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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诉状范文1
(二)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用通知的次日起七日内预交;反诉案件,由反诉当事人在提出反诉的同时预交案件受理费。预交确有困难的,可在预交期内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当事人在预交期内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上诉案件的诉讼费用,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双方当事人都提出上诉的,由上诉的双方当事人分别预交。上诉人在上诉期内未预交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上诉人在接到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用的通知后七日内仍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申请执行等费用由申请人在提出时预交。
(三)依照《上海市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移送、移交的案件,原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将预收的诉讼费用随案移交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四)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刑事犯罪,全案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的,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还;移送后经济纠纷需要继续审理的,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不予退还。
(五)中止诉讼的案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不予退还。中止诉讼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时,不再预交案件受理费。
经济纠纷的诉状范文2
在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中，财产既指金钱、物资、房屋、土地等物质财富，又指物权、知识产权、债权和债务。人身关系则是与人身不可分离、以人身利益为内容、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社会关系，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1]同时，我国刑法所调整的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秩序、国防利益、军事利益等。我国民法和刑法在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调整上是有一定重合的。事实上，我国民法和刑法调整的都是社会关系，只是根据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程度，分别运用民法或者刑法等其他规范予以调整。社会关系中的婚姻家庭、经济秩序等社会关系一般采用民法予以调整保护，其中可能遭受严重侵害的，则由刑法予以保护。这样，在婚姻关系、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社会关系，在民法调整还是刑法调整的问题上，就可能出现法条竟合。由此可见，一个行为往往既触犯了刑事法律，又导致民事上的损害赔偿，或者行为处于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缘地带。这样，同样的争议事项可能既属于民事诉讼管辖的范围，又被纳入刑事诉讼。[2]我国近年来在金融、经济领域涌现出大量的民事违法行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在经济交往中，当事人往往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很少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报案，特别是国家利益受损而当事人获利的案件。而在其对民事解决的结果不满意时，才会诉求刑事诉讼。[3]而由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局限性和刑事诉讼对证据要求的严格性，法院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只能判断争议事项属于民事诉讼。例如以民间借贷为幌子的诈骗犯罪中，由于当事人持有借据等证据，在无法找到行为人时，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往往持借据到法院，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就以民间借贷纠纷予以受理，并作出缺席判决。而在判决之后，行为人继续隐匿，判决书也无法执行。同样从自身利益考虑，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后认为该案属于立案范围，遂对行为人予以追捕。行为人归案后，对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予以供认，同时供认为逃避追捕，搬离原住处、改变原通讯联系方式。这样，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该案就属于典型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就该案向法院时，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该争议事项的民事裁判对随后的刑事诉讼是否具有既判力。
二、我国现有解决民事裁判对随后的刑事判决影响的法律渊源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12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同样，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些规定都是针对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涉及刑事案件的处理办法。
遗憾的是，以上司法解释只是规定了在民事裁判作出之前的作法，但是如果在民事裁判已经作出并生效后，才提起刑事诉讼，则该民事裁判在随后的刑事诉讼中应当具有何种效力，立法和司法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解决民事裁判对随后的刑事判决影响的设想
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规定，各地对民事裁判对随后的刑事诉讼是否具有既判力的态度各不相同。根据笔者不完全调查，福建、广东深圳地区都不承认民事裁判对随后刑事诉讼的既判力，认为即使就同一事项存在民事裁判，只要该事项事实上属于刑律所调整，就应当予以受理。而在某市某区，法院以上述98年的司法解释为依据，认为既然法院已经对争议事项的性质作出确定，这种定性就具有既判力，刑事审判庭在民事审判庭未撤销民事裁判之前，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予受理。笔者认可第一种作法，理由如下：
（一）从案件受理的角度看，民事案件受理时对证据的要求低于刑事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受理时，审查的内容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所谓实质要件，就是1.原告是否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是否有明确的被告；3.是否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4.争议事项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所谓形式要件就是民事诉状中要包括以下内容：1.当事人概况；2.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3.证据和证据的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事实上，法院受理民事诉讼审查的内容中，不管是实质要件还是形式要件，都只是程序上的一种审查，不包括实体上的认定。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显然，由于立案往往涉及到行为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在受理时除了程序审查外，还要在实体上审查是否“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要求明显高于民事诉讼的案件受理。同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像刑事诉讼中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主动收集、审查，而是由当事人提供，法院基于其客观中立地位一般也不主动收集证据。这样，一方面民事诉讼的受理门槛较低；另一方面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来源狭窄，因此，不能够要求民事法官对于自己所受理的每宗案件中的刑事因素都有充分考虑而予以移送，更不能以民事法官对争议事项已作民事裁判而排除刑法的适用。
（二）从证据标准的角度看，民事诉讼奉行优势证据，而刑事诉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
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对证据标准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务实的探索，明确了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据标准。在刑事诉讼中，为了证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实体要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某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者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地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5]很显然，没有理由用一种证明标准较低的诉讼对一种证明标准较高的诉讼施加既判影响。
（三）从诉讼主体的角度看，民事诉讼的主体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刑事诉讼的主体一般以国家提讼为主
在我国，民事裁判的双方当事人都是该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除对生效裁判的抗诉外，国家不会涉入民事纠纷。而刑事诉讼则分为公诉与自诉两种，公诉案件由国家公诉机关代表国家的利益提讼，与之前的民事诉讼在主体上具有不一致性。因此，民事诉讼和随后的刑事诉讼中就同一事项进行争讼的主体是不一致的，即使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公民的方败诉，也不意味着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公权力代表的国家公诉机关也必然无法就同一争议事项承担证明责任。因此，无论前诉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随后的刑事诉讼，即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没有既判力。[6]
注释：
[1]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2]李哲：《刑事裁判的既判力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同上.
[4]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经济纠纷的诉状范文3
李某与王某恋爱，李某计划与王某结婚，同时王某买房时，李某汇给王某100000元。后双方终止恋爱关系，李某以民间借贷的案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王某归还借款100000元。王某则认为是赠送。法院经开庭审理后，对李某进行了释明，李某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法院重新指定了一个月的举证期限，王某在法院告知后15天内以自己的经常居住地不在该院管辖范围内为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如何处理这个管辖权异议各个法官的意见也不一致：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即丧失了提出异议的机会，现提出已超过期限，法院不予审查，告知即可。
第二种意见：变更案由后即为一个新的案件，可以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进行审查，异议成立，裁定移送；异议不成立，裁定驳回。法院采用告知形式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
第三种意见：如果释明引起管辖权变动的，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则不能再提出。
管辖权异议是程序问题，处理不当涉及到当事人的上诉权，程序违法就要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本人赞同并采纳了第一种意见，后双方对判决均未上诉。通过对个案的审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讨：
一、首先应当明确管辖权与释明权、答辩期与举证期限、法律关系与案由的概念与关系：
（一）管辖权异议：
1、民事诉讼中的管辖：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经济案件中的分工和权限。有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地域管辖又有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共同管辖、选择管辖之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对不同的管辖规定了不同标准，并对不同的管辖之间的效力也作了规定。
2、管辖权与管辖权异议：管辖权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具体案件行使审判权。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性质，依照民诉法规定的管辖原则，确定对具体案件的管辖权。当事人一方对人民法院已受理的案件有权提出异议，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而“提交答辩状期间”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应为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十五日内。
（二）释明
1、释明权的概念：释明权，又称阐释权，是指法院为救济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存在的能力上的不足和缺陷，通过发问、指导等方式以澄清或落实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以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证据进行有效和积极辩论。《证据规定》第三条、第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都作了相应的规定。释明权被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也是为了克服诉讼效率低下、诉讼费用高昂等弊端。对应当释明而没有释明，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而予以撤销。
2、举证期限：我国民诉法没有举证期限的规定，但并不排斥限时举证，举证期限是针对过去证据的“随时提出主义”而设定，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有当事人双方约定与法院指定两种形式，并充分体现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上，将导致证据失权。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三）案由：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于2001年1月1日起试行，案由包括两部分：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及其争议。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中变更诉讼请求，就涉及到案由的变更。
二、通过对不同意见的剖析，统一认识。
对上述案例中的管辖权异议问题的三种不同意见中，持第二种意见的理由为：
1、不同的案由确定的管辖原则是不同的。案例中原案由属合同纠纷，可以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变更后为不当得利纠纷，只能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原则发生了变化，当然可以就新的案由提出管辖权异议。
2、民诉法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当在答辩期内提出，并未限制只能在案件受理后的第一个答辩期内提出，变更案由后应为一新的案件，应有新的答辩期。
持第三种意见的理由：释明变更案由后并不是一个新的案件，但如果导致管辖权从有到无，或者为专属管辖的，一方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分析三种意见的理由，需要澄清下列四个问题：
（一）变更诉讼请求后是否作为一个新的案件，并可以再提出管辖权异议。
一个案件一个法律关系，一个法律关系一个案由，法律关系性质变动，形成的是一个新的诉，很多法官就认为是一个新的案件。但事实上一个案件形式上包括从起诉受理、送达起诉状副本到开庭审理、裁决的过程，变更案由后如何操作，如果还需变更方写诉状，法院再送达，应是一个新的案件 ，但这是程序问题，法律肯定会明确规定。但《证据规定》只规定了举证期限，且当事人是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变更是允许把原告的请求进行改动，原来的请求不存在了，这个案件的诉讼请求即是这个新的请求，而且法院最终确认的也只有一个案由，也就是说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适用范围是事实不变，基于这一事实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是客观存在，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案件仍只有一个事实、一个法律关系，一个案号。经释明变更案由后重新给予举证期限，是因当事人的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动，给一方变更机会，也应当给予另一方公平的举证机会，使当事人澄清自己的主张，双方就原告最终主张的法律关系上诉辩，从而从程序公正保证实体处理的公正。因此，最多可以说从实体的处理上相当于一个新的案件，与真正新的案件是不同的。
一个案件只有一个答辩期，即收到副本后十五天内。变更诉讼请求后给予的是举证期限，期间是不确定的。管辖权异议作为一种程序装置在民诉法中加以规定，是具有严肃性，不能任意作扩大和缩小解释，只能在答辩期内提出，否则都视为超过期限。
（二）变更诉讼请求对管辖权原则、管辖权的影响。
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不同的案由有不同的管辖原则，这是正确的。但管辖原则是针对一般情况分类规定，就法院行使释明权，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后，并不必然导致管辖原则的变动。如同一类案由的变动，其管辖原则是不变的。管辖原则与管辖权并不单一对应的，管辖原则不则并不必然导致管辖权的变动。根据管辖原则有几个法院有管辖权，只存在当事人的选择问题。而从民诉法的规定看，被告住所地是最一般原则，如果原告是向被告住所地以外的法院起诉，而变更诉讼请求后，根据案件性质原受理法院无管辖权，则存在管辖权的冲突，还有在涉及到专属管辖、级别管辖，也会导致管辖权的冲突。但如果原告是向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即使变更诉讼请求，并不影响法院的管辖权。上述案例即是该种情况，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是从合同纠纷转变为权属纠纷，但被告住所地法院对这二类案件均有管辖权，不存在管辖权异议。
（三）存在管辖权变动的情况下如何释明：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受诉法院没有管辖权的情况，这是完全有可能。所以第三种意见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审查管辖权异议。但他们疏忽了管辖权异议的期限，把管辖权异议这一固定的法律概念与对管辖权有异议等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提出了异议，这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管辖权异议，而是实体处理上一种对法院释明内容的抗辩意见，因此不存在法院审查管辖权异议的问题，如果正确，法院应当采纳其意见，是以主动审查移送的形式。管辖权是程序问题，释明的内容是对实体的处理，应当服从于程序。所以法院仍是释明，但内容是原告可以撤诉后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再起诉，或变更诉讼请求后要求法院移送，也可以坚持原诉讼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驳回，上级法院不会以原法院未释明而发回，因为原法院已尽了释明义务。但法官在释明之前也应考虑到对管辖权的影响，与被告事先进行沟通，所以由被告来提出的情况也是少数。应当重视的是法院在释明时发现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使原法院无管辖权，也不应主动移送。虽然法院主动审查的移送没有时间限制，但因不同法院、不同法院对法律理解的差异，有可能会导致对同一问题认识的不同。经一个法院释明后移送另一个法院，如果受移送法院不同意原法院的释明内容，则存在第二次释明，不仅会使当事人困惑，也会使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怀疑，因为释明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法院的意志。同时移送对受移送法院来说又是一件新的案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成为了原告的起诉诉请，成了法院在主动帮当事人打官司，有违诉讼风险的承担原则。因此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当事人选择。
（四）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是否都应作出裁定。
如前所述，管辖权异议是一个固定的法律概念，有其特定的内容：主体合法，即只能是本案的当事人；时间合法，即必须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并且在提交答辩状期间。符合了这两个形式要件，才是一个有效的管辖权异议，法院应作实质性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作出裁定。超过规定期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法院也一样处理，当事人又有了上诉权，使一些当事人利用它来故意拖延时间，使另一方的权益受到损害。因此，1990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限内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就本院对该案件有无管辖权问题进行审议；逾期提出的，法院不予审议。”根据该批复精神，一个案件每个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机会只有一次，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视为放弃了异议权利，超过期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没有效力的，法院不予审查，当然也不用作出裁定，也不存在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剥夺，法院只要尽到告知的义务即可。法院发现无管辖权，应裁定移送管辖，不受期限限制，但通常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实体上证据来判断。有关管辖权的材料是与管辖权异议相联，超过期限对其材料是不审查。而民诉法中的证据是来证明自己主张的实体权利的，因此法院指定的证据的举证期限都是针对案件的实体部分，所以管辖权的材料不能作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处理。
三、总结
（一）意义。
探讨变更诉讼请求释明过程中涉及管辖权异议处理，有三个方面内容，即释明后当事人不能因此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如释明引起管辖权变动的，应当由当事人选择法院移送或撤诉；释明未引起管辖权变动的，应当由原受诉法院继续审理。上述内容体现了诉权属于当事人原则。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起诉，由当事人决定向哪家法院起诉，由当事人引导诉讼的进行，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这与《证据规则》的精神是一致的，诉讼风险由当事人分担，是我国改变强职权主义模式，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对实践的指导，对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督促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办案有重要的意义。
（二）实践中需注意的问题：
1、在释明时应当双方当事人均在场，以便法官及时听取双方的意见，及时作出相应处理。
经济纠纷的诉状范文4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成功案例：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 20xx)双民二初字第某号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住所地：双峰县永丰镇城某大道。法定代表人金某，该行行长。委托人贺某，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某，男，196 3年1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高塘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胡某(系被告曾某之妻)，女，196 5年5月1 3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谢某，男，1 96 8年8月2 3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龙潭江村天竹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尹某，男，1970年2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印塘乡宋江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以下简称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栗，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春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康某、邓某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的委托人贺某、被告曾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胡某、谢某、尹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于2 01 0年9月2 8日自愿成立了联保小组共同与原告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任一被告自愿为原告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被告曾某、胡某以“进购货物”为由向原告借款1 0万元。并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年利率为14. 4%，期限为1 2个月;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违约责任等。原告按约向被告曾某、胡某发放了贷款本金1 0万元。事后，被告曾祖风、胡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至2 020xx年8月28日止，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利息(含罚息)6928. 87元，经原告多次派员催收未果，给原告造成催收损失600元。起诉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原告本息合计8562 5. 05元及后段利息、罚息，支付催收费用600元，由被告谢某、尹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复印件l份，用以证明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为联保小组成员，相互之间对原告向任一成员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原告为催收贷款而支出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被告曾祖风、胡某出具的《农户/商户联保小额贷款申请表》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曾祖风、胡某系夫妻关系，被告胡某书面承诺为曾某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事实;
3、《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复印件l份，用以证明201 0年9月2 8日，原告与被告曾某、胡某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了贷款本金、贷款利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事实;
4、《小额贷款放款单》复印件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 0年9月28日向被告发放贷款本金1 0万元;
5、贷款催收回执单5份和领款凭证1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债务所产生的开支费用6000元的事实;
6、逾期金额表，用以证明被告曾某、胡某逾期贷款本息情况的事实。
被告曾某辩称：借款是实，但目前经济困难，无力偿还。
被告胡某、谢某、尹某未作答辩。
被告曾祖风、胡某、谢某、尹某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3、4、5、6经本院与原件核对无异，被告曾祖风不持异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曾某、胡某系夫妻，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于2 01 0年9月2 8日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双方约定：乙方成员(曾某、谢某、尹某)自愿成立联保小组，从2 01 0年9月28日起至2 01 2年9月2 8日止，甲方(双峰县邮政银行)可以根据乙方任一小组成员的申请，签订多次借款合同，在单一借款人最高贷款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且联合小组合计贷款余额人民币30万元内发放贷款，乙方任一成员国自愿为甲方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甲方与乙方任一成员签订借款合同时，不需要逐笔办理保证手续，乙方其他成员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二年，借款人申请展期或延期的，联保小组成员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或延期贷款到期后二年，保证范围包括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被告曾祖风于2 01 0年9月2 8日与原告订立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向被告曾祖风发放贷款1 0万元，年利率14.4%，借款期限从2 01 0年9月28日至2 020xx年9月28日，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即贷款前三个月按月偿还当月利息，此后按等额本息还款法偿还，若借款人不按期归还本息的，从逾期之日起加收50%的罚息，原告有权提前收回尚未到期的贷款，并要求借款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书面承诺对被告曾某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发放贷款后，被告曾某仅偿还部份贷款本息，至2 020xx年8月28日止，被告曾祖风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元，利息6928. 87元，原告为催收逾期贷款本息，支出费用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在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全部届满前，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全部贷款本息并支付催讨费用;2、被告谢某、尹卫国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签订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被告曾某未按合同约定清偿原告贷款本息显属违约，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被告曾祖风尚未到期的贷款。因被告曾某未按约偿还原告贷款本息，原告多次派员向被告催讨，所花费的催讨费用6 00元，被告曾祖风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曾某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曾祖风、胡某共同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保证责任的债务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也可以要求其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签订的《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谢某、尹某为被告曾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承诺对被告曾某的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谢某、尹某理应对被告曾某、胡某所应承担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卫国在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曾某、胡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贷款本金78696.18元，至20xx年8月28日的利息6928. 87元，支付催讨费用600元，从2 020xx年8月29日起的利息、罚息按原、被告约定的利率另行计算至本判决所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时止。
二、被告谢某、尹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 000元，由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负担。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吴春前
人民陪审员 康某
人民陪审员 邓某
20xx年九月八日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受A银行L支行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人，人现发表如下意见：
一、借款及担保合同真实、合法、有效
1.被上诉人与晋小梅(化名)签订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已经依约发放贷款，晋小梅也已经收到贷款，因此，被上诉人的债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2.被上诉人与蒋中正(化名)签订的《商户联保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蒋中正自愿为晋小梅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现在，被担保人晋小梅拒不偿还到期债务，保证人蒋中正依法、依约均应当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二、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
上诉人主张：借款人欺诈被上诉人，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的规定，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
1.“国有企业利益”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
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之一，与一般商事主体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与一般商事主体面临同样的风险与机遇，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国有企业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
退一万步讲，即使本案“陈春”(化名)与晋小梅合谋欺诈被上诉人，也不能适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因“欺诈”，损害国家利益，从而导致合同无效之规定。
2.上诉人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之名，行“损害国家利益”之实
上诉人的基本逻辑是：陈春与晋小梅欺诈被上诉人——损害国家利益——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上诉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这一推理的最终结果就是：被上诉人的贷款无法收回。
如果邮政银行的利益可以等同于国家利益，那么，上诉人其所主张的结果才是真正损失“国家利益”。上诉人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之名，行“损害国家利益”之实。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3.借款合同被确认无效的严重后果
贷款过程中，借款人提供的部分资料存在一定瑕疵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果就此认定借款人损害国家利益，并确认合同无效，那么，将有大批借款合同可能被确认无效，从而导致巨额的金融资产无法收回。这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乃至国家金融稳定。
三、被上诉人善意且无过错，其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1.户籍信息的查询应以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查询为准
龙泉公安局的查询结果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况且：龙泉公安局的查询结果也只是说身份证号与姓名“不匹配”，但并没有直接认定陈春的身份“虚假”。实践中，某人更改了姓名，而其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更新，也会出现外地公安查询时出现“不匹配”的结果。
2.“陈春”此人非并虚假
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中，陈春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能相互匹配，且能查询到相关征信记录(详见：陈春《征信报告》)。“陈春”此人在 20xx年10月17日还在其它银行申请过60000元的担保贷款，并获得审批通过。因此，陈春此人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人。
3.被上诉人只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形式审查”
《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复〔1999〕44号】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明只进行形式审查，即审查身份证明所用材料和记载的内容在表面上是否符合身份证明管理部门的规定。储蓄机构不负有鉴别身份证明真伪的责任。”
《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17条规定：“银行以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签章以及需要效验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未发现异常而支付金额的，对出票人或付款人不再承担委托付款的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办理存单挂失手续有关问题的复函》【银函[1997]520号】第3条规定：“在办理挂失手续时，储蓄机构对身份证件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件真伪的责任”。
银行不是户籍管理机关，更不是鉴别身份信息的专业机构，从其职责和能力要求而言，不可能对身份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为此，人民银行在各项规章和管理制度中，反复明确银行对身份信息只负责“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件真伪的责任(实质审查)。
本案中，被上诉人专门查询了“陈春”的征信报告，其在人民银行的系统中存在征信记录，且在查询当时信用记录良好。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
4.借款人只有晋小梅一人，不包括“陈春”
虽然，《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签名处的借款人为“晋小梅”、“陈春”两人，但是，《个人贷款放款单》证明被上诉人只向晋小梅一人帐户(账号：6065120)发放了贷款10万元。
被上诉人并没有向“陈春”发放任何贷款，与陈春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在一审时未将“陈春”列为被告。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联保合同》和《借款申请书》也能印证“陈春”并非借款人，只是作为借款人晋小梅的“配偶”身份签字的。
四、关于经济犯罪
1. 晋小梅与陈春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欺诈，尚十分不清楚，更不能认定两人已经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更没有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侦查”，因此，上诉人主张涉嫌“经济犯罪”，应当中止审理完全缺乏事实依据。
2.即使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仍然应当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退一万步讲，即使陈春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也仍然应当继续审理。
3.上诉人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移送经济犯罪线索的通知”》在“北大法宝检索系统”以及“百度搜索”中都未查到该文件。因此，对该文件是否存在?是否仍然有效?尚不清楚。
4.本案上诉人主张涉嫌经济犯罪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想无期限地拖延案件审理，以达到其无期限地拖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目的。
综上所述：
1.借款合同及联保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之规定;
4.被上诉人善意且无过错，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5.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
此致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经济纠纷的诉状范文5
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阿里互联网平台的云计算能力和用户数据，建立“审务云”平台，力求实现当事人协查信息共享、文书送达、电子商务纠纷网上化解、金融犯罪预测预防等“互联网+”功能。
在浙江，去年新收的60.5万件一审民商事案件中，有23%的案件法律文书不得不采取公告送达。这不但费时费力，增加了诉讼成本，也使得不少当事人错失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时机。
而有了“审务云”平台，浙江法院系统就能通过淘宝平台的数据确定当事人常用电话和地址，及时作出通知，把法律文书寄往淘宝收货地址，提高送达率，从而保护双方的诉讼权利。此举还有利于追查老赖行踪，解决法院执行中“人难找”的最大难题。
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合作并非第一次。之前，浙江省高院还与腾讯签约“互联网+审判”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两项合作成果：浙江法院微信“专用号”和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微信端。前者实现法院工作人员手机移动办公，后者实现诉讼服务移动化。
浙江省高院常务副院长徐杰说：“本次合作将构建符合信息时代特征的‘智慧法院’，为促进审判体系、审判能力和法院管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新路、积累经验。”
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在与阿里的签约仪式上，浙江省高院工作人员当场展示了“审务云”的两大功能：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只要当事人在淘宝网上购物或使用支付宝，办案法官经身份认证登录“审务云”办案数据关联检索系统，可以查询到被执行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情况和联系方式，并根据案件执行需要冻结涉诉人员的资产，方便案件审结后的执行。
数据显示，全球淘宝网用户近5亿，这些用户的数据应用在司法实践中将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变革。而淘宝网只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网上交易平台。蚂蚁金服也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金融平台，利用蚂蚁金服平台上的用户消费数据，法院可以实现涉诉当事人资产信息的在线查询，得知涉诉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余额宝资产等。对于一些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依照法律程序可予以冻结、划扣。
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也会与蚂蚁金服共享，这意味着，当事人一旦有了法院的不诚信记录，芝麻信用分就会大受影响，以后在“花呗”上申请不到额度、在“借呗”上拿不到低息贷款，甚至无法通过支付宝购买机票和奢侈品。不仅如此，支付宝还会时时推送“还债”的温馨提示……
徐杰表示，此次与阿里的战略合作，吸收和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在“审务云”平台建设、诉讼便民服务、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办案系统开发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司法审判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
双方合作的具体方式是，依托浙江省高院积累的案件数据资源，结合公安、政务、电商、金融、社交、航运交通等周边数据，形成智慧法院大数据生态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和阿里巴巴不断提升的多维度分析、数据可视化、深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沉淀，开发和实现办案全过程法官审判经验积累共享、司法资源智能推送、诉讼结果预判等智能化辅助办案平台，并可以进行审判偏离度分析预警，智能化协助法官工作，进而提高司法效率。
同时，法院通过对法院内外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提高司法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司法预测预判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让数据为司法业务服务。
构建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其实，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就网络司法拍卖、“审务云”平台应用、支付宝执行查控、案款在线缴退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数据显示，在公开、透明、零佣金的司法网拍下，浙江省法院94%的涉讼资产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成交率和平均溢价率比传统委托拍卖分别高出约13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为当事人节省佣金12.7亿余元。
2015年8月，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与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天猫、聚划算、蚂蚁金服小额贷款等平台的网上交易数据实现对接，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上交易纠纷、网上著作权纠纷、小额贷款纠纷等案件类型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介绍，阿里年均处理纠纷超过400万件，转换成诉讼的案件量年均增长300%，每年有1000多件；其中小额纠纷诉讼多，超过80%的纠纷交易金额在1000元以内。
由于网购的特点，大部分交易纠纷都涉及跨区域，异地诉讼差旅费和时间成本极高，中小卖家经常不出庭。
“过去，每个案件我们都要将相关资料打印出来，做公证，请律师，费用高，且费时费力。对用户来说，打个官司成本也很高。”俞思瑛说。
现在，在浙江省，网购纠纷在前期各环节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上法庭走法律途径解决。
当事人在线一键就可引入交易数据提交网上法庭，从立案、送达、证据交换、庭审、调解到判决每一个环节全流程在线上实现，一份诉状只需5分钟即能在线提交，数据证据也可一键导入。
浙江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姚海涛介绍，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在线证据，充分发挥了网上调解、裁判的便捷优势，极大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体现了诉讼便利，又方便法院及时审理。截至2015年11月30日，网上法庭共收到提讼案件813件，其中诉前调解196件，原告撤诉231件，已判决15件。
在法律界，“同案不同判”一直以来备受争议。阿里云的大数据专家研究出一套“相似案例比对服务”，将之命名为“明镜”。法院借此来充分挖掘法院已判案例数据，输出与目标案件相似的已判案例，从而智能化协助法官判案。另一方面，这个系统还有审判偏离度预警机制，这样，法官给出判决之前，系统会自动与历史案例的裁判尺度进行比对，减少主观因素，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
据透露，浙江省高院此次还引入了阿里云对象存储OSS，对法院的庭审录音录像、裁判文书等诉讼档案进行电子化存储，并通过司法公开平台实现案件审判流程信息、庭审视频及裁判文书等法院信息的公开上网。
“浙江法院近2000个审判法庭全部实现数字化，2009年以来所有开庭案件全程录音录像，目前已经存储了200多万个庭审录像。年底前全省法院所有已归档案件将完成电子化扫描并纳入审判管理系统。上网公开裁判文书160万余份，居全国法院之首。”姚海涛说。
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密集合作，引起业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赞誉声不断，尤其是基层法官好评如潮，微信圈内爆热。
但赞誉声中也伴随着疑虑声。有人称，阿里将用户数据提供给法院没有法律依据，且涉嫌侵犯个人隐私。也有人认为，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合作会影响司法公正。
姚海涛表示，民诉法第67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民诉法第121条规定，状应当记明原告、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都规定当事人应当向法院提交准确的送达地址。对法院而言，当事人送达地址等不属于隐私，通过获取当事人准确的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通知当事人应诉，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同时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案件。办案法官查询当事人在淘宝预留的联系电话和地址，系统会设置查询权限，法官只能查询本人在办案件当事人的信息，不能查询无关人员的信息，查询记录全程留痕。
记者了解到，阿里已与海南、浙江等7个省份的省级政府建立了围绕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战略合作关系，但涉足司法领域浙江是第一家。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表示，工作模式线上化后，可记录，可查询，通过严格的程序操作、权限控制，用户不必担心信息泄露。
经济纠纷的诉状范文6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03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写作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年毕业*大学法律系的我，2002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大群众依照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子后，我和同事坚决按法定程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减免收取法律服务费。我还结合*实际，倡议实行周六、周日假日值班并回访当事人等一系列制度，以最大限度的方便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每一个来访者来到法援中心，我都会亲自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他们反映情况时，我会仔细倾听，耐心引导，积极帮助他们依照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群众都对我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很多群众在我帮他们打完官司后，回家乡之前都来跟我道一声别。这使我在受感动、受鼓励之余，进一步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为法律援助工作奋斗的信心。
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在先后促成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后，又促成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