在的公司都很满意，我们也很有兴趣想要跟他们聊聊，看他们到底学到了哪些内容。我们还在观察，看结果是否和INSEAD的教育质量标准相符，而且也要重新思考它和现场课程的区别定位。然后再考虑是否将这个课程推广给其他公司和其他市场。
第二，我们尝试用数字技术来改进学习体验。我们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她为每堂课录一段5？10分钟的案例录像，课前学生们必须先看完这段内容，然后在课堂上直接展开讨论。学生们对她的课非常满意，获得4.8分的高分（满分5分）。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LEAP（Leadership Excellence through Awareness and Practice）的领导力课程，学生们在前3周相互熟悉，然后他们分开3个月，在这3个月中，项目主管会在线上和学员保持沟通，学员需要向老师汇报，聊自己的实践，也会有作业，有线上讨论。3个月后，学员们再回到校园。通过这些安排，我们对学员的学习进展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学生也有更好的体会和感悟，我们认为这是彻底改变学习体验的一个项目。
记者：您是2013年10月1日上任的，您希望在您5年任期结束时，INSEAD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伊利安·米霍夫：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我们要建一个INSEAD全球学习社区，用Yammer平台把法国、阿布扎比、新加坡3个校区的教授、员工、在学学员、全球校友、董事会成员、客户等连接在一起；教授的教学资料都会上载到Yammer，学员可以通过Yammer平台与教授互动。
经济学观点范文6
关键词：强购买力群体、中心地理论、城市空壳化
1.
引 言
成都人民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缩写：CPDS；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简称：成商集团；股票代码：600828），2000年销售额达151，656万元，营业面积33，226平方米[1]，是成都营业面积最大、销售额最多的综合商业企业。
成商集团的发展可谓是一个传奇故事。它的前身是成都人民商场，始建于1953年，当时并不是法人单位，只是交易场所。1969年变成法人单位，取名“工农兵人民商场”。从那时起，人民商场就是成都零售业的脸面，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享有在省外直接提货的一级拿货权[2]。历经35年的不断改造、合并、重组，到1988年实现销售额2.38亿元。不幸的是，1989年动乱其间的一场大火，把这家“老字号”化为灰烬，仅商品损失就达2200万元，1000多名员工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历经烈火洗礼的成商人，没有被眼前困难吓倒，在多方支持和帮助下，用56天时间在废墟上建起临时营业房，城内遍设零售摊点，当年竟奇迹般完成销售收入2.1亿元，跻身全国先进企业行列，被誉为精神变物质的典型。同时，在政府支持下，贷款1亿多元，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近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大型商场，其规模为当时西部之最。
1991年新商场落成营业，1994年作为四川省首家商业股份制企业，股票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通过上市融资，一举还清新商场建设的全部贷款。之后，成商走上了扩张之路，1996年通过租楼的方式，在成都的武侯区建起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的武侯仓储超市，成为当时西部最大超市；1997年通过配股形式，同拥有2.6亿元资产和众多优良口岸的成都市针织公司实现强强联合，组建了成都人民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后，1998年又收购了破产企业成都文华食品厂，实现从零售业向食品生产领域的拓展；之后，成商又开设了多家分店和超市，最终发展成现在的规模。现在，成商集团已发展成以零售业为支撑，兼做汽车贸易、酒店、进出口、有线电视网等行业的较大规模企业，其零售业也有大型百货、超市、便利店等多种业态。
回顾成商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国有企业（商场）——改制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在零售业扩张——涉足其他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发展过程。成商集团的发展目标[3]是：走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相结合实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之路，通过企业股份化、集团化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概括的说，成商既有的发展战略主要是改制和多元化。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从人民商场到成商集团，成商的确实现了飞跃。但是，成商虽有5万余平方米的营业面积，2000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但当年利润总额只有29，546，295.98元[4]，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只有18，123，808.33元[5]，2千万左右的利润对于资产庞大[6]的成商集团来说显然低了点。另外[7]，成商共有员工6千5百人（含退休职工2000多人），上班的有3800多人，工资负担沉重；员工中38岁以下的占整个集团的80%，人员老化严重。此外，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可见，改制和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并一定完全适应成商现阶段的发展。本文将先从理论上分析改制和多元化的利弊，然后提出另一种观点，即“保住面、主攻点”的发展战略，并给出分析和证明，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理论框架为新古典经济学，将不过多涉及改制的具体问题，另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成商在中近期，在其主营业务——商业零售上的发展战略，对其他方面的战略不提过多的新观点。此外，本文也主要讨论成商在成都市的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先从理论上来分析改制和多元化的问题。
2.
既有发展战略的利弊分析
2.1 改制
成商集团的前身成都市人民商场是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它的发展，也和大多数国企有着相同的轨迹。其中，改制是相当关键的一环。
2.1.1改制的目的和目标[8]
国有企业改制的目的是进行产权关系的重组、政企分开与减轻企业负担。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塑市场主体。
国有企业是一种国有资产，所谓国有资产，就是在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未来经济效益的各经济资源的总和[9]。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通常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
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现行行政体制，国有资产可以分解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市、县四级所有，并分别由同级政府来行使所有权。
第二，
建立“中介”性质的国有资产经营体系。如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投资控股公司、企业集团的核心公司、经济实体性专业公司等，他们既是国有资产产权的机构，又是对其投资、控股和所属企业的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机构，并向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
第三，
落实企业经营权。理论上，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介”性质的机构只应对投资经营、资产配置和分配以及重要的企业经理的聘任做出决策，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2.1.2 改制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就是要对国有产权关系进行重组，以形成符合股份公司要求的新的财产组织形式。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原来的国有资产变成了新企业的股份，即国家股，以前的向国家上缴利润，变成了现在的给国家分红利。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转成的国家股占股本的比例也非常大，企业的负担依然沉重。
另一方面，改制后，原国有企业沉着的职工福利负担仍然可能保留在新公司中。国有企业中一部分上班的人养着另一部分不上班的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则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也和我国的社保等诸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关。
2.1.3 成商实例分析
第一，
国家股一股独大，改制换汤不换药。
成商集团最大的股东是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年末持股数不清110，690，733股，持有类别国家股，持股比例65.39%[10]。可见，成商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有企业，除每年分给政府诸多红利外，由于国家股不能流通，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
第二，
职工负担沉重，企业老马拉重车。
成商员工6千5百人（含退休2000多人）上班的有3800多人。职工数过于庞大，显然劳动生产率不高，工资、福利、退休金成为企业沉重负担，势必减少企业资金积累，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
第三，
上市就像双刃剑，运作也还欠规范。
上市后，通过在股市上的融资一举还掉了近亿元的负债（因修新楼而欠下），也为企业进行资本运作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上市后企业成为公众公司，来自股民的压力会对企业经营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股份公司内部代表现代企业制度的“三会”和原国企中的党委会、职代会等机构还同时存在，职能有重叠；国家股占控股地位，实际上还是国家说了算等等，都有不规范的地方。
2.1.4 改制并不是企业利润的保证。
一方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本身就还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改制顺利成功，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也同样在市场中面临诸多风险，并不能保证获利。众多的外资、合资企业不是一样有搞不起走的吗？[11]
案例一：成都老福爷百货。
法商独资的老福爷百货，于上世纪90年代末落户成都东郊。才开业的时候，其商场布置、货品及促销等都给了人们不少新颖的感觉。但很快，由于其选址、经营方面的失误，出现了经营困难，最后只有关门歇业了。
结论：改制是成商集团在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成商的发展还应该有其他战略。
2.2 多元化经营
2.2.1 合并（merger）[12]和企业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组织行为，企业发展可以通过内部成长和外部成长两条途径。所谓内部成长是指企业自身业务的扩充和开拓，所谓外部成长是指企业间的合并。
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变成一个企业的组织行为。从合并的过程看，合并可分为融合合并和吸收合并两种类型。所谓融合合并（fusion merger）是指参加合并的各企业协商同意解散原企业，共同组成一个新企业。所谓吸收合并（obsorption merger）是指参加合并的企业中有一个吸收企业，其余企业称为解散企业，解散企业宣布解散，被吸收企业吸收。吸收合并在我国常称为兼并。
合并从形式上可分为三种：[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