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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体制范文1
一、主要问题和不足：
（一）社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社区居委会组织不相适应。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政府与居委会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但目前存在社区工作关系不顺的问题：一是职能部门工作“缺位”，有关工作进社区，牌子进来了，但经费不能完全落实，人员不能保证。二是社区工作“错位”，政府有的职能部门不分“主办”和“协办”，既不给经费也不给人员，硬向社区居委会交任务、派工作，还设有名目繁多的检查考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把街道办事处和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从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变成了上下级关系。三是居委会工作“越位”，因政府大量的行政事务向社区延伸，均由社区居委会去落实和代行监管，如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环境卫生清扫、退休人员管理等工作，忽略了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不具备执法权这一性质。现在社区居委会既承担自我管理职能，又承担政府重心下移后的行政管理职能。使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明显，影响和束缚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培育和发展。
（二）社区工作量大，任务繁重，社区工作人员相对不足。居委会规模调整后，社区规模增大，社区居民人数增加，平均管辖3500多户，一般有5000-7000人，大的有10000多人。随着政府中心工作下移，并不断向社区延伸，社区事务也相对增多，管理难度相对加大。社区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到党建、精神文明、综治、城管、计生、档案、安全生产、民政、社保、国防等10大类近100项工作任务，工作繁忙。而目前每个社区包括居委会成员、计生专工、社保专工仅有6至7人。在做好居委会日常工作外，还要承担各职能部门工作进社区，完成下派给社区的工作任务和有关人口、经济、安全生产等专项调查或大型普查。可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还要双休日上班、错时上班，社区干部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疲于应付，社区工作力量比较薄弱。
（三）社区干部队伍尚不稳定，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目前社区专工队伍：一是社区专工素质虽有了显著提高，但整体看还缺乏社区工作系统知识和业务培训，知识面不够宽，有的还难以信任社区工作，从而影响整个社区工作水平的提高。二是社区专工的生活待遇偏低。经济收入除“两保”外政府拨付的月基本工资仅600元、奖金100元，职务月补贴50至150元不等。**年我区出台的《莲都区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专工待遇有所微调，但仍然偏底。另外，社区之间自有资金收入不一，社区的财务使用全区没有统一的管理规定，各街道及社区各行其事，造成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专工收入也不很平衡，难以调动全体社区专工的积极性。社区专工大部份通过公开招聘的，由于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为此社区难留优秀人才。莲都区从**年公开招聘的87名社区工作者中，到目前止，因社区专工待遇低而自动辞职或跳槽的已有21名。这就直接影响着社区专工队伍的素质和队伍的稳定。
（四）社区基础设施相对还较为薄弱，投入严重不足。近几年社区基础设施虽有明显改善，大多数社区居委会有了办公用房，但不尽人意，有的设置不合理，有的在二楼、甚至在三楼，居民（特别是残疾人）办事很不方便。由于社区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目前仍有少数社区的办公用房没有落实。活动用房不足，尤其是服务和经营用房很缺乏。社区难以开展无偿、低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各种社会化的服务和经营活动。“市区一家”的理念与实际还有较大的差距。莲都区每个社区的办公经费每年仅有10000元，工作经费严重不足。由于各社区之间的共建单位整合不一，其共建经费的筹集多少也悬殊较大，不利于平衡发展。社区的发展没有完善的财政支撑体系，社区工作将失去动力和活力。
（五）社区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服务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目前各社区虽都建立了服务机构，但作用发挥不够，社区服务只是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社区服务的内容单一，大多从事的都是无偿的，短期的，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福利。社区服务队伍还不够健全，服务专业化水平不高。有的街道一级还没有建立服务中心，还难以满足社区不同层次居民的服务需求。
二、意见和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为此建议：
（一）重视社区建设，加强对社区建设的领导。总书记指出：“加强社区建设是客观形势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关系到城市的改革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社区建设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应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2]23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4号文件精神，要把社区建设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社区建设工作力度。并由政府牵头，各相关部门协同，制定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目标，明确工作重点和内容，确定工作标准，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加快社区建设的步伐。
（二）建立社区工作站，理顺社区工作关系。把社区工作站作为政府在社区的服务平台，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协助、配合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社区开展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工作站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承办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交办的社区综合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城管、卫生、文化、环境保护、社会劳动保障、人口和计划生育等事务，支持和配合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建立社区工作站，实现社区工作站人员承接行政事务与居民自治开展自我服务事务相分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目前，已有深圳、苏州、上海等许多城市实施建立了社区工作站，我们可以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通过建立社区工作站，探索新型的社区工作运作模式，克服居委会行政化倾向，减少社区居委会负担。同时精简会议，减少不必要的台帐，取消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的考核评比，还社区居委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来面目。
（三）稳定社工人才，建设高素质的社区干部队伍。一是加强社区专工队伍建设。建立社区工作站后，按照社区辖区面积和工作量大小，配备相应数额的工作人员纳入编制，参照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工的有关管理规定实施管理。并享受与之相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同时，从街道办事处选拔优秀人员下派到社区担任党(总)支书记、站长等职，充实社区一线力量，强化社区专工队伍。二是区级要经常性地组织专题培训班对社区干部开展专业教育和培训，完善社工的知识结构，掌握现代管理社区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断提高服务社区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制定全区社区财务管理规定，严格财务管理，全面实行社区财务会计委托制，提高透明度，规范社区干部行为。四是进一步完善社区专工考核制度，健全激励、竞争、约束、监督等管理机制。建立起社区干部优胜劣汰机制，充分调动社区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好、政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工作作风硬的优秀社区干部队伍。
社区治理体制范文2
【关键词】高校学生社区 安全治理 创新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和高教园区学生公寓管理社区化的发展，高校学生社区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型社区应运而生。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和服务进入高校学生社区，学生社区管理格局日趋多样化，高校学生社区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较为复杂的小社会，社区安全管理难度日益增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因此，如何加强高校学生社区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学生社区综合治理大格局，对提升高校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学生社区安全管理的现状及分析
（一）学生社区安全管理制度和机制不健全
目前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极少针对高校学生社区安全问题，虽然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公寓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等若干文件，但更多是依靠高校自身制度建设的自觉性，往往利用传统的“管制型”管理模式，极易引起大学生的逆反心理。其次，许多高校在校园规模和招生规模迅速扩张的下，由于高校对学生社区重视不够，学生社区安全工作存在跟不上形势发展，造成安全制度不全，管理组织和机构不到位等情况，容易形成安全意识淡薄。部分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防范意识薄弱等现象，对学生社区安全缺乏有效保障。再次，安全管理制度的责权对等意识较差，常常是出现问题时不能责任到人，学校相关部门就如何齐抓共管做好学生社区安全管理缺乏相应协调机制、健全畅通的舆情渠道与民主协商机制。
（二）学生社区安全知识宣传和教育不到位
由于高校学生社区普遍轻视安全教育，重视管理人员层面的安全防范管理，对于学生社区的安全教育缺少整体规划，更没有科学化、制度化，导致的后果是学生社区一旦脱离管理人员，安全状况就大打折扣。特别是由于大学生不了解专业安全知识、消防知识、防盗知识和心理健康知识，并且缺少安全方面的培训和模拟实践训练。同时，学生社区在安全宣传活动中缺乏针对性和差异性，且宣传手段陈旧、缺乏话题和生动性，安全教育就事论事，既不全面也缺乏系统性，安全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学生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学生往往就显得手足无措。
（三）高校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缺乏
由于高校学生社区是居住人员密集的地方，容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如果不加以及时处理，就极易引发安全事故。学生社区安全事件的行为累次发生，大多数是由于学生缺乏自我防范意识、防范能力差、财产保护意识淡薄、麻痹大意等造成。同时，一些学生违反安全规定，无视安全要求在宿舍撕拉乱接电线、使用大功率的电器设备，使得宿舍消防安全危机四伏。其次，社区内学生之间打架斗殴事件时有发生。其外，学生社区大学生卫生安全有待进一步加强。很多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和生活习惯不好，脏衣服堆放长时间不洗，寝室阳台饮料瓶堆成山等不良的生活习惯极易形成流行性传染病。
（四）学生社区周边安全环境综合治理有待加强
当前高校办学的开放性日益增强，高校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越来越大。一方面，高校和学生社区周边商家都会以师生为主要消费对象，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学生社区周边各种娱乐场所、小旅社、出租房、酒吧和网吧等违规经营，严重侵害了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同时，安全隐患较多，极易引起安全事故。另一方面，高校学生社区的服务日益社会化，外来人员不断增加且流动性强，学生社区对流动人员难以进行有效管理，时有发生推销行骗、偷盗学生物品，侵害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打架斗殴等事件。同时，学生社区周边的各类出租车、摩托车无监营运以及无证摊点占道经营等现象，存在严重的安全事故隐患。因此，要切实加强高校周边的安全环境综合治理，确保高校学生社区有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高校学生社区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一）加强学生社区安全管理是保持高校和谐稳定的关键
学生社区的和谐稳定是高校开展其他一切正常校园活动的基础，也是深化平安校园和创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高校学生社区作为是学生安全管理第一关口和主要阵地，事关学生人身和财产安生，关系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高校要切实落实学生社区安全管理工作主体和相对人的工作职责和注意事项，针对性开展学生社区安全设施建设、安全法制教育、安全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处置，充分调动安全管理工作的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学生社区安全治理工作，是高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阵地和有力抓手。
（二）加强学生社区安全管理是保证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础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大部分的学生在进入高校前没有离开过家，缺乏独立性锻炼， 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在自我约束与自我保护能力方面相对较弱。在面对学生社区这种新的环境、陌生的群体，群居式的生活，同学之间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一旦遇到问题发生矛盾不能理性思考，容易发生争吵等现象，有可能因此而发生悲剧。其次，由于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大部分多在学生社区里度过，良好的学生社区安全状况是大学生安心学业、健康成长的基本保障。
三、构建高校学生社区安全管理体系的途径
（一）优化资源组合、构建“三方联动”的安全管理组织保障体系
传统封闭式学生社区安全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发展需要，多元的合作治理是教育综合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和发展方向。高校学生社区应主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提高安全管理和服务效能，首先建立学生社区安全管理组织领导体系，成立由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安全保卫处、学生处、各院系共同构成的组织体系，并明确各部门在学生社区安全管理工作的职责与权限。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学生社区安全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其次，推进“警区校”共建，学校与属地管辖派出所、高校园区管辖办公室等进行三方联动、共建学生社区警务室。可以有效发挥以下功能：一是融入执法功能，二是强化联防功能，三是自调自纠功能，四是自查自治功能，五是宣传教育功能。通过“警区校”共建，属地管理与属人管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学生诉求与管理服务三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得到了提前布局预防处置，形成了学校、社区和公安“三方联动”的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的组织保障体系。
（二）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多元教育的安全体系
建立和完善学生社区安全管理制度是做好学生社区综合治理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在制定学生社区安全制度时要科学合理，既要以安全为主，也要考虑到如何为学生提供方便，做到制度设置人性化，使得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其次，督促学生社区落实各项安全制度检查机制，是作为评估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生社区安全检查制度应突出例行检查制度和抽查制度相结合，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要及时进行通报和整改。第三，完善学生社区调解制度建设，成立由社区民警、心理健康中心、公寓辅导员，保卫工作人员以及律师组成的学生社区调解小组机制。建立好受理流程，及时受理社区学生的各类调解请求，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纠纷不出社区。第四，加强学生社区网络管理和舆情监控制度建设、建立学生社区信息服务网上审查制度、规范信息上网的渠道。同时加强专兼职网络管理和对网上评论员队伍建设、加大对校园论坛、微信、微博、QQ群等的监管力度和引导教育。第五，创新安全文化教育载体，以网络媒体为载体，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网站、学生社区宣传栏和电子显示屏等阵地营造安全教育氛围，推进安全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社区”。探索建立法制工作室和安全法制讲师团的法制宣传教育新模式等，打牢安全防范基础。
（三）强化机制建设，构建“三大”安全预防处置体系
高校学生社区学生人数众多，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也较高。如果处理不及时，措施不到位，场面极易失控，给师生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伤害。首先要完善学生社区预警机制，一是深入开展大学生思想动态定期研判，定期有针对性的开展大学生思想动态研判，在学期初和末重要节日等时间节点，重点了解和掌控心理有障碍，行为有失范现象，信教学生，就业未落实和完成学业有困难的等重点学生群体的状况，并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策略。二是建立“四查一改”（即自查、检查、监查、巡查、整改）安全工作运行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预警，确保安全隐患能及时得到化解。三是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学生社区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同时，还要完善学生社区信息反馈机制，学生社区要建立明、暗两条线的信息员队伍，分别由学生社区公寓值班辅导员和公寓学生干部负责收集学生意见和信息，二线并举，以信息简报和单线两种形式反映各类安全信息。
（四）健全队伍建设，构建“四位一体”的强社区安全保障队伍
人防是高校学生社区安全管理的核心，而安全管理人员素质是关键，因此高校学生社区安全管理要统筹，使队伍建设并增强其安全管理能力。首先是加强社区保卫队伍建设，通过定期开展保卫人员培训，组织保卫人员外出考察交流活动，提升保卫人员管理能力，同时为保卫人员上安全课、编印安全刊物等提供物质保障。其次，加强学生社区保安队伍建设，学生社区安保工作要主动适应管理模式的三个转变，学生社区保安由自管转向外包，直接管理为监督管理，直接落实为协商落实，同时主动做好与物业公司沟通交流和工作衔接，并协调对物业公司保安人员强化检查和考核力度。第三，加强学生社区公寓兼职安保队伍建设。要按照专业化队伍建设要求，通过培训交流演练等方式提高安全知识和应急能力，人员按师生比1：200配定，同时建立兼职安保队伍考核和奖励办法，提升其工作动力，最后，加强学生社区自治安保队伍建设，学生治保会队伍是学生社区安全稳定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健全不同年级学生自治安保人员比例，同时发挥自身组织的“传，帮，带”的作用，通过培训外出交流活动等方式，提高他们的工作业务能力。
（五）完善考核机制，构建“星级”评估和激励体系
安全工作考核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首先，要将社区安全稳定工作纳入学校绩效目标管考核体系，并严格执行安全稳定工作“票否决制”。同时建立学生社区安全稳定考核奖惩激励机制，明确二级学院，职能部门在学生社区的安全工作职责和任务，考核结果与评优奖惩等挂钩，充分调动学校师生参与学生社区安全管理的工作的积极性。其次，要开展寝室安全等级评估制度，一是制作寝室安全等级状况平面图，分为红、黄、绿三种颜色，其中，红色代表曾发生过盗窃，打架等对学校安全稳定具有较大影响的时间或经常性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此类寝室需要重点关注和管理；黄色代表在日常的安全检查中发现过安全隐患或有寝室成员违反学校相关管理规定；绿色代表未发生任何影响安全稳定事件或违纪违规的寝室。二是开展寝室安全等级星级评估，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三星级寝室代表一学期未发生任何影响学校安全稳定和违纪违规事件；二星级寝室代表未发生任何影响学校安全稳定和违纪违规事件和一次以下的违纪违规事件；除三星和二星寝室所述条件之外的均为一星寝室。安全等级星级评估工作每学期开展一次，评估结果在公示后，要求在各寝室予以挂牌，若在挂牌期间该寝室出现违规现象或安全事故等，可给予降低等级或摘牌处理。最终形成一整套队伍结构完善、体制机制合理、反应迅速高效的高校学生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姜宇国. 社会管理创新下学生社区管理模式的构建[J].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2014，（2）
[2]杨琳琳.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突发性事件控制研究[J].2010，（1）.
社区治理体制范文3
关键词 社区门诊 躯体形式障碍
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以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神经症［1］。病人因这些症状反复就医，各种医学检查阴性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在国外的报道中，Fink等［2］的研究调查了丹麦塞尔胡斯市在全科医生处连续就诊的191例病人，躯体形式障碍的患病率为22%～58%，国内任菁菁［3］对社区保健机构连续就诊的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共筛查289位连续就诊的患者，55位患者符合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标准并得出结论，躯体形式障碍在社区保健机构中有较高的患病率。为探讨社区门诊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特点，本文就63例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治作如下分析。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本组患者63例，男6例（9.52%），女57例（90.48%）；年龄40～80岁，平均52.23±6.12岁；病程3个月～40年，平均11.22±5.71月。临床表现：心肺症状（胸闷、胸痛、心悸、心前区不适）7例；胃肠道症状（恶心、胃胀、胃痛、腹部不适）12例；疼痛症状（颈背痛、肌肉酸痛、四肢酸痛）12例；头部不适（头晕、头痛、头沉）21例；全身不适且经常变化、定位不准确18例；合并躯体疾病10例，其中高血压6例，糖尿病3例，颈椎病1例，未合并躯体疾病53例。诊断亚型：躯体化障碍11例，未分化躯体形式障碍19例，躯体形式自主神经紊乱19例，持续性疼痛障碍12例，疑病症2例。
入组标准：2009年4月～2010年3月在本院（精神专科医院）延伸举办的两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诊治，且资料完整的患者，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标准；排除严重的躯体疾病，但不排除一般的躯体疾病。
治疗方法：确诊后，在心理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抗焦虑药、抗抑郁药及适当的内科药物治疗，定期复诊。
疗效判定标准：治疗满8周后，根据患者治疗后病情与入组时相比，作出评定，分显著进步、进步、稍进步、无变化。
治疗方法：单用或联合使用抗焦虑药、抗抑郁药。单用药20例（31.75%），氯米帕明5例，阿普唑仑6例，帕罗西汀3例，地西泮2例，丁螺环酮2例，氯硝西泮1例；合并用药43例（68.25%），氟西汀+地西泮23例，帕罗西汀+地西泮8例，氯米帕明+地西泮6例，氯米帕明+艾司唑仑2例，米氮平+阿普唑仑2例，阿米替林+地西泮2例，多虑平+地西泮2例。
结 果
药物的不良反应：有2例在服用帕罗西汀1天后，1例在服用氟西汀后出现较重的恶心、呕吐，其中1例放弃治疗，另2例换用抗焦虑药，另有3例患者头晕、头晕，2例患者口干，均未做特殊处理，约1周后渐适应药物。在社区门诊就诊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女性居多（90.48%），合并躯体疾病10例（15.87%），临床表现为多样性的躯体不适，5种亚型均有诊断，治疗方法为心理治疗基础上的单用或联用抗焦虑药、抗抑郁药，短期疗效较好（8周）。
对完成8周药物治疗的60例患者，给予疗效评定：显著进步34例，进步11例，稍进步8例，无效7例，总有效率88.33%。
讨 论
本组中女性患者比例远大于男性患者比例，在年龄上以中老年为主，原因是来本社区门诊就诊的病人以老年人居多，另一方面是女性和老年人较易出现植物神经不稳定症状，对身体变动十分关注，对生理现象过分敏感，甚至曲解，出现躯体化症状。在治疗中，心理治疗是根本，是基础，有助于患者彻底的康复，药物治疗起缓解疾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但大部分病人都不承认自己患有心理疾病，不愿意进行心理治疗，相反，却愿意接受药物治疗，由于病人对健康要求高，对躯体反应敏感，应选用不良反应小的药物。要重视病人对药物的反应，必要时及时换药。
在具体用药上，抗抑郁药的起效大体在2周左右，要告知病人，一开始服药，可能有轻微的头晕、口干、恶心等，过几天可适应，应坚持用药，疗效才能逐渐显现，抗焦虑药有依赖性，但短期使用（一般在4周以内）不会产生依赖性，如需长期使用，可几种药交替使用。本组病人在用药开始，都进行了告知，仔细的讲解，从而提高了服药的依从性，治疗效果较好。经过>8周的治疗，本组患者的疗效较好（总有效率88.33%），但许多患者难以坚持长期服药，以疗效不理想，未达到自己的设定目标为由，去找别的医生就诊或到其他医院做各种检查，这往往导致治疗不连续，影响了治疗效果。如何提高病人治疗的依从性，提高远期疗效，这是在下一步的临床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M］.第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08-113.
社区治理体制范文4
【关键词】治理主体；合理性；规范；合作技巧
十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其理论核心是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根据理查德-廷德尔（C.Richard Tindal）的地方治理理论，政府被视为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助推者、协调者。在城市社区，居委会是法定的城市居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但并不是城市居民自治的唯一组织形式，当居委会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人员开展居民自治，可以借由其它的组织主体来开展自治工作，形成社区自治网络，居委会在组织网络中发挥指导者和协调者的功能。在现代治理网络中，除了居委会作为治理主体外，还需要联合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社团组织、志愿服务等社会组织对社区进行多元主体管理，形成参与式、互动式的管理体系。本文通过对太原和晋城2个社区的田野调查及其案例研究，得到了组织成功转化为有效治理主体的关键性要素：组织主体合理性、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合作技能。
一、组织主体的合理性
组织主体的合理性主要是指在社区所辖范围内，组织团体进行社区服务与治理，得到社区居民、居委会的认可和信任。而有关于驻区企业的组织主体转化主要是源于太原市某社区的实地调查，所调查社区作为太原市社区治理标兵，社区党委、居委会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驻区公司为社区建设所做的物质输送、场地支持、文化活动支持、资金支持也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建立起了与居委会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市场组织，企业之所以能成功转化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基础是该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若企业不稳定，这对于社区来说相当于流动人口，不具有管理主体的稳定性，故而得不到居委会的认可，也得不到社区居民的认可，不具备主体的合法性。在案例中，驻区公司长期稳定地扎根于社区（在这里提前排除其人事因素，只考虑组织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优先为社区的居委会办公楼提供装修服务，承建社区下辖小区工程，优先满足社区的门窗供应，为社区提供优质的物业管理服务，使得社区居民生活服务拥有可以信赖的产品保障。这样，居民通过居委会或者直接同公司构成了产品服务的互惠网络。驻区公司的长期品牌效应，促使公司通过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产品，获取了社区居委会及其居民的社会认可，就此产生了信任关系，其作为社区治理组织主体之一的合理性由此确立并不断随着互惠网络的优化而巩固。
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
非正式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指制度体系之外，治理主体在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和习惯，组织主体依据其进行管理、协调、商议与合作。在社区自治实践工作中，由于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无法及时应对新的环境变化，此时，这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无论对于社区治理主体的转化，还是对于组织主体内部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周雪光所曾指出的：“组织的正式结构变成了象征性的东西，对组织内部的运作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组织内部可能采用非正式的职业规范的组织结构来约束行为。”换言之，正式结构是适应制度环境的产物，是做给别人看的，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是组织运作的实际机制。案例中社区企业与居委会、居民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有着他们的默认规范，其核心是互惠互利、优先服务，相互支持。集团各分公司必须优先为总公司所处社区提供高质量服务，如若出现问题，总公司高层会考虑对其分公司冠名权进行审议。这并不是明文规定，也没有硬性指标，而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虽然这种道德规范最初源自于集团高层的社区居民身份，源自于其部分管理人员的居委会工作经历，但是这种公司与社区的友好关系和非正式的人情规则，却在公司主体转换为社区自治主体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是其与社区合作的行动原则和责任保证。而对于社区居民和居委会，优先选择集团公司的产品也成为其决策的一个主要方向，形成一种决策惯性，路径依赖。
三、组织合作技巧
合作技巧主要体现在组织主体如何与居委会进行有效沟通、协调，如何处理好与居委会的关系，并且能够将效用最大化，关键有：及时发现与回馈、互利互惠策略。在社区内的娱乐性群众组织，多数为社区居民因为地域和个人喜好的邻近组成的一个居民娱乐生活圈，例如自行车骑行小队、跳舞小队、下棋小队。以晋城某社区的自行车骑行小队为例，因为自行车运动在城市的兴起，社区居民通过骑行活动产生了密切的交往，形成了群众性团体组织。在团体活动中，居民间接形成了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舆论环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对居委会某些做法的一致意见，并出现了骨干成员主动找寻居委会反映情况的群体行为。而该社区居委会商讨社区事务，进行民意参考时，又会及时联系自行车骑行队伍的几个骨干和行家，并通过这一团体将信息汇总与回馈给整个社区，社区内的公共舆论在这里形成与发展，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在这里产生效力，社区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也通过这一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同时，群众团体在组织活动时，居委会予以及时帮助和有力支持，促使团体活动的壮大，这就形成了居委会和群众团体之间的互惠合作关系。有关于合作关系的稳定与长久，居委会需要充分重视、发掘社区内的娱乐组织，将其拉入社区公共事务当中，表示出认可和尊重，并予以适当的支持，促进这些组织的发展；而这些娱乐性团体除了发挥其本质的娱乐功能外，还可以为社区信息的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形成民意的集散地，帮助居委会将工作落到实处，形成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 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社区治理体制范文5
近年来,老年肺炎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呈上升趋势,上海市瑞金医院资料显示老年细菌性肺炎死亡率高达40%[1],是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收集了我院自2007～2009年3年来收治的51例60岁以上临床诊断为肺炎的病人的临床资料,并进一步探讨社区老年肺炎的发病情况和临床特点,以提高诊治水平。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51例中男27例,女24例,年龄60～90岁,其中80岁以上3例。
1.2 发病季节及诱因 春冬季发病20例(39.2%),夏季发病31例(60.8%),发病诱因为受凉28例(54.9%),上呼吸道感染16例(31.9%),劳累3例(5.9%),精神刺激4例(7.8%)。
1.3 临床表现 低热28例(54.9%),高热23例(45.1%),体温正常15例(29.4%),咳嗽39例(76.5%),咳痰34例(65.7%),咯血4例(7.8%),胸痛15例(29.4%),气促或呼吸困难27例(52.9%),腹痛、腹泻、呕吐14例(27.5%),乏力、食欲减退23例(45.1%),精神障碍8例(15.7%),昏迷2例(3.9%)。体征:呼吸频率快28例(54.9%),心动过速31例(60.8%),肺部罗音仅23例(45.1%)。
1.4实验室检查 末梢血白细胞总数≤10×109/L者34例(66.7%);>10×109/L者16例(31.4%);≥20×109/L者2例(3.9%);中性粒细胞>0.8者22例(43.1%),
1.5 心电图检查 102例中心肌缺血46例,心律失常22例,左心室肥厚30例,右心室肥厚26例。
1.6 合并症及并发症 合并基础疾病41例(80.4%),其中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21例,高血压20例,心脏病19例,神经系统疾病22例,糖尿病9例,恶性肿瘤4例,肝脏疾病2例,合并2种或2种以上疾病者24例(47.1%)。发生并发症共19例(37.3%),其中呼吸衰竭8例,心力衰竭6例,水、电解质紊乱5例,消化道出血3例,肾功能不全1例。
2 治疗及转归
(1)治疗原则:①抗生素为主:抗生素应用原则为早期、足量、联合、交替、长程,并及时依据痰细菌学及药敏结果调整抗生素的应用。②积极处理合并症及并发症。③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失调。④支持治疗:加强营养,给予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注意肠外营养的补充;并针对老年人免疫功能减退给予免疫增强药物。
(2)转归:平均住院时间28d,治愈30例(58.8%),死亡3例(3.9%)。
3 讨论
统计资料表明:80岁以上老人,肺炎为第一死因;90岁以上的死者中有一半死于肺炎。本组资料提示,社区老年肺炎的临床特点有:(1)夏季发病率高,占60.8%。原因在于夏季空调的使用,老年人适应能力差,骤冷骤热使老年人难以适应;加上空气不流通,利于病原菌生长,造成了夏季老年人肺炎发病率高。(2)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3)肺外症状较为多见。当老年人出现胸闷、气促加重或心动过速,同时有精神神经或消化道症状,不论其有无发热,均应查究肺炎。(4)有多病性,合并症及并发症多。(5)病情危重,易诱发衰竭及败血症。(6)病程迁延。老年肺炎患者多伴有基础疾病,加上免疫功能及各器官功能的衰退,可削弱抗生素的疗效。(7)病死率高,本组资料死亡率为6.9%。
故应对社区老年肺炎的非特异临床表现给予重视,进行血常规检查,胸部X线检查及痰细菌学检查。虽老年肺炎病人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常无明显升高,但可表现核左移或中性粒细胞内出现中毒颗粒。胸部X线检查是发现老年肺炎肺部异常最有效的辅助诊断方法[2]。怀疑老年肺炎的病人均应做此检查。痰菌检查是确定老年肺炎病原学诊断的重要方法。老年肺炎诊治的关键在于早期确诊和及时准确的治疗,避免延误诊断而失去治疗良机。目前,已有学者提出侵袭性诊断技术应在老年人中得以积极应用,如经纤维支气管镜防污染采样和经皮肺活检等[3]。此外,对有基础疾病及免疫功能低下老年人应推荐接种流感及肺炎球菌疫苗,这会在老年肺炎的预防及减少发病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4]。
参考文献
1 邓伟吾.老年肺部感染的特点与治疗顺序.实用老年医学,1997,11(2):50.
2 陈萍,马壮.老年肺炎的诊治难点与展望.中国实用内科学杂志,1998,18(10):580.
3 黄华瑞.老年肺炎的防治.内科急危重杂志,2001,7(1):43.
社区治理体制范文6
关键词 管理体制；美国；社区学院；权利主体
中图分类号 G7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6-0079-04
美国社区学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别。截至2011年4月，全美共有社区学院1167所，其中公立社区学院993所，私立社区学院143所，族群学院31所，全美社区学院学生数约为1200万，约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50%[1]。这些大小不一、性质各异、名称不同的社区学院在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别，不存在统一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尽管如此，从特定维度对美国社区学院管理体制进行大致划分仍然是可能的，而这种划分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社区学院的运行机制，从而为我国发展社区学院提供经验借鉴。
一、美国社区学院外部管理体制
从外部管理体制上看，可依据社区学院管理主体将其分为州政府管理的社区学院和大学管理的社区学院，二者在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州政府管理的社区学院外部管理体制中，社区学院受由州政府任命的社区学院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或其他机构管理。1965年由布洛克尔等开展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统一管理社区学院的各州中，有6个州的社区学院由州教育厅管理，20个州的社区学院由州教育委员会管理，另有6个州的社区学院由州初级学院委员会统一领导[2]。
社区学院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或其他州管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对经费、人事（主要是社区学院的院长或副院长等高层管理人事）等重大事项进行集中决策和管理。但由于管理体制的差异，不同的州政府在社区学院管理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也不尽相同，如有的州社区学院管理委员会在经费预算、人事任免、发展规划等方面对社区学院有着很强的规约作用，也有部分州的管理委员会对所辖区域内社区学院仅扮演咨询和顾问的角色，对社区学院的影响并不大。州管社区学院的管理体制有其独特的优势，对政府而言，该模式有利于在辖区内制定统一的教育政策和规划，能有效地对各社区学院施加影响；对社区学院而言，该模式能确保与州政府的直接沟通与联系，便于获得各种资源，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州管社区学院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首先，州政府统一管理社区学院可能导致区域内社区学院的趋同化，从而与社区学院灵活的办学特点和差异化的办学目标相冲突。其次，州政府通过相关机构直接管理社区学院，不利于社区学院根据所在区域的实际需求确定办学方向和目标，有悖于社区学院服务地方、讲求实用等基本原则。
在管理体制上，大学管理的社区学院与州管社区学院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管理社区学院的管理体制是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上将社区学院纳入大学的体系中，社区学院成为大学的组成部分。在此体制下，大学校长在大学董事会（University Boards of Regents）的授权下，通过分管社区学院工作的副校长或其他行政人员对社区学院进行直接领导。社区学院院长对大学领导层而不是社区学院董事会负责[3]。
大学管理体制将社区学院有机地融入整个大学体制之中，有利于社区学院与大学之间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尤其有利于社区学院开展转学教育；大学与社区学院的融合有利于在两种机构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显然更有利于社区学院的发展。但同时，该管理体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如融入大学的社区学院将面临丧失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危险。
二、美国社区学院内部管理体制
从内部管理体制看，尽管美国各州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都采用同一种模式，即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其实质为“二级管理模式”，即董事会负责重大决策，院长负责将其付诸实践。具体而言，由社区选举产生的或由政府任命的社区学院董事会或相关机构享有最高权力，对关乎社区学院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如院长遴选、发展规划、经费筹措等。董事会授权社区学院院长代为管理各项日常事务，如教师聘任、教学安排、学生工作、社区服务等。由于不同社区学院的规模、文化传统等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其内部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规模因素，对社区学院采用何种管理方式影响很大。规模较小的社区学院采用相对简单的职能分工制，院长设立文理教育主任、技术教育主任、职业教育主任和继续教育主任等岗位，分别管理文理教育、技术教育、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而规模较大的社区学院则往往采用类似大学的管理体制[4]。
美国社区学院管理体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复杂性，这是由美国社区学院庞大的规模决定的。其二，外部相关力量在社区学院的管理实践中具有重大影响。最后，地方政府在社区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也体现出美国社区学院的“地方性”。
三、美国社区学院的权利主体
造成美国社区学院管理体制千差万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协调与划分，因此，进一步探讨社区学院管理体制必然要涉及到其内部的权利主体。各权利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区学院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具体来说，构成社区学院内、外部环境的关键性主体说明包括如下方面：
（一）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