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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范文1
关键词：地理条件 市场规模 技术进步 科学发展 经济兴起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人，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者。1943年，李约瑟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在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把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二是中国地理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先介绍李约瑟的研究，并尝试对“李约瑟难题”给予解答。
一、“李约瑟难题”和李约瑟本人的解答
李约瑟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
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代却落后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他认为，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也没有中国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必须建立大一统的官僚封建国家。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使李约瑟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敬重。许多中国人认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重新发掘了出来。他提出的“李约瑟问难题”，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李约瑟的解答并不满意（如果满意，也就没有所谓“李约瑟难题”了），仍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过直至现在，中国学者的解答并不比李约瑟本人的答案有多大进展。在笔者看来，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只有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才能准确地解答问题。
二、李约瑟问题的准确表述
李约瑟并没有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表述清楚。
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另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
还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却没有创立出理论科学？”
这几种表述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它们的侧重点显著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的探测方向。第一种表述首先确认“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对中国没有象西欧一样“发展出近代科学”感到奇怪。按照这一表述，既然中国科学技术前期发达而近代落后，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寻找落后的原因。第二种表述的前提大不相同，它认识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甚至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文明古国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那就说明文明古国陷于落后状态具有普遍性，西欧后来居上产生了近代科学，说明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寻找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那就必须研究西欧的特殊情况。第三种表述看到，古代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应用技术”方面，而在理论科学的归纳和创新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例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等简单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归纳出来。这一看法区分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科学”，引导人们探讨中国何以缺乏理论归纳成果的问题。
历史事实是，中国和其它文明古国都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应用技术（但无法比较谁处于领先地位），近代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例如蒸汽机）出现在西欧，近论科学也在西欧建立和发展起来，是西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对于这些现象，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1、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技术？
2、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现在西欧？
3、理论科学何以都被欧洲人总结归纳出来？
阐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就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三、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了简单的应用技术？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四、技术突破受制于市场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
五、中国商品市场对生产技术的制约
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可见，中国生产技术长期未出现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长期不发展。
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会问，中国市场为何长期不发展呢？
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六、技术发明与理论科学
在英语中，“科学”和“技术”完全是两个概念，技术是指实用技术、应用技术，它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直接获得利益，科学则不同，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产物，所以往往称为“科学发现”，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理论的东西。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科学发现（理论）容易转化成应用技术，使人获得具体利益，例如科法拉第发现并归纳出电磁感应定律，这属于科学（发现）。当人们利用这一定律制造出发电机和电动机时，科学就转化为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造福于人类了。有的科学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技术，但对基本生产活动可以作出指导性贡献，例如牛顿的力学定律；还有的科学则不容易转化为应用技术或者根本不能服务生产，例如四色原理的证明、费尔马定理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等，它们与应用技术相差很远，很难把它们应用到生产中创造财富。
欧洲科学兴起的历史表明，理论科学是由技术发展推动的。如果技术发展没有提出需要给予理论解答的问题，也就根本不会有理论科学的出现。关键问题在于，既然理论科学并不直接服务于生产，不能使理论发现和创新者获得利益，何以会有人去从事理论研究呢？
大多数情况下，基本原理的归纳者都是实践者，他们需要在实践中应用理论，这就使他们直接获得了收益。但复杂、高深的理论却不能由实践者发现和提出，往往来自于大学任教的学者或国家的研究机构，因为这些高深、复杂的理论无法直接获得利益，所以也只能够由国家资助。
古代中国没有创造出理论科学，道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容易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理论科学上说，中国市场发展（更正确些说是不发展）的状况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操作中的分工，导致生产技术陷于停滞，根本提不出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从这一方面说，中国人没有创立理论科学，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无法转化为生产技术的复杂、高深的理论创新来说，它们都建立在对基本原理进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中国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多大贡献，是因为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之所以没有人去进行归纳，是由于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产生出对科学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如此。中国人也早已使用这些方法进行推理，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生活动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民不需要它们，而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需要它们，所以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产生出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能够使个人获得实际利益。
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很少，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七、李约瑟评价
许多中国人以为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学界占有很高地位，其实不然，即使在他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他也不具有多高的学术地位。可以认为，中国人推崇李约瑟博士，不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对中国人的感情。
作为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但是他关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论断，他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他关于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探讨，都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
首先，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说法，完全是李约瑟博士的主观臆断。如前所述，一般应用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具有偶然性，所以根本无法比较谁先进谁落后。从理论科学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立了平面几何的公理体系，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几何学大厦。初学几何的人往往瞧不起“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样的道理，因为这样的道理不仅童叟皆知，而且连狗都知道（跑近路），所以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知道不知道一些道理，而在于能不能把它用理论科学的形式归纳出来。直至19世纪人们才认识到到，任何科学都必须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人们因而更感到欧几里德的伟大。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理论科学，怎么能够硬说“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呢？
李约瑟之所以认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也许正与他不能把“科学”和“技术”严格区分有关。由于古代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这一说法往往使过分推崇中华文明的人难以接受），所以近代以来的翻译家就把科学和技术连带统称为“科学技术”，导致许多中国人把“科学”和“技术”混同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约瑟博士是英国人，把英语中差别很大的两个概念混同理解，则是难以原谅的。
其次，李约瑟解答“难题”的方向，与问题本身的提法也自相矛盾，违背了最起码的逻辑。他提出问题前提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在近代（15世纪以后）才落后了。既然古代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不能到形成古代社会的情况中探讨原因。但是李约瑟（的回答）却正好立足于遥远的古代，他把原因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这一制度至迟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形成了。他在探讨形成官僚政治的原因时，又谈到了中国地理环境导致的治理水患的必要，这一探讨实际上又追溯到大禹治水时代。就地理环境来说，它从中华民族诞生时起就一直在起作用。既然它们能够促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根本不可能用它们解释近中国代科学技术的落后。
李约瑟关于中国建立水利网的材料及其分析，最早见于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的报告，这一材料和分析与历史事实相差很远。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农业基本上靠天然降雨，从来就没有修建抗旱水利网。按照材料中治理水患的说法，都是指在洪涝灾害发生时组织人力疏通洪水使之流入大海（大禹治水），但黄河泥沙含量大，下游经常淤积改道，直至现在也没有形成水利网，治理水患与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根本没有关系，用它解释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甚至没有道理。
最后，李约瑟所谈到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两个原因，在逻辑上根本不能并列。按照他的看法，官僚制度的阻碍应是直接原因，而地理条件则是形成官僚制度的原因，所以可以看作是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李约瑟把它们并列为两个原因，逻辑上陷于的混乱。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范文2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认识或看待发展问题，并指导发展实践。2004年3月，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精辟阐述：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难知道，以人为本是根本，全面、协调是前提，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只有全面的、协调的发展才有可能是可持续的发展。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各个方面的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和节能减排工作等一系重大举措无不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回顾总结思聪乡近几年的工作，同样可以感受科学发展观的巨大指导作用，可以说思聪的发展实践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成功体现。
首先是坚持了以人为本。从机关干部管理到村组干部待遇的改善，从改制引进创办企业到“抓大扶小”的税收管理措施，从综治计生工作到群文及工会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对老年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视，无不体现着人文关怀的情愫，人性化管理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与认可。以干部管理为例，尽管也制定了不少的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无一例外的体现了人文关怀的因素，从未体现处罚，完全寄希望于干部的自觉。此外在众多的重点工程建设中，从未加重群众负担，完全由财政负担，特别是数十万元教育债务的化解，都是发展惠及民众的真实体现。
其次是全面协调。近几年，思聪乡从改制企业入手，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屡掀企业创办，工业企业的掘起，促进了财政税收的高速增长，四年时间从不足300万元连翻三番达到2361万元，成为茶陵县第一个财政税收过2000万元的乡镇。党委政府没有为抓经济而抓经济，注重了全面协调发展，一年一个主题，加快了公益建设步伐，从2004年开始，累计使用财政资金近600万元，相继完成了中学、中心校、敬老院等公共设施的扩建改造工程；与此同时，道路、水利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民政、老龄、文化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狠抓了计生综治工作，维护了人口的低生育水平，确保了社会稳定；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范文3
关键词：多媒体；教师；教学；科研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056―02
在当前信息技术浪潮不断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形势下，现代教育技术的突出特点是实现现代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已成为一个国家的教育走向现代化、国际化所凭借的根本手段。如今，由于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直接介入和广泛应用，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手段、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内容与策略等方面都发生了深远的变革。在这场大变革中，高校将被赋予新的含义。评价一所高校，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各种标准，特别要看其是否拥有获取现代信息的各种设备和技术、教师是否具备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指导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进行科研探索的能力。
一、理论依据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Construe―tivism)作为一种能更充分解释教与学过程复杂性的理论就越来越为人们所推崇。近年来，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为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所认同。无论是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建构主义，还是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都主张教师在学生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应当扮演“合作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要在完整、真实的环境中进行有意义的体验活动”，同时也明确指出“学习者应在教师和同学的参与和帮助下，掌握他无法单独领会的概念和思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还提出要利用各种信息来支持学习，强调创设真实情境，并将其视为意义建构的必要前提。这一理论把人们的视角从“知识是一种产物”转向了“学习是一种过程”。
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生成为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多媒体技术则是创设真实学习情境的最有效工具。而教师的任务，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源来引导、支持学习者进行主动参与学习，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监督和促进学习者准确作出自我评价；另一方面，开展相关的各项科研探索。
二、多媒体技术的固有特性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表明，它的主要技术内容产生于本世纪，它含有对人的心理诸因素较多的研究，也含有对学习者日益增加的重视或尊重。当然，它也广泛采用了物化形态的技术成果，如幻灯、电影、电视、收音机、计算机网络系统等作支撑，其结构已较为复杂，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泛。现代教育技术至少涉及以下领域的研究或实践，即基础性研究、技术性研究、教育系统的开发研究、教学媒体的开发利用、教育环境的相关研究、教学管理研究。
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多媒体技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以实现教育的最优化的理论与实践。其特点在于，通过信息技术集声音、文本、图形、图表、图像、动画于一体，把教学内容立体地呈现出来，充分调动学习者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使其全方位、多角度地获取信息，参与学习过程。
研究表明，人类接收信息是通过视、听、嗅、触、味这五种感官进行的，其中80％的信息是通过视觉从大量图像中得到的；心理学家Treicher也曾证明，人类获取信息的94％来自于视觉和听觉。不仅如此，关于人类对其所接收信息的记忆持久性方面，Treieher的实验进一步表明，人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听到内容的20％，看到内容的30％，听到和看到内容的50％，在交流过程中所说内容的70％。鉴于以上研究和实验，人类在接收、记忆信息的过程中对于视觉和听觉感官的依赖程度之深令人毋庸置疑，这与多媒体技术的固有特性高度一致，故成为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效率、提高教学效果、促进教学科研的有力佐证。
但是，必须指出，多媒体这种通过多样形式营造非凡表现力和强大冲击力的视听效果的固有特性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弊端，如降低学生的注意力。认知心理学有关注意力持续度的实验表明，如果一堂课投影播放超过20分钟，学生就会由于视觉疲劳而引发习得知识能力的下降。因此，为了保证多媒体技术应用下的良好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图像必须要辅以教师的说明性语言或文字，才便于引起信息接收者的兴趣，促使其长时间的关注与记忆，保持其思维的活跃状态，进而维持其接受知识的能力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且，就评估教学效果而言，一方面，多媒体技术的固有特点使其自身无法监测并评估学生对于教材内容和多媒体材料的反应和习得情况；另一方面，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估也是同师生之间的呼应与关系的和谐程度高度相关的。综上所述，这种现代教育技术的固有特性在客观上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新要求：适度、有效地利用并驾驭多媒体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科研探索中调整研究策略与理念。
三、多媒体技术视角下的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策略
在多媒体技术视角下，建构主义的教学(特别是基于任务设计和基于问题解决的教学)，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各种多媒体教学资源组织教学，协助并促进学生主动完成新知识的建构；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高效互动，设定学生的学习目标，监控学生的学习过程，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进一步来说，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允许学生在主题内容的探讨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并且在如何接受学生对课程核心思想的建构方面有所不同。除了灵活的主题知识是必要的以外，对教师的教学技巧也有更高的要求。教育者们要努力于具体的教学技巧(如讲课、讨论、合作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探究学习)如何适合于多媒体环境中构建的建构主义模型。同时，由于建构主义理念的另一个核心价值是合作学习，因此，要使学生能够合作学习，就要求教师对分散的学习环境(这是由于多媒体技术所致)要有引导合作学习和管理技能方面的能力。如利用现代技术提供的多种便利条件，引导学生查资料、读文献、做调查、写报告、再作出陈述和讨论，引导其进行思考、联想和创新，进而形成其知识建构。此外，教师有必要减少甚至抛开纸笔的客观测验，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教学评估方式，这种新的评估可以包括学生创作新闻、撰写研究报告、制作模型，或者以戏剧、舞蹈、辩论或其他的艺术形式进行表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明确提出，“教学质量＝(学生+教材+环境+教法)x教师素质”。笔者认
为，其中的“教学质量”是指教学与科研的整体水平，“环境”指应用多媒体等手段的现代教育技术，“教师素质”则涵盖了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双重能力。以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技术对高等教育观念存在多方面的冲击，对高等教育的终身化、多样化、个性化、综合化等具有创新意识观念的形成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因此，作为高等教育基层执行者的高校教师，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掌握创新技能，塑造创新人格。只有创新型的教师才能进行教学的创新研究；只有教学的创新研究，才会使教学真正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意识是前提，思维是基础，能力是关键，情感是动力，人格是保证，这几个要素相互作用，成为在先进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有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高校不断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根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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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范文4
社会时空是人的活动的存在形式，社会时间就是人的活动时间，社会空间就是人的活动的不断扩展。从总体上看，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运动在社会时空中的拓展过程，是人进化和发展的历史。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时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主要内容。在社会时空问题上，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是不被自然时空所完全束缚，而是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时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社会时空。由于人活动的需要、目的、方式、意志等不同，社会时空只能从不同时代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人们创造自己的社会时空并不是随心所欲、无中生有的。作为自然存在物，也不能摆脱自然时空对于人的活动的制约，而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时空状态，直接影响着主体认识、改造、利用客体的速度、规模、范围、层次和水平。从根本上看，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与自然时空有着原则的区别，是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而赋予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以社会属性，特别是赋予其以价值、意义，从而使其抽象的形态在人的活动中获得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性，使时间和空间获得了“真正生命”，并成为人的生命尺度。对此，马克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时空的实践本质，他关注的时空不再是脱离人的活动的一般物质运动的时空，而是属于人的时间和空间，他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诞生的秘密，而且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是社会时空的源泉和本质，社会时空的社会现实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等特性是人的实践活动赋予的。
社会时空是科学技术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方位和最重要条件。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相关的概念，它们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中通过人的活动形成和发展的。首先，作为科学最主要对象之一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及其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变化、发展的趋势，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形成和发展的。没有社会时空，科学和技术就失去了其对象性前提和根据；其次，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认识，技术作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操作性手段、程序和方法，都必然要经历具有反复性、累积性、上升性的社会过程；第三，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也是以社会时空的变化为条件的。在历史上，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并未有机地联系起来。时至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也主要是生产技术科学，然后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而技术发明也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随着社会时间的流变和社会空间的扩展，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不仅科学的发现往往导致技术的发明，而且技术和理论科学日益紧密结合，使相当一部分技术本身的理论性大大增强，并分化出相对独立的技术科学。技术科学与直接施于实践的工程技术组成了现代技术整体，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日趋“一体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科学技术”这一新的整体范畴；最后，科技革命也总是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中酝酿、发生、发展和完成的。现代科技革命加速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双向运动，加强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可见，社会时空既是人的生命的专有尺度，也是人类进化、发展的特有标杆，它对于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变革有着直接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时空等条件的制约。其独特作用就在于：它通过变革社会时空，改变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现代科技是现代社会时空变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生活过程融合在一起，并以其特有的伟力不断地改变着社会运动的时空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力量的强度也越来越大。现代科技革命使“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得到了空前强烈的表现，它正在强有力地改变着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形式和社会时空观：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大大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个人的自由时间成为生命活动的重要部分。而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的程度上成为规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的社会时间观也正发生着变革，正在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的看法，合理地安排工作时间，利用空闲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现代科技促使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大大扩展。同时，人的活动又规定了社会空间的量和质。现实的社会空间总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和主体能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主体能力极其低下，只能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中进行活动。这时的社会空间甚至只限于二维的平面。科学技术的每一次提高，都促进了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使社会空间摆脱了狭隘性、孤立性和分散性，其联系性、同一性和集中性显著增强。现代人生活在多维空间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社会化、世界化，世界各国间的竞争也已经扩大到多维战略空间：地面、空中、水下、太空及文化、信息网络空间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普及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狭隘的地域意识正在被超越，全球观念则正逐步强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范文5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科学 内史 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3.
[2]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2.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范文6
关键词 科技革命 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是关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它的酝酿和形成始于19世纪40年代。而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相继涌现出一系列的新发现，在技术领域发生了遍及欧洲的产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以及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批判地继承了哲学史上的宝贵遗产以及人类文明史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建立和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学说。
1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与科学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①马恩时代，自然科学领域正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他们首先以近代自然科学成就为依据，对它们进行批判与分析。
康德的星云假说既否定了“神的第一次推动”，又批判了宇宙神创论，为的产生提供了天文学的依据。英国地质学家赖尔提出了地球地层缓慢进化的学说——渐变论，在地质学领域有力地冲击了灾变论。恩格斯称赞这个学说使人确信“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②德国化学家维勒用人工方法首次由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尿素以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理的发现，也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性，为的产生提供了化学、物理学基础。19世纪以来的物理学成就，摧毁了那种认为力、热、光、电、磁彼此间独立无关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实现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又一次综合。19世纪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也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基础。生物进化论的提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革命，它摧毁了上帝创世说，否定了物种不变论，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为的产生奠定了科学基石。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称它“证明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③为自然界的历史观“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④
在自然科学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描绘出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
2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与技术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整个地改变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基础。人们通常把这次技术革命叫做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电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电气革命，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各国如德国和美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并对20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蒸汽机革命揭开了技术革命的序幕，电力革命则把技术革命引向纵深，它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基础，也为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
工业革命把技术和科学结合，从此技术与科学不仅成为联系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中间环节，而且成为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革命力量。技术改变自然的革命力量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工具上。劳动工具依靠它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改变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劳动工具的变革，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原理：技术是社会发展史的指示器；技术革命划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革命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对近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首先，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培根经验论的形而上学的缺陷和笛卡儿唯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把他们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辩证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实验的科学；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
其次，关于如何看待自然界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处在永恒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关于自然界的辩证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的成就，科学地阐明自然界的四大演化即天体、地球、生物、人类的演化。恩格斯从两个方面描绘了自然界演化的总图景：自然界中一切有限的事物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然界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