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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1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实验，实验教学，实验设计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是无法进行实验的，它主要靠观察提炼、逻辑分析推理、统计和实证检验，比较接近于天文学或气象学。受上述观点的影响，实验对经济学教学而言几乎毫无用处或难以实现。多年来经济学的教学大多采用理论演绎推导的模式，这种理论的高度抽象和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使经济学几乎成为一门空洞的理论，而且这种以理论教学为中心的方式严重制约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判断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相反，经济学教学中的实验教学方式把学生置于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并要求其作出决策，它是一种深化教学改革和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手段及方式改革的方向之一。
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及经济学实验在经济学教学改革中的意义
（一）实验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传统经济学假设市场的参与者是理性人，在此假设前提下建立起宏伟的经济学帝国大厦，并发展了许多日趋精致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计量模型，其严谨的分析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甚至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然而，这种事先假定的方式回避了人类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特征，导致经济理论预测结果往往不能与现实经济情况的吻合，由此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质疑。这种质疑的直接后果是在20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实验经济学是从验证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出发，通过可控制和重复性的实验方法揭示人在行为决策中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其它特征，以促使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加贴近现实的一门科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验设计，实验经济学不仅从方法论上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科学和规范的研究手段，而且在多个经济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强烈地冲击和挑战，其代表人物史密斯和卡奈曼荣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引起了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1]。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方法论体系，这为经济学实验在课堂解教学中的引入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条件。
（二）经济学实验在经济学教学改革中的意义
1．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其每个理论都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形成的，常常要用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论证，所涉及的众多概念、原理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和难以掌握。俗话说：“告诉我，我忘了；演示给我看，我记住了；让我参与，我理解了。”将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通过动手实验观察，或通过参与加以体验，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进而引起学生的深厚兴趣，吸引其主导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2．有利于增强学生把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相对于经济学传统教学中利用经济数据建模方法或纯粹的理论演绎推导模式，经济学实验能够弥补学生对经济行为现象的感性认识不足的缺陷，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技能。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要教学方式，教师机械地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听，其结果就是学生死记硬背，考试结束后统统忘掉，无法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论文格式模板。而通过实验教学，将学生置于可控环境中，能锻炼其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可通过小组讨论或对抗方式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集体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有助于解决所谓“黑板经济学”和高分低能的问题，有助于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4．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经济学实验教学给教师提供了全新的教学和研究模式，让教师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产生新的教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采用现代研究模式得到的经济研究成果，也可应用于经济学实验教学中。这种教学科研相长，相互促进的过程，历练了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第一，如何依教学内容编撰典型的经济学实验项目，要求教师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要对实验经济学研究成果有较强的敏感度，并对理论成果的应用了然心中；第二，教师在实验教学中的“导演”角色对其教学组织能力提出了挑战；第三，及时通过书面报告或其它形式对实验教学进行对照总结实验设计，有助于教师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二、经济学实验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验教学内容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确定的教学内容也难以保障完整实施
并非所有的经济理论都能进行实验，经济理论的自身因素也影响其可实验性。有些经济理论具有高度抽象的假设前提，实验室环境无法全部满足这些条件，因而相关经济学命题也就无法实验。因此，在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初期，可供实验的项目是比较有限的，且难以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开设经济学实验课堂教学方式有两种：一是实验课程。这是独立设置的经济学实验课程，实验教学贯穿于课程教学全程；二是课程实验。这是在课程教学全程中穿插若干实验项目。就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而言，采用第二种方式比较可行。这样就要对原有课程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具有一定的机动性，教学管理部门一般不作硬性规定。另外，考虑到实验教学工作量比理论教学工作量要大，一般情况下授课教师都倾向于尽量少做或不做实验，实验教学内容也难以保障完整的实施，结果导致经济学实验教学还是纸上谈兵。
（二）实验条件的不完备和实验设计的不完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决策的社会科学，其实验对象是具有复杂思维和特征的人类本身，这导致经济学实验不同于化学实验或物理实验的显著特征。经济学实验有两种方式：一是人类行为决策实验，具体分为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两类。二是计算机模拟实验。同所有实验教学一样，经济学的实验课堂教学也需要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方面的实验场地、实验设备等比较容易实现，但实验教学软件相对缺乏短期内难以满足，主要原因是市面上的经济学实验教学软件量少价高而自主开发难以跟上；软件方面主要是实验的设计。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等人的观点并结合课堂教学的实际，经济学实验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关键在于实验目的、实验方法以及“游戏”规则的设计工作[2]，课堂实验设计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实验教学的质量高低。目前，经济学的实验目的、实验方法以及“游戏”规则的设计还不太完善和规范，制约了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实施。
（三）实验教学师资教学水平不高、能力不强
经济学实验教学对授课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由于部分教师对经济学实验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科研水平不高及实践经历和实践能力的欠缺，导致当前从事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师资，存在素质不高、知识更新慢、队伍欠稳定、积极性不够等问题，影响了经济学实验教学水平的提高和高水平经济学人才的培养。
三、进一步推进经济学实验课堂教学的实施对策
经过近几年的教学质量工程建设，许多高校都建立了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全方位地开展实验教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所开设的实验多为管理类实验，经济学实验课堂教学与人才培养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必须从以下几点进一步推进经济学实验课堂教学工作。
（一）合理选择经济学实验项目
由于多数高校经济学实验教学才刚刚起步，因此，在这方面要合理规划，逐步推进。可以从实验项目入手，通过实验项目构造实验单元，进而形成实验课程。实验项目的选择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要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通俗易懂的经济理论不一定安排实验实验设计，过于抽象的经济理论，开通过实验来加深学生的理解；二是要考虑实验环境及实验软硬件条件。优先开展那些对软硬件环境条件要求不太高、已具备相应条件的实验项目。
（二）重视经济学实验项目的引进和开发
经济学实验教学软件的使用主要有两类：一是社会流行使用的软件。其使用方向单一，价格昂贵，远超硬件建设成本，且来源单一，难以公开招标采购；二是专为经济学实验项目设计的软件。它对相当一部分经济学理论配套实验，要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经济环境，以提高学生对复杂经济环境的应变能力。学校可以投入一定资金进行自主开发，不仅能满足自身教学需要，也能将之商品化，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不断规范和完善经济学实验的教学设计
1．提供清晰的实验讲解或实验手册。经济学实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验者必须尽可能地简化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和控制实验条件，以便在课堂上再现一个可操作的环境，以及较易在此环境中观察实验对象的反应，从而达到实验结果与预期效果的一致性。为此，实验之前，实验设计者（实验教师）要提供清晰的实验讲解手册，告知每个参与者（学生）游戏的规则及游戏的情景，确保每个参与者明白自身所扮演的角色论文格式模板。清晰的实验手册主要包括：实验的讲解，回答问题的准则，货币或其他报酬的性质，被试对象的选择、个数及经验水平、角色匹配，实验地点、日期及持续时间、环境要求，使用实验助手情况，是否需要对被试者有意隐瞒或欺骗，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2．尽可能避免非相关因素的影响。由于经济学实验的目的是以参与者的反应来检验某种经济理论，为此，须控制非相关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如进行“市场拍卖机制”实验时，学生间的平常关系会影响到实验结果。因此，要考虑如何匹配参与者的角色，将人为误差的影响减到最低程度。此外，整个实验的设计和进行，应力图避免给学生任何暗示，即避免让学生感到某种行为模式是正确的或是被预期的。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实验是以人为对象的，学生或许会揣摩实验者的意图，并按其想象中的实验者所希望的行为改变自身的选择。甚至必要时，在实验设计中还可以“欺骗”方式迷惑学生，避免其揣摩到设计者的意图，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合理性。
3．提供必要的“货币”激励。经济学实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验对象具有各自的偏好。因此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实验中，要对所探讨的经济理论进行检验都不可避免地要求控制参与者的偏好。由于偏好影响着人的行为，如在市场交易模型中，人的不同偏好会导致实验结果的不一致，而这种心理行为又无法被实验设计者所观测到实验设计，因此控制偏好异常困难。据史密斯等人的研究，对实验的参与者提供必要的报酬有助于减少被试者行为的变异性，减低甚至排除随意性行为对实验结果的影响[2]。因而，为参与者提供一定的报酬激励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能更好地模拟真实经济环境下参与者的决策行为。
4．加强实验预演及实验结果分析。为保证经济学实验课堂教学效果，实验设计者可预先组织部分学生或其他教师组成小组来预演实验，从中发现和改善实验设计的不足，当然，参与预演的学生必须保密并不再参与正式实验。另外，实验设计者要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实验误差来源及结果，并引导学生利用相关经济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和讨论，使学生加深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四）加快经济学实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由于条件所限，目前各高校不可能全面配备专职实验师资经济学实验教学，只能依赖理论教学师资采用与理论教学配套的方法来安排经济学实验教学内容。这样，要提高经济学实验教学师资水平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有计划地选派相关教师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让教师深入了解经济的真实运行过程，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和胜任实验教学的水平；二是分期分批组织教师到财政、税务等经济管理部门调研，筛选、验证经济学实验项目；三是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经常组织对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技术、统计软件和实验经济学等的知识培训；提高实验教学工作量系数，在职称评聘、教研项目立项、教材立项等方面向实验教师倾斜，鼓励更多的教师开展实验教学。
[参考文献]
[1]高鸿桢.实验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2]宁向东.经济学的实验方法及其应用[J]. 经济学动态，1997，12.
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2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难点 解决方法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课程难点
一是经济学是由众多经济学派中占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的,学科理论体系庞大,派别多,具有广博性和综合性特点。仅现代经济学主流学派就包括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学派和预期学派等。众多的学派,产生了众多的经济学著作、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有些经济学理论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也有一些经济理论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如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持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观点的两个学派在分析方法上就有很大的分歧。因此,要分析经济学各学派的理论和观点,有鉴别的加以学习和研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二是分析方法方面,具有多样性。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实证分析方法,在分析中广泛地运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需求函数与需求曲线,供给函数与供给曲线,生产函数,成本函数等运用的是高等数学的函数分析。在一些原理的论述中是将语言逻辑分析方法与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图像,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是经济学有的分析方法。大量的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学生刚开始学习时普遍感到不好接受,甚至是一些著名的经济大师,也具有同样的感受。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就曾说过,刚开始到国外学经济学,就是听不懂。另外,现在经济学作为一门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和研究对象的外来学科,有其特有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其教材和相关资料也大多是从国外出版的书翻译过来的,刚开始学习时在思维习惯很难与国外的思维方式适应,这无疑会增加教师讲授和学生理解、掌握其理论实质和具体应用的难度。
三是从学生对经济学这门课的学习的反映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课程理论性太强,抽象、复杂、难理解。譬如,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都有其科学意义。在此规律作用下,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连续追加一种生产要素,当不变生产要素已经充分利用时,再增加可变要素,不仅生产效率不会提高,反而降低,最终表现在总产量的减少。再如,数量模型分析,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列出几组变量,根据所描写或要达到的目标,引入必要的条件和限制,然后求出最佳或最优解。
当然,应该说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有其合理性。如实证分析法,它排除价值判断的前提,即没有价值判断前提,只对事物的事实进行科学考证,回答“是什么”,得出的结论可以通过科学事实来检验。这样的分析排除了规范分析的主观判断前提下出现的有可能对事实的曲解和误解,避免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它的应用,使经济分析具有普适性和精确性,根据指标,可以为定性分析给出有价值的方法,现在模型分析越来越广泛应用于企业乃至政府机关的管理。其他分析方法像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非均衡分析,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等对经济现象的描述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肯定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和意义,从而有益于排除心理上对经济理论特别是复杂模型的排斥和猜疑。
二、经济学课程难点解决方法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发展。传统西方经济学着重研究物质生产领域,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涉及很多问题,如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文化经济学都竞相发展或问世。
从而使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保留在物质生产领域,也进入了非物质生产领域;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也从传统生产领域向新的生产领域扩展。传统研究着重的是机械工业生产,而现代化经济发展带来的是信息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海洋经济学、航天经济学和生物经济学。
就教学方法而言,无论教学手法怎么处理,主要有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论必须联系实际。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使人们更好地生活与发展,脱离实际生活的经济理论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教学中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可以列举实例对原理进行分析。譬如规模经济原理,它是指重工业生产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在一定的规模基础之上产生效益,称之规模经济,反之称之为规模不经济。现实中我国大小汽车改装厂100多家,成气候的仅有一汽、二汽、大众少数几家,全国汽车的总产量只相当于国外一家大厂商的产量,这是因为规模经济原理的作用。而规模经济的产生要求有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的条件: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科学的专业化分工,管理效率高,市场条件完善等是内在经济的条件;交通设施便利、信息的畅通、尖端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存在是外在经济的条件。反之,管理上的各种漏洞、管理效率的降低、市场销售条件的不完善等成为内在不经济的条件;行业过大使厂商之问竞争激烈,多数厂商为争夺生产要素与产品销售市场,付出更高的代价,是外在不经济的条件。如讲授弹性理论,可以列举弹性理论在价格上的应用,像弹性系数较小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属必需品的如食品、房屋、公共交通、生活服务等;弹性系数较大的奢侈品,价格上涨,不会影响人们的具体生活,只是对奢侈品的销售量(需求量)产生影响。再如,风调雨顺时,却使农民带来“丰产不丰收”,这就是弹性理论的作用,因为粮食属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其粮食价格大幅下降,所以一般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
第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不断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理论的教学是为了发现思想,吸收其精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不断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比如,经济增长考查的主要指标是人均GNP的增长或人均GDP的增长,单纯用人均GNP或人均GDP,只是说明产值的变动情况,不能全面说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经济差距用什么来衡量,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再如,经济增长靠什么增长,不仅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更主要的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技术的进步。当前实现我国经济的增长,应从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重视基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产业结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完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人手,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第三,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要创新。创新经济学教学,要增加教学时数,还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1.引导学生树立对经济学的科学学习态度。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态度。学生普遍反映经济学难学,重要一点是现在高校学生在中学阶段缺乏必要的经济学铺垫,所接触过的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作为文理并重的学科,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研究对象,揭示了需求、供给规律,探讨了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分析了各种不同市场状态下的价格和产量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不同国家和社会有相同之处,从经济运行层次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很多共同性。从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诞生,到1948年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出版,到1993年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的出版,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在总结西方经济运行经验时,得出了许多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为我们所用,不能因为难学产生猜疑、排斥。2.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实施教学。与其它学科相比,西方经济学具有内容多、模型多、难度大的特点。几乎每一本经济学教材中都有大量的用图像表述的经济模型,这些经济模型在给定的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经济模型中的曲线就会发生位移,在黑板上描述这种变化过程不够形象和准确,而用电脑课件加以讲述就不仅会达到生动形象的效果,而且可节省黑板上作图和写板书的时间,从而加大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同时也有利于开展案例教学。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投影仪、多媒体等实施教学,可以把深奥的理论、各种复杂的图、表、公式等理论模型以图、像、文、声并茂的形式,生动、形象、简洁、直观逼真地演示出来,既能够增大课堂信息容量,节省宝贵的教学时间,从而为新理论、薪思想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又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枯燥抽象的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学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加大课堂教学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增强学生的兴趣。现在高校普遍有设施齐备的多媒体教室,如果能够以多媒体教室为载体,变黑板教学为电脑课件动化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3.课堂教学要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和教学环节,课堂教学要因课程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经济学所阐述的经济理论多以较抽象的数学推导和建立经济模型来加以论证和说明,对初学者来说普遍感到难以理解和应用,学生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些经济模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模型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回答好学生的这些问题,就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每一个概念、经济模型、结论都要用一个实例或一个案例加以讲解。如当讲到恩格尔系数可以罗列不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通过分析比较加深理解,像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就有较大差别,而这恰恰与地区的富裕程度相对应;也可以让学生根据每月的开支情况,计算食物支出的比例,估计自己的恩格尔系数,再与实际情况相比照。总之,从理论到实践,反复比较,深入浅出,学生才易于理解。
参 考 文 献
[1]曾令秋,杜伟.关于提高“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3.
[2]范英杰.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思考[J].北方经贸,2002.3.
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3
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经济学实验 实验设计 货币报酬 变量
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供给和需求的试验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1962年费农•史密斯的经典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确立了经济学实验方法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是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当今，实验经济学已经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成熟工具，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成功的经济学实验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目前，我国开展经济学实验的尝试还不是很多，如何把经济学实验科学方法与我国的具体实验环境相结合，探讨适合我国实验条件的经济学实验的一般设计步骤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把这个课题作为研究目标，力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为便于表述，本文需定义如下术语：被试，指实验经济学中所进行的实验的实验对象；主试，指实验经济学中实验的主持者。
史密斯倡导实验经济学应该建立一个与主流经济学研究相衔接的体系，并将该体系总结为：环境、制度和行为。环境，即促使当事人行动或交易的初始禀赋、偏好及行动成本。制度，即对市场交流(买方出价、卖方出价)进行的定义，明确信息交流规则和行动规则，确立从信息或行动而导致某一结果的内部控制机制。行为，指在既定环境和制度条件下，参与人的决策或行动。史密斯认为，实验经济学主要检验和研究的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下，参与人的行为。为实现上述目标，笔者将以上三方面相融合提出一般的实验设计步骤（见图1）。
实验设计步骤
实验总体要求
首先，应该澄清一个认识误区，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可以做实验的。在经济学实验方法可以实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范围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在整体上给出实验的目的、要求和预期目标。这是实验设计的总依据。
制定相应的实验室交易制度
在经济实验中，被试按怎样的规定进行交易是很重要的，因为实验室交易规则看起来很小的改变可能对博弈论的预测和观测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应作出尽量单纯的经济环境。经济环境越单纯，被试越易理解自身行动与报酬的关系，实验更易受控制，实验结果的解释就越清晰。而复杂的经济环境则可能造成实验结果解释的困难。
常用的实验室交易制度大体有14种，如：明码标价拍卖、双项式拍卖、分散谈判、清算拍卖、折扣制度等。根据所要研究的目标，可以对这些制度在某一方面或者某几方面加以改变或者改变实验室制度中的某一或某些参数，形成适合该研究目标的新的实验室制度，也可以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拍卖制度加以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实验室制度。例如：“列举/折扣制度”就是明码标价制度的变形。
被试的选择及报酬支付
被试对象的选择 与物理、化学实验等自然科学实验不同的是，实验经济学把社会中的人作为实验对象。实验对象的差异，即人的差异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在选择被试时，就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对实验目的无关或者影响极小的被试。对于我国来说，选择在校本科生或者硕士研究生比较合适。由于我国高校学生所处环境比较单纯，相互差异较少，学习领会能力较强，因此用于对实践经验没有要求或者要求较小的经济学实验效果更好，更易接近现实。
被试数量的选择 被试的数量与实验的质量有很大关系。由于预算经费、实验设备等限制，被试人数不宜过多，应视实验所要描述的实际经济系统而定。一般来说，实验只要接近最小数的被试即可。例如，讨论竞争市场中合理预期模型的适用性、可能性时，若利用3类交易者和两种信息上的约束。为保证任何一个组合均有最小限的竞争，把全部的交易者分为6组，每组至少有2个人，这个市场实验计划至少要用12人的被试。实际上刚好用12个人就可以了。
在绝大多数的实验中，同一状况下配置2～3个被试，实验室市场中达成竞争均衡是足够的。如果被试数目过多，则需重复的实验次数越多，且过多的被试使实验不易控制，结果实验效率并未提高太多反而耗时耗资；被试数目过少，虽然省时省资，但是实验质量较差，不易达到实验目的。
被试的报酬支付 为在实验中做出受控的经济环境，必须给被试支付现金，因为真实的货币更易给被试提供激励，减少被试行为的变异性，降低甚至排除随机行为带来的干扰。这是实验设计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于我国的实验环境和条件，支付大笔的现金显然难以做到。因此探求合适的现金支付数量是经济学实验的重要课题，也许寻找现金的替代品作为实验的支付手段更为实际。本文设想：如果被试是在校学生的话，用学分代替真实货币可能也是可行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采用报酬手段作为诱发经济主体（即人）的特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其一，单调性（Monotonieity）。即被试认为报酬越多越好而且不存在饱和状态。最满足这个条件的就是货币报酬。因此，经济学实验中被试的报酬通常是真实的货币报酬。其二，突显性（Saliency）。被试所得的报酬，必须与被试（以及其他被试）的行动有关，它必须由被试所理解的制度所决定。即被试的行动与报酬的关系，应该能突出显示实验主持者所希望的制度，被试应理解这种关系。其三，优超性（Dominance）。在实验中被试的效用变化来自实验报酬，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可以忽略不计。显然，现金可以基本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因此通常情况下，实验报酬多数使用的是现金。
学分虽然不完全能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但至少相当接近这三个条件，作为现金的替代品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尤其是在价格层次不多的经济学实验中，学分的这种替代性可能更好。本文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考察用学分替代货币报酬的可行性。这时，需要重复同一个实验，第一个方案采用真实货币作为报酬支付；第二个方案采用学分作为报酬支付，然后比较分析实验结果，看其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无显著差异，则说明学分代替真实货币是可行的；反之亦然。
处理好主试与被试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欺骗被试。因为被试一旦被欺骗就会对实验中已说明的行动和报酬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那么实验的积极性就会降低，甚至可能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这样就损害了实验的突显性和优超性。即使这种欺骗行为在该次实验中未被发现，那么在以后的实验中也会被发现，这样被试的后续招募就很难，即使能招募到，也可能因被试的抵触和防范使实验结果难接近真实。
但是，不欺骗被试并不等于一切信息公开。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对被试隐瞒一些信息也是必要的。比如，被试的报酬属于私人信息，应该直至实验结束也不公开，同时规定不可互相询问，这是模拟经济现实的需要，也是经济学实验的需要。如果被试对其他人的货币报酬都了如指掌，那么可能由此产生妒忌或利他主义心理，从而无法使被试自身的利益实现最大化，而无法控制激励的效果，实验结果就会产生偏差。
实验指导语的正确编写与宣读
实验指导语的正确编写 实验指导语是具体指导被试如何参加实验的文件，应包括实验的重要信息。如实验的目的、实验室交易制度、各被试可能采取的行动等，特别重要的是要明确说明被试的行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还应包括主试为使被试理解实验的若干问题，必须注意主试不要在问题中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被试。要避免指导语中关于实验目的的叙述成为某种期望效果的暗示，而应叙述的简明具体，容易被试理解。指导语的编写可参考前人已做过的类似的实验说明书，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验需要加以修改而成。编写出的指导语关键要做到正确、明确及易于理解。
实验指导语的宣读 在实验时，主试或助手应大声朗读实验指导语或播放录音。即使应用计算机在被试的终端屏幕上已有实验指导语文字，主试也应朗读以提高被试的注意力，以期让被试完全理解实验指导语中的内容。
尚需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一般来说，经济学实验的报酬远远小于现实的经济报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济学实验的报酬与被试的切身利益并无太大关系。因此，被试可能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来参加实验，从而影响实验结果。尤其在我国开展经济学实验，报酬可能较少，如何设计更能激发被试积极性的实验方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验经济学主要研究和检验的是参与人的行为，而参与人的行为同参与人的心理有极大关联。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规则，能影响参与人所受到的激励和参与人的决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法规、经济制度、传统风俗，不同国家的被试经济行为的差异不可避免。因此，研究同一经济现象或理论问题，在选择不同国家，或不同人种参与实验所得结果会不同。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也是在我国开展经济学实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鸿祯.实验经济学导论[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李增刚.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基础[J].经济评论，2002 (11)
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4
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流域管理必须以经济手段为核心，并紧密结合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教育手段，以更有效率地实现流域综合管理目标.流域污染问题尤其是跨界流域污染问题始终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且不断引入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生态学、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资源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纳入其中.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被认为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与流域相关的新兴学科，如流域管理学、流域生态学、流域经济学等也都仅处于初创阶段，都未将流域环境和经济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其作用机理及调控措施当前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已进入流域综合治理阶段，迫切需要提出一套系统的流环境经济研究，hohong@cmesoigcn域官理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综合经济手段和政朿.
笔者针对环境经济学在流域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理论需求，分析了流域环境经济学成立的必要性，提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并初步构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1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流域是以水为核心，由水、土地、生物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组成的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为了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保证流域水资源、7水环境和水生态可持续，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进行流域综合管理已经成为共识.传统环境经济学强调运用税收、投融资、补贴、补偿、价格、产权、奖惩等经济手段，故难以有效解决流域这一特殊的因地域分异性、污染的单向外部性以及上下游和利益群体之间冲突等特征引发的环境经济问题.
11解决流域跨界单向外部性方面的障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流域的核心要素一水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不具有明晰的产权或者很难清晰界定其产权，同时对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流域内的每一个涉水主体都受到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驱动，期望尽可能地从公共资源中获更多利益，肆意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或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而流域常常跨越多个行政区，涉及到具有不同诉求的多元利益主体，因而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上游污染呈现出跨界和单向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输出将生产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该辖区，而将污染造成的损害成本输出到其他辖区，由全流域来承担，损害全流域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上游保护水资源的行为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由此产生的收益由全社会分享，但会使行为主体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甚至小于私人成本，而消费的非排他性导致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难以避免，使得市场倾向于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供给不足，而不论是过度使用还是供给不足，都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由于跨界单向外部性导致流域上下游各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存在较大差异，传统经济手段在解决单向外部性时需要更加严格的条件，实际政策设计以及操作实施也更加复杂，使得传统经济手段是低效率的，实践上也鲜有成功案例.
1. 2解决流域地域分异性方面的障碍
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自组织和自维持功能，呈典型的耗散结构特征;其次，流域水资源的状况决定了流域特定的资源环境条件.流域的水量、面积、河网密度和河流形状等自然地理要素存在空间差异，流域主体功能、7水环境、水生态功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性，上下游间存在/功能不对称”现象，在环境影响和生态服务方面，下游被上游所支配，而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游被下游所支配，处于依附地位.
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决定了流域综合管理目标的多元性，一方面要求重视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目标，通过对系统的耗散结构、协同、调控功能进行分析和评价，使流域自维持和自调控作用的发挥在客观上受到系统阈值的约束，避免超出系统承载力的过度开发和人为干预[17];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由于流域在地理要素、功能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不同目标诉求，根据流域主体功能、水生态功能和水环境功能等合理确定综合管理目标.因此，流域这种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所导致的多元性流域综合管理目标，使得环境经济手段之间可能会相互抵触、牵制，从而降低经济调节的总体效率，这一问题给传统环境经济学带来了极大挑战.
1.3解决流域各干系人利益冲突方面的障碍
流域环境管理中涉及到多方干系人，而且干系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流域环境管理中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现象广泛存在，不仅加大了各级政府间的成本，而且可能导致不同地区间因经济竞争引发的地方公共政策选择扭曲，也可能使各级政府作为人在行为选择时往往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然而，跨界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以及行政边界下的分散决策，使得流域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变得复杂化.流域环境管理面临利益的分化和协调，不仅要解决一般环境问题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博弈，而且要解决规制主体间的博弈.
然而，传统环境经济手段在治理流域污染时，多把治理重点放在微观排污者，而对宏观层面流域上下游各政府间及其与中央政府间理性选择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治理信息供给偏差、激励不足和监督缺乏等问题重视不足.同时，传统环境经济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现流域部性内部化还是产权界定，都需要相应的流域环境管理体制能在分散化信息下良好运作，但流域内相关者间利益冲突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方保护主义，却限制了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作用的发挥，迫切需要制定超越部门利益的经济手段，以突破限制环境经济手段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综上所述，传统环境经济学对于解决流域环境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流域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跨界外部性、整体性及地域分异性等特征，在当前流域管理体制下，传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控制手段在解决流域这类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时遇到了障碍[5]，难以考虑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更无法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无法满足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环境经济手段，促进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环境管理手段的配合，通过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有效发挥作用的各种限制.因此，拓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就成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成立是对传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补充和拓展，对于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改善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实施效果，协调区域内不同行政区间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2.1概念与内涵
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和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二者相互交叉的产物，是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21].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步发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在迅速拓展.流域环境经济学就是随着流域环境资源的稀缺和环境问题的不断演化而产生的新领域之一.流域环境经济学以流域这一特定地理单元为研究对象，以环境经济学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16]和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优化流域环境资源配置，实现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流域环境经济学本质上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应用经济学范畴，其既借鉴传统环境：理论和方法，又根据流域特征和流域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研究如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管理中的障碍，提高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管理弹性和效率，实现流域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结构框架见图1
2.2理论基础
流域环境经济学作为应用性的环境经济学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被视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但流域环境经济学重点是在对各种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层面上的针对性、适应性和优劣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上，构建一套目标一致、相互补充、协同作用的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同时，根据流域的基本特征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要从理论上研究如何保证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和运行效率.根据上述分析，空间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应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构成.
2.2.1空间经济学
流域既是由分水线所包围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是产业集中、城市发达和人居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由于流域经济具有极点增长、轴线延伸的“点-轴”空间特征，使得沿流域发展的城镇在利用流域水资源的同时不断地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水体不仅产生污染，而且随水流方向由上游向下游转移扩散.污染物转移和扩散不受行政边界的限制和人工调控，一方面形成了以沿江城镇增长极为污染源、以干支流为轴线的“源-轴”环境空间分布格局，并且与流域经济发展的“点-轴”空间分布特征相叠力口，加剧了流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流域地理要素分：学的异和功能分异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流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着流域环境经济的空间特征.因此，利用空间经济理论对实现流域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建立空间异质下的空间均衡的系统分析框架，优化生态空间分布及其与经济活动开发空间的合理配置等具有重要作用.
2.2.2信息经济学
在我国当前属地化流域管理体制下，资源的有限性和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阻碍着部门之间的协调.地方政府作为理性利益个体，治污政策力度和激励强度要服从于地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目标.这使得污染的地方保护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并使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失效，强烈地约束和影响流域污染治理效果.利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提高流域管理主体信息获取的效率和效果，是防止流域综合环境管理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有效发挥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作用的前提.因此，信息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2.2.3行为经济学
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选择行为包括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传统的经济学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是以预期效用最大化做出行为选择，其选择行为是理性行为.但是，现代经济学中逐渐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等在“有限理性”的行为框架下对“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现实中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到利益驱动，还常常受到人的认知偏好、情感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影响而很难达到完全理性，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公地悲剧”的发生是个体理性行为的结果.个体与全流域环境管理的目标具有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各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方在行为达到最优时，常常导致流域管理组织的行为偏离最优点，即个体理性行为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局[25].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得各方由目前的完全非合作状态逐渐转向合作，使得他们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全流域环境保护的目标.目前，行为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必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3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3. 1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系统的整体框架内，使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优化、相互博弈达到一个可接受的“纳什均衡”，建立起环境友好型的流域经济发展模式.流域环境和经济关系研究包括: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复合系统与外部环境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移与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响应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模式对流域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水环境容量的空间分异与生产力宏观布局的协调.
3.2以水资源为核心的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
自然资本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自然资源及其所处的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产生自然资源流和服务流的存量.自然资本的概念体现了经济学中稀缺资源的经济价值.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其未来存量及相应的不确定性是自然资源利用中的重要因素，必须在一个跨期背景下进行研究.水资源是流域的核心要素，因此，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重点除了研究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同时还应包括流域自然资本的评估、投资、管理，自然资本损失的经济评估，以及以自然资本实物量为基础的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和方法、流域生态承载力等.
3.3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
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调节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针对流域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对称和分散决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灵活有效的机制设计（即法则、政策条令和资源配置等规则），约束流域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污染行为；同时，通过有效的激励，改善和提升各利益相关方保护流域环境的意愿，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各利益相关方的个体利益和流域环境管理整体利益目标一致，是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2M7].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流域环境管理的利益博弈分析、流域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设计的方法和模式等，其中涉及到流域环境管理组织的定位、构成、主要职能，流域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机制、合作协商机制、监督机制、资金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设计和最优化选择等.
3.4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研究
直接或间接改变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收益，刺激其保护流域环境成为一种自愿行为[28].遵循分区、分类、分级、分期的理念[22]，进行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的设计，主要包括：1研究基于法律、行政手段的各种命令控制型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总量分配要考虑流域的地域分异性，并与各地资源环境容量的特征相结合；@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理论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的经济激励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收费、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政策等；（四研究环境经济政策之间以及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一控制型政策的优化选择和组合问题，如取水许可和排污许可的联合审批，水权与排污权的联合市场体系与联合交易[29_.
4结语
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5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andPeace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2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Allen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贝丝•阿什（Beth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同年，沃尔特•维（Walter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β，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β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6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实在；比较分析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进步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流派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中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其不断发展完善中，经由经济学家推动，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实证主义仍然主导着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而实证主义遭到批判和挑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种源自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批判，并未对主流经济学研究造成影响，一是因为经济学忽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进展，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世纪之交影响领域迅速扩展的批判实在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和批判。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鉴科学哲学领域的新进展，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一、实证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简史
一般认为，有三种彼此分离，但又存在有机联系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种是19世纪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三种是在20世纪中期成为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三种流派中，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最为系统，最具凝聚力。因此，人们更多的时候谈论的实证主义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Davis ＆Hands，1998：347）。“实证哲学”一词由孔德所创，随后演变为实证主义。孔德将人类知识的进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建立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他认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观察，认为所有科学都能通过方法论达致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由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科学地规划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基础……所用的方法一般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贝尔特，2002：233）。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纲领的恰当描述，因为该学派的成员极力整合“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写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个宣言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专门学科和人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的统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极方面，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广而言之从人类知识中清除形而上学的陈述，（b）在其积极方面，澄清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类知识是从经验与料中构造起来的”（D．J．奥康诺，2005：935）。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分析性的，它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从而代表了一种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或经验的知识。而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它的命题是综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种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除经验科学的综合性事实性真理和逻辑与数学的纯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实证主义的第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作逻辑经验主义。主导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逻辑经验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逻辑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符合演绎逻辑；（2）经验证实：陈述必须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或是定义在分析上为真；（3）理论与观察分立，观察可以在理论上是中立客观的；（4）休谟式的因果律理论：从被观察的事件之间发现不变的关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种类型的实证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逻辑经验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考德威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某种更为成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Caldwell，1994：19－35）。在对先前类型的实证主义做出的发展上，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理论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强调归纳方法转向强调假说—演绎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释视为科学活动的合理目标。在对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假说—演绎方法，不同于先前维也纳学派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演绎式的。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从理论和它的初始条件中推论出某种经验预测；第二步是根据可观察到的证据检验这些预测，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真实的，理论就得到了确证，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就得到了反驳。推动由归纳向假说—演绎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了避开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的休谟难题。无论人们对假说—演绎方法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重大贡献：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密切相关。假定—演绎模式这个正式术语，首先出现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论文中。他们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规律，再加上对有关初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规律和阐述组成了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帮助，只需要推理逻辑。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Hempel和Oppenheim进一步指出，解释和预言都采用了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由于这个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评者把他们的模式称为“解释的覆盖率模式”。而对于预言来说，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出发，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倒过来的预言”。这种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存在完美的、逻辑对称的看法又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演绎或覆盖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释中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对个别例子进行归纳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愿意可以进行猜想，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定事件的预言对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却遵循着某些相同观念。比德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1）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3）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4）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5）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得到；（6）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理论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7）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8）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搜集、理论的形式化或证明的范围内；（9）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家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把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经济学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尽管他们中，没有哪一位实际上以精确或系统的方式使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语言或文献。但是，他们都“深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汉兹，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转变，要像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强烈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经济学命题应当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出来（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目的而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理论最为成功。Friedman说，“理论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设组成的，对于它要‘解释’的对象，要根据它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实际的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对是错，或者更恰当地说，暂时‘接受’它为有效，或‘抛弃’它……唯一重要的对假设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经验相对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发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义”（Boylan ＆O’Gorman，2006：15）。这种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汉兹，2009：68）。Samuelson认为：“对于我的观点，即科学由经验规则的描述构成，尚未被成功地；对我的一贯主张，即科学中所谓的解释总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个高层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适合范围广泛的经验规则”（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经济学家主张的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特征：第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演绎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依赖归纳法优越论的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实证主义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赞同演绎主义。根据演绎主义的观点，科学活动是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出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而进行的。因此，观察、感觉再次成为健全的科学实践的基础。实证主义者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假定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陈述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因此它们十分可靠。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坚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自然主义通常伴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般说来社会领域内的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欠发达。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成熟的学科，它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成功运用的方法。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实事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坚持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观点，即不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种实证和规范严格两分的学者数目众多，他们认为，尽管在人们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与实证主义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Boumans ＆Davis，2010：9－30）。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应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表达。实证主义提供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智力活动的脚手架。20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从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义与Popper的证伪主义，都是受实证主义的激励产生的，无论这种激励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当然，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哲学理念，比如奥地利学派的本质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流派只是经济学学科中的少数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潜台词，一直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和知识理念。
三、批判实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比较
今天人们称之为“批判实在”运动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实证主义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种“思潮”或“主义”一样，“批判实在”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称谓（Collier，1994，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哲学家Bhaskar对社会科学做出的哲学贡献，而对他加以分析和应用的两个术语“超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正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全面渗透在哲学思想中的时期。因此，他的分析是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坚持的前提开始的。在Bhaskar看来，经验实在论者（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ontic fallacy），即认为知识或者只是绝对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过客体的存在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实证论者的认识论谬误，认为寻求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是在将研究客体存在与本质的本体论，简化为产生知识的认识论的谬误。这种谬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造成传统科学哲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紧张。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Bhaskar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客体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机制和力量；第二，科学试验需要控制其它变量，人为制造出封闭系统，从而找出单一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力量，事物间的恒常联系，只在试验或假设条件下存在。为解决上述问题，Bhaskar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领域构成：经验、实际与实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经验与实际是经验实在主义研究的客体，实在是超验实在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前两个领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具有可经验的性质，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实在领域，包含产生事件的机制、力量、趋势等，一般具有不可经验的特性，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标。Bhaskar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吸收并运用，其中Lawson对批判实在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批判实在已成为一种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运动”（Palermo，2007：541）。尽管Lawson等人应用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始终不为所动。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现实状况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趋下降的同时，它仍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牢牢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经济思想史学家麦克洛斯基感叹，“经济学方法论被局限在一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规范式方法论框架内，但这种实证主义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诸如经济学这类学科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随着科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推动，人们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质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诠释学传统的学者认为，尽管实证主义能够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温奇在《社会科学的理念》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充满意义的，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他们能够把意义赋予周围的世界，并且依照意义而采取行动。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再比如，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观性”，但价值与兴趣，必然既会影响课题的选择，也会影响研究过程本身。此外，纯客观研究本身也许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积极的视角看，社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或说明社会实在；而从消极的视角看，价值无涉事实上往往是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服务的。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学界提出的意见很多，笔者主要分析批判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相对照的批判自然主义
与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不同，批判实在坚持批判自然主义。批判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实证主义所曲解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反科学倾向，再通过挖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特质，尝试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Bhaskar将批判实在论者对社会科学持有的立场称为“批判自然主义”。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社会科学可以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但同时鉴于其对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是一种具有严格条件的科学”（Bhaskar，1986：135）。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科学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活动依赖性与观念依赖性：（1）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而存在；（2）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行为者（对于自己活动）的观念认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与批判实在的超验实在论
每一种科学哲学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特定类型的本体论，批判实在把实证主义中隐含的本体论称为“经验实在论”。Bhaskar指出，实证主义所秉持的经验实在论是典型的化约论：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为认识论的问题（Bhaskar，1978：16）。这种化约是一种认识论谬误，也就是说，“将现实理解、界定为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体地说，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一种扁平本体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类有关它们的经验知识。然而，这种扁平本体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开放的，如果现实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学了，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资料的搜集罢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与经验实在论相对照，批判实在提出了超验实在论，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构成的，而且是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者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实在的这种本体论也被称为“深层本体论”或“分层实在”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实在或层面：经验的（经验和印象）、现实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批判实在论者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不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现实的和深层的层面的共时化意味着：基本机制在现象的层面上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科学规律只是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那么现实的层面和深层的层面就是共时的。于是，规律就会在现象层面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不同层面的共时性是十分罕见的。根据上述超验实在的本体论思想，批判实在认为，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局限于或依赖于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实际上，它首先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了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制、力量与趋势。（三）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和批判实在的机制研究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历史地看，对科学概念的寻求和对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产生于某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说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实证主义这一称谓，首先是关于知识、知识的性质和局限的理论。特别地，它表明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Lawson，2004：261）。实证主义者通常赞同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在这种因果关系概念中，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对因果性质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恒常地发现事件X由Y相随，那么就可以认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因为，抛开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从社会机制（暗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涵盖律，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促进民主政治；（2）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促进民主政治；（3）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4）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王绍光，2008：82－83）。以休谟式因果律（事件／事态的恒常联结）为基础，完全是经验层面的操作，无法深入到批判实在强调的深层层面（结构、机制与趋势）。也就是说，涵盖律模式，只是描述了类似律则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挖掘出造成事件发生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释（Sayer，1992：171－172）。批判实在论者批评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的重点在于，要说明某种现象就必须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规则性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在开放系统中，许多抵消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的因果关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实在看来，要在经验层面上说明现象的原因，只有诉诸深层的生成机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区别于归纳和演绎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批判实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话说，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过“假定有（或辨识出）有能力产生某些事件的机制，藉以解释事件”的推论方式（Sayer，1992：107）。只关注实证主义或休谟式的关于事件联系的归纳和概括，最多不过是引发了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对优劣的争论。对于批判实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绎是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推进到人们看到的下一只乌鸦是黑色的这种特殊结论，而归纳是从无数的黑乌鸦这样特殊的观察，推进到“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则是从对无数黑乌鸦的观察，推进到关于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一个机制的理论。从范式上看，这种推理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批判实在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坚持的深层本体论和社会系统的开放性质。在开放系统中，不同的结构之间会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机制，同时会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条件，使得同样的因果机制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使厂商运作的更有效率且乐于不断进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厂商倒闭。另外，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批判实在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要了解研究客体的结构、因果机制，以及这些因果机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启动或被改变，进而造成事件的当前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对实证主义与批判实在进行较全面的对比（见表1）。
四、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批判实在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义演绎模型的构建，使得经济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经济问题；为了构筑实证模型，人为地建立的封闭系统，把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忽视了大量潜在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力量，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等等。通过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科学哲学领域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各种批判，全面反思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一，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考察，并找到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用一个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垫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清除玻璃上的灰尘。实证主义在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此，应提倡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则式模型构筑方法。比如在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个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应当在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中考察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的阶级分析为例，实证主义者指责阶级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它缺乏对个人动机、信念和行动的分析，而只是把个体的行动诉诸阶级利益。这是对经济学阶级分析方法的误读，这种误读忽视了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明显受到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个体仍然具有改变（更多的是通过革命）资本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个体行动能力和集体力量汇聚的综合结果。第二，应当关注对造成某种现象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关注事件之间的规则联系，并把这种规则联系视为是规律般的东西。比如，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尽管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献数目巨大，但是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保持沉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可能观测到明显不变的实证规则。计量经济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里找到精确而普遍的规律。在本质上，计量经济学事实上还受困于这样的事实：新的发现往往导致人们曾经承认的变量之间的规则性联系不复存在。第三，要把规律作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各种机制的综合分析，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中，应综合考察导致利润下降的因素或机制与起反作用的趋势或机制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因为发现利润率在某个阶段上升，就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同样，也不能像置盐定理那样，认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必然决定了利润率不可能下降，因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同样，仅抓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不考虑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主张利润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也不可取，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庆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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