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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范文1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容广泛。本文认为，中国可以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理论，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来选择经济发展模式。
1.西方经济学的概述
西方经济学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广义包括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属于片面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2.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借鉴意义
2.1微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所包含的要素见图2-1。微观经济学研究了个体行为和各种市场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时需要尊重个体行为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2.2宏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通过宏观经济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并应用与实践，具体见表2-1：
3.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路径
3.1充分转变政府职能
西方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需要政府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转变观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充分转变职能，解决与企业、个人的冲突和矛盾。政府充分发挥创新引导政策、财税政策的作用，提升企业实际竞争力。加强政策宣传，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程度提升。
3.2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的局面
改变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的局面，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国国内需求与外部需求协调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不断优化产品或服务的出口结构，提高产品或服务的科技含量，拒绝低价竞争。
3.3注重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发展，加快供给侧改革，鼓励企业创新，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提高自主研发实力，加快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更多高科技智能化产品，进而增进经济发展之后劲，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中经济可持续发展。
结论
西方经济学理论博大精深，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的借鉴启示，中国需要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中国有限资源实现高效配置，提升市场活力，提高老百姓福祉，共创和谐、美好中国，共筑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叶旭阳，李忠霞.基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J].现代交际：学术版， 2016（20）
[2]丁万鹏.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启示[J]. 山西农经， 2015（03）
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范文2
关键词：经济人假定；斯密之谜；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6日
在经济学中有许多重要的概念、模型和假设。但要说重要的或者说是影响最大的假设？笔者认为应该是“经济人”假设。如同其他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一样，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经济人”假设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准确理解“经济人”假设的含义是我们学好经济学的重要前提。
一、“经济人”假设的起源与含义
在回答什么是“经济人”时，经济学都是回避了对其进行直接定义，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对“经济人”的定义存在争议之处。
（一）“经济人”假设的起源。一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述了“经济人”思想，《国富论》中有一段大家所熟知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在斯密看来，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由此，人们把斯密视为“经济人”假设的倡导者。依据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正如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马克・布劳格指出的，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约翰・穆勒。
大部分学者接受了经济人的总结始于斯密这个说法，尽管“经济人”这一名词并不真正为斯密所首倡。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德・帕累托把“经济人”作为术语引入经济学，而在此前，B・弗里赫里奥在《精明的管家》（1629）一书中的“管家”这一概念被当作是“经济人”概念的先驱。“管家”被定义为：“会计算、有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的研究，国外以“经济人”为名的著作有四本，它们是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1975），莱本斯坦因的《超越经济人》（Beyond Economic Man：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1976），米兹所编的《有思想的经济人》（Thoughtful Economic Man，1991），以及梅尔斯的《近代经济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Ideas of Self-Interest，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1983）。如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刻画理性经济人的形象。经济人是稍稍地和支离破碎地被引入的……他潜伏于暗示着投入与产出、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诸假定中……。”
（二）“经济人”假设的含义。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大致内容：这一概念离不开自利最大化，也离不开工具性的理性。仇恒喜、骆克龙（2000年）认为经济人假设的主要内容是：在利己心（或称功利主义）驱使下的经济主体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一条使自己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方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学者黄卫华（2003年）认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具有四个特征：工具理性、愿望目标、性态良好的偏好和最优化。当将经济人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时，经济人概念经常被替换成经济人假设或经济人假定等名词。因为从根本上来看，经济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抽象。
杨春学（1998年）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全面的总结，在将经济人假设模式划分为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广义模式的基础上，把经济人假设归纳为下面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
第二个命题是“理”。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三个是经济人假设（假说）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在经济人假设中是有意义的问题，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这一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命题，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由也许是，大部分讨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都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前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
杨春学的研究是目前国内类似研究中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讨经济人假设的第一人，区分了一些相近的概念，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经济人”假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经济人”假设与“斯密”之谜
（一）“斯密”之迷。亚当・斯密的两部伟大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第一部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第二部从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两部著作是同样伟大而又分裂的重要著作，它们都同样揭示了人性中“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那么《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是“利他主义”，如何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他”间的矛盾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斯密”之谜。
（二）“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他”的一致性
1、从两本巨著的创作过程和斯密的思想体系角度来看。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和整个写作计划来看，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本质是一致的。斯密1752～1764年间在格拉斯哥大学主持道德哲学讲座，期间他曾充分利用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时所编写的讲义，以及参加格拉斯哥经济学俱乐部等学术活动中所得到的启发与资料；同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1759年4月，他对道德哲学讲稿第二部分进行加工整理，以《道德情操论》为书名首次出版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部杰出著作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相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1759～1774年间，《道德情操论》出了四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版1759年，第二版1761年，第三版1767年，第四版1774年）。在对这四个不同版本进行修订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创作了《国富论》。《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与世人见面。1778年，斯密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第二版。《国富论》出版之后，斯密并没有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1781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出版《国富论》第三、第四版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790年，斯密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过程、修订和再版过程，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不能任意把他们割裂开，以至对立起来。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吸取了《国富论》的一些内容，这是很明显的。
这两部伟大的著作不仅是斯密进行交替创作、修订再版的著作，而且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在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伦理学范畴，后者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按当时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以及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它们则同属于“道德哲学”，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组成部分。当时苏格兰“道德哲学”这门学科，实际上包括了后来许多门社会科学的学科。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就包括了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不难看出，这部由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庞大讲稿，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不能认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矛盾。
2、从自利行为动机的角度看。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一致的，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出发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细目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差别，比如在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承认有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轻蔑地使用“自私”这个词，把“贪婪”和“自私”相提并论，而赞扬“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
在斯密时期，“道德情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尽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国富论》中斯密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基石的。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相同的，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
三、“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首先，忽视了人需求的多样性。由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物质利益之外，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的需要，人做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不断学习过程以及构成人类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人的行为直接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要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同周围人的关系上去理解和解释人。
其次，现实的人所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大解”。由于自身能力和历史条件，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时间的有限性等的限制，人所能追求的是可以实现的“满意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再次，随着认识的进步和经济学发展，“经济人”假定在一些领域被部分或是全部的抛弃。在经济分配、经济体制、福利有效性、区域合作等领都不适合运用“经济人”的假设，假设只是主要适用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提出该思想的经济学领域，适用于探索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与优化、经济增长等问题。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可以说没有人考虑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但随着认识的进步和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产品都存在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只是程度差别，这样，“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就更受局限。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有形的产品，无形的服务，随着它们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异，“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公益性”程度越高的产品，如教育、国防，其“经济人”假设的适用度就越低，这是由于人们在消费和购买这些产品时，无法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决策。所以，在对不同产品的消费者选择进行研究时，原来的“经济人”假设就要做出修正，这时就必须还原为具体的人。从适用的时间上来看，在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经济发展初期，市场供不应求，价格水平较低，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大，市场主体的选择有限，“经济人”假设较为试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阶段的变化，知识水平和需求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脱离了“经济人”假设的条件，特别是目前随着“绿色、低碳”等运动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越来越窄。
主要参考文献：
[1]M.Hollis and E.J.Nell，Rational Economic 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范文3
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学 社会公平 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16-02
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而社会保障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特定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因此，社会保障既要按照自身规律来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规律的制约，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决定了经济学对社会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经济理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保障理论虽然不是经济学所能够全部涵盖的，但也部分地直接体现在经济学体系之中。经济学界各个流派的兴衰不仅记录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也渗透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轨迹。所以，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沿革
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前；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80年代至今为第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二战前
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主要以社会公平角度为出发点，讨论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经济学对社会保障问题的探讨最早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论述了通过“看不见的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进而来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思想愿望。第一个系统阐述社会保障思想的是德国的新历史学派，针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劳资问题，新历史学派强调和证明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必然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论述了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来增进社会福利，以及对贫穷者的救济问题。
当代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开始于福利经济学。尽管18世纪的詹姆士・斯图亚特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带路人”，但正是创立福利经济学的是庇古。他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19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基础，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论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经济意义。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那么同一英磅的收入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政策可以扩大一国的“经济福利”，因为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穷人得到效用的增加要大于富人效用的损失，社会总效用会增加。尽管庇古主张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但他的社会保障理论仍建立在自由放任的主张之上，而政府作用也仅限于税收和补贴。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阐述，凯恩斯认为，一国的生产和就业状况主要取决于有效需求，但是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会经常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与失业的发生。因此国家必须对自由经济进行干预，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目的和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需求。他认为政府干预的方针是“国家必须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及其它办法，指导消费倾向，政策重心为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倾向。通过个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失业者、贫困者以救济，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二）第二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主要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主张削弱社会保障开支，强调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二战后社会保障进入了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急剧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受益范围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断提高，福利国家纷纷建立，此时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滞涨”问题的出现，导致社会保障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凯恩斯理论的过程中，兴起了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经济学派，包括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进而经济学关于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又有了一些新的见解。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指责社会保险削减了个人储蓄，抑制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失业保险鼓励人们失业，使政府财政连年出现赤字，有加剧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对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改革，采取“紧急援助、严格的福利和对儿童补贴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鼓励就业，提高生产率，减少政府开支。同时还主张通过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尔茨指出：“社会保险制度正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计划要对一代又一代人支付不断增长的实际社会保险金。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削减社会保险金的增长计划，从工资指数转化为物价指数化，将从根本上消除长期的社会保险问题。此外通过商业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
197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出版了《公平与效率》一书，表达了当时经济学界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收入与消费的平等是以资源分配的效率降低为代价。按照这个观点，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美国推行的削减社会福利的计划，以及维护并扩展私有化的进程，均受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开始注意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经济学家也由此展开了论战。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其一，社会保障通过影响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来影响消费者的储蓄行为，从而影响到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形成；其二，社会保障通过影响父母和子女在当期和未来的福利，改变消费者的生育行为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中的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新古典学派和新增长理论分别从这两种观点出发阐述自己的观点。
新古典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共同决定的，劳动被假设为外生因素，因而物质资本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最终动力。储蓄是物质资本形成的源泉，这样储蓄就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古典学派是以储蓄为中间变量来研究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学派将争论的焦点放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上，讨论到底那种筹资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然而，由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会对私人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基金制对储蓄率的影响又不确定，因此使得从物质资本这一视角出发难以判断两种筹资模式到底孰优孰劣，因此这种观点在发展中陷入了困境。
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证明了物质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社会保障的分析框架，为经济学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开辟了崭新的研究视角。新增长理论以人力资本为中间变量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现收现付制会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而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起了重要的影响。
二、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趋势分析
（一）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
从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经济学最初是以公平为出发点来构筑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的，也就是说社会保障首先是作为一种公平制度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公平色彩，并且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法律加以保证和强制实施，其功能是为满足社会公平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安全稳定机制，从而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
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问题的出现，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更关注经济效率。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失灵和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以经济效率原则为出发点，提出了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的政策建议。
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来看，这些理论主要以经济效率为目标，从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本意虽然不是为了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却又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
最初，社会保障理论主要镶嵌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当中，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及实现收入“均等化”的手段和工具。
凯恩斯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内容有所扩大，把社会保障作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即依据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原理，针对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态势，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收支方式，达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
二战后，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经济增长着眼，讨论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重要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在内容上逐渐扩充、在功能上有所增加，由原来单一的社会稳定、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经济稳定、经济效率等多项功能。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下卷）[M].商务印书馆，1994
2.[英]凯思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3
3.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商务出版社，2003
4.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范文4
关键词 产权 会计 交易费用 产权会计理论
1 产权理论
1.1 产权的定义
产权是为了界定人们利用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在经济学界，由于不同的经济学家研究产权的角度不同、时期不同，赋予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认为，产权就是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利，即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显然，科斯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的。产权经济学家德姆赛茨认为，产权就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来自于以下事实，即产权帮助人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和社会道德表达出来。以菲吕博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综述现代产权理论时，对产权下了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等。
以上产权的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学者，他们基本上是以私有产权为出发点，而我国学者大多是以公有产权或国有产权为出发点。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产权观点有：产权就是所有制权利；产权是反映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力关系的概念；产权包括两层含义即所有权与债权；产权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人们使用资源时的适当规则；产权是以财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权力集合体，这个权利集合体由一组权利构成，包括产权主体对财产享有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收益等权利。
尽管上述有关产权定义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学术界对产权的理解已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产权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人与外界稀缺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产权不只是所有权，也是一组权利束；第三，产权作为一种人造的社会工具或制度安排，在协调和规范人们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社会的强制实施。这三点共识是对产权基本性质的界定，其他一切分歧主要是源于研究的视角不同。
1.2 产权的种类与功能
产权一般可以分为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两大类。产权的功能是指产权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作用。产权一般具有资源配置功能、激励功能、减少不确定性功能、外部性内部化功能、效率及效益功能的基本功能。
1.3 产权与交易费用
谈到产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交易费用概念。尼汉斯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把交易费用看成是起因于产权的转移，即由于产权的分散和交易才导致交易费用的存在。这就是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虽存在生产费用，但因无产权，无需交易，也就不存在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看，交易费用产生于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摩擦。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是没有交易费用的，是科斯在1937年首先把交易费用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把交易费用主要概括为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和签订合约的成本，但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趋向于把交易费用作更宽泛的理解，认为交易费用就是一切制度运行的成本，是除生产费用以外的一切成本。如果这样，交易费用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笔者赞同马修斯对交易费用所下的定义，他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约而支付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约而支付的费用。
虽然交易费用起源于产权交易，但是，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时，产权作任何安排都是无所谓的；但在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张五常极而言之，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引起交易费用的多少，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2 产权与会计
2.1 任何时期的会计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产权关系上的
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五个社会形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制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同，相对应的会计也不同。这种不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产权关系所致。在原始社会，财产属于公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会计是建立在朴素的公有产权关系基础上，其主要职能是简单地反映生产活动。从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私有产权，即排他性产权的出现，会计明显地表现出了双重性，即一方面要达到生产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维护产权主体的利益。会计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最大限度地被财产所有者利用。如果说会计的产生是一种必然，那么会计也就是为特定的产权服务的，并建立在必要的产权关系上。
2.2 任何一种类型的会计都要维护特定的产权制度
任何一种类型的会计都会受产权的影响，并表现为维护特定的产权制度。世界各国的会计模式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于法律体系是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所以会计模式更直接的是与一个国家的产权结构相关。由此可见，会计与产权的关系是密切的。
3 产权会计理论
3.1 产权会计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产权会计理论在学科渊源上起源于产权经济学与会计学的交叉与融合。会计学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借鉴相邻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的新思想与新概念。产权会计理论则正是会计界在借鉴产权经济学的新思想与新方法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一个研究成果。在产权经济学产生之前，中外会计界普遍奉行的是“技术主义至上”的研究思想，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主要是会计计量程序、计量方法等纯技术的问题，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会计界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以产权制度的合理配置为基础对会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其完全适用于会计领域。因为会计是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在信息的接受、加工与传递的过程中，充满着行为选择与价值判断，而行为选择是否适当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样也应该产生着影响。按照产权经济学观点，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它远远大于某项计量程序，计量方法的改进所带来的结果。于是从20世纪70～80年代产权经济学形成之后，会计研究人员广泛借鉴产权经济学的思想、概念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会计领域中所遇到的理论与实务问题，使得会计理论研究越来越经济学化。
3.2 产权会计理论的主要特征与基本观点
3.2.1 产权会计理论的主要特征
产权会计理论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思考与解决会计领域中的一切问题．与传统会计理论相比，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从研究对象来看，传统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假设、会计计价和会计计量方法等问题，而产权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信息的产权制度与会计制度问题。从研究思想来看，传统会计理论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的计量问题，而产权会计理论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生成时所依据的一系列制度和制度背后所体现的各种产权利益以及围绕这种产权利益所进行的制度博弈。从研究范式来看，传统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计量程序—计量质量—信息反映；而产权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计信息产权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制度效果。
3.2.2 产权会计理论学派的基本观点
目前产权会计理论学派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按照它们间的关联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会计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会计从最根本上讲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和执行而产生的，会计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产权结构、体现产权关系、维护产权意志。
（2）会计制度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会计制度是一份公共合约，是一份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3）会计制度的博弈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各方利益同等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为了使得制度对自己最有利，有关各方围绕着会计规则制定权而展开博弈活动。
（4）会计制度可复制或可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会计制度中，正式契约性的制度具有可复制性，并且移植制度的成本比创立新制度的成本低。
（5）会计制度变迁理论。会计制度与制度环境具有一定适应性，制度环境的改变会导致会计制度出现僵滞，进而引起它走向变迁与创新，而会计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活动的开始。
（6）企业剩余计量是靠会计系统来完成的会计对剩余的计量结果将直接影响着各主体的产权利益。
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范文5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就业、入学、就医、土地纠纷和下岗等问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福利。“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对于改革的受损者可进行事后补偿）、“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竞争的一切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等充斥着科学主义的观点占据了话语霸权，GDP仍是政绩最重要的衡量。长此以往，只能不断加深社会裂痕。因此，需要在理论上重新反思发展的人本本质，在实践上制定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这就要求重唤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朱成全教授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为基础，撰写的《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以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特别是根据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建立“四个文明耦合”发展模型，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为我国乃至各个省市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操作的基础，对我国的建设提出了参考性的意见。本书的创新点和对学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野新，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不仅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而且从宏观方法论层面指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是我们研究HDI的指导思想，可以克服目前HDI研究中科学性有余、人文性不足的缺陷。同时，国外HDI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自由发展观提供中观层面的建模思路和微观层面的实证技术，推动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进一步具体化，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第二，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哲学基础——以自由看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内在和外在的限制与束缚，从而在需要、能力、个性与关系等诸方面获得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
第三，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关于“经济学是什么？”的回答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可以归纳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文化思潮上，所以，应该从这一文化思潮的基础——科学与人文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从科学层次来看，经济学是科学，这是对经济学低层次的理解；从精神层次来看，经济学是人文，这是对经济学高层次的理解。人文是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但也具有人文性。第一，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反思。解决资源稀缺的根本点在于人类自身。第二，经济学的人学本质：人的欲望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第三，经济学的道德特质。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维度及其当代意蕴。马克思“新唯物论”思想所蕴涵的评判“万物”的两个维度有：客体与主体（或物与人）、科学与人文、功利与超功利、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身体与灵魂、利与义。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改造世界”，也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实践还需要人文规范。这是因为科技应用需要人文的规范，否则，科技会出现异化。由此可见：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人文。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
所以，作者认为，应该从科学与人文这两个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从科学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科学，这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够的。还应该从人文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这后一种理解才是马克思思想的灵魂。
第四，基于自由发展观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演进脉络及扩展研究。以避免人类发展指数的不足为出发点，具体考察了人类发展指数的修正实践，指出人类发展指数蕴涵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因素，再根据马克思和森的发展理论的渊源关系，指出从四个文明角度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建立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是可以实现的。最后从四个文明所涉及的领域即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出发，建立了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从而扩展了人类发展的指数。
第五，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计算方法的选择。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发展观的反思与重构，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现实意义在于HDI成为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良性媒介，使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视角从狭窄的经济领域走出来，扩展到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卫生、教育和环境等领域。
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范文6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假设，它不仅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同时必须具备了开启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的本质属性。经济学为了走向“硬”科学，模仿物理学的构建进而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其逻辑起点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1714），指出“社会中个人的之间彼此服务依赖于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需要越复杂，就越来越多的个人发现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他们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休谟在《人性论》指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最早提出了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这一标语,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阐述了功利主义原理以及自利选择原理。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发展了利己主义的思想，明确指出利己是经济的动力所在并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为其建立的经济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扬了功利主义的精神，“一方面，他用经济学的语言“国名财富最大化”解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他说明了如何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上达到功利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即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学奠定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框架”。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认为若要达到利己的目的需要借助利他为手段。若利己而不利他，从长远看也是行不通的。彼此间的利他和利己产生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又将人们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了又有利于产生更广阔的共同利益。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第三、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与市场结合有效的增进了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也就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二、“经济人”假说争论与其演变思路
经济人假说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是20世界50年代以后围绕着西蒙―莱本斯坦因和马克洛普―弗里德曼的经济人之争。历经三次大的争论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令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学在模仿物理学的构建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公理化处理即经济人追求自利最大化。“自利最大化”在经济学中充当着公理的功能，但本身本并不是公理。经济学所面临着困境就是，一方面不希望其理论建立在不确定的条件上；另一方面又将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抽象（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充当公理，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导出经济学大厦。如果经济人假说是的确是公理，通过逻辑推理架构起来的经济学那么就不会有争论。面对反例的冲击，若是为了维护经济学大厦而去维护原有“经济人”假设那么将是本末倒置，同时也违背辩证法的。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静态的，是由于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基础。而辩证法之所以是动态的，在于它的基础是动态变化的。以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只有通过经济学基础的动态变化使基础不断稳固和提升，经济学大厦才能经受更大的冲击。不同时间段的经济人行为的内在规律没有必要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经济人假设或许比从静态的角度看更加合理。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首次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明确提出理论中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即理论中的假设是否有必要与经验事实相符），切入了“经济人”假设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理论之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其假设之“现实”与否，而在于理论对所要解释现象的预测之正确与否，而预测之正确与否又是与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互不相关的。如果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理论的预测能力来说明，那么观察和经验就不能依赖于观察者的理论或概念框架。否则就弗里德曼的论点将陷入一种理论和预测的循环论证的怪圈，即理论的正确与否由预测来证实，预测又依赖于别的理论，而这些别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还得又由预测来证实,那么实证研究将使得理论不可证伪。不难发现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的观点，从证伪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非科学的。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合理的抽象核心假设，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理论的假设不能与事实向违背。从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自利最大化）作为主流经济学中形而上学的“硬核”，“硬核”不仅是不可反驳的而且有“保护带”（保护带是由有许多辅助假说构成，一旦反例出现通过修改辅助假说来保护硬核不可反驳）。事实上“硬核”更多的是一种的对不可反驳的信仰，因为“硬核”并不禁止任何可能反驳“硬核”事情发生。
一方面世上没有不可代替的理论，另一方面即使被事实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挽救是有代价的，代价过高将得不偿失。理论研究在于提出一个理论逻辑，实证研究在于检验相互排斥或并存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理论逻辑的真伪和条件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条件性一旦改变可能今天被的理论明天将重新启用。这也就意味着一次性彻底某一理论或者理论核心假设是不太可能的，采取动态的核心假设的思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了强理论的生命力。西蒙提出了非理性人的假设，以及目前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的研究等，这些都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互排斥和竞争。尽管非理性人假设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但依旧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对主流经济学而言毕竟维护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代价远比用非理性人假设或者其他假设替代的代价要小得多。弗里德曼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罗伯特.卢克斯不仅认为“经济人”是理性的同时还能做出理性预期。合理预期的理性经济人，使得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又恢复了生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演变思路就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修改辅假设来保全核心假设（自利最大化）。而通过调整和修改辅假设可以使理论体系（或者“硬核”）免受反驳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旦“保护带”的调整和修改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理论体系就将面临被强证伪。
三、“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尽管“经济人”假设坚持了自利最大化这个“硬核”，通过调整调整和修改和辅假设（例如增加人可以做出理性预期的假定）来避免被反驳，但仍有内在缺陷需要引起注意。
（一）基于功利主义建立起来的经济人的内在缺陷
无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人性的利己性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共同的本质就是注重效率。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在分配环节也起作用，即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可以完全竞争，但在分配环节是无法做到的，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的本质在于“总体原则或效率原则，根本不关心分配问题”。结合西斯蒙第和凯恩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分配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进而决定生产，进而影响国民财富的增加；目前依靠劳动生存的人数在劳动总人数依然占大多数，同时大部分的消费也是他们决定的。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可以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同时实现了国民财富的最大化。自由竞争可以用于消费、生产，然而无法用于分配，在分配中不同群体的利己性是具有对抗性的，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的。换句话说，市场机制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还十分有限。
（二）“看不见的手”能否引导经济人达到国民财富最大化
“囚徒困境”中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可知在没有个体间协调时理时，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竞争同时还包括合作，在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将产生集体之中不同的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如果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与个体与集体利益达到一致，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可能通过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实现。利己最终目的都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最求自利最大化间接实现最终目标，还有赖于通过有意识的对功利主义者标准的遵守，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为最终目标。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