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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供需原理范文1
关键词：报酬递增；供需曲线；局部正反馈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021-03
报酬递减假说长期占据了经济学主流思想的地位，但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始终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第一个完整地阐述报酬递增原理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以制针工厂为例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自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效用递减和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构筑了均衡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后，斯密的报酬递增思想相当长时间被忽视了。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重新发现斯密定理后，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才逐步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课题，相关学术文献覆盖了经济学基础理论、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产业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广泛的学科门类和分支，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
纵观报酬递增研究的学术文献，我们发现：第一，虽然报酬递增在现实经济中的存在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它始终无法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报酬递增的假说和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念之间存在着逻辑上明显和尖锐的矛盾；第二，对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方的分析，重点探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递减、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企业组织、产业集聚等等，忽视了对需求方的关注，导致供需双方报酬递增研究的不对称和不和谐；第三，如果将报酬递增思想从供需双方的研究中贯彻到底并推向供需的结合即市场的研究，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思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布莱恩・阿瑟为代表的正反馈学说就可能获得比较坚实的经济学分析基础。
本文将在综合供给方报酬递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需求方报酬递增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供需曲线倒置原理的大胆猜想，并以此为基础模仿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提出局部正反馈机理，促进主流经济学、报酬递增与布莱恩・阿瑟正反馈理论研究的对接和融合。
一、供给方的报酬递增和供给曲线的下倾
根据杨小凯的概括，供给方报酬递增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专业化经济和分工经济。专业化分工的思想是斯密定理的核心，专业化与分工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杨小凯1999)。
专业化是指单个生产者的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导致熟练程度增加、专业化技能提高、生产效率上升的趋势。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对此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遗憾的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斯密关于专业化经济的思想在主流经济中缺乏应有的重视，生产理论和供给理论关注的重点是生产的短期决策分析，即要素组合和资源配置问题，边际成本曲线首先是短期的边际成本曲线，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的规律。这一假定确保了均衡思想的逻辑严谨性，但却与现实经济越来越远。生产和供给理论的这种静态特征导致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一直处于外生变量的地位。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静态的，缺乏解释现实中经济动态长期变化的说服力。1962年，阿罗发表了著名的《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在飞机制造师怀特的经验曲线(学习曲线)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边干边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很好地揭示了专业化与报酬递增的基本机理。在阿罗边干边学理论的基础上，卢卡斯和罗默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和内生技术变化模式，为新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舒尔茨1986年发表的《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无疑是关于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综合。
与专业化经济相比，分工导致报酬递增的思想在经济学说史上走过了很长的弯路。自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报酬递增的源泉是规模经济(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一直将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捆绑在一起(杨小凯1999)，事实上报酬递增的另一个源泉即分工经济应该是指多个生产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企业的组织、市场的形成、制度的构建和产业的集聚，分工就是组织，就是制度，就是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会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成本的递减、总体生产和供给的效率提高和报酬的递增。因此，从分工经济角度，报酬递增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企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四个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报酬递减和均衡思想占核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中上述四大理论分支相当长时间被视为另类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专业化经济和分工经济的理论发展已经为供给方的报酬递增理论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事实上，专业化经济揭示了生产的长期成本递减、报酬递增现象；分工经济则阐明了生产者的集合导致社会成本递减、报酬递增的规律。前者是一个时间分析坐标，后者则是空间分析坐标，也就是说如果引入报酬递增的相关假定，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和供给理论将从短期分析转向长期分析、个体分析转向群体分析。现代经济学关于企业组织、产业集聚、市场结构和制度的分析都可以纳入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与传统的报酬递减为核心的生产供给理论相比，这一分析框架拥有更广阔的分析空间和更强的现实说服力。
二、需求方的报酬递增和需求曲线的上扬
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消费某一商品获得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证明了需求定理：即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价格PD)下降；随着消费数量下降，需求价格上升，即商品数量与需求价格成反向关系。这一需求定理反映在几何图形上，需求曲线呈向右下方倾斜的特征。
究竟会不会出现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呢?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持否定态度，张五常教授就曾在《经济解释》连载中，围绕需求定理反复论证，强调不可能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仅仅关注了单个消费者短期内连续消费某种商品的效用规律。如果考察消费者的长期消费过程，考察消费者群体消费的现象，效用递减、效用递增和效用不变都是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发现，早在30年前，加里．贝克尔就开始系统地研究个人的长期消费现象和消费者的相互作用问题。贝克尔引入了消费人力资本的概念(包括个人资本和社会资
本)，采用广义消费论的分析框架，阐述了个人长期消费过程中的效用递增现象(成瘾型规律)和社会相互作用导致效用递增的现象。如果采用贝克尔的成瘾性理论和社会相互作用理论，需求曲线倒置不仅不会成为无稽之谈，而且是对主流经济学消费者行为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人们通常认为，偏好会随着某些上瘾商品的消费而发生变化。譬如，长时间的吸烟、喝酒、注射海洛因通常会增加个人对这些商品的欲望，并促使人们不断增加消费量。马歇尔在讨论人们对“美妙”音乐的偏好时，就已经提到这一点。贝克尔和斯蒂格勒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保留“个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最大效用”这一假设的同时，贝克尔将内生性偏好纳入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方法中并加以扩充。这一扩充首先是通过引入个人资本存量的概念来实现的。如果用表示个人资本，则扩展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成：
U＝U(Xt，Yt，Zt，Pt)
上式中，X、Y、Z分别表示不同的商品。
贝克尔认为，效用函数本身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但如果现在的选择会影响将来的个人资本水平，那么，仅仅由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本身所决定的次效用函数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随着Pt的变化而变化。显然，传统需求理论的偏好稳定性假设受到了个人资本存量的冲击。
效用函数中引入个人资本后，边际效用可能递减，也可能递增。随着消费者对某一种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他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可能增加，需求曲线可能向右上方倾斜。个人长期消费效用递增和需求曲线倒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消费者的学习效应，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用中学”，积累消费的人力资本。个人人力资本在长期的消费过程中的学习效应与“干中学”导致长期边际成本下降的规律是相似的。
在需求曲线被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等人系统阐述之前，经济学家也曾讨论过包括社会名望、好名声、仁慈等需求的基本决定因素(Bentham，1789；Marshell，1964)。但是，随着需求理论严密性的加强，这些变量逐渐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消失。消费者被假定生活在鲁宾逊世界里，消费效用完全由个体的偏好和商品的特性决定，而与其他消费者的存在无关。加里．贝克尔提出了消费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他把影响人们选择的社会力量用社会资本S来表示，并把效用函数扩展成： U=U(Xt，Yt，Zt，St)，
上式中，X、Y、Z分别表示不同的商品。
社会资本对消费效用影响的典型模式即所谓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表明，随着某种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其对个人的效用会随之增加，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也相应增加。比较形象的表述方式是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s Law)。该法则论述的是计算机网络的价值和网络中计算机的数量两者间的关系。它指出，网络的价值以其节点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即V=n2(V表示网络的总价值，n表示网络的节点数量)。
当我们在效用函数中考虑到的社会资本的存在时，主流经济学的将个人消费简单相加得出市场需求曲线的方法就不再可行。引入贝克尔的消费社会资本概念，考虑消费者的社会相互作用，社会群体消费的效用规律就不同于单个个体的消费规律的简单相加(需求曲线叠加)。当社会相互作用正效应时，边际效用随社会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增(正网络效应，“梅特卡夫法则”)；当社会相互作用负效应时，边际效用随社会消费量的减少而递减；当社会相互作用不存在时，边际效用不随社会消费量的变化而变化，社会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的简单叠加，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需求定理成立。
到这里，我们就推出了，当个人资本或社会资本在消费过程中起作用时，需求方就可能出现报酬递增现象，随着个人长期或社会群体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将上升，需求曲线就出现了上扬。
三、正反馈现象的形成机理
图1是人们熟知的局部均衡分析图。采用马歇尔的分析了供给曲线倒置的可能性，但是，即使需求曲线不出现倒置，仅仅供给曲线倒置就会严重破坏市场分析对称性的形式美，并且触动均衡的核心。这一点萨缪尔森很早以前就曾探讨过。在著名的《经济分析基础》里，萨缪尔森就指出，如果出现供给曲线倒置，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倾斜方向同向，就可能不相交或相交。如果不相交，均衡就不存在；如果相交，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即萨缪尔森称为稳定的均衡和不稳定的均衡。其实，我们认为萨缪尔森所说的不稳定均衡就是反均衡，即正反馈。
一旦局部正反馈猜想成立，许多经济理论困惑将豁然开朗，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将大大拓展，现实中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将求得合理的解释。我们在深入研究中发现，免费赠送与创业投资、知识产权与技术垄断、网络经济和高科技经济、企业制度的创新原理、纳斯达克暴涨暴跌的机理、微软反垄断案的争论等等都与是否承认存在正反馈经济世界有密切关系。局部正反馈原理从形式上看是与局部均衡原理相对立的，但事实上，正反馈与均衡是互相补充的两套原理。思路(而非瓦尔拉斯的分析思路)，E为均衡点，即当Q=OE时，PD=PS，市场出清。如果市场出现偏离E的情况(扰动)，就会有一种自发的力量使市场回复到E的状态。因此，E点就是均衡点。从系统控制理论角度看，E点就是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点，市场为负反馈系统。
与局部均衡图(图1)相反，如果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出现倒置(见图2)，F点就不是均衡点了，而是均衡的对立面即反均衡点。根据系统控制理论的说法，F点就是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点。尽管在F点，当Q=QF时，PD=PS，市场出清；但是如果市场出现偏离F的情况(扰动)，市场的自发力量将会导致越来越远离F点。具体来说，当Q=Q1时，PD＜PS，即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市场交易无法达成，Q1无法实现，出现过剩；当Q=Q2时，PD＞PS，即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市场交易能够迅速达成，Q2能够实现并出现短缺。
经济学供需原理范文2
关键词：土地价格；供需关系；实证分析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政府财政收入有着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关于房价的合理性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争辩不断，其中一个焦点话题就是关于地价和房价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经济学中供需关系的理论分析了地价的产生机制以及房价是如何影响地价的，然后运用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对合肥市房价与地价之间相关性进行了具体的实证分析。
一、土地的供给曲线
土地供给通常分为自然供给和经济供给。土地自然供给指地球所能提供给人类社会利用的各类土地资源的数量，包括已利用的土地资源和未来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又称为土地的物理供给或实质供给。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土地都是城市的土地即国家所有的部分，房地产所开发利用的土地大部分都来源于城市用地。实际上城市土地所有者是在土地供给所带来的收入与自用土地之间进行选择。这个效用函数可以写为：U=U（Y，q），式中，Y，q分别为土地收入和自用土地数量。对于城市用地来说，除了道路，公共事业等基础设施这些自用土地外绝大部分还是用于出租土地所获得的收入。研究土地价格这个问题时，可以忽略保留自用的土地数量，而假定城市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有一种用途，就是出租以获得收入，这样土地所有者的效用函数可以简化为：U=U（Y），从上面的函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效用只与出租土地的收入有关，收入越高，效用越大。在竞争性的土地市场上，土地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即地租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是既定的，这样出租的土地越多，土地所有者的效用也越高，土地所有者会把他拥有的土地全部出租出去，以获取最大的收入，而不论土地的价格高低如何。由于城市土地的数量是一定的，我们把这个数量定为Q，故它将供给量Q的土地――无论土地价格R为多少。因此，土地供给将在Q位置上垂直。同样的结论我们也可以根据萨缪尔森的理论，土地的特性就是它的总供给是由非经济力量决定的，具有固定性和无弹性的特征。因此他认为土地的供给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垂直的线，如图1所示。
二、土地的需求曲线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需求函数是表示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和影响该需求数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需求函数可以用下式表示：Q=f（p）。式中P为商品价格，Q为商品的需求量。根据函数，我们可以画出商品的需求曲线。实际上，需求曲线可以是直线型的，也可以是曲线型的。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我们使用线性需求函数。线性需求函数的通常形式为：Q=a-b.p。式中，a、b为常数，且a，b>0该函数所对应的需求曲线为一条直线，如图2所示。
三、土地的价格决定
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土地的价格为土地供给和土地需求共同决定，如图3所示，图中土地需求曲线D与土地供给曲线S交点即是土地的价格R0。
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土地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时候，它与土地需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土地价格是由土地需求曲线决定的，而与土地的供给曲线无关。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如图4初始时土地供应量固定不变为Q，对土地的需求曲线为D′，从而地价为0，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使土地有了多方面的用处，最大的用处莫过于提供房地产资源了。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与日俱增，从而房价开始上涨，房地产需求数量上升和价格的上涨在图中的表现就是土地的需求曲线便开始向右移动，随着需求曲线向右引动我们清晰的发现地价开始出现，这个价格并随着需求曲线右移会不断上涨，最后最达到一个平衡的价格R1，此时的R1价格就是需求水平所需要的一个价格。
结论：通过图4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土地产生价格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有限性，供给是一定的，是没有弹性的。而土地产生价格的直接原因就是土地需求曲线的右移。土地需求曲线右移是因为土地产品的需求（主要是房地产的需求）提高，且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而不断上涨。
四、房价与地价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说明和处理
文章选取合肥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p）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lp）作为检验房价与地价关系的两个指标，数据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重点行业数据库。样本空间为合肥市2001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共30个季度数据。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两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lnhp、lnlp）。
（二）房价和地价关系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6.0软件首先分析了合肥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的时间序列特征，然后采用协整检验考察房价和地价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进一步探讨房价与地价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依此对房价与地价之间的相关性作出简要说明。
1.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由于使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将会产生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必须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差分的方法，我们可以使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转为平稳。本文对lnhp、lnlp及其一阶差分进行了ADF检验，经过多次重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经济学供需原理范文3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西方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尤其在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管理学学士学位的教学计划中，正在成为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我国长期依靠计划配置资源的环境中，讲授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西方经济学，通常会面临着方法论上的困难。在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中，李嘉图开创了以数学方法为逻辑基础的数理分析范式，大幅提升了经济学的严谨性。然而，由于过于依赖数学模型，李嘉图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往往脱离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在完全抽象的条件下完成经济学研究。这一研究思路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其重要缺陷在于难以反映经济实践的复杂性，在主观假定条件下进行数学推导，有时甚至会得出谬误的结论。这一不足也被称为“抽象的方法论”（萨缪尔森），以及“黑板经济学”（科斯）。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李嘉图恶习”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导致西方经济学通常在充斥着数学推导和证明的过程中完成，在研究生的教学中更为明显。本文将结合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提出如何正确对待“李嘉图恶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改进思路。
二、“李嘉图恶习”在教学活动中的表现
马克思认为，当一门科学能够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李嘉图恶习”的产生，有其实践规律和学科规律。一方面，现代经济实践日趋复杂，另一方面，数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及其自身固有的逻辑性使得经济学研究更加依赖数学。这一趋势导致经济学教材中经济模型更倾向采用精细复杂、逻辑完善的数学语言进行表达，使得教材完全“数学化”。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例，微观经济学中的供需均衡、弹性概念、边际效用等不仅具有非常严格的概念假设，还具有动态连续变化特征，只有采用严格的数学语言才能表达清楚。在宏观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延伸，比如均衡产出、IS-LM分析、AD-AS模型等，不仅分析了传统的产品市场，还将货币市场联系起来，通过多种函数变化，研究二者的均衡动态过程。在对增长的研究中，从新古典模型到内生增长模型，教材均采用数学语言进行了精确的描述，并基于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进行核算。客观地讲，数学语言不仅大幅度推进了西方经济学的严谨性，还建立了不同变量之间的系统方程，为研究多个变量的动态关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分析框架。然而，在教学过程中，也对教师和学生带来了许多困难。第一是数学语言过于繁多，容易诱发教师和学生的抵制情绪。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思辩性和哲学性，王亚南等名家的翻译也使得这些名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化，使得经济学从人们印象中的“哲学思辨”特征转化为“理科优化”特征，较为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一些不擅长数学的同学产生厌学和畏难情绪，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在课堂访谈中，一些同学直言西方经济学涵盖内容太多，而且数学篇幅太大，难以理解，如果数学不够好，学习起来非常吃力。第二是文字语言和数学语言的衔接存在不足。我国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由西方经济学教材翻译而来，翻译者通常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对原有内容进行重新加工。这会导致经济教材对原有内容的表述逻辑发生改变，如果不增加一些旁白性的解释内容，会使得教材内容出现跳跃性，影响阅读者的理解难度。在一些经济模型中，会直接使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中间缺乏文字语言的过渡，无形中增加了理解的难度。第三是西方经济中包含的内容很多，存在一定的重复。西方经济学是诸多著名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现行教材中包含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为教学活动提供了许多选择。然而，许多内容在理论框架上有所差异，但是在数学分析模型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均衡的概念，既可以在单一的产品市场或货币市场进行分析，也可以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整体均衡之间进行分析。同样，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到消费者领域和生产者领域，如消费着均衡、生产者均衡等。
三、改善“李嘉图恶习”的对策
1、教材的选择
目前，高校使用较多的教材是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具有较精深的经济学分析功底，注重数学模型推导，尤其适用于研究性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该教材，则会缺乏对背景和经济实践的延伸解释，学生学懂学透的难度会比较大。在国外优秀教材中，比如麦克•帕金、曼昆等主编的经济学教材，都非常注重文字的推理和图形的结合，还辅之以耳熟能详的彩色图片作为注解，使得蕴藏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浅显易懂，更富于亲切感。教材选择上应该更加多样化，呈现更多内容和视角。
2、教学方法的改进
西方经济学教学普遍采用教师授课的教学模式，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课堂氛围较为沉闷。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模型，可以采用Workshop等方法，激发同学们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同学们学习经济学的热情。此外，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来理解经济模型，而现有教材相对缺乏，选择恰当的案例是准确理解经济学模型的重要途径。
3、教学内容的优化
经济学供需原理范文4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错配；；政治经济学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其目标就是面对我国新常态下供需错配的复杂经济状况，推动产需匹配拉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向标，引导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求
1、解决供需错配问题的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在物质生产和财富积累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难。（1）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在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调解市场供求。由于长期的利润和GDP驱动，中国政府主要通过拉动需求刺激生产，钢铁、煤炭企业不断增加产能扩大供给。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完善，加上市场调节功能自身的弊端，导致供求不平衡。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风行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目前仍有大量贫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购买力不足。因而，我国应从供给和需求双面发力，双轮驱动推动经济增长，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弥补市场缺陷，并在经济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解决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给不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产权、能够满足消费者高端需求的物质产品明显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海外购买高档消费品成为消费常态。据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约1.2万亿元，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时，因为国内产品的品质安全问题，国外高质量、性价比较高的一般消费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有效供给不能适应和满足需求结构变化后的市场需求，影响着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一场针对经济结构的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2、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6年GDP比上年同期增长6.7%，而2011—2015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0%、7.6%、7.6%、7.5%、7%。可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面临着优化升级的问题，经济发展驱动之前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创新能力不足。[3]这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过去一贯坚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现状。借此机会，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强创新能力，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经济的可续性发展，这是“十三五”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3、调整改革措施的需要
长期以来，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指导性地位。该理论认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比如2008年中央4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增长，但随着国际经济不景气，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转向国内，对传统产业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以及国内经济体暴露出来的弊端，需求侧改革效果逐渐弱化。[4]从现在的数据看来，需求侧改革的预期效果也未完全达成，例如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在加大，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1978—2001年，城乡收入差距之比处在“2”时代，但在2002—2013年这一比率进入“3”时代，2009年城乡居民的绝对差异达到12022元，这一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增幅都高于农民收入增长水平，都处于历史最高值。[5]各方面、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需求管理的刺激模式已无法延续，必须转向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做出的长期安排和重要抉择，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与实践，是马克思理论成果在中国的又一次伟大尝试与探索。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依据
不断调整并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匹配关系，释放生产活力，是“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含义。供给侧改革的根本途径顾名思义在于改革，即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而，供给侧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是正确指导我国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所发生和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6]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富国强民，党和政府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C+I+G+（X-M）这一公式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C、企业投资I和出口总额X是衡量GDP增长的三大指标，一直以来我国也通过不断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等手段拉动经济增长。但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三驾马车”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增长速度的变化、结构的优化与方式的转化是当前经济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显然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因此，在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注重供给一方，引导企业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注意需求结构的变化，提供有效供给，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2、马克思社会生产总供求平衡理论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盘
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需要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问题。社会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只有产品被生产出来才能有下面的环节，也即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对生产具有反作用。[6]社会生产总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当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消费了，这一生产过程才算完结，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这就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满足消费的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马克思总供求平衡理论表明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仅要在总量上保持一致，更需要在结构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关系。[2]因此，Ⅰ（v+m）=Ⅱc是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最基本的条件，简单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社会总产品也就难以实现，也就导致社会供给与需求相脱节。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供求错位问题反映出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在结构上失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注重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化解过剩产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产品两大部类的生产，优化有效供给。
3、市场失灵理论是供给侧改革的发动机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失灵理论，而是从其经济危机理论中间接得出的。在市场经济中，无限制的获取剩余价值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相分离，生产与消费脱节，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强力干预经济运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因此，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适时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向引导、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平衡稳定发展的保证。供给侧改革不等于供给主义，不是不干预经济政策，而是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达到供需平衡对接。供给侧不是和需求侧相对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供给一方的生产要始终以需求方为着眼点，以达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持续创造新的需求以拉动生产的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透视
1、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取得一定成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去产能，以钢铁煤炭产业为重点，2016年比上年下降9.4%，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二去库存，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同比放缓4.1个百分点，年底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2314万平方米；三去杠杆，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四降成本，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占比85.76%，同比降低0.14%；五补短板，短板领域投资加快，办了一批既能解决当前需要又有长远规划的大事。[7]以上数据显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各方面达到了预期目标，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有较大的影响。
2、经济增长有了稳中向好的趋势
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8.9万亿元，增长速度在四个季度中分别为7%、7%、6.9%、6.8%，而之前一直保持在7%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并有一定的下行趋势。在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被提出并实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各个季度增长速度分别为6.7%，6.7%、6.7%，6.8%，[8]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势头有所控制，进入了探底区间。2017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为6.9%，GDP连续两个季度增速加快，经济呈现升温倾向，有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趋势。以上改革成果说明我国的改革方向整体来说是正确的，抓住了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经济的现实需求并结合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作出的重大抉择，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针。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与实践依据[N].上海证券报，2016-03-19.
[2]刘向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岭南学刊，2016（2）.
[3]韩艳红：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6（10）.
[4]李良燕：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与路径分析[J].中国财政，2016，11（712）.
[5]张志明、蔡之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16（8）.
[6]基本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经济学供需原理范文5
如果需求增加，但供给几乎无限，随之增长，则网络广告的价格维持在原有水平，CPM稳定
但网络广告我们都知道，因为展示位置，定向等原因，网络广告的每个展示未必都被用户看到，有些时候，广告主花了大钱买的广告可能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展示量作为网络广告的衡量货币，而展示量却未必等于广告被目标受众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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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供需原理范文6
中国电力体制正迎来自2002年“2+5改革”之后制度创新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期。倘若当前电力市场配置本身潜藏着重大的理论模糊性，建立在相应主张之上的体制创新就会陷入更低效和高代价的制度替代中，从而在赶超美国经济总量和力争于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恶性化肿瘤”。
“双垄断”模式
10年前，中国电力体制的分业改革，为中国煤电体制作为基础性电力供给体制开创了迈向市场化的制度探索，其经济学原理系一种“双垄断”的制度安排。
“双垄断”的市场安排首先体现为：火力发电企业只能将各自的电力产出售卖给享有买方垄断地位的“国网” （包含“南方电网”）；其次体现为“国网”又作为享有卖方垄断地位的供给者将其所获得的电力转售给需求侧。因此，10年前的改革实际上赋予了“国网”既享有买方垄断权，又享有卖方垄断权的“双垄断”市场地位。这便是中国现行电力体制的基本事实和制度框架选择（至于地方网、自用网、农网、新能源网、微电网和直购电等另行讨论）。
“双垄断”模式意味着，垄断者享有单独制定买入或卖出价格的市场优势地位，撕裂了发电生产企业和电力使用者之间的供需议价的可能性。
电价是由双垄断者的“国网”或主管它的国家行政部门来决定的。那么，“国网”或其行政主管部门又是根据怎样的原则来定价？是追逐企业利益最大化还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无疑，只有首先回答好这个问题，才能彻底把握中国现行电力体制的真正结症。否则，随便拿缺失理论清晰性的“市场”概念来幻想般地对“双垄断体制”进行虚无替代，就是缘木求鱼，更加不负责任的。
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即便是完全自由竞争型的市场配置也并非必然比企业内部的管理配置一定来得更优。孰者更优的问题因此是需要进行“交易成本”比较和分析的。否则，市场中是不应该存在“企业组织”现象的。
故电力价格到底该由市场配置还是该由政府管理配置的议题——到底该由“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来配置、还是该由“双垄断型市场”来配置的议题，不存在不加分析的先验解。相反，印度私有化其电力产业所带来的大停电和逐利以及投资激励机制不足等弊端，已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有力证据，足以对简单化的“电力市场配置论”敲响警钟。
毋庸置疑，电力作为一种商品，是极为特殊的。因为，对集中发电网络供电的电力体系而言，由两个发电中心辐射的输变配电网络所交集的需求侧，只能获得双寡头或多寡头竞争的好处，而不可能获得发电厂数量无限假定下的完全自由竞争好处。相比之下，电力的价格若采用分业式双垄断体制由政府管理来决定，则所有需求侧——无论是否处于不同输变配网络的交集中，都将可以享受到远比双寡头或多寡头竞争下所能获得到的更多好处。只要政府管理不是以逐利垄断者私利，而是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供给者身份出现。
有鉴于此，深藏于中国现行电力体制中的“双垄断”安排，只要不朝着追逐私利最大化的私有化方向演进，而是朝着不断完善其“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定位和责任方向迈进，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就将无须、也无法被替代。
“善寡头”下的共赢机制
假定如此，双垄断体制下的电价联动机制就不仅限于“煤电联动机制”，而必须涵盖包括“煤电联动”在内的“全成本链电价联动机制”和“电力公共品利润联动机制”。无疑，只要对“全成本链电价联动机制”和“电力公共品利润联动机制”进行公开化的指数设计，中国电力体制的双垄断安排就是一种“善寡头市场”的制度创新。
当然，中国双垄断型电力体制将会遭遇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于，如果说不再维持煤炭价格的双轨制，而是将其并轨为单一的市场价格，那么，它还能够是一个可以维系其稳定的有效体制吗？亦或，维系其可持续的代价是以“煤价双轨制”、“煤运双轨制”和“煤产双轨制”等价格机制扭曲或错配为代价的吗？或者说，在以市场机制为社会资源最佳效率配置所主导的制度约束下，中国双垄断型电力体制的整体社会代价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的新主张是，中国双垄断电力体制的可持续性，根本无需以“煤价双轨制”、“煤运双轨制”和“煤产双轨制”等价格扭曲安排为代价来获得。因为，煤价并轨、煤运并轨和煤产并轨的市场化治理，都可以借由“市场制度”本身的治理来获得有效的应对。因为，现实中的“市场制度”从来都既不是凯恩斯之前的古典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同时也不是凯恩斯理论改造之后的“有效需求可改进的供需均衡市场”。因为，两者都系建立在“多边均衡”被假定完全等效“双边均衡”的理论基础上。一旦认知到两者之间的不同，煤价上下波动的不稳定根源就会在理论上呈现出原理性的解释，从而为根除或限制其提供制度层面上的治理可能和应对选择。
由于没能界定出“双边均衡”和“多边均衡”之间的理论差别，主流经济学假定完全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均衡价格的出现。但是，对于这一论断，疑虑始终是存在的。事实上，正恰是对市场功能到底能否真的导致均衡价格的出现和有效促进社会整体普遍繁荣的疑虑，或什么样的市场安排方可为之的疑虑，才导致诸多双轨制在中国开放改革中的探索和实践。
所以，只有对“市场机制”本身进行更加全面的认知——超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认知，才能对市场机制到底导致均衡还是导致波动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应对。
如何剔除煤价并轨之后，将会必然出现的“人为波动”或“流动资本逐利波动”的煤价不稳定效应呢？
为此，简单明了的答案就是，煤价并轨的市场化治理必须伴随能有效治理市场波动的“共赢市场稳定基金”的同步设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不是相反、就是弄巧成拙。一言以蔽之，只有设立由发电侧和煤炭企业为主要基金发起人、意在稳定市场波动而非逐利的“共赢市场稳定基金”，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一样的“治理型基金”，煤价并轨连同煤运并轨和煤产并轨方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