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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意义范文1
一、学习和深刻领会执法为民理念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突出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到检察实践中，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恪尽职守，预防和惩治犯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反贪部门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工作，使犯罪分子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变化，及时把握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
2、一切依靠人民
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检察工作仍然需要走群众路线。只有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了解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和愿望，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才能使检察工作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才能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树立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检察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无论你的侦查设备多先进、无论你有多充足的警力、无论你有多充足的经费，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支持、不配合，检察工作就耳不聪、目不明，就无法解决破案难、取证难、追逃难等问题。当前，一些地方发生犯罪案件，无人报案、无人作证、无人提供线索，于是一些干警就产生了畏难情绪，觉得群众工作不好做，甚至抱怨群众觉悟低。这说明我们的一些干警还没有真正掌握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和本领，没有了解到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没有把群众工作做到位。我们的干警在接待当事人时，一要注意态度，二要注意方法，要将心比心，认真考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利益。
二、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执法为民是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检察干警要真正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要作到立足本职，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1、严格执法，实事求是
要增强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检察工作中，要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指向什么；人民群众对哪些方面不满意，我们就重点整改哪些方面的问题。
2、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文明执法，有助于化解矛盾，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信任。执法工作遇到大量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当事人也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检察干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工作做到位，多数当事人都能自觉接受和履行处理决定。反过来，即使案件处理结论是公正的，只是由于干警的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也往往会引起当事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引发上诉、申诉甚至形成上访。更有甚者，有的干警在工作中，粗暴对待当事人，不但没有实现执法目的，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群众不满，影响了执法机关的形象。所以，文明执法，事关重大、意义重大。干警对待人民群众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和蔼，办事要热情，服务要周到，考虑要细致。要多给群众提供便利，不给群众增添麻烦。要注意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对待当事人不侮辱、不挖苦、不嘲讽，对当事人要耐心听取他们的陈述、申辩和申诉，不能因自己的主观好恶而影响对当事人的态度。
3、清正廉洁
社会治理的意义范文2
在《“气”与抗争政治》这本书中作者把气具体化以及社会学化了，认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一种纯生理的冲动，也不是一种纯利益的反应。它是一种融合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它具体的含义应星将其解释为：“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作者采用“气”这个概念，含着克服当前国内学者研究中的两种趋向（一是不加反思地移用国外的概念和方法，二是不带任何理论地去做天眼调查，然后炮制各种概念）的努力。因为“究其实，人本身就是理性与情感兼备、时而为利益所驱动时而为道义所激的复杂动物，更何况，群体行动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这样就可以“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理论和乡村社会的研究”。
该书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主要体现为上访）的根源机制，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因为“气”而引发的上访与集体行动，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有着不同的镜像。在北大教授孙东东看来，“那些老上访专业户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其实这句荒谬话的背后，倒是也能反映出应星所说的“气”，正是因为咽不下那一口“气”，才屡屡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消气即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分析停止在这个上面，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即问“这口气”是谁给予他们的？他们又是如何让气闷在心头，不惜代价地艰难上访呢？
社会治理的意义范文3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to refin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which develop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But the refining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is issue and gives a reasonable limit to the refining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实践；价值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ideology；practice；value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6-0315-03
0 引言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注意力集中指向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无疑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开拓了有一种方向。但是，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行为的未来效果产生出深深地忧虑，因为，要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问题不少，需要排除的干扰更是繁多。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术类属问题
之所以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术类属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肯定该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辩证地否定永恒理论的可能产生。也就是说，是要避免万能理论的诞生。
自从人类步入了知识占领一切的文明时代，这个世界上就不再存在其他任何事物可以超越知识成为人类一种亚本能性地逐代薪火相传之物。可以说，知识已经成为人类之精神的代名词，成为人类于这个物质世界的最独特的自在性。所以，任何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无论它先进与否，在最终，都必须在知识的界域里占据一席之地，否则就只能成为传说，直至被湮没于时间之河或消失在历史之后。
而当知识形成以后，后人予以处理的方式，如今已形成一种分门别类的传统，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前沿学者重新觉察到知识映照的对象其实是只有相同的一个，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片面看世界的客观性和人们分专业研究世界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都必须成为某种专业门类的学术。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术类属问题就成为一种关涉二者能否很好地在人类文明中长久地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问题。
目前，在中国国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较系统地包容和深入研究的“显学”，主要是政治学，还有哲学和法学的研究分支。除此以外，还应有法学全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新闻学、民族学和战争学等，但问题是这几个学术门类是否乐意承担这种极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学术任务，前苏联的伦理学兴衰史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警示性参考实例。另外，还有几种让人怀疑其是否有在中国国内开设的学术门类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挂钩，即，人类学、伦理学、意识形态学、精神现象学、神话学、形而上学。还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宗教学也是可以以某种或某些特殊方式进行系统地介入的，但需要审慎有原则。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一个轻易地学术类属划分：出现这种文明成果涉及较多学术门类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该文明成果来自于我们人类唯一的世界，带有这个世界对人类知识而言是唯一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即二者只是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看世界；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中国国内目前现有的学术门类无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较全面且系统地深入研究，为此，有必要创立一个新的学术门类以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效用重大与学术类属尴尬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学术门类，不妨称为“实践学”，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学术类属，可下分到社会主义实践学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学的分支，并仅仅于少数有实力的高校在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开设，且在相应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采用量才而用的方针，在笔试中，不妨使用“封闭学习一周”+“依据学习内容书写论文”的考试办法。开设这样一个学术门类的好处是，既能开创辩证唯物主义学术研究的新篇章，又能在确保学术研究的方向的基础上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并且不会对当今世界上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拥护者们形成强烈刺激。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为一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主观情感而避谈二者的具体区别，认清了二者的具体区别，我们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关系，进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铺设好作业基础。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同属一体，但这种同源性是基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非某种形而上的逻辑或结构，这是我们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关系的首要原则。如果脱离了这一原则，一切都会变得无法正确结论。第二，就目前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框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只是拥有了一定的利于建构的方法、方向和范围。第三，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较为具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使获得建构也必然是内容抽象，这是由二者的学术效力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极强的形成经典的现实要求和学术诉求，那么其普适力和形式必然要基于某种不朽之物，譬如实践标准，也只有基于实践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有朽的需要中寻找出不朽的方向，即成为经典。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第一手材料。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甘愿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第一手材料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芬芳常在，同时，这也预示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要成为经典，其时空穿透力和内涵的纵深及广延都将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两种预期，是每一个中国人和热爱中国的人都会有的对未来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期许。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术边界
给思想安上翅膀，它固然会有自由翱翔，但若一味追求天空背弃大地，它最终唯一可以拥抱的却只有死亡。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不能在最终回归现实实践并为之服务的学术和理论，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尴尬，因为这种存在的唯一本事就是否定存在本身。当然，比较委婉的说法是，这些学术和理论是不够负责任的。顺着这种语气，应当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有责任保证其对时代和历史负责，即保证其可以良好地回归现实实践并为现实实践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一需要遵守的原则，其余的，都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衍生出的方法和工具。
4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的选择
要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经典，从根本上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过程具备经典的解释力和对现实世界具备经典的普适力这两个问题，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也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好办法的成功过程。在这里我们采用实践三要素的分析法来探寻这种办法。从实践的主体要素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有着三个不同层次的定义，一是较狭义地仅仅指无产阶级，二是相对广义地指一切在具体行为上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三是从极长远的角度上指向全人类，具体采用哪种主体，要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需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力和普适力需要，而且三者也相应地有着不同的实践客体和实践方法、工具。如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定义为无产阶级，那么一整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过程势必将牵动中国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定义将对中国当前的所有制制度形成一定程度的否定，所以，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定义方式是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的，也就是说该定义方式是不恰当的。而且，由于历史的趋势是向良好方向发展的，这种已不适应当前需要的定义方式也不会在未来变得恰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关键的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从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规定的无产状态转变为规定的公共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说已变成是“公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人们只有在独自占有和独自使用一定的有朽的物质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才能满足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基本本能要求。也就是说，公有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个人的“独自占有”和“独自使用”上才能得以解决，这就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容适当地私有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前的实践主体就不再可能是从狭义上严格定义的无产阶级，而只能是相对广义地指一切在具体行为上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同时也是中国当前对“人民”的确切定义。但是，话又说回来，基于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全部并无二致，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只能是全人类而不是其他。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客体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定义为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应的实践客体的确定。
首先，对应全人类的实践客体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所有非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迟早会变成“公产阶级”，所有的非无产阶级在最终要么被改造为“公产阶级”，要么就是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地在理论上有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客体也就同样变得容易随时间演进变朽，即变得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客体定义为所有的非无产阶级，那么，在客观实际上，中国学术界就是从较敏感的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直接对他国形成强烈干预和影响，进而会造成一种中国在理论上构建成熟的霸权思想的嫌疑。而事实上，中国一向奉行防御国防战略以及和平共赢外交策略，从未有着以某种霸主姿态强行推进他国进行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造的想法和行为，所以，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定义为所有的非无产阶级。如果既要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的实践客体具备经典性，又要保证该实践构建最终具备较强的现实可行性，那么唯一合理的建构立足点就是与全人类这个范畴构成在逻辑上和现实上的一起共存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现实实践的根源即包含着科学性和彻底革命性的批判精神的事物。于是，我们发觉，追求经典效应的最终结果使我们极为接近以创造新的宗教或神话为本质的行为，这种发现将促使我们保持警醒和慎重。同时，我们的选择也不再可能变得轻而易举，而是立足现实和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和长远地考虑。
6 一个不得不说的前价值观问题
就目前而言，当前现实世界风靡全球的主流价值观主要有科学、自由、民主这三种，所有接触现代人类文明的人们都会深受这三种价值观的影响，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这三种价值观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后的各种便利，并且都会在不自觉中形成主动传播这三种价值观的习惯，同时也都会主动地利用这三种价值观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问题在于，一般人是不会在花大力气准确理解科学、自由、民主这三种价值观之后才去使用的，这就使得这三种价值观本身为全人类服务的严肃属性与其使用的任意私有之不严肃事实之间产生了很难调和的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为人服务的事物在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个人享有才能达到理论之目的，私有就成为人类社会诸多包围人之范畴的实体中最远离社会和全人类的无法抛弃的精神躯壳。这种反映客观的逻辑推演，最终在当今世界形成了两套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相统一的现代文明体系，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提倡私有，在整个社会的结构上都体现了这种理念，而社会主义立足全社会，则在全社会大力贯彻公有的原则。从某方面说，这两种现代文明体系曾经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走向了极端，并且都在历史上多次地为自身的极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前，虽然说两种现代文明体系都已经从极端中稍有脱离，但这种脱离并未在理论上和社会结构上实现，所以必将由两种现代文明体系承担的因极端而生的代价还将在未来陆续出现。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所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客体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要解决公私固有矛盾，采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策略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那么是否将矛盾转化就可以解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矛盾转化的实质定义是暂时搁置对立和斗争，将矛盾双方的具体状况进行改变，从而使得矛盾双方的主要诉求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却并非是解决了原有矛盾。而且，矛盾转化策略的最大弊端是，一旦矛盾双方的暂有诉求得以满足，原有矛盾就会再次展现出来，而且会因矛盾双方的改变而变得更为复杂。
这样一来，良好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只有调和一种途径，即在肯定矛盾双方的基础上构建另一套辩证的体系对双方的关系进行某种特别定义和管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则是要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私有理念的压制和对公有理念的弘扬，而事实上，这一正是所有管理理念和理论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而政治理论，正是社会管理的逻辑。
参考文献：
[1]雷韵.边民生活中的国家权力——以广西那坡县洞洒屯为例[J].文山学院学报，2013（01）.
社会治理的意义范文4
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不懈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只有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能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公平正义的朴素含义包括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处事公道、态度公允、利益平衡、多寡相匀等内容。作为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内涵，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与西方国家公平正义不同的是，我国是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
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法治的全部，法治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实施，在执法实践中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只有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在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成为吸引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所有这些都是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的标志。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只有致力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获得坚实的基础，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的和谐。
三、公平正义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也迅速增长。但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够维护公平、彰显正义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如果漠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对各种社会不公听之任之，不去努力改善和消除，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
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重任，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政法工作是各类社会关系、矛盾、纠纷冲突的调节器，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窗口，也是实现、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通过执法活动实现、维护公平正义寄予厚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此相比，政法队伍在思想观念和实际工作中都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公正执法，理念先行。必须大力加强公平正义理念教育，引导和促使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更好地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一方面，在立法上，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另一方面，在执法与司法过程中,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到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实施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可以感受得到的结果。
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去执行，再好的制度也会打折扣，还可能走向反面；而如果执法不公,再公平的法律制度也是空谈，只会离公平正义越来越远,而不可能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要求我们每一名司法行政干警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素质：
一要有维护公平正义的品质。践行公平正义理念，首先要在思想上、情感上想公正。这种对公平正义的诚挚追求，是肩负起公平正义使命的动力源泉。公平正义又是善良和爱心的艺术，要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工作中体会到公平正义的温暖，不仅需要我们有一颗公正之心，而且要有一颗善良之心。
二要有维护公平正义的勇气。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司法环境虽然有很大好转，但许多方面还不很理想，执法中时刻面临着来自权力、金钱、物质的各种诱惑，经受着权与法、钱与法、情与法等各种考验。作为一名干警，在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中，要始终把社会利益放到第一位，树立为公平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职业和人生价值所在。只要具有为公正献身的精神和敢于公正的勇气，就能把自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贯彻到实践中。
社会治理的意义范文5
论文关键词：法治理念 检察监督 法律监督
一、做好新时期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在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除了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立法，使国家的各项事务均纳入法制轨道，进行合法、合理、高效的运作外，更是对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统一、正确地实施法律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所审查的案件均已经过法院的裁判，因此，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应以更为负责的态度，严格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认真、缜密地审查案件，使案件的审查结果符合法律的规定。
第二，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执法为民的司法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执法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直接反映和体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所受理案件的当事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认真审查处理各类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执法为民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提出的基本要求。
第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公平与正义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要实现公平正义，关键在于确保司法公正，这就要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主义，从而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第四，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当前，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新特点，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在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中面临了新的考验，因此，只有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牢记服务大局宗旨，加强对新类型、敏感性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研究，才能正确处理好各类矛盾纠纷案件，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保驾护航。
第五，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精髓，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在工作中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贯彻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是新时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科学的、先进的理念，其丰富的内涵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多面的、立体的，这其中包括了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多个环节的环环相扣和紧密联系，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对法院民事、行政审判工作的监督重任，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逐步加快，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普遍与密切，而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经济纠纷日益增多；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各类行政纠纷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民事、行政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但是，由于审判力量的不足，法官法律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够完善，导致有的案件审判质量不高，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通过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工作进行法律监督，对裁判并无不当的案件认真做好息诉工作，使当事人服判息诉，配合执行工作，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对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提出抗诉，使案件得到正确的处理，切实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三）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做好新时期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重要保障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做好新时期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重要保障，从内部来说，在民事行政检察人员中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利于促进民事行政检察人员自觉提高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不断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从外部来说，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改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执法环境，有利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新时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做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任务
（一）加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作为检察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重任。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条、第185条及行政诉讼法第10条、第64条的规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生效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再审。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能够纠正民事、行政审判权的不当行使，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途径解决纷争是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司法公正是法律对执法者的要求，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其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通过履行法律监督权，有效地维护司法的公正。虽然审判监督的途径还可以通过法院自身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错，但检察监督作为第三方，能以更为中立的姿态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同时更能取信于双方当事人，从而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
（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权利制约功能有利于切实地保障审判权与监督权的行使，维护法律权威
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因此，人们在制定某项权利的同时，都会为这一权利的行使制定某些规范或制约机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亦是如此。首先，民事、行政检察对法院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将法院的审判工作置于制约机制中，使法院的审判工作在监督制约机制下依法有序地进行。其次，法院的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如果出现错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能通过监督权的行使进行纠错，使社会主义法治正确、统一实施。再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行使自身存在制约机制，其行使有着严格的法定程序和法定条件，这些严格的法定程序和法定条件,积极有效地保障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正确实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多样化确保检察职能的充分履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主要是依法抗诉，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同时规定了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息诉工作又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抗诉和检察建议方式监督的必要补充。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们作为执法者，一方面，要对符合抗诉条件和检察建议的案件要依法启动抗诉程序和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纠正，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另一方面，要正视民行申诉案件的复杂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民行检察工作，应在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并努力使案件真正做到案了事了。针对司法实践中，除存在着抗诉和检察建议案件及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的案件外，还存在着法院判决确有错误，但因当事人双方均感诉累而希望检察机关主持和解了结案件的情况，还有个别案件属于法院判决存有瑕疵，或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等的申诉案件，针对以上案件的情况，为了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作用，体现民行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树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除对符合抗诉和检察建议条件的案件，采用抗诉或检察建议方式，实行监督外，对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的申诉案件当事人，进行释法解疑，使其服判息诉。而对于符合抗诉条件，但当事人双方希望和解，且和解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法院判决确有瑕疵或不合情理的案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还可以通过主持和解的方法使案件得以妥善解决，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要克服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
社会治理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机构;负向互动;社会控制;立法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8-0035-05
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20多年来，运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究底在于政策性金融法律的缺失、缺位及相关立法工作的严重滞后。加强政策性金融领域的专门立法，依法治理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我国政策性金融运行、管理的法治化，无疑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呼声，从业界到学术界一直持续不断。专家学者从经济学、金融学和法学的角度，对政策性金融立法的理论依据、结构框架和国际经验等分别进行了先期研究（白钦先、曲昭光，1993;王伟，1994;吴晓灵，2003;段京东，2005;白钦先、王伟，2005;贾康，2010;王吉献，2015）。但是，从社会学视阈进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分析还比较鲜见。为此，本文运用社会学原理尤其是法律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的社会环境因素、社会控制的法律手段、法制体系及运作机制的构建等进行初步探究。
一、负向互动与越轨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生成的社会基础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互动，社会互动发生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之中，各行动者处于特定角色位置从而承担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经过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做出反应性社会行动两个环节，这一互动过程才结束。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构成了制约与影响达到各自本身目标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情境下，各行动者只有在规范提供的相互影响框架内进行社会互动，那么这种互动才能得以持续;而一旦打破了规范，就会表现出负向越轨，互动难以进行，甚至被迫中断。如图1所示。
政策性金融领域各主体基于资本供求相互联系，表现出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行动者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农村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资本的供给方，有通过出借资金获得收益的权力;中小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是需求方，有自由选择低成本获取资金的目的。在政策性金融资源尤为稀缺的条件下，供需双方博弈过程中不断互动，整个政策性金融市场呈现出卖方垄断的特征。供需双方可以选择合作的互动方式，相互配合，为达到共同目的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可以共同获利，还会增加正的外部性。政策性金融的倡导与虹吸的基础功能便体现于此。政策性金融机构用直接的资金投放可间接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跟随从事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放款，当资金配套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再转移投资方向，开始新一轮的投资循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行动无疑释放出信号，表明了政府的扶持决心，这是隐性的国家担保，可以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降低其投资风险。两者协同投资的结果便会降低被投资地区和领域对政策性资金的依赖。若博弈双方在互动中形成对立的竞争性关系，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运用各自权力相互排斥，会影响政策性金融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拥有的政府背景决定了其享有得天独厚的优惠待遇。一旦政策性金融机构偏离政策性目标，无视经营原则，主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越位竞争于市场正向选择机制下的投资项目，盈利算其业绩，亏损由财政兜底，必然会产生将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人为加以混淆的动机。在这种负向互动下，强位弱势群体的资本需求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资本反而会逐渐流向单一盈利目标下的投资项目。由此可以看出，行动者之间的负向互动与政策性金融的宗旨背道而驰。按照机构设立的初衷，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内在不足的工具。若其经营运作偏离了国家政策性目标，强位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发展权就难以得到保障。
从更深层次来分析，负向互动也极易导致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越轨行为（Deviance）。这里的“越轨”特指负向越轨，即破坏社会规范或违反群体与社会期望的行为（谢弗，2006）。与个人越轨相较，组织、机构违反规范的行为即群体越轨对社会规范的破坏更大。社会学家默顿的“手段―目标”理论认为，社会以文化传统方式界定了规范目标，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上缺少以制度设置方式规定的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当规范目标与规范手段之间失衡或不一致时，越轨行为或曰偏差行为、反常行为、失范行为就会产生。政策性金融机构因其性质及定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有着根本差异，业务范围理应依据明确的规范与之划清界限，充分发挥在各自业务领域中的比较优势，使金融资源的配置兼具效率与公平。在我国，有的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活动越位越轨即群体越轨问题相当突出，个别政策性银行凭借其特殊背景和特殊待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将“市场化”与“运作”割裂，将市场化运作的手段同机构自身的根本性质、宗旨与职能割裂，不仅违法违规地同商业性金融机构展开不公平、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而且还将业务触角逐步延伸、扩张到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强调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性”本义本性，但不能断章取义地割裂政策性金融的宗旨和手段，更不能成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越轨经营并一以贯之的借口。市场化运作表层之下更亟须深层的制度设计，要解决的不单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问题，而是“可为和不可为”的难题，要从根源上防止越轨行为的产生。从约束和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行为的角度出发，为尽量减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负向互动，需要依赖一种稳定且持续的社会规范所提供的外部制约环境即法律制度。
二、法律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有效社会控制手段
个人或群体违反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行为是越轨行为，缺乏合理规则的竞争是不公平竞争，并可能导致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社会秩序（王思斌，2010）。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旨在纠正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机构）的越轨行为，越轨行为也是社会控制的对象。在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E.A.Ross）看来，社会控制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指导、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社会成员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在自身价值观的指导下引发多维度、多方向性的社会行动，同时又会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为使互动朝着良性发展，得以持续，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机统一。社会控制的基本功能便在于此，它为社会成员提供符合社会目标的价值观与相应的行为模式，制约彼此行为，协调互动关系;明确规定各自利益竞争范围，调节其利益关系。
另一位美国社会学、法学家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使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法律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权威、最严厉、最有效、最普遍的社会控制手段，原因在于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以国家政权作后盾，由强有力的司法机构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这恰是其他社会控制工具不同时具备的。所以，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控制，不仅需要商业道德、组织纪律、社会舆论、群体意识，以及一般的机构条例、规章等来进行规范约束，而且迫切需要尽快上升到法律的最高层次上。法律的真正权威和效力不仅仅在于制裁，关键在于警示。
现代国家不仅越来越多地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律的制约范围，而且法律的社会控制这一特点在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中也体现得尤为全面彻底和淋漓尽致，其法律制度中普遍包含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目的、法律性质、经营范围、资金来源、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内部管理和处理外部关系设定了严格的法律框架。如日本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小企业发展所需长期资金，一般金融机构难以融通时，本公库予以资金融通;《日本开发银行法》同样在第一条中明确指出：日本开发银行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长期资金，促进产业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补充并奖励一般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明文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殊的公法法人地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以公法设立的法人团体。在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商业性金融之间竞争方面，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第20条确立了不得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原则，银行所从事的发放贷款、担保债务、购买公司债券、应政府要求取得资产要求权或进行投资等业务，只有在确认它们能产生利润以保证能够有投资回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了复兴信贷银行必须保持补充性与中立性两大原则，既要弥补商业性金融在诸多领域中的缺陷，又不得挟政策支持及政府优惠同商业银行不公平竞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明确建立了稳定的财政拨付援助机制：该银行可以从政府借入资金……可以从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借入短期资金，用于满足现金流量需要或财务省规定的其他要求。针对监管机制，《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2章则规定了：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承担则严格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职员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如日本《住宅金融公库法》第32条规定：公库的负责人在违反本法、融通法、保险法及基于上述法律的政令命令的，主管大臣有权将其解职。
我国政策性银行在20多年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权力寻租、定位不准、不良贷款规模偏大、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分散，甚至出现了超越政策性业务范围同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动的、不公平竞争的越轨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织、运行和决策仅依据成立之初的内部章程，缺少专门的法律，使机构运作无序，监管也无法可依。“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作为稳定、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能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越轨行为予以惩罚，并对规范行为做出正向引导。所以，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际惯例与国内立法缺失的历史教训，呼吁我国加快政策性金融立法步伐，高度重视并采用法律这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在法治的框架内规范政策性金融改革。
三、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体系是实现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与教育功能为市场有效运转构建了一个有序的制度平台，同时提供了系统、完善的保障。立法的目的不在于对越轨行为的事后惩戒，而应注重事前的引导与警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当前，一些市场亟须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如政策性金融立法等法律制度安排仍然缺位，我国政策性金融现行的制度规则（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章程）也已滞后于发展实践，专门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治理与运行的法律尚属空白，法律的系统性、体系性还不强。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是保障和实现机构法治的基础，要实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政策性金融法制。法治也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政策性金融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政策性金融法治。从实现我国金融领域法治化角度来看，必须不加歧视性地将政策性金融上升到与商业性金融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重点做好政策性金融等领域的法规层级的完善和提升工作，构建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一）强化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家建设与非市场治理机制
影响竞争行为、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因素是竞争的规则。根据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的利益学说，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情境互动中，这三种利益不可避免会产生竞争甚至冲突，运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即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决定、承认哪些利益，在什么范围内对其进行保障，如何保障。法律的社会控制最终目的便是以最小的成本消耗获得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反映出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念和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并实现社会的公平合理。这就要求政策性金融立法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干预或国家治理的主体作用，通过非市场治理机制公正地协调各方利益，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在宏观上对社会运行进行控制，既是人们的期望，也常常表现为政府的管理行为。尽管社会控制并不限于国家权力，但实际上，国家是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者的代名词。
（二）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制度基础和立法宗旨
从认识层面承认政策性金融是纠正政府失灵、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合理性的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与商业性金融一并缺一不可。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宗旨，就是充当政府经济与社会调节管理职能的工具，专门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各种形式的强位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担保及保险等方式的金融服务，补充并引导商业性金融，促进这些特殊目标群体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政策性金融的性质，则体现的是一种非营利公共性和社会合理性的属性。经济转型时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更应牢牢把握政策性或曰公共性的宗旨目标，所有经营运作手段都要围绕这个中心目标。从功能观点来看，政策性金融不单是政府财政的简单外延，而是具有信用性、有偿性和一定盈利性的金融制度安排，通过资本流动、资金有偿借贷等过程，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与“三农”、中小企业、国计民生领域等资金需求方建立平等的借贷关系。
在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宗旨。立法宗旨是立法者创设法律所预期实现的目的。政策性金融立法，既不能偏离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宗旨和性质，也要体现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行为和保障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即权益和责任有机统一。尤其是必须坚持和体现国家政策导向与战略意图，持续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履行扶持强位弱势群体的职能，弥补市场失灵。立法还要处理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已形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利益关系，避免成为立法进程中的阻碍。
（三）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人治理结构
法律地位是法律赋予自然人、单位、组织等一定的人格，限定其在法律关系中可以独立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范围。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有明确了法律地位，才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各项活动，越过法律权限必然会受到相应惩罚。从建立目的和改革路径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属于特殊公法法人，应采用公司制，按照职责明确、制衡有效、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履行职能的不同，其中董事会成员可由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银监会等有关部委负责人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行使政策性金融各领域发展改革中对重大事项决策和协调的权力，直接对国务院负责。这种管理体制下易于处理好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各主管部门的利益关系以及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效率。
（四）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和考核制度
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是包括政策性银行、保险、担保、信托、投资基金、资产管理等在内相互补充的机构体系和业务体系。立法中要协调好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济关系，即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防止其业务因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发生偏离，避免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交叉重叠。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要以实现国家政策程度为基础和前提，考核体系指标要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财务稳健度和国家政策实现度两方面设计，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和行为。要严格区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的部分，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贴;经营性亏损部分必须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与法律责任。
（五）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问责追责机制
责任追究是法律对越轨行为的惩治，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与震慑力。可借鉴日本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实践，单独增设罚则一章，具体规定政策性金融活动中各责任主体所要承担的行政或刑事处罚等法律后果，理顺各自权责关系。在立法规范和依法监管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从终端到源头的问责追责倒逼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特殊金融机构，因此要对政府决策失误与政策性金融机构执行失误严加判别，建立公平的追责机制也应是依法治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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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by Law for Policy-bas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ang Wei Wang Manxue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