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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流程范文1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被赋予天然的使命：培养兼具高等性和职业性的专门人才。所谓高等性是指将在人文、科技等方面达到一定水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的学生培养成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潜力的人才的特性；所谓职业性是指培养的人才是面向市场职业岗位需求的职业人的特性；综合而言：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市场需求的、具有职业岗位核心能力，不需培训即能上岗并具有未来职业成长性的高素质技能型职业人。根据此人才培养目标而设计的课程体系理论上来讲符合逻辑，但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个核心问题：课程体系中既设置岗位能力核心课程，又设置岗位能力发展课程，结果很大一部分学生岗位能力核心课程没有学扎实，岗位能力发展课程更是没能力学习。究其核心原因，是大学扩招后将部分高职生源素质标准降级，导致扩招后的部分（一半左右）学生不符合高等性要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职院校的使命与培养对象素质不相匹配是高职院校当下发展瓶颈的主因，本文因而以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健雄学院）会计专业为例提出建立课程体系分流机制的设想，试图架构桥梁，解决该瓶颈，同时希望能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二、健雄学院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一）建设思路
健雄学院会计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思路是这样：首先根据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市场调研，确定市场对高职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通过调研得知，60%以上中小型企业招聘的会计岗位从业人员学历要求为高职高专，说明市场对高职会计人才需求大，因此健雄学院会计专业学生从业方向定位为中小型企业；其次调研中小型企业会计岗位群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及所需岗位知识与能力规格，系统整理后得到会计专业教学对应的工作领域；最后对工作领域按照“职业性”与“高等性”的逻辑顺序及学生学习从易到难的进度规律进行排列重组，形成可教学的学习领域，即课程体系。
（二）建设成果
根据健雄学院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市场会计岗位需求规格，设计如下课程体系：
1.入门课程：基础会计、基础会计实训、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岗位课程：（1）核心岗位课程：1）出纳岗：珠算、出纳实务；2）会计核算岗：会计电算化操作、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成本会计实训、税务会计实训；（2）发展岗位课程一会计主管岗：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综合模拟实训；
岗位实训：定岗实习、毕业设计。
上述课程体系首先按照“职业性”与“高等性”的逻辑顺序设计，按会计岗位设计课程体现“职业性”，按会计核心岗位到会计发展岗位顺序设计课程体现“高等性”；其次按照学生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律一年级设计从业上岗课程，二年级设计达到初级水平的课程，三年级及毕业后3-5年设计可以达到中级水平的课程。
三、高校扩招背景下健雄学院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实施现状
由于高校扩招，导致生源质量普遍降级，使既定的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生源素质不匹配，按照既定的课程体系安排课程教学时，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师反映一半左右的学生反应迟钝、不好教，学生反映课程难、听不懂，两年在校学习后有50%-60%的学生能考取会计从业资格证（注：健雄学院2013级之前是2+1学制模式，2013级以后实施2.5+0.5学制模式）。
可见，50%-60%的学生符合高职生源素质，在实施2.5+0.5学制模式下，可以按照上述课程体系设计实施教学，完成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还有40%-50%的学生很显然不适合按照该课程体系方案实施教学，因此需要另寻途径，在不降低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同时不放弃这部分学生的前提下，找到路径实现对这40%-50%学生相同规格的培养目标。
四、高校扩招背景下健雄学院会计专业建立课程体系分流机制的构想
（一）分流机制的含义
所谓分流机制是指学生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学习两年的专业课程后，第三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发展岗位课程+综合模拟实训”学习或者“分岗位实训+综合模拟实训”学习；虽然第三年对学生进行分流，但是在整个三年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将自主学习和创新内化为学生个人的心理习惯，从而实现殊途同归的教学目的；即三年后，不管选择哪一类型分流的学生，都具备扎实的核心岗位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都养成了自主学习习惯和培养了创新意识与能力，因此都具备职业发展的潜力，只要努力，都可以在毕业后若干年进阶上岗为会计主管等管理岗位。
（二）分流机制运作过程
首先，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的设计，即设计课程体系分流方案，思路是这样：学生在二年级核心岗位课程学完后有了明显的分层，如果三年级不进行分流教学，统一学习发展岗位课程，则有一半左右的学生，不仅一二年级的基础与核心课程没有打实基础，三年级的主管岗位课程又不能理解消化，降低整体教学效果，很难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因此，需要在三年级开始进行分流教学，首先将课程体系分流为发展岗位课程和核心岗位实训课程。发展岗位课程仍然包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综合模拟实训；核心岗位实训课程包括：核心岗位课程实训、会计综合模拟实训。有能力的学生学习发展岗位课程，没有能力的学生学岗位实训课程。
经济纠纷流程范文2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建国.刑事诉讼中的刑民交错现象及其法律规制[A].游伟.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2]陈虹.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几点质疑[J].学术探索，2006，（5）.
[3]伍跃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9，（1）.
[4]杨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J].法律适用，2003，（3）.
[5]胡启忠，胡业勋.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强调谦抑原则[J].人民论坛，2010，（29）.
[6]赵秉志.当代刑事科学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2.
[7]陈灿平.刑民实体法关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8]胡启忠.金融刑法立罪逻辑论——以金融刑法修正为例[J].中国法学，2009，（6）.
经济纠纷流程范文3
原告在卢山县城关老城大街经营一家军需用品商店。2006年10月24日,两个案外人来到该店称欲向其订购1000套迷彩服,骗取了原告的信任。2006年10月25日,案外人引诱原告在被告下属的卢山县西关邮政局办理了以“卫述桦”为实名,账号为XX2679的活期存款账户,同时办理了账号相一致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同日,案外人假冒原告的名字,用假身份证在被告的下属人民路邮政支局办理了账号为XX2200的活期存款账户及相配套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后原告在向案外人出示办理好的存折时,两个存折被调换,调换后案外人以证明原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借口,要求原告往存折上存款,结果当天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4万元现金存入其所持的案外人开立并掌握密码的存折账户上。同日,该4万元存款被案外人持邮政储蓄绿卡分四次提取,其中第一次在邮政储蓄营业网点支取了3.5万元,第二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三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四次跨行支取1000元。原告发现被骗后,立即向被告提出支付的请求,被告要求原告到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即向公安机关刑侦队报了案,卢山县公安局已立案受理,但至今未侦破。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至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卢山县邮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卫述桦赔偿损失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付至还款完毕之日),驳回卫述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元,由原告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宣判后,卢山县邮政局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辨析
储蓄机构有无义务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
上诉人抗辩认为,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44号《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据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抗辩的理由值得关注,尽管并不完全充分。该上诉人认为,首先,“批复”是中国人民银行对上海分行《关于办理储蓄存款密码修改手续等问题的紧急请示》的一个批复文件,批复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该批复是针对储蓄机构为储户更换存单、存折上的密码时应履行手续的答复,并不涉及开户问题,因此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其次,该批复是在1999年做出的,当时国务院实名制规定尚未出台,银行系统对身份证真伪的鉴别手段也不够完备,这样的批复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案发生在2006年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已于2000年实施,如果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资料只做表面上的审查,那么就无法保证国务院关于实名制的规定能够落到实处。最后,该批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精神相违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即使一审法院基于以下规定的分析,也未必能够清楚的得出银行需对身份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实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身份证上使用的姓名”。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与号码。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个人存款账户”。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为储户开立具有通存通兑功能的账户(包括存户、银行卡户)或基于已有账户申领银行卡时,必须要储户出具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军官证、护照等)和设置个人密码”。《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银行应负责对存款人开户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
但是,作为储蓄机构,我们应该看到,前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银行的审查身份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义务。只是在何种程度上才可认定银行尽职尽责,则是不够明确。实际上,二审法院在二审裁判中也没有办法明确得出银行对身份证真伪有实质性审查的义务,而是强调了有一定的“审查义务”。一旦发生有虚假身份证件的情形,法院就可能推定银行未能尽职尽责。这也是本案法院坚持认定银行有审核义务履行不当的根本所在。该裁决指出:“联系上述法规、规章的规定看,《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第七条规定的,银行在为存款人办理开户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尽管使用了“核对”一词,但银行在办理与存折相对应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发放银行卡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的真伪应当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正因为上诉人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为他人提取被上诉人的存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故上诉人上诉称其没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伪,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先刑后民”是否合理合法
是否“先刑后民”是储蓄类诈骗案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争议焦点。“先刑后民”并非本案原告独创,也有司法解释作为依据。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基于此,上诉人抗辩认为,本案发生是因诈骗引起,但诈骗案件未侦破,具体的案情究竟是什么,无法得到有效印证,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诉称就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经济纠纷案和经济犯罪案应该分开审理。”被上诉人则认为本案一审将民事纠纷案和经济犯罪嫌疑案分开,单独审理侵权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正确的。两审法院均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理解并非绝对,对于是否为同一法律事实的解释取决于法院。
类似案件的裁判可否作为抗辩依据
本案上诉人在上诉抗辩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审法院类似案件中曾经有不同的裁决。即平尚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储蓄机构无责任,本案也应但比照该判决处理。
但是上诉人疏忽了裁决基于的事实难免有一定的差异,而这一点正好成为被上诉人抗辩的重要理由。有趣的是,上诉人的抗辩还提出了更有影响力的案件来反驳上诉人,即《大洪报》2008年5月24日B25版以案说法《存折被掉包丢钱谁负责》所分析的案例和本案更为接近。此文对案例的一审、二审判决都有详尽的评析,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以案说法,对本案二审判决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实际上二审法院也明确指出:上诉人提供的案例,即本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故上诉人要求本案比照该案例进行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从国内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同一法院的裁判也很难用于法院的裁判依据,尽管有时此种主张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多数情况下不为法院所接受。
责任分配的比例如何确定
此类民事侵权纠纷的核心争执在于责任分配如何确定,而目前尚无具体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做出规定,而是由法院基于过错大小的分析来自由裁量。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本次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原告的存款损失承担一定责任。原告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西关邮政支局,案外人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人民路邮政支局,由于轻信及防范意识差,原告在存折被调换后没有核对其所持存折上的印章,将款项存入案外人的存折造成损失,其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具体责任分担以双方各承担50%为宜。二审法院肯定了一审法院的认定,即关于责任的划分问题,原审依据本案的事实酌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从国内此类案例的裁判来看,有类似的五五分成的责任,也有三七开,四六开的案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实无具体的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对储蓄机构的启示
应对存款诈骗的纠纷案例,储蓄机构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储蓄机构必须严格履行开户审核职责。从目前的监管法规来看,尤其是实名制推行以来,开户审核中的疏忽势必导致银行风险。从各种存款诈骗案例来看,绝大部分均系犯罪分子采取种种手段骗取储户信任后,利用储户的各种信息,伪造身份证明,骗取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或结算账户,然后诈取储户在储蓄机构的存款。为有效防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发生,储蓄机构需源头上加强防范,严把开户的审核关,提高身份证明审核的技术手段。严格审核操作流程,为发生纠纷时积极举证履行审核义务做好准备。
第二,不能过于依赖“先刑后民”的程序机制以及法院的既有判例。从本案来看,“先刑后民”的抗辩就被法院所拒绝接纳了。银行应该积极地抗辩,管辖的程序抗辩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法院的支持。实际上,近年来,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已经明显倾向于否认“先刑后民”的主张。尽管法院的既有判例对法官裁判有一定影响,但是银行不宜报过高预期,不能过分依赖法院借助已有判例来裁判。
第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诉讼,积极抗辩,争取司法机关的支持和理解。存款诈骗案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比较慎重,银行绝不可因为纠纷标的金额不高而有所疏忽。这类案例的对方往往是个人,他们会积极应对诉讼,而且法院对于个人和储蓄机构争议,往往有扶持弱者的天然倾向。况且,此类案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证据的准备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银行如果不足够重视,可能被赋予难于实现的举证义务,从而导致银行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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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是完全开放的,都是在与外部资源的交换中实现和完成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建筑业企业风险发生的高频性和
风险管理的艰难性,特别是企业转型过程中更是风险多发阶段,每个风险都有可能最终演变为法律风险,法律风险往往又常是颠覆性的。在这种情形下,构建多层次互动性管理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进而带动整个经营管理体系升级优化,是建筑业企业参与竞争和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创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意义
1.创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建筑业企业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
随着建筑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竞争经营风险积累和法律风险显现得也更加突出,有的巨额工程款拖欠多年清收不回,有的甚至因过了两年诉讼时效而丧失了法律胜诉权,导致施工企业资金无法正常周转;整个企业处于经济纠纷导致法律纠纷所造成的较大冲击中,面临着生存危机的严峻考验。维护企业自身权益渡过生存危机,施工企业必须建立法律风险应对机制。同时,公司在竞标过程中面临着“霸王”条款的威胁,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着迟延付款的压力,在工程结算过程中面临着工程款审价缩水的损失,在竣工后面临着拖欠工程款的侵害,这种易受伤害性要求公司必须创建多层次协调、各系统联动、立足于管理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2.创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建筑业企业生成免疫机能的需要。
企业都处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经济组织构成的环境中,就像空气与细菌无法分离一样,经营与风险也无法分开。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要求企业必须健全能够抵御各种风险侵蚀的免疫机能,创建多层次互动性管理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则是一种重要的选择。
3.创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建筑业企业不断改进管理增强驾驭风险能力的需要。
施工企业进入市场后,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经济纠纷和直接由此演变的法律纠纷,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追根溯源,这些结果的主要诱因是公司内部管理不善,表现为企业驾驭风险能力欠缺,使许多问题最终都酿成法律风险和企业灾难。
4.创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建筑业企业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资产和经营安全的需要。
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利益的驱动,每个企业在利益的诱惑面前的表现是不同的,而且遵守规则的自控能力强弱不同,侵害与被侵害行为都可能使经营风险演绎为法律风险。有资料显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110家央企2003年至2006年因债权债务、劳资纠纷、知识产权等经济纠纷演变的法律纠纷为221件,直接涉案金额26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超过500亿元,这些法律纠纷给当事企业的资产和经营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和损失。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创建规避法律风险的机制屏障,保障企业资产安全和经营安全。
三、如何构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风险防范体系,是一个以法律风险防范为核心的系统的企业风险防范体系。这个体系创建的着眼点是:致力于在法律风险产生的整个过程的全面防御,构筑事前、事中、事后和过程防范阵线;致力于在提升全员法律意识基础上的制度建设,构筑防范各类风险的思想意识和制度防范体系;致力于在法律风险消弭过程中的维权补救,构筑维护企业权益的管理健全和完善的管理功能;致力于在法律风险防范过程中增强企业自身机能,构筑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驾驭风险技能。
1.建立覆盖企业各项业务流程的法律事务管理体系。
建立自上而下的法律事务管理框架,以实体性的总部和各分子公司法律事务管理的机构建设,作为整个法律风险防范的体系纲领,构成涵盖公司各个层次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体系网络,把所有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都纳入这个网络的业务辐射范畴并实施风险管理,形成公司法律事务室统一管理协调、各层网络架构各司其职、各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法律风险防范屏障。
2.构架法律事务管理与企业管理其他子系统互动功能。
法律风险是其他风险的积累和最终表现形态,防范法律风险也必须以法律事务管理部门为龙头,以具体风险防范项目和业务为载体和纽带,牵动企业经营管理各个子系统围绕共同目标实现联动,针对风险多发的危险环节运行规律和特点,沿循公司业务流程、工作程序特别是具体案件发生形成的信息流,实现各相关系统互动,实现整合管理资源,动员系统能量共同防范和应付风险的目的,形成风险预警、风险识别、风险控制、风险补救、风险转化的系统联动机能,达到防范风险和改进管理的双重目的。
3.构筑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风险预警机制。
防范法律风险的关键是提前预知风险、识别风险和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有的法律风险需要提前规避,有的需要正面应对驾驭,有的需要在过程中加以化解和消弭,但前提是准确的风险预警。具体做法是:(1)全面防范制度。公司定期召开法律工作专题会议,总结和部署工作;针对公司当前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进行重点防范和部署;(2)重点提示机制。法律事务部门每半年对公司发生的法律纠纷案件进行一次统计、整理、分类,对重要法律纠纷案件进行系统分析,从中找出这些法律风险产生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原因,并通过公司内部刊物进行通报,同时在公司法律系统专业会议上进行业务提醒,提示各个单位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3)避险指引机制。公司法律事务部门针对生产经营过程出现的风险前兆和已经显露出来的风险现象进行避险指引。一是对日常生产经营中可能形成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的问题,迅速通过业务渠道进行避险指引,就避险的具体措施提出法律建议。二是对总公司和所属单位已经发生并已形成但尚未进入法律诉讼阶段的风险问题,进行重点处置指引,并且进行实时督导。三是对已判决或已进入执行程序的法律纠纷进行减损操作指引,帮助当事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组合策略减少或转移风险。
4.构筑防御风险侵害的防火墙机制。
企业风险既包括外部不确定性的市场陷阱,也包括企业自身缺陷形成的风险现象。建立防御风险侵害的防火墙机制主要内容是:(1)建立严格的合同评审制度;(2)建立专项事务法律顾问会商制度。
经济纠纷流程范文5
关键词：合同管理；财务监督；内部控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F7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1
现代企业以经济管理为中心，资金的流动性使财务管理贯穿着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财务监督职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企业管理层的高度重视，企业与外界签订的经济合同，最后都要涉及到财务部门，落实到资金的收付，合同管理与财务监督是相辅相成的，联系紧密。二者的共同目标都是规范管理、防范风险、降低成本，堵塞不合理的开支，保证企业有限资金的正确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企业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应该充分发挥财务监督的作用，加强经济合同管理，规范交易行为，减少经济纠纷，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一、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合同一旦确立，就对当事人双方产生了法律的约束，签约双方的权利、义务就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和监督。任何一方如不履行合同，都要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合同的应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企业对外业务联系日益增多，而经济合同是在客户管理中最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是维护当事双方权利的法律依据，同时合同也是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由于合同起草、审批和执行涉及多个部门，如何对各类合同进行有效管理，降低成本，保护企业利益，将成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为确保各类合同的规范、高效运作，带动和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应设置合同管理部门，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分专业审查，依合同结算”的原则，制定符合本企业的合同管理制度，建立合同管理体系。通过合同管理系统对合同实行全过程规范化、信息化、系统化管理。合同选商、立项申报、签订申报、审查审批、签订、变更、解除、付款申请、履行结果填报等均在合同管理系统上进行。
合同管理涉及企业管理的许多方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利用经济法则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但仅靠合同管理部门，难以完成管理职能，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需要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共同管理，而依合同结算，就是加强财务管理完善合同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加强财务管控，促进合同有效管理
在企业中，一切涉及资金的收支活动，都与财务管理工作有关。企业内部各部门与资金不发生联系的现象很少见，每个部门都会通过资金的使用与财务部门发生联系。每一个部门也都要在合理使用资金、降低费用支出方面接受财务部门的管理、监督，通过资金收支对单位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监控，促进企业合同管理。
除一些特殊事项外，企业的对外经济业务都要订立书面经济合同，订立合同不仅可以有效的保护企业的合法权利，同时反映了一个企业现代化管理的程度。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将财务部门的资金管理平台、合同管理部门的合同管理系统和业务部门的标准办公平结起来。实现了相互的数据转换和信息共享，资金管理平台可以及时获取合同信息，使资金结算有据可依，合同管理系统可以及时获取财务结算信息，掌握合同履行情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全过程管理”事务过程。
通过财务部门的财务监督作用，可以有力的保证企业合同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依据合同付款时，财务部门要查验相关的合同和结算资料，与合同核对合同标的、收款单位名称、账号等重要内容，要求与合同系统完全一致，并实现对合同付款按合同标的、预付款比例、质保金等进行控制，不符合要求的不予结算，通过资金付款环节的控制，使合同管理系统的控制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企业的各项制度的有效落实奠定了基础。
将财务监督加入合同管理体系，对不符合企业规定的付款事项财务部门不予付款，不仅保证合同管理顺利实施，协助各专业部门对企业内部分管事项的管理控制，可以有效地遏制超规模的投资和杜绝计划外的支出等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加强了企业对内部各单位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对外承揽工程(或销售产品)等经济业务签订合同时明确收款事项，也会加快收款速度减少应收账款额度降低财务风险。
三、完善合同管理体系，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通过合同管理系统可以把互相依赖的生产单位之间及生产与科研、销售单位之间联系起来，减少经济纠纷，巩固协作关系，推动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同时，合同也是有效组织生产活动的方法措施，能够使企业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避免盲目生产损失浪费现象的发生，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因此，合同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仅是简单的要约、承诺、签约等内容，而是一种全过程、全方位、科学的组织管理。
同时应加强对合同审核责任的追究，保证审核质量。建立同类事项合同的模板，法规部门要对合同中的法律条款进行指导，特别是新的法律法规及事项的前瞻性。在日常经营中个别单位还存在合同管理意识淡薄，没有明白合同的重要性和作用，违反合同管理规定的现象，在没有签订经济合同的情况下，就与业务单位发生经济往来，一旦发生经济纠纷，无据可依，或者合同文本不规范，引起经济纠纷，给单位造成损失。通过财务监督和合同管理的协调控制，可有效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合同管理系统严格按照企业内控制度的要求设计，相对固化业务流程，规范化运作程序，法律审查和结算管理成为合同签订、履行中不可逾越的环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必须提升合同管理意识，逐字逐句对合同条款进行推敲，做到定义清楚，用语准确、严密，全面认识和理解合同条款，规范经济合同文本，避免经济纠纷等情况的发生。
通过财务监督和合同管理的结合，会促进企业各单位加大合同管理力度，所有合同的签订、审批、履行都能够按制度规范进行，同时为了及时结算，企业各单位会加快合同审查审批速度，规范合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合同部门和财务部门等其他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监控，合同的流转的各个节点都会留下痕迹，责任清晰易于追究，合同签订、履行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有效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实现了法律风险的可控、在控，保障了企业的资金安全和有效使用。
通过财务系统和合同管理系统的结合，保证了合同系统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基于合同系统数据可以对合同系统中的合同签订、履行及相对人等信息进行定期分析，正确评价合作方的信誉度，保护企业经济利益不受损害。通过制作各类统计分析图表，结合企业生产经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及时查找管理上的问题，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提出解决方案，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有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实践证明，将财务监督和合同管理两个环节有机结合，协调控制企业经营风险是行之有效的，二者构筑了一层严密的内部控制体系，很好地解决了合同管理和成本控制中存在的效率低、准确性差等诸多实际问题，实现了合同的高效运作管理，满足了有效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对于企业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2]丁溪.经济法[M].中国商务出版社.
经济纠纷流程范文6
创新是推动教育活动发展的源泉，而其实施的载体就是课堂教学的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高职院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在财会、管理类专业中设置经济法课程就是着眼于向社会输送具备法律知识的经济类专门人才这一目标而展开。无论是从高职院经济法本身的课程特点出发还是从教学对象（学生）的特点进行考量，教师都应该正确认识该课程存在的教学特殊性，全面把握和探索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进行改革创新，真正实现有效性教学，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2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教材选用存在滞后性和不合理性。经济法属于法律体系范畴，很多法律条款经常会有被废除和重新订立的情况，而许多的高职院在选用经济法课程教材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学科的特殊性，教材版本多年不变，从而导致内容上未能跟上发展变化的要求，导致学生未能真正掌握新的法律法规的内容。此外，选用的教材涉及纯粹法理研究的内容过多过深，使不具备法学基础的高职学生感到学习难度加大而无所适从。
其次是教学方法和手段与实际应用脱离。经济法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的必要性，学生需要在掌握法律知识点的基础上用其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但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然还是沿用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实践性教学的应用。即便有进行案例分析的情况，在对案例的选择上也往往具有随意性，知识点间缺乏必要的衔接。这些情况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未能获得有效激发，学生实作能力和创新意识不强。
3对策措施
针对上述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提出如下解决思路：
3.1选用切合实际又有实践应用价值的教材
经济法作为一门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密切的课程，其自身性质就决定了在选用教材上的实效性。教师和有关教材订购部门应根??相关法律条例的修订情况适时对教材进行更新，保证教材内容的新颖性和学生所学知识内容的与时俱进。此外，高职经济法教材的选用还要从高职学生的特点出发，保证教材内容深浅适度，选择既能给予学生指导性和启发性，同时又能加强其法律业务实训的教材，使学生在掌握经济法律条款的同时又能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纠纷。
3.2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如前所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积极性，难以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汲取“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重在启发”的思想，积极对原有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使教学方式得到不断优化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在经济法教学中最适合采用的是案例教学法。教师应该改变单纯灌输法律理论条款的无效模式，多为学生讲述和分析与法律条款相关的典型经济案例，同时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设定自己的假定角色，从角色身份出发去分析问题，分析完毕之后还可以重新调换角色身份后再进行分析，这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在学习《合同法》一章时，案例分析的双务合同中可能涉及到签订合同的当事人A和B，在发生了合同纠纷之后就应该引导学生假设站在A和B的不同身份角度来分析面对的问题；也可以将自己想象成当事人一方的律师，为当事人进行辩护；还可以站在法院的角度对这一案例涉及的经济纠纷进行最终的裁决。经济案例分析是对所学相关经济法条例的最好解读，这样既能增强学生学习的真实感，又能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次，笔者认为在经济法教学中比较适用的另一种教学方法是情境教学法。现实中许多高职院校的经济法课程教学由于条件所限无法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进入社区、法院等地进行课外实训，情境教学法能够创设具体生动的场景，使学生“身临其境”，在亲身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的过程中自觉加深对法律条例的理解。比如在对“商标注册程序”知识点的教学中，可以创设实际的公司注册商标情境，让学生扮演公司、商标局、商标机构和法律顾问等不同的角色，模拟演示办理商标注册手续的整个流程，通过演示、问答和角色互换等方式，检验学生掌握公司申请商标注册的各个环节，并解决出现的问题。情境教学法本质上是一种体验式的教学手段，非常契合高职学生的实际，通过这种方法的运用，使学生能在学中做，在做中学，既掌握了相关法律知识又能进行实际应用，切实有效地达到培养“经济+法律”复合型技能人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