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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1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新媒体 运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薄弱环节，急需从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与创新。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媒体已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在大学生中也逐渐普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新媒体运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教学现状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依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相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按狭义和广义划分，狭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主要是指各种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广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既包括狭义的实践教学活动，又包括校内的实践活教学活动的。从各个学校的实践来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还是多采用广义的实践教学。目前，虽然各大高校努力以各种方式加强实践教学，但收效甚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仍有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受时空的限制大，教学多流为形式。从实践教学的时间上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学时一般规定为总学时的一小部分，较少的课时使得一些老师思想上不重视，实践中实施也没有保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时数达不到，有的就将这个学时直接改为理论学时，只进行一些课堂内的实践活动，时间不充裕就很难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从空间上看，有实践教学很多需要到校外，要到社会上去，要有实践基地，受条件限制，会让实践教学难以开展，时空的限制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多流于形式。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落后，教学观念滞后。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虽然很多，但许多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与新媒体的各种形式让学生眼花缭乱相比，对学生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环境发生了变化，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形式。在传统社会，老师与学生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老师能教学生，更多的是由于老师的经验、知识，掌握的信息要比学生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在网络时代，信息更多的是共享的，网络传播的即时、快捷，使得学生与老师在信息上几乎没有区别，可是部分老师还是依靠传统教学，教学观念落后。
3.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不高。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的公共课，它的对象是全体在校学生，一些高校都采取合班、大课上课，因此对课堂内的实践教学学生热情不高；对于校外社会实践，受制于条件，大部分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时，做不到让每个学生都参加进来，因此，实践教学的效果也只能在一部分学生身上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实践教学，学生的参与度都不高。另外，由于每个学生的参与热情是不一样的，实践教学也不能考虑到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这也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问题之一。
4.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评价反馈体系。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要有实践教学，但具体如何实施，如何评价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来看，不管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多是单向进行的。一些实践教学活动都是学生看完了视频，参观考察结束，社会实践写完了报告就算完成了实践教学活动，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感受如何，实践教学完成的情况如何都不能及时地反馈与评价，也就达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正是因为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也不够理想。
二、新媒体的特点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新媒体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新媒体相比于传统媒体而言，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方式更多，信息量也更大，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用新媒体技术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教学方式的改革。
1.新媒体具有超时空性，可以克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受时空限制的问题。互联网将全世界连接了起来，改变了传统媒体受地域限制的特点，将传播扩大到全世界，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从而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一方面，对于大学生而言，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自己探索、自己探究，学生的课余时间比中学生要充裕得多，新媒体适应了大学生时间碎片化的需要，运用新媒体为实践教学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新媒体可以打破空间的限制，它不仅仅局限在课堂上，课外也可以对学生的产生影响，新媒体让实践教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实践教学，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新媒体具有多媒体性可以丰富实践教学的形式。新媒体是信息社会中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结果，包括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技术，它是动与静、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的结合，新媒体可以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它将传统媒体的长处集于一身，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接受哪种信息。运用新媒体的多媒体性可以改进和完善传统的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3.新媒体既可以做到覆盖大众，又可以做到个性化服务，从而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一方面，与传统媒体一样，新媒体可以做到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而不像传统的实践教学，尤其是一些可能是受条件所限的实践教学，传统的教学形式不能每个学生都参与，新媒体的加入可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也会让每个学生都有兴趣，从而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育人目的。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通过网络可以真正实现个性化服务，利用新媒体，学生可以在网络中展现自我，张扬个性，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交流，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4.新媒体的交互性与即时性可以及时反馈实践教学的情况并对实践教学效果进行有效的评价。在新媒体的多种特性中，交互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性。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虽然形式多样，但是还是依赖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传播是“点对面”的单向线性传播，学生与老师之间没有互动，对于实践活动的效果也不能及时反馈，而网络传播是交互式传播，利用新媒体能及时互动，非常便捷。有了新媒体，学生通过互联网或手机发表自己的见解变得更为便捷，成本也很低廉。利用新媒体，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可以及时把握实践教学中学生的感受和思想动态，对实践教学进行及时调整；当实践教学完成后，还可以与学生交流，而不受课程教学的约束，可以更好地评价实践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新媒体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融合
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丰富内涵和新媒体的特点，可以让各类型的新媒体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新媒体环境下，将各类型的新媒体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互联网新媒体的运用。现在互联网也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渗透的工具，互联网已成为新战场，因此，互联网新媒体的运用至关重要。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来看，一是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网站，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主题网站中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辟专栏，介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与内容，并展现已经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成果，让学生直接感受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为他们进一步投入到实践教学中做好准备。二是利用博客和微博。博客可以简单、迅速地发表自己的心得，即时、有效地和他人进行交流，特别是当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时，学生会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及时和大家分享心得，对其他的学生也会起到激励与启发的作用，从而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也可以由思想政治教育者集体创作某一主题，通过邀请学生加入此博客和微博圈，随时随地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更好地为实践教学服务。三是建立像QQ群这样的即时通讯工具。因为大学生除了上课相对集中以外，很多时间会比较分散，通过QQ群这样的即时通讯工具，师生之间的交流就非常便捷，它可以即时向学生实践教学活动的最新动态，对有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还可以建立不同的群，开展分类宣传工作。这样的即时通讯工具它还可以一对一匿名交流，私密性好，学生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动态，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对思想政治工作极其有利。
2.手机媒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运用。大学生中拥有手机的比例几乎为百分之百，把手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利用的资源刻不容缓。在思想理论课实践教学中，运用手机新媒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开通短信群发功能。短信群发具有便捷、快速、准确的优势，在实践教学中可以向学生及时传递活动通知、活动过程动态和相关知识等，编辑实践教学专题短信，对增强实践教学效果，提高学生思想认识非常有效。二是手机短信互动。自从短信互动加入电视娱乐节目后，短信互动参与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也超乎寻常，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比如知识竞赛、辩论赛等都可以运用短信互动参与，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吸引力。三是手机即时通讯工具的使用。手机体积小、携带方便，也便于移动，所以对于即时通讯软件，大学生更青睐像手机QQ或微信这样的即时通讯软件，虽然功能比在电脑上受限制一些，但是基本的功能都具备，所以像这样的手机即时通讯功能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在实践教学中利用它也是势在必行。
3.电视新媒体的运用。电视新媒体中数字电视与IPTV，主要针对家庭用户，所以受条件所限，它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还有待时日，但是对于移动电视与户外新媒体是可以尝试运用的。移动电视是一种移动视频播放，具有被动收视、无意识接受的特点，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来看，社会实践必然要依靠移动的交通工具，所以可以在这时投放一些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主题宣传片，效果不言而喻。另外，还可以尝试利用的户外新媒体主要是LED电子显示屏，在高校一般用显示屏打一些欢迎标语，但是部分时间是闲置的，这可以用来写上一些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标语，也可以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资利用的新媒体会越来越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会越来越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石磊.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09.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2
关键词：政府 公民 互动共治 媒体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社会利益呈现了多元化和分殊化的趋势，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模式也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探索最合适的治理主体与治理模式是当下公共治理研究的重要命题。政府、公民、市场三者常被认为是公共治理的主体，根据对治理主体的认识不同，形成了四种治理模式理论。分别是：1、基于市场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基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公共服务理论；3、基于政府与公民共同合作的善治理论；4、基于政府、市场、公民三方合作的合作治理理论。
1.“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的提出
本文提出的“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在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十分确定地提出。但“官民共治”、“互动合作”等类似概念散见于一些学术论文与文章当中。“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这个概念是基于善治理论、合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善治理论、合作治理理论是当前治理理论研究中最为前沿的理论，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应当追求的最佳的治理模式。诚然，当公民社会发展成熟，政府与公民的地位对等时，提倡两者合作的善治治理模式或提倡多方合作的合作治理模式将会实现并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当前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还在起步阶段，政府的力量仍然强大，在这种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谈善治、谈“合作”似乎为时过早。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确实开始发挥其作用，而政府也有所觉察地进行着职能的改革。近年来，因为公共政策、公共工程、公共事件的分歧，经常出现政府、公民双方互动博弈，最终改变政策走向的事例。最典型的是，2009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发生。该事件被视为公民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标志事例。这表明了政府与公民都在成长与变化，并且在互动博弈中同时地对对方施加压力与动力，两者的相互作用力正在共同推动治理模式的变革，虽然未达到大范围的主动“合作”，但已是“互动”频繁。 “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这一概念表述，更为准确地表达当前中国的治理现状。同时，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也是当前中国治理模式改革的更为可行的短期目标。
2.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的意义
2.1契合当前的现实条件
寻找最佳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是关乎人民生存与共处的切身问题。而实践证明，市场有“市场失灵”，政府有“政府失败”，公民社会也会有“志愿失效”，单凭一方的力量，无法完全满足日益复杂的治理要求。当前，中国仍是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的治理还是公民社会的发展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如果盲目地追求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出现，损害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如果过分追求公民社会绝对控制，与政府对抗对立，也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在现阶段，政府和公民社会应建立一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可以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也是当前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特点最为契合的公共治理模式。
2.2达到善治的必经阶段
俞可平在《治理和善治引论》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如果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终极目标，那么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便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经阶段。因为，当前中国政府仍然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不可能马上主动放权于公民；而公民社会仍处于初级阶段，不可能立即抗衡政府。通往善治的道路，必须一步一步地走。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首先在于使双方“互动”成为可能，成为常态，成为推动治理变革的动力，这才有机会进一步地达到政府与公民的平等合作的善治目标。
3.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的对策
3.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共治能力
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的过程中，政府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
3.1.1加快有限政府建设。首先是理清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属于市场规律控制的，交还市场自主抉择；把社会组织可以管理、可以管好的公共事务交还社会自主供给。第二，加强权力监督。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内部的监督权、执法权；另一方面，要完善外部的监督机制，通过社会监督制衡政府权力。第三，明确责任范围。有限政府有责任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维持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产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
3.1.2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首先，要加强依法行政的观念与能力。如通过培训、考核以及建立法治政府目标体系等手段，使公务员队伍形成自觉遵循法律、法规，严格按照程序管理的意识。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加快行政立法。在行政决策中，应该健全公民、政府联合决策机制，保证决策民主、科学、规范，保障公民意见传达通畅；在行政审批、行政处罚中，规范程序，保证公开、公平、公正，提高透明度。第三，完善责任制度。政府需要完善在决策、执行、绩效等各个环节上的“行政问责制度”，对失职、渎职行为严厉追究责任。
3.1.3加快服务政府建设
首先，转变行政理念，建立服务型公务员队伍。政府应该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出发点，建立服务型公务员队伍，提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第二，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政府可通过官方网络平台的建设，及时政务信息，获取信息传播主动权；另外，加快日常行政事务的网上办理服务，提高效率，便民利己；同时，建立政府与民间网络平台的互动合作，促进信息公开及民意收集。
3.2培育公民社会，建立合作机制
培育发达的公民社会，是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的重要保障。
3.2.1培育现代公民意识。首先，创造公正法治的培育环境。一方面，要加快法制建设，推行普法教育，培育公民法治意识。另一方面，健全民主制度，在治理中遵循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原则。第二，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及宣传。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加入以培育公民的独立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为课程目标的公民教育课程。另外，以典型公民形象、行动的宣传促进公民意识觉醒；通过社区事务的共同参与，培育参与意识；通过公益活动，宣传公民责任意识。
3.2.2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政府可根据政策制定的三个阶段鼓励公民参与。政策咨询阶段，可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进行民意征集和民意倾向性的数据收集，鼓励公民主动发现、界定最迫切的公共问题，并把这些公共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的设计阶段，政府可通过网络调查、听证会、论坛等方式鼓励公民提出建议、分析利弊；在公共政策实行阶段，鼓励公民反映政策运行状况、随时监督。
3.2.3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机制。首先，政府应放下成见，加快清除不必要的行政管制。第二，下放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权，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多样化。如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分担社区服务、政府直接授权非政府组织承包某项公共服务等。第三，进一步完善合作保障制度。一方面，通过法律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保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正常供应；另一方面，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机制。政府可通过建立专项资金、成立基金会、引入社会资金、建立税收优惠制度等方式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在专业技能、机构运营、内部管理等方面提供培训服务。
3.3发挥媒体中介作用
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的过程中，大众媒体起着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
3.3.1主动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首先，主动通过媒体及时信息。在网络媒体、自媒体发展迅速的现实背景下，许多公共事件的曝光、传播往往快于官方，这使得政府陷入被动。政府应改变被动境地，主动通过媒体公开相关数据、及时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把握舆论的主导权。第二，借助媒体力量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畅通政府公民沟通渠道。政府可利用传统媒体公共政策讨论稿，利用网络媒体平台提供公民建言划策的渠道，利用自媒体反馈的数据了解民意倾向。通过及时掌握社情民意，调整公共政策制定方向，减少决策错误。
3.3.2正确认识媒体的监督作用。首先，要认识到媒体实质上是公民对政府监督的途径和手段。媒体对政府权力运行的曝光正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信息公开、行政监督的渴望。媒体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民的监督。政府对此充分认识，才能持正确的心态面对媒体的追问与揭发。第二，利用媒体监督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政府职能转型既需要政府内部寻求善治的原动力，也需要外在的推动力。媒体对公共事件的深入报道、分析，对公权力的关注和监督等都有助于促使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与服务政府。
3.3.3保障政府、公民、媒体三方权利。目前，我国虽然在信息公开方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我国在新闻立法方面仍然比较滞后。因此，应该加快新闻立法，健全相关法规。对于公众，应当保障其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在信息获取方面与政府地位对等，在参与共治过程中获得渠道保障和权利保护。对于媒体，应当保障其自由度、独立性，进一步保障其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中介功能。对于政府，如果媒体有不实报道、受到名誉或权益侵害时，可以依法管理、规范、惩处相关行为。
注释：
①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与现实，1999（5）：39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范杨林.“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危机与破解[J].中国市场， 2011 （14）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3
信息传播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
移动互联网中传播主体的多元、自主特性，正在使信息传播面临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一，便是在信息传播中的信息由中心节点（传播者）向目标圈层（收受者）的流动过程中，以往的“熟人型结构”正逐步转化为“陌生人型结构”以及“混合型结构”。
所谓传播的“熟人型结构”，指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的一定意义上的熟识程度，即双方对彼此有着较为长期的接触，地缘上通常较为接近，在传播心理上，因为对彼此相关信息较为充分的掌握而形成较好的信赖关系。总体上看，这种“熟人型”的信息传播结构，存在于较为传统的体制内媒体机制中：传播机构更多是本地的体制内专业传媒单位；在数量方面较为有限；空间分布上较为均衡；在准入方面，受到较为严格的资质门槛限制；在机构从业人员方面，从业人员不仅数量相对有限，而且业务能力须得到相应部门的从业资质认可。
所谓传播的“陌生人型结构”，是指在互联网技术的背景下，信息传播主体间形成的彼此之间（特别是信息接收者对信息传播者）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收受者之间出现了愈发明显的认知“间距”：传播者的身份不再是既定的机构、有限的数量、知名的品牌，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的大多数。
所谓信息传播的“混合型结构”，是指信息传播中由于新媒体发展而产生的“熟人型结构”与“陌生人型结构”并存的传播结构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其一，由于传统媒体的存在，使得信息传播中的“熟人型结构”依旧是其主要形态；其二，新媒体传播中，由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渠道而传播的信息，也维持了“熟人型结构”的特质；其三，一些直接产生于新媒体环境下的知名信息传播机构与知名个人传播者，同样维持了信息传播的“熟人型结构”；其四，更为海量的并非产生于传统媒体的微型、非知名内容传播机构及个人，则生成了广泛存在于当今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陌生人型结构”。
契约缺位凸显网络空间治理困境
新媒体条件下网络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潜在的重要影响之一便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导致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基于委托――为基础的健全的契约关系的缺位。所谓委托――关系，即指信息接收方作为委托方，信息传播方作为方，双方基于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关系，形成为共同促进信息传播活动所需要的彼此激励与约束。
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活动中，这种契约关系往往是隐性的。但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媒介变化中，隐性契约关系往往并不具备先在的约束力，因而使得网络空间的治理困境最终凸显。
在新媒体发展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背景中，网络空间治理需要综合经济、声誉、法律与伦理道德四者为一体的新型治理机制，也即形成基于经济、声誉、法律与伦理道德四者为一体的显性契约机制，通过健全契约关系，来应对网络空间治理中出现的困境。
其一，从经济契约的角度看，经济契约是将信息传受关系纳入市场的机制中，通过传受双方规范的市场契约，通过经济上的激励与约束措施，以权衡经济上的成本与收益为途径，明确双方在信息传受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
其二，经济契约关系能否落实，需要有完善健全的法律契约关系作为保障。法律契约关系不仅要对经济契约关系提供法律层面上的制度性支持，还要不断在以下两点进行完善：第一，对新媒体相关的治理法律进行动态性的修订；第二，对有关新媒体内容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新媒体等手段进行有效传播。
其三，与法律契约关系相联系，还需要使得从专业主义精神出发的伦理道德契约关系不断完备。内容监管方与内容消费方在沟通中形成一套既体现监管方的社会导向目标，又兼容信息消费方普遍社会共识的新媒体内容传播伦理与道德契约框架，是亟需推动的工作。
其四，基于声誉的契约机制，也是一个重要考量要素。新媒体品牌的自我更新成本极低，导致其对维护品牌的声誉与价值的相关激励机制减退。
另外，上述四种契约机制还应在关系论的层面上注重其联系。四种契约机制需要统一到完整的基于网络空间的治理机制中，这是机制建设方面的考虑。在机制的执行方面，则需要在内容生产者、内容消费者、内容监管者之间建立沟通反馈的机制，让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形成“三方共治”的局面。
“差序格局”与治理机制设计调整
新媒体信息传播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最大不同点之一，便是“差序格局”的存在。在“差序格局”的原典中，其被解释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格局形态，在这种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
新媒体信息传播不仅实现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形态的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传播中多元传播主体地位的凸显。其以类似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方式，以千差万别的多元组织、个体传播主体为波心，基于千差万别的圈层，形成同心圆式的信息次第传播。以此视角看待网络空间治理，可以发现，伴随多元主体的传播活动，在信息传播以无数波心为圆点进行发散式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伴随处于一圈圈波纹线上的圈层内传播，还包括因为波纹交叉所造成的不同圈层间的传播。离波心越远，代表的关系越稀薄。因而，网络空间中的劣质信息正是由于这种无数传播主体波心引起的波纹间的随机交叉，造成了其传播路径的复杂网络化。
综上所述，对于网络空间治理路径而言，规范的契约机制设计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分析视角。只有良好的契约机制，才能基于有效的制度，更加有效地逐步化解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中存在的劣质信息现象。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强、李路路、林克雷：《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4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管理模式；实现路径
一、“多中心治理”管理模式的优势
（一）时效性。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大量飞速生产、碎片化传播、集中爆发、聚合效应等特征日趋明显，信息数据的筛选、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多中心治理”架构如同有多个信息获取平台，以及快速应对中心，每个中心都能够分担一元中心的负担，在增加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减少信息传导、处理流程，缩短应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二）专业性。网络信息与航空公司相关较常见的有航班信息、地面保障、机票营销等，在海量信息中辨别有效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效引导信息发展趋势，需要有相对专业的知识背景作支撑。对行、机务维修、客舱服务、运行控制等领域，专业的业务交流、问题讲解更容易引起社会外界的共鸣，也更容易得到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三）多样性。多中心治理的架构能够丰富公司与社会的接触面，不论是业务领域、专业技术，还是地域范围，都可以提供更多能够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资讯需求，它们一方面能够发挥出舆论宣传、树立品牌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成为员工建言献策的新平台、沟通交流的新途径，也能为员工舒缓压力和宣泄情绪增加新的渠道。
二、企业网络自媒体“多中心治理”的实现路径
规模越大的企业，尤其是跨区域发展的大型企业，其管理职能细分的越充分，与外界接触的点和面也更多更细，这导致对企业现代网络自媒体的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根据行业的不同、组织结构的不同、企业内部管理流程的不同等情况，“多中心治理”也会有多种模式。
以笔者供职的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为例，在新浪微博上，有官方微博@东航官网（粉丝数756万），也有众多以个人名义注册的用户，分布广泛，当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大V用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多中心治理”是个不错的管理尝试。
（一）以组织机构为分中心建设。以东航上海总部及各分子公司的自然地域划分作为基础，每个地域建立一个官方认证的网络自媒体，成立相对独立的项目组进行运营管理。目前，南航在官方媒体基础上，已经按此模式建立了各分子公司官方认证网络自媒体。此方案优势在于组织结构明晰，初期易于操作；劣势在于仅仅是在规模上实现多中心，功能上依然是一元中心的缩微版或加强版。
（二）以业务模块为分中心建设。按照航空公司内部各业务模块或者功能模块进行分类，每个模块建立一个官方认证网络自媒体，成立相对独立的项目组进行运营管理。比如@东航假期、@东航蓝盾、@东航95530 。此方案优势在于每个自媒体都能够吸引一类人，在功能性上可以实现专业纵深突破，建立较为牢固的受众群体；劣势在于受众群体容易受限，没有实行业务一体化管控的业务模块较难推行。
（三）以特色微博为分中心建设。以公司目前已有的、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特色微博作为基础，不断创建、培育新的特色微博，各特色微博之间互相支持、呼应、互动，形成东航特色微博矩阵，发挥规模效应。比如@青春东航、@东航凌燕、@东航机务茶社 等。此方案优势在于基础好、运营管理经验丰富，一旦形成规模将会持续发挥影响；劣势在于覆盖面有限，建设周期较长，新的特色不易选定。
（四）以混合管理模式建设分中心。以上各种单一模式的分中心建设方案都或多或少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而混合管理模式可以结合各方所长，最大限度的扬长避短。具体说来，可以在统一的公司官网之下，围绕航空公司运营的三大领域：安全、效益、服务，分别建设分中心，形成各自矩阵，各分中心由各分子公司、生产单位、职能部门联合管理。各分子公司相应单位、部门可对应加入分中心管理团队参与管理。如此，一能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管理体系；二能通过分中心之间的协作，集公司之力实现各个点的突破；三能充分利用现有平台，盘活整体资源；四能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保持公司对整体的控制和影响。
综上所述，以混合管理模式探索东航网络自媒体“多中心治理”管理模式比较有现实可行性及相对优越性。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5
所谓传播力,就是媒体传播力,指:“一个媒体通过各种传播方式的组合,将信息扩散,导致产生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的覆盖面以及影响效果。”[1]媒体传播力“就其本质而言,媒体影响受众思想的能力才是传播力的真正体现”[2]。从传播学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就是:“教育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彼此共享、互动和共识的社会行为、活动和过程。”[3]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播而言,其传播力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传播者(教师)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教育内容)的搜集、筛选和整合,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将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扩散,达到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培育、政治情感养成和正确行为引导的影响能力。
一、把握四个要素是增强传播力的前提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播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它具备一般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传播过程主要由四个要素构成,即传播内容、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播者而言,要增强传播力,实现有效传播,必须分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播过程的四个要素,把握好以下几点:首先,把握传播内容的共享性。传播内容就是思想政治理论信息,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信息的师生共享,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需要传播者将教材体系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教学体系,将教材语言转化为生动活泼的教学语言,实现抽象表达与具体分析相结合;二是传播者要善于从社会生活中捕获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话题,并将这些内容进行提炼、升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做到感性材料与理性内容相结合,达到教师易于传播、学生容易接受的程度。思想政治理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思辨性和逻辑性特点,而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所接触的又是图像化、视觉化、娱乐化的信息内容,只有将两者相对接,传、受双方的信息交流才能处在一种最佳状态,才有利于实现传、受双方对内容的共享。
其次,把握传播关系的和谐性。传播关系的和谐,有利于传播者增强传播力,提高传播效果。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传播过程中,和谐的传播关系包括两种:一是传、受双方人际关系的和谐,二是“人—媒”关系的和谐。构造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要通过“学”来引导。学高为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传播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以“学识”的魅力使学生主动亲近,“信其道”方能“亲其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播者要有高尚的人格,身正为范,通过“德”来示范,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饱满的热情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活动中。教师的示范作用,无疑能引起学生潜意识的追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通过“技”来表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播需要传播者通过积极引导、情感示范、内容互动等技巧,调节气氛,产生认同。“人—媒”关系的和谐则是指传播者要善于选择传播媒介,如把握好多媒体的使用时机,正确处理多媒体和粉笔、黑板、普通教具、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多媒体教学操作时间与适时的课堂讲解、板书、交互、反思时间的关系等。[4]通过合适的传播媒介及其组合熟练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表达。
其三,把握传播媒介的现代性。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各种传播媒介通过声、光、电、图等形式将信息集束传播,与此相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也要在充分发挥传统传播媒介优势的基础上,从大学生的信息接受习惯出发,采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传播。现代多媒体课件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电影等信息融为一体,实现了抽象概念具体化、逻辑命题情境化、理论阐述形象化,能够将理论性强的文本语言转换成符合学生认知结构的各种媒体语言来表达,有效地提高了传播力。最后,把握传播方式的多样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传播,不是静态的、平面的传播,而是动态的、全方位的、立体式的传播。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传播者不仅仅通过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传播方式,而且还要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充分利用校园网、校园广播、博客、手机短信、实践课堂等方式实现多样化的传播。
二、对受众进行正确定位和分析是增强传播力的关键
教育心理学家丁赞说:“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作用于大学生思想、情感的,是做人的工作。要使理论、观念成为大学生成长的需要,实现教学内容有效的转化,就要准确分析大学生的特点。
首先,分析当代大学生媒介接触特点。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现代传播媒介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媒介进入大学生的生活,在新媒介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对媒介具有独特的适用性和依赖性,视听交互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与以前大学生相比,他们更加崇尚媒介的新奇消费、个性消费,媒介接触模式和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表现为他们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进行娱乐消遣和学习知识。对新兴媒介敏感,尤其是对网络较为倾心,从网上获取信息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在对媒介的认知理解上,他们对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有较多的了解,但对传统媒介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他们对媒介传递的信息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一般相信媒介传播的信息。[5]因此,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只有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触特点,知晓他们对媒体传播信息的认识态度,才能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
其次,分析受众需求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播要注重分析大学生需要层次性和差异性,找准他们的差异性需求,使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更有针对性。层次性主要表现在低年级与高年级、新生与毕业生、学习困难学生与贫困生等,他们的不同需求存在着层次性。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男生和女生、文科生与理科生、普通专业类学生与艺术类专业学生的不同。要有针对性地构建思想理论问题体系,通过理论的层层细化,将大的理论难题结合在小的现实热点、焦点问题上,逐条进行解答来回答学生的疑惑,从而形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强大的传播力。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设置传播议题,合理选择传播媒介,有效组合传播内容,提高传播的导向性,增强理论的传播力。#p#分页标题#e#
最后,要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信息的接受特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是立足于学生被动地接受信息基础上的,因此分析当代大学生如何被动地接受信息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方向,这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吸引力、提高传播力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传播学中有一个选择性定律,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层次。在思想政治理论传播过程中,学生首先对教师传播的概念、理论、观点产生选择性注意,从这些信息中搜集与自己经验中相符合的内容,如果教师传递的信息与其原有的观点一致,则他们就选择有意注意,否则就屏蔽这些信息;其次是选择性理解,就是学生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对接触到的信息做出个人判断,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已接受和理解的信息中选出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做出选择性记忆。选择性定律突出地显示着受众在传播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认清大学生这种地位,了解其信息接收机制,就能进一步把握传播的双向交流性。[7]
三、合理组合媒介,将信息有效编码是增强传播力的核心
编码就是把搜集到的信息转换为可以传递的符号和信号[8],而将编码后的信息进行传递则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思想政治理论传播活动中,同样的教学信息,使用不同的载体则传播效果不同。这就要根据信息的对称性、相似率等进行信息组合与优化,在传播中要灵活把握。针对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受特点,采用现代多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无疑是非常合适的。首先是冲击力和感染力。多媒体课件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电影等于一体,信息容量大,含有大量视觉冲击强的影像,冲击力和感染力极强。思想政治理论传播借助多媒体课件,可以实现文本语言的多媒体化。把单一的文字语言转换成多种媒体语言,把静态的文本转换成动态的图像,把平面的视角变成立体的界面,把无声的语言转化为有声的语言,把单一的画面转化为多频的画面,使传播内容更为直观、清晰、生动、形象,具有逼真性和立体感,从而使传播内容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其次是刺激多种感官。多媒体课件图、文、声、像并茂,呈现的信息密度大、强度高、对比度鲜明,可以使学生的听觉和视觉同时接受刺激,引起有意注意和信息量的增加以及信息内容构成的变化,从而加深对传播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有利于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9]其三是化难为易。多媒体课件可以设置问题情境,将抽象问题具体化、情境化,可以使理论变得通俗易懂。需要注意的是,在思想政治理论传播过程中,要注意到多媒体课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多地呈现图片、动画、视频,不利于学生深入思考,把握不好容易导致娱乐化和庸俗化。因此,只有将多媒体辅助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是提高传播力的正确选择。
四、信息的搜集、筛选和整理是增强传播力的基础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现实背景下,要更好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要更加注意对传播内容的分析、筛选,内容永远是提高传播力的根本。
首先,要明确选择什么信息。这是进行信息搜集和筛选的第一步,要具有目的性、有效性,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等,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10]所选择的信息都要符合这一标准。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我们较偏重政治教育,基本围绕着政治内容进行,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教育,而对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内容关注不够,造成“泛政治化”倾向。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6
关键词：报刊企业 社会责任 评价体系 评价模型
对媒体来说，秉持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2010年10月出席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时特别提到“媒体的社会责任”。但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基本没有对其社会责任治理和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强调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不能解决其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对于媒体来说，相比各种利益的诱惑，研究者和社会的道义呼声显得十分苍白。关键在于如何治理，因此，构建科学的中国报刊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AHP(AnalyticHierarchyProcess)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Thomas.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该文运用AHP法确定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问卷调查法”由Maignan，Ferrell（2000）和Maignanetal（1999）提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访谈约100名知名报刊企业负责人，确定报刊企业评价指标，并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各自权重。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数据，提出报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表一），据此提出分析公式及模型。
以上9大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是密不可分的，其权重各有不同，但他们互相作用，互相制约，所以报刊企业社会责任是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内容在内的一个综合责任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软件计算出各指标值的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本评价体系各层指标构成的判断矩阵都有CR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2011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转企改制背景下我国报刊社会责任治理及其模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YJA860002）；武汉工业学院2011年度校立科研计划项目“社会责任视角下我国媒体产业集团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