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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1
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品格、实践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特性、民本宗旨来看,践行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因为思想问题、观念问题从来就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必须突出这个根本,抓住这个根源,把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境界、思想作风、发展思路、工作方式、精神状态从那些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不相适应的地方扭转过来。
当前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结合铜仁实际,必须努力克服以下顽症:
一是要克服唱高调、空落实的现象。不能只务虚不务实,调子唱得高但不去抓落实。
二是要克服满场跑、不进球的现象。什么工作都在抓,辛辛苦苦、起早摸黑,但是没有结果。铜仁地区目前抓效能建设,就是要求在工作方式上既要注重过程,又要注重结果,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全局,千方百计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要克服短眼光、不敢闯的现象。目光短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是开创新事业、实现新跨越的大敌,尤其是铜仁这样的落后地区,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没有一股子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勇气,没有一股子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锐气,只会永远落后于人、受制于人。
四是要克服绕道走、不敢碰的现象。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不能遇到难题就绕道走。
当前,破除思想痼疾,化解思想顽症,在方式方法上要把握好三个原则。
一是要明确目标、有的放矢。结合各自实际,开展针对性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活动。围绕中心任务、突出共性问题,深入持久地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
二是要弄清对象,找准重点。重点是要破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分散和下放各级党政机关手中过于集中的权力,做到简政放权、廉政高效、服务于民,充分激发、调动全社会各个阶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思发展、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是要明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弄清路径。路径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必须贯穿于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全过程
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在突破中跨越的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对于“欠开发、欠发达”程度最深的铜仁地区来说,基础极其薄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显得尤为重要。去年5月,铜仁地委在科学分析区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突破、跨越的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个基本目标必须要有一个思想观念的平台和强有力的推进方法,这个平台和方法就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如果我们不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个思想平台建设好,不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手段,就很难实现继承、发展、创新、突破、跨越的基本目标。
首先,要在继承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把历届铜仁地委行署、全区广大干部所打下的物质基础和创造的精神财富,作为我们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实施新跨越的一个重要平台。要充分肯定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所奠定的基础、所创造的价值以及对我们今天发展仍将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样才能够客观的、公正的、有效地评价过去,激发大家面对未来的激情。同时,历届党委、政府在推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充分结合铜仁实际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科学地继承下去,届届相续,形成一条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其次,在发展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只继承,不发展也不行。马克思说,世界是一个永续运动的过程体,过程体中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它是联动的一个整体和过程。不承认历史不是,不发展历史也不是。我们必须在承认历史、继承历史的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历史。
要加快铜仁地区的发展,就需要我们面对新形势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机遇、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推动铜仁实现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创新,以新的思维、新的视野、新的举措来谋划、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工作,突破发展瓶颈,破解发展难题,推进经济跨越,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铜仁的大发展。地委提出了实现“六个新跨越”和构建“两带两圈”产业体系的战略决策。全区各级各部门就要围绕决策,运用系统、全面、联系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如何实现、用什么样的手段和路径实现这些决策。
一是研究“六个新跨越”,每一个新跨越的突破口是什么,支撑条件是什么,基础条件又是什么等等,都要认真分析,全面把握。
二是研究“两带两圈”如何抓,铜仁城市经济圈抓什么,梵净山旅游文化经济圈抓什么,铜玉产业带、乌江特色产业带抓什么;“两带两圈”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一个是重点、哪一个是阶段性重点,哪一个是全区必须长期做的工作,哪一个是联动各方面的重要平台等等,都要统筹谋划,整体推进。
要在深化区情认识的过程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区情认识,又快又好地推进科学发展。铜仁是“欠开发、欠发达”程度最深的地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处于挂末位置。立足于这个基本区情,只有加快发展,推进跨越,才能赶超发达地区,实现群众致富的利益需求。要实现跨越就必须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豁出去的拼劲,敢想、敢干、敢试、敢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尝试其它地方没有尝试的途径,只要有利于人民利益的事就大胆地干,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符合铜仁实际的工作就超前地干,辟出一条落后地区赶超先进、实现跨越的发展捷径;增强危机感、紧迫感,不折腾,不松懈,紧紧抓住中央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和功能区划分的政策利好,抓住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快则快,加速发展,创造“铜仁”速度,提升“铜仁”质量。
要在推进“六个新跨越”的过程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推进跨越。要用全面系统思维理解和把握“六个新跨越”,对其内涵实质和实现形式进行科学定位。例如,铜仁地区新型工业化要实现新跨越,什么是突破口?单纯通过结构调整能不能实现突破?由于全区工业经济总量不大,结构优化的作用也不大,基于此,要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如何发展新型工业化的问题。发展新型工业要发展产业链长、资源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科技劳动密集型,能拉动群众就业和实现群众致富的产业。所以,在新型工业化上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要通过综合途径、综合性措施来谋求发展和突破,不是走原来的工业发展老路。
一是对现有的工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二是立足优势矿产资源发展工业,如石材资源、万山钾矿。三是依托农业发展工业,如茶叶加工产业、畜牧加工产业。四是依托生态旅游发展工业,如旅游工艺品加工。五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工业发展结构。
要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难题的过程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切工作都必须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中首先要强化民生意识,把民生作为第一大政治任务,扎实抓好,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群众路线,把思想真正更新过来,只要群众与干部真正打成一片,水融,很多工作就容易开展,很多事情就好办。因此,各级干部一定要多深入基层,走村访寨,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体察民情,要清楚群众想什么、盼什么,干部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得更好、更让群众舒心、满意。在民生问题上干部不要讲大话、说虚话,而要从细微处出发、从点滴做起,把一件件事情做好、做实,把群众喝水、吃饭、上学、就医、住房、安全等工作扎扎实实、细而又细地一件件抓好、抓到位。
要善于在破解发展难题中解放思想。当前首要的是破解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要立足自身优势,盘活自有资源,大胆借助外力,善用“点金术”。为此,要采取:一是土地整治,二是集中整合矿产资源,三是国有资产经营,四是收储土地。还可以考虑将梵净山旅游产业整体包装上市,使之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上市公司,上市融资缓解我们的资金压力。
其次是干部的素质和作风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干部素质的提高,不解决干部作风的转变问题,很难实现跨越。跨越是需要一大批充满激情,有着冒险牺牲精神,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干部队伍来支撑的。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新人”观；人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是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大飞跃。把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一个多世纪以前所热切呼唤的“新人”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实际体现和创新。
一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由来已久。但无论是我国古代“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重民思想，还是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都是试图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则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出发，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过考察分析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现实存在的活的生命体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而这些欲望和需求又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实现的。从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个人的发展是人类在不断拓展自身活动范围的基础上，为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一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社会存在，他也就获得了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如同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正在改变以自然为存在对象的人自己一样，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改变以社会为存在对象的人。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并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要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财产的占有方式，其核心是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性。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观印证着新的哲学精神和实践原则——人的发展唯有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价值体系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马克思又将人的发展放在了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发展时期，其中商品经济是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中间环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系统，经济力量是超自然的人的力量。这时，人虽然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从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可是，继而人又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奴隶。人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经济动物”，都呈现出被某种外部力量奴役的特性——物役性。这个发现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马克思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互相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着矛盾不平衡关系，即商品经济和人的发展的“二律背反”状态。马克思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发展观，揭示了“物役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区域性的血缘群体中，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依赖于血缘关系的。而这种人和人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威严统治和绝对服从的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的兴起，打破了前一社会形态的封闭状态，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它有效地激发了人潜藏在物质欲望中的生命力，扬弃了那种阻碍和抑制个性发展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类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人不再是血缘等级中的“精神动物”，先前的人对人的“统治和从属”现在代之以各具自由身份的人对所缔契约的共守；法律取消了等级特权，从政治形式上认可了每个人的平等地位。从对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能力的提升方面来说，这种“物役陸”要比对“人的依赖性”进步得多。然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动机，就有可能使人萌生出冲破一切制约的欲望；垄断财富所造成的金钱万能的魔力的诱惑，抵消了人的一切最美好的精神情趣。而人如何挣脱“物役性”桎梏就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
商品意识是现代文明意识生长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既是社会性存在又具有精神性存在的特性，使得一批敏锐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从文化上寻求物质发展与人类自身完善之间的合理平衡上。马克思的“新人”观就为人类摆脱“物役性”文化困惑提供了一条根本出路：从文化理念上寻找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更新，从而为人成为“新人”提供“意义”的凭借和价值标准。
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对自身发展的意向、要求和评价，人的理想、人格特质和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为市场经济所制约，并受相应的商品意识影响。然而，“文明”的真实含义并不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一味满足，而是对“自然本性”中种种“非人性”因素以及文化中非人性倾向的疏导和改造。社会实践内容包括商品生产流通和人类精神生活等。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主要反映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和要求，人被设定为“经济人”，其全部活动背后所潜藏的动机都只是为了利益，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文精神则反映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它把人设定为“道德人”、“完整人”，其全部活动都蕴涵着对生存意义、精神家园和价值目标、理想信念的追求和憧憬。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不仅是两个不同的精神范畴，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它们都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折射出市场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即以物和金钱为鹄的，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二者的矛盾和对立使社会具有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念、两种对立的舆论导向和两种对立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市场经济社会自身的矛盾，将不同性质的力量施加到同一个人身上，使人的精神生活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恼之中。如果说人类第一次是从“宗教”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么如今人类有必要实行第二次解放，即从“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的“新人”观则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要求。
“新人”观是在马克思的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实践发展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始终反对在抽象的理想中设计人的前景，而是要立足于社会物质条件，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考虑问题。“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收到大工业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种新人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这种新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自由王国”中的“自由的人”。如前所述，人类目前整体上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既需要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智慧和潜力；另一方面又需要社会各成员的协作行动。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世上唯一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来决定和创造对象世界的存在物。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丰富，马克思所憧憬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将会愈加富有生命力。那时候，“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的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压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自觉的意识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之一。
因此，马克思所热切呼唤的“新人”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一文化价值理想深深植根于对人的辩证发展的自觉把握与切实体认上。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人的发展历程必须经过群体人、个体人与社会人三种形态。如果说人在群体主义时期，人依靠自然纽带组成共同体，在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去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那么，当人已经从大自然的限制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时，一些人却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因此。要摆脱“物役性”的精神困惑，必须依赖人的觉醒，使人成为历史过程的自觉参加者，成为社会化的个人。这种“新人”与受制于“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的“经济人”截然不同，他完全摆脱了以占有财富为人生宗旨的“物欲”的束缚；同时又与只重精神而轻财富，重义轻利的“道德人”完全不同，这种“新人”力争把“道德人”理念中体现的终极意义的价值合理地落实于俗世中，而不使其因空灵而无法实现。这种“新人”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在更高层面重建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人类与社会协调促进、全面发展的人。
三
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最高理想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刻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突出发展旨在实现两个全面发展的新理念。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环境优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人类能动创造的主体能力不断生成、进步、展现并由片面的人向“新人”跃迁的过程，是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以一种动态的形式揭示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全面发展，指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致力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所谓协调发展，旨在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必须使得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在这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中：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和有序的制度文化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想和人力资源。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它同马克思的“新人”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首先，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构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一贯重视人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因此，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的命意就使“以人为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成为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渠道、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它使得社会中各阶层的竞争观念、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同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各个阶层的重新定位，要求我们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体现和包容、平衡和调节各阶层利益的政治机制，充分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以人为本”就是从价值观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思路。其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人的发展的基础，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则是人的发展的目的要求。即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之理念把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调整到最佳状态，使其凝聚成一股合力，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互促进、共同生长、和谐相处，共建人类家园。“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这正是当代关于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在质的向度上的跃迁和提升。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3
关键词：司法；判决；机械主义；形式主义；整体性；科学发展观；司法合理性；司法文化
中图分类号：C9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3-0045-04
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的司法判决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形式主义化的倾向和表现。形式主义虽然在表面上看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好像内在地蕴含了法律至上的崇高理念，但由于在很多语境中过分地坚持形式主义的理念导致了背离法律精神的现象，而对法律精神的背离恰恰是与法律至上之法律理念相左。法律的运行过程并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操作过程，而是充满着复杂性，简单的法律形式主义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势，更难以把握各种社会情势中所包含的法律精神。司法审判绝对不是存在于一个真空当中，各种看似法律之外的因素都可以构成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如果把司法审判看作一个系统，那么系统内外的各个要素之间都是相互缠绕的，这一缠绕的事实使得我们在司法审判中更应该走向判决的整体性发展进路。但是这些整体性因素必须具备合理性的思想内核，而这一合理性的思想内核就是当代中国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总结生成的科学发展观理论。
一、判决的整体性：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克服
关于判决的整体性对于中国人而言一点都不陌生，在中国传统社会，司法判决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按照法典的规定进行判决的过程，而是受到了当时的儒家观念、社会情势乃至民心的影响，这种现象自然和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是内在相通的。在法律和道德、民心、社会情势之间，法律的选择绝不是唯一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属于当时社会条件要求的意识形态，比如“德主刑辅”“敬天保民”，这些观念绝对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弥漫在政治法律的运行之中，并且结合得非常内在。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你只要看看历史上的判词，就会自然发现大量的判决中往往很少谈法律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涉及法律问题，而是径直取自道德的理由对案件进行判决。
但是，随着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的学习，法律形式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市场，并且在某些领域具有主导性地位，尽管在实践中往往并不是如此。中国部门法的研究者多数属于以法律形式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法条主义者，他们在根本上忽略了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对于判决的整体性影响。而在司法判决实践中，这种法条主义是相当普遍的，具体主要体现在判决书的制作中。我们知道，中国当下的判决书基本上采取的是三段论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恰恰是法律形式主义的表现。虽然在判决的复杂过程中，法官往往会将各种因素和情势都考虑到对于案件的整体性权衡中，但这一点在中国的判决书中是无法表现自身的。法律形式主义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局限性，尤其在中国当下的司法判决中更应该反思法律形式主义的局限性。
首先，法律形式主义是一种机械主义的思维，想当然地认定只要依据法律文本中的规定就一定能够合理地解决社会各种问题。在欧洲历史上曾经有一种理论思潮叫做概念法学，他们认为只要把法律和事实输入到机器之中，机器运作的结果就自然会得出正确的司法结论，但这在法律实践中逐步被西方法律理论和实践所抛弃，在20世纪曾涌现出一大批批判形式主义法学的理论思潮。在山东的淄博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里的法院首次在中国搞起了计算机判案，这种现象和西方的法律形式主义思潮在思维方式上都是一样的，根本忽略了法律中运行的各种实质性要素。其次，法律形式主义有一种天然的理性自信，也可以说是理性的狂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万能的，万能的理性可以正确地制定适用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优良的法典，然后再根据法典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了。然而虽然笛卡尔给了人们理性的确信，但休谟却马上将其了，休谟让我们看到了理性的有限性，而康德则求其中间，但毕竟是支持了有限理性的理论观点。即便我们从常识的角度去理解，理性无限也仅仅成为了一种乌托邦，而丧失了任何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法律形式主义无视人自身，也无视社会现实本身，从一种抽象的前提妄图推导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前提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判决的整体性理论是一种实际的理论，它珍视现实生活本身的规律性，要求法官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出发思考一切问题，而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前提出发并用这一前提剪裁现实生活。霍姆斯大法官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一般原则并不绝对具体情形。其实何止一般原则不能解决具体情形的问题？任何普遍的规则、原则都无法决定具体的情形，也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对现实问题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即便人们可能在某个原则方面在理论上达成共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特殊的状态下对问题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人们在某个原则上达成协议与他们在特定情形下的分歧同时并存是一种普遍的法律和政治现象。”[1]普遍并不能包括具体，任何具体都是丰富多彩的，具体中具有普遍所无法涵盖的多样性特质。如果认为有了一个普遍的原则或规则，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那就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判决的整体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反对，它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存在依托，将各种可能影响判决结论的因素都加以考虑，并同时进行合理性整合，从而得出合理的判决结论。
但是，依据判决的整体性理论对于影响司法结论之各因素的考量并不是对各个因素毫无原则的平等对待，而必须贯彻一种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当代判决之整体性理论的把握中，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整合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追求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贯彻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采取的是统筹合理的发展方略。应该说，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想内涵正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实践的合理性要求，是指导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理论。这种理论自然也可以被应用到司法审判当中，不仅法院的行政工作应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法院的审判实践也应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指导思想。具体的审判所涉及的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学发展观正是这些领域发展的指导思想。如果这些领域出现了问题，需要法院加以解决，那么法院就自然应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对于一个法官而言，他不可能仅仅考虑法律问题，仅仅把法律当圣经的法官不是一个好的法官，法律之外的因素是法官不得不考虑的，但法官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不能随意考虑，必须有一个合理性的尺度和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科学发展观。
二、判决整体性理论的表现与科学发展观
判决的整体性理论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对，它所表达的是对社会整体性情势的考量，缺乏了整体性的判决理论往往会丧失自身的现实合理性。科学发展观恰恰是现实生活中引发的合理性要求，反映生活的合理性自然就要求与科学发展观保持一致，并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西方国家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叫法，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也是他们所具备的，比如以人为本并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恰恰是西方的传统，而可持续发展最早也是见于西方理论家的阐释，至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具体理念则在西方国家并不比中国落后，而他们贯彻和实践的可能恰恰比中国要好。我们叫做科学发展观的东西在西方往往被称之为公共理念，从古希腊就一致存在的对于社会整体性的一种关怀。因此我们说，叫法虽然不同，但其指向却是一致的。
德沃金曾经明确地提出过整体性的法律解释理论，“我们有两种关于政治整体性的原则：一种是立法原则，它要求立法者设法使整套法律在道德方面取得一致；一种是审判原则，它启示我们尽可能将法律理解为在道德方面是一致的。”[2]德沃金主要探讨的是司法审判领域中的法律解释的整体性理论，其所注重的是一种协调的精神。“整体性使政治需要和个人需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种连续性既有表述价值，也有实际价值，因为它促进了笔者刚才提到的具体实际利益的有机变化格调。但当公民们对哪一种正义的规划事实上包含在社会的明确政治决定之中的意见不一致时，这种表述价值像它的实际价值那样或许会被耗尽。因为当人们诚心诚意地力图彼此以符合由政治整体性制约的社会普遍成员身份的方式相待，并认为各自都在作出这种努力时，甚至当他们在特殊情况下对整体性要求意见不一时，这种表述价值就得到证实。那么政治义务就不仅仅是政治哲学家经常表示的人人都要服从的社会中互不相关的政治决定。它成为一种更具有争议的观点。每个公民最终为了自己而有责任把忠于一种原则的规划视为对他所处的社会的规划的认同。”[3]与德沃金的这种理论相适应，他认为法律不是一种单纯的规则体系，那是实证主义的看法，而实际上法律除了规则之外还有原则和政策，而这种原则和政策在判决中的运用恰恰体现了判决的整体性理论的合理性。
德沃金曾经谈到一个判例，亨宁森是一位汽车消费者，他到布洛姆菲尔德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汽车，但合同上写明汽车公司仅对汽车零部件的瑕疵具有维修义务，并不承担因零部件瑕疵给汽车使用人造成的任何伤害。在亨宁森出了问题之后，亨宁森要求汽车公司承担医疗费和其他费用，并且法官支持了亨宁森的意见。这好像与合同不一致，于是法院需要给出理由。这里仅分析其中的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必须牢记下述基本原则：在不存在诈骗的情况下，在签定合同之前不愿意先就合同的内容作正确理解的一方，日后并不能够因此而减轻自己在合同的内容上的责任”[4]。第二个理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汽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普通的必需品，其使用人对于驾驶人、乘客和公众都充满了危险，因此，汽车制造厂在与它有关的汽车构造、商品宣传和销售方面都负有特殊的责任。所以，法院必须深入检查购买合同，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公平对待。”[5]第一个理由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则，第二个理由则是政策，原则和政策同时为亨宁森的胜诉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受理案件的法官是教条主义的法官，亨宁森肯定要败诉。我们看到，美国法律也不是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真空，社会合理化的多种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案件的结论。
而在亨宁森案件中，笔者觉得实际上有着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相契合的地方，比如刚才谈到的第二个理由，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的体现，也可以作出同科学发展观类似的解释。合同就是私法，按照通常的理解其本身就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法官在这里却没有依据合同进行裁决，而是作出了与合同约定完全相反的判决结论。这里拿出的就是公共政策，一种对于社会整体性的考虑，这里不仅考虑了人的生命权，并且考虑到了如果让汽车公司胜诉必将不利于所有的汽车公司提升汽车质量，这对于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而这种发展必然贯穿着人的价值理念。“这就是那些主张所谓‘清楚的和现实的危险’的检验标准或者某些其他形式的‘保持平衡’的人的立场。”[6]
当然，笔者这里并不是要单纯地为我们的科学发展观辩护，而是要洞察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在中西法律文化中的相通性。既然都是人类的司法事业，那么其所面临的现实必然就是相似的，而其解决问题采取的策略也就自然具有相似性了。
在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中国自身的背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对于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具有更大的指导价值。基层法院直接面对老百姓的生活，市民生活中的琐事往往更多地聚焦在基层法院，由于“琐事”关系民生，所以往往比一些大案要案对于司法认同的获得更为重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就受理过很多这样的案件，而对这些案件往往不能采取法律教条主义的思路加以解决，否则不仅难以获得当事人的信服，而且也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认同。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曾经受理过这样的一个案件，有一位妇女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娘家，并按其父亲遗嘱继承了一份房产及其所属宅基地，并且也是其所居住的村庄的村民，但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村委会把这个妇女的房子拆迁后却没有给予补偿，当然也没有兑换成楼房。法院针对这个案件，要考虑很多方面的问题，而决不能单纯从法律条文出发，在判决书写作中也不能只写法条，而忽略对于这个案件所包含的妇女权利保护、传统习惯的地位、政治性影响乃至道德主张的考量，只有把这些因素合理地进行整合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在司法审判中，把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加以考量，其本身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判决思路，这种意向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精神旨趣。在这里对于该妇女的权利保护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而对于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考量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整体协调精神。
科学发展观与判决的整体性理论是一致的，也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构成了当代中国判决整体性理论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在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批评，认为法律应该远离政治，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司法的政治性意向是司法行为难以逃离的一种宿命，无论中西，概莫能外。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政治化的决定转化为法律的理由，从而使其在法律至上的基本理念下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认同。当前，在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我国又提出了人民法院的指导思想，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这应该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审判领域中的深化和发展，对于指导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判决具有总体性的指导价值，这在根本上是与本文中所强调的判决的整体性理论相契合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三、判决书的整体性：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司法判决的整体性理论不仅应该成为法官认真研究和学习的一个基本司法理论，并且必须在司法中获得良好的现实展现，这就是要在对案件进行整体性分析之后将判决的整体性理论的思想贯彻到判决书中。
尽管中西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判决中的整体性思路都是存在的。首先我们看看古代中国的判决书的整体性。古代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单纯地从抽象的法条出发对案件进行判决，而是考虑了众多的具备实践合理性基础的因素，比如情理、道德、礼教、习惯等，所有这些都并不包含在法条之中，但从整体性上看，法条只有与这些因素对接才能够具备现实的合理性，这或许就是传统中国实质理性的法律运行规律的体现。这样的判决书可以说不胜枚举。古代法官绝非法条主义者，甚至在判决中会突破法律的限制，而从情理、社会情势出发做出判决。作为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我们从传统司法判决中解读到的不是对法典的背离，恰恰是对法律缺失的弥补，甚至是对法律的创造性贡献。
这是对单纯法条思路的反对，如果仅从法典出发则可能是另外一种结论，这在这个判词中是很明显的。社会的整体性永远不可能逃离古代法官的心理世界，正是因为这样古代法官在超越法条追求整体性的过程中才可能达到一种合理化的状态。
西方的判决书也具有整体性的基本架构，很多法官也不从单纯的法条出发判决，而是追求整体性的思路。前面在谈到德沃金的整体性思想时所谈的亨宁森案件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另外德沃金还谈到过帕尔默继承案，说的是帕尔默的爷爷在遗嘱中给他留下了很多财产，但是忽然某天他爷爷给帕尔默娶了个小奶奶，这下帕尔默很着急，于是就把他爷爷害了。问题是帕尔默能不能继承他爷爷的财产。针对这样的案件，有的人认为帕尔默应该继承他爷爷的财产，这种主张所根据的就是爷爷的遗嘱，可看作是法条主义。另派法官则认为帕尔默不应该继承他爷爷的财产，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做原则的东西，这个原则就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中获利”。这个原则并没有写在法律当中，它是通过对法律的整体性解释创造的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本身就体现了整体性。当然，这和德沃金的道德整体性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当前中国的司法判决书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它是由一个三段论的逻辑结构构成，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组成部分。应该说，三段论推理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确认为正确的推理形式，只要前提正确，那么结论就一定正确。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三段论推理是形式化的，而司法判决是充满着实质性内容的。中国当代的判决书缺乏实质性分析，我们只是在列举了事实之后，就径直说根据哪一条法律获得怎样的结论，那么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对结论产生影响，如果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司法结论，那么这些因素是否具有正当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当前的判决书都没有给出一个恰当的分析和论证。所以我们说，当代中国的判决书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判决书，与我们这里所强调的判决的整体性理论没有内在的关联。
当代中国的判决书是以往历史条件下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模式，与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性精神还有很大的距离。人民法院的指导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既然人民法院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宪法法律至上，而且还有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至上，而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求司法审判工作要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思维路向，关怀大局，具有一种总揽性的全局观念。无论是党的事业至上还是人民利益至上抑或是宪法法律至上，它们都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人民是法院指导思想的灵魂。这里的人民就是最大的整体性，判决书必须能够满足这一最大的整体性要求，不仅用法律条文，而且要用与人民利益保持一致的社会情理、道德价值、政策理念对判决书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使得判决书能够不仅把“法”说清楚，而且把“理”也说清楚。
对于法院而言，实践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落实到法院的日常行政事务中，并且也要落实到业务工作中，整体性司法判决理论是法院工作的业务性理论，它必须直接在判决书当中获得对象化表现，让人们充分意识到判决书中所折射的理论内涵。但是科学发展观在司法判决书中的体现和表达，不适宜直接出现科学发展观的字样，否则会有一种司法依附于政治的感觉。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一种符合法律精神的话语方式，以期达到与整个人类法治文明对话的、具备合理性内核的司法文化。
实践科学发展观应该转化为一种习惯，而习惯的养成寄托于法官。这样法官的素质就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主体性因素，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法官不仅应该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而且还要具备较强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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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lity of Judgment：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Liu Jingwang
（Law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4
【关键词】现代传媒 高校 人才培养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05-02
从现代传媒的角度来分析当下的人才培养现状可以发现，随着我国在近些年来进行的人力资源体系的构建和相关资源的有效重组，人才培养的激励体制和专业程度也在逐渐完善。当代社会对于人才的定义不再仅仅局限于有才华的人，更多的是体现在个人能否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人才是现如今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人们在探究人才培养这一问题上往往更为看重其价值观和应用体系，对于历史观的重要作用有些忽视，本文就针对在现代传媒这一背景下历史观对于高校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以下的分析。
一、现代传媒
现代传媒主要是指一些大众的传播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期刊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报纸、电视等传统传播媒介一直是大众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来源渠道。随着近些年来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和高效普及，以网络媒体作为传播主体的现代传媒成为了公众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这为传统的媒体和工作者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相比于传统媒体来说讲，现代传媒具有全媒体、超链接、超媒体、交互性以及超地域性等多种优势和特点，但这也对传媒从业人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在培养人才上面临着全新的调整，在对人才的培养方式和方法上应该转变固有观念，这样才能够真正满足时展的实际需要。
二、现代传媒下的人才培养以及历史的形成
从现代传媒的角度来看，人才主要是为了满足当今社会的实际发展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进程可以总结出人才的出现是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首先，人才的培养要处于某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就包括了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在原始社会时，人类推行的是氏族制，人才价值的体现更多是依靠一个人劳动能力来判断的，在这一时期人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人才培养观念。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对劳动力进行能力上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就是一种人才培养的开始，只不过当时人类将人才的评判标准定位为劳动能力的高低而已。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进入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全面、快速发展阶段，虽然当时社会制度中包括奴隶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不平等性，但随着后来战争的爆发，一些具有优秀能力的人相继出现，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伟人，这使人才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大全观。直到唐朝，随着李世民的登基，中国传统社会的贵族阶级所具有的权利被稍微弱化，百姓开始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会。唐朝创建的科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才提供了一个上升的渠道，许多人才开始接触国家的政务和一些民生大事的处理工作。
到了近代，建国伊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又重新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这或多或少造成了我国人才和外界交流的阻塞，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加以完善，社会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局面，人才的供给已经不能够满足市场多样化的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体现在各个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各样的专科院校被建立起来，承担着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责任。到了最近几十年，一些大学开始进行扩招，但人才短缺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人才的数量虽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在质量上仍存在比较大的欠缺。在这之后，留学热潮突然兴起，同时一些国外的人才开始大批涌入我国，从这点上来看，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发生着转变的，属于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点。
三、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标准
通过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不同社会和时期对于人才的需求和标准是不同的，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初期建设，对此我国提出了创新的口号，创新能力也成了当下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重要标准。创新型人才需要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同时还需要能够对推动当今社会向更好方向的转变，从这点上来看，人才的发展是建立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的。因此，现如今所需要的人才并不一定能够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标准，但当前社会需要哪种人才，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就需要针对性地进行培养。从总体上来看，当今高校在培养人才方面需要遵循以下几个标准：
（一）在培养人才时需要切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拥有着自身特色的国情，对人才的尊重事实上就是对我国社会国情的尊重，因此，高校在尽心人才培养时要着重培养人才的社会价值意识。
（二）人才的培养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中，人才的可持续性主要是依托社会这一主体存在的，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所进行的全面推进。
（三）培养的人才是一种追求发展、上进的人才，高校在培养人才时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该体系的主要定位应结合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和特点来进行，不能够盲目地讲求一味的标新立异。
（四）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不能太过于证书化和学历化。经常会有人将人才的评判标准定义成一个人是否从名校毕业的，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现代传媒角度下讲求的人才实际上是指一个人适应、改变生活、劳动环境的具体能力，而并非是简单的学历证书。做好人才培养的有效定位对实现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构建以及促进人才朝着更为全面的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
四、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
对于高校来讲，确定固定的培养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会为人才培养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方向。现如今高校在确定人才培养方向时需要遵从社会的实际发展方向和客观价值来进行制定，这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的进一步传播而变得越来越重要。针对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才需要体现出实用性。这种实用性需求是各个时期和社会都存在的，只不过是现如今的需求变得更为直观和迫切。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产生和淘汰，人才的价值更多地是改变时代和服务社会。这体现在高校培养上就是让大学生们掌握更多实践性强的技能和操作方法。
（二）人才需要具备团队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团队的重要性，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项工作往往只靠一个人的力量并不能真正地实现或完成，还需要集合大家共同的力量。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可以针对性地布置一些团队合作的项目让学生去完成，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人才并不一定是越新才越好。有的人会认为新型人才更加重要，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虽然一些人借助了现代化的知识储备和一些科技手段的武装，但人才的评价标准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前后顺序发生改变，这是由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所决定的，人的存在一直到人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变量，二者之间没有一定的可比性。对此，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更为注重的应该是培养的手段和模式，而不是培养的工具。
五、人才培养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现如今社会对人才需求是处于全方位的，在人才的培养上追求专业的深度和广度。但在人才的选择上，必不能一味地追求功利化，对名牌院校大学生和一般高校大学生区别对待，这是一种错误的人才观。事实上，人才的培养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经过历史的一次又一次验证，在选择人才时必须要依托于历史观来进行，人才属于历史，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而进行着改变，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着不断的完善。对此，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需要结合历史观应遵循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是经过历史发展后形成的最终共识，这是一种社会公平性的有效体现。这一过程本身是经过一定时期的不断积累形成的，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也在发生着不断的转变，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的策略时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一定的变更，这需要社会公平和社会法制的有效保障。
第二，人才的培养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实施的重要基石，高校在培养人才时要以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为最终目标，为社会创造先进的生产力，这一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高校对于人才的培养就不该是一成不变的。
从现代传媒的角度出发，对于人才的培养事实上离不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指引，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既要符合历史观的有效延续，同时还要保证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贡献。从总体上来看，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既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有效延续，同时也是现今人力资源研究领域的重要范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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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5
现代旅游是在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主动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大众活动,文化要素对旅游活动影响很大。
文化的内涵,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笔者结合众多学者的观点和理解,总体上对文化的内涵得出以下认识:
1.文化的广泛性。文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们对文化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也正说明文化内容丰富,外延宽广。从不同视角可以把文化进行细分,旅游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2.文化的层次性。文化具备特有的层次结构,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中间层的制度文化和中介层的教育文化。所以“物态文化和心态文化互为表里地对立统一于整个旅游活动中。而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则是由物态到心态的中间性过渡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度文化是保证服务质量,提高旅游层次,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具有保证方向和指南的意义”。因此,深度发掘旅游文化内涵应当多方位、多层次思考。
3.文化的模糊性。由于文化涵盖面广泛,有学者提出文化天然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内容既具体又抽象,“模糊的文化和文化的模糊,使得我们在理解、研究文化时,有时不得不不求甚解”。理解和掌握旅游文化内涵必须分门别类,层层递进。
4.文化的差异性和发展性。文化是历史发展中各地区各民族实践中创造的产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作为一个不断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的动态开放系统,在稳定与发展的对立中不断实现自我保持和自我更新。文化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中,人居于中心地位。要以人为本,客观地看待由旅游人群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的文化差异并不能说明两地文化孰优孰劣。
结合旅游产业理解文化,旅游文化不是旅游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它不仅仅局限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领域,也不是仅仅关注文化旅游这类文化表征比较明显的旅游形式,而是要将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固有规律,以利于其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和一般文化形式相同,也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多层次结构体系,“既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饮食服务、园林建筑、民俗娱乐与自然景观等旅游客体文化领域;又涉及旅游者自身文化素质、兴趣爱好、行为方式、思想信仰等文化主体领域;更涉及旅游业的服务文化、商品文化、管理文化、导游文化、政策法规等旅游介体文化”。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旅游的文化内涵,将使旅游文化建设更具目的性、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二、文化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先进的旅游文化引领旅游产业发展的方向。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产业,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的文化本质特征必然要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优先发展旅游文化,用先进文化引领旅游可持续发展。现代旅游是旅游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实施的一种高级消费,旅游者最大的收获就是精神的愉悦和一段回味无穷的美好记忆,所以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旅游产品和旅游产业的经济性、文化性是统一的。只有充分重视旅游产品的文化性,挖掘其文化内涵,展示文化特色,提高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才能吸引旅游者,才能带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2.文化是旅游经济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因素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是较低级的需求,易于满足;但是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属于高级而复杂的需求,较难于满足。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很难模仿和复制,可比性较低,易于创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突出旅游文化特色形成区域间文化特质,是培植旅游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随着旅游开发逐渐向深度发展,文化象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旅游经济活动,只有通过文化创新才能保持旅游经济基业长青。
3.文化是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经济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世界性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强调: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发展的摇篮。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于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旅游与文化交流结合程度愈高、旅游文化因素越多,旅游经济越发达。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不断发掘红楼文化,按《红楼梦》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使得企业发展成为国内旅游企业的知名品牌。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入的重要驱动力。
4.文化旅游是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2002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文化类型就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位。这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选择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目前,文化旅游市场开发方兴未艾,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开发以文化为特色的旅游景点和旅游活动内容,可以满足游客的高层次文化需求,是中国旅游面向国际市场和竞争的必然选择,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5.旅游与文化相互作用。旅游者通过旅行活动,学习了解到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同时也将自己本地区的文化带给了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传播和交流了两地的文化。同时,为了吸引旅游者,旅游目的地也日益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众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有关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旅游者大规模持续来访,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影响更多的是消极部分,最明显的是使当地文化不正常的商品化,这类变化对于那些原本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地方社会风情民俗为基本的旅游资源吸引旅游者来访的目的地是致命的,它将使这些目的地失去原有吸引力,失去旅游产业持续发展乃至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基础。
三、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实现旅游产业利益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产业良性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从而提升产业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旅游发展观念。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以旅游养旅游”、“五个一齐上”等发展思路,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人们对旅游从外事接待到事业再到产业的认识逐渐明晰,一些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外延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于旅游目的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造成的破坏难以用经济数字来计量。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产业发展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和效益型,通过挖掘旅游文化内涵、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向深度发展。
2.坚持政府主导全面发挥旅游产业功能。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条件下,形成了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并由此形成的政府主导、市场主体、企业运作、全民参与的产业发展态势,在旅游目的地,旅游投资经营者、游客、当地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只有政府才能协调好他们之间的现实矛盾,追求并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的统一,因此,政府管理部门要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摒弃短期行为,做先进文化的代表,引导当地旅游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并由此全面发挥旅游产业功能。
3.构建旅游企业文化营造和谐旅游环境。随着我国旅游法制建设的逐步健全,促进了旅游市场环境的规范,但是旅游行业恶性竞争、虚假广告、合同欺诈等各种短期行为仍然在侵蚀着旅游经济本不健壮的肌体,严重威胁着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营造诚信公平的经营环境,改善旅游行业形象,是旅游经营企业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依法治旅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设,可以一定程度地规范市场秩序,更重要的是依靠旅游经营企业的自律,通过构建旅游经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倡导诚信守法经营。
4.深度开发旅游资源以品牌促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文化内涵开发是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核心是文化创意,在分析地方文脉的基础上确定文化的开发方向和主题格调,明确定位围绕主题进行内容组织,进而通过旅游产品加以体现,并不断丰富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的升级改造。其中,对旅游资源文化主题的感知和把握并经由旅游产品外显是关键,其本质在于对旅游文化资源进行概括、发掘、升华最终凝聚区域特色的个性化精神,然后通过物化、创新,实现更深层次的整合,将文化内涵渗透、表现在旅游产品的各个层面,形成特色品牌,强化旅游吸引力。
5.重视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做好前瞻性研究。我国旅游产业起步较晚,旅游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市场的纵深拓展能力;另一方面,羽翼尚未丰满,恰逢中国加入WTO的巨大变革,刚刚蹒跚学步就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客观上使得中国旅游产业不可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同时,正是由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很短,旅游产业发展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加上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如它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那么直接和易于察觉,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结果才逐渐显现出来,可一旦结果显现,其后果也就无可挽回,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旅游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的问题研究。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现象并做好前瞻性研究,现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旅游接待地区社会文化商品化问题、传统文化衰退问题、民族文化异化问题以及游客带来的文化示范对旅游接待地的文化影响问题等等,从事这些研究的不仅包括旅游工作者,还包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还应当重视做好成果共享和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推广。
6.加快人才培养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旅游产业链较长,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专业教育是置于经济学范畴内的,旅游文化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旅游人才文化素质的提高重视不够。而实际上旅游产品设计、资源开发和规划、旅游服务都是基于文化基础上的,但旅游从业人员文化层次偏低,对文化的认知度不够,旅游文化内涵的“白化”环节缺失,无法做到帮助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感悟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旅游活动只能停留观光的浅显层面,不能适应现代旅游的发展要求。因此,要加快旅游人才培养,逐步从单纯的生产性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旅游从业人员业务素质,提高他们对所处环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了解程度,既要做好服务员,又要做好讲解员,通过每一位旅游工作者的一言一行给与游客全方位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提升旅游文化品位。
旅游产业是兼有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四大功能的产业,但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文化及其他功能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旅游资源的适度开发和永续利用要求提升产业素质,整合文化要素,进行品牌运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精神文化,开发物质文化,打造制度文化和管理文化,推进教育文化,由政府以及与旅游产业有关各方参与,深度发掘旅游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促使旅游产业走向成熟,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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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6
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个人都能看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经济而论无疑是大大发展大大进步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无疑得到了极大改善，也似乎更现代化了。但是，弊端渐渐显露，保障缺失已成众矢之的。对于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看起来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事实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话题。因为，这些年来，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党内，人们对过去近30年的改革开放，在认识上并不是很一致的。有的人甚至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简单地都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持有这些观点的人虽然是很少的，但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成对改革的共识，重聚改革的人气，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能否真正把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为实现小康目标而奋斗的党的工作大局落到实处。
众所周知，近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实行了30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展开的，改革开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又要对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系列陈规陋习进行变革，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样板的环境下进行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构经济和社会秩序，同步加快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将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巨大社会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探索从拨乱反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起步，紧紧围绕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实践。
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视野和战略，总结、观察和俯瞰30年的改革开放。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证实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突显了改革开放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对普通民众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虽然与我们渐进式改革的推进策略有一定联系，但最主要的是由于一些关键性的改革还没有深入、到位所致。因此，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政府自身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也是化解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问题的惟一途径。用这样的视野、高度来分析认识改革开放，不仅可以清晰地分析大势，研判大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由于过多地纠缠一些具体的细微末节，影响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评价。这正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近30年改革开放最好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