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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范文1
关键词：参苓白术散；双歧三联活菌胶囊；肠易激综合征；生长抑素；神经肽Y
中图分类号：1t256.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3-0044-02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常见的肠道系统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腹痛、腹胀、排便习惯以及大便性状的异常，病情持续存在或呈间歇性发作，缺乏明显的形态学和生化学的异常改变，临床上以腹泻型较为常见。本院采用参苓白术散联合双歧三联活菌胶囊治疗了腹泻型IBS，取得了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8月2016年8月本院收治的腹泻型IBS患者12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60例。其中，观察组男38例，女22例；年龄21-68岁，平均年龄（44.73±9.23）岁；病程6个月～8 a，平均病程（2.46±0.67）a。对照组男36例，女24例；年龄20～69岁，平均年龄（44.57±9.18）岁；病程6个月～9 a，平均病程（2.72±0.64）a。分析2组的临床资料，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的诊断标准均符合罗马Ⅲ的标准。排除标准：①妊娠以及哺乳期的妇女；②既往有胃肠道器质性疾病以及腹腔手术史的患者；③严重的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④精神障碍的患者。
1.3方法 对照组单纯给予双歧三联活菌胶囊进行治疗，每次40 mg（2粒），每日2次。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措施的基础上联合参苓白术散进行治疗，处方：党参、茯苓、炒白术、莲子肉、桔梗各10 g，山药、薏苡仁、炒扁豆、炙甘草各5 g，砂仁5 g；水煎服，1剂/d，餐前服用，每日服用2次。2组患者均连续治疗6周。
1.4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①疗效判定。显效：患者的腹痛、腹胀以及腹泻等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大便次数以及粪便性状均恢复正常；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明显的减轻减轻，大便次数显著减少，粪便性状基本恢复正常；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未缓解，大便次数以及粪便性状均无改善。②血浆生长抑素（ss）和神经肽Y（NPY）水平。分别在治疗前后检测比较2组患者的SS、NPY水平。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所有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2组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率的两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P
2结果
2.12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1。
2.22组血浆ss与NPY水平比较 见表2。
3讨论
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范文2
一、国外生态经济区划理论演化历程
(一)生态区划的产生。生态区划的思想起源于19世纪初，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德和霍迈尔提出，区划的基础理论是区域分异理论。与此同时，霍迈尔也发展了地表自然区划的观念以及在主要单元内部逐级分区的概念，并设想出四级地理单元，即小区、地区、区域和大区域，从而开创了现代自然区划的研究。而1898年Merriam首次以生物作为自然分区的依据，对美国的生命带和农作物带进行的详细划分，才可以说是生态区划的雏形。1899年俄国地理学家道库恰也夫在自然地带的基础上发展了生态区的概念。1905年英国生态学家Her-hertson指出进行全球生态区域划分的必要性。随之，很多生态学家与地学家也日益关注到生态区划的重要性，并投入到生态区划的研究中。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区划方案直到1976年才由美国生态学家贝利首次提出。编制了美国生态区域图，按区域、区、省和地段四个等级进行划分。
(二)生态规划的发展。生态规划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George Marsh，John Powdl及PatfiekGedd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正是他们的工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Marsh在其1864年出版的《Man and Na-ture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v HumanAction》著作中，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并呼吁Design with nature rather than against the envi-ronment Marsh的这个规划原则，直至今天仍是生态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20世纪初，生态学自身已完成其“独立”过程，形成了一门年轻的学科。生态规划在这期间得到很大发展。Ebenezer Howard在他《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描绘了“明日”理想的城市，实质上就是从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寻求与自然协调的一种探索。Howard的田园城市运动对城市与区域规划以及MeHarg等生态规划工作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芝加哥，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芝加哥成员中的两位成员，景观设计师Jens Jensen与芝加哥大学的生态学家Henry Cowles曾携手探索如何在不断扩展的城市区保护自然景观。
Tugwell在自然综合的同时，很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随时间的推移，证明这些社区深受其居民的欢迎，并已成为美国新城规划中的杰作。Tugwell综合自然与社会文化因素的规划方法以后又为MeHarg等发扬光大，成为生态规划方法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60年以来，生态规划的思想逐步成熟起来。以卡尔逊《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著作，掀起了六十年代和迄今仍在继续高涨的环境运动。瓦雷斯在绿泉和渥星顿谷地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用生态学的思想作为规划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基础。
1969年Mcharg出版了他的名著《协同自然的设计》，Meharg系统地提出了生态规划的概念、思想和方法，并对生态规划作了内容较为广泛的叙述。Mcharg指出，生态规划方法是在通盘考虑了全部或多数因素，并在无任何有害或多数无害的条件下，对土地的潜在用途，确定其最适宜的利用。Mcharg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生态规划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生态规划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世界性的环境问题突出。一批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生态规划方面的书籍和文章。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的思想在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反响，对生态规划具有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七十年代，很多人把社会学、经济学和生态研究融为一体来探讨生态环境和生态规划问题。1971年法国马雷提出了关于福利的新理论，他认为福利不仅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还必须迅速致力于非物质财富的增长。费希尔也在20世纪七十年代探讨了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
(三)生态经济区划的诞生。生态经济区划思想的产生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态经济学思想的诞生是以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发表作为标志。但是，真正结合经济社会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的，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她于1962年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详细揭示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和经济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此后，一批论述生态经济问题的著作相继问世，开始了生态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新时代，卡逊成为新的“生态学”时代的代表人。
自鲍尔丁创立了生态经济学以来，许多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撰写了一大批颇具影响、观点新颖的著作和文章。比如，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法国各界人士发表的文章汇集《2000年的忧虑》，英国生态学家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美国的约瑟夫・丁・塞尼卡和迈克尔・K・陶亚格合著的《环境经济学》，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美国未来学家卡恩的《目前和未来的经济――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和即将到来的繁荣》，朱丽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甘哈曼的《第四次浪潮》，美国莱斯特・K・布朗领导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世界状况》，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编辑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以及国际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出版的《人类属于地球》，等等。
近年来，由于生态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需要，得到世人的关注。因此，其地位越来越高，作用也越来越大，并且超出社会经济的范围，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一股世界性的和带有政治色彩的生态潮流，生态问题也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联合国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生存与发展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促进生态经济学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将有所突破，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经济思维观念体系，即生态与经济的双向思维观、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观、生态经济与持续发展的思维。
在生态经济学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经济区划思想也应运而生了。在生态经济区划中重要应用的是生态经济学思维观念体系，区域生态经济学成为生态经济区划的指导思想。因为受“生态决定论”思想的影响，早期的区划工作主要是从自然生态因素出发，几乎没有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人类在生态系统，尤其是在城市或农村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经济活动的加剧，不仅使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且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各国生态学家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区划，并认识到以前自然生态区划的局限性，而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和地位，工作重心开始向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功能转移，生态经济区划应运而生。
二、国外生态经济区划思想演化评述
(一)生态区划是生态经济区划的思想基础。生态经济区划思想是在生态区划的基础上，伴随着生态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一种综合区划，生态区划是生态经济区划的基础。生态经济区划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不成熟，许多理论与方法都是在生态区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生态规划是生态经济区划产生的动力。生态经济区划在生态经济规划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进行生态经济规划的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和基础工作，而且也是生态经济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地提供战略决策的导向性依据，维护区域的生态完整性和社会经济繁荣。而生态经济规划与生态规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论述生态经济区划的产生与发展中，结合生态规划研究对本文理论方面的分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生态经济；研究范式；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04－05
作者简介：周纪昌(1969-)，男，河南鹿邑人，经济学博士，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系统，我们可以根据研究的角度和目的的不同来界定该系统的性质和范围，从而得出对经济过程和系统特性的不同看法。这里借用目前最为流行的“范式”概念，来表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范式”和“范式变化”这两个术语来源于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书中，库恩就不同思维模式的建立和改变是如何影响到科学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探讨。这种思维模式是格式塔的一种，他称之为范式。库恩认为范式的变化是科学思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范式的变化意味着对以前大家共同认可或心照不宣的规则、观念、假定前提以及世界观的改变；范式的变化表现出跳跃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能彻底改变科学共同体对问题认识的态度、视角；范式同时也是确立学科和保证学科凝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放弃一种范式而支持另一种范式，将改变一门学科内所有科学家的整个知识基础，这就是库恩之所以称这样的变化为科学革命的理由。
尽管目前经济学界流派纷呈，研究方法众多，但是从大的研究范式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新古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一种是以生态经济学为代表的研究范式。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生态经济与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系统观和经济过程观。在主流经济学模型中，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以交换价值循环为基本运行模式的孤立系统，其以货币为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在厂商和家户两大经济主体之间顺畅地循环流动。生态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思想和研究范式，是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时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经济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把人类经济系统看作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自然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地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虽然生态经济的思想理论，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一些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环境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对于目前日益受到国内外关注的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但是，以新古典研究范式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和经济决策中仍然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生态经济还没能引起大多数经济学界人士的充分注意，而对这一范式下的循环经济思想更觉得难以理解。对于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渊源予以考查、分析生态经济范式的特征、挖掘生态经济范式的核心，同时对于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梳理和反思，对于当前的生态经济研究和循环经济研究具有非常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渊源和特征
对于生态经济及其经济循环思想的渊源，一般可以归结到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思鲍尔丁1969年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鲍尔丁认为，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能力(提供低熵的物质和能量)和污染净化能力(接纳和转化高熵废物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系统，就象一艘孤立的宇宙飞船，是一个物质上封闭的系统，地球系统的长期维持在于通过消耗外界的太阳能使物质在其中能够不断的循环利用；人类经济系统作为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环境废物”线性物质流动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循环的关系。鲍尔丁所说的循环关系不仅包括生态经济系统物质上的循环流动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态经济大系统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功能上的稳定有序、协调衔接。即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同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功能相契合。这种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特别是对我们理解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关系问题更是意义深远。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学理论预见直接推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研究范式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生态经济研究范式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我们可以在经济学发展早期的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那里，找到一些对后来生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影响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
首先，生态经济学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这种观点显然与早期经济学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出发，注重自然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研究方法和经济思想是一致的。同新古典经济学从交换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和价格决定的问题不同，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和价格问题，商品的价值不是由抽象的交换价值(价格)决定的，而是土地所代表的自然资源、劳动和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物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前的生产过程中节约下来的东西)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坚持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在亚当·斯密眼中，劳动不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价值的源泉，更有意义的是，他把土地上的自然力也看作是一种劳动，这就自然导出土地同样是价值源泉的结论。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对于重农学派有这样一段评价：“有趣的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派重农学派，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对他们而言，仅有农业这个‘自然’的活动就能够产生净产值。事实上，重农主义这个词意味着自然法则。重农主义基本观点中的一些东西，对今天的经济学是极其重要的，尽管他们特定的理论已经过时”。
其次，对生态经济影响更为明显的是，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特别重视影响和限制财富生产的其他自然生物物理因素，他们把自然物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定态”(stationary state)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古典经济学中“定态”一词指的是经济中人口与资本存量都停止增长的状态。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把良好土地的供应的限制以及所带来的农业上的报酬递减来表达他们经济活动受到环境限制的思想。虽然约翰-穆勒认为生产技术的进步能够中止或暂时抑制因自然要素有限而对终极生产力的限制，但是他并没有抛弃“定态”的概念，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经济迟早会进入一种静止的状态。技术进步可以推迟这种状态过早的到来，但最终阻止不了其一步步的逼近。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经济的兴起是在经济增长日益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限制的现实下，对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定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因为整个生态经济的理论就是围绕着，在地球这样一个具有有限承载能力的增长空间中：如何考虑经济活动的目的和途径而展开的。戴利的稳态经济(Steady-economy)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经济思想。在戴利看来，稳态经济是一种有发展而无增长的经济。在物质层面上，经济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的，在物质上是封闭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母体中吸收越来越多的部分，并且终将达到100％的极限。这种靠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增长的边际成本总有一天会超过其边际社会收益，会使增长变得得不偿失。
再次，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有形的产品才算作是社会的财富，在他们对经济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产品价值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与通过劳动、自然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物质的转化过程，和对以物质为载体的产品功能或效用的使用过程分不开的。萨伊最早提出效用是物品(财富)价值的基础，他认为“所谓的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虽然如此，萨伊并没有就此脱离经济活动的物质过程来抽象地谈论价值问题，而是在分析中更加强调两者的结合。他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以创造效用为目的的物质形态转化过程，并提出了物质本身是不能创造和消灭的观点。对于财富的消费，他是这样认为的：“正如生产意味着效用的创造，而不意味着物质的创造，所以消费意味着效用的消灭，而不意味物质或物品的消灭。”因此，萨伊被认为第一个把物质不灭定律引入经济分析中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生态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物质平衡理论”表达的就是萨伊这个思想。生态经济承继了早期经济学的这种从价值流动和物质转化两方面来看待和研究经济过程的方法和视角，对于这种经济研究方法的特点，萨伊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概论》绪论部分这样阐述。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只承认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做的精确推论的研究方法，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排斥在文学上和科学上往往阻碍人们获得真理的偏见和先入之见。他认为“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物的本质，而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萨伊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早期思想家和亚当·斯密以来所兴起的实验唯物主义传统。
最后，在经济要素的分类方面，生态经济学中与古典经济学一样基本上遵循了上述萨伊所提出的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方法原则，在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原材料、能量相对于对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投入(劳动、资本)来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例如，对于资本的划分上，斯密是最早认为，根据这些资财在取得收入过程中的存在和变化流动的具体形态，可以把资本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两种。这一概念和名词一直被其后来的经济学家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马歇尔是明确的劳资合作论者。他的结论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入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入中抽取报酬。他们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生态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类似，采用的是一种把生产作为经济分析起点的“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biophysical approach)。人类的生产活动的实质是，人类利用组织、技术等手段，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取得自然资源，把其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形式，并向环境排放废物的过程。其一，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看，人类经济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活动一样，都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和转化过程，生产活动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转换器”的作用——把物质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从一种用途转化为另一种用途；其二。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物质流动关系，更谈不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从物质角度看，生产的基本要素是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生产过程则是对这三种要素进行转化、传输或应用的生物物理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更多的是互补性而不是替代性的关系。互补性和替代性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以生态经济为代表的强可持续发展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互补性)和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弱可持续发展流派(这一流派强调替代性)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争论的焦点。
三、生态经济范式的核心：循环经济的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开始对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这一时期，有关环境问题最有名的著作当属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部书中作者利用大量事实证明了由工业污染对生态系统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促使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开始把环境问题纳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奠基时期，一些对后来该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基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不仅继承了和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角度和物质转化过程中研究经济的传统同时在研究的视野、方法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上都具有重大突破。其中对于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有：鲍尔丁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思想：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的经济过程中的熵定律理论；埃尔斯和科尼斯的物质平衡原理和产业代谢理论；戴利的稳态经济思想。这些理论中一般都涉及到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第一，地球的资源供应能力；第二，地球消纳废物的能力；第三，经济增长的规模限制问题。生态经济学正是在寻求发现和寻求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作为生态经济核心理论的循环经济思想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成为目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发展思想和实践。我们以生态经济中如何看待和解决经济循环或循环经济问题为主线，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
1.熵定律与经济过程
熵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是对不可利用的能量的一种度量。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既然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那么人类总会有无尽的资源可以利用。但是他们忽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也称熵定律)所提供的科学事实：在能量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做功的过程中，所有的转化率均低于100％，耗散掉的部分就是“熵”。按照熵定律，无论是价值循环和物质循环都需要来自外界持续不断的能量来源的支持，否则是不可能持久地运行下去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是第一个系统地阐明经济过程如何受到熵定律限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过程是一个以低熵状态的物质一能量输入，以高熵状态物质一能量输出的过程，即经济过程仅仅是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低熵)转化为毫无价值的废物(高熵)的过程；目前的工业繁荣是以快速地消耗有限的低熵物质为代价的。因此，他得出结论：人类经济奋斗的中心是比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的土地更稀缺的环境中的低熵。经济过程中所有的物质转化和循环利用活动最终要受到可用能量的和熵定律的限制，免费的重复利用是没有的，因此，从可耗竭的矿物能源向太阳能转变是人类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经济过程中的物质平衡原理
物质平衡原理(materials balance approach)是罗伯特·埃尔斯等人提出的物质流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在一个封闭的、没有物质净积累的经济系统中，排入自然环境中的残余物质质量必然大致等于作为投入物进入系统中的所有原材料和能源的质量。根据这一假定前提。他们从物质形态上，构建出一组物质平衡方程。在这一组方程中进入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各种资源和服务的投入数量和最终的产出和消耗数量构成了一个等量关系。利用物质平衡方法，埃尔斯等人对经济过程中物质形态的投入、积累和产出，以及三者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过程只不过对物质的形态进行了转化，并不能增加或减少物质的量，而对于流出经济系统的废物所进行的处理。只能是这些物质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或者说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因此，经济活动中的废弃物的排放和处理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从长期而言，进入和流出系统的物质是平衡的。对于如何从根本上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污染问题，他们提出一方面从源头上减少原料的投入，另一方面提高经济过程物质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提高经济系统中物质循环使用率，并由此提出了对进入经济系统的物料实行从“资源开采——生产加工——消费——最终废弃”的整个经济的物质流动过程，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综合管理的思想。这一思想很快被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1976年颁布的《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所采纳。
3.产业代谢理论
产业代谢理论(industrial metabolism)是罗伯特，埃尔斯1988年在物质平衡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物质、能量流动的理论。产业代谢概念所要表达的是，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下，通过劳动使原料和能量转化为最终产品和废物这样一系列的物质过程。在这里产业的概念涵盖了从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畜牧业到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商业、消费和废物处置等所有行业。在产业代谢模型中，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嵌入生态大系统的开放子系统，在稳定状态下，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一样是一个远离热力学平衡耗散系统，并且也有着类似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代谢过程，但是由于能量的限制(主要是熵定律)和无法避免的耗散消耗，产业系统不可能达到象生态系统那样的近乎完全的物质循环，即产业循环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产业系统总体上没有对它的营养物质进行再生循环，它是以开采来自地球的高质量的物质(化石燃料、矿石)为开端，最后把这些物质以退化的形式返回到自然界的过程。
在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的模型中存在两种废物循环形式：第一种是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组成的自然循环过程。这种形式的循环发生在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等部门，它们的原料直接来自于自然，最后的排放物主要是可降解的生物有机物。第二种形式的循环被称为“工业循环”。这个循环把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物，通过采取一定的技术、加工和管理手段，作为“二次资源”再度返回到生产和消费过程。由于工业循环过程是人为的，不仅需要大量的额外的物质和能量投入，同时也会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排泄物。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理论不仅从经济上和物理规律两方面分析了经济系统中影响和限制物质循环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以及经济系统内部产业之间存在的物质和能量流动网络，这为产业生态学提出的通过构建不同产业流程之间的物质和能量梯次利用网络，来减少废物排放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理论基础和灵感。
4.产业生态学
产业生态学的产生受到了自鲍尔丁以来生态经济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同时也标志着生态经济从理论走向实践。1989年9月，R.Frosch和NicolasGallopoulos在《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产业生态学的概念。他们提出：“在传统的工业体系中，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独立于其他工序，通过消耗原料生产出即将被销售的产品和相应的废料：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一种更为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传统生产方式，那就是产业生态系统。在这样的产业生态系统里，能源和材料的消费被最优化了。一个过程的排放物可以作为另一个过程的原材料”。显然，R.Frosch和Nicolas Gallopoulos产业生态学理论，与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理论(industrialmetabolisml具有很多的相近之处。只不过是前者强调了通过产业系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代谢关系的建立。而后者是从整个生态经济大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关系出发，指出了这种代谢关系的现实存在及其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
把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是产业生态学研究视角的主要特点。产业生态理论的主要探索者之一Braden R.Allenby(1995)认为，在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中，自然界中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与转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从线性流动、不完全循环和完全循环三个阶段的进化历程，才成为今天比较完善和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总体上来说，产业系统还处在从线性流动阶段。尽管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生态系统不能做完全类比，但是前者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后者的优点而获益。例如，生态学的关键种理论、食物链及食物网理论、生态位理论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理论等在生态工业、设计规划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工业网络设计和管理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因此，对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理解，我们一方面明确地承认，产业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的产物，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不仅要符合经济规律而且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产业系统在性质上和对物质、能量的利用和流动方式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5.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模型
以研究和寻找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为主要目的。根据鲍尔丁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理论和循环经济思想，戴维·皮尔斯(David W.Pearce)和凯里·特纳(R.Kerry Turner)在1990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性的循环经济理论(the circular economy)，并建立了第一个循环经济框架模型(见图1)。
(在这个模型里各种通过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用实线标示，这些物质流所产生的效用(U)用虚线标示。自然环境提供自然资源的存量(R)、环境的净化能力(A)和舒适三大经济功能。废物(W)是由生产(P)和消费(C)产生。如果考虑物质循环，这个环境经济系统就是封闭的。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存量(R)被分成了可耗竭资源(ER)和可再生(RR)资源两大类别。这两类资源都可以以一定的比率(h)进行开采，而只有可再生资源可以(以y的比率)再生。由于相对于废物流量(W)的自然的净化能力(A)不仅影响到自然资源的生产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效用，所以同样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废物(W)的循环利用(r)可以对资源的存量(R)产生正的影响。)
皮尔斯和特纳认为。鲍尔丁把地球比作同宇宙飞船一样的封闭的系统，表明了经济与环境是一种循环(circular)的关系——所有事物都是其它事物的投入，那种简单地认为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效用并对经济进行相应地组织的看法，实质上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最终来说封闭的系统设定了获取效用所能采取措施的限度或边界。他们把自然界所提供的资源供给、废物净化和审美功能三项作为生命支持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不论是自由市场、计划经济还是混合经济模式，都不能保证自然的生命支持功能将能够持久下去，因为现代经济学缺乏一个生存理论(existence theorem)来处理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与支撑该经济的一系列环境与经济相互关系之间的问题，没有对经济系统是否与其密切联系的自然环境相和谐进行必要的关注，因此，经济可持续的关键在于创造出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共存的条件。在他们建立的循环经济模型里(见图1)，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合二为一共同组成一个生态经济大系统。在这个模型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不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两个系统之间不仅在物质、能量上存在着密切的投入一产出关系，而且在功能上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俨然是一个统一的功能整体。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经济循环模型，与主流经济学经济循环模型相比，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视角和思维范式。
首先，从经济的目的看，自然环境作为生态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提供三方面的经济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废物净化功能和直接效用提供(审美、休闲娱乐等舒适性资源)——这些功能对于最终经济目的的实现、持续提高和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从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看，之所以把这个自然系统同人类经济系统一起组成的生态经济大系统称为循环经济系统，是因为按照物质平衡原理(即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个大系统在物质上必然是封闭的、循环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开放的、线性系统，即从“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的封闭过程。第三，皮尔斯的循环经济系统是一个以保持和提高生态经济大系统的功能(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为导向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系统功能的保持是与系统内物质(包括能量)流动的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尽管从全球尺度来看物质在系统内的循环是由必然性的物理规律所决定的。但是从系统的功能的实现来说。这种循环可以有不同的状态或结果——良性循环(hA)则会破坏这个功能，从而造成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个循环经济系统中人的调控作用就是通过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物质流动关系，在促进和保证生态经济大经济内物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大系统在功能上的良性循环。它蕴涵了两个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原则：一方面，要承认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开发利用保持在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承载力之内，使经济活动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不破坏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进行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以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第四，由于环境的三大经济功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例如自然的净化能力(A)的破坏不仅影响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环境的质量，循环经济要求我们从方法上，对环境和经济问题应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进行把握和协调，而不能过于偏重某一方面的功能。
四、小结
对于生态经济范式的渊源、特征、核心和理论成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本质是一致的，这就澄清了当前生态经济研究与循环经济研究分野的现实，同时通过分析发现，生态经济范式与古典经济及其后来的继承者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也为我们如何把握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和路径选择，生态经济研究不能脱离传统经济学，更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理论而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是没有出路的。经济过程即是物质转化的过程，又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增值和转移的过程，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一环境既是经济过程的物质最终来源和归宿，又是基本经济功能的提供者。从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看，生态经济范式研究对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持有的整体视野，特别是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物质循环流动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对我们把握环境问题的本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循环经济作为生态经济研究范式下的一种全新的经济系统观和经济发展模式，它对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持有的整体视野，特别是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物质循环流动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把经济活动纳入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流转的大循环当中，从生态经济大系统整体高度来看待和规划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把握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实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肯尼思·E博尔丁，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A]，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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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范文4
（赤峰学院 科技处，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加剧，许多专家学者在反思传统经济不足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有益于生态系统的经济构想.如肯尼斯·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赫尔曼·E·戴利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保罗·霍肯等的自然资本论；莱斯特·布朗的B模式等.
关键词 ：宇宙飞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自然资本论；B模式
中图分类号：F1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1-0090-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加剧，许多专家学者在反思传统经济不足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有益于生态系统的经济构想.
1 肯尼斯·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Baulding)在1966年发表的《来自地球宇宙飞船的经济学》一文中，提出了两种经济模式：“牧童经济”和“宇宙飞船经济”.
“牧童经济”是通过对牧童在草原上放牧时对牧草的漫不经心和随心所欲这一形象的借喻，意指对自然界进行掠夺、破坏式的经济模式.
鲍尔丁借用科学家已设计出废物还原的宇宙飞船装置来形容经济发展模式.从太空看地球，地球不也是一艘宇宙飞船吗？如果地球也采用“废物还原装置”，不是就可以既不污染地球，又可以持续利用资源了吗？“宇宙飞船经济”就是把生态学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式，要求人类按照生态学原理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不产生污染的经济或生产体系，它将是一种封闭的经济体系，其内部具有极完善的物质循环和更新的性能.它要求人类改变将自己看成自然界的征服者和占有者的态度，而是把人和自然环境视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即人—自然系统.这就是循环经济思想的源头.
2 赫尔曼·E·戴利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
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 Edward Daly，1938）在尖锐地批判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他的生态经济思想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宏观环境经济学和稳态经济等几个方面.
2.1 可持续发展
戴利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地球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一个由物质——能量产生所支持的持续稳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和质量改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优化的集成，要求足够的生态规模，社会分配上的公正、经济配置上的效率三个原则同时起作用；中心原则是，应该为足够的人均福利而奋斗.
2.2 宏观环境经济学
针对主流经济学在环境问题上的传统缺失，戴利建立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发展观俨然有别的新理论框架——宏观环境经济学，对包括国民账户消费、贫穷、人口、国际贸易乃至宗教伦理等在内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追本溯源的再思考.戴利指出，微观经济学给予的启示是，规模经济直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戴利将经济的最佳规模形象的比喻为“经济装载线”，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适当的定义和计量社会整体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而“设计出经济装载线(economic Plimsollline)，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1]
2.3 稳态经济
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思想，实质是将资源流量控制在生态可持续的范围内，然后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而来源于技术知识的改善或是对目标的更深理解，由既定流量规模构成的使用中的性能改善，被称之为发展.所以，稳态经济能够发展，却不能增长”.[2]
3 保罗·霍肯等的自然资本论
保罗·霍肯、埃默里·洛文斯和享特·洛文斯（Paul Hawken，Amory Lovins and Hunter Lovins）在被称为当代《国富论》的《自然资本论》（Natural Capitalism: Creat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1999)中指出了地球危机之所在，并提出了人类的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那就是造成人和自然的分离，资本主义没有把自然资本作为资本，只把投资、制造和人力当成资本.与自然资本有关的资源价格都极其低廉，导致自然资本越来越稀缺.新的工业革命则是要把从人们意识中忽视的“自然资源”概念纳入人们的认知体系，从而纳入到经济体系、文化体系以及社会体系中.[3]
4 绿色思想家莱斯特·布朗的新经济理论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Russel Brown，1934）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198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和《B 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2003）之后，为了使人们对建立新经济体系的必要性形成广泛的共识，对新经济的内容有更清晰的图像，布朗又在《B模式2.0》（2006）、《B模式3.0：紧急动员，拯救文明》（2008）和《B模式4.0》（2009）中，详细论述了他的新经济理论.
4.1 布朗生态经济理论基本原则
在对现行经济模式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布朗引导人们重新认识自然价值，用有机整体性、大地伦理、不确定性等哲学思维重新看待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提出了他的生态经济理论基本原则.
（1）哥白尼模型取代托勒密模型：布朗把现行的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高碳和线性经济的物质过程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称做“A模式”.布朗认为A模式现行的经济模式将环境看作经济的子系统，如同托勒密的“地心说”，使经济与生态系统不相适应.布朗指出当前在经济学的领域中人们的世界观也应该发生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如同由托勒密的“地心说”转变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经济是地球的子系统，一种经济只有尊重生态学诸原理才会可持续发展的.如何走出“范式危机”，实现范式转换与创新？布朗提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模式——B模式（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布朗把这种经济学的“范式转变”称之为环境革命.“环境是经济的组成部分，还是经济是环境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家把环境看作经济的一个子系统.生态学家则与之相反把经济看作环境的一个子系统.”[4]
（2）让市场反映生态价值：“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5]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使价格反映生态学的客观真理，计算出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成本，并把它用税收的形式计入市场价格.可采用以下措施：①改革财政体系，使商品价格反映生态成本；②环境税制改革“其基本构想是建立一个能够将经济活动给社会间接造成的成本反映出来的税制体系”；[6]③补贴转移；④许可证交易：这实际上是一种界定产权的方法，它赋予许可证持有者使用一定限额的某种公共资源的权利，或者给与生产者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的权利；⑤生态标志：支持环保产品.
（3）依靠全新的科技基础.
（4）强调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重要性：在A模式下，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往往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产品（原料）的价值.生态经济要求人们在重视产品的同时，更看重生态系统提供的其他价值.因为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框架，在这种经济下，人们更能注意到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重要性.
4.2 布朗的生态经济蓝图如下.[7]布朗在提出生态经济理论基本原则后，具体地绘制了未来的生态经济的蓝图.“这种生态经济的大轮廓完全是根据生态学规律而勾画出来的.”
（1）建立太阳能/氢能经济：风能、太阳能电池、太阳热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能源.
（2）建立再循环利用的材料经济.”
（3）保障粮食生产，确保人人有饭吃：食物紧缺不仅会使全球经济发展陷入混乱，还会引发政治动荡.因此保障粮食生产不但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严峻的政治问题.目前粮食生产面料最大的任务是改善对自然资本的利用：一是要提高耕地生产力；二是提高水的生产力；三是重新架构蛋白质经济.
（4）保护森林：森林不但可以为人类提供工业原料，更是巨大天然碳库，是经济支持系统的基础.
（5）建设宜居城市：城市是人工系统，我们生活需要的粮食、水、能源和各种材料集聚到此，必然会产生大量废弃物，给地球生态系统增加沉重的负担.特别是现代城市的发展以汽车为中心无计划延伸，由汽车引起的污染、交通拥塞成为城市中的大问题.因此，要强调发展以轨道车辆或公共汽车为基础的公共交通系统和为自行车提供方便的设施.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利于居住的最好标准就是辨别其花园和泊车位的比例.
参考文献：
〔1〕张海萌.赫尔曼·E·戴利的生态思想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0.13.
〔2〕[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
〔3〕[美]保罗·霍肯、埃默里·洛文斯和享特?洛文斯：自然资本论[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2002.11.
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范文5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外部性；环境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291-03
生态环境是指生物及其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条件的总和，即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如外来物种入侵、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具有经济学特征，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经济特征是效益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需要对外部性进行治理。
一、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
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是指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外部性理论是在20世纪初由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庇古提出，后经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发展而形成。外部性也称作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部效应，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即对他人产生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依据作用效果进行分类，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的外部性也称作外部经济，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负的外部性也称外部不经济，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使其他社会成员受损，但他自己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
环境外部性有正、负之分。如上游居民种树，保持水土，下游居民的用水得到保障，这是环境正外部性；上游伐木造成洪水泛滥和水土流失，对下游的种植、灌溉运输和工业生产产生不良影响，这是环境负外部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尤其是生产的负外部性。一个社会个体包括个人或企业等在经济活动中不顾及环境成本，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将成本分散为社会承担，它会导致低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和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负面影响，是典型的个体成本外溢的负外部性问题。
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产权模糊是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的一个典型来源。由于生态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物品――公共产品，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任何人无法用有效的手段阻止他人对某一公共产品的使用。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消极外部性的产生，于是，“公地悲剧”必然会不断上演，即出现了大量的把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的“搭便车”现象。二是“市场缺陷”导致负外部性。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人”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社会福利，自利心对社会不仅没有坏处，甚至比社会关怀更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有一定范围的，那就是产权首先必须是明晰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它将带来“市场失灵”，导致很大的外部性。三是“利益分散”下产生外部性问题。无论在何种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都是分散进行的，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有其相对独立性。由于有意识地增加外部成本同降低其私人内部成本紧密相连，私人的生产活动易通过对此种物品的破坏构成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并没有作为成本反映在私人的生产成本中，因而各个经济主体通常只考虑内部成本与效益，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使外部性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回答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有效地利用法律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市场和政府在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们能有效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环境负外部性又是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的重要表现。
市场在环境领域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更为准确的说市场之于环境保护是有缺陷的，失灵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它将带来“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外部性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产权制度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基本前提，只有把产权相关的责、权、利界定清晰并使其得到有效的保护与监督，才能充分调动资源所有者和经营者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性。“所有人的财产，就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所有人都可自由取得的财富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因为一个人如果愚蠢到要等个合适的时候来使用这笔财富，他只会发现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了。” 这样，对于公共资源，每一个人在开发利用的同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不会去珍惜公共资源，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承担。产权不清晰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也是环境资源受到破坏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证是公共牧场，由于公共草场无人负责，人人都抱着“不用白不用”的心理去放牧自家的羊，导致过度滥用，草场毁坏。在中国，环境资源的产权存在隶属关系混乱，产权未加界定或界定不清，或名义产权和实际产权脱节，这导致已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受侵犯的事件频频发生。
市场失灵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许多环境资源属于公有财产，根本不可能明确产权或建立产权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从而导致外部性。一些环境资源不能界定产权主要是因为不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即某一个人享用、受益的同时不能阻止他人一起享用、受益。如大气和深海资源就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即使划定了产权，但监视、保护起来难度很大。生物多样性的产权界定成本高得无法估计，有可能达到人类无法承受的地步。基于这一点，如果明确其产权，由某个人独占使用，整个社会将难以接受。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负外部性的产生。对于基础资源的开发、加工与分配，市场运作富有效率，能产生足够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理，市场运作失灵，几乎完全没有效率。这是因为，大气和水等资源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污染物排放是对共有资源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发生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之外的市场外部，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还有一片市场失灵空间――即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如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许多没有被人们开发利用的动植物品种等。前面所说的外部性，不论是排污也好，还是公有资源的收获，它们都有市场收益。而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不存在市场利用问题，只是伴随着其他经济活动而被随意处置。实际上，它们并不是没有价值，只不过是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罢了。以生态系统功能为例，如一片森林，可以涵养水分、保持水土、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减轻河流淤塞和污染，但这种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资源，在现实市场交易中价格为零，因而市场活动主体涉足这些领域动力不足或根本不愿投资，进而也不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政府可通过建立政策和改革制度来纠正市场失灵，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但有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却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把市场进一步扭曲，导致政策失效。一是国家宏观决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二是环境政策本身存在失误，会加速环境资源的退化。如有些国家的法律许可污染者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地区出于产业升级的需要，会把一些低技术，低附加值，高污染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一些政府明知其对环境有害却允许其投资。许多地方受不当政绩观的影响，片面追求GDP增长：一方面，盲目发展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同时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行为；一方面对治污工程不重视，没有积极筹集治污资金或未安排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政府的这些短期行为多半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为了优先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因而外部性始终伴随决策全过程。如果政府对环境资源这一公共物品采取不恰当的补贴和税收形式从而对价格机制进行干预，使得价格偏离真正资源成本，也会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另外由于存在信息不足与扭曲，政府实施的时滞和寻租活动等问题，而且政府人有自己的利益动机，行为受各利益集团影响，加上政府干涉也需要成本，导致政府失灵，影响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政策失效带来的结果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把本来正常运行的市场机制扭曲了或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时政府却没有反应，还有可能就是政府自身政策目标是成功的，但是对环境却产生了外部效应。
三、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环境经济政策
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需要对外部性进行治理。环境负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的突出表现，而且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应结合使用市场调节和政府规制等方法，保证在明晰产权等市场机制运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促进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政策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弱以至消除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的影响，将（下转300页）（上接292页）外部性问题内在化，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目标。
政府可以采用直接管制、税收和补贴等方式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策工具主要有创建市场（明晰产权、可交易的许可证如排污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利用市场（补贴、环境税费、执行债券、押金―退款制度），环境规制（标准、禁令、执照、责任、不可交易的许可证和配额），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加贴标签、社区参与）。具体有两大环境经济手段：一是庇古手段，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解决环境问题，包括税收、补贴、押金―退款。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给负外部性确定一个合理的负价格，由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全部外部费用，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二是科斯手段，通过政府借助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包括私人合约、排污权交易。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而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自然资源等环境要素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通过产权的明晰来使外部性内在化，因为自然资源禀赋使用价值、物质性效用等属性，构成了自然资源价格的内在依据；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及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自然资源具有价格的外在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在环境经济领域主要使用倾向于政府干预的环境经济手段。现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解决环境经济问题的路径选择和使用手段也正经历着重大改革，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已经颁布，排污权交易制度正在由试点向全面铺开的阶段过渡。由于环境资源禀赋的自然性与其开发利用的社会性的冲突，使得环境资源的产权安排不可能采取单一的私有产权结构，而应通过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和国家产权的结合性安排，来内化负外部性，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改革后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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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胜岳，等.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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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ern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al Policy of Environment
CHEN Yu-ling
（Economical School 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w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threatened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The introduction of externality to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problems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Externaliti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mainly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Economical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is a policy tool from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uthorities that starts from affecting the cost-income，then guides economic parties to make a choice to ultimately benefit the environment，whose main objective is to weaken or even eliminate the external influence and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ies.
Key words：ecological environment；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economical policy of environment
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范文6
一、内容概要
该书集沈满洪教授近年来主持完成的七个课题为一体，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着力探究水源配置的若干关键问题，将各章分别命名为“生态文明论”、“水源保护论”、“生态补偿论”、“综合利用论”、“节约用水论”、“协调发展论”、“政策创新论”。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水源配置的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主编的《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论丛》中的一册，作者开篇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出发，概括出水源配置的三种管理模式：着重于挖掘水源开发潜力，增加生产和生活用水供给的水源供给管理模式；着重于提高水源利用效率，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的水源需求管理模式；着重于降低市场主体间水源效率差异，发挥市场配置功能的水源贸易管理模式。
围绕这三种水源管理模式，该书以跨越晋冀鲁豫四省的漳卫南运河、横跨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温州市文成县的珊溪水库、丽水市青田县的滩坑水库为典型案例，借助供给-需求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等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源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着重解决了水源如何严格保护、水源如何跨界配置、水源如何综合利用、水源如何节约集约、水政策如何创新突破等重大问题。
二、基本特征
1.实践性。该书以我国水源配置的现实为研究起点，以解决水源配置的具体问题为落脚点，现实指导性强。该书在研究理念上特别强调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中，既注重下游地区的用水权益，又注重上游地区的发展权益，提出只有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生态和经济的和谐均衡的指导原则；在流域协调发展研究中，既注重水源区的主体功能规划，也注重流域间的产业转型发展。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该书提出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操作性的对策措施。对于滩坑水库水源综合利用，不仅论证了水源配置的具体可行方案，提出了与温州开展水权交易的对策，还就方案设计了详细的指导意见与实施步骤；对于浙江省的节水制度，提出短期以水价制度和定额管理制度为重点，中期以节水监督管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为重点，长期以水权交易制度、循环用水制度等为重点的实施意见。
2.综合性。从理论来源上，该书综合运用了生态经济学、源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确保了全书的立论基础。从研究方法上，既注重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关系分析等定性分析，又注重生态补偿金额测算等定量分析；既注重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方法的运用，又注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需求-供给思路的运用；既注重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等纯事实叙述和科学预测的实证分析，又注重回答“应该怎么样”的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从研究内容上，该书能够统筹源头水源保护与末端水污染管理，统筹生态补偿机制与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统筹流域内水环境保护与区域间水源配置，统筹水源的保护性开发与水环境的综合性治理。
3.前瞻性。由于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缜密的论证手法，该书不仅提出了大量富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措施，而且设计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方案。例如，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不仅着眼短期，也着眼中长期。提出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渡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和注重效率的指导原则、从金输入等“输血型”过渡到人力源开发等“造血型”和上游支持中下游的反补偿的补偿方式、从政府补偿过渡到市场补偿和社会补偿的机制选择；在水源配置的优先次序中，提出“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的短期次序、“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的中期次序、“生态用水+生活用水”的长期次序；在水价制度中，提出从单一水价过渡到两部制水价和阶梯式水价。这些对策既基于现实，又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有望提升该书的历史价值。
三、主要创新
1.首次系统分析了水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主体关系。水源保护补偿机制实质上是一种依托在水源这个客体、借助补偿费这个工具反映经济主体之间水源产权关系的经济制度。由于水源的流动性决定了其特殊的产权制度，即不同的产权隶属于不同的主体，当主体间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不相容时，便产生了对水源保护补偿机制的制度需求。在该机制中不同主体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使用权关系、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关系、上下游公众之间的收益权关系。理清了这些主体关系，便可以明确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作者认为，在受偿主体方面，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在水源区与中下游地区间存在着自然差异这样的“起点不公平”，肩负水源保护不同责任的“过程不公平”以及经济发展差异这样的“结果不公平”，而“过程不公平”是不能追求的，所以水源区居民是受偿主体；从效率的角度看，收入差有助于推动人口梯度转移，受偿主体不应该是水源区居民而是水源区政府。在补偿主体方面，从社会公平的视角看，下游区域政府以及受益企业是补偿主体；从效率和水源保护补偿机制本身的实现成本看，受益企业不应该成为补偿主体。而与此同时，由于流域政府间存在层层加码、讨价还价等现象，致使交易费用巨大，从而得出可能出现纯粹的“下游区域补偿上游区域得不偿失”的结论，因此补偿主体应该是流域内最高级政府。
2.首次提出全因素差异度分析法等生态补偿价值修正方法。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是生态补偿机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也是学术研究的一大难点。然而该书作者不畏艰难，大胆创新，首次提出了基于机会成本法的全因素差异分析法以及排污权交易法、土地损耗测算法等一系列方法，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在全因素差异分析法中，作者把在地理位置相近、发展条件相似的水源保护区与非水源保护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称为全因素差异度，并且把它分解为自然区位差异度和生态保护差异度，而生态保护差异度正反映了由于特殊严格的环境保护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就是应当给予特殊严格的保护区域支付的生态补偿数量。在排污权交易法中，作者指出排污权就是发展权，而上游地区由于水源保护的需要而“不作为”的直接反映就是部分排污权的丧失，通过情景分析法得出的“理论排污值”与“实际排污值”之差，即减少的污染排放量，其市场交易收益就是上游地区应该获得的生态补偿数额。在土地损耗测算法中，作者指出因水库建设而侵占的土地所减少的净收入就是水库上游地区该获取的生态补偿额度，而这种收入的减少量可以通过与水库水源之外的其他地区或者水库水源区本身作比较而获得。该书通过这些方法结合计量模型解决了相应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别棘手的“补偿多少”的问题，可为其他案例提供借鉴。
3.首次提出跨界水污染管理的组合式生态经济政策框架。跨界水污染问题由于各主体间产权不清晰、成本-收益不一致等因素，致使其一直困扰着我国流域治理实践。在本书中，作者针对漳卫南运河的环保、政府服务以及市场条件等状况，在比较分析了三种类型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别无选择的强制性机制是前提，权衡利弊的选择性机制是核心，道德教化的引导性机制是补充的机制构建思路。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总体构想是：统筹解决水源和水环境问题，需要构建起“双总量控制、双有偿使用、双交易机制”的经济政策框架，其中“双”就是指水权和排污权。该经济政策框架的构建有益于更加有效地激励各跨界主体通过一级“双”市场、二级“双”市场以及三级“双”市场提高水源配置效率，逐步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由于该思路的创新性，部分成果发表在SSCI期刊《水政策》（Water Policy）上。在新安江跨界水环境共保的政策建议中，提出了“生态保护补偿-环境损害赔偿协同政策”：达到规定的环境标准给以基础性补偿，优于规定的环境标准在基础性补偿以外给以奖励性补偿，劣于规定的环境标准则要求环境损害赔偿。组合式的生态经济政策建议突破了单一政策的局限性，采取奖惩并举的手段，更加有助于实现跨界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四、问题评析
作为一部近40万字的专著，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有：
第一，课题报告痕迹依然较明显。该书各章均由独立的课题报告改编而来，尽管作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修改，但为了保持原作者的本意，本书仍然具有较明显的课题报告痕迹。例如对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的重复分析问题、水源配置的系统框架没有充分展示的问题。
第二，全因素差异度法有待完善。在该书中作者提出的全因素差异度分析法因其忽略了其它因素，仅仅从目前可定量化的角度把它粗略地归于自然差异度和保护差异度，其测算出来的补偿金额将正如书中所言“是极大值”。所以为提高理论的准确性和应用价值，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第三，定量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尽管本书在生态补偿机制的金测算中结合计量模型做了不少探索，但是纵观全书仍然可以发现，定量研究还是本书的薄弱环节，众多环节还存在定量研究的空间，例如对于生态补偿金的分配依据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当然，环境价值的定量研究是世界性难题，但是，还是有希望突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