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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1
吴林，男，（1982.07-），四川江油人，本科。重庆通信学院通信战术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通信指挥
摘要：现代科学技术蕴含着深奥的魅力，为人类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环境，对人类的进步功不可没。然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危机，我们不难发现，它的负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科学技术；人类；生存危机；负面效应
自然的和谐孕育了万物之灵――人。人猿揖别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物质、精神统一体，人就在不断地为自身的解放，为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开辟道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技术，经由古代的手工技术、近代的机器技术，演变成与科学联姻的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卓有成效的生存工具。
19世纪末，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论述到：“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流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过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里呢？”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使人能够重新创造人类和一切生命；太空技术使人移居外星空；纳米技术能在原子层次合成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冷冻术、智能信息化技术等使人以及人脑的永生和精神的不朽成为现实，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科学已经上帝成为一个指导性的观念，或者二者已经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文明开始成为可称之为“纯粹科技理性”支配下的单纯科技文明，“技术至上命令”冲决了人性内在的一切约束。
但在科学技术被推至极端后，人类也陷入了技术的乌托邦，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的确，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今天或许还处在一个蛮荒时代，但是我们在欣赏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美丽“光环”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效应并非总是完美无缺的。
科学技术的负效应体现在诸多方面，从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这一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人具有物质与精神二重属性。一个完整的人既需要物质性存在也需要精神性存在。二者均统一于人的生存方式。而人的生存方式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人类的生存方式，源于自然必然性与人类创造性的结合。因此人的生存天然地蕴含一个矛盾：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加剧了这一矛盾。
从远古时期到近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是自然生存――主要依靠大自然的资源和人的自然能力生存。大自然的资源，包括阳光、土地、江河、矿产，尤其是生物资源。人的自然能力，即人的体能，包括体力和身体技能。为了使自然界适合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发明工具以改造自然。工具扩展了人的体能，工具更使人得以利用自然力。比如，为了利用水的动力，人类发明了水车；为了利用蒸汽的压力，人类发明了蒸汽机，如此等等。工具赋予人支配自然界的力量，通过工具，人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手工技术的使用，使人的主体性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作为实践主体，人将自己的目的、需要、愿望灌注于大自然。中国的都江堰，法国的葡萄园，意大利的新古典主义园林等等，都是人造自然景观的典型。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创造着新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无损于自然界的价值与尊严，因为它们都是在自然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之内进行的。在自然生存时期，人与自然相得益彰，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明显。
近代以来，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机器技术取代了手工技术，工具与知识实现了双重飞跃。于是，机械能取代了动物能，技术物取代了自然物。到了现代，出现了与科学联姻的高技术。现代技术逐渐脱离人类的控制，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与扩张。技术疏离了它的初衷，背叛了自身的逻辑。在技术生存步入极端之后的今天，人类对于大自然不是善待，而是虐待；不是关爱，而是征服。人类无情地否定大自然的价值与尊严，自然界的承受能力面临崩溃。人类的无限扩张和无度索取，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环境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垃圾堆积，废气弥漫，废水染黑了河流，废渣充斥了土地，土壤沙化，湖泊干裂，植被毁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灾害频发。此时的人类，越致力于开发大自然，其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就越深重，其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也就越异化。
二、人自身的异化，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的能动性的丧失。
当人类应用科学技术造福社会时，技术应用的目的符合社会道德准则，技术应用的结果指向有利于人类福利的一面是容易理解的，被人类视为当然的结果。但在技术的应用中，伴随着造福人类的有益结果或正效果，某些事先未被人们注意的负效果或消极影响也随之而来，出现了一种事与愿违的现象。经典理论家用“异化”这一概念来表达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事物的性质慢慢被这种性质本身所带来的结果所改变。
马克思把异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现实结合起来，提出有四种异化：(1)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的力量；(2)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3)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从人那里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通过异化理论，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发展趋势，指出通过不断克服异化现象，使个人全面发展和回归自由个性。其异化理论，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
梅纽因曾感慨地写道：“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技术知识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给人类带来精神快乐，反而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束缚和主宰着人类，使人处于异化受动之中。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叔本华第一次大胆说出人的欲望、痛苦构成人的本质；柏格森强调“生命之流”，指出直觉通向实在之路；弗洛伊德揭示“无意识”是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们否认理性与科学具有认识实在、把握世界的绝对权威，呼唤失去的人性、自我，把人从抽象的思辨的“理性王国”拉回到现实人间。
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的论述最为合理与精确。他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巨大物质财富，西方资产阶级得以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控制人们的内心需要，使人们沉醉于只追逐消费这种异化的生活方式，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能力。他认为科学技术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的方式是“非政治性”的，即它是借助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对民众进行补偿，自动地获得民众自下而上的忠诚而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的。
总而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各种享受与物质上的完满时，也消逝了人之为人的本性，人成为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物，被异化了。
虽然科学技术为人来带来了新曙光，带领人们远离蛮荒、享受现世的物质生活，并充满希望地展望将要到来的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但是，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地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待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并不表示悲观技术论调，而是希望能够认真思索所处的困境，试图寻找新的思维方式。（重庆通信学院；重庆；400035）
参考文献：
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2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在促进、推动人类进化、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精神，特别是生物性特征异化与退化的现象。人类进化、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但同时人类也必须自觉、积极抵御这种异化与退化，以维护人类物种的进化与均衡发展。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体育活动在素质教育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人类进化、发展物质建设的过程，是人类有效抵御生物性异化与退化的手段，是“人的自然化”的文化机制。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进化的作用
从人类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进化、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推动了人类进化的深入、拓展。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用新石器代替旧石器、用铜器代替石器、用铁器代替铜器、用水车帮助灌溉、用纺车帮助织布，每一次科学技术进步都印证着人类社会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到了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实践能力之间的关联显得尤为突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用机械能(蒸汽、石油、电和原子的能源)替代生命能(动物和人的能源)以来，科学技术就一路高唱凯歌，拓展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空间。射电望远镜、雷达、卫星及电子显微镜等观测工具的发明与利用，使人的视力不仅能穿越银河系，望向宏远的外太空，而且还能深入到微观世界探索其中的奥秘；宇宙飞船和深海潜艇使人类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地球表面；高速发达的交通和便捷的现代通信，使人类不再惧怕长途跋涉的舟车劳顿，能够轻松地越出地区、越出国界，在世界各地穿梭往来；克隆技术的发明、无性生殖技术的兴起和干细胞技术的突破，使器官的培植和生命的复制易如反掌。累累的科技硕果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哪一样东西能够逃脱成为科学技术对象的命运。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作用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改造生活中原有的一切，而且还可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一切。在科学技术的佐助下，人类中心主义的骄傲心态逐渐膨胀，欣欣然以为自己就是地球的主人、宇宙的主人，甚至对曾经依赖和恐惧了几千年的大自然无所顾忌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科学技术似乎已真的使人类变成了宇宙真正的王者。
然而，在浩瀚宇宙中，人类真的能凭借科学技术而达到“舍我其谁”的境界吗?看看人们越来越麻木的表情，越来越颓废的情感，越来越丧失的肌体机能；看看那些越来越古怪的病症；看看周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就知道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指出的，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由人创造又独立于人，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把人类推向了情感和肌体机能崩溃的边缘和家园毁灭的悬崖。
二、科学主义的发展对人类进化的异化作用
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力量。换句话来说，就是某种事物不幸沦为自己的对立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了自然、改造了自然，获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过程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人类生存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社会环境的扭曲，人类自身精神、肉体的病态等。异化在自然、社会与人生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要克服异化，超越异化，真正做到“人不为物所役”，在现代社会还是很不容易的。
科学是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现象和本质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以范畴、定理、定律、法则等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来讲，科学本身不规定自己的使用目的，它是价值中立的，我们无法用价值判断来判断科学的价值。技术是一种操作体系，它往往是一种机械或某种装置，它凝聚着技巧、技能、知识，也凝聚着人们的目的。人们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现实以满足人自己的需要。科学主义对科学作形而上的理解，它更多地表现为形而上的信念和追求。也就是说，科学主义把科学泛化为普遍化的形而上的东西，并相应地将科学引申为构造的原理。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世界似乎可以被还原为数学、物理、化学等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同时又成为以科学构造世界的前提。在科学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是被泛化的，科学的作用被无限扩大化了。科学主义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科学精神。科学是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现象和本质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而科学精神则是人们在运用科学、研究科学、追求科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一种精神，如公正、客观、认真、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等。所以，我们反对、批判科学主义并不等于反对、批判科学和科学精神。我们所反对、批判的是对科学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运用。
当代人类社会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人们对其的错误理解与运用所导致的工具理性的猖獗和价值理性的迷失所造成的。科学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对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对于丰富人们的物质产品，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但是，也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它的错误认识与运用，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精神烦恼、肌体机能的丧失，甚至是人类物种的退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固然给人类带来一块新天地，然而，在这块新天地中，人类却发觉他们所得甚少，所失甚多。
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3
关键词：人文视角；科技异化；利益；资本主义；科学发展观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德]马克思
马克思曾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承认，科技的出现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就是说，科技的主体是人，科技的发展也是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一样，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纵观科技史的发展，科技与人的关系已经渐渐改变。科技从开始的为人所使用，到了现在渐渐转变为人开始沦为科技的奴隶，人对科技的依赖逐渐加深。而科技所带来的危害渐渐明朗。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自然失衡、科技伦理的沦丧、高尖端武器如核武器的威胁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活。科技带来的这些不正常的出现及其加重，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变化呢？针对这一系列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的学者都有很多，历史也很长。
纵观科技发展的历史，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为了生存，人类很早在生活中就掌握了技术，这时候的技术与科学联系度很低。到了中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与技术开始接近。科学革命后，科学与技术开始渐渐融合，科学渐渐演变成为指导技术的理论。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使得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得到了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充分的体现了科学与技术融合程度的加深，是随着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及至现代，科学与技术早已无法分隔，科学与技术早已交融，技术完善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创新。以现代各种高新技术为例，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融合的产物。但是，近年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愈加明显，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已经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马克思在他的科技哲学思想中重点强调了人与科技的关系，这“既是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的充分体现，又是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彰显”[1]。这也是马克思面对科技发展问题的解决方式。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科技的人本理念是支持的。
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科技则是工业的主要手段，科技不断的改造世界、改造人类，不断的因为人类的需要而创新，可以说科技的出现就是为人类的需要而服务的。当然这是科技出现的初衷，科技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更好的生存的“工具”，无论是衣食还是住行，科技渐渐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所占的地位也日渐重要。科技从古代的为人的存在，到中世纪的为神的存在，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富有人性，进入近代，科技开始渐渐远离人类，人与科技成为对立面。这一人与科技的关系的变化，正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出现，生产力急速发展，科技成为资本家手中为获取更多物质财富的有效工具。这一原因也使得科技的工具理性渐渐替代科技的价值理性，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主导人类使用科技的思维观念，而这也是科技异化的重要根源。在这一思维方式主导下，科技成为工具，而人类也渐渐沦为科技的奴隶，不仅仅是利用科技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道德丧失，更在于依赖科技便利所带来的人的各方面功能的退化。
至于什么是科技异化，前面也有所表述。科技异化的现象有很多，科技异化的原因也有很多。科技本身作为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相联系，自然能够对科技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很多。前面我们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对私有财产的物质追求，致使科技成为资本家获得资本的工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科技异化的产生提供了环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也成为资本家奴役人的工具，这是使科技发生异化的原因之一。现代性也是科技异化的一个原因。现代性的实现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但是这样一种成果却是在把科技作为工具，作为人统治自然的工具。自然，现代性的追求中也极易引发主体性原则、个人主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绝对肯定。主体性原则把人作为世界的主体，以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中心，肯定个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现代性带来的全球化也是引起科技异化的原因，全球化使得科技异化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都是科技异化产生的原因，其实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共同的内在联系在于利益。因为对利益的追求，大肆运用科技作为工具，科技早已失去其最终价值。道德的缺失，环境的污染，资源的短缺，生态的破坏，高科技武器的威胁等等，这一系列由科技异化带来的问题，早已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
想要解决科技异化所带来的危害，就要清楚明白科技异化的原因，从源头入手。“科学技术的异化与其说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不如说是我们对于科技的误解和滥用所导致的，所以始作俑者是人类自己。”[2]科技的初衷就是为全人类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在运用科技的过程中，科技的使用者――人渐渐失去了本心，对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追求，渐渐掩盖了对全人类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想要克服科技异化的危害，协调好多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其达到平衡，把对科技的思维方式从工具理性转变为价值理性至关重要。科技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科技的产生也是为了人。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思想也是必要的，从思想根源上指导人。“科技伦理思想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关于科学技术的目的和价值、科技与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规范、科学家的职业道德等观点和思想的总和。”[2]当代，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即将到来，知识经济社会的全新面貌将使科技创新成为新的实践方式，新技术的发展必将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也为科技的回归人性化奠定了基础。自然，科技也有非人性化。面对科技的非人性化，把握好度。
联系中国的实际，中国目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也处速发展的国家时期，如何使发展进程加快，而又不出现大的弯路，积极吸取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中国也出现了科技异化，无论是来自外界如发达国家的直接影响，还是由于自身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而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或者网络滥用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因素，面对这些科技异化的影响，中国想要建设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必须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时刻以的人文视角看待科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来给科技营造良好的环境，科技异化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而中国也将实现发展的新目标。（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4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异化 网络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认为，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和不恰当的运用导致人的全面异化，人们面临着较之以往时代更加复杂的生存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商品的矛盾、人与制度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等。人们通过科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变成外在于人类的力量，反过来制约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控制人们的活动，弱化人们的力量。正如西方的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所说：“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了它自己创造出的核武器的囚犯，成了同样是它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如今，科技对人的异化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无产阶级成为异化的受害者，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成为异化的对象。
1网络媒介产生的交往异化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交往。网络的迅猛发展产生一系列新的交往工具和方式，如QQ、E-mail、微博、和MSN等介入真实的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交流。人们更倾向于网络上的人际传播而渐渐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真实的临近往让步于虚拟的网络交往。这种虚拟的交往方式通过第三方媒介，离开真实的面对面交往，无法通过对方的语音、声调、服饰、态度、外貌、配饰等判断交往双方的真实的情绪状态和情感体验，导致了一定的交往失真。“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种黑色幽默式的讽刺，是人们对于网络背景下的交往严重缺乏信任。
交往的真实目的本来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社会联系，增强人的社会属性，使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摆脱个体存在的孤独感。然而虚拟的网络媒介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不仅没有缩短反而加强了，使人们之间的孤独感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深了。人们对于网络虚拟交往渐渐熟悉起来，对于自己亲近的人因为无暇顾及反而更较陌生了，周围的朋友、邻居、亲人成为陌生人。网络使人们越来越喜欢独处，使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淡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更远，网络媒介带来的交往异化与人们的社会性本质是背道而驰的，与交往的真实目的是截然相反的。
2新闻媒体导致的思维异化
现达的新闻媒体使信息量激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手段传递的大量信息无终止地向外膨胀，人们还没来得及对接受的信息消化整理并作出理性的思考就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现达的新闻媒体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过去的、现在的、眼前的、遥远的信息没什么区别。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谈到信息超载造成的“未来的冲击”时所说：“我们在加速社会中变化着普遍速度。我们在迫使人们适应新的生活步调，日益经常地面对新的形势并控制他们。我们在迫使他们在迅速倍增的选择可能性中做出抉择。换言之，我们是在迫使以一种远远快于缓慢演变的社会所必须的速度来处理信息。我们正在使他们中的至少某些人经受认知上的过度刺激，这一点几乎是无疑的。”
巨大的信息量和纷繁复杂的信息评论让人们措手不及，真实的、虚假的、博人眼球的和有用的信息鱼龙混杂，使人难以辨别信息的来源、真伪，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媒体已经左右了人们对自然、对社会甚至对自我的认知，毫无疑问，人们的行为举止、精神信仰、情感态度、审美情趣和思维习惯无一不越来越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受到新闻媒体的控制和支配。新闻媒体对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和世界观、思维方式等影响越深刻，思维异化使人们就越不能对膨胀的信息作出自主判断和思考，思维禁锢，丧失理性的批判能力。
3生命科学挑战伦理文化
“克隆援助”机构主席、法国女科学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称：“我们制造了数百枚晶胚以供试验，但其中只有5个成功存活。现在已经有2个宝宝出生了，另外三个可能会在1月底或2月初降生。”此言一出，举世哗然。人类不仅完成了从克隆羊到克隆人的跨越，也完成延续生命和制造生命的过程。
克隆人侵犯了伦理文化最基本的原则，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克隆人被看作产品甚至商品，侵犯了每个个体的独一无二性，侵犯和伤害了人的尊严。母体在克隆复制的工程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对于被复制的个体却是外来的决定。其次克隆人是无性繁殖，这违背了自然的生殖规则，并且克隆人的身份认证也在大尺度挑战传统的伦理文化。从血缘的角度讲，是被克隆者的孪生兄弟或姐妹，只不过是晚出生些时候，可如果一个妇女将其父辈提供遗传基因的卵子植入自己的子宫内，出生的孩子是怎样的身份，现在的伦理体系无法认定，现时的法律也无能为力。双亲的概念已无意义，这种特殊的身份会在克隆人的心理产生怎样的感受？生命的有限性让人们对生命充满了畏惧感，但克隆人却使人的生命无限延长，从而对人的价值、人生和生命的意义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4机器依赖促成人的异化
机器自被人类广泛使用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探索未知的宇宙和自然奥妙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人对世界的认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机器的运用大大简易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机器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对于机器的过度依赖却使人类的本能正在渐渐隐抑，人们对于电脑过度依赖，我们的后代还会不会写字，是不是写字最终会成为一门艺术而被标榜起来；远程控制不需要人身的可动性，只需要操纵机器，人类的运动本能正在渐渐退化；自动化机器制造完成后更加使人类地位开始“边缘化”，人们自渐渐退化；智能机器的发展把这种形势推向了顶点，一些自学习、自编程智能机器的出现开始剥夺人类的最后一块地盘――创造性。机器作为人的创造物，开始背离人的需要和目的，成为人难以控制的力量，并反过来控制人、压抑人的发展、危害人的进步，成为一种“反我”的不可驾驭的力量。
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交往更加便利，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却让我们跟亲近的人变得陌生，与陌生人也无法建立信任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更远，背离交往的真实目的；新闻媒体带来海量的信息，使人无暇来进行理性的分析，人类逐渐丧失了判断和思考能力；克隆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伦理文化的底线，侵犯了人的尊严，颠覆了生命的价值；对机器过分依赖则使人最基本的能力比如动手能力、运动本能等逐渐隐抑，智能机器的出现侵犯了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能力，即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类本应是科技的主人，科技本应是人类的创造物，科学技术的最本源目的是为人服务，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然而伴随科技发展的却是科技成为异己的力量，成为人类所无法驾驭的力量来抑制人、控制人和危害人。
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科技产生什么影响，带来什么后果，为人所用还是为人所害，都不是科技所固有的，更不是其本身能够决定的。科学技术正在侵蚀我们的每一片天空，导致人的异化，但是只要人类对科技正确地运用把握和超越，就一定能够使科技朝着人类健康和完善的方向发展。人是生产的主体，是科技的发现者和创造者，所以科技也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从人们的根本利益出发，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5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环境正义；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3
生态学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自产生以来，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开展研究：一是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二是研究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寻求一种变革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坚持批判精神，其研究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生态政治问题等，并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1-3］,但其社会变革的改良方案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其时效性还有待检验。
对于当前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主张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家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都是在脱离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更多地停留在人与自然冲突的关系层面。与此不同的是，生态学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认为生态危机问题根源于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是由不正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生态危机理应通过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来化解。基于此，生态学力图运用原理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化解生态危机，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正义的变革之路。生态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本文拟通过梳理生态学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追溯与批判，来探寻其以社会变革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环境正义的思想路径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生态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生态学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破坏问题，更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生态危机的必然逻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和非正义性。
首先，生态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这种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直接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学者看来，当前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为基础，把获得剩余价值作为首要目的，其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其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含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P2-3)。美国新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来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造成的［2］(P16)。这种制度性矛盾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了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还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等弊病。首先，科学技术运用之所以带来生态问题，是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观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工具，自然仅仅被看做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因此科技工具化必然会造成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其次，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自由和幸福可言。为了逃避劳动异化，人们试图通过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来获得自由和体验幸福，而实质上这种商品消费并不是源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是逃避异化劳动的一种徒具替代意义的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本身也不可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以利己与逐利为特征，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绝对化，即对资本增殖的无穷需要和无限追逐。这就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限开发和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从而使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无法避免，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绝对化的矛盾由此产生。
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6
关键词：生产力；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2-0003-04
作者简介：范志军（1975- ），男，河南潢川人，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和哲学。
一、生产力已经蜕变？
19世纪末叶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整个生产过程正加速“理性化”，其中，科学技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理性化就是科学化、技术化，就是“冷酷无情地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马尔库塞语）。
在这种理性化进程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应地，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则显得“愈来愈不重要了”（哈贝马斯语）；再一个是科学技术亦成为政治统治的有力手段，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技术的理性化构造中起作用的不是解放而是统治，“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并且，技术还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很大的理性”［1］，技术的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统治的理性，由此，技术的社会亦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奴役的社会，“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2］。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权威国家的明显的统治让位于技术管理的压力”，统治的问题被转化为了技术的问题，科学技术成为这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形成了一种“技术统治论”的新型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随着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生产力本身的性质也变化了，“生产力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至少从生产力的连续提高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以来，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3］。生产力的相对提高，“不再是理所当然地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具有解放性后果的潜力；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巨大的、解放性的潜力面前，将不堪一击”［4］。
根据上面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社会理性化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也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于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就不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维护了这个统治，成为为这个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产力发生了蜕变，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也不再具有解放的潜能。这就是按照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逻辑而必然得出的结论。很显然，这个结论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相悖的。众所周知，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目标的确立，都是立足于解放性的生产力之上的。如果说生产力蜕变了，已经不再是解放性的力量，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对于来说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除了花大量精力去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外，却鲜有把他们的上述与完全相悖的结论当做一个问题来看待的。至于对这个结论进行的评判，则更是无从谈起。
二、生产力的二重性
在笔者看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之所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中得出有悖于的生产力蜕变的结论，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和领会马克思的生产力二重性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劳动是二重性的：劳动就它是劳动力在特殊目的形式上的耗费而言，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就它是劳动力在生理意义上的耗费而言，是抽象的一般劳动，其凝结是商品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在资本生产的过程中体现为资本生产的二重性，体现为资本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是物质生产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从其构成来看，它是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目的是生产出产品以满足需要。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不是从劳动者观点看来，而是“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的过程。在资本家看来，劳动过程就是资本家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就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5］。因此，价值增殖过程就不是对象化的而是“各种物之间”的异化、物化的生产过程，目的也不是生产出有用物以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出更多剩余价值以获利。
马克思正是根据其生产二重性理论对生产力进行了区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亦是二重性的。就其本身来看，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也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力量，它是与对象化的物质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6］。但是，正如物质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异化的价值增殖过程一样，“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表现为是“资本的生产力”：“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7］。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劳动支配生产资料生产使用价值的对象化的物质劳动过程，而且也是劳动隶属于资本以实现资本自行增殖的异化的生产过程。资本本来是死的，非生产性的，可是资本家却“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仅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而且还使自己由劳动生产力“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8］。资本本身是不会增殖的，它只有通过支配劳动生产力才能增殖，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一旦为资本所占有，它的任何提高就“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才是劳动的生产力”［9］。劳动本来是生产性的，可是它现在却只有在隶属于资本的条件下，“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正如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固定在货币上一样，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的生产力”［10］。
资本是死的，也是空的，可它却如吸血鬼一样，通过占有、掠夺劳动生产力而使自己复活、充实，也具备了生产力。但是，“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资本获得生产力的过程，即是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必要过程”，劳动的生产力成了“他人的权力”，工人劳动的生产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11］。
以往人们在谈到马克思生产理论时，往往只提到对象化的物质生产，异化的资本价值增殖过程则很少有人提到；同样，在人们谈到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时，主要指的也是具体的物质性的劳动生产力，至于异化意义上的“资本生产力”则很少有人提及。这表明，人们还不是十分熟悉马克思对生产力的二重区分，还没有认识到在马克思那里其实有两种生产力：除了劳动者以劳动资料为中介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改造自然的力量，亦即作为贯穿于人类一切社会形式的永恒内容和动力的劳动生产力之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物质生产的内容还取得了颠倒的形式，对象化生产被颠倒为异化的生产，“劳动生产力”被资本掠夺并据为己有，异化为“资本的生产力”，成了它自行增殖、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力量，也成为反过来统治劳动的否定性力量。
但这并不是说统治了劳动的否定性的“资本生产力”将完全取代“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异化的表现形式而已，只有依附于“劳动生产力”、吮吸“劳动生产力”，它才可能“存活”；离开了“劳动生产力”，它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说，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生产力，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同一生产力具有了“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这样的二重性。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生产力二重性观点的忽视和无知，才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在面对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时，不能对之做出的解释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三、解放还是奴役？
不可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亦是意识形态，生产力已蜕变的“诊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并非无稽之谈。但是，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他们虽然看到了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但并不清楚科学技术是何种生产力。依据马克思的生产力二重性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也是二重性的，它既可以是劳动生产力，也可以是资本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劳动生产力，是使对象化的物质生产活动理性化的力量；作为资本生产力，则是使异化的生产即价值增殖过程理性化的力量。“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12］。但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却没有进行这种明确区分。他们所说的作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实际上只是资本生产力，也就是掌握在资本手中，用来加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异化生产力，就是资本把科学技术并入自己的增殖过程中而形成的生产力。但他们却看不到这一点，硬是把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混淆在一起，将其实是作为资本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当成了劳动生产力。基于此，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哈贝马斯强调说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他在这样说时，其实并不清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亦是有不同含义的。从马克思生产力二重性理论来看，劳动过程是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以其劳动力发挥主体作用，而生产资料作为机器体系起到工具的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理性化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体系中，它和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服从于满足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这个目的。无论劳动过程如何高度理性化，无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在生产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劳动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是整个生产过程的调控者，而生产资料、科学技术都只是作为手段、工具隶属于这个主体，受这个主体控制的；即使面对日渐庞大的机器体系，以至于“单个工人”似乎是从属于这样的机器体系的，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总体工人”同样能够起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主体的作用。［13］而就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而言，情形就被颠倒过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人完全被物支配了，本是客体、手段的生产资料、机器体系却反客为主，反过来成了“主体”。随着理性化的加速，“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科学技术加入到这个支配者行列中来，“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工人则在这个“主人”面前成了奴隶，臣服于它的权力。［14］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亦成为控制工人的首要的最大力量，被资本利用来增加更多的剩余价值。
从马克思的生产、生产力二重性出发，我们看到，科学技术呈现出双重意义：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科学技术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是中性的，但是，随着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劈分为对象化的物质生产过程和异化的价值增殖过程，生产力被划分为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理性化力量的科学技术也具有了二重性质：从对象化的物质生产过程来看，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更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力量，是肯定性的、积极的生产力，第一位的生产力，人类本质力量藉此而不断增长；从异化的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却被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力量，成为尽可能多地吮吸剩余劳动的否定性力量和压榨工人的消极力量，它增长的是资本统治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便不再是中性的而是在“助纣为虐”了。
科学技术丧失了中立性，还因为它的确成了意识形态。把科学技术作为理性化力量并入生产过程，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这一直是资本生产的动力，发达资本主义更是将此发挥到极致。资本的原则就是推进生产的全面理性化，“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日益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5］。资本通过这种技术的理性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稳定了资本的统治，从而为它实施对劳动的控制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资本还把通过科学技术理性化而实现的对劳动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使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成为地道的理性化、技术化的统治。凭借它为社会量裁的这件理性化、技术化的“外衣”，资本又能够很好地掩盖它对整个社会实施统治的事实。由此，资本通过这种理性化的统治，使科学技术成为“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然而，只有当科学技术是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理性化形式时，它才成为维护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从劳动者的观点看来，科学技术并不是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力，它永远是劳动生产力，是增加财富的力量，是积极的、肯定人自身的力量。因此，当说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时，我们必须分清这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的。显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没能进行这种区分。
由于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已蜕变为意识形态，所以，哈贝马斯得出了生产力不再是革命性的、已丧失了解放的潜能的结论。哈贝马斯的这个结论是欠准确的。生产力作为劳动的生产力，永远是革命性的力量，这一点是不会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改变的。正如“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16］一样，生产力就它作为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改造自然的力量而言，它的革命性质也不会因为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而发生改变。劳动的生产力是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永远发展流动的革命性力量。因此，如果哈贝马斯所说的丧失了解放的潜力、成了意识形态、成了统治和奴役力量的生产力是指劳动的生产力，那他肯定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误解。但如果他说的是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从劳动那里掠夺来的，为它所有、掌握在它手中的生产力，那他倒并未说错。资本是死的，“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7］。资本通过吮吸、劫掠活劳动并使之成为其自身的力量，这种被异化了的生产力的确丧失了解放的潜能，成为帮助资本控制工人、扼杀工人的统治和奴役的力量。
当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通过把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正极大地提高着生产力水平。然而，正如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是同一个生产过程一样，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也是同一个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即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资本拥有的巨大力量一旦重新完全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这种力量必将反过来成为人类解放的巨大力量。
参考文献：
［1］［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35、135页。
［3］［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6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