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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1
古代中国科技的成就极其辉煌，在数学、地理、天文、地理、生物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却止步不前了，并全面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等方面来简要分析一下。
一、腐朽的封建制度束缚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统治长达2000多年，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型的国家。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也曾求助于科学技术，从而使得我国古代科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们并不倡导发展科技，相反还极力压抑和阻碍，封建专制统治对人们思想进行了钳制，对科学技术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阻碍。统治者们不仅在思想上禁锢人们，把生产技术、自然科学知识看做“奇技巧”，还对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家、发明家进行打击。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限制和否定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和技艺收到贬斥，严重抑制了近代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同时，闭关锁国政策加速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衰落，从雍正时起到时止，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停顿。清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对正在兴起的西方科技掩耳不闻、闭目不视，科学技术受不到国家的重视，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二、落后的社会经济阻碍科技的进步
中国的封建经济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统治者实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经济结构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即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近代科学赖以发展的经济条件，虽在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发展很不充分，而清王朝进一步加强传统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手工业进行掠夺、压制和摧残，严重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和向手工制造业的转化。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及其缓慢，最终未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使是到了清末，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出现了一些新式工业，但大多数都是封建统治者掌握的买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所办的实业力量非常薄弱。如此一来，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末，只能瞒珊而行。同时，长期的小农业经济和封建狭隘意识扼制了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落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像欧洲工业革命一样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支持，缺乏强大的推动力量和物质条件，科学技术就难以起飞。
三、传统文化的固有缺陷不利于近代科技的产生
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哲学是儒家哲学，儒家伦理思想渗透于全民族的心理、意识之中，“家天下”的儒家文化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很多科技成果是根据经验总结得来的，只要能达到使用效果就没有进行更深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经验而轻理论，过分强调实用性，忽视了理论上的深化和完善。由于过分重视科学的实用性，一旦现实没有直接要求，科学技术就失去了发展动力。例如，希腊人充分显示了理论的力量，其数学和自然科学在1000年以后依然能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而我国的数学是从计算技术发展起来的，曾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是却很少提出完整的公理化系统。同时，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科学精神的培养与发展，科学精神与学术自由丧失导致科学信息匮乏。“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束缚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客观世界的探求，“尊孔读经、八股取仕”的精神枷锁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求同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体系上的自我封闭、自我完满和极端的排他性，否认了科学探索的独立价值和主体意识。
四、教育制度的落后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
教育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是以儒学为主，涉及生产和科学知识的内容很少，落后的教育与继续推行的科举制度使科技人才空前缺乏，严重地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近代欧洲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建立起各种普通学校和大学，开设大量的许多自然科学课程，培养各类科学技术人才。但是近代中国依然继续推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跟以往的教育方式几乎无任何变化，大量的知识分子不是潜心于科学研究，而是热衷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仕道，继续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加剧了科技人才的匮乏。
另外，外国列强和国内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也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无法延续下去，频繁的战乱导致国家根本无暇顾及发展科学技术，这就使得本来就落后的科技水平愈发落后了。
总之，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单一而论，只要我们认清了其症结之所在，扬长避短，中国科技一定会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推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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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科技文化发展；内部机制 ；外部机制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25
科技文化建设现在正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为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我国的科技文化，我们有必要弄清科技文化的发展机制。
一、科技文化发展的内部机制
（一）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包含诸多内容，从文化的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活动、科学技术方法、科学精神、科技道德、科学技术体制等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其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占据核心地位，其他因素或者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为基础产生起来的，或者是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而服务的[1]。因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源泉，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无非是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在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发生革命来实现的，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内在机制。普尔曾对直线式积累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胆地提出假设，通过证伪，然后理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不间断地革命，通过从问题开始，经过试探性理论，又经过批判性检验、排除错误，进而提出新的问题等环节循环往复而不断前进的。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则提出了既不同于传统“渐进积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的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其中，前科学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假说相互竞争，但没有一种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常规科学时期，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时期，通过常规研究，不断验证和发展范式，为新观念、新理论的突破奠定基础。科学革命时期，出现了与范式所预期的不相符合的反常现象，当调整范式不能解决反常的问题时便出现危机，这时原有的范式便受到质疑，科学革命从此开始。这些多种多样的科学发展模式，虽然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们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积累，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革命，或既肯定有积累也肯定有革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二）科学技术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渗透
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按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领域的不同可划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科。由于自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科学技术的各门学科也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之间会发生相互融合和渗透。这种融合和渗透不仅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密不可分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知识网络系统，而且会导致新的学科产生以及出现新的科学技术生长点，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化。从科技史来看，近代科学从古代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独立发展时，刚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学科，且各门学科彼此是互相隔绝的，彼此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各自划定了严格的隶属自己的研究范围。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各门学科不再有严格的研究范围，各门学科间的融合和渗透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主旋律，科学技术发展的繁荣期也随之来临。及至现代科学技术，学科间融合和渗透的趋势更是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也就在更高的水平进化。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具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种方法，还可以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知识研究综合性的问题等。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发生作用导致的结果也有多种――可以产生边缘学科，也可以产生横断性学科，还可形成综合性学科等等。
（三）科学技术方法的变更
科学技术方法的更新对科技文化的进化，如同人类不断发明和更新工具去从事生产而对社会产生的进化一样，是极为重要的。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方法上的成就。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仿佛随之升高一层，从那高处，我们就可以望见广阔的远景，望见许多先前望不见的事物。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2]科学家乔治•萨顿曾说：“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的问题。”“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3]事实上，全部科学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理性思维，当一个新现象得到解释，一个新问题得到解决时，新的理论观点便会产生，而这种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又会转化为新的思维方法。掌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成为科学技术进化的关键。科技史表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于科学方法上的突破。例如，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崛起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果便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这固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从科学技术自身来看，其与近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了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是分不开的。而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则与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等等方法的出现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技术方法的变革是科学技术进化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方法看作是科学技术进化的基因。从生物学的解释来看，进化的实质是基因的变化。科学技术方法的变化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进化。按照这一看法，真正的科技史不应仅是对发现的描述和对科技成果的记录，因为发现是昙花一现的，具体成果也是随时在更新的，而应当在科学技术中发现那些规律性的内容，探求思维方式的演变，要进一步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技术方法作出深入研究。我国近些年来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的读物，这对繁荣科技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读物仍然还只停留在对科学事件的描述上。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大师，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重视思维方式的演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不断地在科学技术方法上创新。
（四）科学与技术的互动
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认识、解释和预见自然现象，提高人类洞察自然的能力。技术是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创造人工自然，提高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科学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性。技术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试图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动机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欲望。二者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不同。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为：选题――获取科学事实――加工整理――形成假说――验证――建立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实验、概括、抽象、归纳、演绎、假说等。科学研究常常撇开某些次要、偶然的因素，在纯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技术研究的一般程序为：技术规划（预测、评估、确定课题）――技术构思――设计――研制――试验――形成产品。其主要方法是类比、外推、移植、试验、模拟等。此外，二者的成果形式、约束条件、评价标准等也都有所不同。科学的成果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存在，如新的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原理及由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技术的成果除了以知识形态出现外，很多以物质形态存在，如新的工具、装置、工艺、技巧、仪器等。科学主要受认识程度制约，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受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安全等条件制约。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主要是真实性与创造性。而对技术的评价则主要看其水平是否先进，是否有用，以及经济效益的大小。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与认识自然是分不开的，这又决定了科学和技术本应该是一对天生的“伙伴”， 彼此需要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并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从历史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却基本上是分立发展的，结合不很紧密，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科学和技术在发展上相互脱节。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技术上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革新，但却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并用它指导技术的发展。如蒸汽机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而热力学定律还没有总结出来。而有时科学上已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应用，如19世纪末，麦克斯韦已建立电磁理论，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然而很长时间里，英国没有出现任何应用电力的装置。19世纪下半叶，科学和技术的联系开始得到加强。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空前增强，使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化。即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技术进步有高度的依赖性，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完全离不开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离不开各种类型技术人员的合作。另一方面，技术科学化。即现代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现代科学的发展，任何现代技术的创新、发明必须以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都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兴盛。
二、科技文化发展的外部机制
（一）需要机制
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科技文化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亚物种进化”。因而，考察科技文化的发展，必须考察它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科技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归结为社会需要。人类任何活动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正是由于有物质需要，人们种植粮食，生产各种产品，正是由于有精神需要，人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创造出各种文化。可以说，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动力源泉，没有需要，人们就难以有动力从事各种活动，人的任何活动将无从谈起。由于人的需要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某种需要被满足后又会产生出新的更高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也永无止境。人的活动就是在需要产生――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可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需要，后者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需要。社会需要源于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又要受社会需要制约。显然，作为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主要是社会需要。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也毫无例外地受一定社会需要所推动，科学的发展也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才有生命力，事实上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来自于各个方面，如社会生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类追求精神满足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等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一旦与社会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性相整合而构成社会推动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便会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需要。无论是科学工作者个体还是科学共同体，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学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固然取决于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意图、愿望、兴趣、爱好，但同时也不能不受到社会需要的制约。人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社会的需要：一方面，社会需要刺激人们从事相应的科学技术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科学技术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扶植和奖励。因此，人们从事什么科学技术活动与当时有什么社会需要有很大关系，社会需要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例如，在古代，由于丈量土地和确定生产季节的需要，促使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在近代，由于对高效动力的需要，促使热学和电学的发展；在现代，由于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当然，社会需要极其广泛多样，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方向，而是多种多样的。
由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仅仅埋头于科学研究而对周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反应迟缓，要时时关注和了解社会需要，自觉遵循社会需要开展研究，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激励机制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时，开创性地引入了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认为科学奖励制度是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他从科学的建制目标出发，对科学奖励的实质作了独到的分析。
在默顿看来，科学的建制目标和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理解科学奖励的实质的前提。他指出：“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5]实现这一目标是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责任，需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奋斗。那么，如何引导科学家聚焦于这一目标？靠什么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默顿认为，在科学建制目标的指导下，科学家们建立起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来制约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怀疑性。在这些规范的约束下，科学家把他们的行为指向科学发展的目标。显然，规范是必须的，但是，仅有规范又是不够的。因为规范只是强调科学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仅靠规范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学家的全部积极性去实现科学发展目标，规范对于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好地实现科学建制目标，并保证科学行为规范被很好地遵守，还需要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调整，通过对那些努力实现建制目标并遵从规范的科学家予以积极的承认并赋予荣誉，以激励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实际上，关于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对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作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科学规范是通过“纠偏”的方式消极地调整科学家的行为，它防止科学家有任何偏离科学建制目标的行为，而科学奖励是通过鼓励的方式，激励科学家向科学目标迈进，它是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一种积极方式。这样，从实质上讲，科学奖励是出于激励科学家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满足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奖励和科学规范一样，对于促进知识增长，调整科学家行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保障科学建制目标得以实现的作用。
科学奖励可归结为社会承认，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认：一是对科学家科学成果的社会承认；二是对科学家科学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的最高报偿，承认意味着认可科学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正如默顿所说，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因此，科学家十分关心和注重承认。科尔兄弟指出：“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6]如果说科学家渴望获奖，其实质乃是为了得到承认。
科学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方式，之所以能对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起着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与荣誉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并不是完全埋头于研究，也需要荣誉即关心社会承认，因为这关系到其活动的价值。科学家一旦有所成就，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对其贡献给予荣誉和奖励。而这种奖励又刺激着人们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荣誉。按哈格斯特龙的说法，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获得科学奖励二者不断相互交换的过程。科学家把自己的科学成果作为礼物奉献给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返还给科学家荣誉和承认，彼此交换，和谐发展。
（三）传播机制
如果说需要机制和激励机制构成科技文化进化的社会动力机制，那么科技文化要在全社会得以扩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还需要有传播机制。
科技文化传播机制包括传播指导思想、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方式（或手段、途径、媒介）、传播资金投入、传播人才保障、传播制度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以及联结的方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科技传播模式。传播模式的不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引进的，晚清时期（1840-1911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大面积、大规模传播，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飞速发展，这与当时中西科技传播模式有很大差异是分不开的[7]。近代科学技术本来就源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是主动创新型。它的发展是一个由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自主创新的过程，而它的传播模式则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向外辐射式传播。从科学技术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开始受科学共同体以外的因素影响较少，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上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使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始进行科普式的传播，最后渗透到文化中。也就是说，其传播模式是向外辐射式。见图1。
反观中国，晚清时期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型。它首先是由教会在传播基督教文明时，附带传播的。然后由洋务派官员、近代企业等在社会上层进行传播。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一开始就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较大影响，中国近代科技的传播模式是向内收敛式。见图2。
进一步对比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可能更有说服力。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近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为科技强国，而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境地。这可从两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找到原因。相比日本的科技传播模式，晚清时期的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存在诸多缺陷[8]。首先，晚清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导的“主动式”传播和以外国教会主导的“被动式”传播两套系统。而这两套系统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而教会则是以传教为主要任务，附带进行科技传播，实行的是文化渗透和侵略。因而，它们的活动常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造成科技传播的混乱。其次，从科技传播的内容看，晚清偏重于与军用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传播，没有移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西方科技文化，大部分时期停留在“器技”传播的阶段，因此属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则是整体移植式。再从科技传播的主体上看，晚清的科技传播者主要是以洋务机构和教会机构以及留学生和洋员洋匠为主，而受传者也是以为其培养的学生和企业技工为主，因此传播主体范围比较狭窄，没有向大众普及科技知识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传播制度基础等等外部条件也都是远远落后于当时日本的。
（四）保障机制
科技文化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在社会中正常运行，需要有多种社会因素的支撑，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科技文化发展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入保障机制。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是一种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进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实力强，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多，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队伍就强大，教育和科研机构就发达，科研条件就好，则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就快。反之科学技术活动就难以进行或发展缓慢。如美国每年提供的科研经费居世界之首，而美国的科研成果也是世界最多的。随着现代大科学、高技术的兴起，科学技术已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现达国家都注意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科研经费，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投资渠道也不断拓宽，为适应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还出现了风险投资的新形式。
二是决策保障机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并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加强科技管理和作出正确的决策是保障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科研管理的目的是通过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更好地调动发挥科研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依据相关的规定、制度来规范科研活动，促进科研能力的提高。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决策层提供相关的科研信息和动态，并作出科学性的分析与预测，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作用，排除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复杂，对社会作用的影响不断加大，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决策，包括制订合理的战略方针，引导产业升级调整，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等等。
三是制度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是从完善相关法规，健全各种体系和相关制度，如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中介服务体系和服务制度等方面来保证科学技术活动的顺利进行。许多国家都重视利用这一机制促进科技文化的发展。如二战后，日本为了能迅速成为经济技术强国，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研究交流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来支持和促进科学进步，促进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另外，为了提高科研经费使用的效率和保障资金使用的公平性，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法规体系。如美国颁布的《联邦会计和审计法》、《政府公司控制法》和《首席财务官法》，日本最高科技部门出台的《关于防止公共研究费不正当使用的共同指导方针》，文部科学省出台的《研究机构的公共研究费的监管指导方针（实施准则）》等规定，都是以行文的方式明确规定科研经费的预算、拨放、使用细则。我国财政部和国家科委共同制定的《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也是让各科研单位在在财务方面有章可循，进一步规范科学事业单位的财务行为。除此之外，许多国家还制定了专利制度，科研工资制度，诚信制度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保障科技行为规范，为科技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上述科技文化发展内外机制是共同起作用的，缺少任何一种都不利于科技文化的发展。从中可看出，科技文化发展涉及诸多因素，因而，要更好地发展科技文化，需要把科技文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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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O Jian-ming ,CHEN M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3
[关键词]天人合一 以道驭术 经世致用 止于至善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4
[关键词] 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形成发展
根据关于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观点来看,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正是有人类社会以来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不断完善的结果。在“医院人际关系”这一称谓前冠以“现代”二字,不仅表明了这一过程的不断延续直到今天,也包含了其本身仍在发展变化的深刻寓意。
一、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受生产力水平和医学科技的影响和制约的,与整个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面到立体多维的医院人际关系,期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原始医学的人际关系
原始医学在人类社会医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漫长的时间,包括有早期的图腾幻想医学及其晚期的巫术医学。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和减轻痛苦,研究各种动物、植物、矿物对生物体的利害特征,或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或通过畜养动物身上观察某些植物的疗效来寻找治病的方法,如某些植物有毒,某些植物能治疗或减轻疾病,原始人类知道用砭石、棘刺、骨针作为外科手术工具,用于取出异物、开放脓肿、施行放血术。尽管这些做法仍是原始人类保护生命的本能,但在原始思维指导下的原始人类通过观察、思索,再加上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使无意识的动物本能逐渐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始医疗经验的积累。虽然这一时期医疗活动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没有医业分工,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自救、互救,更没有形成过固定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但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互相帮助才得以使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求得生存。
2.古代医学的人际关系
古代医学的最大进步体现在医学逐渐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并且出现了医业分工,像我国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名医扁鹊,秦汉时期名医张仲景,东汉末年外科杰出名医华佗。古代时期,个体医疗是医疗的主要形式,医者主要多为个体行医。许多医生游历乡间为民治病,当然,很多医者属于“座门等患”的“座堂”先生。古代医学主要是经验医学,医疗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通过为病人治病而谋生,病人为治病而求助于医生,是相对平等的供求交换关系。古代时期医院萌芽已出现,公元前7世纪,春秋时代在各国都城设立残废院,在公元2年汉朝建立最早的收容传染病的隔离院,东汉时建立了军医院叫“庵芦”,元代军医院叫“安乐堂”。这一时期医院的人际关系也只是较以往相对复杂些,独立个体行医仍是当时条件下医疗的主要形式,这些医者间少有往来,多是通过口口相传、著书立说为人所知。
3.近代医院的人际关系
近代医学开始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在16,17世纪步入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手工业工厂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关系瓦解,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使医学摆脱了僧侣的统治,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使医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更相结合。近代医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建立在分析实验的基础上,近代实验医学的标志就是近代医院的产生,近代医院成为社会医疗的主要形式。[1]尽管同一时期还有大量个体医疗的存在,但无论从医疗技术水平,医疗能力和物质条件来说,医院都处于领先地位,个体医疗从此退居辅助、边缘地位。近代医院为适应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实现了专科分工,医护分工,医技分工,集体协作医疗。尽管分科、分工不细,但这些分工与集体协作仍是近代医院基本特征。
近代医院人际关系开始走向复杂,主要有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医生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医生与医技人员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医院人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医患关系既有“主仆关系”,又有“平等合作”的关系,人际关系既有集体协作的关系,又有同行竞争的关系。这一点,前些年曾有一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就集中鲜明地塑造了晚清末期宫廷、民间医者之间医德医术的矛盾对立乃至大时代背景下中外医者之间的智慧的交叉与碰撞。
4.现代医院人际关系
20世纪中期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由于电子、核子、计算机等最新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大量高新技术渗入医学领域,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并且为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医学科学技术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飞速发展。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促使医学也产生了众多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遗传工程、病理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进入现代医学阶段,医学迅速发展。本世纪70年代,欧美等工业、科技先进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医院发展阶段。这是现代化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这股大潮已席卷全球。虽然现代医院的发展还不够全面和充分,远未到终点,但这一切都昭示了现代医院发展的趋势。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立体多维的结构体系。人际交往剧增,人际关系复杂多样,联系广泛,呈现网络状,并有多向合作、互相交流沟通的特点。人际关系还有国际化趋势、法规化趋势。人际关系多种类型并存,多种形式同在。
二、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现代医学模式由近代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医学科学呈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1)医学发展的高速化,发明与应用周期明显缩短,知识更新加快;(2)医学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使一些医学体系呈现立体多维网络化;(3)微观与宏观研究两级并进,医学科学社会化趋势明显加大;(4)大量新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医学研究科学化;(5)重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人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医学工作者不仅重视人体微观低层次内环境的动态平衡,而且重视整体性,如精神与躯体的平衡;(6)医学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医学科学研究打破国界,医学科学技术相互引进。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的发展,使现代医院的人际关系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在现代医院发展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医院分科精细,医务人员分工专一,医疗活动必须在集体协作之下共同完成,这就需要医务人员之间要“避免相妒,凡事求真,言必由衷;应谦恭有礼地相处,不可任意批评,更不能再患者或其家属面前”起争执。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主要有以下四点:
1.多维联系趋势
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科分工精细,病人从诊断到治疗药经过许多科室,许多医务人员。因此,病人要得到及时的诊治,从心理上和行为上要与多方发生联系,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关照”。医务人员越来越懂得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注意接触病人,同病人主动建立联系,以加强心理治疗。因此,病人与医生都主动建立多维联系和进行信息、心理的交流,心灵的沟通。
2.经济关系强化趋势
现代医院既讲社会效益,也讲经济效益;现代医院既讲管理,也讲经营;现代医生既讲奉献,也必须追求个人价值和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双方始终存在着经济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患者具有病人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医务人员通常也具有医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因此,近年来医患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不断强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到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小到每个医疗科室内部的利益合理分配问题。
3.法规化趋势
传统医院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的,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来调节、约束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单靠伦理准则来规范约束医务人员彼此之间的行为显然是不够的,即便单靠行政管理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对现代医院医务人员彼此间权益、地位关系的立法,不妨成为一种构想,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促使之成为维护人际关系正常发展的制度和重要手段。
4.国际化趋势
由于现代各国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间交流不断扩大,医学科学技术打破国界,各国医务人员之间相互交流、接触日趋增多,而这种交流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医学发展的高端水平和未来的趋势。相信在未来,不仅一个国家内部的医务人员可以在本国内跨地区行医,亦可以实现各国医务人员间的跨国行医,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医疗人才、资源互补,而不再只限于学术上的交流。因此,现代医院医生必须适应人际关系的国际化趋势。
通过深入挖掘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演变发展进程以及综合概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对我们现代医院建设的深刻意义。现今,国内学者对于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既往的研究也局限于某些特定专业立场。例如管理人员对医患关系矛盾冲突根源进行深入挖掘,护理专业学者从维护护理工作人员权益出发对医护间各种现象研究较多,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对其与临床间关系研究较多……当然,这些都不乏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我们更需要能够站在一个全面统筹的高度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作整体、深入、权威的把握,才能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真正理顺现代医疗活动中所衍生的各项人际关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医院发展的长远规划。
参考文献:
[1]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5:7
[2]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5:8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5
技术和政治，自古以来便是人类不断思考的主题。古希腊传统认为，因为普罗米修斯，人类得以获得技艺的源泉――火，并由此拥有了获得权力的政治技艺。技术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在于政治能够通过垄断科学技术来获得权力，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本身具有驱散蒙昧、启迪民智的启蒙特征，近代民主和启蒙的兴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古老的主题在近代中国孕育出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它在现代中国也同样得到延续，郑永年教授的《技术赋权》对之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热衷于改造世界，而非解释世界，然而，缺乏解释自身的理论框架，恰恰成为中国难以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作者想要做的，便是试图通过“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来弥补这一空白。“解释中国”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作者通过本书来“解释中国”的切入点是互联网技术与政治变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政治领域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中国政治变革也在该背景下悄然兴起。中国政治常常表现封闭式的“城堡政治”结构，而互联网以其技术上的便利性，成为打破城墙的有效工具，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界限也随之消融。公民借助互联网参与政治，获得发言权，同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政治；政府利用互联网的民意来推动政治改革，能够增加政治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进而巩固统治的民意基础，提升国家的合法性。政府和人民通过互联网，能够在“互动转型”中协调合作，共同“软化”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实践，推动中国政治自由化发展，使中国政治的渐进变革成为可能。
但作者并非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清醒地知道，技术进步虽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但并不能够解决人类最深沉的生存困境。互联网使全球形成一个网络系统，这个系统能带来民主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将一切高高低低的东西摧毁抹平，以便通过平等达到民主。正因为“技术赋权”在实质内容上的平庸，互联网这一工具常常体现出非理性化和情绪化的特征，也往往容易被网络煽动家所操纵，严重的还会产生网络暴民文化，这无疑是当今互联网技术赋权的一个悲剧。
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消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作者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用本书的标题重新表述：技术何以能够通过重新赋权更好地改善我们的政治世界。技术充当着我们与世界的中介，一方面构造着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也决定着人性的空间和结构。就此而言，技术何以赋权，关涉的便不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或许是，反思如何提升民众的政治生活品质。
（陆炎/文）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6
新旧初中课标（分别是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是课程内容选择的结果，其呈现的差异不仅隐含着文化史的价值取向的变化，还隐含着课程价值取向与历史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通常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史、学术思想史、文学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历史课标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狭义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也兼及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与习俗等。
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在—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来自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1]。文化史“内容标准”呈现的内容是课标编制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多种历史观选择的结果，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等，体现了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化、政治化等文化价值取向。比较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其中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科学与人文、社会与政治等文化价值取向差异。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致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着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著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
新课标中文化史的价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几种价值取向，然而受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历史观、编写体例等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价值取向会有所偏重，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或者应然的状态，这就需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文化史的价值取向要符合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过去历史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点偏向专业化，过分追求完整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历史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价值取向。随着“学科中心”课程的实施，其教学内容（即知识点）普遍存在着“难、繁、偏、旧”的问题，课程教学的侧重点也偏向了传授知识。然而，当代教育要求知识要与学生的社会生活接近要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当代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关注学生的发展。文化史的内容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接近吗？关注了学生的发展吗？这不仅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还需要在课程教学中践行。精神层面的文化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何将其融入学生的生活并能够体验，这就需要将文化史知识与课程的价值取向相结合，用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文化史教学。
弄清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又是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在当今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知识中心”、“学生中心”、“社会中心”课程价值取向，没有哪一种能够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是多种课程价值取向的共生共存共发展。正如教授所说的：“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人本位等三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对课程形成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网络化生存、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在课程价值取向上体现出多元价值的和平共存和多元共生，通过对知识观与社会服务观的重新认识与改造，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2]
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的选择受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影响，选择的结果中也蕴含着当代的课程价值取向，本土化、国际化、科学化、传统化、现代化等诸多文化史价值取向要继承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合理内核，符合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2.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应该趋于平衡
虽然文化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多元中免不了有所偏重。比如古今文化史，中外古代文化史在中外古代史中的百分比远远大于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中外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中的比例，有时候科学技术最大，有时候文学艺术最大、有时候思想文化最大，有时候社会生活最大，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的比例差距较大，明显可以看出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偏重略微或轻微的偏重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能偏得太重，以致失去了平衡。因此在遵循历史学科规律的前提条件下，在有些知识点上做一下调整，从而减小一些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程度，实现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唐日新等.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