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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1
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斯密并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自然条件”。这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趋近”，翻译成较为现代化的经济学语言相近于“均衡状态”和“负反馈收敛”。斯密均衡思想的可贵特质就是并没有给均衡本身施加过多人为的思想束缚，这里的均衡是一种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条件的纯粹的自然均衡，而这种特殊状态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对均衡思想本身进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将斯密传统中的自然条件内涵用更为抽象、科学和普遍的数理化模式进行了重新描述和表达。瓦尔拉斯、古诺、马歇尔、阿罗、德布鲁、库普曼、门格尔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诸多理论贡献让均衡内涵层次更为丰富、让均衡理论研究更为理性，对“自然条件”（在这里表现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稳定性的理论探讨使得均衡概念更为丰满。但是，对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义的贡献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层次，而非方法论层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Henry，1983），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接过。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有史以来最富有争议性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有时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却包含了深邃的联想空间。均衡思想发展至凯恩斯时代同样受到了这股冲力的巨大影响。走出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定式，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某种意义上看，用“凯恩斯革命”来形容这种均衡理念的变化毫不为过。凯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均衡“静态性”、“客观性”、“绝对性”的桎梏。“有限波动”意味着均衡可以是相对的，“移动均衡”意味着均衡可以是动态的，而“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对预期的强调意味着均衡可以是主观的。这种均衡思想的“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2
一、经济均衡概念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方法
平衡现象、概念和分析方法，常见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而经济学在研究人受利益驱动力的作用下的各种行为及结果时借鉴和引入了平衡分析法（此方法也为分析非平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基准点和参照系），由此发展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将其集中、系统地用于分析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所形成的一般均衡体系是现代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石和主体构架，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与人类社会和科技进步的阶段相应，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可以说一般均衡标志着经济学进入到牛顿力学时代；然而异军突起的对策论（博弈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其思想源远流长），相比较而言，其更多地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人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程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共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所以，从考察和揭示自然界规律的科学方法中得到某些启示，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各类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
1.经济均衡的基本含义和实质。
利益均衡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由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内容所决定，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不同的结论及表现形式。可以说对这一核心问题研究结论的表现形态、演进和变化，构成了经济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经济均衡分析是通过研究在给定的经济环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等）中，各种经济要素在诸多利益主体（力源或利源）的驱动下的平衡或均等分布结果和流动特征，来达到分析和揭示经济规律之目的。无论这类社会经济现象以何种形式表现，均衡分析的实质就是要研究经济利益的协调过程和分布状况。一般均衡主要研究在市场供求相等（所谓市场结清）条件下利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配结果，是通过各类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更加细分的市场）的均衡具体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分析中，虽然表面上经济均衡考虑的是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然而，无论研究哪些经济现象，从何种角度和用什么方法，只要一谈到均衡，都不可回避其核心问题——利益的分配和协调。由此可见，各类均衡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或一致性。但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又有较大差异，具体的分歧反映在研究对象、假定前提、分析方法、主要结论及应用等方面。由于不同的均衡结论实质上只是代表了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或者说这样的理论只是为某些人服务的，而根本不可能说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实现全社会的最优，所以从不同立场和角度研究均衡问题，所得出的有关利益分配的政策建议、实施措施等都必然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这就有助于认清均衡分析的方法、结论和它的前提条件之间的关系。
2.对策均衡概念体系。
人们对一般均衡已不陌生，而本文所说的对策均衡是指用对策论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均衡概念、理论体系及在实践中的应用。类似于一般均衡理论，对策均衡也是研究利益均衡问题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现今已发展成为经济对策论这样一门相对完整的理论学科。对策均衡概念的创立、精炼和完善及其对策模型解的存在、性质与应用研究是现代对策论的主要内容。诸如非合作对策的纳什均衡，完全信息动态对策的子对策完美均衡，不完全信息对策的贝叶斯均衡，合作对策中的夏普利值等均衡解概念，该理论主线清晰、内在联系紧密、表述严谨科学，是对现实问题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正在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姿态主导和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
3.对策均衡的现实性。
虽然对策论的理论和应用目前正处于急需进一步大发展之时，但与一般均衡相比，对策均衡有关竞争问题的描述更贴近现实，对当今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揭示得更加深刻。在一般均衡分析里对微观主体所作的行为假定中，以个体消费者为例，是以个人在收入预算的约束下寻求效用最大化为行为基础，分析研究各类要素市场的均衡。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一消费者使自己的收入（可假定为劳动报酬）最大化也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这种竞争行为不仅与自己的消费效用最大化行为，还必然是与其他人的经济行为交互发生、互相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实现交互作用下的多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等）均衡。若给定收入预算约束，就相当于限制了竞争，此时再分析商品市场上的竞争无疑是在不允许有竞争的条件下研究竞争，如此将收入最大化与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分离，将个人行为孤立化、封闭化，使理论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误区（即在假定收入均衡，同时也就等于假定了消费效用均衡的前提条件下再来分析研究消费效用最大化）。这种错误表面上看可能是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但绝不能排除更深层的原因。推而广之，微观主体的投入端（类比为消费者的消费）与产出端（劳动收入）之间的均衡关系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对策论的诞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策论对微观主体的观察，超越了马歇尔的单一属主体的假定，并且用策略选择方式将微观主体的各类行为统一起来，重点研究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多市场均衡同步实现（多市场均衡的一致性）。所以，在研究许多现实经济问题时，运用对策论这一现代化分析的工具，能使经济学向科学化的目标迈进一大步。
二、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及一致性研究
1.一般均衡的成立前提和假定条件。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之上的，并与某些隐含的前提相应。为了从更深层次上分析经济均衡成立的潜在设定，有必要根据系统科学的开放性原理和经济学的性质将经济环境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经济环境（前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基本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然后分别在不同情况下研究经济均衡的实现条件。一般均衡所要求的前提是：相对长期稳定的自由竞争环境和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人的行为动机是完全自利的且具有稳定的偏好序。实质上只能是一部分人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只是对那些资源禀赋充足、要素占有富裕者而言的。试想，如果自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维持生计时，决不可能会有剩余产品在市场上自由交换，更不会有稳定的偏好序，再有效的市场机制对他们来讲也无关紧要。进而，相对贫困者、资产占有低于平均水平者不可能真正按自己的偏好选择交换。所以，对以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研究对象来说，对一些非常态经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变化、非理的存在、世界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和一些非经济因素（自然灾害、瘟疫、战争等）的冲击和影响下，一般均衡在理论上就不成立，在实际中更是一座海市蜃楼。从本质意义上讲，一定的初始禀赋在市场上的交换结果绝不全是市场行为的作用，而主要是一种制度约束。市场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和外化形式，是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基本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能将其误认为市场能有多么神奇的功能。市场起作用也只是在制度内在地规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地位（交换率和变化范围）之后的次一层级上所发挥的作用。如在一个经济系统内，必须先规定了资本与劳动的主次地位、“合理合法”的交换方式和价格，明确了雇主雇员关系这一大框架之后，然后才会实现所谓劳动力市场上的一般均衡。
2.价值函数与均衡一致性研究。
由于价值取向是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关系密切。于是，我们在广义经济环境中探讨经济均衡问题时，用对策论中的支付函数的方式定义价值函数：不同的价值函数代表着局中人所选择的不同价值取向，如局中人是追求总体利益最大，还是个人利益最大或是相对收益最大，价值取向决定了行为目标和方式的选择，决定了策略路径和可能达到何种均衡（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能很容易地找到具有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类代表人物）。用这些来描述和反映社会中各类不同的行为主体所可能具有的价值取向，然后运用价值函数可进一步证明（可借助形式化的数学符号，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和逻辑论证得到）：只有在价值取向相同，即微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同的条件下，而且是只有在价值取向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一般均衡，但不能与最优对策均衡等价。对策论擅长和重点研究在相互影响情况下的行为特征，从更深层次和向更广范围拓展得出结论：当局部利益最大化与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相一致时，最优对策均衡才能与一般均衡同时实现（由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知，此时即为帕累托最优）。由此结论可知，市场竞争的一般均衡仅是价值函数为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一种特例。上述的分析和结论的引申含义是：不同均衡体系的建立以及它们之间是否一致（根源），从根本上依赖于价值体系如何确立，策略行为的选择（第二层面上）首先是服从于价值取向（基础层面）的选择，而策略选择又是价值选择的具体体现。这可使我们对各种经济理论体系有更深入的认识。
3.对策均衡对一般均衡的超越和发展。
进一步研究经济均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可以看出，对策均衡通过更加直接有效地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均衡的实质问题；而一般均衡则主要是通过研究人对物质资源的配置，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仅此而言，就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深入、更接近问题的本质，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把劳动力与其他的生产要素同等看待）的分析框架。对策均衡对一般均衡的发展，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归位。从经济理性人到对策局中人，经济对策论强调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对策均衡体系中对行为主体的认识和描述与一般均衡论有本质区别，这从根本上撼动了长期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格物化、资本化的思想；（2）由结果论到过程论。从注重资源配置结果到更加重视利益主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行为（策略）选择；（3）共同均衡。只有在利他中才能真正利己，也只有在使他人充分受益中才能使个体利益最大化，因而，均衡的实现必然是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对策均衡体系的核心在于刻划了这种共同受益的“双赢”局势；（4）不断学习进步的行为主体。修正完全理性人假定，特别强调非理性的行为主体是在不断学习过程中逐步达到理性的，这使得经济学更加鲜活生动、更贴近现实。
经济均衡的演进，必然会带来经济学的根本性的、全面的变革，这一转折对我们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历史的发展无情地使经济学面临着一次严峻的世纪选择，其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跨入21世纪呢？从一般均衡到对策均衡，从个体独立的完全理性到相互依赖的相关理性，是经济理论正在完成的又一次超越和升华。
三、主要结论及对中国经济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启示
1.基本结论
（1）对策均衡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后者仅是前者的特例。就经济意义而言，将局中人的支付直接看作是效用，再加上市场结清等条件，当每一个个体实现效用最大化时，他就不会自愿地、也不可能仅靠单方改变策略（生产和消费的品种和数量）来增进自身收益；从技术方法角度来看，一般均衡是一种常和对策（本质上是零和对策，在静态经济中利益增量为零，市场交换的结果只是利益谁多谁少的分配调整问题）。个体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自身行为，另一方面受制于社会（表现为对他人策略变化的判断和反应）。于是，将行为动机改进为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相容或有机统一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是对策均衡分析方法。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物竞天择，伟业天成”正是这个道理，其中的“天”，就是社会关系、发展目标和整体力量，而不仅仅由个人行为所定。
（2）对策均衡解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从自然科学中得到启发，在解同一类系统的方程（组）时，若给出不同的初始条件，就可得到不同的特解。经济系统中各类均衡模型的求解及性质研究必然是与一定的经济环境相应，不考虑相应初始条件的一般均衡解不会有什么普遍意义。而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是该系统所处的广义环境，包括一些非经济要素在内，如：历史（路径依赖）、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等，如此才会有符合不同国家实际经济状况的具体特解。用经济均衡的术语来说，均衡价格不仅仅是市场要素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若在更大的经济系统内看，从更深层的含义上来讲，市场价格（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从根本上是取决于经济环境的初始条件，即各种经济环境、制度约束和各国经济的具体情况。而通过市场交换所实现的均衡与非均衡和相应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分析方法仅仅是多种市场类型中的部分表象和提供的一种研究技术（可供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借鉴，而不是作为唯一的市场经济理论范式来限制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由于对策论更注重对经济行为的研究，而人的行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所以，经济均衡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广义经济环境中给定的前提条件。于是，可理出这样一条逻辑关系链：初始条件——行为特征——对策均衡，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均衡对经济环境初始状态的依赖性。
（3）行为动机的新概括和理性发展的新阶段。对策论对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的描述作了较大的修正和改进。对策均衡强调策略相互作用下所实现的均衡，蕴意为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利益有机统一时才能真正地实现效用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定和研究从有限理性阶段进入相互依赖理性的阶段，有利于从微观机制入手研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调控，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2.若干启示
下面用本文的分析方法和结论，研究我国经济理论发展和改革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1）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予的经济学解释。用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特色，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经济环境的各种初始条件，即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等因素在内的广义经济环境。一旦将经济学的讨论置于广义环境内，制度安排等成为均衡实现的先决条件时，也就可以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新的含义，认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经济运行层面的均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可以找到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而且，只要明确劳动要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主要作用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确使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不发生改变，这就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新界定）。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要求或决定着一定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只有与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率。再者，从行为动机的方面来看，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而一味强调个人私利的个体效用最大化，是导致两极分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根源和价值（伦理）观念，也是造成经济实践中许许多多两难决策的根源（如囚徒困境模型揭示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不一致时的必然结果）。因为某种要素（如资本）富有者一端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一目标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并非总是一致，这两类目标一旦相互偏离，并且偏离的程度较大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程度加大，这显然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
（2）用对策均衡所强调的相关理性（策略相互依赖）的观点看待我国微观基础的基本特征，由于微观主体行为动机、策略选择及均衡性质等都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如凸类效用函数的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弱化、个人预算约束失效、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有效供给不足、低效用水平下的市场均衡（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许多特征正好相反）等，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与一些所谓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理论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所以，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应用必须是针对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只能借鉴和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合理内核——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决不可不考虑前提就照搬已有结论当作指挥棒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否则将会贻害无穷。
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时间；演化经济学；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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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原理；研究方法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
（1）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而松散的名词，迄今在世界上尚不存在一个众所同意的定义。它可以泛指大量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各种不同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报告，其中包括教科书、官方文件、私营经济记录、专业或非专业著作、报刊杂志的文章和报道等等。（2）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在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经济生活，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在劳动产品是商品的条件下）和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证方法。实证分析构成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要使经济学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抛开价值判断问题，使经济实证化。中国经济学有着深厚的规范分析的传统，致使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上始终无法得到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实证方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还关系到经济学的社会价值问题。
2．数学方法。数学方法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一个重要的工具。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有些文章不是从研究的需要出发运用数学工具，而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装点。第二，有些研究成果假设过多而且随意性很大，在资料的处理上往往人为地进行“调整”，降低了论证的说服力。第三，有些运用数学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定性研究作指导和必要的经济理论知识作支撑，往往是前后矛盾或违背常识，貌似科学、严密，实则有很多漏洞，更无法操作。
3．结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思路。这一方法的理论特征是从经济整体性及结构分析的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的主要根源是部门间的结构上的差异。因此，必须把经济分解成几个构成部分，从结构联系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发展的进程。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并根据其个人研究成果，作了相当的补充和完善，构成了一个有一定独创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4．观察与实验。观察与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其中，“观察”是指在不进行人为干预的前提下，将实际发生的经济现象及其过程客观地记录下来。“实验”则是在某种人工控制条件下，小范围模拟现实经济现象，并据此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推断。在观察和实验时，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调查统计技术，如全面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由于经济信息常常涉及到人的切身利益，当事人常常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隐瞒甚至假造数据和事实，因而为了获得确切的事实材料，还需要掌握必要的访谈技巧，一般的原则是拉近感情、隐蔽企图、旁敲侧击、催人入眠、多方印证。
5．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用数学公式（Mathematics formula）表达。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倾向于应用数学公式，其基本做法是：将所有研究对象都称为“变量”（Variables），然后先做出一定的假设（Hypothesis），通常假定除所要研究的少数几个主要变量外，其它所有变量和外部条件都不变（Other things constant，或Ceteris paribus），在此假设前提下，再以有关数据材料为基础，通过逻辑分析和统计检验，建立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理论模型时要注意“合理假设”。原则上只有无关紧要的因素，才可以忽略不计，或假设为不变。但究竟哪些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哪些因素不能忽略？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目前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均衡分析方法。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经济内部诸因素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均衡分析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学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是相当松散的，并且经常处于变动中，包括各因素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也都在不停地变化，因而非均衡分析的思路也很值得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5
随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体系不断拓展其理论的解释领域将原先许多主要由演化经济学考察的经济现象也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产业组织理论尝试解释“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的关系”(多纳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经济学尝试解释制度变迁问题(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通过建立内生増长模型，尝试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増长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而这些原先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还论述了其理论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行为预测上的一致性，认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为能够从自然选择过程中推导出来，演化模型得出的结果与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两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称是新古典演化主义(Friedman,1953)。这些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领域的解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各种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关注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组织演变和经济结构变革。这种静态的均衡分析远离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东内利，2006)。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变迁视为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瞬时移动，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个体间的互动和协调过程(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也将经济増长视为移动均衡的过程，它假设企业知道所有可供选择的技术机会集合及其自身生产函数所处的位置，技术进步是源自企业有意识和明确的R&)投资决策，经济增长并不涉及任何知识增长过程(纳尔逊，2004)同样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与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结果，演化模型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主要条件才能确保所有生存者的行为是利润最大化:多样性(variety)行为连续性、利润引起的增长和有限的路径依赖
可见，在许多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经济学的解释。而且，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新古典的理性选择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掀起了演化经济学复兴的浪潮。在过去的20年里，演化经济学发展速度更加迅猛。通过对Econlit数据库中经济学文献的统计，Silva和Teixeira(2⑴6)发现，在过去50年有关演化的经济学文献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发表。因此，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学可能再次成为主流经济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从原先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分析转向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进而又拓展为演化博弈的趋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些学者将演化博弈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交流和结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调和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也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吸收和接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演化博弈的发展可能促使演化经济学成为主流在一项有关演化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演化博弈是演化经济学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之一。
但是，从理论发展脉络上看，演化博弈和现代演化经济学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独立发展并不意味着毫无联系。但现代经济学却很少深入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博弈论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论，反之，演化论者也不熟悉博弈论。很多学者仅仅凭借学术直觉，要么认为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属于新古典体系，它与演化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联系;要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为演化经济学提供合适的数理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甚至能够促使演化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就演化博弈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断过于悲观，后者判断则过于乐观。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够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并且成为演化经济学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乔装，与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义一样，尽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过程，实质却是为了证明进而重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显然，正确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局限，对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及其发展
普遍认为，演化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当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时，生物学家从中得到启示，尝试运用博弈论中策略互动思想，建构各种生物竞争演化模型，包括动物竞争、性别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长和发展等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博弈论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接着，生物学家根据生物演化的自身规律，对传统博弈论进行改造，包括将传统博弈论中支付函数转化为生物适应度函数引入突变机制将传统的纳什均衡精炼为演化稳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选择机制建构复制者动态。这个阶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阶段;随后，鉴于演化博弈对传统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设、精炼纳什均衡以及考察动态调整过程)，经济学家又反过来借鉴生物学家的思想，将演化博弈运用到经济学中，这又进一步推动演化博弈的发展，包括从演化稳定均衡发展到随机稳定均衡,从确定性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发展为随机的个体学习动态模型等
实际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较早还可以追溯到约翰。纳什对均衡概念的阐释。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就是“大规模行动的解释”。前一种是经典博弈论的解释方式，后一种实际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释方式。纳什认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以及个体拥有复杂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设参与者在决策时都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例如，学习收益高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也能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纳什的博弈理论中。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博弈是博弈论的另一种思考视角，它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Schmidt,2004)。事实上，演化博弈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优秀的博弈论学者推动的。
但是，纳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学者。尽管很难考证纳什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受到生物学家的影响，但却可以在更早的许多生态模型和生物种群模型中清晰地发现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长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各种生物互动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同适应度和种群増长率的关系，上述这些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被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他们进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可以将其称为达尔文主义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兴起既受到博弈论的影响，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它不应该仅仅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还应该属于演化理论的研究范畴。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
1.博弈框架
与经典博弈一样，演化博弈首先必须存在一个博弈框架。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而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这也意味着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进行。但是，与经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认为参与者并不拥有博弈结构和规则的全部知识，相反，参与者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参与者通常是通过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参与者通常都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参与者之间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因此，参与者不会像重复博弈那样尝试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对方未来的行动(Friedman,1998)
2.适应度函数(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须将经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数转化为适应度函数。适应度是生物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用来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种策略的适应度可以被简单理解为采用该策略人数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长率。适应度函数则可以被视为策略与适应度的映射关系。在生物演化领域，适应度函数的定义是比较精确和确定的。但是，在社会经济演化领域中，适应度函数的定义则相对模糊和不确定。某种策略的适应度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博弈中获取的支付，还可能取决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策略的各种主观道德评价，以及个体对该策略的学习能力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但是，为了简化分析，许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将个体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适应度。由于参与者是随机挑选的，某个纯策略的适应度取决于该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赖于策略的频率分布。因此，适应度函数是频率依赖(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适应度函数有时还依赖于群体规模(人数)。
3.演化过程: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
演化博弈有别于传统博弈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着重考察了群体规模和策略频率的演化过程。演化博弈的演化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Weibull，1995)。类似于传统达尔文主义，演化博弈也不深入考察遗传机制，通常简单假定遗传是通过无性生殖传递的，后代拥有与祖先相同的策略。由于将适应度视为个体生产后代的数量，复制过程(或遗传过程)实际上与选择过程是同一个过程。这种复制与选择相互重合的过程也充分体现在复制者动态模型中。而且，尽管演化博弈也强调变异机制的重要性，但是，它的变异机制是相当有限的，主要指在既定策略空间中个体策略的随机变动，并不包含新策略的产生。普遍认为，在演化博弈中，变异机制主要是为了检验演化均衡的稳定性。因此，演化博弈对演化过程的建模主要依赖于选择机制。复制者动态是一种典型的基于选择机制的确定性和非线性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此模型上加入策略的随机变动，就构成了一个包含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的综合演化博弈模型，通常也被称为复制者一变异者模型(Nowak，2006)。
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一般均衡；理论；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7-0022-01
1 瓦尔拉斯(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l-ras)在《纯粹经济学要义》(“The mere economics to iustice")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瓦尔拉斯是边际效用学派奠基人之一，他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他认为价格或价值达成均衡的过程是一致的，因此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是一回事。他用“稀少性”说明价格决定的最终原因，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需要这样几个假设：(1)要求市场的参与者有关于市场的完全信息；(2)假定经济中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此不会因为预防不测而贮藏货币；(3)不存在虚假交易，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市场均衡价格形成时达成s(4)经济系统是个“大经济”，即有足够多的参与者，从而符合“无剩余条件”，即使在上述假定下，瓦尔拉斯体系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瓦尔拉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要决定n个未知数，至少需要n个方程，但是n个方程未必决定，个未知数，要n个方程决定n个未知数，方程必须是线性的，而且方程之间必须线性无关。同时瓦尔拉斯体系不能排除唯一的均衡解包括零价格(针对免费物品)和负价格(针对类似噪音的物品)的情况，因此瓦尔拉斯体系必须包括所有物品，而不仅仅是正常的经济物品。一般均衡理论后来由帕累托(Pareto)、希克斯(Hicks)、诺伊曼(Ronald Neu-mann)、萨缪尔森(Samuelson)、阿罗(Arrow)、德步鲁(De-breu)及麦肯齐(McKenzie)等人加以改进和发展，这些经济学家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在相当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
2 希克斯的短期均衡分析
希克斯将均衡定义为：“当经济中的所有个体从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挑选出他们所偏爱的生产和消费的数量时，静态经济(在其中需求不变，资源也不变)就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部分决定于外在约束，――更多的是决定于其他个体的选择”，希克斯认为，他的静态均衡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一定存在着向均衡方向变动的趋势；二是收敛于均衡的速度是极快的。
希克斯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处理均衡问题的，他借助了马歇尔的方法，并且通过扩大马歇尔假定的范围进一步缩小经济主体的选择空间，这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
3 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贡献
阿罗＼德布鲁用数学模型证明了的一般均衡。阿罗一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理论存在性的证明，主要依存于两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因此，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某些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总需求水平知识，并且没有一项最终交易实际上是按非均衡价格进行的，这当中的某些假定也许可以放松，以适应少数行业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所有行业卖方垄断竞争的度量。但是，寡头垄断的存在否决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决竞争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样)，更不用说消费和生产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是为了研究竞争的市场均衡。它的一个主要假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将市场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一般均衡理论经过阿罗、德布鲁和哈恩等人运用数学形式加以修饰，已经变得更加完善。
在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般均衡理论中，货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便利生产和交换的进行，实际上，货币是可有可无的，由瓦尔拉斯创立，由阿罗和德布鲁进一步完善，并被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加以运用的一般均衡模型要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必须是一个只能分析实物经济的静态模型，这个静态模型是无法转而用来分析动态的货币经济的，这是由模型的内在逻辑结构或者其均衡的概念决定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很难处理时间问题。
根据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概念，当经济主体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商品所有权的情况下，实现最优时，“不存在使价格发生变动的机制”。新古典的框架要求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只对价格的变动反应，既然价格不变动，也就不存在均衡的变动。
4 格朗蒙(Grandmont)的短期一般均衡理论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格朗蒙(Grandmont)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试图将阿罗一德布罗(Arow-Debreu)模型动态化，发展了短期一般均衡理论致力于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虽然意识到A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表面上的动态特征，遗憾的是，Grandmont预期函数仍然建立在严格的概率统计基础上，他的努力实际上没有超越Ar-row-Debreu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去50年里经济学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许多最近的经济理论创新，不过是将静态的最大化工具用于分析动态问题，虽然时间在纯粹静态条件下得以考虑，但是却错误地认为能够将特定时间分配从事特定活动。这样，时间和完全知识、完全可预测在本质上是相容的。
5 一般均衡引申出的“市场效率损失”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