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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与发展范文1
【关键词】价值取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近年来出台了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措施，特别是推出中职教育免费政策，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但是职业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而农村职业教育更是弱中之弱。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取向是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农村劳动力价值取向的现状
当前，由于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观念交融，农村劳动力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多样化，主要是对政治理解多元化，但是权利意识增强，经济利益尤其重视，更加务实理性。这两方面的观念导致教育和就业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上来说，认为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方式，但是更为现实的是会考虑教育是否对就业有帮助，对职业教育尤其是要求职业学校能够让学生学到技术，为就业增加筹码。经过调研发现，农村职业学校招生难，因为绝大多数农村家长和学生都希望学到真正本领，如果考上普通高中，再考上大学，毕业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找到理想的工作，以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只有在进入普通高中无望或者家境贫困的情况下，农民才肯将子女选择上职业高中或进职业学校，目的是混个国家承认的文凭，增加到城市就业的机会。
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分析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这种价值取向，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关键在于使得农村职业教育要贴近农村实际，发挥农村优势，真正繁荣农村职业教育。
（一）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农村职业教育走怎样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农村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融合化”发展模式是符合当前农村劳动力价值取向且符合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较好的路径，具体就是走专业“融合化”，专业和文化“融合化”，升学和就业“融合化”，即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适应农村就业的专业，在新生入学普通高中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适应农村就业的专业不分对象，每个学生都要学习，以学分的方式修满一定的学分作为职业技能学业水平考核合格。目标是将农村学生培养成为既懂多门专业技术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综合素质较高的合格劳动者。具体做法是文化课程和多个专业课程按一定的比例开设，使每个学生既有扎实的文化功底，又能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既使农村职业学校的学生学到了农村就业的本领，又为学生以后进一步深造打好了扎实的基本功。因为，采取农村职教与普通高中“融合化”发展模式，可以融文化知识学习与兴趣爱好选择为一体，让学生进行1-2年的“融合化”学习，既可以普遍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又能发现兴趣特长，为今后的职业选择打好基础。
（二）“融合化”学习的具体形式。在“融合化”学习专业的过程中，学校应开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为主的旅游、花卉、幼师、计算机等专业，在第二年的“融合化”学习专业的同时，学校设立相应的专业社团，让有兴趣的学生通过社团活动，进一步培养个人的兴趣爱好，进一步较全面地获取相应专业知识，使其逐渐形成专业走向。到第三年的学习中，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基础向“专长化”培养，开设文科班、理科班、体育班、美术班等对口升学班、计算机班、旅游班、花卉班、幼师班，集中精力攻一门专长。总之，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的三年课程流程为：高一“融合化”，高二“融合化”兼“社团化”，高三“专长化”。这种培养模式，既符合学生兴趣发展规律，更符合农村职教实际；既培养了学生多专业素质，也培养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学生升学愿望，也可以满足学生就好业的需求；既克服了农村职教空洞化的现象，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既克服了农村职教“城市化”倾向，也解决了农村职教招生难问题；既符合学生发展的需要，也满足当前家长价值取向。我们要面向农村学生，面向当地农民，面向当地农村市场，做活做优对接当地市场。只有做自己的特色专业，只有做自己的优势专业――“农”字专业，只有零距离就业，农村职教才有活力，农村职教才有生命力。
（三）“融合化”发展模式的意义。农村职业教育不能像城市职业教育那样开设专业，应该按照农村学生和家长的实际需求进行培养模式设计。如果按照城市职业教育那样开设专业，不能针对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取向进行专业和教学设计，会导致农村职教招生难，就业难，导致农村职教失去活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按照党和政府的教育政策，围绕当地企业需求，围绕当地农村，农民、学生需求，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才会有广阔前景。当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至今，单一的专业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空洞的多专业也不能使农村职业教育走出困境，走农村职业教育与普通职业教育“融合化”发展模式是农村职业教育当前切合实际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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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 予.新时期中国农村职业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沦为，2008.
作者简介
刘清林（1978-） 女，江西萍乡人，硕士，江西科技学院讲师。
吴章荣（1975-） 男，江西修水人，硕士，江西科技学院讲师。
乡村治理与发展范文2
论文摘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那么农村应该靠什么来脱贫致富从而实现小康呢一是发展现代农业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二项都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日标，十六大报告对“个面小康”的解释是惠及十儿亿人的小康，日前我困农民占个困总人日的}o%以上，如果农村小实现小康，就小会有个面小康日标的实现，所以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困苹命建设和改苹的根木问题)实现现代化日标，个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小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t
一发展现代农业，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一一必须培养大批能领导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刁一。
个球市场的形成，我困的农业产卜产经营已经纳入了世界农业产卜产体系，而我困是一个产业化程度很低的农业大困.我困大部分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规模小、成木高、质量低，标准体系小健个，等等)，并且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普遍小高，使我困农业科技含量小高，科技水平的落后导致农业的劳动产卜产率低下，农产品价格偏高、无法与困外农产品进行竞争、加入wTc)之后，更缩小了政府保护农业的空间，很多限制进日的措施都无法继续使用，我困一此农产品加}一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竟争，我困农产品小仅难以开拓困外市场，而且连保住困内市场都难)这必将减少农民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收入)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产卜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提高农民收入、即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战略转型、
这种战略转型的卞要内容包括:
(1高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产卜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2)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刻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竟争的加剧，面对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产卜产、加}_、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_}办作去完成，发挥分}一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竟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事实上，改苹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产卜了巨大变化，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应运而产卜，农村产业结构发产卜着新的变化，不f:统农业逐步转变为种、养、加一体化的大农业，科、}一、贸一条龙的新模式，初步形成了食品、饮料、果品、纺织、造纸、皮毛、药材、酿造、编织、饲料等十大农产品加}一业，数白个品种的农副产品加}一体系)农村经济成分旱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涌现出 一批新兴产业，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重要产卜民点，以港澳台地卜_和外商投资企业为补充的农村经济结构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农业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文化、技能、知识结构等要求将有明显提高)伴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才的需求旱现出新的特点)农村迫切需求掌握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技术、善于把科1i) }-1戈果进行一次开发、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h得经营答理、能领导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才、最明显的例r就是西部资u}优势之所以小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根u}，乃是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太低，适应小了现代农业的技术要求和结构变化，只能从事体力性的简单劳动，数量众多而无质量优势)小仅当地缺乏资u}有效持续开发和利用的人才，而且小能满足外来资金投入集约化资u}开发的劳动力技术要求)所以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必须顺应这一变化，要大力发展农业职业和技术教育，加强职业技术培训，肩负起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Jll史责任)囚此积极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和面向农村的高等职业教育(将来是木科)，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造就 一支数量庞大的、素质过硬的、适应现代农业大产卜产要求的农民队伍，从城乡一体化、个面发展教育、为农村教育提供出路这一角度看，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需要立即付诸实施，
一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一一其“突破点”在于教育，要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小在农业产业上，而是在非农产业上，即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所以带领个困人民奔小康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让他们充分就业的问题)而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保障
据初步匡算，我困日前1 /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极小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而且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据预测，20 O1-2010年个困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 350万左右、即使前20年保持年转移匕八白万人的速度，到2020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托力小可能有根木缓解)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是造成农业劳动产卜产率低、农民收入增加困难的根木原囚)
怎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纵观各U社会转型的Jll史经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木路径是城乡勺_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_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日转化成非农产业人日，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日，从而融入现代社会产卜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
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大力发展}一业，发展}一业的重要途径就是吸引外资，使我困成为资木市场，成为}一业制造大困，山此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央1999年经济}_作会议明确把中困定位于“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困”，困外也已经普遍认为中困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_厂”、到底中困能小能成为世界}一场，就在于中困能小能把握这个机会，能小能提供大量高素质而相对低价的劳动力)以中困在个球产业分}一中的实际地位，我困日前客观上只能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保持在困际市场的竟争力)而这种优势实际上产产卜于农村高达1.5亿以上的过剩劳动力，但日前在中困4.8亿多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其中大专以上的只占到2.6%，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小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非常缺乏.这种状况小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光靠廉价劳动力来竟争是小够的，囚为这并小能改善他们的产}一活质量，廉价的劳动力价格小能使他们富裕起来，离小康产卜活还甚远))，囚为现代企业正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劳动力将山过去的简单-体力劳动型向技能型、知识型转变)囚此必须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一作，以小断提高民}一素质，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务市场上的竟争力)怎样刁一能有高素质或者说合格的素质昵?就需要加强训练，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提升其就业技能)政府应该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开展农村人力转岗培训，开发相关课程和教材，1i)}究制定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所)
三农村人日转岗、转移就业培训将成为各级政府教育、农业部门近20-30年}一作任务的重中之重，政府应把农民教育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任务来抓。
乡村治理与发展范文3
关键词：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休闲文化
一、乡村旅游与休闲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奔波的脚步，希望摆脱高楼峡谷、水泥森林的束缚，享受休闲生活，缓解工作高负荷的压力，通过旅游观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和修复。乡村以其宁静优美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自然景观及纯朴的生活方式，迎合了久居城市的人们对清新环境、回归自然、心神宁静及健康快乐生活的渴求。乡村旅游把自然、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入到传统旅游文化中，丰富了旅游业的内涵，满足了新型的消费需求，是旅游业的一朵奇葩。
这里所说的“乡村”并非简单指从地理角度考虑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更多的是指农业人口、农业景观、农事活动和乡村村落分布区，以及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及规模较小、生活节奏较慢并且安逸幽静的非城市化地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是将场所界定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它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行为主体、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气候地貌、农家庭院、经济作物、森林田园等）和人文特色（民俗文化、生产形态、生活方式等）为对象，满足人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求根的需求。人们去乡村进行休闲旅游，其行为动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如体验、健身、娱乐、餐饮、购物等；二是精神方面，如观赏、摄影、习作、学习等。
所谓休闲治理，就是在我们面对问题时，要从休闲学或满足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思考、去梳理、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所谓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也就是面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要从休闲学的角度或从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过滤乡村旅游的管理过程、设施建构和景观设计等，力求实现基于休闲的物质空间建造和精神文化构建，力图充分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
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的方略
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充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品牌，有利于拓展、挖掘和保护我国乡村文化的休闲特色、起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潜在旅游优势，促进文化旅游业创新升级。
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农村旅游、农家乐等概念不完全相同，乡村旅游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定位。为了避免休闲治理的单一性、片面性及扩大化开发和经营，在进行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时，要正确认识乡村旅游的内涵、挖掘乡村旅游的特色、明确乡村旅游的定位，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休闲性
乡村旅游是社会进步和旅游得以发展的产物，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或者长期没有生活在乡村的人。这些人到乡村去旅游，其目的有二：旅游观光（看看美丽的自然、体验传统的乡村劳作等）和休闲（感染传统的文化，得到心理心灵的安慰与慰藉等）。休闲，不仅是人们去进行乡村旅游的最终追求，而且也是去治理乡村旅游的最好结果。一种休闲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我国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这与我国人民休假时间的增加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这对传统的旅游度假提出了新的诉求。基于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基于人民休息时间的增加，乡村休闲旅游应运而生且朝气蓬勃。也正是如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中，就要注意以下几点：旅游地建设必须将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休闲文化有机结合，将乡村的休闲景象、休闲生活和休闲风貌充分展现给游客，要增加旅游地的休闲设施和内容，提高旅游区档次，为游客提供交通、食宿、娱乐等各种便利的休闲条件，延长游客逗留的时间，提高重游率。当然，为了达到休闲的目的，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调节工作和旅游的关系，调整自己的行程和情绪，力求达到这样状态：聚精会神工作，全身心投入休闲，工作时不要休闲，休闲时不要工作。
2.突出乡村性
我国乡村的明显特征是不论在自然空间建构、道路交通设施，还是生产工作方式、社会文化与组织，与城市社会截然不同，存在一种乡村所独有的文化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传统文化，具有有别于城市的文化差异性。乡村旅游的标识是“乡村性”。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要使乡村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注重乡村性。否则，将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失去个性，旅游产品出现同质化。何景明、李立华认为，“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乡村旅游“乡村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风土――特有的地理环境，如辽阔的土地与人口的稀少；风景――可供欣赏的景象，如一个特别的湖泊、一座清秀的山峰、一望无际的草原等；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如一个乡村独有的自然景观和经济活动、劳动方式等；风俗――一个地方不同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民俗，如具有典型传统文化特征的文体活动等。刘德谦也认为，乡村的风土人情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李开宇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乡村性，通过乡村性的空间和景观意向去实现休闲认知。冯淑华、沙润则认为，所谓乡村性指的是地域性、旅游资源特性、社区参与性、旅游本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由此可见，乡村性既包括乡村居民世代生活遗留下来的诸如建筑、村落等静态景观和风情，也包括伴随着乡民们繁衍、生息、传承的乡村文化、氛围、环境和活动。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应该突出“乡村性”的发掘、保护和完善，而不是削弱或减少乡村性，不能走“准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3.注重参与体验性
人们之所以去一个地方旅游，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好的规划、多么好的开发与管理，而是因为人们去哪里能获得什么――物质的或精神的，有价值才值得人们向往，没有价值谁都不会去浪费时间。久居“水泥丛林”的城市人，备受钢筋混凝土的束缚，饱受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压力，被逐渐卷入亚健康的漩涡里。于是，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成了城市人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人们向往乡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生活，去那里呼吸泥土气息、欣赏田园美景、享受宁静闲逸、感受淳朴人情。简而言之，乡村旅游的核心和人们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休闲体验。乡村旅游就是实现在乡村内的体验为主要目的。较之于一般的旅游来说，游客更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为此，乡村旅游应提供基于乡村特色的差异化休闲体验。
4.彰显民俗性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根生在乡村。农村的饮食、着装、礼仪、节庆、婚嫁、民谣、传说等都充满了浓郁的乡村特色。乡村旅游作为民俗文化性产品，其特点主要是具有物化民俗的体验性、制度民俗的参与性、精神民俗的感知性等。丰富性和鲜活性的民俗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推陈出新的源泉，是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机制与基础。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注重对彰显民俗性的农家土特产、手工艺品、风俗活动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入挖掘和展示这些地方民俗，使游客充分体验到不同的乡村特色，接受乡村文化的熏陶，切身感受到淳朴的休闲体验。
5.维持生态性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旅游者越来越关注旅游环境的生态质量。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和生命线，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维持旅游地的生态性成为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首先，应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农田、庄园、野生动物等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因为没有了清新悦目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质朴怡人的农耕景象、天地人相融入画的和谐意境、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改善饮食、语言、服饰、古迹等乡村人文生态资源，维持农村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断推出生态旅游产品。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态经营的理念，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6.提升文化性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策划、规划和开发者对文化应用、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文化的理解。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文化因素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导向越来越重要，只有注重挖掘乡村旅游文化的内涵，才有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因此，我们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时，首先就要过滤文化的因素，实现文化的设计、文化的规划和文化的提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挖掘并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性：一是培养乡民基于“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二是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三是促进区域休闲文化的形成，以引导人们的休闲观；四是大力营销宣传，开展品牌战略。
7.发挥产业的带动性和示范性
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就旅游而旅游，要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规划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整合旅游要素和资源，实现以点带面，让各乡村相互学习借鉴，放大示范带动效应。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或理论体系。中国各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源、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差异很大，可以首先对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进行示范，让各地农民相互考察借鉴。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乡村旅游的市场，还可以促进农业科技交流与推广普及，推进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和区域合作。因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的过程中，各地应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治理有成效的地区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进行合作交流，以便推广良好经验，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8.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
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土生土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而当地的居民正是这种景观的重要载体和拥有者、保护者、传承者，如果没有了当地居民的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难免会造成本土文化的变质和流失，乡村旅游将失去原真性和生命力。另外，当地居民的态度和热情是乡村旅游目的地重要的软环境。居民亲自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服务活动，可以从中获得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和热情转移到旅游服务当中，进而扩大旅游的乘数效应，减少经济漏损，提高游客感知满意度和体验质量，满足游客的休闲需要。
如何才能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呢？首先，要使乡村旅游治理与所在乡村形成利益共同体，要让居民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收益，拓宽居民创收和就业渠道。其次，旅游治理措施要考虑居民的多层次需求，增强居民的自我意识、认同感和凝聚力，强化参与治理的意愿。最后，建立科学、合理、公正、透明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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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与发展范文4
【关键词】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帮助。这里的关键还是国家要鼓励外部的社会组织进入乡村，帮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组织能力，更要激发他们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在这方面国家有两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册政策支持参与农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展，另一个是财政工具，政府可以购买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服务，让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之中，由此借助于社会组织，增强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凭借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发动乡村建设运动，试图解决当时阻碍中国发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穷、散”痼疾。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励着当今一少部分知识分子尝试着在乡村开展建设，其中乡村治理是他们所重点关注的。如果国家对这些行动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将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的发展之中，会大大地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乡村治理与发展范文5
20世纪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新领域。协商民主强调参与讨论和协商主体的平等性，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共识的追求，这使得很多西方学者将协商民主视为选举民主的补充，更有甚者认为协商民主最终会替代选举民主。正如达尔所言，“协商民主的目的是达成共识，各种利益在博弈中取得最大公约数，是一个利益相互妥协的过程”[1]1。这种古典式的公民参与和协商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充分体现，有效克服了选举民主的不足。事实上，早在古希腊的雅典就已出现了协商民主制度。应该说，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范式得到了复兴。
虽然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西方，但是协商民主在中国早已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来[2]22。农村是探索协商民主发展的基础，如何充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如何调动农民有序地参与协商民主，如何实现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乡村协商民主的含义
简单地说，乡村协商民主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利益攸关方的村民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公共问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在协商民主框架下，村民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协商地位是平等的。
乡村协商民主最早的实践形式是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随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协商民主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河北地区，乡村协商民主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咨询会、议事会、谈心会等多种协商形式。正如马克思对民主给予的高度评价：“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3]39-40作为民主形式的协商民主同样是人民的作品，乡村协商民主是村民在实现自身权利过程中不断探索出来的。
二、河北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一）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探索
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治发展。例如，江浙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公民组织发展迅速，这些因素使得公民政治参与得以有效进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较高，但是从整个民主运行环节来看，经济因素对民主参与起到了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在河北，协商民主形式是随着河北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丰富起来的。与江浙地区相比，河北经济发展处于中速发展状态。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河北农村经济结构依然以农业为主，农村大量的青壮年流入城市，或者外出到北上广等大城市打工，农村空心化比较严重。这些现状导致河北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依然处于一种探索的状态，但是在党的十之后，河北乡村协商民主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探索出了许多形式。比较典型的乡村协商民主治理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1.月协商制度
月协商制度是河北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主要通过月协商座谈会形式开展，每个月举行一次。大名县和宁晋县在探索月协商制度上取得了有益成果。大名县和宁晋县政协为了进一步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搭建了政协委员常态化履职平台，建立了月协商制度。特别是大名县政协正式出台了《关于建立月协商座谈会制度的意见》，这是大名县政协拓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形式、增加协商深度、提高协商成效的有益探索。
一般来说，月协商制度主要是每月上旬，以专题协商座谈会的形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协商，每次就一个专题达成共识，最终形成科学决策。月协商制度在河北各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且月协商制度已经扩展到乡村一级。月协商制度类似于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同样是围绕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的一种民主实践形式，一事一议制度也是一种农村基层民主决策和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主要采用协商、讨论、对话的方式来决定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注重的是讨论而不是投票’。”[4]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协商的议题，月协商制度的议题主要是农村中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农民当前关注的主要问题;二是协商的主体，月协商制度是基层政协探索出来的协商形式，在向农村开展过程中县级政协及政协委员发挥着带头作用。
2.搭建三个平台
隆化县政协为了更好地实现协商民主功能，充分搭建献诤言、出良策的三个平台，为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献计出力。具体来说，搭建了协商议政平台、建言献策平台、履职尽责平台，这三个平台有效地将协商民主从县级扩展到村级。
搭建协商议政平台，主要是从县级政府层面对全县经济社会问题开展协商，进一步完善、深化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和基层民主协商，进一步完善各项协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以专委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为平台的协商议政活动。搭建建言献策平台，主要是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问题，以专题形式开展调研，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乡村与群众建立联系，通过撰写调研报告、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履职尽责平台，主要是完善政协联络工作制度，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协调沟通。从横向上看，加强政协常委成员与政协委员之间、专委会与政协各个界别委员之间、政协委员与政协委员相互之间的联系;从纵向上看，加强政协委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三个平台的搭建与建设，有效地搭建了乡村与政府、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沟通平台，充分发挥了隆化县政协的协商民主功能。
（二）乡村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从前文分析的两种典型协商民主形式看，我们认为，月协商制度和搭建三个平台主要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村民主动参与或参与协商过程中主动性与积极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公共问题意识不足
协商民主是利益攸关方的村民通过平等的对话、讨论等方式，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公共问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公共问题是协商的关键因素，它背后体现着村民的公共意识问题。如果村民仅仅围绕一些家长里短式的问题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那么这些诉求并没有进入公共问题范围。例如生活垃圾问题，这是农村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即针对村民的生活垃圾乱扔、乱倒现象，村民与干部、村民与村委会就如何治理该问题进行协商。但是，如果村民仅仅因为自身利益，就如何治理自己门前垃圾问题进行协商，那么这有悖于协商民主精神。在一些乡村，村民自身利益问题时常超过乡村公共利益问题，使得一些问题在公共协商的框架内无法展开，这种公共问题意识的不足最终会损害村民自身的利益。
2.组织化程度不高
在河北乡村协商治理过程中，组织化程度不高主要体现在缺乏必要的组织将相关利益整合起来。在一些农村，村民的利益诉求始终处于一种碎片化形式进行表达，而这种碎片化的诉求会同时发生在不同的农村，那么这种碎片化的利益诉求如何整合到公共问题中？有的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村委会之间必要的协商进行整合;也有的学者认为，需要建立专门组织对某一公共问题展开协商。针对第一种解决方式，我们知道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少数村委会成员有时会追求自身利益，特别是政治精英掌控着很多资源，很难与村民进行有效的协商，这是影响协商民主开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建立一些专门组织将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同时该组织又能与政协委员建立联系沟通机制，这有助于发展乡村协商民主。
三、完善乡村协商民主治理的路径分析
乡村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针对河北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问题，为了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需要通过以下路径解决。
（一）发展乡村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民出现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私营企业主、互联网商户等，这种结构性分化造成村民针对公共问题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河北乡村结构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务工人员增加、农村大学生流入城市。一方面，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河北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不断加剧。如何在农村开展有效的协商？如何在协商过程中保护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利益？这是协商民主在河北乡村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乡村组织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从协商民主过程来看，乡村组织能够有效地将相同利益群体组织起来，从而更好地代表和表达群体的利益。针对某一公共问题，乡村组织召集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协商，在组织内部首先达成共识;同时，乡村组织与乡镇党委、政府进行协商，表达该组织的利益诉求，通过有效沟通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当然，在现实协商过程中，由于农村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乡村组织协商平台需要进行反复的沟通与协商才能达成共识，这可能会提高协商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乡村组织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协调优势。
（二）培育协商文化
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以相应的文化为支撑。脱离文化支撑的制度是没有灵魂的，是不能长久发展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14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需要培育协商文化，一方面，协商民主是基于协商文化产生的，另一方面，培育协商文化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协商民主。
乡村治理与发展范文6
安徽省紧临江浙沪等沿海发达省区，区位优势明显；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农业资源富集；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影响颇为深远。在30余年改革探索的实践中，乡村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潜在优势初现端倪，农业发展方式迅速转变，农民收入构成呈多元化发展态势，适应高科技发展的现代农业初具规模，从而为安徽顺利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基于传统因素，安徽村舍空间布局、乡村人口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明显失衡。村庄的密度和规模由西北向东南总体上呈减量态势，而乡村环境和经济发展却呈增量态势：皖北和皖西北以平原为主，村庄密度高、规模大，但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降雨量少、气候干燥，农业发展的盲目性、无序性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皖中及沿江地区以丘陵为主，村庄密度较高、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势低平、河流布网，由于工业“三废”处理的随意性、趋利性，对土质、水体等的污染面积较大；皖南地区以山地为主，村庄密度偏低、规模较小，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植被覆盖率较高，降雨量多、气候温润，工农业发展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程度低，适宜人居。总体上看，安徽乡村发展分区差异明显、村庄村舍规划不成体系、基础设施配套尚待完善，这些都是乡村建设中不尽人意之处，离乡村“三美”的总体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亦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崇者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故乡村状况的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从事其他建设的根本前提”。安徽美好乡村建设不是纯粹迎合时展的乡村重建运动，更不是“返景入深林”的复古造势运动，而是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山林水体、民俗文化等乡土优势资源，推进乡村产业和经济快速发展，提高村居生活的品位和档次；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凸显乡村山水风貌和人文地域特色，完善中心村道路、电力、供排水、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有效处理产业“三废”和农村生活垃圾，不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营造一道“绿水蓝天、文化和谐”的乡村美丽风景线。
二、美好乡村建设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或难以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个人或企业提供而主要由政府提供以满足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或服务。从供给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即“非排他性”的特征；从消费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依据满足公共物品属性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相较于其他公共物品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环境公共物品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亦是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供给渠道来看，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两大类：或基于“上天恩赐”而形成的自然物，如江河湖泊、高山深谷、海洋空气、动植物群等，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或基于特定需要，必须由行为主体（譬如政府）来提供的公共环境设施（譬如防洪工程、污水处理器材等“硬件”设施），环境“软件”（譬如环境制度、环境信息、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等等）。从消费角度而言，有些环境物品可以看作纯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即一个人消费无法阻止其他人或集体的消费，譬如正常情况下人们对空气的利用；有些环境物品是准公共物品或拥挤物品，消费中不排除集体行为，但超过其承载量就会产生负效应，譬如过度放牧会造成草场资源破坏，过度抽取地下水会导致水源枯竭，等等。然而，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初期阶段，由于趋利避害的人性使然，环境资源的配置往往是低效率的。这种低效率主要表现为外部不经济性，“当生产或消费的所有副作用没有被包括在市场内时，外部经济效果就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现象。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扭曲了环境公共物品的真实价值，也使环境公共物品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就我国而言，市场失灵诱使环境公共物品成为稀缺资源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省区或资源富集省区。而经济发达相对滞后的省区则是在模仿和承接发达省区产业转移的进程中，出现了环境资源稀缺等诸类问题。安徽省紧临东部沿海的发达省区，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架构中，始终面临着跨越发展的强大压力。为了赶超东部发达省区，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环境资源的透支消费演化为一种时尚，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在此背景下，乡村环境资源保护也被极大地忽略了，片面追求产业的发展，对环境稀缺资源消费远远超过了其承载的最大阈值，乃至酿成了诸多环境问题。无可争辩的是，乡村环境治理作为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复杂工程，解决之尚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一）政府需要为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提供制度保障诸如环境公共物品这种“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事情，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完成”，政府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无疑是集体行动中最强力的组织单位，如果积极作为是能够满足社会民众对环境公共物品需求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无疑是环境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者。安徽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证明，当前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保障。任何一种游戏，要能持续进行下去，离不开相应的游戏规则，生产环境公共物品犹如一场游戏，又何尝不需要规则呢？诚如奥尔森所言，在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中，正式约束或外在的制度往往是解决集体行动困难的重要保证。笼统地说，环境制度体系包括环境法律法规、政府行政命令、环境政策规章和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制度规则，在维护环境公共物品正常生产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好乡村建设涉及道路硬化、村旁绿化、景观设计、垃圾处理等多项举措，均与乡村环境治理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大量的环境公共物品。而这些环境公共物品牵涉面太大，社会自助、他人自觉又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趋利性，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些无济于事。但是，带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不仅可以引导环境公共物品生产，而且还可以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性保障，从而使其提供变得更加快捷、高效。
（二）纯环境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或生产纯环境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其内容复杂性、生态系统性和利益普适性，是不能排除消费上搭便车行为的。况且，有些纯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信息等）是个人或社会很难提供的，而有些纯公共物品（譬如平衡生态系统、净化空气等）虽然可以由个人或社会生产提供，但却难以从生产中获取利润，甚至连收回成本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个人或社会也自然而然没了生产、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动力。因此，此类环境公共物品一般是由政府生产或提供的。安徽省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就政府层面而言，需要做到：其一，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就全省范围言，除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城郊和东南部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以外，绝大部分乡村没有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也难以为乡村基层组织提供比较稳定的税收，因此乡村基层组织的经济自助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基层组织将大量资金用于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是不现实的。其二，产、学、研相结合，加大对纯环境纯公共物品的科研投入。提供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有助于美好乡村建设的顺利推进。但是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关系到能否合理利用资源和科学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涉及到生态学、环境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技术知识。因此，生产或提供适合美好乡村建设的纯环境公共物品，需要将产、学、研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优势，避免单向度作业。其三，制定适宜美好乡村建设的环境监测标准和环境政策。与城市相比，乡村环境承载量大、自我恢复能力强，将适合城市的环境监测标准、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模式原样套用于乡村环境的治理，无疑是不适合的。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乡村更大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三）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也离不开政府协作准环境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排他性的特征，只有达到了某个临界点，才会出现拥挤的现象。也只有在此情况下，继续消费才会导致低效率。换句话来说，准环境公共物品如果利用得当就有利润空间，也自然能够激励个人或企业生产或提供。当然，这需要政府借助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给予适当的安排，才能调动社会力量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的主动性、积极性。退一步说，政府部门作为利益阶层中“相对独立的一元，产生了独立的利益诉求。这就导致了政府及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进行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继而在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上出现“政府失灵”。因此，就准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或提供而言，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其中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即是其间最有效的运行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形式，对准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美好乡村建设中的村庄规划、排灌河渠维护、村旁绿化和垃圾处理等）的数量和质量作出明确要求，同时将其生产权让渡给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由其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政府也可以通过财税补贴的形式，对利润空间较小的项目给予适当减免或优惠。尚需要提及的是，合资共建也是值得探讨的协作方式。在此方面，浙江临安市美好乡村建设中合资共建项目的一些成功做法，其经验有借鉴价值。
三、美好乡村环境治理，“有所作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前，乡村环境不容乐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共识。乡村环境治理的难度不亚于城市环境治理，此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况且，基于乡村环境法规不完善、民间环保组织严重缺失、民众环保意识整体性不高以及乡村环境治理的强外部性特征等复杂因素“决定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农村环境的地域性特征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及乡镇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美好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需要切实履行职能，准确定位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到有所作为、善于作为。
（一）进一步明确并适度强化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职能理论上言，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权限的合理划分，既利于环保主管部门的集中统一管理，又助于各级环保部门结合自身地方实际，充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但由于县乡等基层环境管理权限散落于多个行政部门中，权、责、利等权限的划分也较为笼统，多地环保部门形同虚设，实际职权却被发改委、水利局、林业局、住建局、农资委等肢解了。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环境问题，必然导致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因此，实现乡村环境有效治理，明确各行政部门职能并适度强化环保部门职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明确政府环境管理职能，有助于发挥政府的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节省交易费用等优势。政府在作出决策时才能将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起来考虑，尽量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反之，如果行政部门充当地方经济利益的代表和执行人，作出的决策就可能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即便结果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乡村环境治理也是丝毫无益的。具体而言，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县乡等基层行政部门在决策系统中应当增加环境权重，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监管，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引进“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新型产业发展，逐步引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坚持规划引领、示范带动，稳步推进乡村环境改善长期以来，由于乡村建设缺少权威性的指导文件，也没有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随心所欲地盲目建设弄得乡村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原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修建的灌溉渠、预留的可耕地、承载生物多样性的湿地或沼泽地等资源在注重效率、“增产增收”的运动中，一批批地变成了良田；21世纪伊始，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栋栋高楼在良田中拔地而起。随着时间流逝，美丽的田园风光正在消逝，也警示着人们：乡村环境治理需要权威性的规划引领，需要树立示范村、“样板村”，发挥其示范带动效应。《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规划（2012—2020）》的应时而生，为美好乡村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文件。丘陵平原各领千秋，山寨村郭各具特色。中国乡村，“政府机构在环境污染的控制与整治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为此，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果断地摒弃奇思妙想，而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以《规划》为引领，规划建设中仿效云南丽江古城、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充分借助山势水体走向，在保持乡村田园风光的前提下，体现浓郁的乡土气息。村口环境治理重在绿荫成行、植物造景；河道整治旨在疏通水系、改善水质；庭院环境设计讲究特色、营造和谐。具体实施当中也要坚持试点先行、量力为之，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以后才能逐步推广，切忌脱离实际、盲目蛮干。
（三）完善基层政府的乡村环境考核激励机制2005年11月23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建立科学评价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果机制，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公布考核结果，严格责任追究制”。尽管国家层面明文规定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但是基于乡村环境治理初始化投资量大、盈利空间较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地方政府在考核具体操作中，GDP的权重仍然有些偏高，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等作为考核体系中的软性指标，基本上没有落到实处。如此以来，乡村环境治理反倒成了基层政府唱起的“高调”进行曲，滥用环境资源的丑恶现象却是屡禁不止。因此，乡村环境治理需要省市行政部门通过有效制度安排，设计出一套关于环境考核的激励机制，才能使县乡基层政府、环保局等部门有足够的动力去加强保护环境、履行环境监察等职能。
（四）加大环保宣传力度，着力提升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沉重的决策担子，最后将不得不通过广泛的民主参政来分担解决，否则政治制度无法维持。”乡村环境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乡村环境治理若没有民众的主动参与、积极行动，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为此，政府要有效推动乡村环境治理，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纵向比较，民众的环保意识的确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彻底改变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民众普遍缺乏环保知识，客观上也需要县乡基层政府做好环保知识的普及工作。为此，需要基层政府结合地域特色，精心策划，拟定出操作性强的宣传方案。譬如，开展以环保宣传标语上墙、环保观念入脑为内容的“环保知识下乡”活动，举办环保知识培训或环保知识竞赛，指导“绿村化林”创建活动，播放警示环境影片或展示“震撼性”的环境宣传画，等等。为了便于宣传活动的开展，凸显环保宣传的效果，可以采取“传、帮、带”，或“传接力棒式”等多种方式进行。“传”即由资深环保专员将环保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授给觉悟相对较高的乡村干部，然后由乡村干部带着环保知识去做广大村民的工作；“帮”即由接受能力较强的村民或充分发挥中小学的教育职能帮助环保意识较差的所谓“后进者”；“带”即充分发挥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的示范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继而以点连线、以线筑面，有序地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在亲历生态环境变化的实践中提升其生态环保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