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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论文范文1
我国正在经历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从思想到制度的转折期。处于这一过程的同学们既要遵守原来的教育制度的延续，又在内心渴望新的制度代替，内心充满着挣扎。而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高考几乎是教师和学生的唯一目的，也是衡量教师是否优秀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相反，如果学习不好，也就是分数不高，那么你将在很多方面受阻，分数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升入大学的同学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在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中难免会觉得空洞无味。包国祥教授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政治理论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事实上，学生们也存在学习、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分析：
第一，住宿生活导致的远离生活实践的客观性。谈到对哲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这也就是有的老师提到的学习哲学理论不能与实践相脱离。我们想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问问，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呢？我们难道不愿意结合实践来学习吗？当然不是，这一代学生埋头在象牙塔里一直为得高分奋斗着，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实践去感知课堂或者是书本上的哲学道理。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在这样的话：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学，而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老人说得话却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年老的人经历了实践了的人生，验证了“实践出真知”、“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出于考出好成绩的需要，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哲学的奥妙和伟大。但是从中学时代，有的同学可能更早，从入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寄宿的校园生活确实带来了方便，但是学习不是人成长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爷爷奶奶的人生阅历的渗透，周围邻里街坊的日常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题材一旦严重忽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无疑进入了的知识的神圣殿堂。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哲学的学习，不是从内心的感知和结合生活阅历的感悟，反而变成了条条框框的东西，靠背诵、记忆就可以拿到高分，这样便渐渐丢掉了真正的哲学，丢掉了思考，丢掉了想要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务面前成为了得高分的机器，纯粹把哲学当成了知识。孙富江在《论哲学教学的价值》一文中说到：哲学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哲学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个体掌握相应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它需要对象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说，高校大学生对哲学理论公共课并不单单是在上大学形成的。这样的课堂表现是之前教育“后遗症”的体现。
第二，好奇心的丢失。回顾我们的成长：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期里，人会不自觉的拿起手边的东西丢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东西遭殃，这就是好奇心的开始。而每一个阶段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发挥的余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渐渐地便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了，以为那些熟知的东西就是真知，但其实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记忆中，多数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好奇”“、淘气”、“追问”而责骂过孩子。只有少数会因势利导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开动孩子的大脑。孩子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傻”，但无论孩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烦，更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而应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并且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答案，让孩子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长的过度关爱剥夺了我们的思考权利。现在很多家长，习惯于给孩子指路和包办。孩子养成了依赖家长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只会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善于发现问题，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品质，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遇，更容易拥有成功的生活和事业。第四，现代生活远离实践，高科技懒于思考。现代化的教育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多媒体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执着于快节奏的猎取知识，忽略了放慢节奏进行必要的思索。这不只是我们大学哲学领域教学困难要进行的探讨，而是全民现代生活的一个现象。与读课外书和听广播习惯相比，孩子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电脑游戏。能帮助家长做家务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等设备，孩子们觉得做家务很简单，就连削铅笔也是“自动化”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确实不多。都市人成长杂志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孩子们懒得动脑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时代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轻松，减少了孩子们动手动脑的机会。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动画与电子游戏，也因为声、光、色彩、图像的越来越完美而挤占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观性——努斯和逻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课中我们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哲学，这里的西方哲学其实主要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把握思想的来源，更谈不上来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理科的同学把哲学课作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考取更高的分数只能走“捷径”。于是乎，我们的哲学是有关“背”的学习，谁背的多，谁背的快，谁应用答题模板最好，谁就获得了“成果”。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当成了一条条知识点，忽略了真正的哲学，从而“误解了”哲学，而大学哲学公共课堂面对的学生群体既有理科的同学，又有文科的同学，既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也有对哲学不太了解的同学。造成了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教育的进一步困难。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哲学教育在此阶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什么是教育？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这部著作中谈到：所谓教育无非就是一种代际关系的变化模式。他对教育所提出的几种定义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为教育，就必须有成年人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有成年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哲学课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是否有代际互动的意识和行为。我们的成年人，既家长们在代际互动方面有何作为？我们的互动多数是在讨论学习成绩高低的互动，讨论谁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学、谁家的工作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汽车贵的互动，讨论如何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动。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地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教育起点就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当我们有的放矢的探讨哲学教学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的哲学认知。于是，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哲学认识的普遍的问题上来。邓晓芒教授在《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0世纪初许多西方思想传入我国，引起了国内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新变化。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学，是用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的。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国人最初用程朱陆王的心性心学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学的。”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在实践领域我们开始就看中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甚有渊源，其中古希腊哲学可以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是从古希腊的辩证法发展而来的，而且还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文学艺术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邓晓芒教授从对黑格尔的研究入手来阐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硬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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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均出现重度休克症状，腕部未触及脉搏或仅触及微弱脉搏，收缩压均＜70mmHg，心率＞130次/min。按照患者的失血原因可分为：外伤性出血者95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者37例，消化道溃疡出血者33例，妇产科疾病出血者20例。随机将患者分为治疗组97例，女32例，男65例，年龄21～59岁；对照组88例，女25例，男63例，年龄23～57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所有失血性休克患者入室后均给予紧急止血抢救治疗，对照组按常规方式进行护理，治疗组则在此基础上给予手术室针对性护理。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积极感受、药物依赖性、日常生活能力、疼痛、总体健康进行比较分析。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处理本文相关研究数据。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整体生活治疗水平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3.1术前护理
3.1.1基础护理
入室后，所有患者均予快速建立静脉通道，选择相对较粗的静脉进行穿刺，若穿刺受阻，则果断行静脉切开，为抢救争取时间。成功穿刺后，采取患者的血样送检，及时备血，并做好各项手术准备。若为闭合性腔内出血，则需常规生理盐水配肝素，并对自体血进行回收处理。在大量输血时，还应补充葡萄糖酸钙。在对患者抢救时还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皮温、色泽、瞳孔大小、对光反射情况以及周围静脉的情况，若为胸部创伤或颅脑创伤者严禁头高脚低位，以免增加颅内出血量。若患者因失血过多而导致休克时，可使得尿量减少，甚至无尿，需及时留置尿管，以便监测尿量。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输液量及速度，并准确记录液体的出入量。
3.1.2呼吸道护理
给予有效吸氧并确保呼吸道通畅，失血性休克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氧症状，在临床有效吸氧后，可极大的缓解患者的缺氧症状，改善因缺氧而对重要脏器的损伤，此外，还需及时清除患者口腔及咽内的分泌物、呕吐物，以防窒息。此外，还需及早做好气管切开准备，协助麻醉师行气管插管，在患者发生呼吸以及心脏骤停情况时，及时给予患者心脏按压及相应的抢救措施。
3.1.3病情护理
在对患者补液时，应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及尿量，若患者突然心率减慢或血压增高，需调节输液速度，并采取合理措施，预防肺水肿、脑水肿、心力衰竭等恶性不良事件的发生。
3.2术中护理
历史哲学论文范文3
1.1 转基因技术的历史与现状
从19世纪细胞学说的出现，到基因论的创立，再到1953年Waston和Crick研究出DNA双螺旋结构，1972年Jackson和Bery开启重组DNA技术的先河，人类从此掌握了一项按自己意愿设计和建构生物体的关键技术，或用来创造的生物品种，或用来诊断，治疗疾病。1982年Palmiter等人首次采用成功地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小鼠受精卵的“细胞核”中，并获得整合及表达这个外源DNA的超级基因“硕鼠”。此后，按照注射法培育转基因小鼠的思路和技术路线，转基因兔、转基因绵羊、转基因猪、转基因鱼、转基因鸡等相继问世。现在，转基因动物研究正在全球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
1983年，世界利用转基因技术获得的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问世。1986年，抗虫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棉花首次进入田间试验。随后，转基因马铃薯、西红柿、油菜、杨树等植物相继问世，转基因作物得到迅速发展。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会给农业、工业、医疗、环保产业带来一场革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可能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2 全球转基因食品发展概况
1、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的比较分析
转基因食品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物。它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这种以转基因生物为食物或为加工原料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转基因食品。以转基因作物直接为食品有转基因番茄、转基因甜椒，等等；以转基因作物作为原料加工出来的食品如利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豆奶、利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色拉油等等。转基因食品具有成本低、产量高，“抗草、抗虫、抗逆境”、品质与营养价值高、保鲜性能增强等特点。
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相比较有一定的差别。传统食品是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的杂交育种来进行。虽然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进发展的亚种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上并无实质差别。但生产转基因食品的转基因技术着眼于从分子水平上，进行基因操作，因而它更加精细，严密和具有更高的可控制性。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并且可以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物种。比如可以杀死害虫的食品植物，抗除草剂的食品植物和可以产生人体疫苗的食品植物等。而且，转基因食品中可以含有来自很远物种的基因，即利用转基因技术将跨物种的基因转入转基因食品中，这在自然状况下是很难实现的。例如，西红柿含有鱼的基因，小米中含有蝎子的基因，猪肉中含有人的基因，这在自然状态下或用传统的杂交技术只能是神话，但转基因技术却将它变为现实。
但是，转基因技术也存在许多问题。第一，转基因技术和基因工程发展的时间较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和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转入基因的表达率很低，经常发生基因沉默。基因表达不稳定，转入基因容易发生突变。第二，人们对转入基因在目标生物体的作用机制缺乏了解。例如，将鱼的基因转入到番茄中去，鱼的基因在番茄中发挥特定的功能外，它对整个番茄的作用机制有什么改变，我们知之甚少。第三，人们对基因工程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各国对其看法不一，学者、公众更是众说纷纭。
2、全球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概况
自第一例转基因番茄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作物种植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1996―2010年的15年间，转基因作物种植由最初的170万公顷增长到1.48 亿公顷，约占世界15亿公顷农田的10%，面积扩大了87倍。从品种来看，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油菜是四大作物：2010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为7330万公顷，约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0%；其次是转基因玉米，大约种植了4680万公顷，约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31%；转基因棉花为2100万公顷，约占14%；转基因油菜为700万公顷，约占5%。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由1996 年的6个上升到2010年的29个，超过100公顷的有10个国家。
3、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农业部曾经批准过的在国内市场出售的转基因食品有：玉米、棉花、番茄、大豆、油菜，木瓜、甜菜、甜椒、线辣椒、大米；农业部10号令要求市场出售时应该标志含有转基因或由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来的产品为：玉米类、棉花籽、番茄类、大豆类、油菜籽类；2009年前中国允许国内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甜椒，番茄，木瓜。2010年中国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增加了水稻和玉米两种。中国年国产大豆1600万吨左右，2010年进口5480万吨左右，若按国外进口大豆77%为转基因计算，国内市场粗略计59.6%的大豆和大豆制品为转基因食品。油菜籽国内年产量1260万吨，从加拿大进口320万吨，加拿大国内转基因油菜比例77%，则粗略计国内油菜籽和油菜籽油转基因比例为15.6%。目前主要可能接触的转基因食品为：食用油，木瓜；未来主要接触的转基因食品增加了大米和转基因玉米喂养的牲畜。
2 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梳理
2.1 转基因食品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伦理争议
这是一个内在的伦理问题，自然和生态系统都具有整体性，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对生态整体性的影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旦自然的整体性被打破，人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且，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要遵循自然本身进化的规律。当代人对转基因食品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理解DNA作出了卓越贡献的E?查理伽夫说道：“我们有权利为了满足少数科学家的求知欲望而不可逆地抵制亿万年自然进化的智慧吗？未来将会诅咒我们。”加州科技学院生物系主任，基因工程的倡导者之一罗伯特?辛西默也说：“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开发设计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对生命的基本责任感吗，我们真的要将我们未来的进化掌握在自己手里吗？对于科学家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
那么，自然和非自然的界限是什么，转入一个基因到一个物种中去，难道就是不自然的？人们对此提出了一些问题：自然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明确、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只能做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例如，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要人为的打破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要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和谐。用道家的话说，就是遵循“道”，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天人合一”。在科学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人类不干预自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的是过分过分干预自然，反对那种违背生物进化的规律、破坏自然整体性的干预自然。
2.2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的伦理争议
安全性问题是转基因食品伦理问题的核心，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过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性的伦理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转基因食品是否含有毒素，转基因食品是否含有过敏原，转基因食品中的抗生素抗性标识基因是否有危险，人体摄取转基因食品有何长期效应，有关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支持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以来，人们还没有发现一例危害人体健康的例子，因此它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2）经过严格把关，转基因食品中不会含有毒素。（3）转基因食品中含过敏原的可能性极小，概率
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可能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将一些动物的基因甚至人的基因转入到目标生物体中，打破了自然界的物种界限和生物进化的规律，可能破坏自然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有潜在的危险。（2）转基因食品出现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缺乏了解，转基因食品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现在得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结论还为时过早。（3）许多不良食品事件反映了一些科学家、政府管理者和企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不是非常地负责任，他们可能更看重的是商业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人们对他们缺乏信任。（4）虽然过敏原与毒素含量少，但是，对某一特定的人群来说，含量很少的过敏原或毒素也可能对他们有不良的后果。（5）转入特定的基因或一味地增强作物的某种性能，可能打破食品中的营养平衡，对人体健康不利。
2.3 人体实验问题的伦理争议
人体实验问题主要是考虑对人体健康的安全，即食品的安全性。现在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性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转基因食品是否应该进行人体实验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前，是否应该对它进行人体实验，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种观点是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前，不应该对它进行人体实验。有些科学家、生产商与销售商就持这种观点。理由如下：（1）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不应该对安全的食品进行人体实验。（2）转基因食品是食品，而不是药品，只有药品才做人体实验。（3）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人体实验影响它的商业化进程，使人类不能尽早享受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利益，而且还会增加它的成本，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提高，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影响消费者的利益。（4）转基因食品的人体实验比新药的临床实验复杂得多，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另一种观点是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之前，应该对它进行人体实验，更多的人持这种观点。理由是：（1）既然转基因食品可能有潜在危害，应该在其进入市场之前进行人体实验，以便得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结果，再决定是否实行转基因食品商品化生产而将其推向市场，充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人体健康不受伤害。（2）转基因食品是一种新产品，与传统的自然产品有重要区别，在进入市场前进行人体实验，以便检测它的毒性、过敏性、抗性标识基因的抗性，检测它的致病性、致癌性，这同新药进入市场之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一样重要。（3）人体实验是确定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长期影响的重要手段。现在转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
2.4 标识问题和知情选择问题的伦理争议
是否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大多数国家、许多科学家、广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没有什么异议。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供消费者自主选择。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是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一种尊重，是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符合尊重他人的伦理原则。不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就是不尊重消费者的权利，无视消费者的利益，就会伤害消费者的感情。另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也符合国际惯例。我国于2002年3月20日起实施农业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根据其颁布的“管理办法”，凡是列入标识管理目录并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同时要按危害程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分级。
认为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主要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是为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作为消费者，他们有权知道转基因食品中转入的基因和各种成分，有权知道转基因食品里的化学变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累积风险，有权选择购买和消费转基因食品还是非转基因食品，任何个人和单位都要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都无权干涉他们的自主选择权。（2）标识转基因成分可以让某些消费者回避特定的物质。（3）为了尊重某些特殊群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选择，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
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和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他们认为：（1）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因此也没必要对它进行标识。传统的杂交技术生产的食品不要求标识，那么用基因工程生产的转基因食品也不用标识，因为最终产品都一样。（2）如果对安全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则会误导消费者，实际向消费者暗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3）实行标识制度会增加转基因食品成本，增加消费者的负担。（4）转基因食品标识会使发展良好的转基因农业处于危险之中。
显而易见，出于遵循对消费者的诚实信用原则，应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标识制度。第一，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标识制度，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区分开来，是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一种尊重，符合伦理学原则与消费者的要求。第二，转基因技术本身还很不成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转基因食品可能有潜在危险，有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危害。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与身体健康，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以便消费者在权衡各种利弊的基础上进行自主选择。第三，世界上许多国家是由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的人构成，为了尊重他们各自的信仰与风俗习惯，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第四，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了防止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利用转基因食品谋取暴利，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规范他们的行为，也便于管理和追究违规的个人或单位的责任。
2.5 商业化问题的伦理争议
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是指：转基因食品由研究、开发、应用到推向市场，供人们选择消费的一种过程。在转基因食品的许多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在转基因食品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一些科学家、许多生物技术公司鼓吹转基因食品的好处，有意掩盖它的风险，要求转基因食品实行大规模的商业化，以解决当代人类的生存矛盾――耕地减少，人口膨胀。他们支持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理由是：（1）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它的风险。（2）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贫困问题，给饱受饥饿之苦的人提供更多的食品是对那些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人进行有力回击的一个重要的伦理砝码。（3）发展中国家利用转基因食品，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4）技术的应用不可能没有风险，伦理学阻挡不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伦理学也禁不住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5）新一代转基因产品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好处：营养更丰富、更健康、更美味等。（6）发展中国家只有利用转基因食品，才能解决人口膨胀和粮食短缺的矛盾；反之，就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生存矛盾之一。
鉴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转基因食品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定论，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不应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大规模的商业化。其理由如下：（1）从许多研究来看，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2）当经济效益与人类的健康发生矛盾时，人们应该将人类健康摆在第一位，这是SARS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也是国人的一致共识。（3）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将引起严重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4）从目前的供给和需求来看，世界的粮食总量可以养活地球上的人口，而饥饿问题主要是分配不公造成的。（5）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主要是给科学家、生物技术公司带来巨大利益，销售者也能够从中获得一部分利益；而广大的消费者不仅不能从中获益，可能还要承担人类健康的风险和生态风险。
目前转基因食品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商业化的利弊还很难确定，对转基因食品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千万不能被某些支持者所鼓吹的利益冲昏了头脑，但也不能被夸大的风险阻止人们前进的步伐。我们既不能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放任自流，也不能因噎废食；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发展应该采取是“积极、谨慎”的政策，即我国要积极进行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研究，而对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应该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考虑具体的国情和各方的利益，我国应该对传统农业、绿色农业和转基因农业共同发展，不同的地区有所侧重，使它们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社会、伦理、法律问题，还是经济、贸易、政治问题。目前，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颇多，在国际贸易中有关转基因食品竞争激烈。
3 转基因食品伦理问题的哲学反思
转基因食品可能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风险。为了使转基因食品更好地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我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进行反思。面对高新技术的高风险，面对“经济决定一切”的论调，面对科学技术无孔不入，面对转基因食品大行其道，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方式、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都应该进行相应的变革或转换。人类的危机的实质是一种价值危机和文化危机。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来治愈。
3.1 技术化生存与人性化生存的统一
随着基因工程的广泛应用，人类不仅能够任意的组合自然界的各种基因，发展各种转基因食品，通过基因辅助生殖技术创造人，通过基因检测诊断各种疾病，将来还可能通过基因疗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利用克隆技术克隆人，人类利用技术真是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境地。但是，这些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使人类更加依赖技术，甚至成了技术的奴隶，这只能说是人类使用技术的悲哀。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展现，是一种“解蔽”。既是技术本身的展现，也是人性的展现和升华。但是，人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展现技术、升华人性，反而消解和剥夺了人性，使技术走向异化，走向“遮蔽”，使人走向失衡的境地。海德格尔在探寻现代技术中人与技术相关意义上存在的“自由关系”，进而追问技术的本质时，曾将技术的本质归为“解蔽”。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革命性的力量”，他对技术持一种乐观或肯定的态度，但不是盲目乐观。恩格斯在技术的观点上，本质上同马克思一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科学技术双刃剑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又要充分的认识到它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换言之，我们对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需要一个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诚然，无论是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伦理争论，还是人们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区分开来，供人们自主选择，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想摆脱技术对人的束缚，崇尚自然，追寻自我，追寻理性，反映了人们向往人性化的生存方式。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面前，技术与人协同进化，彼此相互适应，人要适应技术，技术也要适应人，使技术和人达到有机和谐，实现人类的技术化生存和人性化生存的有机统一，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3.2 不可持续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转换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基因技术不断突破各种藩篱而被广泛的应用到许多领域。现代性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生产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现代性也引发了诸多的问题，争论颇多，它受到许多学者的诘难。事实上，现代性首先恐怕还是指一种社会发展观念，即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发展以工业、技术、经济作为全部发展动力和目标的文明向度，这一向度把整个人类的发展归结为人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把整个社会发展归结为运用科学技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无限进程，它把人与自身传统、与自足的精神生活以及与大自然的分离看成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环节。
转基因食品是当代生物技术的产物。由于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开发还很不成熟，它们蕴藏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类自己。正如有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基因工程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是不是为时过早，人们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基因工程，防止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淖。面对转基因食品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破坏，面对转基因食品可能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我们应该以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那些盲目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救星，要求大规模实行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种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代利益，是在吃子孙饭，断子孙路，最终是不可持续发展。在地球上的人口不断增长，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转基因食品为解决地球上的贫困和饥饿问题，为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要取决于人类自身。因为贫困和饥饿问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结构问题。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的支持。在人类以“我是自然的征服者”自居时，自然留给人类的是一串串苦果，人类已经品尝到技术理性所带来的苦果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人类必须从历史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模式，必须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模式，走技术化生存与生态化生存的道路。
3.3 人类思维方式的转换
在当今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发展特点，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维的、立体式的，而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展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传统的还原论的和线性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人类只有实现思维范式的转换，由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向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线性的思维方式向非线性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才能把握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才有可能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历史哲学论文范文4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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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论文范文6
摘要：本文基于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名著《历史与真理》，通过阅读相关著作，对其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理论进行了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将该理论运用到具体研究实践中，以得出具体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历史的客观性
引言
保罗·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现象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作有《意志哲学》、《解释的冲突》和《历史与真理》等。他的哲学特点是用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来分析和解释诸如心里、伦理、形而上学、语言、宗教和历史等问题。他的思想具有综合性倾向，试图调和现象学与当代的思想潮流，如结构主义、阐释学和语义学等之间的解释冲突。在当代的世界哲学中，保罗·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占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地位。而《历史与真理》是他在《意志哲学》之后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论文集，这是这些经过深入探讨后的论文，使得保罗·利科获得了历史哲学家的称号。①《历史与真理》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的，中心点是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真理，即历史认识中的真理。第二部分是事件性的，讨论文明和文化的各种主题，即历史活动中的真理。
一、历史的主观性
历史具有两个特性， 即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但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相互渗透的，即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是隐含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之中并以此为保证的，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是奠基在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基础上，并且尽量靠近于这种客观性的。②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再现一系列过去事实， 而更要重组和重建， 以此来重构一系列过去的事实。例如，在埃及学研究中，人民通常将美尼斯认定为统一了上、下埃及的国王，在其统治期间出现了各自分立的诺姆（州），而以城市或村落为中心，埃及国家也由此建立。可是正是这种大胆的带有客观性的主观假设为埃及学研究增添了动力，最终通过新的考古活动特别是“那尔迈调色板”的发现使得人民对美尼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新的史料则表明真正上、下统一埃及的国王是那尔迈，他才是埃及国家的创建者。③要想在历史考证中充分利用研究者的主观性来发现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就“意味着历史学家要走在历史意义的前面，对之提出一种工作假设；正是这种研究把痕迹提高到有意义的文献的高度，把过去本身提高到历史事实的高度。”④这就是历史的主观性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历史的客观性
“客观性应该在其狭义的认识论意义上被理解：理性思维所产生的、整理的和理解的东西， 理性思维能以这种方式使人理解的东西是客观的。”⑤例如，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有文献记载的年代“信史”仅始于西周时期（公元前841年），⑥而此前的历史即共和元年以前的年表却没有清晰的记录，而通过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客观性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以及其他客观遗址和墓葬文物的发掘与鉴定，最终在2000年11月9日得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并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即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从而使得我国奴隶社会产生初期，夏、商、周三代具体的时代划分和客观史实有了新的历史依据。所以，过去的事实被理性思维所整理和理解从而能形成为客观的历史事实， 进而形成了历史，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带给我们的启发。
结论
综上所述，“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不仅仅在过去是其现在的过去的一般意义上， 而且也在过去的人是同样的人类的一部分的意义上。”因为，历史学家是通过自身而理解过去的人， 同样历史就是在这种理解中存在并发展的。通过阅读可以发现，本书所探讨的实质上是现象学解释学在历史中的运用，它连同其余的几部著作一起构成了具有保罗·利科特色的哲学基本观点和理论依据。我认为这种独到的思想是用存在主义的和现象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并告诫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应当正确分辨主观性，在方法论上也应当向看待文本那样正视历史。以上便是笔者研读此书过程中，针对作者的部分观点所提出的拙见，在此论述，请求指正。（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保罗·利科. 历史与真理[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353.
②杨浩然. 解读保罗·利科的历史哲学[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1）.
③刘文鹏. 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J]. 世界历史， 1985（1）.
④保罗·利科. 历史与真理[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