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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诉讼流程范文1
一、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完善法制环境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拥有众多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地为国际、区域或全球经济提供全面金融服务，通过资本融通和管理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具有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城市或地区。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制约或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建设、金融政策、央行所在地、经济腹地、地理位置等，而其中又以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环境最为重要。
从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看，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够促进金融的发展。“法与金融学”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出了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1）法律通过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投资的安全性，鼓励企业的利润再投资以及更多的外部资金供给，促进金融体系规模扩大，从而推动金融发展；（2）契约是金融之基础，法律体系及由此形成的契约环境是决定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自然形成型（如伦敦、纽约和香港）还是政府有意识建设和大力支持而最终形成（如东京、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将金融法律作为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生机制予以不断完善强化。从金融法制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来看，健全和完善的金融法制环境能够规范金融交易行为，保护金融主体的合法权利，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公平配置；能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升金融运行效率。由此可见，法律环境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的诸要素中都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败的关键，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金融法律体系框架，但仍需完善以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求。
二、 司法能动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功能
营造良好的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也须从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金融司法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着手。面对金融发展创新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司法通过自身功能的能动匹配，充分发挥金融司法职能，并促进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优化。
1. 纠纷解决功能。纠纷解决是司法的原初功能，也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虽然现代社会中已出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司法因其天然所具有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专业性而始终作为处理纠纷争端的中心力量而存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司法解决争端的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及时提升纠纷解决功能，是司法能否助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一方面，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最主要的核心因素，金融创新本质上是相关主体间权利义务配置的新形式，它拓展了金融私法的权利义务主体、客体和内容，会导致各种新类型金融诉讼纠纷的产生。这些新型金融纠纷的法律关系往往突破传统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司法予以合理界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保障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金融业务知识，这对司法人员的法律功底以及金融专业知识都有高水平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主体的特殊性和广泛性，金融纠纷（尤其是金融创新纠纷）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个案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明确，还可能涉及到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以证券交易纠纷为例，一个虚假陈述案件审理的背后可能有着成千上万的股民在翘首以待，同时也可能有着数以万计的案件在积蓄并等待爆发，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金融纠纷的以上特点，无疑对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补充立法功能。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只是对既有法律的被动适用或消极执行。无论立法者多么睿智而充满理性，也不可能预见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同时，法律语言的概括性以及语言本身的模糊多义性也容易导致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分歧。法律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司法必然具备补充立法的功能，而司法的这一衍生功能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尤为重要。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然伴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无可避免地会催生出新型的利益和权利关系。而成文法的稳定性使其无法及时涵盖新的社会现实，也阻碍了其对金融动态发展的规制和作用，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法律落后于金融改革。而此时，司法不能以立法的缺位或滞后为由拒绝裁判，更不能守成僵化、束缚金融创新的深化，而应当主动承担起补充立法的责任，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因事后性、个案化而具有的灵活、务实的优势， 通过对现有法律的灵活解释和变通执行弥补成文法缺陷，为金融创新赢得空间。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且还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差异。监管机构往往对同一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规制，加大了市场主体对法律规则的认知难度，也为金融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这时就需要司法者发挥司法能动性，因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对相关金融法规进行有效的梳理和重构，妥善解决进入司法渠道的金融纠纷，并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促进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从而预防和减少金融纠纷的发生。
此外，金融创新的推进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而在具体试错过程中司法也较立法更具优势。相比较于立法的试错成本，司法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中的试错成本要远低于立法。尽管司法所起到的公众效力可能不及立法，但其较低的司法成本和灵活性更能有效推进金融中心的法制环境的完善。
3. 权力制约功能。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用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自然也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来加快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属于国家建设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无疑是由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现状决定，但在其发展过程尤其要注意防止“政府失灵”，避免重蹈日本因放松政府限制而产生权力扩张异化的覆辙。
我国存在金融监管多头、金融法规令出多门的情况，实践中金融监管主体角色错位、越位或不到位、权责脱节和责任缺失等弊端普遍存在，亟需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司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处于中立地位，可以通过惩治金融执法人员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具体金融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监督政府，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化，抑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促使政府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段的转变，提升专业金融监管效率，从而促进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健康运行。
三、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司法能动性之发挥
一个城市或区域之所以能成其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在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抑或发达的金融市场，而更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金融法制环境。今年来，上海检法系统陆续建立起三级院的金融专业审判和检察架构，并通过金融审判白皮书、组建金融专家咨询库等制度的探索发展，逐步优化金融司法资源，不断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司法保障。但目前而言，若想尽快建立其国际上对上海金融司法环境的高认可度的公平高效金融司法体系， 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要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这里所说的“发挥司法能动性”，并非部分司法机关曾经理解和实践的所谓“送法上门”、“开发案源”等做法，而指的是司法者不应仅仅消极呆板地适用法律，还应当在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制内，顺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能动行使司法权。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司法能动性，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 积极回应金融纠纷诉求。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新型、疑难的金融类争议纠纷层出不穷，相应地金融纠纷诉求也日益增长。对于伴随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不断出现的大量金融纠纷诉求，法院应当积极回应，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予以裁判，即使是“法无明文规定”这个理由。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却存在着许多本应当由法院审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金融案件。主要包括：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拒绝受理。特别是由资本市场各种不当行为而造成投资者损失所引发的纠纷；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中止或暂缓。最高人民法院了大量“三中止”通知，对涉及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经济纠纷案件、已编入全国证券回购机构间债务清欠链条的证券回购经济纠纷案件以及涉及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的案件暂缓受理、中止审理或者中止执行；部分金融案件的诉讼方式受到限制。对于人数众多且处于信息、财力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而言，“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本是一种以较低成本实现权益保护的诉讼方式，但虽然《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代表人诉讼”，这一诉讼方式在金融争议案件中的运用却受到了限制，如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的司法机关往往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全国首发性的金融纠纷案件。倘若仍旧一味地采取限制诉讼之类的回避态度，则不仅不利于保护金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损害了金融司法的权威，削弱了司法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保障作用。分析当前法院“拒绝”新型金融案件的原因，固然有现实金融法律规则供给不足以及转型市场经济背景等因素，但本质上还是源于法院回应金融市场变化与发展的能力不足。因此，要想真正塑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司法优势，上海司法机关应当变“消极回避”为“积极回应”，只要是具有法律争议性质的、依照基本诉讼法律应当进入司法程序金融纠纷案件，都应当予以受理，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还应当注意逐步加强自身应对群体性纠纷的能力。
2. 能动发挥规则创设和指引作用。除了回避新型金融案件之外，目前我国金融司法还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偏于保守，不能因应金融发展的需求进行能动地适法。以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为例，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立项起草关于委托理财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却至今仍未能正式出台，导致此类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仅有损司法的统一性，也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法律的不完备性与金融创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愈发突出。对此，司法机关不能坐等立法完善，而应当转变保守的思维定势，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运用“司法之手”促进金融规则和金融政策的健全和完善：首先，在具体案件审理上要赋予和尊重法官能动的法律解释权。司法是一种事实上的立法，在金融发展史上，由法官的能动解释推动金融法律规则形成的例子并不少见，如美国法上关于“证券”定义的法律规则就是通过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W?J?Howey公司一案（SEC v. W. J. Howey Co. ）⑤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裁判而确立的。在立法因其滞后性和局限性而无法及时因应金融发展需求时，法官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过程中不能机械地套用法律，而应当将金融法律与金融政策相结合，同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司法理念和成熟经验，在既定规则和具体适用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以作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合乎金融发展客观规律的裁判；其次，在个案经验存在相当积累的基础上，从个案和类案的审理中总结审判经验，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确立审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填补法律漏洞。此外，还应当及时梳理金融纠纷案件所反映出的金融监管、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问题，运用司法建议等方式，为金融监管、金融自律建言献策，探求保障金融创新发展的司法规制路径；最后，通过金融类指导性案例的，一方面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司法对金融市场的规则指引作用。
3. 探索推进金融司法专业化建设，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合作。金融案件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案件，涉及的业务类型繁多，运作机理错综复杂，必须加强金融司法的专业化建设：
一是促进机构专业化。在金融审判方面，传统民商审判框架内部专业分工不合理，造成对金融纠纷的分散审判，影响了金融审判的有效性和统一性。要形成高院、中院以及金融机构集聚区（如浦东、黄浦、杨浦、闵行等）法院三级金融审判庭，并辅以其他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合议庭的金融商事审判体系，通过集中管辖、集约办案，有效提升金融审判和金融检察的效率和质量；同样地，在金融检察方面，在市、分院设立专门的金融检察处，在区县院成立金融检察科或金融检察专业小组，并在金融核心功能区设立金融检察工作室，以应对金融犯罪案件高发态势，切实履行金融检察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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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纠纷 新闻调解 调解前置
新闻纠纷是由新闻采访行为或新闻作品引发的、存在于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新闻作品相关的法人或公民之间的冲突。自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来，诉讼作为最具权威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我国新闻纠纷解决的主要形式。这一方面是我国公民依法维权意识高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新闻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方式匮乏的体现。30余年后，人们更能理性地看待诉讼的优势与局限，认识到诉讼并不是解决新闻纠纷的最好手段。在国外ADR（诉讼外纠纷解决）运动蓬勃发展、国内人民调解制度成功实践以及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重视运用调解手段来调处各类纠纷的背景下，调解这一诉讼外争端解决方式运用到新闻纠纷的解决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只要新闻调解机制设计科学、合理，人们选择使用方便，新闻调解未来极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中替代诉讼的新闻纠纷解决方式。根据我国调解制度多年的实践经验，从强化新闻调解的地位及功能出发，在法律上明确新闻调解前置制度，是弥补新闻诉讼在新闻纠纷解决上诸多缺失的理想制度选择。
新闻调解前置的概念及特征
新闻调解，指在中立于新闻纠纷之外的新闻纠纷调解机构的主持下，以关于新闻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新闻职业道德为依据，对新闻纠纷当事双方进行斡旋、疏导、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新闻纠纷的活动。将新闻调解作为新闻诉讼必经的前置程序，就是在新闻纠纷案件为人民法院受理之前，强制性要求新闻纠纷的当事人经过人民法院委托的新闻调解机构先行调解，在调解阶段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则争端就此终止。只有在调解不成功后，争端才能进入案件的审理程序。作为一种规范的纠纷解决制度，新闻调解前置程序具有如下特征：
程序适用的强制性。调解前置制度一旦为法律所确定，就具有法定的强制性，属于纠纷当事人不可选择的必经程序。新闻纠纷发生后，纠纷当事人应当首先申请调解，如果纠纷当事人不经过调解过程而径行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依规指定或委托新闻纠纷调解机构进行调解。也就是说，新闻调解前置制度，为新闻诉讼案件的提起设置了一道强制性的门槛。
调解本质的自愿性。调解前置的强制性仅体现在诉讼之前的程序上，本不强制要求纠纷当事人必须达成调解协议。调解的基础是合意，对新闻调解来说也是如此，即要求纠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双方可以共同选定新闻调解机构的调解员，共同就新闻调解的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自我约定，新闻调解的过程完全自愿。如果新闻调解协议最终无法达成，也即调解失败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启动诉讼程序，并不妨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新闻调解前置程序仅适用于人民法院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新闻纠纷，即是那些新闻法律关系明确、事实简单清楚、案件标的数额不大，并且在群众生活中发生频率较高的新闻纠纷。对这些纠纷采取诉前强制调解的方式，有利于纠纷的快速化解、协议的自觉履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对于涉及刑事内容、危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明显不具备调解价值的新闻纠纷，可无需调解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新闻调解前置的可行性
由于人们对诉讼制度的过于推崇，制约了新闻调解制度在新闻纠纷化解中的功能发挥。国内外的新闻纠纷解决实践表明，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有利于引导人们充分使用这一非对抗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相当的可行性。
调解相较于诉讼更适合于新闻纠纷的化解。根据国内外的纠纷调处实践，适用诉前调解的纠纷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纠纷内含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如果单纯用法律规范去调整，难以判断是非曲直，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纠纷关系到当事人的生活秩序和环境，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未来继续合作、和睦相处；纠纷事由简单明确，双方不存在较大争议，且不包含数额较大的经济纠纷。从众多已诉诸法院的新闻官司案例来看，具体的新闻采访行为是否被认可、新闻作品的部分表述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新闻纠纷发生的主要事由，寻求不菲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新闻纠纷当事人的主要诉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目前却尚无直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新闻纠纷案件时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畸重畸轻，审判的结果也常常难以让当事双方都满意。新闻纠纷一旦发生后，如果只能采用诉讼这一对抗性极强的方式来解决，不利于新闻传播者与受众在案件审判后和谐相处，如果采用调解的方式，前述状况出现的几率将大为降低。新闻纠纷的调解过程，也是新闻传受双方相互了解的过程。在关于新闻纠纷事由的沟通过程中，受众一方对新闻传播的业务流程、运作方式及功能特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新闻传播一方也知晓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点和敏感点。新闻纠纷调解协议达成后，化干戈为玉帛，新闻媒体可获增来自受众一方的信任度，进而维持甚至扩大新闻作品的发行量（收视率），以保有新闻事业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而受众一方也有望接受更多来自新闻媒介有规则的信息，为自己的生活、学习提供有益的参考。
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的主张，在我国有着法律基础。200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在该规定的第14条中，明确了涉及六种情形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也就是调解前置。这六种情形虽不直接包括新闻纠纷，但其中有一种情形是“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新闻纠纷在大多数时候表现为纠纷当事人对特定新闻事实理解的偏差或观念的冲突，不必然涉及较大的经济利益纠葛，从已发生的新闻官司来看，大部分诉讼标的额并不十分大，因此可以将新闻纠纷理解为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调解前置的范围。
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其第14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状或者口头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这实际上是我国法院系统扩大了适用调解前置制度的纠纷范围，将包含新闻纠纷在内的所有适合调解方式来解决争端的民事纠纷囊括在内。当然，《规定》中该条关于“可以……进行调解”的表述，与法律上完全明确新闻调解前置制度还是有距离的。
域外调解前置制度已有成功经验。德国与我国一样同为大陆法系国家。2000年1月1日，《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开始生效，这是德国第一条具有较广泛效力、规范前强制调解制度的法律。《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5a条授权各州规定三种争议的诉讼提起只有在州司法管理机构设置或认可的调解组织对争议调解之后才可被受理：（1）地方法院受理的财产争议低于1500德国马克；（2）邻地争议；（3）没有经过媒体广泛报道的个人名誉损害。这一法律规定明确将没有经过媒体散播的名誉伤害案件归入前强制调解的管辖范围。德国的名誉伤害案件中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与我国新闻纠纷主要形式――名誉权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基本相似，常常包括停止作为、撤销不当的意思表示和损害赔偿，这些诉求很容易在调解达成协议后得到履行。从立法意图来看，德国是将个人名誉损害案件视作小额诉讼案件交由调解机构解决，以缓解司法机构的负担。
美国是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国家之一。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等案件，以及包括没有大额经济诉求的新闻纠纷在内的小额民商事案件（具体数额根据各地经济水平决定），许多州的法院都设立了强制调解制度，法官会要求争议双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利用调解来解决争端，若调解不成，再行。
新闻调解前置的现实意义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讼累、减缓法院诉讼压力。新闻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了低成本的纠纷解决程序，避免了纠纷当事人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精神压力和付出相应物质代价的尴尬。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新闻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在保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同时，还能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同时，新闻调解的大量运用，明显分流了法院审理新闻官司的负担，避免或缓解了“诉讼爆炸”局面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系统也成为调解制度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出台支持调解的规定也较多。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专业化解决新闻纠纷。新闻纠纷属于行业性纠纷，其争端的有效化解应建立在遵循行业规范及特点的基础之上。在我国，由于新闻官司审理可直接依据的法律不健全、法官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涉及新闻媒体的官司易受舆论干扰等诸多因素，新闻纠纷案件审理的上诉率较高。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之所以成效明显，与他们拥有由高素质的专业律师组成的调解队伍不无关系。在新闻事业发达的西方诸国，普遍存在着诸如“新闻评议会”、“报业投诉委员会”等组织，瑞典、荷兰、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还设立了“报业荣誉法庭”、“最高记者法庭”等行业执法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新闻调解，显示出现代社会新闻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专业化倾向。如能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并在我国建立相应的新闻调解机构和新闻调解队伍，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诉讼在解决新闻纠纷上的种种缺失。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新闻纠纷的彻底解决。新闻纠纷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当事双方在观念和看法上的差异，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出现这种差异是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必然得出结论：旁观者就一定客观，或亲身经历者的事后描述就一定真实。我们做不到，法律当然也做不到。在现实生活中，观念的冲突并不适合以对错来判断，观念冲突的结果也没必要是刚性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分歧的双方面对面交流、沟通，可能最终无所谓观念的是非对错，但至少可以做到相互理解与体谅。这样的结果，更容易在新闻调解这种非对抗性的争端化解中得以实现；而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处于极度防卫状态下的纠纷双方，实现互谅互让的可能性无疑是极低的。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完善新闻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体系。诉讼作为最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本应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新闻纠纷一经产生就直接诉诸法院的现实，却让人民法院成了解决新闻纠纷的第一战场。相反，本可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调解制度，在新闻纠纷的化解中却无所作为。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可以将解决新闻纠纷的关口前移，引导纠纷当事人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通过沟通、交流，有效地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从而腾出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更需要司法解决争端的纠纷中去。
合理解决纠纷是纠纷解决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只能根据纠纷的特征设计相应的解决机制，而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追求制度的貌似完美而忽略了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看似部分限制了纠纷当事人的诉权，却也避免了诉讼这把双刃剑在斩开纠纷双方的同时，也伤害了纠纷主体。（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经济纠纷诉讼流程范文3
【关键词】 五大发展理念； 国外医疗纠纷解决模式的借鉴；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设立
一、 医疗纠纷的成因
医疗纠纷中的侵权损害纠纷无法合理解决，一方面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阻碍了共享理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换言之，在面对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加，医疗纠纷性质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等问题的时候，现有的医疗纠纷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迅速有效的解决。而我国医疗纠纷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矛盾调处能力的不足，都影响着我国医疗纠纷问题的解决。论其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方因素。1.医院管理缺陷。医疗质量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达不到完整落实，主要表现为医护人员有时不能够严格执行医疗护理常规、不及时记录医疗文书或对医疗文书进行任意涂改，行为流程不够清晰规范，或不重视医疗质量控制等。2.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相对其他国家较为落后，2002年9月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管理条例》在社会发展过快的今天，显然不能完全满足当今社会对于医疗纠纷事故的需要。其次，医院在医疗过程中的支出和运行费用主要靠医疗服务收费解决。商业化、市场化倾向过于明显，导致患者承担的医疗费用较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现象在此过程中以不同程度存在着，致使社会公民对医疗卫生行业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对医生的信任程度也大幅降低。3.少数医务人员责任感缺失。有的医疗机构中部分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的工作态度过于懒散，对就诊患者缺乏耐心、懒于解释病情或病情交代不清，甚至违反医院规章制度和常规操作流程，错误实施医疗行为或擅离职守、延误抢救等。极少数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且临床经验不足、技术操作不熟练却又过于自信，导致患者对治疗过程不满等不良影响。4.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各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尤其对于刚进入社会，社会经验尤为不足的大学生来说，心态不够沉稳，容易与患者或其家属产生冲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有些医务人员因缺乏c患者沟通的能力和技巧，常常忽视了患者对于病情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等患者合法拥有的权利，并因此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二）患方因素。1.医疗期待过高。患者因缺乏医学常识，常常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甚至直接把医生当成救命稻草，将治愈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医院身上，从而忽视了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局限性以及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2.信任度偏低。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化使其趋利性被进一步放大，导致一部分患者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明显降低，加之近年来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患者有时会要求参与到整个医疗诊治过程中，了解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要求将整个治疗过程录制下来，使医务人员始终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实施医疗行为，这样也极易发生医患冲突。3.其他目的。有些患者会对医生提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患者或其家属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的焦虑，紧张等情绪因素都是引起医疗纠纷的潜在原因。此外，尚不能排除所谓“职业医闹”的故意行为。
（三）其他因素。1.人们法制观念较为薄弱。现行医疗纠纷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在各类医患纠纷解决中经常存在着“一闹则灵”的情况，有时执法机关在干预、协助处理医疗纠纷过程中法制意识不强，不能对患者或医疗结构达到强有力的震慑效果，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等固有观念的限制，对医患纠纷事件的处理瞻前顾后，不能及时对过错方进行处罚或警告。因此有关法律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此时，推动共享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2.资讯网络等媒体误导。新闻工作者对于医疗纠纷事件的报道，一般都是为了博得各大新闻的头条版面而不能对有关医疗纠纷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准确并客观地把握。经常会为了追求新闻效应，对具体医疗纠纷事件进行缺乏客观评价的报道，且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对大众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更加激发了医患双方矛盾的产生，引起医疗纠纷。
二、国外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借鉴
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德国、墨西哥等的新近趋向是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方法――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模式来解决日渐增多的各种医疗纠纷。
美国的医疗侵权纠纷诉讼在历史上一共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开始，司法实践中有明确的规定，在医疗纠纷过程中要由医院来承担整个案件中的具体举证责任，要求医院对于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阶段则是从1960年开始，这个时代的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渐渐开始觉醒，维权意识日渐增强。医疗纠纷案件发生后常常会要求医院增加赔偿金额，具体数额则是根据患者机体损害程度、对未来职业和生活的影响等情况而定。第三阶段是从1980年起，这个时候正处于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医师协会便和各保险公司合作，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侵权诉讼发生的数量，并规定了赔偿金的封顶限额。
德国自1970年起，德国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紧接着，德国各地的医师协会便设立了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外处理程序――停所和鉴定委员会。目前德国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外处理机构包含4个调停所和5个鉴定委员会。调停所的主要功能在于是在裁判外处理医务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鉴定委员会的作用则是对医生的整个治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而在启动程序上则是由医患双方主要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调停所进行介入审查并且采用相关证明文件，告知鉴定事项等。
仲裁作为ADR的一种解决机制，是指当事人合意将争议或者纠纷提交第三人居中作出裁决，彼此承担由此而确定的责任并自觉履行，使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方式。世界各国在解决医疗纠纷案件的各种ADR方式里，仲裁以其独立性、快捷性、专业性以及一裁终局性，倍受世界主要国家的青睐。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当前社会中，仲裁已经逐渐成为解决各国医疗纠纷案件最重要的非诉解决机制之一。反观我国，虽然许多学者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论证了在我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有三种机制：协商解决，诉讼解决和行政调解。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医疗发展状况而言，该三种机制各有利弊，下面逐一介绍：
（一）协商调解。该种方法确实有诸多优点。对于医院来说，有利于保护其声誉，避免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但有利必有弊。我国协商调解的弊端在于该解决方式没有完全考虑到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理解程度。大多数国民，对于医疗后果都缺乏精准的判断，且患方在调解时一般都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在沟通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医务人员做出过激行为，干扰到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使医院迫于无奈答应患者不合理的请求。因此患方和医方之间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达成一致的解决意见。我国协商调解并没有强制执行力，因此对医疗纠纷的解决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诉讼解决。诉讼作为美国、德国的重要解决机制之一，也是我国维护国民利益的最后一道强有力的防线，许多患者都会优先选择以诉讼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期望法律会带给他们合理并令人满意的诉讼判决。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上看，真正能作出让患者和医方都满意的诉讼判决少之又少。一方面，大部分法官很难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和医院提供的证据进行精准的事实判断。另一方面则是我国诉讼一般采取两审终审制度，诉讼时间较长，费用较高，不利于高效率地解决患者的医疗纠纷问题。
（三）行政调解。美国和德国也有相类似的解决机制。相对于我国来说，行政调解中的行政机关一般是卫生行政部门。但由于我国目前有“儿子出事找爹理论”的特殊关系，一般而言卫生行政部门很可能会和院方站在一条战线上，这样患者的利益就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维护，因此就会违反我国“公权力的行使是为了保护国民私权利不受侵害”的理念。因此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的中立性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一直备受质疑。故很少有患者会选择行政调解来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令行政调解的设立如同虚设。
四、建立医疗纠纷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在建立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何种方式能够高效地解决纠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分析了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建立仲裁制度，对仲裁制度笔者是持肯定的态度，虽然在我国学者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看来，建立纠纷仲裁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一）对纠纷仲裁制度建立的不同意见。医疗纠纷仲裁机制的设立，学界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因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是靠政府实行相应补贴并严格限制其服务价格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利益经营者，因此医患关系应由我国行政法调整。故医疗纠纷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进行解决。不过学界中大部分学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他们觉得医患双方之生的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即医生和患者之间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及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这两类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从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来看，纠纷是否有可仲裁性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所提交仲裁的医疗纠纷必须是民事经济纠纷；二是医患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应该平等；三是需仲裁的事项为当事人有权利处分的民事实体权利。因此，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
（二）仲裁解决纠纷的优越性。根据德国、墨西哥等国家的经验，医疗纠纷的仲裁制度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首先，仲裁解决机制比协商调解更具有权威性；比诉讼更具有快捷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比行政调解更具有可靠性、公正性。其次，医疗纠纷仲裁机制可以与其他解决机制一起，共同形成多元化解决机制，形成集和解、调解、诉讼及仲裁等多位一体的解决格局，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通过更高效的方式保护患者及医方的利益。
（三）从财产性角度建立仲裁制度的可行性。对于为何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我们要对医疗纠纷本身的性质进行分析。首先，医疗纠纷主要包含了医疗人身侵权纠纷与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两种不同的类型。因医疗人身侵权纠纷案件损害的是患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与患者人身具有密切联系，因此不能被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之内。但因为医疗行为侵害了患者的健康权与生命权的同时会发生一系列医疗损害赔偿问题，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因其具有财产性的内容，故将其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内是被认可的。
（四）医患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对于医患双方主体地位是否平等，学界看法存在着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医疗关系中双方主体地位并不平等。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医院总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而另一种观点表示，医疗机构服务的收费无论是直接来自患者还是由国家财政拨付均不影响医患之间存在平等交换关系的判断。笔者认为，诚然医患双方在社会地位上不平等，但在法律地位方面，其平等性与否取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平等交换的法律关系。患者如果对于医院的医疗服务不满意，可以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予以否决，或者选择更换其他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形成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法律关系，因而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我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范围是平等主体之间可自由处分的财产性权益纠纷，因此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产生的问题。
（五）对医疗纠纷设立的仲裁程序的建议。在医疗纠纷案件发生后，医患双方在自行协商不成的情形下，如果双方能自愿将产生的争议以书面形式提交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处理，则可按照下列仲裁程序进行：1.当事人申请。（下转第58页）（上接第45页）提出仲裁申请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医疗纠纷发生之日起规定的时间内向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2.案件受理。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予以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及时通知被诉方，并组成仲裁庭。3.案件审理。仲裁庭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应当先进行协商调解，在合法自愿的原则下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仲裁庭及时作出裁决。4.仲裁的执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执行力。当败诉方在不主动履行仲裁裁决的情形下，胜诉方可以请求法院对败诉方强制执行。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能够体现仲裁裁决的权威性。且在保证实现当事人权利的同时，也能够保证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顺利发展。
五、结语
通过仲裁来解决医疗纠纷是对我国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制度的有益探索。仲裁以其专业性、快捷性、独立性、保密性、公正性以及其终局性的优势在医疗纠纷案件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其独立的作用。目前我国医疗纠纷解决制度之所以存在构建的难点，是因为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可仲裁性及医疗纠纷仲裁模式的问题。通过在国家层面上的立法的模式对医疗纠纷仲裁法律制度予以肯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医疗纠纷仲裁法律制度，同时也推动五大发展理念的快速进步，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泉等.医事程序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2]古津贤，张新华主编.医事程序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经济纠纷诉讼流程范文4
关键词：电力工程；施工索赔博弈；决策研究
1工程施工索赔及博弈决策
1.1工程施工索赔
工程施工索赔是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当事人因为非自身原因导致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并且根据损害提出实际的经济索赔和时间赔偿的一种补救措施。因为工程施工中，业主具有优势地位，并且在实际的工程案例中，大多数是施工单位主动索赔，而业主方进行主动赔偿的机会非常少。工程施工索赔就是实现业主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利益协同，并尽可能制衡双方的相互作用，以电力工程施工为例，一个完整的施工项目建设不止有一个承包单位和建设单位，那么承包商之间的合作、承包商和发包人之间的合作都需要不断地摸索，很多第一次合作的发包商和承包方，都会特别小心翼翼，但如果一旦出现工程风险，那么对承包方而言，一定会产生经济纠纷和合同纠纷，同时承包方是双方博弈中的弱者。根据图1工程索赔的产生分析，评价是否构成索赔的衡量标准，就是合同的实际状态和理想状态是否有太大偏差，并且这个偏差已经让发包方或者承包方不能接受。
1.2索赔博弈决策流程分析
以图2为例进行分析，根据《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规定，一般的电力建设施工工程索赔流程如下：①一旦出现索赔的问题，承包商个人举证，并向工程的监理人递交进行工程索赔的意向书，如果监理人同意了施工承包商的工程索赔请求，施工承包商向监理人递交正式的工程索赔通知。②工程承包商对工程索赔的资料进行补充，监理人对此论证，如果确定了这个方案，就制定索赔结果。③监理人将工程承包商和发包方召集，如果双方同意了这个工程索赔方案，那么就执行结果；如果双方的意见有分歧，双方将进行再次审核，一般情况下以后者居多。④争议评审组进行评审，并出具书面的评审意见，如果双方意见一致，就按照这次确定的索赔方案执行，如果不统一，则进行再次处理。⑤该阶段是工程索赔的最终阶段，如果承包方和发包商之间存在争议，那么就采取以协商为主的解决方式，如果这次的矛盾实在难以调节，那么就采用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解决。由此可见，工程索赔实际上是建立在双方对协调结果认可的情况下，对双方权益的制衡，是一种以监理人和争议评审组和仲裁方为中心的公平且合理的协调方式。
2工程索赔决策的博弈分析
2.1工程索赔模型建立
根据工程索赔博弈阶段参与人的不同、掌握信息的完整程度、决策分析环境等进行分类，可以达到不同的决策博弈方法。一般在电力工程施工中，使用的工程索赔博弈模型为图3模式。该模式就是建立在索赔双方都能知道对方的收益情况的条件下，进行的工程索赔博弈。双方对工程问题、工程损失等都比较明确，因此会采用这种工程索赔博弈模型。
2.2工程索赔博弈模型求解
2.2.1期望收益分析因为无论是协商、诉讼等都具有两面性，并且具有成功或者失败两种结果，因此同意协商、坚持诉讼等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对该模型的期望收益进行分析研究，那么能根据上图总结归纳不同的决策产生的期望收益。具体的期望收益可以参照表1。
2.2.2博弈均衡路径假设发包方和承包方都是非常理性的，并且对于此次的协商，其最终目的就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那么根据图3分析：①承包方最终如果选择诉讼，那么肯定会选择索赔，否则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同理在这种情况下，发包方或者业主，必然会选择不协商，因为如果协商，那么意味着承包方占据优势，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证，所以一旦选择诉讼解决，那么双方都会选择不协商并坚持到底，诉讼解决问题。②承包方选择不诉讼，而是协商解决，那么肯定会接受业主的协商———因为对承包方而言，协商是保证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然而对发包方来说，如果接受了协商，那么就是默认自己的权益受损，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一定会选不协商，进而再次进入诉讼和不诉讼的选择中，对业主方来说，最佳的方式就是直接诉讼，但是对承包方而言，其既然选择不诉讼，那么诉讼对自己的优势不高，很可能没有获得赔偿款，还要支付诉讼费用，对于承包方而言，如果不想弄得“鱼死网破”，就要选择不索赔。
2.3工程索赔均衡性分析和最优战略组合
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分析，足以见得进行工程索赔的原则就是进行最优化的索赔战略决策，并且该决策是建立在承包方和业主方的利益之上的，可以以此总结出四种求解方式，并且这些组合方式都建立在决策最优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战略组合见表2。
3电力工程索赔博弈的建议分析
3.1找准索赔原因，降低施工风险
索赔的起因就是触碰了某一方的利益底线，并且引起承包方或者发包方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一般在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风险有以下，我们应当尽可能规避这些风险。①施工条件，很多电力施工的施工地点都在野外，因此需要尽量避免因为地理因素造成的施工地塌方等施工风险，因此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发包方应当做好规划决策，避免在规划路线上出现溶洞、文物遗址等情况，承包方也应该做好事先的勘察和检测，避免因为施工条件的异常对施工产生影响。②工程工期变更。施工过程中因为天气和地质等问题的影响出现工期的变更非常常见，因此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对于工程承包方而言，需要尽量将工程工期总时长规范在计划时长的115%左右，如果因为发包方的原因造成的工期延长，承包方有权提出索赔，对发包方来说，需要提前进行工程招标，并避免因为自身计划的改变，对承包方工程施工产生的不良影响，规避索赔风险。
3.2做好合同管理，规避合同缺陷
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需要对合同进行再三的确认和推敲，并避免因为合同的漏洞产生工程款项的纠纷，并且合同管理模式下，承包方和发包方都要做好工程管理，并以合同约束自身的行为，并保证工程施工中按章办事，不产生因为自己方面的问题产生的工程责任。规范合同的时候应该根据将法律规章的变更作为参照，尤其是一些跨境电力工程，更要避免因为政策、管制等因素造成的工程风险。划清双方的责任，有利于后续工程的顺利开展。
经济纠纷诉讼流程范文5
关键词：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法律保障；国有企业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备，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已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法制建设相对薄弱，市场意识、法律意识与契约意识不强，合同管理不够规范，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尤其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涉及的企业改制、民事、经济、行政纠纷日益增多，企业经营面临着诸多市场和法律风险。所以实现依法经营、强化内部管理，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经营风险，是当前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有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和企业家对企业的法律事务lT作格外重视，成立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设立企业法律顾问，把依法经营纳入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
1国有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之现状
企业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自身及有关各方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对企业造成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由于现在的国有企业脱胎自以前的国营企业，作为单一主体面对法律问题的准备并不充分。很多国有企业本身并没有专门的法律部门或者专属法律顾问，它们往往是以应急方式处理面临的法律问题，发生纠纷时，临时聘请律师，纠纷解决后，这种关系也就解除，没有建立起一个长期、稳定的预防机制。
1．1缺乏必要的合同法律常识和意识
①合同审查规范化管理不健全，对事先审查、论证、调研不够重视，在签订和履行合同中存在实体上及程序上诸多问题：还有的经营人员违规操作，甚至仅凭哥们意气、人情关系就草率签约，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约定失误。
②随意担保现象较为严重，违约责任追究困难。有时陷入被动，代人承担履约责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无计可施
1．2依法维权意识不强
有的企业由于机制尚不完善，遇有合同纠纷，基于和气生财，尽量予以协商，但效果并不十分乐观。针对货款拖欠问题，有的企业上门讨债，但由于债务人故意推拖，隐匿财产，不仅效果很差，反而增加了追债成本，但对仲裁、诉讼等法律救济途径较少使用。还有的国有企业经营人员维权意识不强，依法维护企业权益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些外欠款项难以收回，形成呆帐、坏帐，积累了较大数额的不良资产。有时因忽视自己的法律权利，许多案件过了法定诉讼期限，法院不再受理，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
1．3企业改制、对外投资过程中违规操作明显
有些企业借改制逃避债务．使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有些则利用内部优惠政策，通过种种手段，刻意压低资产评估价格，；低价购得优质国有资产后，迅速转手，一夜暴富。使改制存在重大隐患，而且也严重损害了职工利益。
2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必要性
2．1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需要
随着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同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等11个部门规章和30多件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大型国有企业将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提到了议事日程。有的已经成立了法律事务机构，设有专门的法律工作人员，这些人员通过参与经营决策、参与企业管理和承办具体法律事务来实现自己的职能。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
2．2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都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市场竞争越发地激烈，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也越大。正如全球排名第六的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吕立山先生(RobertLewis)所言：“有些大型国企高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风险将给企业带来的危险，他们并不像外国公司的同行们一样采取防范法律风险措施。使其企业就像一个即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又没有足够装备的新兵，试图击退一大群入侵的法律风险敌军一样。”可见，国有企业必须了解和熟悉被投资国的法律环境，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才有可能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
2．3提高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能力的需要
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如果企业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因违法而受到法律制裁，或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会由于不懂法而失去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
3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措施
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对于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在其发生之前即采取防范措施所形成的机制。它包括企业成员法律防范意识的培养，合同管理体系的创建以及廉政与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等。
3．1加快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拥有自己专门的法律部门，在如合同的审核、签订、履行等环节，在投资、合作等项目中随时预防法律风险的产生，将纠纷的诱因消灭在初始阶段。此即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重要的组织保障。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而提出来的。国务院国资委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国有重点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以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目前全国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已超过10万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较好地发挥了法律参谋、法律培训、法律监督的功能，角色也由打官司、讨债向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建立企业法律机制转变正如一位知名企业家说：“企业好比是一辆汽车，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和法律顾问就是汽车的四个轮子．汽车要前进，四个轮子少一个都不行。”
国资委提出要求，在所有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建立健全法律事务机构．大型企业还要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已是大型企业普遍采取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如美国新泽西洲的美孚石油公司、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都设有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分别拥有一、二百人的法律顾问。这些法律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追求最大效益、最小风险和最少纠纷为目标，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2构筑全方位的法律风险预防体系
3．2．1建立合同管理制度
企业所签的合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条款有无遗漏，形式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文字是否准确、严谨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加强合同管理是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基础性工作，国有企业必须尽快建立以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的合同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合同归口管理制度、合同分类专项管理制度、合同委托管理制度等：建立以合同为中心的内部管理控制体系，做到人员、机构、制度三落实。对于企业已实践多年的常规性合同，具有较高重复性和利用率的合同，应拟定好固定合同文本，比如测绘合同、印刷合同等。严格履行签订合同须经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出具法律意见，并经有关负责人审批的程序。建立定期对企业合同纠纷进行统计、分析的管理制度，依据情况变化及时完善企业的固定合同文本。从合同的谈判、起草、签约、执行等各方面建立起有针对性的规定，形成协调的合同管理体系。
3．2．2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建立一套合法、实用、规范的企业规章制度，使人们有所遵循，作到人人有专责，工作有程序，办事有标准，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的进行。同时规章制度完美的过程，也是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因此．一个企业制度的出台，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包括它的提出、调查、审核、修改、完善等．只有这一系列的步骤一一到位，才能确保企业规章制度具备合法性、实用性、规范性和协调性。
3．2．3建立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随着知识产权的取得、管理、保护和利用纳入法制轨道．各大企业普遍加大了对知识产权开发和管理的力度，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量也在逐年增加，但目前还有不少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科研开发与知识产权管理、技术创新与依法保护明显脱节．有的企业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自己的品牌被盗用，导致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甚至面临破产的境地，或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了解不详，不自觉地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而因此处于被动局面。所以，企业要想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就必须保住自己的“名牌”不被乱用，产品不被仿冒。不去随意使用他人的产品。
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成为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一项重点工作．要努力改变重发明轻专利、重运用轻保护的现状。自觉遵守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专利信息的检索．避免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抓紧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对商业秘密等建立规章制度，划分保密范围、与员工和经营对方当事人签订保密协议、确定人员的权利义务等，实施有效地防范管理。
3．2．4从程序上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
一个重大经营决策的出台，既要保障法律赋予企业的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也要保证决策在法律上是最佳方案，有利于决策目标的实现．同时也要杜绝上当受骗，避免显失公平，防止纠纷发生。因此．为了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国有企业应在对外投资、产权交易、企业改制、融资担保等重大决策上建立一套可行完备的法律论证制度，强制推行重大决策法律论证程序，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3．3建立诉讼风险管理组织，确立诉讼风险预警体系
按照资委《中央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加快完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防控、处理和备案机制。为了避免诉讼给企业可能带来的损失，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统一负责，企业总法律顾问或分管有关业务的企业负责人分工组织，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具体实施，有关业务机构相互配合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工作体系。
法律事务机构需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深入调查了解案件情况，研究确定法律对策，实施诉讼风险分析。在处理民事经济纠纷时，应积极主动请当地政府参与协调、平息，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若遇到协调不成而引发诉讼的，要积极应对，努力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另外，要加大对案件备案管理的力度。结合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有效的案件统计体系，使领导能够及时、准确的了解企业的案件情况。详尽洞察企业的经营和风险管理情况。
3．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全员风险防范体系
许多事例告诉我们，很多企业在纠纷中处于不利位置或者被迫履行不平等的合约，都是因为业务人员在操作中不够规范，存在瑕疵而造成的。因此，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和员工尤其是业务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如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培训，用较少的费用避免较大的损失。所以，开展普法工作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是公司依法治企、依法经营、降低风险的基础。这个基础打不好。再好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也都会大打折扣。
总之，为有效预防、减少各种经营风险，国有企业迫切需要加强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不断健全组织机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完善重大经营活动的法律审查机制，规范法律服务工作程序。加强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陷阱，预防、减少企业经营或决策风险，为企业更好的发展形成法律的保护墙，为国有企业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帅长红，主编．围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实施手册[M]．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经济纠纷诉讼流程范文6
1正确理解和运用管辖新规
一是明确了关于不动产纠纷的专属管辖问题。在《解释》颁布之前，实践中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适用存在较大争议。本次《解释》明确了民诉法“不动产纠纷”的定义，并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据此，商业银行今后因经营需要对外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应当注意该项专属管辖规定，不能一概约定由银行住所地法院管辖，而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二是明确了经营者应注意规范运用协议管辖。《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经营者使用管辖协议格式条款的提醒义务。商业银行制定相关格式合同时，应注意对相关管辖条款采取适当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如加黑加粗，或用不同颜色标注等），在与消费者签订相关合同时，还应提示消费者注意管辖条款，或让消费者签字确认知晓，避免管辖约定被认定为无效。
2依法选择适当的诉讼主体
一是明确了未经清算即被注销企业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商业银行由于其经营业务范围的特点，常以借款合同债权人的身份向借款企业及担保人主张债权。然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由于行政管理与现实生活脱节，或是借款企业出于逃避债务的动机，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不经清算即将企业法人撤销、注销、吊销、解散或歇业的情况，导致商业银行因诉讼主体不适格而被法院驳回，或即使成功立案，但被告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公司，从而导致相关实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解释》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据此，对于已被注销但未经清算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可以选择企业的股东、发起人或出资人为被告，依法主张债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已注销但未经清算的企业法人，《解释》规定的诉讼主体范围与我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债务承担主体范围并不完全吻合。《解释》明确的诉讼当事人可以为企业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而《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的公司债务承担者可以为股东、董事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债权银行在提讼时，应注意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向相关当事人主张权利。二是明确了保证合同纠纷的被告主体资格。商业银行在通过诉讼清收不良贷款时，会遇到借款人无偿债能力，但一般保证人具有偿债能力的情况。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是指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然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商业银行可能会因为必须先行并执行借款人而丧失对保证人追债的最佳时机。《解释》打破了《担保法》第十七条先诉抗辩权的规定，明确了债权人在主张存在担保合同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同时将一般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因此，商业银行在主张债权时，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考虑将债务人和一般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最大限度的保全财产，防止一般保证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3关注证据审查和运用的有关规定
《解释》进一步强化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原则。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不当加重银行举证责任或滥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案件，商业银行可以据此积极抗辩。在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方面，《解释》还首次界定了电子数据的范围。依据规定，以后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式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对此，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商业银行对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等离柜方式办理的业务，应注意保留相关电子证据，并适当延长证据保存期限，避免将来发生纠纷时陷入举证不能的尴尬境地。
4合理利用执前保全制度
实践中，商业银行的债务人如果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商业银行可以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通过代位权诉讼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但对于债务人行使到期债权的，则存在债务人将所得财产转移而逃避债务的风险。本次《解释》对债务人到期债权的清偿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商业银行的债务人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同时债务人对他人有到期债权时，商业银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如果该他人要求偿付的，则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商业银行拟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保全时，应尽量查清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通过申请法院裁定禁止第三人向债务人履行债务，防止债务人私自处置到期债权的财物或价款。同时，商业银行也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积极与法院和第三人沟通，对于第三人有偿付意愿的，请求法院将财物或价款提存。该项规定对商业银行的债权保障具有积极意义。例如，近年来银行国内保理业务出现较多风险，在不少案件中，购货方均以已经向售货方清偿债务为由逃避对银行的应付款责任。今后对于该类案件，商业银行可以在采取保全措施时一并申请法院对购货方禁止令，最大限度维护银行合法权益。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商业银行在取得法律生效文书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务人对商业银行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资产进行转移的情况。《解释》新增了执前保全规定，明确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等紧急情况，可以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该项规定完善了财产保全空档期债务人可能转移财产的制度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胜诉判决得到有效执行。
5关注依法履行协助执行新增义务
商业银行作为一类特殊的市场经营主体，依法有义务协助司法机关开展查询、冻结、扣划存款等执行工作。随着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相应增多，以及法院清理陈年积案的执行力度加大，商业银行的协助执行工作也日益频繁。如何正确行使权利及时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免于因协助不当而受到处罚，是商业银行在协助执行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次《解释》对商业银行协助执行工作新增了以下规定：一是《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新增了法院可以责令协助义务主体履行协助义务，并予以罚款的情形，其中对商业银行影响较大的是第四款：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以需要内部请示、内部审批，有内部规定等为由拖延办理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诉法有关规定，对银行予以罚款甚至拘留有关责任人员。二是《解释》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对商业银行存款等各类可以直接扣划的财产，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该条明确了对银行存款，法院可以不先予冻结，而直接予以扣划。三是《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将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由6个月修改为1年，且续冻的最长期限亦无原来的二分之一的限制，商业银行在协助冻结时应注意该期限的变化，及时修改相关信息系统参数。
6合理降低诉讼费用支出
商业银行依法清收的案件在全部诉讼案件中占比较大，且绝大部分属于普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法律关系比较简单，一般都能取得胜诉判决。但如果出现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预交的诉讼费用无法收回形成垫款，日积月累，从而造成不小的经营成本。《解释》增加了关于胜诉方诉讼费用的规定：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当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法院交纳。上述规定将极大地改善商业银行诉讼费垫款的状况，减轻商业银行诉讼后因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造成诉讼费形成长期垫款的担忧。此外，《解释》第二百零四条还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申请费用由债务人、担保人负担，这项规定为商业银行运用实现担保物权清收贷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7正确认识小额诉讼程序的利弊
依照修订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且标的金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民事案件，施行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此次《解释》进一步明确，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供水电气热力合同、银行卡纠纷、仅给付金钱的劳动争议、物业和电信服务合同纠纷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商业银行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既有可能因为正常业务发生小额诉讼（如银行卡纠纷），也可能由于因维持自身机构正常经营发生其他类型的小额诉讼（如房屋租赁、办公用品购买、物业费和电信服务费等），今后商业银行可根据实际，按照最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原则，灵活掌握是否运用小额诉讼解决有关争议。小额诉讼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诉累；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小额诉讼一审终审，没有二审纠错的制度安排，因此，对商业银行而言，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判决结果对商业银行有利的案件，可以选择小额诉讼程序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但在一些重要敏感类型的被诉纠纷中（如银行卡纠纷），如果法院适用小额诉讼，商业银行需要审慎稳妥对待，周密制定应诉方案，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进行调解或和解，有效化解被诉风险。
8高度重视实现担保物权的规定
商业银行依法清收不良贷款过程中，通常要经过诉讼、保全、执行等一系列环节，清收时间往往都在一年以上甚至更长。由于实现担保物权制度可以快速实现抵押物变现处置，降低清收成本，提高清收效率，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设定实现担保物权这一特别程序以来，各商业银行对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施行都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由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系新规定，司法实践中无先例可循，且《民事诉讼法》仅用两个条文对该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困惑和问题。《解释》细化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操作流程，对申请主体、管辖法院、法院审查内容以及处理方式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随着《解释》的正式实施，实现担保物权这一新规有望逐步真正落地。此次《解释》中针对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以下地方需要银行注意：一是同一财产上设立多个担保物权的，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将不分登记的先后顺序，如果商业银行属于后顺位担保物权人的，也将享有平等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权利，使得后顺位担保物权人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享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二是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提交资料中必须有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要求商业银行在提出申请之前，须对担保财产的状况进行查实。三是商业银行在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后，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向法院提出担保财产的保全申请，既能防止执行前的空档期债务人转移财产也可为后续执行争取主动。
9关注再审程序的有关新规定
《解释》用大量篇幅对再审程序进行了更详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其中《解释》对几种特殊情况下申请再审的处理值得商业银行重点关注：一是对于依据生效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在其转让后受让人对原判决、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法院将不予受理。该规定有利于减少商业银行资产转让后被诉案件的诉讼风险，特别是对于特殊时期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中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亮明了审判取向。二是《解释》对多次再审以及撤回再审后又申请再审的，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例如，对再审判决、裁定又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受理等待。这样有利于树立再审终局裁决的权威性，节约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商业银行主动申请再审的案件，应注意上述规定，避免丧失再审的诉权；对当事人以商业银行为被告无理缠诉的，商业银行应主动向法院提出相关异议，减少再审风险。
10灵活把握以物抵债加快执行进程
实践中，“执行难”一直是困扰商业银行依法清收的重大障碍，其中因拍卖公告、竞买人资格受限、多次流拍等系列问题导致执行时间过长的问题较为突出。《解释》明确了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以不经拍卖、变卖，只需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在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债务人意愿及执行财产情况，灵活运用这一规定，加快清收进程。
11积极申请在他案中参与分配
《解释》首次确立了享有优先权和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直接申请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有利于更公平地保护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的利益，提高执行效率。实践中，商业银行依法清收过程中经常遇到拟对担保物采取保全措施时，担保财产已被他案债权人查封的情况。依据《解释》关于参与分配的新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免于诉讼或仲裁程序，而直接在他案的执行程序中申请参与分配，这将很大程度上加速清收进程。商业银行应注意密切关注他案法院的执行进程，在他案执行程序开始以后及时申请参与分配，同时确保设立的担保物权合法有效。
12关注执行中的破产转化程序
《解释》在执行章节的有关规定赋予了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将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化的权力。商业银行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主体时，案件一旦从执行程序转化为破产程序，则可能受到以下方面的影响：一是破产法院与执行法院可能分属不同法院，案件的移交、法院的审查等衔接程序又要经历一段时间，原执行程序的节奏被打破。二是如果商业银行在执行程序中是首轮查封人，则首轮查封法院在程序法上的优先处分权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商业银行需加入到破产清算的债权人行列，受清算组统一管理，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受偿分配。三是在破产程序中，破产财产需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以及具有法定的特殊优先权债务（如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破产企业所欠税款等）以后，才开始清偿其他债权。如果商业银行担保物的价值不能覆盖银行债权总额的，差额部分只能作为一般债权，并与其他的一般债权共同按比例参与分配，从而损害银行权益。针对上述破产程序转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债权银行要注意加强与执行法院的沟通协调，把握执行工作进程，同时合理评估通过破产程序和清算程序可能获得清偿的数额，一旦出现可能转入破产程序的倾向时，可加强与债务人及其他债权人的沟通协调，并考虑通过采取债务人股东自行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方式回避风险。
13充分利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