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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含义范文1
8月下旬，我部基金监督司会同你部劳卫司组成调查组，对群众举报沈阳铁路局挤占挪用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经调查，群众反映沈阳铁路局挤占挪用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问题基本属实。为了维护集体职工的合法权益，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完整，必须立即纠正挤占挪用、违规运作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行为。现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限期收回挤占挪用基金。今年年底前至少收回50％，2000年6月底前全部收回。不能及时收回的基金，由沈阳铁路局垫付资金归还。
二、纠正违规运作基金。立即收回委托保管的国债，退回用基金购买的储蓄性团体寿险。
三、今年年底前，追回辽宁人保公司拖欠的基金，收回各分处的借款。
四、根据挤占挪用基金情节、损失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及有关领导作出严肃处理。
五、建议将群众反映私设小金库和个人贪污、受贿等问题，移交纪检部门或司法机关查处。
六、建议对铁路系统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清理，加强管理，避免发生新的挤占挪用问题。
请你部将处理结果及时函告我部。
附件：关于沈阳铁路局挤占挪用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调查报告
（劳动保障部基金监督司 铁道部劳卫司调查组 1999年10月11日）
1999年8月下旬，劳动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和铁道部劳卫司联合组成调查组，对群众举报沈阳铁路局集体企业管理处（以下简称路局集体处）挤占挪用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对所属10个分局上报的挤占挪用基金情况进行了抽查。经调查，沈阳铁路局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严重，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现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基金管理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截止1999年6月底，沈阳铁路局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54706.9万元（见附表1），其中：挤占挪用18352.7万元（路局10353.8万元，各分局7998.9万元）、违规运作8970万元、辽宁人保公司移交欠款3349.6万元、国债及银行存款等24034.6万元（路局18775.2万元，各分局5259.4万元），应收未收利息7474万元。
（一）挤占挪用基金。1987年7月以来，沈阳铁路局挪用基金18352.7万元（见附表2），其中：挪用本金17669.5万元，包括基建投资11716.6万元，企业借款5913.9万元，购买股票39万元；挪用利息683.2万元。
（二）违规运作基金。路局集体处违反国家规定，违规运作基金8970万元，其中：7000万元国债委托辽宁人保公司证券部、南方证券公司保管，1970万元购买储蓄性团体寿险。
（三）应收移交欠款。1998年7月，辽宁人保公司向沈阳铁路局移交保险业务，拖欠基金3349.6万元。
（四）应收基金利息。应收基金利息7474万元，其中：集体处挤占挪用基金和各分处借款应收未收利息7089万元，辽宁人保公司欠款应收未收利息385万元。
二、重点问题的核查
1994年以前，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投资北海大厦、东铁公司、中山服装公司、长白公司、铁韩公司、铁营公司等生产经营和房地产项目，借款给租赁公司、内部银行、物资供应站、集兴公司等企业从事经营活动。1995年以后，基金实行路局与分局两级管理，路局集体处继续挪用基金投入直属单位未竣工项目，对分局放松管理和监督，造成各分局大量违规动用基金。目前，挪用基金投资项目和借款企业，绝大多数经营亏损，还本无望，有的已经停产歇业，这些项目连年亏损，造成基金很大损失。
（一）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项目。
1.北海大厦。该大厦是路局集体处直属宾馆。1992年4月立项，当年6月经路局领导同意列入年度基建计划，1995年7月竣工开业。该项目先后挪用基金5025万元，目前累计经营亏损766万元。
2.东铁公司。该公司是路局集体处直属公司。1992年8月，路局集体处购买大连市开发区一块地产，组建东铁公司招商引资，先后挪用基金1685万元。1995年5月，因长期不能引进项目，路局集体处将此地产划给大连分处管理。1998年8月，为减少亏损，大连分处又将此房地产以1450万元的价格卖给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海利发展公司，款项分4年付清。现已收到第一期款362.5万元，第二期付款期限已到，债务人无力偿还，大连分处准备诉诸法律。按出售价格计算，该项目已损失235万元。
3.中山服装公司。1992年5月立项，当年7月经路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批准，先后挪用基金1668.7万元，购买中外合资珠海香州龙华服装厂厂房设备，组建中山服装公司，并支付生产流动资金，1996年投产并于当年停产。目前，该公司由路局外经处管理，1999年2月路局委托审计事务所审计，固定资产净值仅剩1110万元，累计经营亏损360多万元。
4.长白实业公司。该公司是路局集体处直属贸易公司。1992年7月路局集体处购买地处沈阳市东陵区长白乡的一幢楼房，用于举办职工培训学校，1993年因没有生源改办长白实业公司，从事仓储等物资经营。该项目先后挪用基金348万元，累计经营亏损19万元。
5.铁韩公司。路局集体处所属长白实业公司与韩国亚细亚自动化汽车修造中心合资，成立沈阳铁韩进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1994年4月路局提出立项申请，当年6月沈阳市计经委批准，1995年竣工并投产。韩方投入50万美元设备，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411.3万元，目前累计经营亏损382万元。
6.铁营公司。该公司是路局集体处直属公司。1992年9月路局集体处购买营口市鲅鱼圈开发区几处房产，组建铁营公司，公司做了两笔地产交易后关闭。该项目挪用基金285.6万元，目前尚有三处房产。
7.企业借款。1991年至1994年，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借给直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至今还有208万元未归还，其中：租赁公司96.5万元、内部银行50万元、物资供应站30万元、集兴公司26.5万元、沈阳工务段商店5万元。
（二）分处主要挪用基金项目。
1.锦州分局2000万元。1997年3月18日，由锦州分局担保，路局集体处借给锦州分处基金2000万元。当日锦州分处又借给其下属单位沈阳铁路局锦州工程处，该处将此款用于垫付中辰南美国际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注册资金，至今未还。
2.吉林分局2100万元。1995年7月至1998年7月，由吉林分局担保，路局集体处陆续借给吉林分处基金2430万元，吉林分局将其中2100万元借给分局多种经营处，用于修建国际大酒店，至今未还。
三、处理意见
路局集体处直接挤占挪用、违规运作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巨大，有关投资已经形成一定损失，造成严重影响。为了严肃纪律，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立即纠正挤占挪用、违规运作的行为。现提出以下处理意见和建议。
（一）建议铁道部责成沈阳铁路局成立专门清理小组，制定整改措施，全面整顿集体职工养老保险，确保工作有序、基金管理规范、档案资料完整。
（二）抓紧回收被挤占挪用基金。沈阳铁路局要制定清理回收计划，今年年底前至少收回50％，2000年6月底前全部收回。不能及时收回的基金，由沈阳铁路局垫付资金归还。劳动保障部、铁道部监督检查。
（三）纠正违规运作基金。立即收回委托保管的国债，退回用基金购买的储蓄性团体寿险。
（四）今年年底前，要追回辽宁人保公司拖欠的基金，收回各分处的借款。
（五）根据挤占挪用基金情节、损失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及有关领导作出严肃处理。
（六）建议将群众反映私设小金库和个人贪污、受贿等问题，移交纪检部门或司法机关查处。
（七）建议铁道部对铁路系统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清理，加强管理，避免发生新的挤占挪用问题。
附表1
沈阳铁路局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情况表
（1987年7月1999年6月）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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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金额 ｜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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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 ｜655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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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费收入 ｜548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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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息收入 ｜10666．8 ｜含内部银行利息收入14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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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 ｜10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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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金支出 ｜9302．4 ｜含买断工龄退保4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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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费支出 ｜15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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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余 ｜547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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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局集体处 ｜414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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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挤占挪用基金 ｜103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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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挪用基金本金 ｜96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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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挪用基金利息 ｜6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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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规运作基金 ｜8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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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库券代保管 ｜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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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购储蓄性团体人寿保险 ｜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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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宁人保公司移交欠款 ｜33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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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银行存款等 ｜187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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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局集体分处 ｜1325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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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挤占挪用 ｜79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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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债、银行存款等 ｜52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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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利息 ｜7474 ｜含应收辽宁人保公司3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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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含义范文2
2008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 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 J. 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社会治理含义范文3
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信息；失真；产权结构
一、会计信息失真、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带来不利影响的行为。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与企业经济活动有所偏差情况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歪曲经济活动的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可见，会计信息失真是一种提供会计信息过程中蓄意违反的行为。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最大特点，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建立在委托契约关系之上的。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公司所有者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使经营者和股东利益一致，同时通过约束机制尽量避免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这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制度安排就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
（三）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的关系。首先，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会计信息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制度保证。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既使得所有者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又保证经理层按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经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包括鼓励和监控公司经营者披露真实会计信息的制度安排。
其次，高质量会计信息是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会计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工具，主要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果，其基本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行为的有效性。
最后，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存在可以促进公司治理的完善。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关键作用，会计信息既可以衡量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也可以降低投资者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降低决策风险，促使资本的趋利性流动、改善社会资源配置的目的。公开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可以确保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
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营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会计信息供应链来看，会计信息是从由管理当局控制下的会计人员开始生成，然后历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最终得以向公众披露。若将公司治理置于会计信息的供应链中，我们可以发现，符合一定质量的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中的管理当局、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的责任和作用等密不可分。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制度性缺陷，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最根本原因。
（一）公司外部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原因：
1.我国证券市场缺乏有效约束经营者的条件
2.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缺乏竞争性
3.注册会计师审计不够规范
4.缺乏有效的处罚机制
（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原因：
1.缺乏加强内部会计监督的强烈动机
2.董事会成员构成不合理
3.监事会监督功能弱化
三、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的本质是界定和保护产权，而有效的产权结构则是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制度基础。我国会计信息的失真问题，很大程度上缘于低效的“一股独大”的产权配置。因此，优化产权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途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一）降低公司国有股的持股比例
一般认为，当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而又有若干相对控股股东时，可有利于形成和保持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从制度上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保护相关人的利益。因此，降低国有股比重，构造多元化股权结构，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塑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四者之间的制衡机制
社会治理含义范文4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研究；发展
DOI：10.15938/ki.iper.2017.01.012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61-0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素质高低关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反思研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利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阐释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的理解以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现状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界定。就现有研究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涵理解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定义的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先天素质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适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比较稳定的品质。[1]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又基本沿袭传统教育学意义上关于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将其视为教育者在先天素质基础上的经由后天社会实践锻炼，所型塑的品格和能力。显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之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一般规定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该如何界定，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核心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的理解，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定位、价值确证。就其实质而言，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内在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公共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生成性的相对稳定的品质和能力。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同质性亦很明显。现有研究基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德、识、才、学、体”等方面展开，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信仰坚定的者、学养丰厚的专家、言行一致的楷模、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2]有学者指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中，“教育科研能力是基本层面，创新精神是重要内容，人格魅力是必要方面，道德风范是核心内容”[3]。还有学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结构视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由基本素质、共有素质、主体素质和核心素质等四个层面组成”。一般性体现为：身心素质、广博的教育科学知识、基本教学科研能力及基本价值观念。特殊性表现为：精通理科学知识的主体素质、坚定信仰的核心素质。二者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素质’”。[4]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社会思潮，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多元，思想价值观念复杂多样。这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提出新要求、新内容，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话语权（龚萱2015）、正确的历史意识（朱哲，薛焱2015）、“底线思维”（吴艳东2014）、理论转化能力（梁妙荣2014）、媒体素养（倪娜2016）等。总的来说，学者们根据教师的素质、能力结构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需要来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及其结构，基本涵括了思想政治素质、知识文化素质、教学科研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的类别划分、内在联系、整体结构的分析还较粗混，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职业境遇和师生之间价值观交往的视域观照。
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发展现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下降趋势、创新动力和能力欠缺、社会实践活动素质不高、师德素质受现代社会生活冲击”[5]。也有学者从教师素质开发角度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存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观念滞后、教师数量相对不足、教师职称结构有待改善、学历结构需进一步优化、教师培训缺乏规划和制度保证”[6]。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受社会环境、教学科研压力和个体素质能力差异等影响，这一群体在政治定位和职业定位之间的角色期望、角色地位、角色行为冲突问题凸显[7]，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应该说，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发展现状，对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是有意义的。
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策略。现有研究依循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构成，来探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师德、文化、科研、能力、身心等方面素质的具体策略。近年来伴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培养取向”，[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的题中之义。有学者认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树立专业化发展意识；实行教师准入制度，加大专业化培训力度；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声望”[9]。其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从单一型到复合型，从职业型到专业型，从主导型到引导型，从知识传授型到信息分享型，从灌输型到渗透型的现代转型”[10]。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具有自足性的社会空间”“现代性政治的实践形态”和“高度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教师的实践智慧。“在教育理念上，从‘观念意识’的理解、传授，转换为‘社会空间’的建构”“将思想政治理论化作穿透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现实地参与社会公共实践活动”。[11]这种理解凸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现实性、思想价值观念的能动性和师生交往的社会性，为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说明与意义理解奠定了基础。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建设既要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还应落实于师生的交往实践、教师现实的生活世界及其职业幸福感。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困境
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本体论探究不足。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涵的界定是一种教育学意义的移植，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理念立场和社会空间，未能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特质。结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结构、功能作用、意义价值、培养问题的分析仍然混沌不清、机械空泛。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活动的“主体条件、内在根据和潜在能力”[12]的素质如何内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如何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格结构等关键问题依然不明。原因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所是”的本体论探究不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师生在思想领域展开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生成平台的独特精神性政治交往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只有回归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澄明基础上，才能开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气质。惟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体与本质、结构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互动才能在教师的职业实践、生活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情势中得到深入理解与把握。
其二，现有研究侧重于依附性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体及其主体性不彰。由于无视或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立场、视域、思维习性与社会生活实践，现有研究执著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功能定位。虽然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十分必要，但却是一种外在为它的依附性说明和功能性论证。素质问题之于教师的人性表征、社会本性的说明、人的劳动本质的确证缺乏经验说明、意义理解与实践批判。马克思曾言：“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而现有解读之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外在的、“超尘脱俗”的，是被注解的。它漠视了作为素质主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生存感受性、职业信念和思想观念领域的价值交往。缺乏对教师素质培养的主客体、内外因素、主客观条件、环境资源以及教师安身立命的时代、社会与生活情境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体验与意义理解。甚至值得追问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能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的代言人。尤其，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何以“一种自觉的职业姿态”，从“教育理念、手段方法、载体等方面回应从独白到复调的社会条件转换”，达致“课堂即社会”的理论教学生活化与“社会即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化的统一与平衡[14]。它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置身于鲜活的社会公共生活实践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在知识、思想、价值观念交汇交融与选择博弈中实现个体素质的知情意信行的相互转化与一体生成，从而确证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主w性品格。
其三，现有研究呈现出主客二分的静态化模式，欠缺社会、历史与实践的统一视域。有学者道出教育研究中的素质问题现状：“一是论者习惯于给出实践指令，既无逻辑推理，也无实证调查，也非自身经验的凝练概括。二是此种实践指令的句式常常是只管呼吁不管干，只是一种无主语的祈使句：‘要如何如何。’”[15]应该说，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现有研究的碎片化的条块分割和独断性的话语论断，未能生动有效地再现教师的社会实践与生活情境以及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独特面貌，也未能抽象出教师素质的一般规律。一是研究视野较狭隘，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主体由以生成发展的实践场域、社会历史环境、共同体生活等社会条件的考察与分析。现有研究常先预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地位与功能、素质现状的好坏优劣，然后各取所需地裁剪教师素质的不同片段、方面和环节。不难预见，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育人、改造社会的能动作用与公共性品格遭到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开放性、发展性与实践性等维度归于凝固。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认识基本裹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展的宏大论域中，欠缺实践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未能深入触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形成发展、作用实施的动力机制。由于隔绝于师生交往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发展实践，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现状素描仍然是一种外在化研究，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未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联中得到诠释。三是认识的直观性、主客二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被割裂，或者被线性地加以关联，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混同，素质含义、内容与素质培养之间的简单对照，结果很可能导致“素质灵性的丧失、素质本质的迷失、素质整体性的撕裂”[16]。
其四，研究的学理性不强、研究方法单一，欠缺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论观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核不仅在于教师掌握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在于教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提供专业的知识涵养、自足的理论阐释和能动的社会建构作用。因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应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题中之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生发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域。它理应关照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离开人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借鉴，我们很可能既难以窥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全貌，也难以在实践中生成、优化教师的素质结构，更难言培养“完整的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趋向
其一，继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具有教师素质的共性，还应有区别于其他教育者的独特个性。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既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点，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针对性的重要抓手。因此，我们要在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与本质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价值观互动生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掌控力、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建构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深化、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内涵、内容结构、价值作用、路径培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把握。
其二，强化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现有研究多以政策文件和政治实践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论证，经验性明显而理论性不足、之于人的规训意味浓郁而实践解放气质不够，结果造成研究的同质性、扁平化。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构成，还要深入阐释素质的内在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素质发展的动因、素质功能作用发挥与效果测评、素质培养优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我们发挥理论学科的理论支撑作用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题功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人与社会紧密结合的课题。它既要回应时代社会历史变迁，更应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镶嵌于教师现实的生活场景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生活世界，在师生思想价值观念交往互动的生活世界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与实践。同时，还要加强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观察、实验、问卷、访谈、比较等方法，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直接性和可感性。
其三，树立整体观念，生成、绽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现有研究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社会实践性的宏观把握，而宏观把握的缺失，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及其动态生成发展的深入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它关涉教师素质系统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教师素质系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之间的实践互动，以及教师素质培养主体、培养体系、评估测评体系等。因此，构建整体视域，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存在、整体性优化和整体性发展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它需要我们从理论、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多维层面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与差异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客观性与实践性等关系结构及其张力研究，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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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含义范文5
中国互联网管理模式的调整与“治理”趋势
我国的互联网管理属于典型的重规制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互联网起到了管制作用。但是我国的网民规模大、素质良莠不齐，使得互联网环境呈现出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政府的力量始终有限，政策的滞后也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新形式，需要建立新的管理模式来应对。从我国的现状出发，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那种以行业自律为主的轻规制模式，但可以在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做一些渐进式的微调，从权威管理走向共同治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应当追求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力求动员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多元互动的综合治理模式。
一方面，政府要对社会可以解决的问题逐步放权，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治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社会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配置充分资源予以解决。在向共同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建立符合产业特性的互联网治理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明晰各参与管理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加强部门协调，鼓励市场竞争，大力推进互联网信誉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等。让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个人参与到互联网管理中来，这与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念不谋而合。面对互联网上逐渐凸显的各种问题，我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治理”理念，其含义是“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企业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社会控制体制以及自组织网络”。
“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治理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合作与自律，虽然在治理理念中，国家仍然发挥主要作用，但这一概念也超越了国家权力中心论，强调必须和其他管理主体合作，形成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治理中的权力运行包括上下互动、合作和协商等，其方式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也包括自律、教育。因此治理方式弥补了政府规制那样的树状或金字塔形的自上而下管理方式的缺陷，互联网具有开放的网状结构，需要多元主体形成一个具有多重责任体系的自主网络来治理。
在我国，新的共同治理模式正在形成：政府的立法执法工作逐步加强；互联网服务企业和行业协会正在成为互联网治理的关键环节，在屏蔽不良信息、引导舆论、制定企业内部管理规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量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涌现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民也开始发挥积极作用，进行社会监督、管理论坛、举报不良信息、提高媒介素养等，各管理主体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互联网共同治理体系。
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机制待完善之处
行业自律是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方式，是采用轻规制模式的发达国家治理互联网的主要手段，我国互联网共同治理方式的实施主要体现在行业自律机制的完善方面。行业自律给予业界更多的灵活性来应对迅速发展变化的网络环境，强调各管理主体的自觉性，其主要含义有：自我约束、自我保护以及自发举报不良信息。互联网用户和业界都是行业自律的主体，他们有两种任务：一方面，代表本行业的整体权益，向政府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断推动本行业实施自律，迫使违法、违规者改正错误。我国的互联网行业自律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律规范、自律组织、自律技术和热线等元素的比较成体系的自律机制。
然而由于媒体行业自律规范本身是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道德行为准则，自律组织也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征，互联网自律措施的执行并不十分容易。我国的行业自律机制相比发达国家来说还处于萌芽阶段，存在的问题也更多，比如：
组织体系角色冲突。行业自律组织应属于具有“公共责任和监督机制”的非营利组织，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这些组织受政府控制比较多，实质上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准政府组织，其自身具有官方性质和民间性质并存的二重性特征，产生了明显的“角色冲突”，无法真正实现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参与和分权合作。
各组织沟通不畅，各自为政。目前国家、地方层面的网络媒体行业自律组织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上的衔接关系，而且在地方自律组织中受到的处罚也没有可以继续上诉到全国性自律组织的正常渠道，组织间各自运行，导致各类自律行为的重复操作。
规范体系适用性差。虽然我国近年来各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规范比较多，看似包罗万象，但没有一个系统的、有延续性的框架。规范出台程序简单，缺乏足够的讨论研究，数量多而滥，新旧规范之间内容雷同、相互交织，这导致每一则规范的分量下降，难以深入人心。
责任模糊、机制欠缺。现有的行业自律规范未能精准地界定各类自律主体的不同责任，并且大多缺少《实施细则》之类的操作性规定以及处罚机构和处罚细则等。全面而长远的预防机制并未建立起来，行业自我主导型的平行监控、自我管理机制仍然缺失，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横向联网”式参与。
社会治理含义范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生存问题的解决,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农村生活环境的治理被提上日程,人居环境改善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步骤。显然,农村生活环境的治理对于支撑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知道,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活动给人们生存带来的负外部性日渐凸显,环境的不断退化给自然社会和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环境治理模式使得国家将治理焦点集中于城市而忽视了农村。与城市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相比,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环境呈现出脏乱差的现象。农村环境污染的后果已经从健康、生产要素和社会安定等三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了农民的健康。由于我国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不力,环境污染不仅迅速由“小污”变为“大污”,而且已经因“小污”而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着的负面影响。
所谓农村环境,狭义上主要指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如农村卫生状况、安全环境等;广义上不仅包括生活环境,还包括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而目前农村环境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其环境污染包括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点源污染主要指由工业企业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面源污染主要指由人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本文侧重对狭义上的农村环境面源污染的治理,这种污染治理难度较大,治理主体比较广泛,需要多方参与。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路径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以政府强制为主”的单一行政治理路径,二为产权明晰前提下的市场治理路径,三是基于特定制度与组织载体的农村自主治理路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困难等原因,会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不能将单一的政府或者市场视为治理农村环境的灵丹妙药。而要实现有效的自主治理必须要解决三大难题,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任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表明,我国属于政府主导的“命令一控制”型治理路径。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环境管理模式使得农村环境处于“三不管”状态,即国家不愿管、市场不能管、D村委管不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探寻农村环境治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既不囿于传统,又能够实现农村环境的善治。
1.2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的运用不再局限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治理的内涵不断丰富。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理的概念界定、理论渊源、适用性等方面。
(1)对治理的定义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的概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治理”与“统治”的区别研究中,通过对“治理”与“统治”的对比研究对“治理”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罗西瑙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治理与统治不同,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在罗茨看来,治理是一种新的统治社会的方法,他详细列举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的定义。俞可平则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格里斯托克则梳理了目前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提出了治理理论的五种主要概念:第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第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作了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2)治理理论的学术渊源
治理理论的兴起有着广阔的世界背景和深刻的历史缘由,其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直接原因则来自于政府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局限性。综观学者对治理理论学术渊源的研究,可将其归纳为两大理论渊源: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潮,一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极端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市场本位,极端强调个人自由,主张以制度保护个人权利并制约政府的权力,主张有限政府,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公共选择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个人效用最大化和政治的交换性。这就使得公共选择学者认为,政府的每一种行为都包含着失败之处,推崇有限政府。有学者从治理理论的理论渊源推导出治理理论的精神,契约观念和效率精神,认为治理的根本精神是契约观念,这对当代社会治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2章理论基础与案例概述
2.1理论基础
郑杭生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运用治理的思想对社会治理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不仅仅一般地提到要在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而且还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提出“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四个治理”,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治理具体制度的框架。
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以熟悉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含义是多层面的:自然地理、社会认同、心灵归属等,我们把这个范围内的整体社会状态叫做熟人社会。在中国农村,因为地理历史原因和行政区划的标准不一,各地的熟人社会范围和性质不同。熟人社会与D村民组、行政D村的行政区划产生了复杂的互动。熟人社会是农村社会一个基本的结构单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圈子,是真正意义上农民日常生活的单位,熟人社会中具有较为稳定和可靠的社会预期,是农民日常生活中合作互助、获得社会身份和地位,以及心灵归属的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