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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范文1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21-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开始了“村改居”的工作，它是城市化下一种新的社区模式，不同于城市社区居民治理的模式。
一、“村改居”社区的兴起及其特点
“村改居”工作兴起于21世纪初，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村改居”的工作。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经济结构上基本摆脱了传统第一产业的束缚。再者，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农村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2.6%增长到了2012年的52.6%。北京的城镇化发展尤为迅速，城镇化率增加近20个百分点，除北京与天津外，其他省份城镇化发展也处于加速阶段，从1995年到2008年，福建、江苏、浙江三省城镇人口比重均增加25个百分点以上[1]。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使得一些省市“村改居”工作发展迅速，如胶州湾海底隧道建设挤占土地导致4个村村民的集中安置，直接由农村村落成为城市社区。济南市到2004年底，“村改居”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02个，占城市社区居委会总数的25%[2]。
“村改居”的兴起主要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推动，这一城市化下的产物，有自身的特点。第一，社区居委会职能的逐渐转变。城镇化的发展，原来的村委会一夜之间挂起了社区居委会的牌子，但并不意味着成为城市居民委员会，它是迈入纯城市社区建制的过渡阶段。原来的村委会工作重心在经济上，村主任总把修道路，挖井种树等事情的处理状况放在工作的第一位，而把一些公共事务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现在“村改居”的社区居委会，逐渐进行从发展经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转变，如社区共建，社区注重联系居民，按时发放居民社会保障补助。模仿城市居民组织选举，积极发展社区联系居民的机制，定期社区党员走入贫困家庭，进行一定的扶持。再者，社区居委会面临“村改居”后原来农村集体财产的安置，社区居民的就业以及权益保障等问题，从现实来看，这些问题涉及了原来村民直接的利益，处理这些问题更加的棘手。“村改居”后的社区居委会面临新的考验。第二，居民与居委会关系的逐渐转变。相比从前，村委会由于对“有关集体土地的使用、乡村事务的管理、征缴税费及乡村整体发展的决策，都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3]。可以看出，村民和村委会之间相互联系更频繁，村民对村委会更具有依赖性。“村改居”后，由于社区居委会职能的逐渐转变，更多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环境卫生，文艺活动，计划生育等事务上来，社区与居民的经济利益关系削弱，并且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使居民与社会有了更多的联系，居民对居委会的联系逐渐稀松，依赖性变小。
二、“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困境
（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
“村改居”社区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过渡阶段，这些社区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村改居”社区被纳入城市居委会后，管理体制行政科层化，居委会人员的任职条件等都由街道确定，很多事情唯街道办马首是瞻。以前村委会财政由集体经济承担，但是进入城市转制以后，由街道拨付，并且经费减少，造成社区有事时经费拿不来的困境，还要向街道上级部门申请经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区对街道的依赖。第二，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政府的职能部门经常把任务推给街道，但“下任务不下权”、“下事情不下钱”[4]。以前的村委会基本出面协调本村的大小事务，基本顾忌到每个人的利益，但是在城市中，社区转变了角色，充当了服务者的角色，上级政府职能部门把任务委派给街道，街道下放任务，把社区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社区成了上级部门的“一条腿”，把引导变成了指导。社区疲于应付上级任务，而忘记了自己服务的功能。
（二）居民参与不足，社区自治能力不强
现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行政化效应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淡薄，社区动员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区自治的能力。撤村后，虽然村民在户籍身份上变为城市居民，却因为缺少新的联系纽带而出现疏离化的倾向，这样更加需要新的组织载体对其进行服务和管理。同时，外村人及外地人口作为城市新的人口群体，打破了原来农村的“半熟人”社会。这些社区居民离开了原来的村落，脱离了原来的村委会的管理，对现在的社区缺乏认同感。多数村民进入城市后，有事还是会找原来的村干部，很多村民“居”在社区中，而非“生活”在社区中。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接受现有的“村改居”社区治理模式。当问到你关心社区的事情吗？大多村民认为没什么事情找社区干什么，平时也很少关心社区的事情，社区工作人员有事叫就去，没事就不去社区。大多数“村改居”的居民政治的参与意识强烈，可是政治参与行为不高。除此之外，“社区治理是基层多元利益主体进行集体行动和选择的过程，社区治理需要协调多方的利益与关系，现代社区分化为功能各异的各类现代社会组织，与传统社区相比具有高度的分化性。”[5]受主客观影响，“村改居”社区居民对现有社区共同利益关心较少，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的很多活动都是由赋闲在家的老年人参加，年轻人都忙于工作，社区成立的一些协会或者兴趣小组都是和老年人有关，对于年轻人来说，社区由于经费等问题，难以开展活动吸引年轻人的眼球。社区由于参与主体的局限性，再加上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导致社区自治能力不强。
（三）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相对缓慢
当前“村改居”社区自组织的发展面临一些困境。“村改居”后的居民主要由原来的失地农民组成，39.7%的调查对象文化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有29.3%的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中技）[6]，这些居民大多是年岁较大的老人，文化程度普遍低，对于社区规章制度也不是很了解，缺乏参与社区事务的前提和动力，目前是阻碍社区自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大多数“村改居”居民在受访中谈到，社区的事务自己也搞不懂，按章办事就行。再者，“村改居”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社区，对社区事务关注度不高。“村改居”的社区居民发展自组织也只是局限于有共同爱好的一群人，他们组织兴趣协会，文化活动，但这些自组织没有制定相关的组织制度，人员编排，主要是靠熟人社会间的情感维系，情感的维系具有很大的易变性，如果情感有所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成员对组织的参与。
三、解决“村改居”社区困境的路径
（一）逐步理清“村改居”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政府的关系
当前，许多城市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处于被领导和领导的一种关系，“村改居”社区效仿城市社区的运行机制，直接承担上级指派的任务。按照“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社区居委会协助，配合上级政府管理社区事务，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其主要的职能是行使社区居民赋予的自治权，为社区居民服务，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的关系，可以尝试在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建立一种委托―“式契约关系[7]。政府作为上级领导，对社区事务应该是给予指导、协调、动员、监督的功能，在财力物力上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而不是参与干涉社区事务。社区居委会作为其人，按照上级指示完成各项工作，以此有效地推进两者平等合作的关系，除此之外，社区作为自治的载体，应该改良方法，广开渠道，积极配合，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创造好的条件，并且让居民感受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甜头，关乎社区重大事件时，可以召开居民听证会，制定相关制度来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使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之中。社区居委会不再是上级政府的“一条腿”，而是帮助上级政府更好地进行基层治理。
（二）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规范，逐渐完善居民自治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居民参与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参与方式，参与对象等，加快建设“村改居”居民参与的建设，在“村改居”后，需要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的长效机制，必须用制度来明确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再者，方便提供便捷的参与渠道，各个“村改居”社区根据本社区的实际状况，制定详细的参与程序，让居民一目了然。
“实行居民自治，制度建设是根本”[8]。也就是说要加强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居民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进行居委会选举，居民会议主要进行决策议事，由居民集体讨论的自治章程为主作为民主管理制度，准时无误地公布社区重大事务，向居民公开的民主监督制度。这样做，可以使居民有了制度的保证，也给居民自治提供了一个标准。在对“村改居”的居民进行采访时，居民们认为居民有权力选举居委会班子，对此他们表示很满意，对于整个选举过程，大多数居民认为选举过程还是比较公正的，认为通过选举可以选出好的领导。
（三）发展社区自组织
“国家太大，社会成员之间不可能建立面对面协调机制，社区较小，居民之间可以而且事实上存在面对面协调机制；市场信奉‘没有免费的午餐’，市场不信眼泪，而社区提倡邻里互助，关爱弱势群体。”由此看来，社区自组织是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社区自组织优于“被组织”，在自组织环境下，社区居民的生活关联度，熟悉程度都比较高，它内在的规范能够让居民无形的自组织起来，降低了社区治理的成本。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社区外力的支持，同样也需要社区居民自组织对社区内部事务的整合配置，从而实现社区的“善治”。目前，“村改居”社区最主要的自组织是社区居委会。许多居民自发组织形式多样的协会，可以不仅丰富生活，而且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平台。社区自组织和社区治理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发展社区自组织，是为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大力培育发展社区自组织是衡量社区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1]代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北京：首都经贸大学，2011.
[2]高灵芝,胡旭昌.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J].重庆社会科学，2005(9).
[3]罗伯特・贝涅威克，朱迪・豪威尔.社区自治：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初步比较[J].城市管理,2003(1).
[4]郭荣茂,许斗斗.关注村改居后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问题[J].发展研究,2007(3).
[5]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唐亚林，陈先书.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J].学术界，2003(3).
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范文2
关键词：社区公益；微创投；自我治理
1社区公益微创投的存在必要性
社区公益微创投是针对社区服务领域公益项目的公益资本投入，目的是通过资金、管理和技术支持，培育充满活力的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其出现主要是为了弥补政府功能的分散化和社区结构的碎片化而产生的社区治理危机。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则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非居民需求导向的街居体制使社区许多现存与潜在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社区居民缺乏共同治理的情感与人际基础，及自我治理的能力。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条治理路径均面临困境时，社区公益微创投应运而生。它强调明晰行政资源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各自边界，最终实现社区内部组织从“自娱自乐”到“参与治理”、从“单一活动”到“项目运作”、从“各自为阵”到“抱团取暖”的转变。
2从公益微创投到社区自我治理的路径探索
一个个公益组织构成了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元素。在从公益微创投走向社区自我治理的过程中，有如下四个重要阶段。
2．1为激活社区居民的需求而建立社区草根组织
在社区开展公益微创投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外来提供服务类与社区内部组织两类，而公益微创投的真正起点是社区内部组织的草根组织。其可以从居民最感兴趣的、成本付出更少而生活收益更高的地方开始，通过社区动员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与积极性，在专业社工队伍的带领下，挖掘社区能人，通过街道层面的新型平台，申请微型项目，建立起更多的草根型社区组织，为了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发展。
2．2实现责任主体从基层政府到草根组织自身的转移
公益微创投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社区自我治理能力，同时为社区居委会减负。公益微创投所运用的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机制，有利于发挥专业社工启发草根组织自我意识的作用。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经验，专业社工可以引导草根组织确定组织发展目标，启发社区草根组织解决社区难题，而且可以长期陪伴草根组织，逐步培养其自治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草根组织逐步建立自我意识，独立解决问题，开展工作。治理责任随着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加强，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开始分担居委会的功能，为居委会减负，还可以实现从社区草根组织到社区自治组织的转变。
2．3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社区内生型社会组织承接组织资源
政府购买服务环节是对草根组织治理能力的检验与历练，这必须建立在其治理能力到达一定高度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社区草根组织的关注点从文体娱乐上升至志愿服务及社区自治。如果基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这一规范化的方式给予社区内生型社会组织更多的资源，那么社区难题的治理将更加便利，同时通过与外来社会组织的竞争和社会购买服务项目的评估，内生型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会进一步提升，也更加契合居民需求，基层政府的负担将减轻。
2．4社区实现自我治理
经过公益微创投，居民需求导向的社区草根组织纷纷建立，并在专业社工的引领下独立承担风险与服务责任，在治理能力提升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为与专业社会组织相竞争、相补充的社区内生型社会组织，不断为基层政府减负，解决居民关心的社区难题，并通过公益微创投平台，吸引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形成社会治理网络，居民的自我意识与参与度得到质的提高，社区实现真正的自我治理。
3结论
我国当前的公益微创投仍处于建立社区草根组织的初级阶段，而且受到行政考核体系的制约，草根组织给街居体制带来的更多的是增负效应。而公益微创投平台的年度项目制、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造成项目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在制约着社区草根组织向更高治理层次的转变。从公益微创投走向社区自我治理依旧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政府的配套改革、社会工作体系的完善与居民自我治理意识的提高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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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燕．以“三社联动”为基础大力开展社区公益创投［J］．社团管理研究，2012，（0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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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金金，杜静．公益微创投助推社区公益梦［EB／OL］．
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范文3
关键词：美丽乡村；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农业人口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功能整体综合退化。其过程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农村空心化的前期，其主要表现为均质化的村落因规模急剧拓展而呈现“外扩内空”的空间格局；21世纪初至今是农村空心化的后期，其表现为传统村落因人口向城镇迁移出现“人走房空”的萧条景象。综合来看，农村空心化不唯是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变化，就其本质而言，亦是城乡关系失衡的具体表现。农村的衰落和空心化成为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为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农村家庭的残缺与不和谐，造成了农村社会的不和谐；农村教育、文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差距的加大，使农村呈现出总体性衰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农村空心化的治理是实现社会稳定、政治民主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基础。其可以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就近、就地解决农民转移、就业，减少农村人口盲目流失，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恢复农村经济的活力，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田园城市的理论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基于“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思想的田园城市理论，对我国现阶段下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是遏制农村空心化趋势，建设“田园型农村社区”的重要理论依据。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提出的背景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后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空心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农村因缺少劳动力面临发展停滞，而城市不断扩张，城市病（如交通、环境等）问题突出，与我国当前的农村发展状况比较相似。霍华德指出，理想的田园城市应当既体现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城乡融合的自然之美，又能反映机会均等、充分就业、无贫民窟的社会公正。他的这一主张实质上强调了要以城乡发展的互动与和谐取代彼此的孤立与分离。田园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霍华德在田园城市规划理论模型中，把城市规模控制在6000英亩（约24平方公里），其中心城市面积1000英亩（约4.06平方公里），农业用地5000英亩（约20平方公里），人口32000人，其中30000人住在城市，2000人散居在乡间；市中心建有中央花园和公共服务机构（如图书馆、市政机构、学校、商场、医院等），由6条林阴大道把城市分为6个部分，并通向乡村；居住区建有环形铁路，临近铁路建有工厂、牧牛场、市场等，农田中间有小块宅地由经营农田的农户居住，田园城市的土地及其收益归全体居民集体所有，居民生活并工作在田园城市。英国新田园城市理念，融入“社区参与、有机增长和自给自足”三要素，更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实践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理论模型最适合我国农村小乡镇建设，构建“田园型乡村社区”，为治理农村空心化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实践。首先，科学规划农村空间布局，治理农宅闲置和农田抛荒。农村“空心化”从空间上表现为许多旧村老宅空置，尤其在交通不便利的边远山区因无人耕种的农田，长年荒芜。应按照产业区、生活区和农业区分明的原则合理规划农村空间布局，将小的自然村和大的行政村进行有规划的合并，建立适合3万人左右生活的“田园型乡村社区”。完善学校、医院、银行、图书馆、农贸市场、商业街、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中心还应设立工商、卫生、交管等政府公共服务窗口，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其次，建设农村新的公共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农民退出农业生产。为了规范农村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土地的再生产能力，需要构建农村新的公共经济发展模式，由村集体将土地实行统一流转，按照土地的不同使用途径进行集体经营管理，在农业区建设高效农业示范区，政府提供农业项目启动资金，补助特色养殖业发展。村集体可成立“苗木公司”，将原来的林地进行集约化经营，苗木公司每年获得的效益由全体村民共同受益。村民每亩土地每年可以获得相应的土地流转费，农民可就地转化为苗木公司的“工人”，扩大了农民就业渠道，苗木基地本身则成为绿色防护林和社区的“绿肺”。在产业区建设村办企业充分吸纳农村劳动力，同时拿出一部分非耕地（比如原来的旧村落），建设工业园区，统一建造生产厂房，鼓励村民兴办企业，就地解决村民就业。第三，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由乡镇改建的“田园型乡村社区”，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社保制度，让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社区，村民实现集中居住和福利保障，耕地实现集体流转，劳动力就地实现就业，农民不再外出打工，合家团聚，空心化趋势下出现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自然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发展方式发生根本转变，实现农村传统社会中的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
荣获“2013年全国十大美丽乡村之一”称号的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就是典型实例，人们在“田园型乡村社区”――永和社区安居乐业。
加强农村空心化治理，建设美丽乡村，将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保护，农民生活更有保障，农村社会更加和谐，农业生态更加优良，农民权益得到更好维护，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基础。
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范文4
开采矿产和碳氢化合物，会将公司和社区置于一系列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中，需要企业谨慎处理。这些风险包括：大量能源与水的使用，对自然带来影响，有毒金属和其它化学品的威胁，同时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冲突地区开采，也会给企业带来风险。
采掘项目通常生命周期长而复杂，包括勘探、开采、采掘、生产、加工和产品运输。许多采掘点还需要长时间处理后期遗留的问题。这无疑也延长了采掘行业的责任链条。
在采掘完相对高品质和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和碳氢化含物资源之后，如果要维持产品和人们对能源的需求，企业就需要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操作环境中开采。这种挑战来自自然，也来自日益严格的规则要求――企业在新兴和发达经济体中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ESG风险。
近年来人们对在亚洲和非洲这样的新兴经济区域开采工作的关注越来越大。这种趋势显示，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在对环境和社会敏感度增强的区域开采。这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腐败行为以及开采收益不能公平分配机制被暴露的可能性。
在发达国家开采的企业则面临着更高的ESG风险。比如在北极地区开采石油、天然气，在本土开采矿石以及深海的石油天然气开采。
BP(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最突出的事倒。由于在1500米深处操作的复杂情况，BP未能阻止爆炸从而使得原油迅速扩散。此次事件给公司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这也验证了企业为什么需要健全的、适当的安全和环境工程技术及管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或者将影响降至最低。
尽管面临着诸多ESG挑战，但我们仍有理由保持乐观。
世界银行采掘业评论(world Bank ExtractiveIndustries Review)认为，只要项目得以正确地实施，保护受影响人们的权利，同时采掘资源的收益能得到更好地利用，采掘业将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采掘业面临的六大ESG风险
1 气候变化
问题
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占垒球温室气体(GHG)排放来源的60％，其中，石油、天然气生产约占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来源的6％，矿产开采占5％，煤炭占约4％。
煤炭的开采，铝、钢的生产及从废弃储藏堆、含油砂、页岩及煤炭中提取碳氢化合物，是GHG排放的最终来源。
商业风险
采掘企业面临着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法律限制和操作挑战。在环境脆弱区域的基础建设成本将增加。
企业将为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支付更多。比如，根据欧洲总量限制与交易体系(Cap and Trade)，以2009年10月的价格为例，排放一吨二氧化碳需要支付13欧元，如果按照欧盟2020年的减排目标，这一份格届时将增加到40欧元。
机遇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将从更低的能源使用和碳成本中获利，也会为企业带来更好的名声。同时还能够保护珍贵的化石燃料资源。
采掘企业有更好的机会进行碳捕捉与封存，尽管在处理方法上还存在技术和规范风险。
充分利用煤矿坑中的甲烷，不但可以大量减少从煤炭开采中产生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而且通过出售可做燃料的甲烷，企业还可以获得收益。
2 生物多样性
问题
开采作业会带来土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变化，进而会改变近海岸的环境。同时还会使用大量的水资源，带来噪音和灰尘，甚至可能引入非当地的物种。这些都会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
地下采矿周围的地表下陷是潜在的主要的自然影响，由此带来的可能是整个城区的搬迁。
商业风险
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和环境敏感脆弱的地方开采作业，公司将面临更高的规划、适应、监控和修复的成本。
未能成功控制对自然和生态系统影响的公司面临不必要的重新安置和修复的成本，声誉的损失。后期的操作维持也更复杂。
机遇
如果在项目早期便开始了解并管理环境问题的采掘企业会减少对自然的影响，修复成本也会降低。进而可以更好地优化作业点的安全性和能效。
在实际操作中不断修复，会减少整体关闭的可能性和更少的后期操作工作。通过此种方式，企业还可以完善现有的技术，参与到有关修复的研发工作中。
3 废物排放
问题
采矿的主要废物是石块和加工残渣。这些可能产生有毒重金属、酸性矿坑水、氰化物和其它化学品，影响所有生命。大型矿井产生的这类物质成千上万吨，必须在相应的设施中妥善储存。
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主要废料是钻屑、钻井液和油田采出水(produced formation water)，这些废弃物含有碳氢化合物，金属和其它有毒化学物质，会沉积到海里，对生命带来影响。
商业风险
在降雨丰富和地震活动带的矿井面临最大的环境和安全隐患、技术挑战和处理废石、残渣的成本。
酸性矿坑水如果管理不当，会对历史珍贵遗产造成破坏。
废水和相关的排放通常表明产品／收益损失(product／income loss)，同时也是在消耗自然资源。
非常规的泄漏会破坏环境，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同时会影响公司的经济和声誉稳定性。
机遇
对废物和排放处置得当的企业对环境和当地社区的影响会减少。同时健康和安全相关成本的减少，可以为企业赢得未来项目的支撑力，比如社会对项目的许可。
对矿产废物进行恰当的捕捉和封存，可以有效修复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而且这更容易监控，甚至可能在未来进行金属的提取。
4 社会经济与人权
问题
采掘业对社会经济环境和当地社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有深远的影响。
开采项目应向当地居民咨询、预先告知及沟通。这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家法律、国际准则、自愿最佳实践标准和指南的认可。
人权滥用，在诸如冲突地区和小规模采掘点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商业风险
如果项目不考虑当地社区，资源开采的获益不回报给社区，那么采掘企业将可能面对社区的反对。这可能导致工作被中断，甚至可能出现与社区的冲突和暴力行为，这会有损企业的声誉并增加项目成本。
如果五金／碳氢化合物来源于冲突地区和有名的压迫劳工的地区，企业也将面临来自下游供应链的风险。
机遇
拥有良好人权记录的公司更可能与当地社会、商业和政府当局创造出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从而增强社会对企业的许可程度。
承诺坚守联合国安全和人权自愿原则的企业，会有更好的冲突管理能力。
当地的居民对当地的情况和环境更加了解，这对采掘项目的开展是有利的。
5 健康安全
问题
采掘业操作有高频率的工地伤亡率。同时也对周边社区带来了健康和安全隐患。
工地的健康和安全危险包括恶劣的工作环境，对火灾隐患、爆炸或者有毒原料和化学品的控制以及重金属和碳氢化合物的存在。
对社区健康的影响可能来自金属、碳氢化合物和其它化学合成品对土壤、水和空气的污染，这在熔炼厂、精炼厂和矿井周围更容易发生。这些影响可能是巨大而长期的，比如可能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商业风险
除了带来人身的伤亡，伤亡率高企也会让企业失去社区信任，让工人对企业失去信心，难于吸引雇员，还可能让企业面临代价高昂的诉讼。
机遇
对于已经存在的当地社区健康问题，比如艾滋病和疟疾，采掘企业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这可以减少感染，确保采掘点有一个健康、稳定的工作环境，同时还能改善当地社区的情况。
传授健康和安全的培训项目，会让企业有项目外的收获，对企业文化有积极的影响。
6 腐败
问题
由于资源可以带来财富和权力，尤其是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监管制度却十分薄弱，这让腐败与自然资源有了更多的关联。
商业风险
陷入腐败中的企业会增加政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知性，最终将带来一个混乱的商业环境。
腐败陈述费用高昂，会带来经济成本，企业还可能错失商业机会。
机遇
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范文5
（一）政府
从目前我国国情看，政府现在仍然处于占有社会资源的有利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其拥有的权力来占有社会资源，并使其达到占有的最大化。在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使得政府可以主导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且在这个供给过程中实现自己权力的巩固，从而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由此看来，即便是在社区当中，政府还是担当着强力的主导者角色。社区治理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权力的约束，政府实际上成为社区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二）社区居委会
在我们国家，社区居委会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是通过社区中的所有居民选举产生的，这是一个社区中的居民实现自我治理的组织机构。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在当前我国社区中，社区居委会更多的参与到上级政府部门工作中。由此陷入每天忙于来自上级政府部门的各种任务，而不是更多的参与自治，这实际上也正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物业管理公司等营利组织
目前在我们国家，城市社区中已经出现很多较为成熟的物业管理公司，而这些物业管理公司也已经充分参与到了社区治理的工作中。物业管理公司等营利组织的参与，可以充分调动社区治理各个主体之间的活力，有效的推动社区治理的发展。这顺应当前政府鼓励发展的社区治理多元化趋势。
以上任何一个社区治理主体在单独进行治理时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实现我们追求的社区治理效果。其中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不能充分激发市场经济下的治理活力，而社区居委会目前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正逐渐沦为上级政府部门的附庸。而物业管理公司等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监管，在对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多方面的不足。所以，要想达到社区治理善治的目的，只能彼此之间克服各自的缺陷，互为补充，实现协同治理。
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现状分析
（一）社区组织结构存在缺陷
一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街道办和居委会无法进行有效的工作部署。当前居委会更多的是承接街道办事处安排下来的任务，这就使得居委会无法更好的去完成自治工作。居委会对街道办的工作任务应接不暇，其对于自身社区的治理就无法更好的处理，这是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是社会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发育不足。在我国城市社区中，成熟的社会团体比较少，大部分还处于摸索阶段，即使有较为成熟的社会团体，发展状况也不理想。不仅如此，在社区中的社会团体独立性不足，有较多的社会团体是由政府部门或居委会建立的，缺乏相应的活力，不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二）社区组织管理职能模糊
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存在横向和纵向的划分，横向和纵向不能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这种社区组织管理职能的模糊，直接导致社区内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彼此扯皮，无法实现合作共治，实际上增加了治理的成本，也降低了治理的效率。
（三）缺乏科学的社区治理目标
在我国以前的社区工作中，侧重点是社区的发展，忽视了社区中精神文明建设，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不足，同时还缺乏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这使得社区缺乏文化创新的活力，社区集体活动较少，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工作人员能力不高，对社区治理工作不了解，这样就无法较好的完成社区内部的治理工作。最终结果就是无法实现社区更好的发展。
三、针对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存在问题的改革探讨
（一）构建社会协同治理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就是指在协同治理的理念指导下，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培育，加强社会层面的参与沟通，通过社会参与平台的构建，让多方治理主体彼此协同治理，达到善治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协调好各个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实现社会治理多元化主体的协同互动，再次把协同治理机制落实到社区治理中。
最终需要实现的就是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
（二）构建合理的社区组织结构，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这里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是指：在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结构管理中，上级行政部门的专业管理要结合到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中，主要以街道办事处综合管理为主，同时做好专业管理的互动。由此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有机结合。
（三）明确社区组织管理的职能，确定科学合理的目标
社区组织管理过程中，要明确其管理职能，由此才能更好的实现社区组织管理的目的，达到社区组织管理的效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主要目标是构建有活力的、健康的和谐社区，这就要求社区居委会有科学的规划，能够根据社区实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自身社区制定社区发展规划。除此之外，社区居委会应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让社区居民能够在社区中享受到集体的福利。
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范文6
1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医院始终坚持“救死扶伤、服务军民”的宗旨，走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在服务部队的同时，主动承担重大灾害医学救援及支援西部等国家战略任务，成为一支兼具国防保障和公益性发展特征的医疗服务力量。在以提升公益性质为核心的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进程中，军队医院理应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到改革中来。但遗憾的是，在新医改中，军队医院由于身份的特殊性而未被明确纳入此轮公立医院改革，军队医院的尴尬地位及其自身的体制机制限制使其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
2面临的挑战
2．1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人事制度的改革。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国家是医院的用人主体，医院编制内员工属于公职人员，在中国形成较为牢固的“铁饭碗”思想，人员流动困难，限制了人员间的合理竞争和激励机制改革，对公立医院其他方面改革设置了障碍。因而，改革人事制度，特别是取消医务人员的行政编制管理，推广全员劳动合同制，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首要方面。对军队医院而言，医院内的军人编制医务人员并不适合实行劳动合同制;军队医院的编制外人员目前在军队“精兵”背景下，已成为维护医院日常运行的骨干力量;同时也要承担大量的为部队服务的责任，因而在待遇方面也应给予特别的照顾，以保证队伍的稳定性。完全参照地方医疗机构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将可能导致这些人员随时流失，与军队长远发展的政策思想不符，因而全员流动的人事制度在军队难以实施，需要探索既符合地方人事制度变化趁势，又能保证其安心在军队医疗机构工作的制度。
2．2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长期以来对公立医院的多头管理备受诟责，各个政府部门都有权力管理医院，但管理权限和重点各有不同，财政部门管理投入、人事部门管编制、计划部门管大型设备、卫生部门管机构人员准入等，最终造成谁都管但管理效能缺乏全局性综合考量的局面。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科学划分公立医院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回避不了的改革难题。为推进这项改革，各试点地区都在采取积极办法，如继上海申康模式之后，北京也成立了医管局，实行全行业属地化管理，树立“管办分开”的新标杆。有的试点公立医院开始建立出资人制度，成立医院理事会，对政府负责，并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取消了行政级别，拥有经营权、人事权、分配权。而对军队医院而言，无论是“管办分开”的制度、理事会制度，还是法人治理结构和院长取消行政级别等，均难以实现。而在属地化管理的背景下，地方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将逐步改善并趋向合理，而军队医院未来将可能面临由于管理体制方面的不适应而影响其融入属地的程度，进而影响自身长远发展。
2．3区域卫生规划方面在“强基层”的思想指导下，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使城市医院优质资源下沉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许多试点城市试点新的区域卫生规划，融合三级、二级医院和社区机构(农村为三级服务网络)，组建医院集团，引导集团内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一方面实现“强基层”目标，推进社区“守门人”功能，另一方面实现对患者的预防、治疗、康复、保健一体化服务。医院集团的组建，涉及所有权、经营权和人事权等的调配，许多军队医院由于运行体制机制的特殊性使之难以被纳入集团内，即使有部分军队医院被纳入属地医院集团规划，也面临着由于产权不清晰、上下级隶属关系难以明确等问题使得集团化的融合进程局限于表面，使这种联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军队医院未来在收治地方病员方面可能面临病源缺乏的问题，影响其发展。
2．4补偿机制改革方面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占总运营成本不足10%，而药费占医院总收入40%。为改变医院的“以药养医”的趋利机制，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将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特别是药品加成收入主要通过药事服务费和政府补助充足。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发展的大背景下，军队医院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与公立医院相类似的补偿机制，但军队医院的政府补助主要依照服务部队的情况由军费给予补充，对普通民众的服务收益通过相应服务费和药品加成收入获得。目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速推进，军队医院获药品加成取消后的政府补贴的机制、核算方式、渠道、标准等尚需协调和测算，由于补贴的渠道尚未明晰，相关测算研究未全面开展，获得合理补偿的时间较地方公立医院将明显滞后，使军队医院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面临着巨大的运营压力，如何缩短这一时间段，加快理顺军队医院补偿机制成为目前需关注的重点之一。
2．5引入社会资本方面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提高我国医疗服务系统的总供应能力，打破公立医院一支独大的垄断地位，实现医疗市场有序竞争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社会资本进入医院系统有两种方式:一是注资公立医院，二是新办医院。对公立医院而言，在内部机制改革基础上，再辅以外部资金和市场的配合，将会加速转型，也能帮助公立医院解决转型过程中的资本缺口问题。然而就像所有军字号的球队不能有外援一样，军队医院引入社会资本方面仍然存在制度上的限制，虽然在仪器设备等的融资租赁方面有所探索，但与其他公立医院改革相比，军队医院借助外部力量的能力仍然较弱，在未来的新医疗格局中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