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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范文1
理性是指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把握事物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思维活动，是人类精神希望超越有限性、特殊性和虚假性而追求无限性、普遍性和实在性的一种明智合逻辑的思维状态。科学理性是指以批判反思和严谨实证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过程的思维活动。其表现为：科学家以反思为前提，运用不同历史阶段下发展和充实着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验与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和秩序。“反思”一为质疑常在的现象世界和常识，二是用反推方式力求寻找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源。古希腊科学哲学家试图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质疑变动着的世界，追溯万物存在的原因，以归结成某些规律。在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崛起的17和18世纪，为“追求内在结构”，那些富有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承袭并丰富了古希腊的“理性”内涵———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尤其是利用数学、物理学和实验科学等手段，省察并试图描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方式，甚而扩展到寻求社会合理性存在的隐蔽物。而在反思自然的同时也在审视人和社会自身内外的存在，找寻存在的根基。霍布斯用数学发展的成果来精确地计算人与财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社会规则，以取代以往的“君权神授”规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务实认真、严谨实证地变异旧结构，推出新结构，整合科学思维手段，促成坚实的科学技术操作和实在的科学技术成果，研究出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产品，方便人的日用生活，或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将科学技术成果愉悦人的心灵，扩大生活的视野。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科学发展史。目前，科学技术参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日益增强，科技发展衍生出来的危险已经威胁着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与民主意识也应成为科学理性的内在要素之一。现代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科学与技术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基本上是服从于各自民族、国家和地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发展目标联系密切。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与戈尔副总统发表《科学与国家利益》，1996年美国国家技术委员会发表了《技术与国家利益》，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就是对冷战后世界知识经济新时代挑战的积极反应。政治家们在试图扩大统治规模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
因此，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研究机构背后的推动力已不能归为纯粹的寻求真理的兴趣，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在推动力方面承担着重要分量，科学权威的社会效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团体的权威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威。哥本哈根大会关于减排的协议难以协调一致，就体现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发展标准的合理性问题的复杂性。现代社会关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波普尔的“科学是批判性的”观念使部分人产生了科学（道德和思想的）自治原则来回应这个标准。自治原则本能地排斥外部权威，那么，“合理性”标准就需要强调每一涉及科学技术工作的公民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作为公众心目中的知识精英，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权威奠定了他们的行为与主张往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是相当强大了，它们和政治团体、经济世界相互链接，修整与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和回应它们的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大多数科学家的自治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利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研究与使用者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扭曲。所以在强大的科学团体中，若要坚持批判与反思意识和严谨实证意识，那么责任与民主意识作为它治原则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强大，人类逐渐膨胀了征服自然和干预自然的野心和能力。但与此同时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越来越重。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风险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无法一时确定其发展利弊，有时要经历一两代人后才能见到端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科研想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尤其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要以人为本，尊重民众意见，发挥民主作风，让民众有知情权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有责任率先听取民众，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们的意见。毕竟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未来发展无法脱离的状态下，只有将批判与反思意识、严谨实证意识、责任与民主意识构成有机的统一，才是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完整诠释。而这三者有机统一下的科学理性才能引导科技人员完成科学技术活动的四个层面：求真———介于实在与表象之间提高真理的程度，一步步地接近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求智———探求各种思维手段和方法；求善———以分析、处理和解答诸多现象满足诸种便利，借能力上的自由支撑主体精神的自由；求美－－以富有艺术美感的满足各种视觉需求的成品呈现科学探索的成果。这样，无论个体还是共同体，其科学行为目标才可自始至终都朝向科学技术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求真求智求善中得以最终完成与周遭世界的和谐一体，并自由开展活动，脱离科学生命的盲目性，即通过获取确定性知识与思维手段来促进人挣脱各种外物枷锁，以各种科学思维手段把“我透过科学技术可以期望什么”的意愿与“我应当做什么”的行动相互统一，使科学技术人员的自由从精神的领域走向现实的世界。
二、人文艺术特质：科技文化的灵性元素
科学技术始终受到社会人文文化氛围的无形塑造和潜移默化的滋养。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活动已经无法脱离由社会意识形态、伦理观念、行为方式、艺术性符号等构成的整体性人文知识环境。20世纪下半叶，高科技是伴随着批判性人文文化的兴起而出现的。这种批判性人文文化以个体人和人类为本，通过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险来规范和约束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和方向。这也导致人的“克隆”至今都是各国严禁之事。正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中国的三峡工程建设那样，整体性人文环境深刻影响着大型科学技术工程的形成和发展规模。目前文化产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推动下日益成为国家利益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技术文化作为反映真实世界的猜想和验证，一直是由专门的解释共同体所制订或约定的产物。
一系列的科学术语其实是在社会环境、政治观点、经济刺激、军事利益和意识形态气候等构成的复杂人文环境网络中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和技术使用者的科技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技术制度与伦理等内容是在基础性知识一统化趋势下构建的。现在具有创新力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呈现出多学科人员共处局面，科学研究活动日益呈综合性发展，研究过程采用会诊方式考虑方方面面，研讨对象是自然界、人、社会三者的复杂关系，研究路径的突破以交叉学科为基础，这种整体化人文环境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人性和灵性的滋养，构筑了和谐的科学技术文化。人文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以人性化特点，满足社会和个人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是精神境界和未来发展的基础。1918年在《北京大学学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之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于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乎科学，即最超然玄学亦不能与科学无关。”［1］169对于科学技术活动主体来说，人文修养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这是衡量人格高低的一把尺度，体现了个人度量涵养的深浅，影响主体对本研究领域、社会、国家，甚至对全球范围的见识远见。对主体思维的物质基础来说，人的右脑掌管语言知识和形象思维，人文底蕴对右脑的使用与开发具有直接的生理激发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了思维的智慧与愚钝。对于科学技术产品来说，其外在形式和内在寓意唯有具备符合社会进步及人类整体需求的人文因子才能促进事业发展、社会文明和人心和谐。对于高科技事业来说，唯有充满人文的活力，以人为本，处处考虑人的需要，才能被社会高扬，充分发挥其全面作用而非单纯的工具性意义。反过来，人文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内容依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方面的反映，是对时代科学技术生活的再理解和再塑造。人文作品直接关注人生与社会现实，着力挖掘日常科学技术生活表层下涌动的各种潜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催促人类用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与结果影响社会。虽然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及其成果对国家与民族的综合实力具有提升作用，但是有时也会具有震撼性的破坏力。这种推进或破坏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文化之人文特质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影响到社会的进退，国际地位的高低，甚至直接关乎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存亡。
艺术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的灵性内容，贯穿在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客体和过程的始终。“科学就是一种发明，一种与艺术同样意味深长、同样神秘的创造行为”［2］。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无法分离。首先，它们两者之间具有共同性：都具有事实和假想两重性特点。无论多么逼真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假设和想像的成分，否则就丧失了美感；无论多么奇异的艺术创作都是具有真实的情感、内在思想和理性的操作过程，否则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科学技术也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既定的原理公式与现在的事实间存在着差距，促使人们去假想有新的原理存在以吻合现实，然后在理性指导下实实在在去追寻想象之新理论。正因如此，“想象力才能转到新的轨道上，以一种类似艺术创作中的审美要求，在科学创新中作出选择”［3］260。其次，在两者活动过程中具有互补性。艺术感强的人往往具有敏锐的捕捉力，对附在科学技术上的和谐性美感能快速把握，这常常能引导有意识的科学证明与技术革新。这其实就是大脑的无意识活动（灵感、直觉等）。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认为科学的探讨和研究本身就包含着至美。没有美感的人其实很难成为发明家和科学家。在科学技术实践中艺术的美学标准和科学的逻辑标准、技术的经验标准总是一起参与真理的探索，使科学真理与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3］260。
技术又有技艺之名，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尤其对实用技术或应用技术来说，艺术的各种形式与元素从没有被忽略过。“应用艺术，或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与其说接近于高雅艺术，不如说更接近科学”［4］339。现代建筑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产物，但是它们中最出类拔萃的设计却更接近艺术。在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现代物质财富丰裕化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强调实用向审美、真实向虚拟、理论中心化向离散化多元化方向转化，人类更加需要“穿过实在世界之门，进入科学幻想、艺术建构和神思遐想的空间”［5］。从更高层次来说，艺术是解除大自然对人的束缚，因而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解放最终被归结为浪漫的艺术革命。马尔库塞受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启发，提出科学技术人员要在艺术因子的参与下联合科学技术力量，将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自然的解放”就是要恢复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6］。如今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关注领域涵盖社会学领域的相关问题、生命科学中人与自然物的生存问题、技术操作和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关联研究、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融合性研究等问题。这样的研究需以丰富且奇异的想象力突破常规思维，在比较全面的范围内实现人、自然、社会的解放。
在古代大科学时代，科学和哲学、艺术的身份很难单独拆分开来，它们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大凡西方世界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常常在艺术氛围中寻求灵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和科学家达芬奇就是运用视觉原理开拓绘画事业的辉煌，同时又不乏对人类的关注和生活的思考。“爱因斯坦在思想自传中坚定地明确表达了对背景知识方面作出贡献的几个人的感激之情，他在神话般的研究中利用了这些知识。其中，他提到了莫扎特。”音乐激发了科学研究。“爱因斯坦称玻尔的第一个突破非常具有音乐性，……天文学家开普勒声称他听到了天籁之音”［4］262。爱因斯坦和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约而同地把小提琴的演奏当作终身之好。钱学森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对总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7］。1982年他就提出“科学和艺术相结合，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8］426。1994年他专门写了《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一书，把科学和艺术这一冷一热的结合誉为创新之路。1999年钱学敏在《艺术与科学相辅相成》一文中评价钱学森：“心目中，不仅拥有一个广泛无垠的科学世界，而且还拥有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对文艺理论、音乐、诗歌、戏剧、绘画、书法等等，都用心体会并有独到的见解。”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范文2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范文3
关键词 体育科技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在探讨体育科技与伦理现状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实然状态是什么？对此，学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普遍的看法是：作为工具理性的代表――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使用不应该是自由的、无限制的，而须有一定的限度。确立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再来审视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实然状态即现实存在的现状，就应要求体育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科技力量的滥用对体育造成的消极作用。
现代科技在体育中的运用，其正功能的表现主要是：促进了运动训练的发展、为运动员改善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推动比赛场地器材和服装的不断改进、提高比赛场馆的技术含量、使竞技体育赛事的传播力度加强、促进了大型运动会管理信息系统的顺利运行、为体育运动选才提供依据等。
但现代科技不仅有正面功能性作用，也势必影响人的主体性，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作用。
（1）导致新的不公平竞争
体育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给不同竞争者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意味着人们在参加体育比赛的时候基本权利具有一致性，以及在参与竞争时获得的机会平等。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体育已经被技术重构后，技术成为决定训练和比赛成绩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技术的主导性就否定了人们原本期望获得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不同参与者对技术的占有是不一致的。“为准备第27届奥运会，美国奥委会投资220万美元，除了25名专职生物力学专家、生理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之外，主要依靠耐克公司、阿迪达斯公司、GT自行车公司等体育器械制造企业的技术人员，为参赛的美国运动员研制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器械和装备，为保障美国在第27届奥运会上的优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科技水平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因此运动员得到技术手段的支持方面机会也是不均等的。
（2）导致运动成绩承载者身份的缺失
随着大量新技术运用到体育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把提高成绩的希望寄托在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上，人对技术的依赖阶段到来。例如，基因注射技术，“对于体育运动来说，基因注射技术或许是一场潜伏的灾难，因为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运动员可以改变自身的组织细胞来激发潜能、提高运动成绩，这与服用兴奋剂如出一辙，而且更加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新创造的比赛成绩究竟是应由人类自身承担还是由新技术来承担？在这样的复合体中，成绩的承载者已经不再是人类本身，运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技术的附庸和改造之物，世界记录的诞生是一次又一次新技术革命的结果，这俨然已经违背奥林匹克的宗旨和目标。
（3）导致运动员健康受损
人类自身不是一个能无限扩大的资源，因此，比赛成绩不是仅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就能无限提升，而超强度的训练也不能带来世界纪录的不断刷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靠现代科技的力量获得支持。但科学技术本身有着两面性，“科学技术也强化了竞技运动的无限张力，增加了竞技运动的风险性和危险性，从而有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运动伤害，成为健康的破坏因素。”因此，当运动员开始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比赛成绩的大幅度提升时，其身体处于科技控制下的一种超常状态，这种状态成为运动员健康的直接杀手，这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4）导致观众审美观的错乱
奥林匹克精神要求运动员通过艰苦的磨炼锻造出顽强刚毅的品格，而磨炼本身就是充满“血、汗、泪”的过程，正是这种煎熬铸就的完美形象，具有强大吸引力，是体育的魅力所在，更是观众欣赏和钦佩的原因。对竞技体育说，这是宝贵的价值，对观众来说，这是传统的审美标准，是体育正能量的源泉。但是，高科技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例如，当基因技术运用到运动员身上，观众们会欣赏一群被现代科技改造的动物表演的游戏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反思的问题，科技无限度使用，必将带来观众审美观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错乱和无序，意味着对体育正能量的巨大冲击。
（5）导致竞技体育组织成本增加
由于诸如兴奋剂使用的泛滥，大型竞技体育比赛都加大了对药检的力度，而这种检测势必要求竞技组织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上演一场科技对弈科技的大比拼。原本单纯的体育比赛，却为了维护体育最真实的价值而不得不另外进行巨额的投入。例如，每一届奥运会，人们除了关注场内比赛之外，最多的目光都集中在严肃而紧张的药检环节上。所以，用科技来确保比赛公平对主办国来说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巨大投入无疑导致了组织成本的增加，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残奥会为例，兴奋剂检测数量达到了空前的6250例，超越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5600例，成为历届奥运会检测规模最大、监控力度最强的一届奥运会。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形成了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促使科学技术在竞技体存领域的广泛使用，使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使用限度模糊，造成体育科技主体的价值断裂，影响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解决此问题的根本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追求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用人文精神保证科技在体育中运用的方向与程度，最大限度的减轻科技带来的消极作用直接冲击竞技体育本身的价值，树立正确良好的体育伦理观。
参考文献
[1] 杜利军.奥林匹克运动与现代科学技术[J].中国体育科技，2001（3）：6.
[2] 李元伟.科技与体育――关于新世纪体育科学技术发展问题[J].中国体育科技，2002（6）：5.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范文4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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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范文5
【摘要】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2 刘中景.当代自然科学中“多因一果”的特征.医学与哲学，1998，19（3）:135.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范文6
现代建筑又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末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到20世纪初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征服、殖民、主宰着世界。直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随着西欧清新的崇尚知识气氛的躁动，这些价值观才遭到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强烈挑战；在一、二次大战之间，包豪斯宣告成立，它涉猎艺术和建筑的广泛领域。同时，前卫建筑师聚集在一起起草了《雅典》，从而宣告新建筑诞生，现代主义坚定地建立了。怀着极大的自信，勒·柯布西埃和其合作者，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现代科技优势的建筑新世界而写作，演讲，规划和营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筑和都市化的景象被共同的实践和商业化主义大大地曲解。这导致现代主义的简洁和没文化，即现在众所周知的国际式。这种忽视环境文脉的设计手法对气候条件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文化指向。
世界各区域现代建筑文化的形成并不同步，以欧洲地区率先萌生了具备现代建筑文化性质的雏型，然后其它各区域都不甚自觉或不自觉地也逐渐感染上这一性质，才基本上形成了世界总体的现代建筑文化。也正是这个缘故，使所形成的世界建筑文化总体不仅发展不同步，而且存在着许多或这种或那种非理性的状况，这也是迄今为止的现代建筑文化的基本状况。首先是欧洲的那种不甚理性的强权，占有意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成功滋长了这一意识，大有为人居环境的认识的龙头老大之态，基本上忽视了其它各区域客观环境所形成的传统建筑文化观念意识的存在和必然。而宗教的神论，更增强了这一意识。于是相继在美洲、澳洲和非洲沿海的一些文化之力相较落后很多的区域实现了其建筑文化意识的施展；而后也逐渐渗入到文化之力相对较强，文化渊源深厚的亚洲地区等，却难以实现其意识的施展，终于也逐渐对其原有意识有了一定的反思，认识了其不合理性的成份。其次是其它区域对欧洲的简单的建筑模仿意识，机械地认为一种建筑型体或一幢建筑物在某一地区或地点的成功就是任何地区成功建筑的标准模型。其实，传统建筑学尚且讲究建筑的环境构成，不同的空间环境、功能需求就必须有不同的建筑构成；何况，建筑的构成也不仅仅是空间、功能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显然 那种对建筑的简单地模仿，机械地移植的指导思想，对向优秀建筑的学习，建筑文化的交流而言，是一种不合理性的东西，但却是现代建筑文化发展至今的一种普遍现象。
国内现代建筑的发展，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建筑除了特别保护的古建筑或特色民居街巷，所有建筑清一色是现代建筑。从20世纪初上海的和平饭店，到20世纪末的金茂大厦，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一点也不逊色亚洲其他国家。但是国内现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却是迟缓的；特别是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我国的现代建筑文化发展是停滞甚至倒退的。但同时却修建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现代建筑。八、九十年代自诩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是外来的与本土的建筑构件的组装，这似乎又是一种既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具有依恋的民族情结的改良思想。于是，人们可以将本土传统建筑肢解，取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代表性构件，替换上引进的西方建筑的相应位置上，这既可排除依葫芦画瓢的嫌疑、又似乎具有画龙点睛的功效，乍一看，确有令人为之一喜的感觉。那么，不同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的交融好像就只是混成、组装了，这仍然也是有些简单化了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的深刻本质，这同样是一种不甚理性的现象，在现今也甚为普遍。但是，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建筑文化呢？我想其中一点就是要正确理解现代建筑的多元性。
2、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建筑文化的多层次性。
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建筑物质财富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谓建筑文化。它是人类建筑活动方式和建筑产品的总和，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局部层次。具有自己的对象和内涵，建筑文化的本质在于它是环境文化，生存文化，社会文化和历史文化。建筑文化由内到外可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表层形态是物，即它的物化形态，主要是建筑物材料的选用，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客观的物所反映的；第二层次，中间形态是物结合，也可称作精神意志的外表。如各种规范、法规和创作理论等；第三层次，是深层形态即心，是某一文化的整体精神，如伦理道德、宗教感性、民族习性和价值观念等，它直接指中层的变化，它无声无形，只有思考，分析才能感知它的存在。外层的建筑文化较松动，容易改变，越往里越稳固，观念的东西最难改变。大多数建筑是器物性文化，重在功能即使用。
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决定了现代建筑要满足人们的使用功能就必须具有多元性，而不能是一元的，单一的。建筑的作用在于给人类提供活动的场所，而现代人们的活动是多样的，建筑类型也具有多样性。居住建筑，商业建筑，工业建筑，公共建筑、纪念性建筑等等都有不同的形式和功能要求。现代建筑文化也就不同，居住建筑、工业建筑追求的是经济适用，公共性建筑则追求更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工业化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现代建筑也在世界遍地开花。东西方的社会形态结构是不相同的，生活习惯，习俗等等都不相同，社会文化也不同，因此在相应社会生活形态中的建筑文化也是不同的。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源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各个民族，地域的衣、食、住、行都的多元的，因此，现代建筑文化也就具有多元性。
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加深了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特别是纪念性、公共性建筑物，必须适宜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否则会遭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批评。现代社会随着交通工具，通信通讯的发展，人们的交流也越来越繁多，文化的交流，思想的交流，文明的冲突使得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建筑世界也是如此，每年的世界建筑师协会的建筑师年会，各种各样的建筑展览，讲座，讨论会等等建筑思想、建筑文化的交流频频，增强了建筑文化的多元性。优秀的建筑思想，建筑文化得到交流，发展。现代建筑在二战后出现了若干思潮，主要有对“理性主义”的充实和提高，讲求技术精美的倾向，“粗野主义”、“典雅主义”，注重高度工业技术、讲究“人情化”与地方主义倾向、讲究“个性”与“象征”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这些倾向在全球各地都有体现，北欧的阿尔托设计的建筑体现芬兰的地方性与民族性，丹下健三的香川县厅舍则体现了“粗野主义”和地方性。现代建筑文化是全球性的，它的影响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虽然冲突不少，但它基本适应了各种社会形态和社会风俗习惯。
转贴于 3、现代建筑文化的发展趋势现代建筑文化具有包容性，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是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的。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推动着观念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主要是推动建筑文化的第三层次的发展，这是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它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改变，这是深层次的动力。新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新的建筑哲学和建筑理论，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变革。近代科学技术创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建筑材料，各种先进的建筑设备，科学的结构设计理论，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再加上建筑设计管理和建筑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系统化、几乎可能使建筑师们进行为所欲为的创作。例如：钢筋混凝土的发明，高强度结构钢的生产，钢结构理论的完善，最大限度地推动了现代建筑的发展，使人们脱离了古典建筑的模式，在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指导下，建造了大批精美、牢固、合理、舒适的现代建筑，从混凝土框架结构到刚架结构，薄壳、筒体结构，充气结构等可谓应有尽有。这些就正是科学技术在建筑文化第一层次上的影响与作用。
人们在进行现代建筑的实践中，必然也将把科学技术向建筑的规划、管理。法规、创作理论等方面渗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必然会希望建筑的物质属性更符合其基本需要，更富有人情味，更有文化气息。于是有了行为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格式塔理论等的发展。使建筑师们研究探索了这些新的需求，从而出现了建筑环境学，建筑心理学等新的学科理论和更科学更合理的建筑设计规范，设计出更具有时代精神，更为人们欣赏和接纳的现代化建筑。例如：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建筑师利用光学技术使窗花本身还具有宗教曼陀罗的韵律，人们对此充满了虔诚的感情。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建筑发展的历史沿革中，我们明白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建筑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可以预见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将继续推动未来建筑文化的发展。
商业贸易，国际交流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在现代建筑文化的第三层次的作用，更多的是科学的力量，是科学思维观念的发展变革推动现代建筑文化的兴起、发展。尤其推动着建筑风格，建筑文化的大转变，大发展。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观和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观，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整体心态，从人的意识深处，即建筑文化的第三层次上，进而全面地促进建筑文化的变革发展。
4、批判地认识现代建筑文化建筑是人类创造的人工自然物中最富象征性的成果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观念体系渗透到社会制度、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建筑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既受到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影响，又对这个价值观念体系产生反作用。建筑是一定时期一种文化的缩影，建筑的发展和整体的文化背景是相应的。那么，中国的建筑师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的优秀的价值观念又如何批判地认识、学习和发展现代建筑文化呢？
首先，建筑创作要回归原点，要整合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价值观。从关注建筑的形体塑造，到强调回归建筑的原点，这是当代建筑文化走向有机整合的一个标志。回归原点，作本质上的概括，并随机应变，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从流派的纷争和商业主义的文化炒作中解脱出来；从形体塑造作为建筑创作的愿点，到聚居需求、区域文化、技术经济、环境和生态等原点出发，找到建筑创作的原点。
其次是，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发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传统与创新是建筑创作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传统建筑文化？又如何在建筑创新中融入自身的文化特色？这是中国许多建筑师面临的一个头疼的课题，在经历了片面的“民族化”和“西式现代化”创作之后，当代中国建筑师努力探索“寓传统于现代”的建筑创新之路，力求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建筑文化之中。中国建筑师在努力探索传统审美意识与现代审美观念、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地域性技术与现代材料的结合途径，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创作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