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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原则范文1
在我国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网络技术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网络已经和很多行业进行了融合，其中互联网金融就是网络技术和金融行业的强强联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传统金融的进步，但同时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隐患，鉴于此种情况，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监管；必要性；核心原则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举措，互联网金融从发展至今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所接受，应用互联网金融的人数越来越多，此种情况既推动了其发展，同时也使其中隐藏的问题逐渐地突显出来。面对这样的情况，监管部门提高了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视程度，并遵循核心原则来落实监管工作，以此来促使监管能够取得更好地效果。
一、互联网金融概念分析
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就是指以网络技术和大数据为网络，利用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来实现金融市场中的信息匹配，以此来提升金融信息的对称性，促使金融双方可以在最低风险下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投资以及借贷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投资和借贷门槛降低，从而促使我国金融市场更加的活跃。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1、部分参与者不服从市场管理
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样就使得互联网金融市场鱼龙混杂，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稳定，就必须要开展监管工作。利用监管来使参与者能够服从管理，能够按照互联网金融市场规定的原则来参与活动，共同来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与此同时，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
2、集体参与者不理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出现
在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参与者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若是没有参与者，那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会走向终端，可以说，参与者就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生命力，所以说，参与者是不能缺少的存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者若是集体作出不理性的行为，那么就会对互联网金融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以余额宝为例进行分析，余额宝是第三方支付以及资金存储平台，人们可以通过余额宝来进行投资，然后从中获取经济回报，同时人们在开展网络购物等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余额宝来进行支付，由此可以看出，余额宝的出现为人们的投资以及支付提供了便利。但与此同时，一旦余额宝用户集体作出不理，比如说集体撤资，那么余额宝的发展资金就会中断，严重的话甚至会使其倒闭。所以说，为了保证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其进行监管，避免集体参与者不理的出现是非常有必要的。
3、互联网金融风险承担能力较为薄弱
金融行业的发展是利润和风险并存的，很多金融项目以及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潜藏着一定的风险，但传统的金融市场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强，而互联网金融在此方面的能力则较为薄弱。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销售者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并没有对产品的风险进行详细的介绍，这样就使得投资者对此了解并不深入，在投资过程中容易轻信销售者的话，这样当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互联网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应对风险，从而导致投资者只能自认倒霉，自己背负损失[1]。针对这样的情况，监管部门应该发挥自己的监管作用，引导互联网金融市场有效的规避风险，从而更加稳定的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核心原则
1、遵循审慎监管这一原则
监管部门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审慎监管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在实际监管的时候，监管部门不能轻忽大意，必须要严谨谨慎。同时在监管过程中应明确群众利益是第一位的，监管的时候要对参与金融活动的参与人员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以此来实现监管的目标。另外，在监管过程中，还应该对金融市场遇到的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然后以此为根据来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确保金融市场的外部行为能够符合金融监管的原则。与此同时，监管人员还需要对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信誉度进行有效的评估，之后开展双向监管工作，以此来促使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2、遵循行为监管这一原则
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过程中，应该遵循行为监管这一原则，对参与金融活动的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以此来保护双方的利益。在互联网金融交易活动中，交易双方的利益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金融市场才能是公平公正的。同时，监管部门在对互联网金融市场进行监管过程中，应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优化，对其运营情况进行有效的督促，同时还应该对金融活动管理者进行严格的审查，以此来确保管理者不存在违法行为，管理者的思想处于良好状态中，能够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2]。另外，监管部门还应该对证券等金融行为在实际落实过程中进行监管，这样监管部门就可以及时的了解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确保管理者不会有携款私逃的机会。
3、遵循保护消费者这一原则
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其经济利益常常受到损害，鉴于这样的情况，监管部门在开展监管工作过程中应遵循保护消费者这一原则，以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为主体来开展相应的监管工作。监管部门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应该和消费者进行及时的通话，对消费者的实际投资信息等进行有效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确保消费者信息是准确的。之后，监管部门需要对金融结构和消费者进行双向监管，若是发现金融机构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则监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一行为，反之，若是消费者因个人原因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利益，监管部门也应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以此来确保双方的正当权益都可以得到维护。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其中存在的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从而危害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鉴于这样的情况，监管部门必须要及时采取措施来落实监管工作，通过有效的监管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保护金融双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1]焉哲.浅谈美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企业文化（中旬刊）,2016,(2):154-155.
金融监管的原则范文2
论文关键词：近因原则；近因标准；海上保险法；应用；立法
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理论所提出的保险标准问题，长期以来观点纷呈，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最后条件说、最有力条件说、近因说等，据此得出的因果关系结论各不相同，赔偿与否以及赔偿数额的大小差别迥然，这就要求各国保险立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借鉴和吸收《英国海上保险法》规定的近因原则，几乎成为各国海上保险立法的共同做法。本文旨在探讨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立法中的应用问题。
一、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意义
(一)近因原则的含义
所谓近因(proximatecause)，并非指时间或空间上与损失最接近的原因，而是指造成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起主导性作用的原因。换言之，近因就是在效果上对损失作用最直接、最有力的独立证据。按照近因标准去判定数个原因中孰为近因的准则，即是近因原则。虽然实践中近因标准涉及的因素很多，无形中给法律应用出了难题，但只要遵循“依近因原则确定近因，近因为近因原则提供标准”这一规律，问题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事实上，在数个导致损失的原因中，只有选择最有作用、最有效果的原因作为近因，才是明智之举，这也是由保险这种射幸合同特有的原因力决定的。从原则规定的理论来源到具体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我们只有根据保险实际加以推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准确定位近因，从而廓清保险案件中的“迷雾”，为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创造条件。
依近因原则确定近因，对于海上保险法律实践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海上保险法律实践中，近因原则可以用来分析各种海损原因，最终找出近因，以利于解决海上保险案件的责任和赔付问题。事实上，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因其发生的偶然性和悬殊的对价性特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常常取决于不确定的海损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在海上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取得的保险金远远大于其所缴纳的保险费。为维系海上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做到既不滥赔，也不惜赔，海上保险立法必须确立平衡协调的公平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就是近因原则。
(二)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意义
近因原则有着其他原则所不具有的优势。近因原则的应用使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判断行为与损失之间关系的标准上基本达成平衡，克服了“条件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弊端，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近因原则在海上保险法中的应用，保险人可以避免承担过滥的保险责任，被保险人也不致无从索赔。在平衡机理的作用下，海上保险赔偿才有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因此，在海上保险理赔中，近因原则才能被普遍采用。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不可能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而只能是一定范围内的原因危险，即承保风险造成的承保损失。这一原则已被英美法系的法官和学者渐次引申到整个保险法乃至侵权行为法领域。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大都将近因原则确定下来，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虽然我国现行《保险法》和《海商法》尚未规定近因原则，但在目前海上保险的法律实践中，即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处理国内保险特别是海上保险的具体事务中，普遍适用这一原则已成定势。之所以会这样，当然是其意义使然。
二、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艰巨性
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艰巨性，体现在近因标准的因素较为复杂，包括被保风险和损害须实际发生；保险标的损失须为防止事态发展所致；须是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新原因的判断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同时，“除外条款不在近因之列”也在观察近因原则应用艰巨性的视野之内。
(一)被保风险和损害须实际发生
为了准确查找损害事实与被保风险之间的近因关系，首先必须判定被保风险是否确实已经发生以及损害是否造成既定事实。由于害怕捕获而放弃航程的损失并非捕获损失；同样，为躲避海上风暴而提前卸货的损失也不是风暴引起的损失。捕获或风暴必须实际发生，才能引起捕获损失或风暴损失，也才有赔付这种损失的先决条件或正当理由。为了根据保险单取得索赔权利，被保风险必须直接作用于保险标的，换言之，货物必须实际受损而不是怀疑受损。就连货物标签损失，亦有合理限制。保险单上有一标签条款规定：“在被保风险引起标签损失的情况下，如果损失已达到保险条款规定的数额，则损失仅限于足以支付重新整理、买新标签、重新标签货物的费用”。这种规定非常必要而且及时。
(二)保险标的损失须为防止事态发展所致
因为损失的近因是被保风险，所以，为防止事态发展而致保险标的损失属于承保范围。在Syming．toov．UnionInsuranceofCanton案中，软木树皮投保火灾险，火灾离树皮较远处发生，为防止火灾蔓延，地方当局命令将一些软木树皮投入海中。法院认为，软木树皮损失属于火灾承保范围，因为用水救火和毁灭财产防止火灾蔓延的近因均是火灾。害怕危险发生，与危险已发生并以十分必要的行动去改变已发生的危险是截然不同的。因后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
(三)须是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
加速损失发生的事件与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也是有区别的，后者才是近因。如果货物因政府命令而被扣留，导致最后捕获，损失的近因是捕获，而不是扣留。如果空袭促使盗窃发生，则货物损失的近因是盗窃而不是空袭。因火灾而导致抢劫行为的发生，玻璃因此被打破，那么损失的近因是不法行为而非火灾。因战争政府命令实施灯火管制以防空袭，一艘轮船关灯行驶导致与另一艘轮船碰撞，损失的近因就是碰撞，而不是空袭。可见，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须直接而有力，而且具有自洽性。
(四)新原因的判断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
新原因的介入未必是近因。在大部分案件中，新原因即最后介入的原因常被视为损失的近因。但是，最后原因并非先前原因的必然结果。如在可能涉及触礁、船长走私、遇到恶劣天气等偶然因素时，人们自然会想到，新原因的介入必将重组因果关系链，从而可能阻止最初原因成为近因。虽然有些情形会是这样，但并非全然如此。新介入的原因只有在效果上成为最主要时，才成为近因。如何判断新介入的原因在效果上更显著，首先要运用上述三点去判断，此外还必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加以分析。比如，当损失是由被保险人恶意引起时，如船东私谋弃船，则损失近因是有意行为即私谋，而不是该行为的必然结果即弃船。
值得说明，新介入行为或事件必须是意外的，而不是遵守政府命令的结果。一艘油轮受损后，为了防止和减轻海上或港口污染，当地政府可能会命令船舶移走。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确定船舶损失近因的困难，保险人通常在保险单上附加一项条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或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尽到谨慎，本保险单将承保直接由被保风险造成的船舶损失和由政府采取行动所造成的船舶损失。
(五)除外条款
近因原则的适用应当受到除外条款的限制。如果除外条款规定，损害结果除外不保，此时因原则将不适用。另一方面，保险人并不仅仅因为除外不保的事实发生或除外不保的危险是损害事实的原因而受到保护。除外不保条款只有在除外不保风险是损害事件链的无效部分时才能发挥作用。近因原则也不适用于包含有“什么结果”及“由什么引起”的除外条款。在早期英美法系的判例中，法官把近因原则适用于“敌对或战争行动引起的结果”。这样的表述，没有把海上保险单上除外条款(比如捕获除外不保条款)出现的这些表述和战争险条款的表述区别开来。但当今的判例认为，船舶仅仅从事战争行动并不意味着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是战争行动的结果。
如在Pinkv．Fleming案1)[1890]25Q．B．D．396中，桔子和柠檬虽保了险，但不保部分损失，除非这种损失是“船舶碰撞的结果”。船舶在航行中发生碰撞，不得不进港修理。为了修理，就需把水果暂时卸到驳船上，并进行回装。当船舶到达目的港后，发现水果损失严重，部分由于装卸过驳时所致，部分因为航程耽搁引起。问题是水果所受损失是否是保险单所指的“碰撞”的结果。法官认为，“损失的近因不是碰撞或任何其他海上风险，它是因为货物易腐的特点，由装卸处理及腐烂共同造成的”。
因此，这种损失不能求偿。因此，《英国海上保险法》认为，在船、货保险中的耽搁可以成为损失近因的除外条款，即使这种耽搁由被保风险引起也不能例外。
三、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
(一)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是明确立法
笔者认为，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是明确立法，把近因原则及其适用规定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
众所周知，《英国海上保险法》确立的近因原则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应当看到，近因原则为许多国家海上保险法所采用，已成为保险理赔的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完善我国海上保险立法出发，抑或是与国际航运与保险实践相接轨的角度考虑，我国都应当在相关立法中确认近因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近因原则“决定性”、“有效性”的含义解释有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之嫌，有待于司法实践以判例的形式予以个案化和具体化。眼下需引起高度重视的是，保险立法包括《保险法》、《海上保险法》和《海商法》应将近因原则尽快人法。
近因原则是英美各国海上保险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在保险赔付中的作用非常大。《英国海上保险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所承保风险为近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承保风险非近因所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该近因原则用语明确肯定，我国在进行保险立法时完全可以以为参考。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近因原则判定承保风险与保险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科学合理的。我国应当学习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海商法》等海上保险立法乃至其他保险立法中规定近因原则及其适用的条款。
(二)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近因原则的例证
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4月28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在该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既然赋予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协商的机会，那么，协商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就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除非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与保险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此种观点没有也不应被接受。虽然《海商法》规定，在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后，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者要求修改承保条件、增加保险费，但根据保证必须严格遵守、违反保证之日起保险人解除保险赔偿责任的性质考虑，在协商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与保证条款的重要性相悖。因为从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之日，保险合同的基础已经动摇，除非保险人主动放弃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的效力应处于待定状态。因此，在司法解释中就应明确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通知后，就修改承保条件、增加保险费等事项与被保险人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时，保险合同于违反保证条款之日解除。如此规定，可以避免被保险人滥用协商的权利，也与保证条款的重要性相符。
在海上保险实务中，关于保险责任问题出现争议较多的是保险合同中保险人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问题。《海商法》规定了保险人的责任，其中并没有涉及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条款。但在海上保险实务中，无论是船舶保险还是货物保险的标准格式中，都有“除外责任”的规定。如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就规定了对于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或者过失造成的损失、因发货人的责任引起的损失等，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保险法》第18条规定：“对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照法律适用的原则，《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对除外责任明确说明的义务应当适用于海上保险。实务中对于“明确说明”的理解争议很大。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往往拿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予以抗辩，而被保险人则声称不了解该免责条款。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出现不一致的认定，并出现只要双方当事人出现争议，一律以《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做出不利于保险人的判决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海上保险法中，免除责任条款应当区别于一般条款，保险人应当特别提示被保险人注意。为避免实务中在举证问题上发生困难，要求保险人提示被保险人特别注意免责条款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但考虑到此问题的理解不仅限于海上保险，一般财产保险甚至人寿保险中均存在此问题，故在该司法解释中不宜作出单独的规定。只有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也避免适用原则不当。
金融监管的原则范文3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新形势；选择；原则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1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为我们的金融业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国内的金融业逐渐和国际金融业融合发展。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的多元化和流动性提高了资源在全球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瞬息万变的金融经济也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因此，在新形势下怎样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意义重大。
一、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
我国目前的金融行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自1983年，工商银行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银行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职能于一身的旧金融管理体制的结束，我国初步形成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模式；在1984到1993年间，我国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监管的现象十分明显；在20世纪的90年代，我国金融行业衍生的产品不断增加、资本市场、保险业迅速发展，直到2003年银行监理会的成立，是我国金融行业最终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局面，因此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
(二)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1.证券、银行、保险相互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削弱了分业监管的力度，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证券、银行、保险都是金融市场的共同体，在资金的清算通融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造成了三个行业业务之间的交叉。行业之间的业务交叉，分工不明，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2.金融创新造成了监管缺位、重叠现象的产生。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涌现出了很多创新金融业务，这些金融业务多是处于金融领域的边缘，成为了交叉性质的业务，这就可能会导致重复监管以及监管缺位现象的出现。
3.缺乏必要的风险监管措施。新形势下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行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规范的金融监管机构来进行监管，预防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种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例如有：网上银行交易、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新型的业务。这些业务的出现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更加猛烈地冲击着金融市场。因此，金融监管要提高自身的风险预测能力，保障金融业的顺利运行。
二、金融监理模式选择的一般性原则
金融业模式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和金融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论是选择哪种金融监理模式，都要保证金融行业的稳健运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具体来说，我们要依照以下几个原则。
(一)前瞻性原则
在金融监理模式的选择中，我们要坚持前瞻性的原则。所谓前瞻性要求我们既要立足现在又要放眼未来，要科学预见金融业未来的发展状况。由于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和监管的变革，这都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增加。因此，这要求我们需要具备前瞻性目光和预测风险的能力。
(二)适度竞争原则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属性，但是过度的竞争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危机。因此，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被监管机构的外部强制管理，保证金融体系内适度的竞争。
(三)低成本和高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一个合理科学的金融监管模式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较高效率。在我们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模式时不仅要考虑到技术方面还要考虑到经济方面。
(四)独立性和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
独立性指的是各个监管单位要明确自己在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不受政治干预；协调性指的是监管模式的监管部门及其内部各个机构要明确自己的权责，以免出现管理上的疏漏。遵循独立性和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可以保证金融监管机构的顺利运行。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目前我们实行的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其实，金融监管模式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判断金融监管模式的好坏，主要要看它是否适合国情，是否能保证金融行业的顺利运行，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体系的发展。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环境和金融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金融监管模式已经不太适用于新的环境。那么，在新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是每一个金融界人士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体制
由于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在运行时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方面，要加强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舍的独立性，对违规的机构要及时地发现、惩治；另一方面，在目前“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定期的会晤制度，以便就重大问题及时地进行协调和磋商；最后，对于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和业务有交叉领域的金融机构，我们可以实行联合监管的策略，加强监管单位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金融监管的原则范文4
关键词：金融监管； 各国金融监管改革 ；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73-01
一、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变迁
（一）美国：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1992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其中规范政权与银行业之间关系的一些条款被合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的规定使银行与证券公司在机构、人员、业务范围上严格区分开来。随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1999年11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此法案的签署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制度。
（二）英国：高度集中的单一监管
英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自律，这种自律监管方式的优点在于灵活、较有弹性，缺陷是人为因素比较明显。1998年7月《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颁布，成为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①这一系列立法措施宣告了英国传统的以自律性管理为主的金融监管体制全面让位，为英国适应新世纪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空前崭新的改革框架。
（三）德国：“全能银行”模式
德国金融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全能银行”。然而，90年代德国金融业在内外竞争的压力之下，也开始寻求改革之路，将原银监局、证监局和保监局三个机构合并，成立了金融监管局，根据原有的《德国银行法》、《保险监管法》和《德国证券交易法》三部实体法，履行对德国金融业统一监管的职能。金融监管局的监管目标主要包括：第一，确保德国金融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第二，确保德国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第三，保护客户和投资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在金融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到90年代的监管的回归，这是监管下的自由和自律基础上的监管。各国的金融监管立法都是顺应国内国际金融的产物，这种法律制度的趋同也表明全球金融监管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一）强调安全与效率并重的金融监管目标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管制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进入70年代之后，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管制法案逐渐显得不能适应需要。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积极应对这一趋势，调整监管目标，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自身的独特性，金融监管实践向着管理金融活动和防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方向转变。各国通过金融立法改革，从单纯强调金融安全转而强调安全与效益并重的目标。
（二）强调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化
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是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功能型监管是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功能型监管的优点在于管理的协调性高，管理中的盲点容易被发现并能得到及时处理，金融机构资产组合总体风险容易判断。
（三）强调从分离监管到统一监管的转变
统一监管体制是指由统一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业、保险和证券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监管，有利于判断混业金融机构的总体风险。统一监管具有如下优势：①可以消除监管死角；②如果监管内容类似，可以提高监管效率；③可以降低分业监管带来的信息分享成本；④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⑤可以避免因监管机构的不同而带来的监督程度和监管力度的差别；⑥有助于加强对混业经营金融集团的监管。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自律监控的结合
金融监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施，主要包括政府的外部监管和金融机构的自律监控两个方面。1998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原则》，提出了评价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14条原则。这些原则及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监管以及健全内控制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强调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长期以来，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努力在两个领域内展开工作，一是制定共同的监管最低标准，供各国监管当局遵循，以求达到监管标准最低限度的统一。二是划分东道国与母国的责任。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文件-《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把10国集团（BIS）多边安排的成功监管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对金融体系有重要作用的新兴国家，以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在充分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化监管已是大势所趋。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金融监管立法还比较薄弱，面对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的变化，当前我国金融立法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一）金融监管在重效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安全
金融监管要处理好安全和效率关系，要两者并重。金融创新能够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有助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但同时金融创新也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如监管不力，则会有害金融市场。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
（二）监管体制须不断完善以避免落后于金融创新
我国金融监管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 ,货币监管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 ,机构监管职能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行使。这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已不应国际金融的全球化的现实。在金融场日益全球化及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 ,传统金融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 ,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 ,跨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因此 ,我国必须加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 ,确立新的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逐渐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过渡及由机构性监管功能性、目标性监管过渡。
おげ慰嘉南祝
[1]贺小勇，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2]唐双宁. 21 世纪国际银行监管新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研究 ,2001. 1.
金融监管的原则范文5
关键词：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制度完善
一、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价值分析
1.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是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对于什么是金融全球化，一般认为，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开放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最终形成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既然是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也就意味着要加快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产品会不断涌现，这就势必会加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难度。传统的监管机构各自为政、互无沟通的监管体制也无法照顾金融混业经营的复杂性，监管者还要考虑如何在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之间达到最优，在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之间保持平衡。在混业经营已成大势的今天，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已是我们金融监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2.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是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必然进路。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自由化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金融机构的综合体。而控股公司各成员之间关系紧密、组织结构复杂，并且会带来诸如系统风险、资本充足风险、传导风险、利益冲突风险等诸多风险，对于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此情势下，如何更好的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控制其带来的各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就至关重要。而在现在的监管框架下，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建立一个真正的监管协调机制，才能有效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监控其风险，防止给市场带来冲击和损害。
3.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是金融监管机制本土化的必然结果。尽管从全球来看，金融监管体制的主流在于实行统一监管，由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如美国在危机后将美联储打造成一个超级监管者，英国为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但在我国，由《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确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并不是说我国无法或没有能力改变现有的监管模式，而是因为一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与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政治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如果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而盲目的进行监管改革，将会造成监管资源的巨大浪费，给我国的金融金融市场带来难以抚平的毁灭性影响。而现实也是如此，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以及财政部、发改委等政府机构，如何在如此之多的监管机构之间协调，并保证监管政策的有效实施，就必须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二、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现状及其困境
1. 法律规定不完善。
（1）没有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依据。尽管我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于2004年6月28日联合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把“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作为协调机制，并将其“制度化”。但因缺乏法律上的协调依据，实施效果不佳。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也有类似规定。而该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办法有国务院规定。以上规定，貌似可以作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依据，但仔细考量可以发现，这些规定仅仅是一种原则性的模糊叙述，并未给人们清晰地指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依据究竟是哪些规定。而法律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如果不为人所知，就难以妄想让人们遵守。相比之下，美联储成为美国金融监管的超级监管者，是通过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的，之后又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华尔街金融监管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等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的监管职责。
（2）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现有的法律依据，都是基于监管行业的不同及金融机构不同的业务性质制定的，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每一部法律都有一个专门的监管部门与其对应。在这种分业监管状态下，行业之间的联系、协调考虑得较少，基本没有促使不同行业法律和监管一致及防止套利行为的规定。另外，由于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法律依据，导致不同行业如果开展相同业务则会出现监管依据冲突及监管套利问题。由于分业监管格局下有关监管法律是在不同时期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制定的，各个行业有不同的监管标准，各个监管机构自身也有不同的监管利益，这就导致同一业务在立法上的差异，使采取不同形式、由不同的金融机构运作的相同业务，受到的监管宽严程度并不相同。
2. 对金融控股公司确定的监管机制存在盲区。
金融监管的原则范文6
有危自有机，为了更好的治理金融危机，各国当前都着眼于金融创新，以期推动国际金融法改革。然而，金融创新在给各国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各国既有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第一，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标准。传统的监管标准主要针对信贷风险，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但金融创新令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除了信贷风险之外，金融机构还需面对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因此仅针对信贷风险实行的传统监管标准，现在已经不满足有效监管的要求。［4］第二，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手段。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以审核分析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为主，但这种传统的审核的过程中，缺乏对表外业务的统一会计标准。这就导致表外业务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金融机构可以趁机通过衍生工具隐藏许多交易组合，令其成为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和交易，从而逃避金融监管。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提高对银行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的要求，加大监管力度，平衡安全与效率的关系。第三，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模式。传统的监管模式，即针对分割的金融市场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起过作用，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分业经营已经逐渐被混业经营所替代，因此这种模式已经渐渐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道。［5］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
(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增强国家是一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最根本的标志，而经济是国家里最具物质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愿让渡本国的经济。这导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条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较少，而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较多。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意识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在让渡经济方面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签订条约，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硬法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视软法，在实践中增强其约束力。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国际组织地位上升令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通过组织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令各国遵守其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巴塞尔委员会(BC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来塑造、传播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等反面的市场机制共识。国际组织的技术性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这令各国监管者对国际组织愈加依赖。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国如不遵守，便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淘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之一便是银行业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忽略了内部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于2006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便预测到了这一风险，通过制度规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性。因此，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均意识到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获得市场给予的利益激励，反之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程序法为其实体法的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谅解》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争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均可用于评审和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同时用于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发生的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WTO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令其自觉履行义务。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证实，各国过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适应当下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重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令金融监管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统一化发展。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现阶段一般都是针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实施分业监管，即对证券、银行、期货、信托、保险等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如德国等实行统一监管，即由综合性监管机构监管所有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制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业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时展，继续坚持只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或是滥用。因此，如英美国家和香港等现在都由多层次、分散的分业监管模式，向综合性、统一化的混业监管模式发展，即实行全能银行制度。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综合化发展。过去的金融风险以信贷风险为主，风险种类较为简单，而随着时展，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内容也愈加复杂。因此，原有的监管标准已逐渐脱离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各国监管制度正朝着综合化发展:一是从资本监管发展到全面性风险监管，从只针对信贷监管，发展到针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风险;三是规范监管程序，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规范化管理，保证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6］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国际化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封闭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已不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求，国际监管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变高，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现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交易管理、投资收益率在各国金融市场上趋同，这为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创新工具的跨市场国际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合与互动。当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要求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这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变化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而国际金融法的功能表现为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其保证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进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与安全是国际金融法内部的两个相互博弈的价值取向，二者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纵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史，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大概经历了“注重安全”、“注重效率”、“效率与安全并重”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原因有二。第一，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会引起金融危机，令效率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这令各国放松管制，导致监管真空，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造成国际金融监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一记警钟，其带来的损失令国际社会意识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国提出《金融监管改革———一种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简称《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保证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受金融滥用影响，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7］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便提出，国际金融监管的疏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未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令危机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监管，如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等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领域扩大至一切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则会导致问题经济，无法为金融安全提供物质支持。金融效率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倡导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呼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金融效率。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是明确地将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监管原则和目标。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6项贯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监管原则，包括监管资源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原则、被监管者应由领导负法律责任的原则、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则、推动金融创新的原则、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对竞争不扭曲和不破坏的原则。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致力于推动世界自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注重对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金融服务多边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国共同构建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WBG在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精神，IMF强调市场的作用而要求政府减少干扰。综上所述，唯有安全与效率并重，方可最大程度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际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实现。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渐式微。因此，发展中国家过去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准则或原则，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行为，已不符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轨迹;而在承认既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决策程序或规则，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改良国际金融秩序的行为较为可行。于是，我国顺应上述潮流，逐渐由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令我国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设问题。
(一)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即为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是倒闭，而关注外生金融风险，在单个机构内部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风险关联性，不能抵御当前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8］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是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各国形成的共识。宏观审慎监管是为防止金融体系的风险，关注内生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风险关联性，可有效防范宏观经济波动。故而，我国应在保持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第一，明确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界定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大量与金融市场或是其他金融金钩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这类机构倒闭，便会令其国际和国内交易对手受到牵连。另一类具有大型高度杠杆化的特征，其资本损失将对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中，监管当局应通过划分上述系统性重要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的监管。第二，提高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风险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崩塌，因此，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监管应比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为严格。监管标准应基于金融机构的相对系统重要性，不仅要求在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风险资本要求和总体风险管理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要求在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实施更详尽的信息披露。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监管当局必须全面了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系统性重要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国应当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纳入非现场监管的监测范围，从而进一步规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动。
(二)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二者各有其适用领域和存在价值:机构监管主要在金融市场系统稳定性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审慎监管;功能监管则是在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规范金融产品提供和业务经营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一度只注重单纯的机构监管，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现已向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互协调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国金融市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国在金融监管制度中尚无一个法定协调机制，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均规定要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都一直停留在原则层面上。其次，我国不仅不能贯彻机构监管，而且还忽略了功能监管。因此，我国应当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构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法定协调机制。我国监管当局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建立由人民银行主导的法定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此举可提升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等金融监管方面的地位。第二，从整体上把握机构监管的要义。我国监管当局尽管在实践中侧重机构监管，但往往不能将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监管，比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就较为片面。因此，我国应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监测包括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与混业经营集团有关联的风险状况和财务状况。［9］第三，加强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的功能监管。我国应针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功能相近的金融产品进行功能监管，确立统一的监管规范和监管标准，对市场参与主体提出监管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