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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论文范文1
中国早期哲学有百家之说，百家都以自己的主张去解释社会和人生，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百家思想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却也看得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兼容性。如儒家哲学中以“仁”“义”为核心理念，而墨家哲学的核心“兼爱”也以“仁”“义”为主要观点，《墨子》中提到的“仁人”“义人”就是实行兼爱的人，这说明作为第一个反对孔子的人，墨子也并不是完全孔子的观点，而是有所保留，有所借鉴的。汉武帝时儒学成为国家官方学说，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当然这时的儒家思想已从其它各对立的学说中择取了许多思想内涵，而道家复兴形成的新道家不但接受了重要的儒家经典，而且也承认了孔子是最大的圣人的地位，这都说明百家学说是在相互渗透、相互接纳中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发展的。
2、时代性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政权的更迭，战争的创作……都会令许多人从精神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目光去审视它，中国哲学的时代性日渐清晰。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之中，百家争鸣的局面之下，各国都需要一种思想体系指导它摆脱弱势，谋求强大，在对各家学说的体验中，法家得到了各国的认可，战国后期各国推行法家思想，变法图强。这其中对法家哲学利用最为彻底的秦国实现了华夏的首次统一，可以说这是各个国家的选择，更是时代的选择。而在汉初要废除秦的苛法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下，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待到汉朝元气恢复，道家哲学出就不再适用，维护君子与小人区别又根据德、才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新儒学被推到汉代历史的前台，同时也被推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当儒家哲学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以后，它的内容与深意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完善、充实，且名声远播，倍受珍视。可以说它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2009年央视的开年大戏《走西口》中，落泊书生田青为求重振祖业，心怀以儒家思想精华汇聚而成的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踏上了走西口的征程。当时主人公的目标非常明确，心态非常平和，他只求通过走西口能挣到钱，让娘过上好日子，收回祖上的田家大院。所以祖上的家训就是他全部的精神依托，最稳定的世界观。当他认识了一些革命人士，接触到革命思想以后，对于革命志士为他修正的“祖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他没胡反对，他接受了，并把它做为自己所开办的“志同贸易公司”的行业准则。
而当他几番奋斗重归于零，引领他走上革命征程的人死于非命，面对母亲的期待的训问，他又道出了自己心中对祖训的新的诠释:“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这是主人公对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的鞭挞，也是对祖国强大，人民自由的渴望，更是主人公人生观、世界观的真正升华。在这个升华的过程中，兼收了许多儒学以外的更为宽泛的思想内容，也体现了当时动荡时局下要统一民族思想，振奋民族精神的民族心声。时至今天，虽然不能说已实现了世界大同，但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认识到了吸收别国优秀文化并用以创新自己文化的必要性。世界的目光瞅准了中国，盯在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百家之说上，甚至他们也如中国人尊敬地称它为“国学”。全世界掀起了国学热。儒家的《论语》、道家的《老子》、兵家的《孙子兵法》……都成为了人们的必读书目，人们都在以自己的需求如饥似渴地汲取其中的文化精髓，以中国哲学培养自己适应时代的能力。而从国家的角度上讲，我们的治国方略讲求“以法治国”，同时也强调“以人为本”，这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的进一步融合，它打破了中国古代“儒表法里”的模式，而是两手抓，两条腿走路。即以法家的“法”“势”“术”观点实现对社会秩序、统治方式的规范化，让人们知法、守法、用法，确立法制化社会，建立法制化国家;同时以发展充实至今的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水准，提升人们的精神意识，使人们形成并认可新时代下同一的民族精神，唤起整个民族为中华复兴而努力的信心与责任。
中国哲学论文范文2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孔盂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它包括状态、性情和习惯等。在西方传统里，它分为勇敢、慷慨、谦逊、节制、大方、大度、温和、公正等条目;在中国传统里，它则分为恭、宽、信、敏、惠、忠、孝、礼、智、义等条目。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仁”是以对人的真诚之爱为基础。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养.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用。“刚、毅、木、讷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无以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血缘之爱.生而具有，情深意切，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必须扩充出去。“泛爱众而亲仁”以至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仁爱之心，就不再是软弱的情感.它有着深刻的正义感.有着宽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内在规定——“忠恕”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论语·里仁》)“忠”是尽其在我.对人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与人忠”旧，反对“为人谋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为人处世，实现“仁”的美德。“忠恕”的具体内容就是五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层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有层次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碍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个层次是仁德，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旧君子应具有中庸之德。君子应群而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如此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个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现实德性。
德性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的德性。孔子虽深受弟子爱戴，但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还不具备君子的德性。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这也说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探讨四德的根源.认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之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基础，认为四德来自人们的四种心理状态：“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从人自然内在地具备“四心”的意义上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旧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是以仁义礼智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所在。他从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角度探讨四德之l'n-J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义札智四德是他的伦理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范畴.以四德为骨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伦理学的整个体系。
孟子认为.仁和义作为德性.其表现形态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是内在的，深层次的，义是外在的，浅层次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的生命和幸福与道德理想、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卫仁义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这是孟子伦理思想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德性修养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养之道在于从“心”内求，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罚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居敬、穷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秩序。
朱熹首先对“理”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为是物者”，是物之规律;二是物之“所当然之则”，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为也”。朱熹认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都是“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必然。他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pt他认为德性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他说：“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丽存在，这种超时空、超感觉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问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明。他说：“理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万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这就是说，“理”不仅是诸种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则是仁、义、礼、智。要达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须做到“居敬穷理”。“居敬”就是做事专心致志。谨慎小心，不受的干扰，不丧失心中的“天理”;“穷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认为将君、臣、父、兄、弟、夫、妇、事师长、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规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方面，这种规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个角色都应当严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这种一一对应的伦理规范.整个社会就能顺应天理.因而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社会就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朱熹主张重德轻欲，认为人欲是罪恶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就是说，尧、舜、禹三代帝王心术是天理流行，社会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术都是人欲之私.社会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混乱、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标就是铲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复三代的天理。他强调天理并不是要消灭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从天理，人正当的欲望是与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当的欲望才与天理相违背，这时只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把握好一种尺度.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这样.世界就将处于一种美好的境界。
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他认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阅。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统治者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以静制动。也才能“以寡而服众”。
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认为加强道德修养应该积极促使青年实践、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说：“学者大要立志。”对于立志.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闻“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闻。立志是朱熹求知进学的出发点.因为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识得道理原头.便是地盘。”嗍不然.则无从下手。道德修养贯穿于人的始终。而学校之道德教育对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将学校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伦理规范“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同时.朱熹在道德修养方面继承了孔盂的观点.认为修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朱熹认为我们能够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来实现道德上的至善.这就是忠。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我们能够推已及人，在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叫做恕。“忠是无一毫自欺处，恕是称物平施处。”他解释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忠恕相互联系，“‘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日：‘无忠，做恕不出来’。”人们真正做到了“忠恕”就到达了“仁”的道德境界，“合忠恕，正是仁”闷。信者诚也。所谓诚，朱熹认为“诚者。天之道，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诚之者.人之道，是实其实理，则是勉而为之者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之道也。”
中国哲学论文范文3
线并不存在于客观物体中，是画家自己提炼的意象。中国画的线独具艺术魅力：首先，她是立体的，讲究浑圆厚实。这种效果来源于中国毛笔的特点和使用方法，笔锋运行始终保持在行笔轨迹的中间，即“中锋行笔”，这样写出的线条中心是骨、四周是肉，外柔内劲，如“绵裹铁”。其次，她是有生命的。长短粗细、刚柔曲直、浓淡枯润、轻重疾徐，巧妙组合成不同的节奏和旋律，充满气韵，灵动传神。再者，她还是有情的。中国画中，线条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塑造形体的要求：顾恺之勾线如春蚕吐丝，舒缓自然、联绵不绝；有“吴带当风”之誉的吴道子勾画人物衣带，则势若风旋，圆转飘逸；陈老莲则高古奇骇，变幻莫测；吴昌硕遒劲泼辣，纵横恣肆。线条是中国画表达思想、意念、情感的手段，是中国造型艺术之魂，是中国画家赋予自然以生命的重要媒介。传统中国画用笔讲究笔法、笔力和骨气，擅长以用笔的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表现物体的质感，即笔精墨妙。古人“勾线十八描”之说，便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这种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是由原始岩画和彩陶画为代表的早期绘画所奠定。传统中国画用墨上主张以墨为主，以色为辅，讲究“墨分五色”，即以水调节墨的干湿浓淡，化为“焦、浓、重、淡、清”等多层色彩。黑白相和，调出无数色阶，虽非五彩缤纷，却具兼容万色之能。与西方绘画的原色理论不同，中国画家不会考虑运用色调来达到画面色彩与固有色彩的相似，也无需运用色彩去再现事物。谢赫“随类赋彩”的色彩观要求中国画家不能只是简单地记录自然界的缤纷色彩，还要对其进行归纳、提炼和夸张处理，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用色观念，形成了中国画独特的色彩世界。中国画家这种以变化微妙的“黑白之道”的单色系水墨来表现事物的技法，具有更大难度，考验了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度和驾驭力。我们在中国文人画里很难看到用汁绿画的竹子，这是因为，在中国文人眼里，简单的模拟是无能的表现。中国画并非历来就不重视色彩的运用。唐代以前，中国画家普遍重视色彩运用，唐宋时期的工笔重彩画，设色浓丽，艳而不俗，体现了极高的色彩技巧，所以中国画古称“丹青”。只是唐宋以后，尤其元代以来，文人画逐渐兴盛，水墨写意渐渐成为主流，水墨画也由此成为中国画的代名词。中国绘画的色彩观极具哲学意味，这种哲学意味与老庄思想一脉相承，极富民族特色。中国画对黑白的总结是：“黑为色之父，白为色之母”。“以干、淡、白三彩为正墨，湿、浓、黑为副墨。墨之有正副，君臣。君以定之，臣以成之。”①中国文人画的水墨体系正是色彩对比的极端应用。中国画的这种水墨观正是老子“五色令人目盲”哲学观的反映，也是儒、道“刚柔相济”思想的体现。中国画巧妙地赋予色彩以深奥的哲学使命，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模式，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用笔和用墨是一种技巧的两个方面，墨由笔出，笔由墨现，笔为骨骼，墨为血肉，一笔下去，有笔有墨，浑然天成。因描绘对象不同，笔墨也千变万化、呈现出万般风貌。
二、以形写神，畅神达意
中国画坛先辈很早就提出“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原则。传统中国画不满于“形似”，而以“传神”“气韵”为最高标准，讲究教化功能，追求悦情养性，强调澄怀观道、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可见，人物传神的刻画关键在眼睛，力求“含情得神”。相传顾恺之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②顾恺之的“传神论”奠定了中国画以形写神、重在传神的基础框架。元代画家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齐白石的“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物外求似”“缘物寄情”“物我交融”的境界被诸多画家纷纷效仿和追慕，这种精神超越了对具体物象的描摹再现，强调对事物“精神性”的把握，体现了中国画对“写意”的重视。何谓“写意”？“写”，就是表达和抒发；“意”，指意志、意趣、意志，是画家的主观感受。“写意”就是画家通过绘画来表达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即“寓情于景”“缘物寄情”，作画旨在“写意”“寄情”。倪瓒的《六君子图》，表现的是江南秋色，近景有松、柏、樟、楠、槐、榆6棵树，疏密掩映，直立挺拔，每棵树都有其象征意义。枯而显润的笔墨，清疏幽淡的画面，空寂荒寒的意境，既是画家崇尚天真审美理想的体现，又是超然物外心理情绪的宣泄，作为中国画的特殊表现风格，写意体现了中国画的特殊审美取向，成为中国画区别于其他外来画种的总的艺术特点。中国画中，不论是放笔驰骋、疏放简括的写意画，还是层层渲染、细腻工整的工笔画，虽然笔墨、技法迥异，但对写意韵味意趣的追求是一致的。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扑面而来的悬崖峭壁墨色凝重，一泻千尺的瀑布细如弦丝。曲曲小路、款款商旅、潺潺溪水与渐行渐近的马队铃声相应和，动静相映，韵律和谐，令人如临其境，充溢着闲适悠淡的诗情画意。画面既工整细腻，又开放有度，既是工笔又是写意。透过画面我们不难感受到画家的生活阅历及其对人生的感悟。
三、以虚带实，虚实相生
自古以来，中国画往往在构图上经营有方。或层层渲染，密不透风；或寥寥几笔，疏可走马。虚实结合，疏密有致。尤其擅长留白。马远③的《寒江独钓图》中，老者，扁舟，寒江，独钓，虽寥寥几笔，却是烟波浩渺。大幅留白，渲染出江面的空旷，气氛的萧寒，有力烘托了渔翁凝神贯注于一线的神气。马远最擅长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取舍剪裁恣肆，无拘无束，人称“马一角”。其《山径春行》如出一辙，只在左下角绘以山间小径、树木人物之外，其余大幅留白，笔断意连，发人幽思，意境极佳。同时代的夏圭在构图和笔墨技法方面与其非常相似，景物简洁，常取半边，远近呼应，虚实结合，素有“夏半边”之称。其《溪山清远图》，近景突出，远景清淡，半实半虚，大幅留白，令人产生无尽遐想和审美愉悦。齐白石画虾，画蟹，画面虽并不着水，但空白之处皆为明净之水。与马远、夏圭一脉相承。中国画这种“虚实”、“疏密”的美学观与中国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其“天人合一”“计白当黑”的美学思想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道德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即画中实处，即浓墨重彩处；“无”即画中虚处，即笔墨虚灵清淡处。画中虚实，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互相依存，无虚便无实，无实便无虚。正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④要使虚处灵，应求实处工，传统中国画这种“知白守黑，计白当黑”的审美观，体现的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虚实结合的辩证思想，与老子讲的“知其白，守其黑”意出一辙。“空白”作为中国画表达审美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中国画的神韵所在。
四、散点透视，以大观小
西方绘画常用焦点透视法，中国画则多用散点透视法。即画家通过不断移动立足点来进行观察，画面组织不受视域的限制，不同观察点看到的东西，皆可组织进画面中来，也称“移动视点”。这种“散点透视法”，使中国画构图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把大量的千里万里之景色，曲折迂回之境界充分地表现出来，尤其自“长卷”出现以来，更是将这种透视诠释得淋漓尽致。尤以《清明上河图》为典范。画面以汴河为中心，远至郊野，近至市井。桥上行人，河际船舶，亭台楼阁，街道河港，尽入画来。通过视角转换，表现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繁盛的景物。传统中国画那种“咫尺千里”辽阔境界的表现，正是得益于这种散点透视、以大观小的技法。所谓“以大观小”，沈括《梦溪笔谈》说：“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意即以高观下，鸟瞰俯视，山川之景尽收眼底。“如人观假山”一语道出山水画家对空间的处理技法。当然，这里所说“假山”是指置于案头供人观赏的山水盆景。意即画家只要站在跟前就可以将其尽收眼底，仿佛于高空俯视千岩万壑。千山在胸，尽收眼底。
五、诗书画印，完美综合
中国哲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重道；轻器；文化；修养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26-02
中国传统文化是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它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它的身上既体现了世界性，又呈现了民族性。在我们中国的语言环境里，“文化”一词本是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从此意义上，文化也就是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人化”。因为它意味着人以其所创造的各种器用、制度、语言、行为和概念等非自然的产物来对所谓“天下”，实即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从而使“人”区别于物，并使世界在一定的层次和意义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人化”既然反映的是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在文化诸要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哲学的智慧正是从这里开始发源生长。哲学对人的意义、在整个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首先就体现在人们对“化成”世界的活动和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给予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所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是密不可分的，要了解中国文化，就要学习中国哲学；而通晓了中国哲学，也就认识了中国文化。
在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我国形成了一些文化传统，如重道轻器、重德轻艺、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重体悟轻思辨等，这与中国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特质相关的，也形成了中国修养哲学的主题，两者总是交织发展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一、重道轻器的传统价值观
《周易·系辞》是最早对道和器做说明的文献，提出了道“上”器“下”的二分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可感知的、具有形象的存在物，便属于形而下的器；反之，以不可感知的、无具体形象的存在物，则叫做形而上的道。道与器相互依存，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存在但是其中内含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周易·系辞》还系统阐述到：“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对道作了抽象的定义，它把阴阳互补并使之平衡的机制称为道。认为道外化为“仁德”并孕化万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道”但又不易被觉察到的一种规律。那么，道的变化所表现的形态或者说是具体的形体是什么呢？毋庸置疑，是器。道是宇宙运动的总规律，器是道变化运动中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器随道变，把握了道自然就能灵活自如的驾驭器。冯友兰认为，在这里表达了其特有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体系，《系辞》围绕“一阴一阳之谓道”，阐述了“道”作为宇宙运动的总规律，是以阴阳双方的矛盾对立和相互作用为内容。而《系辞上》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下文是“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两句是突出的是事物通过阴阳变化走向通达。故与“一阖一辟谓之变”相适应的，是“往来不穷不相通”；而与“化而裁之谓之变”相适应的，则是“推而行之谓之通”。可见，道与器的关系与阴阳之变是相应的。一句话，它们既上下相对，又上下相通，不能截然断裂。此外，在《周易正义·疏》中还描述了，形是物质，形在器不在道。可见，形就是物，形由道而立，道就是阴阳流转的规律，一切物都是阴阳构精而生。一切有形的事物皆可称为形，所以，天地所生万物和人类创造的物都属于形的范畴。
直到春秋战国时，“道”与“器”这种平等的辩证关系发生了变化。先秦诸子百家对“器”都持否定的态度。如：儒家对“器”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认为“器”侵害了“善”。道家则从“器”中提炼出“道”的因素，说明“器”的完美不是终极目的，“器”必须近乎“道”，才是一种高尚的境界。
二、重道轻器价值观的文化本质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人文章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重道轻器的价值观就随之表现出人文性。以人为本，以礼乐教化为本体的“道德人本主义”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各方面，特别是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特色。因此，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身与名的关系、义与利的关系。
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社会伦理重于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遵循的就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原则，那么，他们在价值取向上必然采取的道德唯上，社会历史领域就成为人们思维和实践活动的重心。先秦“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大多数中国的思想家们关注社会、人生问题的探讨，因而就形成了重视主体修养和社会治乱兴衰的思维定势，形成了中国文化重人事、重家族、重社会，轻自然、轻认知理性或者技术理性的文化传统。
在身与名的关系上，表现为重名轻身。人们热衷追求善，能否把一种道德保持到生命的终点是关键在于他是否有完整的道德人格，并强调人要注重主观的道德素质的修养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道德观念普遍特征是重名誉尚气节。
在义利关系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也认为“义之养生大于利”。到了宋明时期，理学派发展迅速更是将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推向高峰。正是这种崇尚“义以为上”的道德追求，使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公正不阿、廉洁高尚的人。
三、中国修养哲学中的重道轻器特质
如果说“爱智慧”是世界“思想”的共性，那么“希圣”、“闻道”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以道统来驾驭一切，道统是中国古人的最高理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根本，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具有包罗万象的统一性。与道相对的是器，指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是派生的。这一思想也成了中国修养哲学的核心。
“修养”一词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尤其是儒释道，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整个中国哲学是以追求得道为最高目标的，而只有通过人自身修养的才能体会道，也才能把握道。如，儒家要达到成己成物、内圣外王须存心去欲、格物致知；佛家成善成佛则要通过顿悟修行、超脱轮回；道家必须以涤除玄览、反朴归真成就真人和圣人。所以，换句话讲，“修养”是中国人从事哲学的途径，不同之处就在于修养方式。
我们纵观各家修养方式，大致有两种路向：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前种路向致知由心向外物推广，格物指外物获得推广之理，简单说，就是通过经验获取知识，从而推动、提高个人素质；后种路向注重体验本心，通过内省觉悟获得体知，然后在现实活动中得以贯彻落实。需注意的是，这两种路向不是孤立、并行的，格物致知是基础并为诚意正心提供手段和前提，而是求知与为圣的统一，内省与实践的统一。
修养的目标是达道。但是，作为修养主体的人，要想真正悟天道、识天理，只有经过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方式。无论是积极有为的儒家修身养性，还是涤除玄览、损之又损的道家修养方式，本质上他们描述的理想人格要通过有为的修身养性乃至艰苦磨练才能形成，是后天的而不是自然生成的。《中庸》云：“修身以道，修身以仁”。儒家认为，儒者践行必须以个人身心涵养为前提和基础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人际交往活动。这种活动是形而上的体道，是一种使人在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调整中获得人生自觉的活动。
由于在中国哲学史上为圣与求知是统一的，而求知方法等于道德修养的方法，和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的修养哲学，既具认识论的意义，又有伦理学的意义。
中国人对人道和天道的认识是一种对存在的体验或体悟，把它作为有理性、有意志的生命主体去对待。中国哲学词汇中，有许多词就涉及了此类体验方式，如体察、体会、体知，等等。从字面上讲，“体”就是亲身体验的意思，即“体之于身”。人们在从事体验活动时，主体与客体，道德与知识是彼此和谐统一的。一方面，体验与感性紧密相连，是一种价值认识或意义认识。另一方面，体验在一种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又表现为“知”，它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的一种认知。
中国哲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规律
党的十报告独立成篇、系统论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还严峻的形势下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抉择。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是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在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概括、总结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在哲学的普遍真理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哲学基础。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在长期对我国生态演变自然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尊重的基础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的。尊重自然，就是强调自然与人处于对等的地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不能够违背自然规律，也不能无限夸大自然对人的控制性，认为自然规律是神秘的、不可认识和利用的。而是以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为前提，尊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身、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体。建设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既不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也不脱离中国实际，打造“空中楼阁”，要辩证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按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尊重自然，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要用全面和系统的眼光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系列科学方法。
人民对生态文明理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对自然规律由自发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自动利用的认识过程。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完全依赖自然，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只停留在直观、经验的程度，盲目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机械地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虽然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开始了大面积开荒屯田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引l了自然界以干旱、涝灾、山洪、风沙等形式对人类进行的回馈，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对人类生活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这个阶段，只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自发认识和运用阶段，人们处于只是被动地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发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非常微弱，处于能够顺应自然、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解放都处于萌芽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肯定阶段。在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巨大解放，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被迅速释放，极大地刺激了人征服自然的欲望，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开始对自然资源、能源过度性地开发。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创造和增加，人的能力和作用被无限膨胀，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征服自然，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各种科技手段来改变自然规律，达到任意支配自然的目的。这个阶段是人片面夸大自身能力、违背自然规律的阶段，成为人类征服自然、背离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阶段。
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经过否定实现的。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即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这种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既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地从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充分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遵循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阶段，处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自觉时期，要求适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实现了对自然规律由自觉到自觉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的质的飞跃。
哲学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是以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为前提的。对事物的认识，尽管曲折、反复，如果认识主体尊重实践的检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可以逐步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认识论揭示了认识和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和实践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它们的不同作用片面地夸大，使之绝对化，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工业文明时期，认识与实践相背离，认识严重脱离实践，导致人在自然面前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妄自尊大。生态文明理论则要求把认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要求顺应自然，一方面强调人类在活动中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在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达到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任何实践都是在既有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类社会之所以高于自然界，是因为人类具有在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下时，实践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当人们的视野扩大、认识水平提高、逐步深入并理解了更多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之后，实践活动也就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科学性和水平。工业文明时期，由于人们片面夸大人在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产生了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人口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这是由于认识与实践出现了严重偏差，出现了片面追求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发展造成的，导致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面对这样的形势，只有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明确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到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再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表明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因此，在生态问题上，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价值观和道德观基础上的。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由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和人们对事物的主观需要两个因素构成。前者是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后者是构成价值的主体条件。价值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性。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抽掉了价值的客观基础，把价值的主体方面无限夸大，使之绝对化，这是完全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把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衡量自然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疯狂地进行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对自然破坏能力的逐步加，对大自然不计后果的开发和掠夺，导致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
中国哲学论文范文6
中新网1月15日电 浙江“草根学者”陈明达最近在美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人类文明史中的奇葩——阡张文化》，认为阡张是古代时期的“土地证”，阡张的寓意、象征含义单一明确，就是阡(土地)(扩)张。体现的是中国民众“田连阡陌”的发家致富愿望。阡张是中国人的天才发明，是中国民俗丧葬文化中的“活化石”，是世界民俗文化的奇葩，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明达从阡张文化的起源与演变，阡张文化与土地的关系，阡张文化中的民众生死观反映，阡张文化各地形态差异，阡张的工艺制作等，全面论证、阐述了阡张文化享有三个世界之最：阡张文化是中国民俗(丧葬)文化的“活化石”，保持着原始的形状、名称、度量进制；是活着的民俗(丧葬)文化，其中浙江黄岩及其周边地区至今尚在使用；是活着的手工制作工艺，保持着原始的生产制作工艺、流程。它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唯一性。民俗文化用品都是直接表达实物，如纸钱、元宝等，只有它形象地寓意土地，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陈明达认为，中国民众对土地的追求和孝敬祖先，最终完成了对阡张的发明创造。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把土的掉渣，无法想象、体现的东西——质朴无华、硕大无朋的土地形象地通过阡张体现出来。阡张是后人奉献给祖先的“土地”，同时祈祷祖先保佑后代子孙田连阡陌、人丁兴旺、百世其昌。所以，我们要感谢祖先给阡张文化打上深深的土地烙印，使其世世代代不可磨灭。
陈明达数十年来坚持学术研究，去年他与徐仁达、赵颂平、夏吟合作，在美国出版了两部《金瓶梅》研究的学术论著。同时他对地方民俗和民谣也深有研究，已经应国际作家书局的约稿，正在写一部地方民俗学的专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