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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范文1
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官司主要有以下十二类：
第一类是婚姻家庭纠纷。包括离婚、离婚的财产纠纷、恋爱引起的财物纠纷、抚育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解除同居关系（起诉时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其他结婚条件）纠纷、析产纠纷、分割纠纷、赔偿金、补助金、保险金纠纷。
第二类是房屋纠纷。包括房屋确权纠纷、房屋买卖纠纷、房屋使用权纠纷、房屋租赁纠纷、房屋代管纠纷、房屋典当回赎纠纷、房屋拆迁纠纷、换房纠纷、退出强占公房纠纷、拆除违章建筑纠纷、房屋附着（定着）纠纷等。
第三类是继承遗产纠纷。包括继承权纠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遗赠受领纠纷、分享遗产纠纷、确认丧失继承权纠纷。
第四类是债务纠纷。包括借贷纠纷、买卖纠纷、抵押纠纷、承揽加工（个人与个人）纠纷、代购代销（个人与个人）纠纷、拖欠贷款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追还不当得利纠纷、追还定金纠纷、无因管理索赔纠纷、帐务纠纷等。
第五类是人身、财产权纠纷。包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财物损坏赔偿纠纷、追还财产纠纷、违约金纠纷、要求消除危险纠纷、恢复财产原状纠纷、排除妨碍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纠纷等。
第六类是土地纠纷。包括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宅基地界址纠纷、宅基地附着（定着）物纠纷。侵犯土地使用权纠纷。
第七类是相邻关系纠纷。包括采光纠纷、通风纠纷、通道使用纠纷、排水纠纷、排队竹木妨害纠纷、噪音纠纷等。
第八类是其他财物权纠纷。包括山林纠纷、水利纠纷、树林、竹园产权纠纷、财物权属纠纷。
第九类是人身权纠纷。包括侵犯姓名权（名称权）、侵犯肖像权、侵犯名誉权、侵犯荣誉权等引起的纠纷。
第十类是知识产权纠纷。包括著作权纠纷、发现权纠纷、发明权纠纷等。
第十一类属适用特别程序的事由。包括选民资格、宣告死亡、宣告失踪、撤销死亡宣告、撤销失踪宣告、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无主财产、不服指定监护、撤销监护人资格等。
第十二类是上述十一类不能包括进去的其他纠纷或事由。
经济纠纷可以诉诸法院的有以下九大类：
（一）经济合同纠纷。包括法人之间、 法人与公民之间发生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
1.购销合同纠纷；
2.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
3.加工承揽合同纠纷；
4.供用电合同纠纷；
5.仓储保管合同纠纷；
6.承包合同纠纷；
7.联营合同纠纷；
8.运输合同纠纷；
9.借款合同纠纷；
10.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11.财产租赁合同纠纷；
12.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3.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
14.外贸合同纠纷；
15.行纪合同纠纷；
16.居间合同纠纷；
17.补偿贸易合同纠纷。
（二）技术合同（法人之间、法人与公民之间的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包括：
1.技术开发合同纠纷；
2.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
3.专利申请权转让纠 纷；
4.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5.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6.技术咨询合同纠纷；
7.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三）涉外涉港澳台经济合同纠纷，包括国内企业或经济组织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订立的 经济合同的纠纷。具体包括：
1.补偿贸易合同纠纷；
2.来料加工合同纠纷；
3.来件 装配合同纠纷；
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5.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6. 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纠纷；
7.劳务合同纠纷；
8.购销合同纠纷；
9.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10.信贷合同纠纷；
11.技术引进、出口合同纠纷。
（四）工业产权纠纷。 （包括法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专利、商标纠纷 案件）。
1.商标侵权纠纷；
2.商标许可合同纠纷；
3.专利权属 纠纷；
4.专利申请权纠纷；
5.专利使用费纠纷；
（五）经济损害赔偿纠 纷。包括法人之间或法人为一方当事人在生产流通领域因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赔偿 纠纷案。具体包括：
1.财产所有权损害赔偿纠纷（限于法人 与法人之间）；
2.食品卫生方面的损害赔偿纠纷；
3.药品损害赔偿纠纷；
4.环保损害赔偿纠纷；
5.虚假广告损害赔偿纠纷；
6.产品责任纠纷；
7.侵犯非专利技术成果权纠纷。
（六）劳动纠纷。包括：
1.劳动合同争议；
2.除名争议；
3.辞退争议；
4.开除争议。
（七）企业破产事件。包括宣告企业破产案件和企业财产清偿案件。
（八）票据纠纷。包括：
1.股票纠纷案件；
2.债券纠纷案件；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范文2
[关键词]督促程序;反思;运行环境;理论基础
Abstract: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istheresultofthecommodityeconomy.Howeve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hasbeenignorednowadaysthoughthemarketingeconomyinourcountryisdevelopingrapidly.Itisworthcontemplatingwhethe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shouldexistinChina.Thearticlediscusses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fromthepracticalenvironmentandthetheorybasis,anddrawstheconclusionthatitisnecessaryfo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toexistcontinuouslyinChina.Furthermore,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shouldbeperfectedinitselfandrelatedjudicialsystemsothatitcanovercometheshortcomingsindesignandadapttotheconditionsofourcountry.
Keywords: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contemplation;practicalenvironment;theorybasis
市场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经济纠纷属于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双方对纠纷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形,只是债务人出于种种原因而怠于履行,此种纠纷纯属执行问题。督促程序则是针对此类纠纷专门设立,以特有的程序设计,催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它给予请求人一种机会,在对方持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取得执行名义,而无须忍受费力费时的争讼程序[1],帮助债权人以简单、快捷的诉讼方式收回债权。督促程序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诉讼中担负着繁简分流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债务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督促程序的适用却日趋下降,几乎到了形同虚设的境地。时至今日,督促程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受到冷落,不乏将督促程序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抹去的呼声。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督促程序在我国的运行环境和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全面和客观地认识督促程序的生存现状,将有助于明确督促程序在我国或发展或消失的出路所在。
一、对督促程序在我国运行环境的反思
(一)积极方面
1.督促程序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理念相契合
从法律文化层面看,督促程序与中国人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心理相契合,因此,督促程序在我国有其存在和可接受的社会基础。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民众信奉“以和为贵”,在诉讼上逐渐形成牢固的“厌讼”、“耻讼”心理。如梁治平所言:对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来说,借鉴法国或者德国的法典,更多只具有技术上的意义,而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的法律学说,制定西方式的法典,根本上是一种文化选择[2]。如果西方的某项制度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存在某种暗合,产生观念冲突的可能性便会降低,该法律的移植就具有了可行的前提。督促程序无需开庭审理,可有效地避免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和对抗,债权人与债务人不用碰面,保存了各自的颜面,债务纠纷即以较为“和气”的方式解决,能有效防止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为我国法律文化背后的民众的法律观念和诉讼心理所能接纳。
2.督促程序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督促程序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金的快速流转能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加有效的运用,从而最终导致资源趋于最优配置和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经济的发展在加快资金流转的同时会产生债务纠纷增多的附加效应,债务纠纷的及时解决又能促进资金运转和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资金流转缓慢甚至停滞,便会对经济的发展形成阻碍。可见,资金流转和市场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自然产生了诸多的债务纠纷,债务纠纷的积聚必将导致资金流通减缓,滞阻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的债务纠纷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长期拖欠使得当事人最终只能诉诸法律。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督促程序更为简便快捷,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因此,可以说督促程序是解决当事人之间此类纠纷的最佳法律手段。
3.督促程序与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司法改革精神相协调
从民事诉讼角度分析,督促程序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倡导的“两便”原则和司法改革的精神。便利群众进行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债权人提起督促程序后,法院无需对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无需开庭审理,无需询问债务人,只要债务人不提出异议,支付令即行生效,债权人取得执行依据。督促程序以简便的程序、快捷的速度帮助债权人收回债权,在便利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同时也便利法院审理案件。督促程序的高效性符合以“司法效率”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要求。
(二)消极方面
然而,督促程序在1991年移植到我国以后,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遭遇到了种种不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消极因素,从而影响了其在我国的有效运行和应有价值的正常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残留的计划经济观念与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市场经济环境不相协调
督促程序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之间的金钱债务纠纷急遽增长,如果这些案件都按通常诉讼程序,即经过、法庭审理,直至作出判决、上诉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强制执行,则不仅浪费当事人和法院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鉴于此,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制定了督促程序[3]。督促程序的生长环境是商品经济社会,立法的目的是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1991年我国在制定督促程序时尚未走出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各个细节的设计上都表现出有利于债务人的价值取向[4],甚至时至今日,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思想尚未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消除,以至于原有的对债务人过多保护的观念与督促程序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意旨相背。
2.我国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督促程序的相关要求不相协调
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奉行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突出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程序的进行主要由法官控制,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视为从属性质[5]。而督促程序的进行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程序因债权人的申请而开始,因债务人的异议而终结,法官对债权人的申请和债务人的异议仅进行形式审查,相对而言,法官在其中只起到协助和辅助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督促程序需要的是当事人的程序自由。如果督促程序过多地受到法官职权的干涉,当事人必然会遭遇各式各样的阻挠,督促程序自然很难顺畅运行。
3.目前不健全的司法制度与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协调
法官干预当事人选择督促程序部分源自法官背后的司法制度不健全。当前法院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设备缺乏的问题。基层人民法院办理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所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所收取的费用,入不敷出。而按诉讼程序立案受理,财产案件诉讼收费则远远高出适用督促程序受理案件,有些案件法官宁可动员当事人走诉讼程序,也不按督促程序办理[6]。法院经费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法院内部的司法体制缺乏对立案法官的监督和制约,受理案件时法官出于利益权衡而干预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也就不足为怪了。此种司法制度的缺陷必将对收费低廉的督促程序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
4.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与督促程序不相配套
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转变,但尚未形成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价值观念,信用——特别是商业信用在很多人眼里还比较淡薄,在有些人脑子里甚至就没有“信用”二字。国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市场经济需要的信用制度,这是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7]。笔者虽然不赞同将信用机制的缺乏认定为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信用机制的缺乏对我国目前督促程序运行的不良现状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债务人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地故意对支付令提出虚假异议。对债务人的此种恶意行为既没有法律上的限制或惩罚,也不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由此形成对债务人“不信用”的纵容或诱导,致使督促程序无法顺利施行。
5.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程度与该程序的重要性不相符合
司法改革中,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热衷于简易程序的探讨和实践,然而,同样具有简易程序特点的督促程序却倍受冷落,多年来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法院,依督促程序提起的案件往往交由立案庭办理,得不到与通常诉讼程序同样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这一独特简便程序的存在完全被忽视。督促程序的缺陷很难得到完善,其价值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几乎逐年成倍激增,法官审理案件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不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就相当困难[8]。
二、对督促程序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反思
(一)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失衡
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公正是法律和诉讼中的最高价值,通常情形中,在维护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实践中各类案件和各种程序平均占用诉讼资源是不合理的,在社会发展迅速和讲求经济的环境中,简便迅捷的程序是很必要的,对于简易案件,更应当强调经济性地解决纠纷[9]。督促程序的设计在注重诉讼效率的同时实现诉讼公正价值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平衡与互动。督促程序的发生基于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的债务纠纷没有争议这一假设前提,免去了通常诉讼中所需的繁琐程序,不用开庭审理,对债权人的申请也不用实质审查,不用向债务人讯问和质证。为确保诉讼正义,督促程序特别为债务人设置了异议权,债务人的异议直接导致督促程序的终结,纠纷转由通常诉讼审理解决。如果生效的支付令出现错误,督促程序也提供了再审的救济途径。在追求诉讼效率方面,督促程序诉讼周期短、程序简单、审级层次少、诉讼费成本低。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当事人能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获取最大的诉讼利益;对于法院,也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可见,督促程序设计的初衷是试图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完美结合。
然而,司法实践中,督促程序显现出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在某些环节上设计的失衡。首先,债权人有选择适用督促程序的权利,但立法没有对债权人的程序选择权提供司法救济,债权人因为种种原因(法院或督促程序自身的缺陷)无力选择对己更有利的督促程序,诉讼公正无法体现。其次,督促程序中债务人的异议权无任何限制,虽然符合督促程序追求诉讼效率的要求,但是极易造成督促程序因债务人的虚假或随意的异议而终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督促程序中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督促程序也就无法实现诉讼公正。再次,债务人提出不实的异议后,督促程序终结,由债权人承担败诉的费用,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仅得不到维护,而且还要为对方的欺骗“买单”,诉讼公正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也无法体现。最后,督促程序在诉讼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程序的设计并没有保证诉讼期限的按期履行,为人为因素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其诉讼高效的优越性无法得到体现。
(二)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不对等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和实质。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10],“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数量关系上,权利与义务总是等值的,即权利和义务要实现对等[11]。督促程序的设计上也遵循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对等的程序建构理念,如:由于人民法院在支付令之前并未对案件做实质性的审查,即未对权利本身进行调查,因此,支付令并不一定符合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这就要求法律程序上设置一种救济手段,即允许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12]。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因为对债权人的申请不应进行实质审查,与之相对应,对债务人的异议也不应进行实质审查,而只审查其在形式上是否合法。异议一经合法提出,督促程序就告结束。
我国督促程序的设计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官和债务人的部分权利和义务设置不对等。如规定法官对督促程序的启动具有控制权,却没有明确相应的不得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的诉权和程序选择权的义务;规定了法官执行诉讼期限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执行诉讼期限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诉讼期限权利的义务;规定了债务人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不得滥用异议权的义务,即保障债权人顺利收回债权的义务;债权是相对权,也称对人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债务人,督促程序明确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却没有相应严格赋予债务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督促程序给法院与债务人设定了前述权利而没有相应地设定前述义务,在程序上则表现为没有给法院和债务人的权利以一定约束。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范文3
关键词：烂尾楼，再开发，法律调查，政府支持，市场定位
中国的烂尾楼大多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其出现与市场定位失误、再开发资金不足、涉及经济纠纷或经济案件等原因相关。作为房地产投资失败的代名词，曾经致使广大投资置业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随着我国入世后房地产市场的逐渐升温，烂尾楼又重新进入开发商们的视野，成功操盘烂尾楼，获取高额回报率是众多开发商追求的目标。
1 烂尾楼市场概述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经过1992-1993年底、1999年金融风暴前、2001年共三个高峰期，在每一个高峰期内，由于国内房地产虚热等诸多因素，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急剧膨胀，银行放贷也较容易，一些没有实力的企业挤进房地产业，缺乏分析而仓促上马，从而在较多的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批烂尾工程。
(1)产生原因。烂尾楼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有三大类：其一是资金问题，开发商前期资金透支，后期资金到不了位，出现资金无法运转，同时项目融资渠道单一，一遇到经济动荡或融资渠道受阻，项目极易停工甚至烂尾。其二是市场定位问题，开发商在决定开发一个项目时，未经过细致周密的前期市场调查，对目标市场或目标客户群把握不明确，强调“差异化”脱离地块条件和区域，或者随大流，缺少创新，因项目销售遇阻而造成工程烂尾。其三是债务问题，如拆迁纠纷、融资纠纷、债务纠纷等。
(2)发展现状。近几年，在房地产快速发展大环境下，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紧缺，土地的成本大大增加。。同时，城市的不断扩建，使得旧城区内有效土地供应渐趋为零，大多位于黄金地段的烂尾楼便重新出现在开发商的视线里。许多停建多年的被盘活，通过细分市场，把烂尾楼转型为青年住宅、小户型产权式酒店公寓或超级大户型商住物业，成为房地产市场又一新的热点，甚至一些外企及海外机构如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纷纷表现出对烂尾楼项目的浓厚兴趣。
(3)存在风险。在烂尾楼蕴含很大商机的同时，也潜在很大风险。首先是烂尾楼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产权关系很重要，容易产生纠纷，所以要查明烂尾的原因，避免司法风波。其次是通过烂尾楼改造出来的产品由于存在土地使用年限缩减、房屋折旧、户型设计不合理等问题，与新开发楼盘相对比，在市场中的接受度会打折扣。最后是价格风险，烂尾楼由于存在土地价格差和规划用途等限制，其价格很难按市场价格来分析，所以回报率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2 成功操作烂尾楼的关键
2.1 转让前期的法律尽职调查
一般情况下，烂尾楼项目均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对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都较为复杂。因此，进行转让前的法律尽职调查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烂尾楼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一般应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公司的概况，如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经营资质、人员情况、工商年检情况、纳税情况等。
(2)土地使用出让金是否已付清。如果出现转让方没有支付的情况，受让方就必须支付这笔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
(3)土地使用权是否抵押问题。土地使用权期限可以有70年、50年和40年不等，转让方有可能抵押以获取资金。如果发生抵押，那银行就对该建筑（烂尾楼）有优先处理权。
(4)规划许可和建筑许可的问题，即项目的前期设计、规划是否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由于烂尾楼既不是现售房又不是预售房，在建设的前期就很可能没有取得上述的许可证，即使预售许可证已办理，受让方也有可能需要变更规划，就存在建筑施工许可证和规划许可证上所记载的内容和实际烂尾楼的现状是否吻合的问题。
(5)烂尾楼的市政配套工程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没有完成，是否已经得到了市政部门的许可。这个问题涉及到房屋最终竣工的交付使用。如果房屋的水、电、通迅等没有得到开通，那房屋的使用价值将受到损害。即使后期房屋竣工了，管道也铺设完成，但没有和大市政配套，也会给受让方带来一定的麻烦。
(6)烂尾楼的绿化、车库和广场等配套设施的原设计的费用和现接盘后改造的费用会有一定的变动，成本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
(7)烂尾楼的负债问题。其中涉及到施工单位的数量、各施工单位采取的是分包还是总包的形式，同时要审阅与承建方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其中包括工程量的完工程度、根据完工程度决定应支付的工程款行为等。另外还存在转让方以建筑本身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所造成的利息变成的负债，以及向股东、其他社会组织的借款募资。
(8)烂尾楼的已建部分有无抵押，抵押担保的范围是多少、还款期限有多长的问题。如果存在抵押，抵押权人就具有处理优先权。
(9)其他因建造而引发的诉讼问题，有无未决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如建筑质量的诉讼、预售的诉讼、逾期交房的诉讼、银行机构对逾期还款的诉讼等。同时还有一些可能存在的潜在诉讼如：联建参建的问题。
2.2 妥善处理债权债务关系
资金短缺是烂尾楼的主要问题，而资金短缺和债权债务紧密相关，项目的债权债务关系理清是成功销售的前提。为避免受让后出现债务纠纷，受让方应当先对项目公司的现有债权债务情况进行彻底清查并确定处理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1)制作明确的债权债务清单。受让方可要求项目公司的原股东及管理层全力配合其进行项目公司的债权债务清查工作，并制作债权债务清单，以明确项目公司对外负债的总数额。同时，为了防止项目公司还有其他对外负债，受让方可要求项目公司的原股东出具承诺书，以保证项目公司除债权债务清单列明的负债之外再无其他负债。
(2)明确公司的担保情况。由于项目公司的管理可能存在漏洞，因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即项目公司有为其他第三方企业提供担保的行为，但该项担保作为公司的或有债务，并未在公司的财务帐册中列明，这样极有可能为并购后的公司增添潜在的负债，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受让方的利益，严重地甚至有可能影响并购后公司的正常运营。因而受让方有必要在并购前通过各种途径详细了解项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包括担保的种类、数额和担保对象。
(3)明确项目公司的银行贷款和抵押情况。由于项目公司通常会有一定量的银行贷款，且相关银行贷款往往是用项目公司自有的土地使用权、房产等作为抵押，因此在清点项目公司的财产时，受让方宜对土地使用权、房产的抵押情况作核查，并与银行贷款相对应。。若受让方有意在接手烂尾楼后向银行贷款，则不妨在并购之前即考虑与相关银行达成债务处理协议，以争取一定的优惠政策。
2.3 充分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烂尾楼工程由于历时较长，当时的规划许可、建设许可等审批文件可能都已过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重新审批，而且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引起的法律纠纷需要政府的协调。投资烂尾楼，要全面了解当地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并设法拿到实际的优惠条件。
2.4 准确的策划和市场定位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市场需求，不同的烂尾楼项目有不同的地段、环境、结构特点，因此，在接手烂尾楼项目后，准确的市场定位是重中之重。前几年一些烂尾楼改造成小户型或酒店式公寓获得巨大成功，有的回报率甚至高达150%至200%，也是因为挖掘了市场的潜在需求。当然，不能说开发小户型或酒店式公寓就可获得成功，但至少说明了准确策划和市场定位的重要。对于烂尾楼项目，一定要在充分市场调研基础上进行产品分析定位，改进产品本身使之迎合市场需求。
3 烂尾楼投资机会分析
尽管烂尾楼存在很多问题，但烂尾楼仍然蕴藏着很大的商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楼市的快速发展为烂尾楼的处置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烂尾楼的优势和投资价值已充分显现，城市可用土地面积正逐渐减少，一些地处城区商业繁华地区的烂尾楼，商业环境和办公环境发展前景都不错，而且烂尾楼通常都急需资金盘活，价格也相对优惠，以“超低价”买下的烂尾楼一旦起死回生，利润非常大。除了价格优势外，烂尾楼大都是半成品，“准现房”优势明显，一个正常楼盘从开发到上市起码需时两三年，长的则要四、五年，而烂尾楼接盘后马上就可以预售，从复工到完工一般只有几个月，有的甚至只要进行注资装修就可以直接推出市场了，资金占用时间短，获利短平快。不过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近几年，楼市繁荣给烂尾楼带来契机的同时，转让价格趋高也给投资烂尾楼带来更大的风险，况且，从现在的标准来看，许多烂尾楼存在缺陷，如总体设计比较老旧，配套设施不齐全，在房型、室内采光、内部设备、选用电梯等方面都明显落后。另外，至今未得到处置的烂尾楼项目，基本上债权债务无法得到解决，或存在较大的法律障碍，很难以合理价格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
4 结束语
强大的营销能力和雄厚的资金实力是操盘烂尾楼的前提条件，投资烂尾楼要从市场角度看这个项目经过重新包装和运作后，能否符合市场需求，从而成为可流动的商品。尽管烂尾楼存在很多问题，但烂尾楼仍然蕴藏着较大的商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运行，烂尾楼的优势和投资价值将更加充分显现，如果能规避风险，投资烂尾楼的回报率将会很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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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范文4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1]。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2]。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人、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3]。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4]。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师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5]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范文5
企业法律顾问的概念和分类
一、企业法律顾问的概念：“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聘请律师就其在业务方面的问题提供法律帮助而担任的特定职务。”〔1〕在专业资质上是指持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经注册机关注册后受聘并供职于企业，从事企业法律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处理企业内部法律事务的企业内部专业工作人员，是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在企业进行决策、经营管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讼仲裁、防范法律风险、对内部员工开展法律教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企业法律顾问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年法律顾问。常年法律顾问与企业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协议，遵照协议约的固定服务期限，一般是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服务期限，在该期限内协助该企业处理所有的法律事务。常年法律顾问具有服务时间长、范围广的特征。另一类是专项法律顾问。是企业为解决某一专项法律难题聘用有相关专长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没有服务期限的限制，该项法律事务处理完毕，企业与该法律顾问的劳务关系也就结束，所以专项法律顾问又称为临时法律顾问或短期法律顾问。现代化的企业，尤其是实力强大的企业，一般选择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运营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支持。
企业运营聘请法律顾问的必要性
一、促进企业规范运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性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参与国家各项经济社会活动，企业从组建成立公司、到产品开发、专利申请、产品销售、到企业内部的用工制度、劳资关系等，都受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法律顾问在企业运营中，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支持，规避法律风险，使企业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受到法律保护，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相反，违反法律的任何经营活动，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预防企业运营的风险、解决纠纷的必要性
企业运营中，法律顾问能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决策、审查合同，把风险排除在决策之前。当然，企业运营中的劳资纠纷、债务纠纷是难免的。法律顾问可以为企业参与诉讼、仲裁，全程跟进纠纷的进度，积极调查取证，有助于在纠纷中维护企业的利益。
由此可见，一个现代化的企业，要实现经济利益目标，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断发展壮大，聘法律顾问是极其有必要的。
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
一、参与起草、审核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确保企业在法律范围内合法经营
“企业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章程、基本管理制度及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可以保证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法律的规定。”〔2〕例如，企业法律顾问参与制定、审核企业关于劳资和股权转让方面的规章制度，确保企业用工遵循《劳动法》和《公司法》的规定，做到既不侵害劳动者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又能减少纠纷，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转，实现利益最大化。再比如，企业法律顾问参与制定、审核企业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的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定。使公司的业务活动及时高效、有章可循，确保公司守法经营，避免民事纠纷和政府部门的处罚。
二、规避企业运营潜在法律风险
企业法律顾问通过参加企业的重要运营活动，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建议，进行法律方面的分析论证，可以保证企业的重要经营活动的合法性，预防企业陷入法律危机。比如参与企业运营和管理中的决策事项，重大项目的谈判，进行法律上的可行性研究，提出法律方面的可行性报告，出具法律建议书；再如参与企业招投标活动，参加对外重大谈判，对招标投标活动出具法律意见，以保证招投标结果的合法性。
当然，法律顾问规避法律风险也包括解答企业职工工作方面的法律疑问，确保企业员工依法办事，以免因为企业员工不懂法导致企业陷入法律纠纷，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和法律纠纷，减少企业的讼累。
三、确保合同利益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契约经济，现代企业运营中，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以合同的形式确认下来，企业的经营利益也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合同是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的，一旦签定，双方当事就必须遵守。因此，合同的拟定、签定、管理工作，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合同中微小的错误就可以使一个企业陷入经济和法律困境，甚至导致企业的破产解散。企业法律顾问参与企业合同工作，是企业维护自身经济利益，避免法律纠纷的必然要求。
四、提供诉讼与仲裁法律服务
在企业与第三方发生劳资、债务、合同等法律纠纷时；或者在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企业法律顾问可以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法律维权活动，顺序依次为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必要时可以采取合法手段，利用律师身份调查取证，收集相关证据，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避免或挽回的经济、名誉、信誉方面的损失。可具体操作如下：接受企业委托，民事、经济纠纷的调解、和解；企业民事、刑事、行政行政案件诉讼；企业出庭参加听证会；企业参加行政复议；企业申诉控告；企业上诉反诉；申请企业申请强制执行等等。
五、对企业员工进行普法教育
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不仅仅是单纯的处理企业法律事务；还包括对企业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可以开展相关培训、讲座等；也可通过与企业职工的广泛接触和解答法律咨询等，普及法律常识，提高企业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使企业职工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按法律规定上岗执业操作，避免因法律意识淡薄引发的事故和纠纷。企业工作人员在工作运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开展工作，可以更好的预防企业运营中的法律风险，这样的事前预防比时候挽救更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如何更好地发挥企业法律顾问重要作用的建议
随着社会注意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经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创立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的发展阶段、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深化阶段。”许多企业法律顾问在促进企业改革与发展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存在机构不健全、职责不全面、待遇不高等缺陷，影响了法律顾问工作的积极性，为了更好的发挥法律顾问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法律事务机构。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设有人事、财务、发展、技术、法律事务五大工作部门。其中，法律事务部门的地位规格比起其它四个部门高。但是我国目前很多企业没有法律部门，或者仅仅附属于企业内设部门，常见的是附属于行政部；很多小公司没有法律顾问。这种企业法律机构不健全的状况，无法满足企业的运营发展的法律需求，故此企业需提高法律意识，自觉地投入人力、财力、物力，与时俱进，设立专门的事务部门。
二、全面落实职责。目前，我国企业的法律顾问对企业运营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咨询和诉讼，对决策、管理的参与不足，这就要求企业和法律顾问全面落实工作职责，执行1997年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司法部联合颁布的《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国家经贸委颁发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
三、建议提高法律顾问待遇。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中，法律顾问工作任务繁重、工资偏低，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积极性，导致部分年轻法律顾问改行。建议提高法律顾问的待遇，提高法律顾问工作的积极性。
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范文6
忠诚坚守
李玉山今年53岁，1984年参加公安工作后一直在猛进派出所工作。作为一名普通的社区民警，29年来，为了对辖区情况做到胸中有数，李玉山走街串巷，下连入户，进千家门、认千家人、知千家情、办千家事，苦练“片儿警”基本功，双脚走遍了辖区的每一寸土地。为了及时有效地掌控辖区信息，他利用自己历年获得的1万元奖金设立了“李玉山治安防范奖励基金”，对提供有价值信息的人员进行奖励。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猛进派出所，有这样一组关于李玉山的数据：2009年至2011年，下管区969天，办理治安案件118起，刑事案件28起，登记暂住人员1388人，发函查对“三无”人员254名，登记出租屋459户，直接抓获网上在逃人员2名，协助抓获网上在逃人员3名，检查管区重点部位1610次，而这些数据只是他29年工作的冰山一角。
在和平岁月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这些年来，李玉山直接或间接参与破获的各类案件1200多起，妥善处置各类案件200多起，查处各类违法人员500多人。
扎根基层29年，李玉山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群众的广泛称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唱响一首忠诚坚守的赞歌。
真情奉献
2008年12月的一天傍晚，李玉山正在值班，突然接到报案，说是一名老板被绑架，绑架地点在101团酿造厂。
李玉山立马赶到现场，只见20多位民工扯着承包人，承包人已经吓得瘫在地上。还没等李玉山开口，一民工气势汹汹声称：“不要劝，劝也不解决问题，要么他死，要么我们死！”李玉山耐心劝阻，把民工和承包人请到了派出所。了解情况后，得知这并不是一起绑架案，而是一起经济纠纷，李玉山劝民工到法院解决债务纠纷。
“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起什么诉，你不是优秀人民警察吗？那就想办法吧！”民工们起哄说道。
李玉山没有生气，一方面耐心地劝说着民工，一方面设法打动承包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的调解，承包人凑足3.8万元钱，解决了民工的劳务费。民工们放鞭炮送锦旗，到派出所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执法为民
2009年2月13日，五家渠市西林路社区71岁的张鸿年老人家里热闹异常。李玉山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来户口本，并带着派出所户籍管理工作人员，现场照相、登记，为老人办理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抚摸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户口本，张鸿年老人老泪纵横，没想到自己当了36年“黑户”，如今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户口。
71岁的张鸿年一直独自生活，1973年由于历史原因，他失去了工作，也“丢掉”了户口。这36年，张鸿年老人吃尽了没有户口的苦，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无法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就连生病住院登记都会因“身份原因”费尽周折。
2009年2月8日，李玉山在社区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被老人的不幸遭遇所牵动。他与公安局户政管理部门联系，咨询像张鸿年老人这种情况办理户口手续需要哪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