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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经验范文1
一、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本研究在ENVI 5.1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对2000年和2010年Landsat-5 TM影像数据进行几何校正、辐射校正和大气校正后，根据2007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标准，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水体、耕地、林地、建筑用地、草地、未利用地六类，利用粗集理论和最大似然法对图像进行分类，从而得到了2000年和2010年南京市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经检验，总体分类精度分别达到87.81%和84.09%，Kappa系数分别达到85.12%和83.5%，分类结果的精度符合应用要求。
本研究利用ArcGIS 10.1中的空间分析模块，对2个时相的分类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南京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00-2010年南京市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覆盖面积由57%减少为42%，面积减少98967.15公顷，而建设用地面积呈增加趋势，覆盖面积由15%增加至28%，面积增加87091.09公顷。整体上来看，10年来耕地大量减少的同时，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大量耕地转变成了建设用地，这一现象在南京市长江以南地区尤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2000年以来，南京市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城镇的扩张与发展，侵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致使耕地面积急剧降低。林地面积呈增加趋势，覆盖面积由15%增加至16%，面积增加5278.25公顷。林地主要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区。草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覆盖面积由1.51%减少至1.3%，面积减少1392.14公顷。草地面积的减少也与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密切相关，大量的草地转变成了建设用地。水体面积呈增加趋势，覆盖面积由10%增加至12%，面积增加13195.62公顷，这与南京市近10年来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未利用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覆盖面积由1.5%减少至0.7%，面积减少5212.27公顷，减少的未利用地面积绝大多数被建设用地所覆盖。
二、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指标耦合分析
本研究将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趋势与人口、GDP、农产品产量、房屋建筑施工面积、道路铺设面积等指标进行耦合分析。研究表明，耕地与草地面积的变化与人口、GDP、房屋建筑施工面积、道路铺设面积呈负相关关系，而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与这些指标呈正相关关系。南京市总人口从2000年的544.89万人增长至2010年的632.42万人，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减少，使得南京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2000年南京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2137.66万平方米，而2010年南京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4570.49万平方米，增长率达到114%。城镇化的发展，也导致道路铺设面积的增加，2000年南京市道路铺设面积为7392万平方米，而2010年南京市道路铺设面积达到9576万平方米。有研究表明，GDP的增长是城市用地扩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6]。南京市GDP由2000年的1021.3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5130.65亿元，增长率达到402%，第一、二、三产业GDP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而导致建设用地的明显增加。
研究表明，耕地面积的变化与农业人口的变化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以来，南京市农业人口呈现下降趋势，2004年南京市农业人口数量为165.21万人，而到2010年，农业人口数量下降至90.22万人，这与耕地面积的降低有关。
水体面积的变化与水产品产量的变化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南京近些年来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特别是高淳县表现尤为明显。部分耕地转换成了水体。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以来，南京市水产品产量呈现上升趋势。2004年南京市水产品产量为17.41万吨，而到2010年，水产品产量上升至22.17万吨。
三、结论
本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对2000年和2010年南京市Landsat-5 TM影像进行分类，得到水体、耕地、林地、建筑用地、草地、未利用地6种类型的分布数据，并对200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而建设用地、水体、林地面积呈增加趋势。通过和人口、GDP、农产品产量、房屋建筑施工面积、道路铺设面积等指标进行耦合分析，发现耕地与草地面积的变化与人口、GDP、房屋建筑施工面积、道路铺设面积呈负相关关系，而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与这些指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耕地面积的变化与农业人口的变化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水体面积的变化与水产品产量的变化也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范文2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0077-04
一、引言
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共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验田和桥头堡，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着难得的范本和经验。与此同时，陕西省正值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以及“关天经济带”、西咸新区国家级新区建设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本文通过对上海自贸区一年来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外汇管理政策方面的实施政策和经验成效梳理，为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实验园区（以下简称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发展所需外汇管理政策支持提供思路，为探索内陆地区开放开发新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一）上海自贸区基本情况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在上海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该实验区于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9月29日正式挂牌开张。实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核心）、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年1-8月，上海自贸区（企业）进出口货值达到500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2%，其中，进口3700.4亿元，同比增长8.9%，出口1303.6亿元，同比增长10.1%。截至2014年9月中旬，区内共新设各类企业1.2万余户，新设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超过3400亿元。经过一年的发展，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成为我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实验田。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为保障自贸区内各项金融工作进展顺利，人民银行协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自贸区建设政策，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共同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上海自贸区新设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等超过3000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累计51条金融支持自贸区的意见和13项实施细则（如表1）。
（三）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要求，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该细则按照服务实体经济、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有效防范风险、“成熟一项、推动一项”原则，实施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对外债权债务、企业集团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结售汇管理等外汇管理政策创新措施（如表2）。
（四）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的启示和借鉴
一是大幅度的简政放权。从具体内容看，不仅简化了区内主体和境外之间经常项目交易单证的审核，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手续，还率先在全国实行外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赋予企业结汇选择权，规避汇率风险;同时，还取消了相当部分的债权债务行政审批的手续，促进了跨境融资的大幅度便利化。在改进外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赋予了微观主体更多的境内外融资的自主选择权。
二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制度更加开放透明。据了解，2014版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减少到139条;负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制全部改为备案制;企业准入由“一个部门、一个窗口集中受理”;服务业23项开放措施全面实施。
三是促进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通过改进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外汇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各项试点的政策，大幅度放宽试点企业的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和账户管理，有利于总部经济在自贸区大面积的集聚。
四是积极支持融资租赁业务在自贸区快速发展。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资金，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贷款手续。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便利了区内融资租赁业务开展，促进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五是对系统风险的零容忍。加强统计检测的分析预警，严格履行外汇数据信息报送义务，督促银行、企业等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防止异常跨境资金的流动;完善外汇收支预测、预警体系，对银行和企业的可疑情况进行提示;依法开展现场核查和检查，实施分类监管;在出现重大风险时，可以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三、外汇管理政策支持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的借鉴与探索
近年来，陕西省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已经获批建成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出口加工A区和B区、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咸空港保税物流中心5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西咸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5月，《西安国家航空城实验区规划》获得国家民航总局批复，空港新城成为全国首个国家航空城实验区。2014年10月17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西咸新区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整合空港新城和西安国际港务区功能，依托西安海关特殊监管区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家海关口岸，积极申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设立空港新城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国家航空城实验区。从国家战略到陕西省的决策部署，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为承载，大西安、大空间的地缘优势不断被深入挖掘，陕西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逐步深入。
（一）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前瞻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外汇政策设计
一是研究与贸易自由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简化经常项目业务流程。建立前台“一站式”外汇业务服务体系，简化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单证审核流程。支持企业集团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与轧差净额结算。督促银行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办理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手续。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主体监管，对园区内重点企业建立一对一定点联系制度。探索差异化管理方式创新，鼓励园区内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便利跨境贸易。
二是研究与投融资便利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探索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效途径，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创新，推动中国-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项目在陕西落地，探索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金融中心，推进丝路基金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战略能源中发挥作用，促进陕西与中亚各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
三是研究支持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结合陕西企业发展特色，鼓励西电集团等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改进外币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政策，放宽试点企业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及账户管理。便利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四是研究支持融资租赁业务的外汇支持政策。取消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融资租赁类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不受现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额度限制。鼓励合格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租赁外债业务，促进园区内企业通过开展设备融资租赁获取先进技术设备。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租金，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货款手续。
五是研究促进外汇市场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调整辖内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政策，鼓励园区内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加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行即期结售汇和衍生产品交易。便利银行开展面向区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帮助企业规避大宗商品价格风险。
（二）深入外汇管理改革，创新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外汇管理机制建设的探索
一是建立新常态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外汇管理也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形势，采取负面清单的政策取向，对现有外汇政策进行有效整合，打破经常、资本等条块分割的外汇管理模式，实现包涵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申报等全口径外汇业务的企业主体管理，探索建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进一步减少市场主体运行成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为涉外主体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建立跨部门监管政策配合的协调机制。自贸区建设涉及商务、海关、工商、税务、财政、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的政策不协调和沟通不畅将导致自贸区管理的盲点和空白。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一方面应推动跨部门监管政策协调的顶层设计，联合国际海事、各地海关、港口、税务、公安等部门搭建第三方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形成监管合力;另一方面，在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应更好地协调商务、发改委、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探索建立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跨部门联合监管协调机制，减少政策冲突和监管冲突，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提升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的执行效率。
三是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通过将现有的多个外汇信息系统进行有效整合和连接，探索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内数据集中采集和集中监测体系。通过设计科学的指标校验关系、合理的指标预警值和判断风险的指标编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加强对园区内企业统计监测与预警分析，有效防范外汇收支风险。指导督促银行切实履行代位监管职责，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强化非现场检测与现场核查检查，实施分类管理，将外汇违规信息纳入金融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加大违规和失信惩戒力度。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汇管理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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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eren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Xi’an Free Trade Experimental Zone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ZHAO Fei
（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范文3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理念升级的必然趋势。智慧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高级形态，智慧化是社会治理的全新赋能。智慧化与智能化一字之差，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模式、手段的转型升级。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强调新技术对人的服务属性和对城市发展实际产生的治理效能，它代表着理念更精细、管理更高效、服务更周全、生活更安全、体验更人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与智能化相比，智慧化侧重于以人为核心和目的，力求通过各种智能技术手段和信息集成等技术能力，对海量城市社会治理信息进行要素整合、主动感知、全面采集、数据积累、综合分析、快速反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主动发现和思考社会治理精细化需求，进而提供更符合人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综合性解决方案。
这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树立起智慧化和全周期管理意识，用好科技支撑的新钥匙和科技驱动的新动能，保障城市生命有机体运转过程的信息顺畅流通、动态全面掌握、预警预测精准、危机快速应对、经验及时总结，使制度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城市变得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手段革新的必然举措。智慧化意味着社会治理从低效率、粗放式、传统式向高效化、精准化、现代化迭代转型。为此，应当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用最领先理念、最先进技术、最前沿标准和最经济成本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打造会思考的智慧大脑，搭建触感灵敏、互联智能、开放共享的城市细胞神经和毛细血管。
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市（县）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内容、核心环节的全面统筹和精细设计，推动数据收集、管理、存储、共享、分析、挖掘、预测、决策手段和能力升级，健全融合市政、交通、卫生、教育、环境、应急、就业、社保、养老等重点领域的综合型社会治理数据库，完善城市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综合平台，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真正用智慧化手段把准城市脉搏、激发城市潜力、推动城市善治，构建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智慧治理的五维社会治理模式。
智慧化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智慧化作为基于新技术的治理模式，可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具体载体和实现路径。
首先，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空间有效推动智慧互联、重心下沉、资源融合、全民参与、一体协作，使每个群众都能成为治理数据提供者、治理议题发起者、治理问题监督者、治理决策建议者、治理过程参与者。党wzf可以通过高效便捷的方式了解基层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依法参与城市治理，有助于形成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协商为基调、以融合参与为特色的党群互动、政社共治、政企联动的自贸港市域社会治理新生态。
其次，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手段将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居民等自治主体组织动员起来，将物业管理、疾病防控、环境监测、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等信息融合进入社区智慧平台，建立集线上政务、线上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引导社区居民通过智慧平台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夯实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等治理优势，构建智慧社区新模式。
智慧化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自贸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立场。应当把人民需求作为智慧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智慧化成效的核心标准。
当前，人民群众的、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求日益增长，推动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建设更符合人民需求的聪明智慧城市，使人民群众得以更好地感受城市温度、参与城市治理、享受城市服务、共享城市红利，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范文4
关键词：联防联控;区域治理;利益补偿
大气污染是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之一，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英国、日本等都曾遭遇过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国家在联合治理污染问题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来，京津冀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给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为治理大气污染，京津冀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效果却不尽人意，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的思想一直被提起，两会期间，联防联控治理污染又一次受到重视。
1、国内外区域联合治污的有益探索
1.1发达国家区域联合治污的成功经验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遭遇严重大气污染后，对大气环境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逐渐认识到大气污染的跨地域性，于是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逐步引入了区域联防联控措施。尽管联防联控的具体实施有别，但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都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1.1欧盟的成功经验
欧盟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是在两套体制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一是通过国际公约和国际合作。1979年在日内瓦召开了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E）环境保护框架部长级会议，在此会议上，欧洲国家制定了《长距离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并先后制定了定了多项通过减少各国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整个欧洲大气环境质量的公约和议定书，并在各国加以实施。二是通过制定适用于整个欧洲范围的各种法规，包括指令、条例、决定等，这些法规为该欧洲地区大气环境改善的目标和技术要求提出统一的标准。通过出台欧盟指令进行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采取强制管理政策，并授权欧洲委员会对违反法规的情况进行调查，由欧洲法院进行裁定，实现了对区域内执法和要求的尺度统一。
1.1.2美国的成功经验
大气污染区域联合治理在美国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典型的是美国南加州海岸空气质量管理以及东北部各州协调大气利用管理组织。另外，美国治理大气污染主要是通过立法来实现，1970年美国制定了以《清洁空气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治理大气污染上，效果显著。1990年颁布新的《清洁空气法》，对原清洁空气法进行了重大修订和补充，修正案进一步加强了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环保主管部门的权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对工业生产、交通、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提出改进，以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1.2我国区域联合治污的实践之举
京津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期，首次建立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在奥运会期间，环保部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6省市以及各协办城市建立了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监管，使得奥运会期间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2015年APEC会议期间，在京津冀联防联控的协同努力下，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依然显著，另外，上海世博会期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亚运会期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样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这些联防联控都没有取得长远成效，都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原因是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运行机制。但其在实施过程中的举措为建立长效机制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2、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困境分析
2.1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立法层面的缺失
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大气污染一直被提起，为了落实该机制，我国也颁布了系列政策、规定。2010年出台了《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15年，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的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2011国务院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以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作为指导思想，要求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13年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该规定对截至2017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指标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联防联治提出了建立法制协作机制的要求。2014年颁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这个细则专家们一致建议统一该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然而，这些多为政策文件，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其地位不够高，也就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其次，我国也缺乏以规范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规定，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一整套区域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没有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区域环境立法。法律的漏洞和缺失造成区域联防联控在实施过程中缺乏主体思维，不能形成相应的拘束力，各省市之间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规范各自的行则，面对问题互推责任，最终不能将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的构想落到实处。
2.2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是多省市协同合作，其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而省市之间利益的协调是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的关键所在。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难点就在于京津冀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环境容量的差异、各地产业结构的不同等，在没有有效的利益补偿模式下，在行政区划的利益主导下，很难在已有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统一协调，尽管北京、天津、河北都在为京津冀区域的大气环境治理寻找解决办法，省市之间也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但这些都没有在京津冀整体环境容量的背景出发，并不能在京津冀整个区域形成良好的补偿模式。正是利益补偿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使得京津冀各省市主体在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只是短时期的合作，始终不能形成长期性、稳定性的合作意愿，这最终导致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不能落实。
3、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完善建议
3.1完善立法
欧盟、美国区域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成功经验表明，有效的区域联防联控是建立在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之上的，必须通过规范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法规来保证防治目标的实现，通过法律明确不同省市、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法律责任，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方向性与原则性的指引，在规范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立法问题上，王春业教授主张采用区域立法模式，这一主张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应将其应用到实践中。
关于区域立法，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中央关于区域发展方面的立法;二是地方立法机关在本行政区某一特定区域实施的立法;三是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适用于某一特定经济区域的立法。本文所提倡的区域立法，特指介于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的区域立法，是指以省或市为基本构成单位，以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在京津冀区域内设立专门的区域立法委员会，统一进行京津冀区域内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的立法活动。
进行区域立法，建立规范京津冀联防联控的法律机制是联合治理大气污染的必然选择，区域发展中存在的联席会议制度、城市框架协议等模式为区域联和立法提供了准备，并且在客观上也是一种保障和借鉴，专门的区域立法委员会在京津冀区域环境、经济的整体角度出发，制定适合不同省市防治大气污染的专门规定，细化各省市的不同责任，为跨省市的环境事件提供法律依据，为各省市落实具体任务提供强制性规定。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范文5
一、会议的基本特点
由于每届会议的时间、地点、背景、主题、举办方等各不相同,因此,每届会议都各有特色。本次会议共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亚洲学者与官员参与程度高
亚洲参会代表占代表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其中我国参与代表也明显多于往年;有超过一半的发言代表来自亚洲。与此同时,亚洲代表也比以前更为活跃地参与研讨,其他各洲代表对亚洲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也更为关注。亚洲代表之所以有比较高的热情参与本次会议,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亚洲各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践经验与比较深入的改革反思;二是本次会议在印尼召开,亚洲代表的参会成本相对较低。
(二)政府职责、能力与治理模式是研讨重点
新公共管理运动初期,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治理模式构建为重点。此后,管理与服务技术、工具的科学化成为研究与探讨的热点。近年来,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反思不断深化,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这种反思全面升温。在公共行政实践领域,以追求公共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协同行政与公平行政逐渐受到重视,逆市场化、民营化和分权化以及源于此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能力建设成为一种新潮流,而在国际行政科学研究领域,对政府职责、能力与治理模式重构的探讨再次成为热点,且超越“政府规模”视角、“能力适度”成为研究重点。在三个分议题中,第一个分议题,即以重理政府责任与角色为核心的公共行为再审视成为提交论文最多的议题,共收到论文49篇,占论文总量的45%,而第二、第三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论文,也从政府如何履行职责、更好履行职责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具备的能力。
(三)实证研究成果是主体
关注实践发展,提升实践经验,推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是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的使命。近年来,参会论文对公共行政改革实践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本次会议依然如此,其突出表现就是绝大多数发言论文以案例分析、改革经验总结为主要内容。纵观发言论文以及大会交流研讨的总体情况,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新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反思与审视;二是对协同行政与公平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两个关注点的形成清楚地表明,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仍处于相对活跃的发展时期,公共行政理论也处于否定之否定的持续演进时期。
(四)更为关注国际比较
目前,全球化(区域化)与民族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全球化(区域化)使公共行政的国际协同、合作与借鉴更为必要与急迫,民族化则使公共行政的个性需求与比较优势更为凸显。正因如此,国际比较逐步成为国际行政科学领域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相关成果不仅成为探索国际行政科学发展规律的有效基础,也成为各国公共行政实践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可靠依据。本次会议比较研究持续升温:一是使用比较方法进行分析的论文比重明显大于往届;二是比较的对象主体更为多元,不仅有传统的双边比较,更有广泛的多边比较;三是比较的内容更为广泛,不仅有管理方法即工具层面的比较,还有治理结构即管理体制、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偏好层面的比较;四是比较的交流更为深入,不仅有彼此实践与学术成果的相互展示,更有基于共同关注问题的观点交流与碰撞。
(五)公共行政实践领域与理论研究领域的互动明显
公共行政理论指导并引领公共行政实践发展是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的一贯追求。公共行政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在公共行政改革时期表现尤为明显,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如此,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同样如此。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公共行政实践需要有别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行政改革理论浮出水面。以此为背景,近年来,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的会议呈现出学者与官员共同关注、学实互动日益深入、官员更为急迫地探求实践指导的态势。本届会议,这种态势更为突出,政府官员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学者更为关注改革经验总结。
二、会议主要观点
全球金融危机使公共行政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与分议题,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以及基于此的对政府角色、公共治理、行政文化和政府能力建设等问题的探讨都更为系统深入,其核心思想就是应强化政府作用,重视文化公共行政的影响,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和公共治理结构优化。
(一)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责任有限,其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其活动内容是提供市场做不了也做不好的服务,即提供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推动下,很多国家认为“小政府”是一种理想模式,相信小政府和基于市场的改革会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很多国家开展了以市场为导向、缩小政府规模的行政改革。但对市场过度依赖,对社会公平一定程度的忽视,已经蕴涵着政府治理能力的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使“市场导向型政府”饱受质疑,政府职责和角色再次被重新界定。与会代表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所倡导的“小政府”,不是适合于所有国家的万能钥匙,也不是国家能力和稳定的保证;政府的职能范围、规模和结构,取决于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制度能力,每个国家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改革路径。
(二)民营化需要重新评估
在新公共管理时期,民营化是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过去的十年,新公共管理利用市场化的管理技术提高效率,市场在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逐渐上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自由主义政策会提高政策实施效率;通过民营化,私人企业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私有化通过减少政府作用提高效益;即使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合法化的情况下,私有化也能带来经济效益。因此,民营化的发展和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使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发生了极大变化。但目前,民营化已经受到广泛质疑,逆民营化正在进行之中。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将公共服务外包逐渐收回,美国“9·11”事件之后,民营的机场安检已经收归政府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因此,在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制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民营化的负面影响,探索新的替代政策。
(三)公众回应性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多元治理、良政成为公共行政的新理念,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包括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到政府管理中来。许多人相信,这种多元主体治理在促进区域发展方面是一种强有力的战略模式。实际上,为实现区域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福利,每个主体,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社团,都有其可以分享和合作的优势。然而,一些主体可能存在个体或集团利益,其腐败或者寻租行为会削弱区域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在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应建设良好的公共政府和合作政府;回应性治理应成为这一时期的新概念;政府管理应更加多元,人民应被授予更多权利;应以更强调责任、协作、参与为前提,重构公共行政中的多方合作关系。
(四)政府职能与能力需要重构
基于对新公共管理思想与实践的反思,面对新的公共行政环境,与会代表普遍认同政府职能与能力必须重构的观点。具体而言,很多与会代表认为,进入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压力下,各国政府的能力重构应重点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强化政府公共性。面对新的变革,政府要强化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公平、维护发展环境等方面的职责,要成为促进社会融合和促使各类主体达成共同使命的领导者、参与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各类主体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合作与协作集体中的行为激励者与约束者。
2.加强政府对社会和公民的保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体系和经济社会条件,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必须承担如下职责,即加强对公民和社会的保护,加强教育、培训、社会保障,消除性别歧视,保护弱势群体,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愿望。
3.政府要着力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政府要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避免过度追求效率,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作为价值标准评估公共服务,保证公共服务受益者的公共服务可获得性,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4.通过管理创新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通过平衡记分卡、业务流程再造等方式,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和质量。以公众满意度为重要参照,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追求整体协同绩效。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建立管理与服务规范和标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范文6
【关键词】跨界河流 水污染 立法
一、国外跨界水污染治理的发展趋势
尽管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跨界水污染治理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都已从以往的多部门单独管理或个别部门管理，逐步演变为一个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动的管理模式。近些年来，国外跨界水污染治理出现以下发展趋势：从整体上宏观把握水污染治理。国外跨界水污染治理趋于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强调部门及区域问的合作与协调，建立一种跨界综合管理模式。进行以流域为单位的水资源综合规划，注重流域水环境容量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更加强调水污染控制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管理。各流域普遍设立了水资源管理协调与咨询机构，防止决策管理内部化导致的公众参与减少、地方投资积极性下降等弊端，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公众的参与度。
二、国内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现状与不足
（一）国内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确立了我国流域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是流域管理与行政管理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而且我国水资源管理由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14个不同部门共同负责，容易出现各部门相互推诿。
（二）国内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
现行流域管理机构缺乏全流域统一治理的实际权力。根据我国现有流域管理制度，流域管理机构要通过授权才具有水行政执法的法定职权，立法往往滞后于流域管理的具体需要。现行管理体制无法实现水污染跨流域统一治理。由于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的交叉，造成对水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决策权较为分散，流域管理机构对跨界水污染治理无法起到实质作用。流域治理政策不能充分反映区域和用户利益。我国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很难充分反映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各种用户的利益，从而影响流域特别是跨界水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跨界水污染治理措施难以贯彻到基层。我国一般流域管理机构只负责对省界断面水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对基层排污源头的治理则需地方政府、环保部门的介入，因此跨界水污染治理措施很难真正得以实施。
三、国外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借鉴
从田纳西河等流域水污染治理看水污染治理机构组成的多元化。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决策不仅由具有政府职能的董事会主导，还由具有咨询性质的地区资源管理理事会进行协调。地区资源管理理事会不仅包括流域内的州长代表，也包括其配电、航运和环境保护等各方代表，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与流域内各地区提供了交流协商渠道，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决策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从莱茵河等流域水污染治理看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多层次性。欧洲大陆各国都设立了多层次水管理体制。以法国为例，国家水资源委员会、流域委员会、流域水务局等机构，包括用水户协会、专业协会等，分别与国家、流域、地区、地方等4个层次相对应。欧洲大陆各国正是通过这些多层次管理体制对水污染进行多层次治理。
从泰晤士河等流域水污染治理看消费者协会参与水资源管理。英国采用中央对水资源按流域进行统一管理与私有化的水务公司进行水资源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注重建立公众参与管理的机制，使每个区域都有消费者协会参与水资源管理。消费者协会由地方行政人员和民众代表组成，对供水公司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从五大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看公众参与水资源保护。五大湖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有赖于民众自觉参与管理。大湖区保护基金会利用市场手段和基金杠杆充分调动了公众积极性，将公众吸引到水资源保护工作中。
四、对我国跨界水污染治理的建议
（1）建立统一管理、垂直领导的流域管理体制。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包括水量、水质、地表水和地下水等各个部分，因此，必须有一个统一管理、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近年来，我国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之间的冲突有所增加，必须尽快建立与区域管理相协调的流域管理体制。
（2）加快流域立法进程。从国外经验可以看出，不论是现实流域管理的需要，还是今后管理发展的需要，流域管理机构应该是流域管理中最重要的管理机构，因此，应该提高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使流域管理机构运用行政、法律、经济和科学技术等综合手段，保护当地有限的水资源免于污染，尽可能满足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
（3）流域投资运行机制市场化。 把市场经济引入水污染治理中，使水资源管理机构企业化，激励流域管理委员会进行合理的国内融资和引进外资，从而开辟更广阔的资金来源，减轻政府负担。这需要赋予流域管理机构更大的权力，增强流域管理机构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能力。
（4）优化流域管理机构内部结构。由于我国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多是国家为了对主要江河实施大规模治理而设置的，客观上形成了流域管理机构忽视水域、水资源和水行政管理，难以承担起流域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且流域管理机构内部政企职责不分，人员结构不合理，造成其流域管理与执法能力不足，因此，应对流域管理机构进行改革，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权利和责任统一的高效流域管理机构。
（5）加大水污染处罚力度。对污染者进行经济和行政处罚，必要时进行刑事处罚，通过惩罚措施的加大遏制污染现状。从严治污，震慑潜在的污染者，改善水质。
参考文献：
[1]孟节，陈立克.泰晤士水机构变革历程及其启示[J].商情，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