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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的分类范文1
关键词：文化遗产；概念；分类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005-05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文化遗产概念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凸显，为学界和实务界带来不少困惑，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制约和障碍。本文以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文件的规定为依据，适当关照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问题，对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廓清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解读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文化遗产学和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所裨益。
一、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是一个很不容易界定的词汇。作为一个普通词汇，它通常是指某个民族、国家或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代代相传，构成了该民族、国家或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或群体的重要文化特征。在汉语中，“文化遗产”是个常用词汇，政务工作总结 比如人们常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先生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着名演讲中，也提到：“这场新的运动（指五四）却是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里，“文化遗产”基本等同于“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遗产”也可以简称为“遗产”，就像“文化传统”也经常简化为“传统”一样。在英语中，“heritage”一词也是指“国家或社 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与“传统”几乎同义。
作为一个法律词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文化遗产” 的出现都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今缺乏统一的界定，不 同的法律文件对该词的概念常有不同的界定，甚至称呼都 不太固定。
从国际法律文件看，最初使用的不是“文化遗产”，而是 “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 相关公约中，如1954年其附带的价值。而且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指的是权利和有价证券等没有具体物质形态、但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财产，而舞蹈、语言、传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当然不能用“财产”来涵盖。
（二）文物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cultural relics)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一般说来，“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无以计数，都保存下来显然不可能，而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的只能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幼儿园工作总结 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部分。各自的缔约国，也有各自的组织机构和保护机制，而且两个公约的任何条款都未明确表示或者暗示它们是一个整体，或者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或补充。因此，“世界遗产名录事迹材料”(World Heritage List)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The Representative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j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完全分属两个系统，不应混为一谈，各种媒体在报道各地申报上述两个名录时不加区分地使用“申遗”这样的词汇是极不合适的。
法律文化的分类范文2
古代政府不论多专制，也都是小政府，因而，即便是在所谓的盛世，也会有山寇，山寇聚集之处通常都是山寨。最有名的山寨就是梁山泊，而流民社会的种种组织，如武侠小说所写的帮派，跟山寨没有多大区别。
山寨在正规秩序之外，不受王法节制。但它也不是没有任何规范，所谓“盗亦有道”，山寨也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和山寨纪律。只是它的道德，经常是貌似道德而实际反道德的，梁山好汉的义气就是为了朋友可以随便乱杀人。
这样的生存方式，确实十分类似于当今的山寨组织及其活动。山寨企业在正规的制度之外，形成复杂的交易合作网络。表面上看起来，那也是个市场，也有激烈的竞争，似乎也有信誉。但是，它的整个运作是建立在违反基本的法律、商业规则之上。比如，肆意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其作坊也不遵守任何劳工法律，对消费者也基本不承担产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它比之计划体制下的黑市，更加等而下之。
这种山寨精神，与自由无关。中国人经常把无法无天理解为自由。这一点倒是与法国人十分类似。法国人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只有摆脱了这枷锁，人才有自由。但是，真正懂得自由之技艺的英国人却说，法律之下才有自由。英国人所理解的自由，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把这里的法律做一个扩展，可以说，规则之下才有自由，这包括法律规则、伦理规则、道德规则。这规则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每个人的自由正存在于这样合理的关系中，无法无天的人根本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谈何自由?
还有人盛赞山寨产品、山寨文化的平民精神。但事实上，这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民精神，甚至是流氓精神。一字之差，这精神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平民确实是平凡的，可能是不很勇敢，也可能不是很有文化。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向善的，他始终在追求文化。他希望自己变得高尚起来。但是，流民、流氓却有自己的逻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王朔的作品就生动地刻画这种流氓逻辑。他否认这社会有什么高雅、文化、道德，相反，在他那里，愈堕落愈快乐。不讲道德的人是最有道德的，最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文化的。这种逻辑可能确实冲击了虚矫的主流文化、道德，使之显得可笑、滑稽，但它同时也否认了一切道德、文化。
法律文化的分类范文3
如果我们能够扩展视野，就可看到，国内立法的“不力”其实是和国际立法的“不力”相对应的：如上所述，业已经过近半个世纪积极探索和讨论的传统知识保护国际论坛，至今也没有良策获得国际一致认可，也没有相应的国际公约或条约获得通过。因此，我们或许可初步断定国内立法的延迟也许并非是因为立法机关的懈怠或“故意不作为”所造成，而确实有实际的障碍没能克服，因而可能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如此说来，要讨论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事宜，令人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也产生不了令大家一致接受的原则与规则？在国内，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条例）也难以获得通过？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转化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有法律体系下，要实现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是如此困难？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如何才是保护传统知识较为有效和可行的法律途径。鉴于世界范围内传统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的论述虽然离不开对国际环境和经验的描述、引证和对比，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将基于我国的背景或语境，以期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建议。
除本部分引言外，按前后顺序，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将介绍和分析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第二部分将分析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第三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的客体；第四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保护的主体；第五部分将介绍如何利用当今知识产权体系为传统知识提供保护；第六部分将分析对传统知识的特别法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第七部分将结合具体的国际和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传统知识和能够持续地发展传统知识；最后第八部分是结论和对我国的立法建议。
一、 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
1.传统知识的概念
当今，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的概念被广泛地用来指具有悠久传统的知识或知识系统，并且，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种知识或知识系统与“本土居民”（indigenous people）[2] 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曾有批评认为应用“传统知识”一词可能使其在与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相比时暗示其可能的内在劣势，[3] 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概念在当今国际论坛中越来越流行，并被赋予新的含义。
事实上，传统知识这一概念仅是人们近年来针对“传统的知识”所形成的多种概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另外一个较为常用的概念是“民俗”或“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expressions of folklore）。[4] 此外还有“本土和地方社区知识”（knowledg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5]“本土遗产”（indigenous heritage）和“本土文化和知识产权”（indigenous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等。[6] 尽管被使用的频率和使用者不同，其指向的内容却大致相同。
但是，当不同的国际组织分别使用传统知识等概念时，赋予它的内容却有所偏重，尽管相互间可能也有很多重叠。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在其关于传统知识的主要条款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7] 该组织进一步把传统知识解释为“来自实践，经由数世纪而得，适应了本土文化和本土环境，经过口头从一代传向下一代”，[8] 认为传统知识以实践为本性，尤其体现在农业、渔业、健康、园艺和林业上，并列举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故事、歌曲、民间传说、谚语、文化价值、信仰、仪式、社区法律、地方语言和农业实践（包括植物品种和动物饲养的发展）。[9]
对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而言，传统知识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要广泛的多，并且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其表达更加规范与整齐。依据WIPO，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10] 并把“基于传统的”进一步解释为“知识系统、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一般地从一代传向下一代，通常被认为与特别的民族和地域有关，并随着环境变化而经常地演化。”[11]
显然，与CBD相比较，WIPO使用的传统知识概念内容更为广泛，表达也更为符合当今知识产权法等法律规范，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一般把传统知识与本土居民或地方社区相联系的囿圄，具有更宽广的视角，因而也更容易与当今法律体系进行交流。基于此，本文采用WIPO所述的传统知识概念和相应的内容。
2.传统知识的分类
为保存、保护、应用和发展传统知识，对传统知识进行适当分类是有益的。根据WIPO，传统知识可包括传统的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包括医药和医疗）、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表现形式可为音乐、舞蹈、歌曲、手工艺品、外观设计、故事和艺术品）、语言的要素（如名称、地理标志和符号）和可移动的文化财产。[12]
可以看到，在这些分类之间存在很多重叠，例如，在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农业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之间，在医药知识、生态知识和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之间等。并且，如此繁琐的分类既不符合科学或法学的逻辑简洁性要求，也非传统知识创造者或持有者所擅长。再次，也应看到，“可移动的文化财产”在较大程度上应属于有形的（文化）财产而非传统知识（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叙述）。因此WIPO把传统知识做如此繁琐的分类，并非就是好事。
基于此，本文把传统知识分为三个基本类别，分别是：（1）民间文学艺术表达（expressions of folklore），（2）传统科技知识（tradi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和（3）传统标记（traditional marks）。其中，传统科技知识可包括传统农业知识、传统医药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和传统生活知识等；[13] 传统标记包括传统名称、符号和地理标志等。
国内有学者在讨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等传统知识的保护时，常引用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85年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法使用和其他侵害行为之国内法示范条款》中关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分类，以作为其分类标准。[14] 此分类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分为四类，分别是言语表达、音乐表达、动作表达和有形表达（有人译成物态表达，却未必更为准确）。[15] 应该注意到，此分类标准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却未必准确和全面。例如，有些民间艺术（如民间说唱艺术、巫师的表演、昆曲等戏曲或戏剧等）就可能既有言语表达，又同时有音乐表达和动作表达。若要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进行保护，即使可能，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其实，WIPO和UNESCO二十年前的这种分类方法及其建议的相应保护方法已被证明很难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该《示范条款》并未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原因当然很多）；并且，即使是WIPO也不再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及其分类方法作为传统知识的概念及其基本分类标准，而是采用与当今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更为相容的概念、分类与描述，如作品、表演、发明、标记、未公开信息和创造等。[16]
尽管可作不同的分类，但仍应认识到，任何一个社区或种族的传统知识的每一方面或每一部分，都相互交织成该社区或种族传统知识的一个整体，切不可机械地分割和孤立对待。
应该强调，正如CBD和WIPO所阐述，传统知识一直处于新陈代谢的演化进程之中，或者说传统知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点和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西方知识或科学知识相同。因此，当与所谓的主流知识相比时，传统知识并非一定就是陈旧的、陈腐的或低效率的，相反，它可能是新的、健康的和有效的。并且，正如科学知识会主动吸收传统知识用于自我创新一样，传统知识也会主动吸收科学知识，不断创造出新的传统知识来。
此外还应提及，传统知识的创造和运用与生物资源密切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者和持有者生存在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中，因而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保存和创新都依赖于其生态环境的完整和生物资源的富足。因此人们既可通过运用传统知识达到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也可反过来通过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以维护传统知识的保存、保护和创新。传统知识和生物资源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现实意义尤为鲜明。
二、为什么要保护传统知识？
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依据本文的理解，大而言之，应至少有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两个方面：
第一，保存、保护或“拯救”传统文化，避免灭绝之虞，保护文化多样性。[17] 这一点，如果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尽量多地维持、维护、保存和促进一种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使之不消失或避免灭绝之虞（如避免民间艺人或秘方传人“人亡艺绝、后继无人”的现象发生[18]），以保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从本土居民的角度来看，本目的则可理解为维持和保护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使之能够享有基本的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利。
第二，开发利用传统知识，以增加本土居民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促进传统知识自身的发展。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不合理的使用如非法占有或盗用，另一方面是增强本土居民的竞争力，加强其竞争优势，保证其参与正常的竞争活动。随着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全球化，法律或法治也正走向全球化，在此过程中，本土居民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进来，因此加强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就可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也可能促进传统知识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和发展。[19]
应该注意到，这两个目的之间联系密切并相互依存，这可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相互促进，二是相互排斥。例如，通过保存、保护和“拯救”传统知识就可能增加开发利用传统知识的机会，而通过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也可反过来使某些传统知识得到更好的保存；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即过度的保存行为可能会限制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过度的防止别人开发利用也可能会限制或阻碍对传统知识的保存。
对于不同类别或不同地区的传统知识，其保护目的应有所区别或侧重。例如，对于濒临灭绝的传统知识，“拯救”的意义和紧迫性可能要更大一些；[20] 但对于尚有极强生命力的传统知识，如何保护它以利更好地开发、利用和发展则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例如，对于中医药知识的利用和保护。[21] 当然，对于得到“拯救”且无灭绝之虞的传统知识，仍然也要面临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保护传统知识使之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应属更为重要。
其实，上述两个目的与WIPO通过其历时两年（1998－1999）在全球范围内的传统知识事实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22] 据WIPO出具的事实调查报告（以下简称“WIPO报告”）显示，WIPO调查和访问的对象广泛分布在南亚（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非（尼日利亚、加纳）、东非和南部非洲（乌干达、纳米比亚、南非）、北美洲（加拿大、美国）、中美洲（巴拿马）、南美洲（包括秘鲁和玻利维亚）、加勒比海地区（圭亚那、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阿拉伯国家（阿曼、卡塔尔、埃及、突尼斯），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被调查和访问的地区、国家、部落甚至个人之间对于保护传统知识应达到什么目的存在差异，但基本认同两个主要目标：第一，防止对传统知识未经许可的或非法的商业性开发利用；第二，保存和维持传统知识或文化遗产。
因此可以认为，保存传统知识和（防止别人未经许可地）开发利用传统知识就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也因而构成为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的两个最根本理由。
接下来，本文将具体探讨如何对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要提供法律保护，就需设定权利；而要设定权利，首先需要廓清的两个重要方面就是权利的客体和主体，即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和为谁保护？如果这两方面得不到清楚和完整的确定，则对传统知识进行法律保护的讨论可能始终如隔靴搔痒、不得其解，并可能因其客体与主体之不确定而影响到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和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23]
三、 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对客体的讨论
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问题是本领域内的一个大难题，对其内容的界定众说纷纭，不仅不同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对其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或侧重，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一个部落或社区内部对此也有分歧。这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概念多样性相对应。
应该认识到，传统知识内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们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所在：如果没有了内容纷繁芜杂并且互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则当今世界所珍惜和追求的文化多样性可能就会荡然无存。
在此我们就遇到传统知识保护中的一个难题：如何既能对传统知识提供基本的权利保护，又能帮助保存其内容多样性？或者说，可行的法律方案能否在为本土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的同时又能避免造成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可以说，我们很难保证一种法律制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像我们很难保证当今的法律体系已经为当今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提供了完备保护一样。[24]
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待传统知识保护较为明智的、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根据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保存和开发利用），对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进行分析，根据其在传统知识保护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有所取舍、选择和归类，然后再根据其性质选择不同的法律实施保护。相反，如果在客体认定上搞“一刀切”，希望把与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囊中，并希望对它们的保护可以“毕其功于一法（律）” ，在一个“传统知识保护法”名下对涉及到的所有传统知识进行保护，则可能稍显武断和幼稚，反而欲速则不达，不能起到尽快、尽多地保护传统知识和促进传统知识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效果。
根据上述WIPO对世界各地传统知识大规模的事实调查，人们关注的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包括如下众多的种类：[25]
（1） 口头或文学作品，包括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
（2） 民间音乐作品，包括歌曲和戏曲；
（3） 民间戏剧、舞蹈作品及其表演；
（4） 民间美术作品，包括版画和绘画；
（5） 民间手工艺品，包括手工艺品、编制品设计、纺织品设计、服装、地毯或其他用品的设计和装饰；
（6） （表演意义上的）传统庆典、仪式和礼节；
（7） 传统农业技术；
（8） 传统畜牧技术；
（9） 传统狩猎技术，如跟踪动物和渔猎的方法；
（10） 传统服装或织布的制作和印染技术；
（11） 传统食品制作技术，如烹制、发酵和加工食物的方法、制作调料和饮料的方法、切肉技术和保存与保藏食物的方法；
（12） 传统医药和医疗知识，包括药用动物和植物的知识，还包括精神治疗方法；
（13） 传统生育或分娩方法；
法律文化的分类范文4
论文关键词：营销渠道，权力策略，分类
文化因素影响渠道成员对权力策略的认知与使用偏好。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渠道成员可能将同种权力策略归类到相对立的类目中，而且会对权力行为有不同的选择，比如高权力距离文化中的渠道成员更倾向使用强制性权力策略，而低权力距离文化中的渠道成员则倾向使用非强制性权力策略。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献研究中国营销渠道中权力策略分类问题。本文首先通过访谈法识别国内营销渠道中制造商经常使用的权力策略类型，然后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权力策略加以分类。
一、渠道权力策略及其识别
（一）西方文献中的权力策略
渠道权力是一个渠道成员影响另一个渠道成员决策变量的能力。一个渠道成员拥有权力并不足以保证对另一方的控制。权力客体行为或决策的实际改变是权力主体有效使用权力的结果。如何使用权力呢？渠道沟通是渠道成员运用自身权力的重要方式[1]。当一个渠道成员想真正改变另一个渠道成员的行为时，就需要运用各种权力策略去影响它。权力策略就是指一个渠道成员为了改变另一个渠道成员的行为或决策而有目的的与后者所进行的沟通努力。Frazier和Summers（1984）首先识别出威胁、许诺、法律、信息交换、建议与请求等六种西方营销渠道中较为常用的策略类型[2]，这为以后的研究者所广泛认可和接受。Frazier和Summers（1986）根据权力策略的使用是否直接改变对方的行为，将其分为强制性权力策略和非强制性权力策略两类[3]，这是比较常用的分类方式。其中，前者指制造商向经销商直接施加压力，使其执行特定行为的各种方式，包括威胁、许诺、法律等三种策略形式；后者指不直接改变经销商的行为，通过增强它们对制造商期望行为的认同感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包括信息交换、建议和请求等三种策略形式。
（二）国内营销渠道中权力策略的识别
跨文化渠道权力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渠道成员对权力策略的认知与使用偏好方面存在差异论文服务。鉴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毕业论文格式，西方渠道企业普遍使用的权力策略可能在中国市场是无效的，因此理解国内渠道成员对权力策略的认知与使用偏好是极其重要的。本研究采用访谈法识别国内渠道中制造商经常使用的权力策略类型。访谈对象选取了来自制造业、邮电通信业等15家重点企业的20名制造商销售人员与经销商负责人。他们均是本企业与交易伙伴接触的主要界面，并且在本企业具备至少4年以上从业经验，对于所要访谈的内容比较了解。通过对访谈记录的整理，我们得到国内渠道成员对权力策略的认知与使用频率方面的一些结论。第一，未发上述六种之外的其它权力策略类型；第二，许诺、信息交换、建议和威胁是制造商频繁使用的权力策略；第三，法律与请求策略是制造商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的权力策略类型。本研究主要探讨威胁、许诺、信息交换和建议策略，而不考虑实践中偶尔使用甚至不使用的法律策略与请求策略。
二、研究假设
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渠道成员可能将同种权力基础或权力策略划归到相对立的类目中。Johnson等（1993）发现，日本分销商对于权力基础的认知与西方渠道理论有别[4]。西方渠道理论将权力基础分为强制性权力与非强制性权力，而日本分销商则将权力基础分为权威性权力与培育性权力。Lee（2001）研究表明，中国经销商感知合资企业拥有的权力源为侵略性（强制权、奖励权与法律权）与非侵略性（专长权、认同权与信息权）两类，但比西方渠道环境下的关系弱一些[5]。在本研究中，访谈对象将威胁、许诺与法律策略归为一类，将请求、信息交换和建议策略归为另一类，其理由是：威胁、许诺与法律策略使用的结果更多的是由源企业所控制，而请求、信息交换与建议策略使用的结果更多的是由目标企业所决定。虽然还没有研究报告中国渠道环境中渠道成员对权力策略分类的感知，但是我们依然期待国内渠道成员感知的权力策略为双维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其中前者包括威胁与许诺策略两种方式，后者包括信息交换与建议策略两种方式。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在中国营销渠道环境中，经销商感知制造商使用的权力策略可分为强制性权力策略与非强制性权力策略两类。
H2：在中国营销渠道环境中，强制性权力策略由威胁策略与许诺策略组成。
H3：在中国营销渠道环境中，非强制性权力策略由信息交换与建议策略组成。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择一家木地板制造商的分销系统作为调研对象，这是因为关注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分销渠道是大多数渠道研究的传统。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占返回问卷的92.3%；无效问卷10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填写完整或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问卷，占返回问卷的7.7%，抽样时间历时4个月。
2.量表开发
量表测量经销商感知最近一年内制造商使用各种策略的使用频率。所有变量都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的方法来度量，数值从1到7分别代表“绝不使用”到“绝对使用”。强制性权力策略包括两个方面：当经销商不依从制造商的要求时，则给予一定的惩罚毕业论文格式，即威胁策略；当经销商依从制造商的要求时，给予其一定的奖励，即许诺策略。非强制性权力策略也包括两个方面：制造商向经销商传递相关信息；制造商提供有助于改善经销商经营状况的建议。根据Boyle等（1992）[6]的研究，我们为威胁与许诺策略各设计了3个题项，还分别设计了3个与4个题项来测量信息交换与建议策略。
（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主要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一般认为其值应在0.70以上。效度主要考察结构化效度指标，因子载荷值低于0.50以及具有交叉载荷的测量指标应全部删除。威胁策略的1个题项由于具有交叉载荷而被删除。本文采用SPSS13.0中的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四个多维度变量的α系数均大于0.70，说明测量题项的可靠性较高；四个多维变量通过KMO与Bartlett’s Test检验，因子负载情况比较好，都在0.61以上，而且他们所累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远远超过60%，这说明它们的建构效度是基本可以接受的。因此，量表设计科学严谨，可以用来测量概念模型论文服务。
表1 量表的建构效度
题项
信息交换因子
建议因子
许诺因子
威胁因子
Infe1
0.789
Infe2
0.797
Infe3
0.616
Suge1
0.791
Suge2
0.702
Suge3
0.801
Suge4
0.627
Prom1
0.792
Prom2
0.720
Prom3
0.653
Thre2
0.822
Thre3
0.878
a
0.879
0.900
法律文化的分类范文5
作为民主法制建设基础性工程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如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新型公民，这是摆在我们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回忆过去20多年的普法，对广大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无疑取得明显成效，但从现实和长远角度来看，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表现在确立工作思路上，“一个调”，科学性不够；在制定工作目标上，“一般高”，讲远近不够；在宣传教育对象上，“一锅煮”，分彼此不够；在宣传教育活动上，“一阵风”，抓经常不够；在宣传教育方法上，“一副样”，出生动不够；在宣传教育推进上，“一家忙”，搞合力不够。这些问题，既是我们现实工作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们今后工作改进和创新的着力点。因此，仅就xx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在精心打造好普法“1234”工程上狠下功夫，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要做到“一个确立”。
就是要确立理念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确立一个创新的、科学的工作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指导实际工作的灵魂。从1986年至今，**县普法经历了“一五”探索、“二五”实践、“三五”重在建设、“四五”依法治理、“六五”全面建设法治县五个阶段，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和发展，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不断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六五”普法初期，根据普法依法治理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县提出了“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典型引路，分类指导；拓宽渠道，活化形式；普治并举，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实践证明，这条思路是科学的、可行的。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抓好“两个强化”。
即：强化职能定位，强化工作手段。强化职能定位。就是根据《“六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县纲要》的要求，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职能的实际情况，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将各职能部门的抓普法工作职责用文件分别固定下来，达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责权明确、任务落实”的工作目的，克服过去单靠依法治县办“唱独角戏”和“小马拉大车”现象，形成强大合力，从而构成“条块结合、纵横相融”的大普法格局。
强化工作手段。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估体系，具体就是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严格考核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一是要合理分类。合理分类是为了科学定标有的放矢，就**县共分七大类，即：中省市县直执法综合管理类、中省市县直社会服务类、县人大、政协及党群机关综合（事业）类、农村乡（镇）类、教育类、企业类和社区类。二是要科学定标。确立科学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标的确立就是按照不同类别、实现时间和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根本目标可分为组织领导重视程度、基础工作、普法工作、依法治理和超前工作五个方面，具体目标可分为若干条，近期目标就是当年可实现目标，长远目标就是五年可实现的综合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三是要严格考核。就是由县委、县政府目标考评办牵头，汇同组织、宣传、依法治理办等部门，采取平时抽查、半年检查、年终兑标相结合方式进行分类严格考核，逐项逐条兑标。四是要落实“一票否决”权。就是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大目标考核体系，对年度未达标的落实“一票否决”权机制，确保普法依法法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五是要强化各种监督手段。就是人大的法制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团体的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手段，督促各级党委政府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六是要强化激励手段。就是要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既要制定好方案，又要组织好每年度的经验交流会、总结表彰会，大力宣传、树立、表彰和奖励先进典型，以此来带动中间，激励后进，形成“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工作浓厚氛围。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突出“三个结合”。
即：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普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突出这“三个结合”就是打破过去就普法而普法的工作做法和工作方式，跳出固步自封的工作怪圈，拓宽渠道，活化形式，寻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一是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围绕法律服务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只有在开展法律服务中找准普法工作方位，才能使普法与法律服务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普法可以搞些必要形势，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普法工作正要搞的。法律服务也是如此，目前要着力开展关系民生与发展问题、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调解问题、公民权益保障问题和贫弱群体法律援助问题等法律服务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法律服务和结合个案调解，有针对性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以案说法、以案普法、以案学法，增强当事人及周围群众的法律意识，以此达到普法与法律服务双丰收。二是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围绕文化建设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文化建设中找准普法切入点，才能促进普法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结合城乡文化建设正在兴起的热潮，一方面可以将文化阵地与普法阵地、文化图书与法制图书、文化学习与普法学习、文化活动与普法活动等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繁荣地方文艺之机来开展法制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的作用，深入乡村、深入生活、创作编排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形象幽默、朗朗上口的法制方艺作品，在城乡巡回演出，使法律条文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直观，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灵活性、趣味性和实效性。三是普法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广大农民普法一直是普法工作的“重头戏”，也是困扰普法工作的难点，因此，必须抓住广大农民对现代科技应用的积极性，结合每年度农村科普之冬、科普之春和科普下乡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其中，随之开展送法下乡活动，通过“法制讲座”、编印常用法律知识宣传资科和法治文化用语集锦等，广泛宣传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进“法律进乡村”活动顺利推进。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实现“四个突破”。
法律文化的分类范文6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要做到“一个确立”。就是要确立理念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确立一个创新的、科学的工作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指导实际工作的灵魂。从1986年至今，**县普法经历了“一五”探索、“二五”实践、“三五”重在建设、“四五”依法治理、“六五”全面建设法治县五个阶段，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和发展，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不断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六五”普法初期，根据普法依法治理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县提出了“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典型引路，分类指导；拓宽渠道，活化形式；普治并举，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实践证明，这条思路是科学的、可行的。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抓好“两个强化”。即：强化职能定位，强化工作手段。
强化职能定位。就是根据《“六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县纲要》的要求，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职能的实际情况，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将各职能部门的抓普法工作职责用文件分别固定下来，达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责权明确、任务落实”的工作目的，克服过去单靠依法治县办“唱独角戏”和“小马拉大车”现象，形成强大合力，从而构成“条块结合、纵横相融”的大普法格局。
强化工作手段。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估体系，具体就是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严格考核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一是要合理分类。合理分类是为了科学定标有的放矢，就**县共分七大类，即：中省市县直执法综合管理类、中省市县直社会服务类、县人大、政协及党群机关综合（事业）类、农村乡（镇）类、教育类、企业类和社区类。二是要科学定标。确立科学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标的确立就是按照不同类别、实现时间和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根本目标可分为组织领导重视程度、基础工作、普法工作、依法治理和超前工作五个方面，具体目标可分为若干条，近期目标就是当年可实现目标，长远目标就是五年可实现的综合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三是要严格考核。就是由县委、县政府目标考评办牵头，汇同组织、宣传、依法治理办等部门，采取平时抽查、半年检查、年终兑标相结合方式进行分类严格考核，逐项逐条兑标。四是要落实“一票否决”权。就是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大目标考核体系，对年度未达标的落实“一票否决”权机制，确保普法依法法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五是要强化各种监督手段。就是人大的法制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团体的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手段，督促各级党委政府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六是要强化激励手段。就是要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既要制定好方案，又要组织好每年度的经验交流会、总结表彰会，大力宣传、树立、表彰和奖励先进典型，以此来带动中间，激励后进，形成“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工作浓厚氛围。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突出“三个结合”。即：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普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突出这“三个结合”就是打破过去就普法而普法的工作做法和工作方式，跳出固步自封的工作怪圈，拓宽渠道，活化形式，寻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一是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围绕法律服务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只有在开展法律服务中找准普法工作方位，才能使普法与法律服务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普法可以搞些必要形势，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普法工作正要搞的。法律服务也是如此，目前要着力开展关系民生与发展问题、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调解问题、公民权益保障问题和贫弱群体法律援助问题等法律服务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法律服务和结合个案调解，有针对性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以案说法、以案普法、以案学法，增强当事人及周围群众的法律意识，以此达到普法与法律服务双丰收。二是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围绕文化建设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文化建设中找准普法切入点，才能促进普法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结合城乡文化建设正在兴起的热潮，一方面可以将文化阵地与普法阵地、文化图书与法制图书、文化学习与普法学习、文化活动与普法活动等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繁荣地方文艺之机来开展法制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的作用，深入乡村、深入生活、创作编排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形象幽默、朗朗上口的法制方艺作品，在城乡巡回演出，使法律条文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直观，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灵活性、趣味性和实效性。三是普法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广大农民普法一直是普法工作的“重头戏”，也是困扰普法工作的难点，因此，必须抓住广大农民对现代科技应用的积极性，结合每年度农村科普之冬、科普之春和科普下乡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其中，随之开展送法下乡活动，通过“法制讲座”、编印常用法律知识宣传资科和法治文化用语集锦等，广泛宣传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进“法律进乡村”活动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